新闻伦理案例集锦

刘海明

导读

上周五，一位媒体朋友带着满脸问号，前来询问小编

“你知道凤凰新闻社吗？”
“听说过凤凰卫视、凤凰网，没听说过凤凰新闻社呀？”小编回答。
“他们的‘记者’正在找企业采访呢，企业把记者证拍给我了。”

如此“有图有真相”，明目张胆地采访，该不会真的是一家境外正规媒体，只是小编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小编决定一探究竟，揭开凤凰新闻社的神秘面纱！

凤凰新闻社是何方神圣？

在百度上搜索“凤凰新闻社”，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界面——

网站自我介绍是继《凤凰卫视》《凤凰网》《凤凰通讯社》之后，在香港崛起的第四大凤凰系列媒体机构。
进入网站，可以看到，该网站拥有覆盖凤凰论坛、经济广角、法制天地等16个涵盖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领域的栏目。目前，该网站也在正常运营，且不定期更新。

以该网站“经济广角”栏目为例，小编点进去发现，其最新的四篇文章中，其报道范围涉及县域招商推介、公司新闻、高校调研，部分报道还明确写着“凤凰新闻社讯”以及“记者×××”，疑似原创采编作品。

这是一家合法、正规的媒体机构吗？

在其官网社长致辞中，该网站自称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合法新闻机构”。传媒茶话会还发现，凤凰新闻社还设立了深圳、广州分社。

传媒茶话会咨询了一位《香港商报》的记者，其表示并未听说过这一媒体。她告诉传媒茶话会，在香港不需要申请媒体资质，除了电视台需要申请牌照，其他都是公司形式运作。
天眼查信息显示，凤凰新闻社主体——凤凰新闻社有限公司系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上，即便是香港特区政府合法的新闻机构，在内地采访也需要办理相关手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2009年发布的《香港澳门记者在内地采访办法》第五条规定：

香港和澳门记者来内地采访，需向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或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领取由中国记协制发的港澳记者采访证。

传媒茶话会查询中国记协4月23日公布的《港澳媒体常驻内地记者站及常驻记者最新名录》发现，凤凰卫视、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都在列，而凤凰新闻社并不在其中。这表明，凤凰新闻社没有在内地采访、设立分社的资质。

高仿频现：真“凤凰”很受伤

凤凰卫视和凤凰网，分别是华语媒体中极具影响力的电视媒体和知名互联网资讯门户，两者均属凤凰集团旗下。这家名为凤凰新闻社的机构，和凤凰卫视、凤凰网是否有隶属关系呢？
传媒茶话会就这个问题向凤凰网高层管理人员求证，得到的回复是：凤凰新闻社和凤凰卫视、凤凰网没有任何关系。
2021年，据相关报道，知情者介绍，多人自称来自“凤凰资讯”“凤凰新闻”，在河北开展新闻采访活动。但具体一问，却又承认是“凤凰新闻社”等单位的人员。
在传媒行业，类似“李鬼”扮“李逵”的现象并不鲜见。
2019年，传媒茶话会发布《打着媒体旗号就敢采访？遇上这种“记者”直接报警！》一文，揭示了一家名叫“凤凰通讯社”，自称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合法新闻传媒机构，未获得中国记协制发的港澳记者采访证，在内地采访，并设立分社的行为。
这家名为凤凰通讯社的机构还未经凤凰集团许可，擅自在其网站、公司招牌、人员名片等处使用“凤凰”标识，并从事新闻报道、节目制作等服务，并擅自使用凤凰集团字样虚假宣传。
2020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凤凰卫视、凤凰网起诉凤凰通讯社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一案宣判，要求凤凰通讯社停止对凤凰卫视、凤凰网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凤凰卫视、凤凰网500万元。
2021年5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声明称，有名为“周智均”的人冒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多次参与社会活动。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该人的另一个头衔是“凤凰通讯社”董事局主席，而这个2016年便成立的机构多次以新闻单位的名义开展活动的机构，被证实是一家私人控股的公司，该公司仅有的两名记者并未持有记者证。

如何识别合规采访的港澳记者？

“遇到自称是‘香港媒体’的记者要求采访的，只需查看对方是否持有中国记协制发的港澳新闻机构常驻内地记者证或港澳记者采访证。”此前，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告诉传媒茶话会，若对方无法提供相关证件，采访对象可以拒绝采访。
《香港澳门记者在内地采访办法》第六条规定：香港和澳门记者在内地采访，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采访时应当携带并出示港澳新闻机构常驻内地记者证或港澳记者采访证。   
那么，港澳新闻机构常驻内地记者证和港澳记者采访证长什么样呢？
传媒茶话会从国务院港澳办官网上找到了相关样本图片。

为了防止证件造假，被采访单位和个人还可以通过登录中国记协官网，查看《港澳媒体常驻内地记者站及常驻记者最新名录》。若无法确认，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可以直接拒绝采访，如若对方还存在敲诈勒索行为可报警处理。

来源：传媒茶话会（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2HsBTGbYgZbQ_VxeRcplg

编辑：程博

刘海明

【案例】

俄罗斯记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的诺贝尔和平 奖奖章以1.035亿美元的价格拍卖成交，他 把这笔巨款捐给了俄乌战争中的乌克兰儿童 难民。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良知与美德总是能轻易 地打动人心！

来源：搜狐网

编辑：程博

刘海明

【案例】

褚朝新：记者证不能辨记者真假，舆论监督无善恶之分

每次给地方官员们讲课，开头就普及两个常识：第一，这些年引爆舆论的多数是自媒体，主流媒体的范畴已经不再仅仅是传统媒体，因此要重视各种自媒体；第二，记者证不能作为判断一个来访的媒体人是不是真记者，若错误地觉得没有记者证就是假记者，很可能陷入被动的境地。
关于没有记者证是否可以采访的争议长期存在，陆续写了几篇小文章谈这个问题，今天把几篇小文章汇总整合在一起，方便大家传播和阅读。
记者证不能辨记者真假
当记者的16年，有很长时间都没有记者证。2002年到2005年，最早在一线采访的这三年，一直没有记者证，但我的名字那三年印在报纸上就是“本报记者褚朝新”。
为什么干了三年多都没有记者证呢？
首先是政策限制。2002年大学毕业，刚毕业要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必须拿到从业资格证了才能申报记者证。而按照政策，必须工作一年左右之后才能参加从业资格考试。这意味着所有刚刚跨出校门的新人，不管你是本科毕业还是研究生毕业，不可能一进入单位就能拿到记者证，都有个过渡期。
我是2003年参加从业资格考试并拿到从业资格证的，到了2005年左右才拿到记者证。拖这么久，一是与核发证件的部门的办事效率有关，二是与报社的办事效率有关，还与报社持证人员数量的限制有关。
到了新京报之后，也大约过了大半年才拿到新的记者证。
按照政策，我从武汉晨报辞职，记者证必须交还给武汉晨报，由武汉晨报申报注销，然后由新京报重新给我申报记者证。这个中间，自然会有几个月甚至一年左右的时间手里没有记者证。
2011年，我从新京报辞职入职南方周末，再次根据这样的政策，新京报注销我在新京报申领的记者证，由南方周末重新给我申领新的记者证。每次注销重新申报，都会间隔数月甚至一年两年的时间手里没有证。2013年，再次拿到了记者证。
讲这些个人的经历，是为了向大家介绍记者证申报的一些流程与程序，有些时候确实是因为政策问题导致一些记者没有记者证，不能把一个来访者有没有手持记者证当作判断他是否真记者的唯一标准。
此外，大量的现实案例显示，很多拿着正经记者证的记者，一辈子没有写过一个正经的新闻，还有一些拿着正经记者证的人，干着敲诈勒索的事情。这些敲诈勒索，有些是个人行为，有些是单位行为。
十多年前，采访某深陷举报的官员。我在当地采访期间，另有一个媒体从业者为此事去当地敲诈勒索了一笔钱。我问该官员，你如果问心无愧，这样敲诈勒索的记者为什么不抓？他说：当时做了抓的准备，但后来一查，该人提供的账户是其单位的账户，这意味着钱不是他个人收了。而此人的单位，是一个大报的子刊，不敢得罪。如果钱进了他个人的账户，就准备抓。
持证敲诈勒索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伙人，他们有记者证，或者拿着伪造的记者证，调子比真正做新闻的记者都高，动辄威胁地方官员，个别人还会叫嚣“不配合马上就让你下课”。地方政府和官员若愿意支付一笔钱，他马上可以保证负面报道不写了，还和你签订一个看起来很正式的合同，承诺发一个版半个版的正面宣传稿。
利用记者证敲诈勒索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记者证不该是检验来访者是否是真记者的唯一标准。反复聊这个问题，是希望厘清一些类似于“没有记者证就是假记者”的错误认识，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与摩擦。
茅台的前董事长袁仁国，2009年的时候已经是茅台的老总，但居然长期拿着正经的记者证，大家觉得他这种拿着记者证的人是真记者吗？某省省委组织部的科员也拿着记者证，她是真记者吗？
《财新》2017年报道，甘肃日报武威记者站站长马顺龙被抓。此人，在当地号称“地下组织部长”，敛财近亿元。这样的人，是省级党报的中层干部，自然也是有记者证的，他算真记者？
2019年7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中部记者站站长苗迎春涉黑案宣判，苗因多项罪被判无期徒刑。大家说说，苗迎春有没有记者证。他当然有，但是他是真记者吗？
没有记者证不会阻碍记者采访
如果以一个来访的媒体记者没有记者证为由拒绝采访，就能避免引发所谓的舆情吗？
个人的亲身经验表明，无论是在武汉晨报、新京报、南方周末还是最后在VISTA看天下微杂志工作期间，我都有无证采访的情况，但都顺利完成了采访任务。

2012年这篇《吃公家的饭，喝领导的酒》，曝光的是安徽萧县，当地有些官员及亲属代理白酒业务并划分势力范围，其分管的部门公款接待都要喝其代理的白酒，官员从中获利；此外，萧县贫困，大吃大喝严重。我当时没有记者证，暗访了五天、明访了三天，哪些官员代理哪种酒、如何牟利，公款吃喝的场所搞得清清楚楚，拿到了大量公款吃喝的白条等物证，现场目睹了多名官员公款吃喝的现场。
2011年4月11日，萧县粮食局局长陈锋在怡源酒楼招待了几名萧县官场同僚。席间，上了一道名为“老公鸡甲鱼”的菜，该菜价格高达760元。——文内大量这样的细节，就来自于我暗访时掌握的白条物证。
没有记者证， 调查照样完成，只不过是多花点时间，多花点心思，多跑一点路。
很多人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对于一个重大的事件来说，官方在乎有没有记者证，但当地的其它群体多数时候是不在乎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信息渠道并不会因为采访者没有记者证而能完全被封锁住。一个有专业技能、有一定人脉资源、有足够耐心的记者，没有记者证照样能完成一个调查报道。
一些地方官员因为来访者没有记者证将记者拒之门外，后果是什么？后果是记者无法从官方获得官方应该披露的信息，而只能大量获得对立的信息，这不能怪记者，这不是记者的能力问题，也不是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是官方单方关闭了沟通的渠道，主动放弃了自己发声的机会。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监督报道，地方拒绝接受采访，主动放弃发声，那媒体最终刊发出来的报道极可能会对地方非常不利。
以一个来访者没有记者证为由拒绝采访，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并不能阻碍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记者继续他的工作，但因为官方主动放弃了发声、单方面关闭了沟通的渠道，报道刊发出来后地方政府会比主动发声、积极沟通被动数倍。
以一个来访的媒体人没有记者证为由拒绝采访，往往并不是真的因为对方没有记者证，而是地方政府或者当事机构、当事官员本身不愿意接受采访，拒绝舆论监督，害怕媒体报道真相。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那么多持证的采访也被拒绝。
有记者证也未必畅通无阻
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和企业，喜欢拿记者证说事，说没有记者证的媒体人是假记者，尤其是遇到批评报道之后喜欢以此作为反击手段。
这样的反击，看似是在追究写批评报道的人是否具备新闻报道的资格，实际上是被批评者对批评报道本身的不满与抵触。
以我个人的经历看，那些愿意接触媒体、接受媒体采访的地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并不是太在意来访者是不是有记者证，他们在乎的是来访的媒体记者究竟是真来了解情况正规采访的还是借机敲诈勒索的。
所以，我的有些话这类官员和资本肯定听不进去，因为他们拿记者证说事并不是因为可能面临敲诈勒索的危险。他们不怕敲诈勒索，怕的是真记者的揭露与监督。对他们来说，花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如果能避免违法违纪行为被公之于众，花点钱消灾是代价最小的。
揪着是否有记者证这个问题不放的受访者，多半是不愿意接受采访的人。这种人，因为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所以寻找一切可以拒绝采访的理由，来访者是否有记者证就是他们觉得最佳的拒绝借口。
正规的《新闻记者证》的底页第三条明确写着：各级人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但是，我16年的记者生涯里，无证采访的经历很多，几乎没有因此放弃过一个采访任务，反倒是经常有拿着记者证依然被拒绝采访的遭遇，常常享受不到什么便利和保障。
过去，还有一些不愿意接受采访的人故意把“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曲解成给媒体记者供吃供喝安排住宿安排车辆，而不是安排与媒体采访相关的部门和官员接受采访。
没有记者证的时候，他们说你没证是假记者不能接受采访，你有证的时候，他们又用别的说辞敷衍媒体记者，总之就是不想接受采访。
在这种大环境下，就十分考验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能力了，不能过度依赖地方政府官员的帮助，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专业技巧在当事政府部门、当事官员、当事企业拒绝采访的情况下弄清楚一件事。
2014年12月我写的《一个超编法院的生存现实》，就是在当事法院完全拒绝接受采访的情况下完成的。为了尽可能让法院出来介绍一下情况，我想了很多办法与法院沟通。第一次，我守在会议室外近两个小时，最终堵到了院长。

我掏出记者证递给他，他看都没看，直接起身走人，拒绝接受采访。随后，我又找到了当地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出面协调，部长一番电话沟通，最后说安排了法院的政治处主任接受采访。可是等我赶到法院见到该主任，他赤裸裸地告诉我：我只听院长的。
在这种情况，我依然顺利完成了此次报道。报道刊发后，宣传部长、院长等官员主动找到我通报报道刊发后当地的整改措施。
这个时候，有一种成就感叫：即便你拒绝采访，我一样能拿到有力的证据和真实丰富的素材完成新闻报道。
我的电脑里，有一个新闻业务讲座的课件叫《如何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完成一个调查》，讲的就是如何在一个没有采访资源且地方政府和官员不配合采访的情况下完成一个调查报道。办法很多，路径很多，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相应的技巧。
很多自身存在严重问题的采访对象，不怕敲诈勒索的记者，反倒怕不收钱只想搞清楚事情真相的记者。这类人拒绝采访，不是真在乎你有没有记者证，而是因为你不愿意被收买。
舆论监督无善恶之分
山东的《青岛日报》2019年7月29日刊发的一篇文章，细数了该报自2月份来158天刊登的100篇舆论监督报道。

文章里说，有人将新闻媒体对政府部门的舆论监督形容为啄木鸟与树的关系：“树”（政府部门）只有接受“啄木鸟”（新闻媒体）善意的“敲打”，才能“虫去病除”“枝繁叶茂”。
“善意敲打”这样的调子，估计大家并不陌生。身边经常有人说，我们欢迎善意的批评与监督。似乎，批评与监督还有恶意的，而只要批评与监督被认为是恶意的，就可以置事实于不顾而拒绝接受批评和监督。
说这种话的人，大抵有两类，一类是嘴巴上欢迎所谓的善意批评与监督而心里其实是不欢迎批评和监督的人。但是为了掩饰手里有权有钱的蛮横，不得不用这样的花言巧语来迷惑大家。这类人，是因为私心说这样的话，担心自己的帽子与位置被尖锐的批评弄丢了，所以要给监督与批评分别带上善意和恶意的帽子。
第二类，大概就是帮闲的文人，总担心批评监督太尖锐，伤害了他们帮闲的主家，总希望批评者温柔一些、下手轻一些。这类人，也是有私心，但他们会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去掩盖自己的私心，能写出好些文章来论证舆论监督的所谓善意与恶意。
2018年，就有一个人撰文谈舆论监督。文章结尾说，“媒体做舆论监督要做“啄木鸟”，不是要把树木放倒，而是要把树上的虫子啄出来，让树木健康、葱茏地生长。”
看了这句话我就笑，如果一只啄木鸟停到一棵树上啄了几口能把树啄倒，那绝对不是啄木鸟的问题，肯定是树已经烂透了。这样烂透的树，一是该倒，而是即便啄木鸟不去啄，来一阵风也会吹到。
那篇文章里还有一句胡话是这么说的，“那种只求快意恩仇的杀伤性舆论监督，也是要慎用的。”
媒体的舆论监督如果对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人造成了杀伤性的效果，我觉得大概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是媒体胡编乱造栽赃陷害。对这样的情况，我作为一个干了16年的媒体人，一向是力主严惩的。好官不易，好官难得，舆论若随随便便栽赃陷害当然该严惩。这几年，被抓的传统媒体人、自媒体人已不少了，这一点真的不需要专家教授们操心。但是，这不叫恶意的监督，这叫假监督，没有事实基础的一切监督都是假监督。
第二个可能，是监督属实。如果监督属实，又具有杀伤性的效果，那只能说明问题非常严重。媒体如果不真实客观地呈现，故意弱化隐瞒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假新闻，是违背职业伦理的。所以，如果一个舆论监督实现了杀伤性的效果而没有失实，那该鼓励，不存在该不该慎用的问题。
在我看来，舆论监督没有善恶之分，只有准不准之别。
对于批评与监督，不论何种心意，批评的事实、证据如果错了，或者是为了达成某种善意的目的胡编乱造一通，都是不能被允许的，都是不专业的，当事媒体和写作者都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事实没有错，指出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那不管批评者的态度、言词是不是激烈，都应该被重视，错了要改、要纠正，不能因为批评者看起来好像来者不善就置若罔闻，继续错下去。
以动机论来抹黑监督与批评，是对抗监督、钳制舆论的一种伎俩。批评者最大的动机就是指出错误并希望被批评者纠正，与这个目的相关的一切动机都是合理的。如果批评者以批评进行交换或者敲诈勒索，那是犯罪，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是舆论监督的问题了。我还是那句话，这种人该抓该判。
眼下，有些地方官员肆意使用这样的伎俩，只要批评者的姿态过于果敢坚决，就要怀疑人家是不是有什么别的目的，没有别的目的也要给人家杜撰出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来，试图以抹黑批评者来消解受到的批评。
还有一种对批评者的构陷，来自于被批评者长期深陷泥潭的本能反应。
曾经担任过县委书记的陈行甲对我说过这样一席话：这些年的反腐证明，很多县委书记都在收钱，如果突然有个县委书记不收钱，他们死也不信。他们总觉得，天下的县委书记都应该是跟他们一样的，只不过是“不信任的不收、有风险的不收”罢了。
同理，长期只为了自己利益发声的人，也总觉得其他人应该都跟自己一样，哪有什么纯粹的打抱不平、哪有什么人会为了别人的权益义务站出来帮腔说话的。
当下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不是监督太过，也不是监督太狠，而是监督太少、监督力度太弱。还没吃饱，就担心吃撑，还郑重其事地警告大家别涨死，我觉得这属于有些人饿晕了的胡话。
来源：传媒特训营（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yz8TAEg94F6PY7PEohULA

编辑：郑程程

刘海明

【案例】

惊呆了！记者转行竟写淫秽小说，获刑8个月

来源：大众网综合自红星新闻、澎湃新闻
知名网络大V曾鹏宇微博账号在2022年8月被封。6月8日，记者获悉曾鹏宇因涉嫌犯传播淫秽物品罪于2022年8月被抓。中国裁判文书网5月26日公布了曾鹏宇传播淫秽物品一案的刑事判决书，判决书显示，他此前已因犯传播淫秽物品罪获刑8个月，自2022年8月28日起至2023年4月26日止。

6月8日，媒体记者拨通了曾鹏宇的电话，表明身份后对方随即挂断了电话，截至发稿对方也未回复记者的采访短信。

多位家长举报，曾鹏宇的色情小说更新长达10年。

2022年夏，学生家长李先生（化名）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与另外几位学生家长，一起将涉嫌制造贩卖淫秽物品长达十年、坑害多名青少年的百万粉丝网红大V曾鹏宇举报了。据李先生自述，2021年9月，他发现自家孩子用手机读色情小说，小说作者名为“蒙面裁缝”，在多个平台发布色情小说，其中观看量最高的小说为《煤矿×××》，更新时间长达十年，字数累计上百万。

“填坑的蒙面裁缝”发布文章更新信息

随后，李先生了解到自己还在读小学的孩子，是刷微博时看到了一个ID为@填坑的蒙面裁缝的博主，该博主每次更新小说时都会发到微博，并引导粉丝去外网看。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被引导到情色文学区中的粉丝有大量未成年男孩，观看小说还需购买金币付费。家长们通过查询“蒙面裁缝”在互联网上的相关信息，发现“蒙面裁缝”相关信息与曾鹏宇高度吻合。事发后，孩子家长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报案。

而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刑事判决书，《煤矿×××》正是网红大V@曾鹏宇的小说。

曾鹏宇原为一名记者，2021年，按照国家网信办“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新浪微博开展财经自媒体违规内容专项整治行动，曾鹏宇因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信息被禁言1个月。

2023年2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发布公告称，法院于2月17日下午2点，公开开庭审理曾鹏宇传播淫秽物品罪一案。

因犯传播淫秽物品罪，曾鹏宇获刑8个月现已刑满

2023年5月26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曾鹏宇传播淫秽物品一案的刑事判决书。判决书显示，1975年出生的曾鹏宇，在2018年7月被行政拘留14日，因涉嫌犯传播淫秽物品罪于2022年8月8日被抓获，同日被取保候审，同月28日被刑事拘留，2022年9月22日被逮捕。

曾鹏宇传播淫秽物品一案判决书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曾鹏宇自2018年至2022年间，在北京市东城区、北京市朝阳区家中等地，将本人撰写的小说《煤矿×××》上传至“帅同××网”、“搜同××网”等网站。经鉴定，小说《煤矿×××》为淫秽物品，在上述网站总点击量达150余万次。2022年8月8日，曾鹏宇在其住处被民警抓获，涉案手机、电脑等已起获并扣押。

曾鹏宇的辩护人辩护称，曾鹏宇法律意识淡薄，因文字章节原因，实际点击量减少，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建议对其予以从轻处罚。

法院认为，曾鹏宇传播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依法应予刑罚处罚。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曾鹏宇犯传播淫秽物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

2023年2月17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曾鹏宇犯传播淫秽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未随案移送的物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判决书还显示，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自2022年8月28日起至2023年4月26日止。这意味着曾鹏宇目前应该已刑满释放。6月8日，红星新闻记者尝试拨通了曾鹏宇的电话，但表明身份后对方随即挂断了电话。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iuPSUco07FhSuaPfD7wGg

编辑：郑程程

刘海明

【案例】

归伶昌丨阿奎那行动理论中的意志与道德运气

归伶昌：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哲学。

道德运气，特别是它与意志的关系为何的问题在现当代伦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一问题在阿奎那思想中的位置也开始得到讨论。本文试图在梳理阿奎那和与之对立的阿伯拉尔主义在意志和道德运气关系问题上不同观点之间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将阿奎那道德行动理论阐释为一种质形论结构，意图指出，阿奎那以符合理性为行为善的形式准则，实际上允许道德运气作为行为的质料性部分参与到道德行动善恶大小的变化的影响中来。但这一对道德运气的容纳仅限于关涉此世的善恶行为，关涉来世的本质性的善恶行为则完全不受道德运气影响而仅仅取决于出自意志的善的意图。阿奎那行动理论的这一框架，既不否认道德运气的客观存在和对道德行动的影响，又有效限制了它对道德行动进行善恶判断的干扰，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意志不受道德运气影响。

本文刊登于《伦理学术13——意志自由：文化与自然中的野性与灵魂》第217-228页。

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3.7）

所谓道德运气，指的是“某人所做之事有某个重要方面取决于他无法控制的因素，而我们仍然在那个方面把他作为道德判断对象”的情况。关于道德运气对道德评判的影响，道德运气与意志关系的讨论古已有之。但一直到威廉斯和内格尔之后，这一问题才真正成为伦理学的重要问题之一而受到广泛而专门的讨论。随之而来的是，人们从这一提问视角出发，对哲学史中的相关思想所进行的回溯性考察。

同样地，阿奎那的思想与道德运气的关系问题在英美当代阿奎那伦理思想研究中也得到了注意。不过，这些研究基本只考察了阿奎那思想中偶然因素如何对行为的结果发生影响。但在阿奎那的伦理学中，道德运气、意志和善恶之间显然有更复杂的关系。本文试图在与阿伯拉尔的道德意志中心主义对比的基础上，以质形论的框架展示阿奎那如何在允许道德运气对道德行动的影响的同时，确保道德善恶评判的稳定性。本文的第一部分将简要总结意志中心主义的观点和道德运气问题对其的挑战；第二部分将以质形论的方式重构阿奎那的行动理论和关于恶的理论，从而揭示出阿奎那如何解决道德运气与道德评判独立性之间的张力；第三部分将会在阿奎那思想更完整的背景——即双重幸福论——中来讨论道德运气和意志的关系问题。

本文作者：归伶昌 博士

一、阿伯拉尔主义与道德运气

当代所谓道德运气的概念，主要由托马斯・内格尔和威廉斯针对康德所提出。在康德看来，一个行动的道德性与偶然的外在因素无关，而只与意愿（wollen）和善良意志（guter Wille）有关，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康德说道：

善的意志（der gute Wille）之所以是善的，不是由于它所造成或达到的结果，也不是由于它对实现某种预定目标的适当性；它之所以是善的，仅仅由于它的意愿（sondern allein durch das Wollen），也就是说，它本身是善的。而且，就它本身来考虑，对它的估价应当无可比拟地高于它所可能带来的任何结果，任何有利于某一倾向甚至所有倾向之总和的结果。即使万一发生如下情况，由于命运特别不济，或由于继母般的自然界提供的必需条件严重不足，使这种意志竟然完全没有力量实现其目标，如果尽最大的努力也不能使它达到它的目的，如果剩下的只有那善的意志（der gute Wille）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愿望（bloβer Wunsch），而是使尽我们所掌握的所有方法），它仍会放射出宝石般的光芒，因为它自身拥有它的全部价值。无论是富有成效还是毫无结果，都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这种价值。

康德的这一思想，其核心在于，只有绝对不超出个人主观上的控制能力和个人意愿——即只有意志——才是道德评判唯一可靠而恰当的标准。与之相对的是，思虑的周全或者不周全，受到偶然外在因素影响的具体行动及其结果不是评判道德的标准。因此，一个道德行动的全部道德价值（der volle Wert）都在意志之中。

康德的这一想法在中世纪早已有了先声：12世纪的哲学家阿伯拉尔在其著名的《伦理学：认识你自己》中有几乎相同的主张：

当意图（intencio）正义时，整个由之而来的行动就都是配得上光明的，也就是说，都是善的，我们可以把这些行动当作［意图的］具体物形态［mos corporalium rerum］……而行动，无论是受到谴责的亦或是得到认可的（reprobum et electum），都就其自身而言是不善不恶（indifferentum）的，它们只会因为行动者的意图而被称为善或恶。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某个善或恶的行为发生了，而是某个行为善地或者恶地发生了。

在阿伯拉尔这里，任何行动本身，都是不善不恶的，因此，只有意图才是善恶的源泉，善的意图所行出来的事才能被称为善的，恶的意图所行出来的事才能被称为恶的。从而，任何行动的善恶不受外在条件，不受行动结果的制约与影响：

神根据每个人罪的量来给予惩罚。所有同等地藐视（contempnere）神的人，之后也会受到同等的惩罚，无论其具体情境（condicio）和职业（professio）为何：当一个僧侣和一个平信徒同等地赞同奸淫时，且当这一平民内心如此这般地被激荡着，以至他就算成了僧侣也不会出于对神的敬畏而放弃这一可耻的行为的话，那么［这个平信徒］受到的惩罚和僧侣一样。同样，一个人因为公开的恶行而伤害了很多人，并对通过这一榜样效应而败坏了他们；另一个人则隐秘地犯罪，仅仅伤害到了自己。当这个隐秘犯罪的人［与公开犯罪的人］具有同样的蓄意（propositum）和对神的藐视，从而他没有败坏他人而仅败坏自己不过纯粹是偶然，那么这个没有因为神而约束好自己的人在神那里受到的惩罚就是一样的。在善恶报应上，神只关注灵魂，而非行动的效果，不衡量我们善或恶的意志（uoluntas）产生出来［的产物］是什么，而是只判断我们的灵魂在蓄意中的意图（intencio）为何，而非外在行动的效果。

在这段文本中，阿伯拉尔将自己的观点更具象化和极端化：即使两个行为产生的后果差异巨大，只要其意志的动机中包含的善意和恶意的大小一样，那么这两个行动的善恶大小便一致。

内格尔质疑这种阿伯拉尔主义式的道德观，对于他来说，这一企图将任何外在运气因素排除掉，以“善良意志”作为道德善恶可靠支点的想法有其天然的困难之处，因为在内格尔看来，被道德运气所包围的“善良意志”受制于各种不受人们控制的因素，这些因素往往构成了某个行为发生的前提和环境，从而意志最后不过是一个“没有广延的点”。因此，任何道德行为的道德性，都不可能与道德运气全然无关。

按照外在情况对道德行动影响的不同方式，内格尔归纳了四种道德运气：生成运气、环境运气、原因运气和结果运气。这些运气紧密地包裹着每一个善或恶的道德“事件”，以至于我们无法找出在这种叙事中应该负起道德责任的、绝对独立的道德主体。从而，我们可以为某个行为感到遗憾或髙兴，但却无法责怪它或赞扬它。正如内格尔自己所说，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那个作为道德判断对象的自我的一切行动和动机都可以被还原到事件中，从而“自我”有被瓦解的可能。

阿伯拉尔虽然和康德在道德运气问题上持有同样的立场，但他的立足点并不在自我的绝对独立性，而是在神意的透明性上：神可以洞见每个人的一切角度，因此，神不需要通过观察行为的结果来对行为的道德善恶或者善恶的程度进行判断。神作为道德审判者的这种“直抵人心”的特性，使得任何关涉到判断行为善恶的偶然要素都成为不可能。因此，以有神论为前提面对阿伯拉尔去回答“道德运气何以可能”，看上去似乎并不比面对内格尔去回答“不受运气影响的独立的道德主体何以可能”更轻松。通过对阿奎那文本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阿奎那不仅接受了这一挑战，并且认可了道德运气的可能性。在第二节中，我们将指岀阿奎那的这一宣称首先基于其对行动的一种与阿伯拉尔全然不同的质形论的解释框架。

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1079-1142.4.21）

二、道德运气的阿奎那解决：一种形质论的框架

与康德或阿伯拉尔不同，阿奎那并不将道德行为的善恶根据放在善良意志上，而是放在人对理性符合本性地使用上。他说：

人性行为之善恶是根据理性，因为……人之善是按理性的实在，而恶是不合理性者。每一物之善，是那按其形式适合于它者；而恶是“不合理性者”。可见对象善恶之区别，是看其对理性的本然关系，即是说，看对象是否符合理性。有些行动被称为人性的或者道德的，乃因为是出于理性。

一个行动是善的，是因为这个行动符合了人这一存在物恰当的存在形式，即人的本性的恰当实现。这种实现就是“幸福”（beatitudo）。这也就意味着，一个行动的善恶并不仅仅依赖于人符合理性的欲求——即拥有善的意志，还要求人符合本性地将这一欲求付诸实施，即理性地行动，以及产生岀符合人本性的恰当实现作为其结果。

我们注意到，与阿伯拉尔主义不同，阿奎那这种界定善的方式不从行动的部分出发，即不是去找寻行动各个环节中哪一个环节才是那个“宝石般光芒”的真正所有者，而是从整体的角度，要求整个行动具有“符合理性”这一形式。

在这里，阿奎那只是在形式上规定了行动的善的条件，而对具体行动的内容并没有给岀规定，这也就事实上允许了道德运气与行动道德性的并存，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阿奎那谈论生成及原因运气和结果运气这两方面。

在阿奎那看来，个人偏好和秉性作为生成运气，有限的认识作为原因运气都会对道德行动发生影响：

若是这样的善，它并不在所有能被考虑到的方面的意义上被认为是善的，它将即使在行动的类上（quantum ad determinationem actus）并不必然地推动［意志］，因为某人可以在意识到这个善的情况下意愿与其相反的东西，因为［后者］或许就别的方面来考虑是好的和合宜的，比如某物对健康是好的，但对享乐却不是如此，在别的事情上，情况也是如此。

意志相较于另一个对象而倾向于这个个别的对象，可能出于下面三个原因：

其一，因为这个更被看中（preponderat），从而依理性而推动意志，比如某人相对于对欲求有益的东西更偏好对健康有益的东西；其二，人们只考虑事件的某个个别角度而没有考虑其他角度，这通常发生在或是由内，或是由外出现的一个偶然情况，使得某人有了这样［有局限性的］认知；其三则出于个人秉性（dispositio），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人是怎样的，所呈现给他的［人生］目的就是怎样的。从而暴躁的人的意志被推向某个［目的］的方式便与平静的人的意志被推动的方式不同。

在阿奎那这里，尘世的善具有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决定了个人可以对善有不同的抉择。而个人的偏好——这种偏好可以产生于文化习惯，产生于教育培养，等等——则可以成为这一抉择的标准之一，从而一些人可以在一些情况下选择或者不选择特定的善。但在这里，阿奎那并不认为这种偏好性能威胁到人们依理性活动——也就是说，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个人背景而有不同的偏好，从而在同一个情境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而这些选择都可以是符合理性的，从而道德上都可以是善的和合宜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个人秉性那里：有些人比较暴躁，有些人比较平和，从而呈现给他们的目标是不同的，他们也会依照各自的理性行事，都可以做出符合理性的行为。

在一个具体的情况中，人们的认识往往是有限的，因而人们只能从有限的角度来考虑采取的行动。在绝对的意义上，这种考虑或许并不是最佳的，但只要这个人在有限的认知中进行了理性的考虑并依此行动，那么他的行为就依然是善的。

与内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这些生成和原因运气在阿奎那那里尽管构成了道德行动的基础要素，但道德善恶的绝对基础——人是否依据理性活动——并不与之对立或分离，而是恰好建立在这些生成运气之上，即某个特定的个人如何在有特定的喜好、仅仅能考虑有限的角度、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情况下依照理性行动。因此，人有可能因为自己倾向和喜好的差异而在具体情境下有不同的行动，但是都是合乎理性的偏好。这一道德善恶性和道德运气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一种质形论的框架结构：符合理性或者不符合理性作为形式性因素决定了这个行动的类（species，即行动是善或者恶的），而诸道德运气则构成了道德行动的“质料”方面的基础。

这些质料性的运气因素虽然并不能改变行动的类，但在阿奎那看来，它们确实会对善恶的大小产生影响，在讨论到一个人是否有可能同时有多个互不从属的目的时，阿奎那说：

若两个东西之间不相关联，人也能同时有许多目的。这可由下面的事看出来：一人在二者中选取一个，因为它比另一个好；一个比另一个好的条件之一，是因为第一个有多种用途，因此，一物能因有多种用途而优先被选。由此可见，人同时有许多志向。

这段文本谈论的是人如何在比较中进行选择，在这里，能实现目标的多少，也就是这个善的量的大小，只是某人进行选择所要考虑的要素之一，这也就意味着，个人喜好和不同的倾向也是选择所要考虑的要素。但反之，这也意味着，受生成和原因运气影响的选择很可能并不能获得最大的善。但在阿奎那，这不一定有损于一行为是符合理性的，即是善的：某人习性喜欢吃清淡食物，于是尽管例如汉堡更能填饱肚子，但他依然会选择例如寿司作为午餐。这里，一方面他的选择，在他个人习性和个别情况的基础上是符合理性的，但在获得的善（营养）方面确实又（相较午餐选择吃汉堡）更小。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行为是善的抑或恶的这一类的规定性可以免疫于生成运气和环境运气——因为这一类的规定性（即道德行动的类，species）仅仅由行动是否符合理性所决定——但行为所实现出来的善的大小，则可能因为这些运气因素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道德运气不能在类的规定性上，只能影响行动中善恶的大小。

在结果运气方面，阿奎那对这一二重性表述得更为明显，比如当阿奎那追问一个人性活动（actus humanus）的善恶大小是否仅与意图相关时就指出，外在的障碍（impedimentum）可能会导致实现出来的善比意图的善小：

若我们从对象方面去看两种分量，则显然行动之分量不随志向之分量。关于外在行动，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导致所志目的之对象，与该目的不相称，例如：一人给十块钱，却想买值一百块钱的东西，则其志向不能完成。另一种是外在行动遇到我们不能克服的故障，如一人立志去罗马，遇到了困难而未能成行。

在这里，与理智计算的错误不同，外在的障碍完全不处在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内，但它依然会导致行动中善的大小发生了改变，但与此同时，这个行为的类（比如到罗马朝圣作为一个善行）则并不会因为它的没有成行而改变（变为恶的）。

从上面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阿奎那依然将属于意志的意图活动作为一个行动是否能进行道德判断的先决条件，但这一意志仅仅是一个“动力因”，比它更根本的是所追求的人的本性的实现，即幸福作为目的因，即人理性地，或者在理智控制下活动。因此，与阿伯拉尔和康德不同，阿奎那完全认可道德运气对道德行动及其道德评价的影响——用一种质形论的方式我们可以说，这些“运气”要素被作为人这一主体自我实现的质料而存在。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影响仅仅限于量的范畴，即道德运气仅仅只能改变某个行动的善或恶的大小，但却不能改变这个行动的本质规定性，这就像在一块次等的木头上雕刻的人像诚然没有在一块上等的木头上雕刻的那么让人赏心悦目，但我们依然要说这是一个人像而非一只鸟的像。

但要注意的是，由于善恶的标准变成了人是否合乎本性地，即是否理性地行动，因此善的标准不再如同康德和阿伯拉尔认为的那样是意志的一个“点”，而是整个意志活动——也就是说，阿奎那对善的要求变成了整个意志活动中保持理性。而理性的有意的不在场则被视为是一种恶。从而不仅仅是内在的意图，外在行动的执行、手段等都成了决定一个道德行动善恶的要素：在一个救援活动中，我们不仅需要良好的意愿，还要尽可能地合理规划，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要合理安排，这才构成一个真正的善行。

到目前为止所展现的阿奎那，更多还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但与亚里士多德不同，阿奎那的伦理学是以基督信仰为基础的，因此他的伦理学的幸福论基础是与亚里士多德全然不同的所谓的“双重幸福论”。这一理论使得道德运气与意志，与道德善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在第三节中我们将会从双重幸福论这一更完整的背景出发，更全面地讨论道德运气在阿奎那思想中的位置。

                     

Benozzo Gozzoli作品《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胜利》（局部）

三、双重幸福论与道德运气的限度

在阿奎那看来，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追求个人完满实现的幸福定义虽然不是错误的，却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无法完满地实现。人本性上求知，因此，“认知真理”是人最高的欲求。但一方面，我们的肉身是有限与可朽的，另一方面，我们追求的对象也是有限与可朽的，这两者都没法让我们的理性充分而完满地实现——我们根本无法穷尽个别的知识，而我们又无法通达整全的普遍知识。但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著名的命题：神与自然不会白白地造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人有如此这般的欲求，那么这一欲求就应该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得到实现。为了贯彻这一原则，就必须超越现有的欲求基础（即我们可朽而有限的身体）和欲求对象（即可朽的物质实体及由之而来的个别的知识）——只有当灵魂与其对象都处在不可朽状态时，我们自身的欲求才能最完满、最充分地实现，实现完全的幸福（beatitudo），这一幸福与不完满的，此世能达到的幸福构成了所谓的“双重幸福”（beatitudo duplex）：前者是完美的，因此是本质性的，后者是前者衍生或者分有出来的，是不完美的，因此是偶性的。

但人最高的理性欲求完善实现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所无法达到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额外的帮助来使得我们能够直接通达普遍真理，同时我们也需要一个普遍真理作为客体。这一主体上的额外协助和客体上的额外给予都来自神，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神的协助（即神的恩典）和神作为普遍真理对象，我们才能充分地实现求知活动，实现这个完善的本质幸福。而这一实现活动由于是来世的和非质料性的，因此它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的实现活动，也就不依赖于任何“结果运气”——只要有足够的善良意志（对神之爱，caritas）就足够了。因此，阿奎那说：

某人虽然有进行施舍的意图，但却因条件不具足而未能做到。他所获得的本质性的奖赏——这一奖赏是神的喜悦——并不比如果他真的捐献了要少。这一奖赏与和意志有关的对神之爱相关；但若是涉及偶性上的奖赏，即关于受造物的喜悦时，则不仅意愿，而且真的做了的人所得的奖赏更多。因为他不仅因为意愿这样做而快乐，也因为确实这样做，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善而快乐。

我们发现，对于阿奎那来说，本质性的善不仅如同偶性上的善那样，在类或道德行动的本质上对结果运气免疫，它甚至在善的大小上也对结果运气免疫：一个因为结果运气没有实现出来的善行并不会影响和改变本质善的量的大小。

而当我们考察本质性的善的本质时，我们会发现，它的大小不仅与结果运气无关，它甚至似乎与一切偶然性因素无关，因为本质性的善的量关涉的是爱德的多少，其实现是来世至福直观中直观上帝的能力，而这一爱德的程度与任何道德运气无关：

看见上帝的能力，并不是受造的理智的本性所固有的，而是……借助于荣光或荣福之光，是这荣福之光使理智获得上帝的某种形式或相似上帝。因此，分受荣福之光较多的理智，看上帝就看得更完全。而有更大爱德的，就分受更多的荣福之光，因为那里有更大的爱德，那里也就有更大的愿望；而愿望使愿望者适于并妥善准备自己承受所愿望之物。所以，那更有爱德的人，就更完全地看见上帝，也就更有福。

对于恶，情况也是如此，与神相关的所谓本质性的恶（死罪）的实现，不依赖于结果运气，它的大小，也与其结果不相关，而偶性的恶——这种恶的大小取决于给别人造成痛苦——其大小则与结果运气相关，造成越大的痛苦，其所具有的偶性的罪也就越大：

类似地，当用本质性的惩罚——这一惩罚在于与神的分离和由此带来的痛苦来考虑过失（demeritus）的大小时，那仅仅在意志中犯罪的，过失不比在意志和行动中犯罪的人小，因为这一惩罚惩罚的是对神的蔑视，它仅考虑意志。但当涉及次等的惩罚时——它在于从别的恶而来的痛苦，那在行动上和意志中犯罪的，其过失更大。因为他不仅要承受来自欲求恶的痛苦，还要承受作恶的，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恶的后果。

在这一段文本中，阿奎那更清楚地将本质性善恶的大小对道德运气要素免疫的原因表达了岀来：本质性的善恶涉及的仅仅是意志——涉及的是爱德的增长与毁灭，而不涉及行动。在这个角度上，阿奎那事实上与阿伯拉尔主义是契合的。但他并非阿伯拉尔主义者，因为即使是本质性的善也依然是在人符合理性活动基础之上的额外的神的恩典，或者一个“额外的”，更充分的完善性，所以这里依然要求人在有这个额外的善良意志的同时，必须依然保持理性地行动，否则对来世的完满幸福并无助益，对此，他的典型例子便是，通过杀戮来取悦神，或者通过偷窃来施舍的做法在道德上依然是恶的。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来世幸福这一层次上，道德行动的善恶与道德运气之间的关系与在此世幸福这一层面上有显著的不同：两者虽然都建立在理性符合性上，因此都在类上（也就是在善恶的质的方面）免疫于道德运气，但与此世的善恶（偶性上的善恶）不同，由于本质性的善恶关涉的纯粹是人的意志，因此善恶的大小不受道德运气的影响。

         

Lorenzo Lotto油画，左起：阿奎那、弗拉维安、彼得、维特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揭示出，与阿伯拉尔主义不同，阿奎那伦理思想中处在核心地位的不是意志，不是“对善的意欲”，更多的是理智，“理智符合本性地行动”成为道德善恶的标准。这一思路使得道德主体与道德运气之间不是如同在康德或者阿伯拉尔那里那样处于一种排斥的紧张关系，而是相辅相成，构成一种质料—形式关系。在这种关系下，行动善恶的本质不会因为道德运气而改变，但善恶的大小则可能因为道德运气因素而有所增减。但在阿奎那双重幸福论的框架下，道德善恶的标准和道德运气之间的这一双重关系仅仅适用于关涉此世幸福的偶性的善恶，而不适用于关涉来世幸福的本质性的善恶：在本质性的善恶中，道德善恶的大小完全免疫于道德运气。

来源：伦理学术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QriZchTg7nbJB-zRD5uSw

编辑：潘洁

刘海明

【案例】

新西兰国家广播公司纠正“亲俄”报道

惠灵顿:新西兰国家广播公司对入侵乌克兰的报道进行了编辑，以反映所谓的“亲俄观点”，之后该公司展开了调查。

新西兰广播电台在网上重新发布了路透社最初撰写的至少两篇报道，称其“编辑不当”，并对其进行了更正。

其中一篇报道被改成了乌克兰“亲西方政府”镇压俄罗斯族人的说法，而另一篇报道则将2014年推翻亲莫斯科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的独立广场革命描述为“政变”。

“新西兰广播公司正在调查，其网站上关于乌克兰冲突的一篇报道是如何被修改，以反映亲俄观点的，”在第一篇报道被发现后的周五晚上，该广播公司在一则新闻简报中表示。

新西兰广播公司发布的版本包含了对事件的虚假描述。这个故事后来被更正了。”

该电视台后来发现，至少还有一个故事被改了。

新西兰央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西兰央行非常关注并严肃对待此事。”

“我们正在调查，并已采取适当行动。”

该电视台表示，一名员工已被停职，等待调查结果。

来源：智讯信息网

链接：http://www.yfohe.com/news/show-55143.html

编辑：潘洁

刘海明

【案例】

新华社退休记者被诉索赔200万，此前被曝受贿洋房帮商人写文章

2023年6月，张厚堂起诉新华社退休记者汤计名誉侵权一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立案。

这起“名誉侵权”案，得追溯到多年以前。2021年，汤计被曝出利用个人影响力，帮助商人“平事”，并受赠了一套250多平方米的洋房。

汤计，曾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编委，也是截至2015年新华社建社85年来第一个“荣立个人一等功”的记者，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中国十大‘正义人物’”等称号。

从新华社退休后，汤计又创办了微信公众号“汤计典频”，继续“发光发热”，在内蒙古颇具影响力。

相关资料显示，2020年9月至2021年3月间，汤计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汤计典频”（现已更名为“满子典频”）连续发布6篇文章。

文章的内容，涉及内蒙古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内蒙古宏泰”）与其他股东间的一桩股权纠纷案，内蒙古宏泰则在相关诉讼中败诉。

从判决书等司法材料来看，这是一桩并不复杂的股权纠纷案件。

2019年，内蒙古宏泰被股东张宇起诉了。张宇说，2018年4月，另一名股东苏茂元将其持有的内蒙古宏泰1040万元股权（持股比例为18.72%），转让给了她，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生效后，张宇的股权由之前的13.5%，变成32.22%；但内蒙古宏泰一直拒绝为张宇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理由是“没看到协议和凭证，不认可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法律事实如此清晰的情况下，内蒙古宏泰自然一败再败。

但在内蒙古宏泰败诉后，新华社退休记者汤计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

“排外欺生，法治不彰”“执法者装睡打鼾”“法院还能守护最后一道公正防线吗”……汤计在其发布的文章里，使用了大量个人情绪强烈的措辞，为内蒙古宏泰“大声疾呼”，公开指责判决内蒙古宏泰败诉的各级司法机关。

已经花甲之年的汤计，为何如此积极介入这桩经济纠纷案件？

网络流传的一份《财务审计报告》，披露了汤计女儿汤苜获得一套250多平洋房的情况；根据内蒙古宏泰一名高管的说法，这套洋房，是由内蒙古宏泰出资，汤计未出分毫。

赢了官司却惹来“舆论质疑”，张宇等股东不堪其扰，从2021年初起便开始向内蒙古公安厅、内蒙古纪委等对汤计等人进行实名举报。

这些举报材料称，汤计除了在线上通过“汤计典频”发布多篇“扭曲事实”的文章、给不遂其意的司法机关“扣帽子”外，还在线下亲自跑到警局，给公安机关施压。

例如，举报材料称，汤计带着山西朔州商人殷培智去呼和浩特市公安经侦报案，诬称张宇父母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资产；经公安长达半年的调查取证，认为不属实未予立案。

又如，举报材料还称，2020年底，汤计带着殷培智前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局经侦举报，称“张宇、苏茂元股权转让案是虚假诉讼”，要求公安机关抓捕所谓“涉案人员”。

2021年12月，《财经》杂志资深编辑李廷祯在其微信公众号“鹈鹕说”发表了数篇文章，披露汤计受赠了一套价值159万余元的洋房，位于呼和浩特市恒大翡翠华庭小区首期14栋。

文章展示了的《财务审核报告》显示，这套洋房是由汤计女儿汤苜于2018年5月20日签约，已付全款。

对此，2021年12月6日，汤计在其个人微博公开回应称，“原新华社记者汤计遭遇诬陷围攻。”

汤计称，从2021年12月1日开始，“鹈鹕说”对其进行了连续抹黑攻击，“大概就是我历年来为无数蒙冤者受屈者发声呐喊的代价。”汤计还称，已请求党组织与纪检部门调查，以及自己“经得起考验！”和“会采取法律行动维权！”

2023年2月，张宇收到了内蒙古高院的终审判决书，汤计一直“声援”的内蒙古宏泰又败诉了。

这起延宕多年的案件，有了最终结论。重新回味汤计当年连续发文“法院还能守护最后一道公正防线吗”的强力质疑声，未免令人唏嘘。

而汤计被曝“受贿洋房后写文章帮商人平事”的事情，并未就此落下帷幕。

2023年6月，张宇的父亲张厚堂以“名誉侵权”为由，将汤计起诉至法院。

张厚堂在民事起诉书中说，汤计在发布于“满子典频”的一系列文章中，用“布局挖坑”“伪造证据”“铤而走险”“谋财者”“窃取”等侮辱性语言，对其进行诽谤，捏造了“在政府及公检法部门有后台”“伙同会计师事务所骗走公司账本”等。

张厚堂说，上述文章发布、蔓延后，对其品德、声望等人格方面的负面评价汹涌如潮，严重损害了其名誉权。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和施暴场所，汤计作为传媒界的功勋人员，本应加倍珍惜党和政府给予其的各种崇高荣誉，更应比普通公众懂得尊重他人的人格和尊严。”

张厚堂在起诉书中说，遗憾的是，汤计却在利益驱使下，插手原告公司股东之间纠纷，无视多份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公然利用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和身份影响力，在微信公众号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大肆捏造或歪曲多起事实并大量使用侮辱性语言对原告名誉进行贬损，以达到其通过网络舆情影响司法裁判的最终目的。

针对被起诉、索赔一事，2023年6月19日，笔者在一微信群中询问汤计。

当晚，汤计在群里转发了一篇“满子典频”刊发于2021年3月8日的文章《院长成了案件掮客，法院还能守护最后一道公正防线吗？》。

来源：网易新闻

链接：https://c.m.163.com/news/a/I7M5QPDH05533F8G.html?spss=newsapp&spsnuid=ZUOylByiJhFEmMCusk827EzNG%2BDH61bpy2XhBqMKtkA%3D&spsdevid=CQk2Yzk5ZThiZDcyMjY0MDY0CXVua25vd24%253D&spsvid=ZjYzNzFhYmYtZWY3Ny05Y2YwLWZmOWUtYWRhYmJmOGI1Y2Iw&spsshare=wx&spsts=1687241186489&spstoken=qXtbR1fo5adRvIWZkYhYScSDVb6n1tcLSY%2BhHxe4CUE6G4F%2BsawkHJGISJTkbTcKqCHCiNaexrqyQjBOeqQKOw%3D%3D&spssid=68f40a115574b14197ca864b9b324120&spsw=2&isFromH5Share=article

编辑：洪韵

刘海明

【案例】

科技观察丨推特API收费引争议，让土耳其地震救援雪上加霜？

近日，土耳其地震发生后，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一直在使用一个重要的Twitter工具API来梳理该平台的求救电话，其中包括那些被困在倒塌建筑物中的人。

然而，这个起到“生死间桥梁”作用的应用工具，最快将在2月13日不能再被免费使用，因为Twitter公司计划收取每月至少100美元（约681元人民币）的费用。

目前，官方表示，收费将会再推迟几天。

让土耳其地震救援雪上加霜？

土耳其最受欢迎的社交平台Eksi Sozluk的创始人塞达特·卡帕诺格鲁对此表示：“这不仅是为了救援工作，也是为了物流规划，因为受灾人群会在Twitter上传播他们的需求。”而月付100美元，对许多预算有限的志愿者和非营利组织来说，实在价格不菲。

因为与救援有关的信息量非常大，人类无法手动完成。所以，非营利组织人员、研究人员和其他志愿者，就需要这种被称为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工具来分析Twitter数据。

卡帕诺格鲁说，数百名“好心人”一直在分享他们自己的付费API访问密码（Twitter已提供具有更多功能的付费版本），用于救援工作。但他也表示，这“不可持续，也不是正确方式”，甚至可能违反Twitter的相关规则。

2月13日是Twitter设定的免费访问API的最后期限，这对土耳其及其他地震受灾区的数千名志愿者而言，是一个额外挑战，因为他们的全天候救援工作非常需要利用Twitter这一独特的开放系统。

“对于使用Twitter API进行灾难监控的土耳其编码人员来说，这尤其令人担忧。我想世界上其他使用Twitter数据监控系统的人也同样忧心忡忡，”伊斯坦布尔奥济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金·温维尔说。

有分析认为，新的费用会给参与救援的程序员、学者和其他试图使用API的人带来更多负担，这道新筑起的API付费墙是埃隆·马斯克接管Twitter后榨取收入的最新尝试。

付费API上线时间再次推迟

据悉，Twitter官方原定于2月9日关闭免费的Twitter API，但对于后续上线的付费Twitter API并未公告详细信息，只是确定每月费用为100美元（当前约 681 元人民币）。

马斯克提到，这项政策是为了解决推特上充斥垃圾消息机器人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也使许多正常使用的机器人被迫关闭。在推特宣布新政后，不少推特机器人作者开始向关注者道别。

随后，Twitter将上线日期推迟到了2月13日。但距离正式上线还有几个小时的时候，官方现在再次发布推文，表示再推迟几天时间。推文中并未明确具体的上线时间。

Twitter此前已经确认将会推出新版免费Twitter API，限制每位用户每月只能发送1500条推文。这是个只有写入的 API，因此第三方 API 客户端无法利用该免费API重新上线，也无法通过该API来启用RSS订阅读取用户的信息流。

Twitter官方声称，这些变化将提高质量、减少垃圾邮件并实现繁荣的生态系统。目前，尚不清楚这将如何实现。

来源：界面新闻

链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7776521392831676&wfr=spider&for=pc

编辑：洪韵

刘海明

【案例】

首席记者李微敖：今天做记者仍有意义，仍可能带来个案，乃至小范围局部的进步

最近，关于新闻学和新闻业的话题，在网上引起了一些争议。

学新闻到底有没有意义？从事新闻行业能不能养活自己？诸如此类的讨论，在传媒圈内外掀起一轮热点。

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虽然人们每天接触新闻，但与新闻从业者直接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这些人是怎么工作的？真实职业处境如何？有哪些困惑？赚多少钱？许多事情可能需要来自一线的媒体人才说得清楚。

本期全媒派对话《经济观察报》首席记者李微敖，讲述其从业20年来的经验与期盼、争议与反思。

李微敖工作照

做新闻可以养活自己，但赚大钱比较难

全媒派：这几天网上有一些和新闻学、新闻业相关的争论，作为2003年入行的前辈，你觉得新闻专业学生如果想进入新闻行业，在大学期间可以具体做点什么？李微敖：从业以来，我认识的很多非常优秀的同行、媒体领袖，包括我们报社的，也包括我之前工作过的一些新闻机构的，都是本科就学新闻的。从事新闻行业当然可以养活自己，但是，想要过得特别“滋润”，或者想要凭一己之力养活一家老小，那对于很多普通记者而言确实又比较困难了……我的理解里，新闻行业入行的门槛比较低，其他学科想从事新闻业，相对也比较容易。同时，要做好新闻，还要掌握其他很多学科的知识。我经常说是“四大工具”——基本的法律知识，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基本的外语能力。因此，我也在不少大学做分享时，强烈建议新闻学的大学生们，可以去辅修一个其他专业，比如法学、经济学，甚至医学、天文学、考古学。

全媒派：虽然新闻成了部分网友心目中的“天坑专业”，但其实每年报考的人数还是挺多的。在如今的大学生身上，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乐观的趋势？

李微敖：从人才角度来看，从事新闻行业的大学生整体比20年前要强不少。因为中国的教育是在进步的，他们从小的见识、思想观念、掌握的技术能力等，决定了这些。我见过一些入行比较久的同行，连把故事写清楚都做不到，但今天有些大学生可以很轻松地去驾驭一些难度没那么大的特写类题材。假以时日，他们能连续工作三年、五年、八年，肯定比现在的我们强。

现在的新闻作品，并不比黄金时代的差

全媒派：结合教育进步和技术发展来看，人们怀念的纸媒黄金时代的新闻作品，真的比现在更好吗？这其中是否存在一点时代滤镜？

李微敖：这几年甚至这十来年，唱衰中国调查报道、唱衰新闻行业的声音一直不少。不管在不在这个行业，很多人都会回忆或描述20年前中国纸媒的黄金时代。那是不是原来的新闻一定比现在做得好？我个人是有不同看法的。

就我的观察而言，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技术进步和从业者的受教育水平、见识广度和深度的提高，现在新闻行业的作品，并不比过去差，甚至可能更好。

前段时间我的一些朋友聊到香港电视剧的话题，大家都说现在香港电视剧好像很久没有出好作品了，但回头去看，以前的经典电视剧的好多剧情、表演，会觉得很幼稚，从技术层面来说不怎么样，可那个时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棒。这可能有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但从纯粹的技术、专业成就上来说，真不一定如此。

电影如此，电视如此，新闻作品或许也是这样。经常为我们行业所称颂的过去那些著名报道或著名记者的文章，在那个时代横向比较，可能的确是好的，这没有问题。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真的比现在的更好吗？时代在进步，技术在进步，专业成就在进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趋势。

焦虑和熬夜，是这个职业的通病

全媒派：回顾你的记者生涯早期，换过比较多的单位，现在很多年轻记者可能也会选择频繁跳槽，存在一些对于职业前景的迷茫，对此你有没有一些经验或建议？

李微敖：早些年，我换工作的频率确实比较高，到现在，已经是第八家单位了。不过，我现在已经在《经济观察报》待了超过五年了，这是我从业以来待过最久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现在报社的氛围，我们的社长、总编、执行总编、编辑等各个层面的领导、同事对我很宽容。我写出来的绝大多数稿件都可以发表。在我的认知里，很多稿件发出来后，不管“存活”多久，发出来就是胜利，我已经很感激了。

至于对年轻人的建议，第一我觉得还是要保证自己的基本生存不受影响，这特别重要。一个人真正想清楚，自己适合或者喜欢做什么样的工作，这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有些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一定能想清楚。我的建议，是静下心来认真想一想，看能不能在三五年内，至少找到一个短期的答案，一个阶段性的目标。

第二，我换了这么多单位，除了其中的一份，其他的至少都工作满了一年。这也是我很早就跟一些同事说的——当时有同事大学刚毕业进来一两个月，就想换工作。我说，不管怎样，你先努力坚持工作满一年。同样的，你要有一个目标，如果选择还做新闻，那么想去什么样的媒体工作？想和什么人成为同事？先把问题想清楚了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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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派：做记者很多时候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容易产生精神内耗，工作个两三年，就可能碰到职业瓶颈，觉得自己写的东西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甚至还会抑郁，请问这种现象在行业里正常或普遍吗？

李微敖：不说抑郁，至少焦虑是我们这个行业永远存在的事情。直到现在，我仍然在焦虑，焦虑自己的工作效率怎么这么低下，写得怎么这么慢！

我很喜欢电影《大腕》里的一句话，大致是“导演没想清楚，戏拍不出来”。做记者也是这样，我没有把文章的框架、逻辑想清楚，有些复杂的题材，我就是写不出来。

我的焦虑还在于，手头要写的稿件太多了，而且还可能不停地有事情“加塞”。甚至，这种“加塞”往往是自己主动而为的，比如说遇到了一个我觉得很不公平、很冤屈的事情，我就会想要不要抽出时间来，希望能帮忙做点什么。

我想，这种焦虑感是会伴随着整个职业生涯的，不管是40多岁还是更远的未来。焦虑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通病，你越早接受这个现实可能越好。

如果你觉得有瓶颈的话，一个方法是去寻找更优秀的同事合作，或者尝试再去学校专职读书。

全媒派：赶时间写稿和交稿，可能是平时最让记者焦虑的事情。每一个熬夜赶稿的日子，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如何克服拖延症？

李微敖：熬夜赶稿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有克服，拖延症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有克服。

2016年我离开《南方周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已经没办法适应那种有deadline（截稿日期）的生活了。星期四出版，星期三一定要把稿件交出来。我们经常在星期一、星期二熬通宵写稿，我觉得太痛苦了，我那个时候已经35岁了，觉得身体已经没办法承受了。甚至我现在还感慨，我熬夜把这个稿件写完交出去，然后睡一觉，醒来的时候，我会很庆幸自己没有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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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偶尔还会熬夜写稿，但绝对不会熬通宵了，因为身体已经受不了了。

至于拖延症，不仅仅对于记者，我猜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存在。这似乎是“人性”，人类普遍的惰性。

得到多少赞誉，就要承受多少批评

全媒派：今年4月，你对于“张继科事件”的发声，引发了巨大争议，外界有赞扬也有质疑，如何看待此事对你的影响？

李微敖：这件事在网络上引发的后续影响及发展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料。事实上，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那几天的态势，会那样“狂热”，甚至“疯狂”。

时至今日，我能保证的是，我说出来的和在微博、微信公众号上写的，没有一句是谎言，都是基于我看到的、听到的情况进行的陈述。

在我内心深处的判断里，我也不认为这是什么娱乐八卦事件，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律话题。

不过我又在想，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多数公众更关注的确实就是娱乐行业的公共事件、公众人物，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娱乐行业“新闻”的影响力和受关注度，在多数时候，是要超过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的。

2015年，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安邦路线》系列稿件，发表后安邦反扑了很长时间，报社和我个人承受了不少的压力。当时我的部门主任说了一句话：“你得到了多少的赞誉，你可能就要承受多少的诋毁和批评。”我想这句话同样也适用在张继科这个事情上。我能够做到的是，我没有撒谎、问心无愧，每天都可以睡得很好。

全媒派：确实在一些批评声里，有提出“这个记者在炒作”，请问你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为何会选择通过社交网络发声？

李微敖：我不认为这是个私人的事情，这是法律问题，涉及犯罪，涉及人的底线问题。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了公众关注所带来的福利，相应就要承担更多被监督批评的责任或义务。有得有失嘛，你享受更多，你可能就要承担更多。甚至就隐私权来说，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在一定意义上也要比普通人让渡更多。

比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我当然希望最好是能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写出来。但这个事情发生在2020年，一审、二审结束到现在也有一两年了，当事人和家属似乎也没有去申请再审。从新闻时效上来说，时间隔太久了，没有太多的新闻由头来重新写这个报道。我甚至到现在也不确认，如果在当时我以新闻的方式把这个事情写出来，能不能得到发表。

我也就是今年3月底4月初，看到朋友在微信群里转了他们的律师声明，觉得看不下去了，想着这个事情我就发个微博吧。

全媒派：记者因为一篇文章、一段视频或一条社交媒体动态而成为相关事件中的当事人，这样的案例过去并不少，未来可能也会继续发生。那么当争议事件缠身时，记者应该如何应对呢？

李微敖：我觉得还是尽量早点回到自己正常的工作状态，因为撰写新闻稿、做好本职工作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于那些争议，一定意义上我们应该容忍，犯不着去跟人家吵。在社交媒体上的回应，也要克制，否则会长期搅入其中，很长时间出不来。

此外，要始终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所谓的热度，无非就是那几天。可能在那几天是被关注的，但过了之后，你依然是你，并没有什么改变，依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就好像不会有多少人去关注鸡蛋究竟是哪只鸡下的，大家只是关注鸡蛋好不好吃。

作为记者，应该避免“自以为是”

全媒派：在种种评价中，有人称你为“独狼型记者”，你认可这个标签吗？为什么？

李微敖：我一直很愿意，也很喜欢和同事们合作，我经常跟他们说，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我。可能十件事情里面我有八件、九件都帮不了，但偶尔有一件我或许恰恰熟悉。其实工作这些年，我和同事们一起合作采访写稿的事情并不少。

当然了，这个“独狼型记者”的含义或许还包括独立的判断等等。大概从2014年、2015年开始，我自己有了一个判断标准；我写的一篇文章好还是不好，最重要的评判者，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至于那文章在单位内部会被评定为哪一个等级，在社会上的影响会是怎样，那是相对次要的。当然，有一些文章，我认为自己就是写得“粗糙”、写得“水”，但至少我能够保证的是自己不会胡说八道，没有胡编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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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派：那么在你的价值观里，一个合格的记者，应该是怎样的？

李微敖：我们这个职业，很容易自以为是，认为自己见多识广、思想深邃。比如写财经新闻的记者，有时候搞得自己比企业家更懂企业，更懂经营管理，这怎么可能？

我会时不时反思这个问题，也警醒自己。

当然，有些事情，我们（记者）是有判断的，甚至有时候的判断不一定比当事人差，这是有可能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专业人士。记者不像律师、医生、会计师，不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才是真正的专业人士。

要说所谓的专业，可能是在工作多年后，我们对于传播规律，对于信息真伪，有一点点专业的判断。

此外，遇到批评，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理解，我们这个职业的本职工作之一是要监督公共权力，监督那些强势的机构、公众人物，这也要求我们自身能够有很好的心态去接受其他人的监督和批评。做记者的人，不要一被人批评、被人骂，就爆炸上头了。

全媒派：就目前的规划来看，记者这个职业，你会一直做下去吗？

李微敖：这个问题几年前我已经想得比较清楚了，我觉得只要有可能，我会一直做下去。甚至我有时候开玩笑，记者这个行业有点像老中医、老律师，不仅仅是在吃“青春饭”——做新闻当然也需要精力和体力——但在很多时候，经验见识也会帮助我们自己。

第一，我是真心喜欢热爱这个职业。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做记者仍然有意义，仍然有可能带来个体的、个案上的进步，乃至小范围局部的进步。这是记者工作的成就感和意义所在。

第二，做记者当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也有很多的好处，比如工作相对自由，由此而来的，身体的相对自由。

第三，我习惯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我喜欢在一线做采访，跑现场、在现场的感觉。

第四，刚才说的，做记者不仅仅需要精力体力，也需要资源的积累、见识的增长。我希望自己将来能写出更好的故事，我会尽量去做，直到实在做不了的那天为止。

来源：學人scholar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LLWARn7Wfz9AKJJNYHoBQ

编辑：洪韵

刘海明

【案例】

抓住那个“痴汉”

在地铁上，一名男子跟踪一位女性，拥挤中他接近女性，站在她身后进行猥亵，他拿出生殖器，在女性的衣服或头发上射精。


这些令人不适的场景，就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它出现在地铁站、公交车、商场里，以及自动扶梯上。


它们被拍摄下来，接着，被上传，被售卖，被观看。一些网站里，类似的内容数以千计，视频价格低至1元，网站甚至声称，用户可以付费让拍摄者按照自己的要求侵犯女性。


这并不是AV影片，与传统的色情产业不同，被拍摄女性并非演员，而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她们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侵犯。


2022年初，BBC记者锁定了其中三个偷拍性侵视频网站。网站里的视频很多拍摄于中国各大城市的地铁。这些网站超过10000名付费会员中，大部分是中国男性。


通过调查他们发现，这是一起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幕后黑手是一个中国人，他叫“猫咪”，真名汤卓然，27岁，居住在日本。


掌握充分证据后，纪录片团队在“猫咪”住所的楼下找到他，记者冯兆音直面他并质问道：


“你以侵害女性的性暴力牟利，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些影片里的女性，她们受到多大的伤害？”


“对于你拍的这些片子中的女性，你有什么回应？你有没有话想对这些受害者说？”


“猫咪”沉默，把脸遮住，快步走开。记者上前，继续追问，“你是为了钱做这些事？还是你享受去侵害这些女性？”


最后这个问题问完，“猫咪”突然发作，他挥手试图打掉摄影机，然后向BBC团队冲来。


第二天，“猫咪”离开日本。此后，此事的调查过程以纪录片形式播出，名为《追查“痴汉” 谁在售卖性侵偷拍影片》。播出后，“猫咪”的户籍所在地中国广州警方回应称他没有入境，社区民警走访他的住处，发现没有人。


纪录片播出前后，中国发生了数起关于偷拍的案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偷拍正在成为黑色产业链，它正在悄悄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拍摄者并不特别挑选侵犯对象，任何女性都可能是受害者。


6月下旬，正面连接与这部纪录片的记者冯兆音、陈姗姗对话。（冯兆音现已不在BBC任职。）


我们希望了解这部纪录片背后的故事，他们如何卧底调查、找出幕后黑手，如何直面加害者，以及两位记者作为女性在其中的经验与感受。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对话重申一个共识：偷拍和“痴汉”行为都是犯罪。
正面连接：你们最早怎么开始关注偷拍这个话题？


陈姗姗 ：作为一个女性，偷拍这件事你不可能忽略它。即使你不特意去关注，它就是在你身边每时每刻发生的。


我一直关注中国的社交网络，看到过有女性提到她们私密的照片被盗用，分享在Telegram 群里。后来，我发现不单单在Telegram 上，Twitter 也有相当大的社群存在。当时我也是在Twitter上发现了这些售卖偷拍视频的网站。我比较吃惊，居然有人在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公开这样发言。


我们影片所调查的网站更恶劣的地方是，他们是收费的，是在贩卖性侵害的视频。


正面连接：为什么最终调查这三个偷拍视频网站？


冯兆音 ：这三个网站是明显有关联的，更新也是最频繁的，可以说是在中文世界里面这类视频最主要的市场。


陈姗姗 ：我发现这三个网站，是有一群人有组织地拍摄、有组织地贩卖，就像“经营一个公司”一样，用做生意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非常公事公办。


网站上的内容都有很明确的标价，还有会员制度。他们会雇其他人进行偷拍。这些女性被侵犯的视频，对他们来说是明码标价的金钱交易。


他们不抱有任何同情心，完全把女性的身体、把这些照片视频当成赚钱的工具。这让我很震惊和气愤。


正面连接：看完纪录片我去搜这些偷拍网站，扫了一眼立刻就关了，那些视频截图让人生理不适。你们最初花多长时间研究这些视频，怎么坚持下来的？


冯兆音 ：有段时间我每天都会看上面的视频，反复慢放，一帧一帧地看。一是确定地点，二是看能不能找到作案者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话声音，有没有手表或饰品，或者有可能确定他们身份的地方。


视频里广州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还有其他中国大城市，还有在海外的。


这些人很会保护自己：他们的镜头都对准受害者，不会对准自己，能看到的也许就是他的私处、他的手和衣服。


大量看这些视频的时候，我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很僵硬，整个人很不舒服，不想跟陌生人太靠近，不想去太拥挤的地方。跟他人相处时，我也尽量避免任何正常社交性的身体接触，例如拥抱等。那时，我们不停地要跟这些视频去拉锯，我不想看，但为了调查能更进一步，还是要不停地翻看。


尤其是在广州的视频，听到报站，看出是哪条地铁线，是我自己熟悉的场景，就看得脊背发凉——这个受害者很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我在广州的朋友，这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


那时去拥挤的地方，我会更留意一点身边环境：因为哪怕有一个旁观者多看一眼，也许都能阻止犯罪发生。平时在一个熟悉的公共场所，我可能低头看手机听音乐，但那段时间我变得更警惕了，我希望我至少可以做一个愿意出来发声的旁观者。


陈姗姗 ：我们会在接触这些视频一段时间后就要休息。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用眼睛看了，只是听，在声音当中找细节和证据。


BBC 有一个心理健康支持的部门，像我们看这些比较露骨的内容，受到创伤的话，可以给这个团队写邮件或打电话，他们会对你进行心理扶持。电话是全年无休的。如果你有比较严重的创伤，他们也会安排心理医生。在纪录片制作结束之后，他们也鼓励我使用这些支持资源。


正面连接：他们拍摄的方法有什么套路吗？


冯兆音 ：是有一个风格的。首先，镜头非常摇晃。看得出来这不是日本那种痴汉形式的专业AV，就是手机偷拍的。有的相对专业一点，有双镜头，一个镜头是拍受害者的表情或背影，另外一个镜头拍作案者的动作，包括他掏出他的生殖器去摩擦。一些视频描述自称是团伙作案，也有可能是一个人带两个镜头。


视频都是几乎一样的情节。他先在一个拥挤的地方，比如地铁站台，看到了一个女性，跟着她上车，车厢摇晃的过程中对她做各种猥亵的动作，甚至有的可能会射精，再拍女性离开，或者是拍精液留在女性的身上，最后这个人就默默离开。视频的剪辑非常笨拙，可能取掉了某一些站台报站的声音，以此来掩盖作案者所在的城市。


还有一些视频是熟人作案。看起来像是瑜伽或健身老师拍摄的，他们指导女性受害者锻炼时从背后实施侵犯。甚至还有的是在国内的英文补习班里让女学生带上VR头套看虚拟影像，作案者假装在背后稳定她们的身体，实际上开始性侵并拍下过程。


这些片子，很难想象它会给怎样的人带来性快感。


正面连接：匪夷所思，这些视频都是拍女性的背面和男性自己的生殖器，他其实是看不到女性的反应的。


冯兆音 ：大部分的女性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是毫无反应的。但在这些网站视频的标题或描述里，他们会把女性的反应解读为她们在享受这件事。包括在Telegram 群组里面，我们也频频看到这样的说法：我今天在地铁上顶了一个女的，她还配合我，还一副享受的表情。他们会说“真是个骚货”之类的诋毁女性的表达。


我们采访的一些日本前作案者也有这种情况。他认为女性没有马上反抗，证明她们暗自在期待这种侵犯，她们也有快感——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的心理。


我们也采访了偷拍和痴汉方面的心理专家，专家发现很多作案者并不是为了满足性欲——一开始也许是性欲驱动，但长久以来他不停地重复，让自己上瘾，是因为他想要操纵这些看起来比他弱的女性：无论对她们做什么，她们都不会反抗或都不知情，这给他们带来一种操纵别人的快感。


这些视频还有一个共同点：作案者跟受害者是没有明确关系，他们不认识对方，甚至你都不觉得作案者有特别选择过他的目标。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样的女性受害者，这些女性都有不一样的特征，年龄段、打扮。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没有一个具体的偏好。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发生在中国地铁的偷拍视频，很多都是疫情期间拍的，所有的人都戴着口罩。调查过程中，虽然我们尝试去找受害者，但是难度极高。

正面连接：像Telegram 这样的海外群，是在一个相对隐蔽的互联网夹缝里，很多受害者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个贩卖渠道。

冯兆音 ：最早他们还有QQ群、微信群，后来国内的这些聊天软件他们觉得不安全，或者群被炸了，然后他们转向国外的社交软件。

在国外的软件上，非英语的内容受到的监管非常有限。Twitter 的政策虽然明确禁止这些内容，但它其实没有足够的人手以及算法这些来监管这些非英语内容。很多使用中文的黑产，现在在利用海外社群这一些特点，转移到对他们来说更为安全的阵地。

正面连接：这些网站传播、销售的渠道，都在一个互联网的灰色地带？

冯兆音 ：对，这些网站的服务器在美国，组织者是中国人，但他们生活在日本——这是一个跨国的网络犯罪。这样的犯罪很难被打击，中国、日本、美国的政府是很难为此在一起合作的。

正面连接：找到网站后，你们是通过支付的收款方来查他们吗？

冯兆音 ：对。作为记者，这是一个直觉，查这些黑产的时候，你要去follow the money。这是非常传统的调查新闻的方式，就是你要看谁从中得利了。

这些网站有好几种支付方式，有好多是明显偏向中国客户——微信支付、支付宝，也有的是比较国际的支付方式，像PayPal、亚马逊礼品卡。它接受的是日本亚马逊的礼品卡，所以我们就感觉，它是不是跟日本有什么关系？

我们搜集了数十个账号，但微信、支付宝账号不显示完整姓名，没太多有效信息。我们在这卡了好几个月，一度以为很难调查下去。中途这些网站又更新了收款方，把收款外包到另外一个网站了。

其中有一个PayPal 账号挺与众不同，它收日元，而不是人民币，同时它有一个完整的拼音姓名“xinyu zang”。但如果你去搜这个拼音名字，在Google 和百度上没有任何有效结果。

正当我们非常迷惑，不知道怎么往前进的时候，我的法国同事Aliaume 进入了这个项目。

他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搜索“Gmail+site:视频网站网址”，这是在某一个网站上寻找关键词的常用方式。他立刻找到了这个PayPal 账号背后的邮箱。我们通过邮箱头像，按图索骥发现了Noctis（臧新宇）这样一个人。(Noctis是《最终幻想15》男主角的名字，臧新宇曾是《最终幻想15》国行版本发售时的官方Coser，后来成为摇滚乐手。他为偷拍网站收款并从中提成。)

当看到他的脸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震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外表这么光鲜亮丽，算是半个公众人物的一个摇滚乐手，居然跟这个网站可能有很关键的联系。

正面连接：前面这段的搜索相当于大海捞针，你们会不会考虑这个选题的成功率会非常低？

冯兆音 ：当然有好多次感觉想放弃，但心里又觉得很不甘心，因为我知道这个题做出来的话，它会是对中国女性甚至说东亚女性都很有意义的一个题目。

之前有一位中文视频主在他的频道上提到过这些网站，但揭露只到“这种网站存在，你看这个世界多黑暗”而已。总要有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背后是怎么样的供应链，甚至说找到背后的人是谁。

我们大概是2022年4月找到了Noctis，3月份他的乐队刚好闹矛盾，我们马上就搜到了他乐队成员在微博里面的指控。

我们自己独立调查的证据，加上微博上面乐队成员说的话，让我们认为可以初步支持我们去对他进行暗访。

这些都是BBC的团队内部经过了非常严谨的长期的讨论之后才下的决定，要反复去论证这符合BBC的采编规定。我们不可能随随便便去偷拍一个很可能是无辜的人。

我认为这个片子里面对他的证据链是非常完整的，包括最后他自己亲口说出自己的名字，以及他在这个网站里面的牵涉程度。

正面连接：当时已经知道他在日本了吗？

冯兆音 ：对，因为Noctis 是一个摇滚乐手，他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我们明确知道他活跃在日本，他此前cosplay 的作品在媒体上也有报道，Noctis 算得上是半个公众人物，这也是我们幸运的地方。

同时，在Telegram 群中，有人称他和“齐叔”（偷拍网站和群里经常出现的人名，后被证实就是“猫咪”）一起性侵了一位女性，并发布了一些看起来像是在地铁站台上的照片。我们发现，这是东京的池袋站。如此一来，有多重线索指向了日本，将我们带到了东京。
正面连接：片中负责暗访的是一个叫“Ian”的音乐经纪人，你们怎么想到制造出这样一个人设的？

冯兆音 ：Ian的这个人设是我们整个团队经过非常严密的讨论才设计出来的。网上的调查已经到了瓶颈，如果要调查更进一步，就必须要见到Noctis 本人。Noctis是一个刚刚起步的音乐人，那最有可能跟他见上面的就是一个音乐经纪人的身份。

我们设计的时候，最困难的一点是，Ian 的话题如何从音乐跳到性，再跳到这些网站？我们就设计Ian 的公司曾经是制作三级片的——他在娱乐行业，公司先拍三级片，再转向做音乐。疫情期间，又是在音乐现场表演行业受到冲击的时候，传统娱乐行业有这么一个投资的念头也不是不可能。加上现在AV性爱片都从大屏幕、DVD转向了Pornhub这样的网站，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设定是说得通的。

正面连接：你们会给Ian写个小传吗？

冯兆音 ：还真的写了。我们列出来各种问题：音乐节是怎么样的，音乐节的规划为什么找到了Noctis，怎么找到Noctis。用这种Q&A 去帮Ian 做功课，他也很有耐心。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可能第一次见面就全提出来，所以他们其实见了好几次。

你在片子里看到的这几分钟的暗访的镜头，好像Noctis、Lupus（傅垚，Noctis同乐队成员，曾负责偷拍网站宣传）和“猫咪”都特别坦率，其实这些都是前面有好几十个小时的面谈之后才得到的有效信息。

正面连接：在找一人卧底之前，你有没有想过其他的接触这个人的方式？

冯兆音 ：中间我们也试过网上暗访，但没有任何进展。我们试过以女性的身份去跟这些管理员聊，假扮愿意被侵害的女性，说我想跟你“约顶”——其中一个网站曾经有这么一个功能的，男会员可以申请跟一个女孩子“约顶”。我们当时就以一个女孩子的身份去接近他们，但都不太成功。

正面连接：Ian是你们的正式员工吗？还是在哪里找到的？

冯兆音 ：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我不能说Ian的情况，抱歉。在片子里面你看到了的，就是我们所有能说的。

正面连接：他本人害怕吗？

冯兆音 ：你要问他才知道，但我从同事的角度看，他非常镇定，他也是极其有耐心和技巧的一个人。

正面连接：我看片子时非常担心他身份暴露，他一个人在密闭的空间，对方是两个小伙子，看起来非常危险。你们有什么保障他安全的方法吗？

冯兆音 ：我们每次做这样的暗访之前都会有一个严谨的风险评估。

BBC里面有一个风险评估部门，他们很熟悉怎么在高危的环境下做采编工作。以你刚刚的提问为例：在密闭的空间见到Nocits，我们怎么规避风险？

首先，是我们决定了这个地点，是Ian 的酒店。我们熟悉这个酒店环境，你看到的不同镜头、不同机位，都是我们之前设定好的。另外，酒店不是一个嘈杂的公共场所，相对比较可控。一旦出现意外，Ian只要离开房间，就会身处酒店的公共区域，可以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

每一次Ian去暗访的时候，团队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在酒店房间时，我们就在走廊往下的几个房间里面，苦苦地等着Ian 的消息。整个团队就在那喝咖啡、聊天，努力不要睡着了，我们会用手机与他保持联系，时不时通一下短信。

如果长时间没有任何的消息的话，我们甚至会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可以很自然地接起电话说他刚好在忙。

“猫咪”的那一次会面是对我们来说比较被动，因为是他决定要去卡拉OK。那晚Ian 手机打开了追踪GPS的软件，我们可以远程监测。我们能看到他一直在卡拉OK的场所，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他也时不时给我们发来一些信息报平安。

那天还很搞笑，中途一段时间我们没收到Ian 的信息，有点担心，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那晚刚好是除夕，我用粤语跟他拜年，然后他说，XXX你还没睡啊你还在打麻将。我们也设定了一个危险词，如果他说到了这个词，我们就知道他现在有危险，就要去把他救出来。但他当时没有提到这个词。
正面连接：“猫咪”亲口向Ian承认自己是网站的所有者，你们也得到他的真实姓名，此后为什么一定要面对面质问他？

冯兆音 ：首先是一个新闻伦理的原因，我们在报道中指控的对象都有权利去作出回应，报道中也必须展现他们的回答。

我们给Noctis和Lupus都发了正式的信件，其中列出了我们针对他们的详细指控，告诉他们这个栏目是关于什么内容的，在什么时候会播出。为了能在纪录片中纳入他们的回复，请他们在某一个限期前回应，他们当时至少有一周甚至更多的时间回应。他们并没有在限期前作出任何回应。

对“猫咪”来说，我们当时的考量是，他是这些网站的主脑，在调查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们觉得自己有义务代表受害女性去直接面对他。同时，能想象得到，如果他收到邀请他回应的信件，他很可能不会做出任何回复。如果我们一直让他躲在电脑屏幕后面，我觉得对受害的女性很不公平。

关于对话用什么语言，我都考虑了很久。我们知道“猫咪”的母语是粤语，但他也会说普通话，普通话是更多人使用的语言，也许传播效果会更好。但是我当时想，我们卧底记者跟他对话，他说出网站内幕的时候用的是粤语，而且在卡拉OK里面Ian 跟他打招呼的时候，是“猫咪”主动把语言转成粤语的：这说明粤语是他更舒适的语言，他更能信任说广东话的人。

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母语，他和我一样也是广州人，这是我们开始调查时无法预料到的巧合。另一个关键原因是，一个人的母语是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逃避的语言。我希望用我们共同的母语去质问他。我希望他可以听到，这些视频尤其是广州视频里面这些女性对他的质问，我希望他不要忘掉这个事情。

当他以后使用这个语言时，他也许会想到我们之间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对话。

正面连接：对质有很大风险，你们当时是如何准备的？

冯兆音 ：我们在行动之前做了大量的风险评估，整个走向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但又不完全是。首先我们做了很多彩排，专门有一个同事扮演“猫咪”，尽量涵盖各种的可能性。他可能会径直走开、完全不说话，他可能会否定指控、说不是我你找错人了，他也可能使用暴力，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怎么进行下去。包括我们有车就在公寓楼下等着。这些都是我们降低风险的方式。

但这个事情没有像我们想的那样走向。我们原本打算按他的门铃，跟他对话，很可能是他门关起来或者是按掉对讲机，我们不会有身体上面的接触。

但是去直面“猫咪”的这一天，我们其实按了5次门铃，而且在一天的不同时间段，上午、下午、晚上。我们最后一次按的时候已经是午夜过后了，整个团队非常疲惫。我们那天还做了别的采访。那又是我们在东京的最后一晚，大家心情都有点沮丧，做了一个长期深度的调查后，终于有直面“猫咪”的机会，但可能要功亏一篑了。

正当我们所有人回到车上，准备系上安全带，要开车回酒店了的时候，突然，和我们一起工作的的日本当地记者说：等一下，那不是“猫咪”吗？

猫咪就在这个时候回家了。

正面连接：为什么他能认得出“猫咪”？

冯兆音 ：我们此前找到了“猫咪”的地址，然后想要去按他的门铃跟他对话。BBC采编政策部门（与记者合作确认工作符合BBC采编规定的部门）的同事认为，在去按他的门铃之前，我们必须先去调查一下他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作息，是否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出门。如果在他公寓外的街道上跟他对话，风险会相对较低。

于是我们请一位跟我们合作的日本记者，在他家楼下蹲守了一个星期，而且是不同的时间段，有时候是早上，有的是半夜，留意他何时回家和离家。这是极其枯燥的工作。

但这位记者的确在这段时期见到过“猫咪”，对他的身形对他的样子都相对熟悉，所以尽管是在夜幕之下，我们整个团队都极其疲惫的时候，这位日本同事还是马上认出了“猫咪”。

正面连接：这是发生在拍摄的哪一天？

冯兆音 ：这是卧底调查的好几个月后，接近片子发表的时候。因为如果直面他的时间跟发表片子的时间相差太久，他可能会有更多时间掩盖他的涉案事实。我们必须要在接近剪辑完成的时候再去直面他。

正面连接：很多人评论问，为什么一定要找他当面对质？为什么不带个警察去？从新闻伦理和操作规范上，应该怎么回应这种观众提问？

冯兆音 ：我们内部当然也有过讨论，这也是BBC在报道中经常需要考虑的因素。

但最关键的一点是，BBC的使命是揭发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包括犯罪、腐败、不公、严重失责等等。打击犯罪与逮捕嫌疑人是警方的工作，而不是记者的工作。

只有一种例外的情况下，媒体在报道过程中会向警方报案，那就是我们明确知道有一个人或者是一只动物，TA的安全正在受到威胁。

譬如说今天有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她快要被人口贩卖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或者是我们知道一个性侵正在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当然要马上报给警方。但这些网站的情况并不是那样：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谁或下一次犯罪在什么时候，同时它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案子，是跨国的网络犯罪。

BBC作为一家媒体，不能被看作是警方密切的合作者。我们可以去申请拍摄警方行动，例如片中拍摄日本卧底警察村上警官。但如果我们轻易向警方提供新闻调查的信息，如果哪一天有一些吹哨人想要指控警方和公权力的时候，他们也许就不会信赖BBC。

媒体是第四权，它的定位是要去监督警方与公权力，而不是去跟公权力合作的一个位置。

当然，如果执法机关来联系BBC，希望搜集案件的证据，在符合法律与采编规定的原则下，BBC应该会作出相应的回应。

正面连接：直面加害者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是很难的，很需要勇气。你当时做了哪些准备，情绪有什么波动？

冯兆音 ：团队做了大量的准备。首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采编过程，我们要列出对他的指控，要说明我们知道你是齐叔，我们知道你运营了这三个网站，我们知道你赚多少钱，你对这些女性有什么话想说，这些都是很关键的，必须要击中这些点。我们事先准备了这些问题，我也有练习。

但无法准备的是跟他相遇的场景，这跟我们之前想象的不一样。包括我在车上气喘吁吁地说的话都是之前没办法准备的，我们也没有预料到他会多次向摄影机与采访团队冲过来。

团队之前讨论了许多安全上的要点。如果他进电梯的话，我们团队是不会进去的，因为电梯是一个极其密闭狭窄的环境。我们也不会挡他的去路，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至少现在还是。我们作为记者只能跟他有一个对话，去问他问题，我们不能禁止他离开。同时如果他跑的话，我们不会跟着他跑，这是出于安全的考量，我们不是警察，我们不是来执法的，我们是来为这些受害的女性发出提问的。

所以他进电梯之后，我马上就下楼梯去追问他，拍摄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公共场所，他有的去路也很多，周边也很空旷。

提问之前我也攒了这么一口气：我们已经调查他们的网站超过一年了，我们反复地看这些视频，作为女性，这对我跟姗姗和其他同事都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都是创伤。说到记者的创伤，很多人会想到战场、冲突报道，但其实这种性侵的报道对记者来说也是很大的精神压力。

我想到有那么多的女性被拍了，或者遇到痴汉了，没办法为自己发声，也有很多人甚至都不自知。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是从专业记者的角度，另一方面也是同为一个女性，我想要得到“猫咪”对这些事情的答案。

当时有团队跟我一起，我并没有害怕他对我的威胁。直到他对我们暴力相向，我们离开了现场之后，我才有一些情绪激动。我记得我是流泪了，就不是大哭那种，我就觉得天啊刚刚经历了什么，包括我在车上的那一段话也是很真情流露的。我同时也为他感到悲哀——他本有一个机会去说明他为何经营这些偷拍网站，甚至向受害者道歉，但他选择了在一个法治社会公然暴力攻击记者团队。他显然并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正面连接：你质问的那些话能当面大声说出来，一定需要很大勇气。不光是一个记者对采访对象的直接提问，更重要的是女生提到性，永远有一种耻感，很多话即便愤怒也很难直白有力地说出口。

冯兆音 ：当时就好像肾上激素一下子往上冲，又悬崖式地坠落了。这里面的情绪很复杂，有后怕，也有宽慰。刚刚说过，那一天我们已经按了5次门铃，其实每一次都是极大的心理建设。每一次你都会想象他可能会回应，然后我们要如何去提问和应变。这一系列的场景我都会在脑海里面彩排，所以每一次的失败，其实都是体力上极大的消耗。

当我们目击“猫咪”回家，我在他的公寓门前等电梯门打开时，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我们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调查这些网站，向他提问的机会终于来了，我今天就是要完成这项任务，我是代表整个纪录片团队、去代表受害女性去直面他，真的不能掉链子。

那天我们其实在公园跟孝子（一位痴汉受害者）有对话，我问她，你有什么想对这些网站背后的人说的。她提到很多非常有力的问题，她说：难道你生命当中没有重要的女性吗？难道你对你的母亲，对其他你尊重的爱的女性也是这么做的吗？你把我们当做什么？

这些问题触动了我，在我们直面猫咪前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转。“猫咪”也有母亲，他可能还有兄弟姐妹，他可能还有别的女性朋友，他生命中这些重要女性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对其他的女性，为什么他不把这些女性当人，而是把她们物化呢？跟孝子的对话也铺垫了我当时的一些情绪。

就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在楼梯上等着他的电梯门打开，他走出来那个时刻，我就已经想好了，我要说什么。

正面连接：如果一直没有见到“猫咪”，你们觉得这个调查算不算做完？

冯兆音 ：我们应该还是会发表调查，但是肯定会有遗憾，它的影响力以及它的新闻效果会很不一样。

我们每一次到最后时刻就有一些意外的收获。片子里Lupus跟Noctis首次提到“猫咪”经营网站的会面，也是我们那一程最后一次能跟他们见面的机会。

跟“猫咪”见面的那次除夕夜，也是我们第二次去日本拍摄期间最后能跟他见面的晚上了，所以我们第二天中午又马上约了他，因为那天团队就要离开了。我们去直面“猫咪”，则是团队第三次日本之旅原定的最后一晚。我们希望直接向“猫咪”提问，能让其他在暗处实施偷拍、性侵甚至以此牟利的人们知道，他们不可能一辈子躲藏。BBC非洲之眼调查栏目有句口号：Nothing stays hidden forever，没有任何东西能永远被隐藏。

回顾整个调查过程，每一次我们觉得进入绝境的时候，又出现转机了。这肯定是有运气的成分，但也是因为整个团队的坚持，让我们每次都守到了峰回路转的突破。

正面连接：纪录片最后，你们在机场遇到“猫咪”，这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发生的，当时情境如何？

冯兆音 ：在直面“猫咪”第二日，我们的团队也结束出差、陆续离开东京。我的同事跟我搭不同的航班，于是我独自到机场。在等行李过安检的时候，我无所事事到处张望，刚好扭头看到旁边的安检队伍有一个一身黑衣的男子也在等他的行李。定睛一看，那居然就是猫咪！我当时惊得心脏都快跳出胸口了。尽管他戴着口罩和帽子，但从他的眉眼、身高和体型，我马上认出了他，毕竟不久前才近距离见到过他。只是没料到在这个1400万人口的大都市，居然这么快又遇到了。

我赶紧拿上我的行李，三步并两步离开安检区域到检查护照的队伍。过了一会，猫咪也过来了，幸好他没有排到我身后，而是走向了自动过关的机器。我就趁着他脱下帽子和口罩让机器识别面容时，拍下了他的照片，最终这些照片用在了片尾。

我们当时所在的是成田机场国际出发候机楼，那段时间即将起飞的有前往曼谷、深圳等地的航班，稍晚有飞往香港的航班。
正面连接：日本女性会发起哪些倡议活动来“反痴汉”？

冯兆音 ：这个片子最后有一个派发反痴汉徽章活动。那一天是日本的高考日，也被称为“痴汉自助餐日”，痴汉们称这一天无论怎么去摸，这些女学生们都不会反抗：因为她们要赶着要去参加考试，如果报警的话，就要花很长时间去录口供。

所以就在那一天，志愿者们组织了一个反痴汉的活动，一大清早，学生都要往车站走的时候，她们去举牌，在站台上留意有没有行迹可疑的男子，给路过的人派发反痴汉的徽章。打扮、年龄层和性别各异的人们都也接过徽章。

徽章本身可能不能反抗到痴汉，但是它表达出来的信息也是很强有力的——我无论作为受害者还是旁观者，我不会对痴汉这样的行为置之不理，我不会沉默不语。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痴汉，在我面前做案的话，你最好想清楚。

那天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刻，我没想到这个社会问题会发展到这么严重、这么猖狂，我希望我们对这些偷拍网站的揭露，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而不是任由这样的黑产继续发展下去，影响到更多的受害者。

正面连接：痴汉这个话题在日本的关注度是不是会更高一点？比如日剧《重启人生》有个重要情节，就是被误解成痴汉的故事。他们是不是已经经历了“什么是痴汉”的社会教育，进入讨论的第二阶段了？

冯兆音 ：《重启人生》我也看了，它里面有一个痴汉冤罪的问题。日本也曾经拍过一部虚构的电影，专门讲一个男子被误认为痴汉，然后他的人生就此毁了。

这是现在日本社会对痴汉讨论的一大热点——如果你去告发痴汉，但他其实并没有做这个事，他是被冤罪的怎么办？

这个讨论其实偏离了痴汉的关键问题，它是聚焦在痴汉主题里面一个分支方向，但是它就成为日本电视电影行业里面一个很喜欢的主题。

痴汉是一个严重的日本社会问题，每年有数千人因涉嫌痴汉被捕。我们接触过的很多日本女性，都说她们曾经是痴汉的受害者，或至少有亲友是受害者。但就是一个这么常见普遍的社会问题，日本的讨论也越发往“痴汉冤罪”的方向发展，而少有探讨是否要加强立法惩处痴汉。

直到现在日本都没有国家层面的法律来惩罚痴汉这样的行为。它是由每一个省份当地的法律来惩罚，因此惩罚相对是比较轻微的。

片子里面的孝子，她后来抓住了一个侵犯她的痴汉，这个男的之前已经多次因为痴汉被捕了，孝子坚持把他告上法庭，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个男的获得了缓刑，甚至都不用坐牢。

更多的案子是如果你抓住了一个初犯的痴汉，这个人只需要赔很小金额的钱，就可以走了。但受害者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警察那里做笔录，然后可能花一辈子的时间去消化这样的痛楚，它会一直不停地回到她们脑海当中。

你去日本玩，你可能在地铁站也看到很多“痴汉是犯罪”这样的海报，无论是从官方还是从个人的角度，大家都能普遍认可痴汉和偷拍是一种犯罪，但是你说犯罪有没有被充分打击和惩处？这或许是存疑的。

中国和日本关于偷拍、关于痴汉这样的讨论，现在都发展到了第二阶段——一个反弹的阶段。第一阶段我们还没有讨论透犯罪的核心问题，第二阶段就出现了：污蔑怎么办？这位男士一生就毁了，他就被网暴、社死了。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的讨论，大家会觉得第二阶段的焦点模糊掉了第一阶段我们讨论的中心，但是第一阶段我们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共识。

在日本这个共识是更明确的，至少每一个我们见到的人都会明确地跟你说这还是一个犯罪。哪怕是痴汉风俗店的老板也说，你踏出这个店一步，在外面你做这个事就是犯罪。

所以在日本至少是有这么一个明确共识的，偷拍和痴汉是犯罪。在中国“咸猪手”犯罪我们是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有《刑法》去惩罚的，但举证存在哪些困难？地铁公司和执法机关如何打击这项犯罪？这样的处罚是不是足够的？如果咸猪手的同时，还拍摄了这个过程，就像那些网站视频里面的行为，又如何去惩罚？我认为这些点都是有待深入讨论的。
正面连接：这次偷拍调查在国内互联网上传播极广，但警方似乎并没有着手做什么工作，“猫咪”甚至把这个片子变成了自我宣传，你怎么看待这种结果？

冯兆音 ：我对这个结果不是完全满意，但片子才刚刚发表不到一个月，有更多的影响可能正在酝酿。包括我们揭发的这三个人，他们的人生的发展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

我依然觉得我们做到了记者该做的事。在这个片子里面，我们呈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但它是一个如此复杂的跨国网络犯罪，警方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查。

我认为它的影响力目前来说在于这个故事传播广泛，唤起公众对痴汉偷拍的关注。

至于说这些不法之徒会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我觉得现在来说为时尚早。我相信不会就在这个故事发表之后戛然而止的。我笃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法律、有公义，朴素地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正面连接：你最近又看那些网站了吗？他们还在持续上传视频吗？

冯兆音 ：那三个网站现已无法访问，但有迹象表明它们转移到了另外的网站和平台。遗憾的是，注册新的海外域名的成本极低。要彻底打击这个产业的唯一方法是由执法机关来查明这个团伙，并将他们绳之于法。

正面连接：你们给Twitter发送置评请求，结果收到💩，这是他们主动回复的吗？还是有什么具体背景？

冯兆音 ：自从今年三月以来，Twitter 的新闻部邮箱对所有邮件都自动回复💩，对我们的置评请求也不例外。

报道发出之后，“齐叔”的Twitter 一度依然对外公开，甚至还转发了BBC的报道。有的Twitter 用户称他们投诉了“齐叔”的账号，但居然收到回复说该账号发布的内容不违反Twitter 规定。直到报道发出数日后，“齐叔”的账号才遭到冻结。

正面连接：从短期来看，这个片子反而给他们打广告了，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冯兆音 ：我们跟采编政策部门也有过讨论。每一次BBC 去报道性主题的网站的时候，都很难免会为这些网站带来更多浏览，也许他们在挣更多的钱。但同时，报道也让更多人知道有这样黑暗而扭曲的产业，并呼吁执法机关去打击这样的犯罪。

如果不点出这些网站的名字或者给出具体画面的话，这个故事是很难讲得通的。我相信如果它增加了100个浏览量，可能其中有80个是去关注这个事件、愤慨于这一犯罪的人，同时也许有5个人付了钱去看这些违法视频。权衡利弊之下，我们还是要去揭发这个事。有朝一日，在执法机关搜证后，这些消费者可能也要负法律责任。

正面连接：你们有没有咨询过律师对这件事的法律意见，他们会被绳之以法吗？

冯兆音 ：我们跟日本的性犯罪律师聊过，她的想法相对悲观。她认为日本警方可能不会轻易行动。这些网站的服务器在美国，上面的语言是中文，这些犯罪者是中国人，这些因素给日本警方提高了执法难度。不过，日本媒体对事件的关注可能会给日本警方一些压力。近日，在日本影响力极大的杂志《周刊文春》报道了这一事件，并采访了声称认识“猫咪”、Noctis和Lupus的人。

对中国警方来说，他们也许早就关注到了这些网站，甚至可能曾经抓到了一些“猫咪”在中国的同伙，或许可以做进一步调查搜证。（注：据6月14日《新京报》消息，“猫咪”目前不在境内，社区民警已前往他的住处走访，但家中没有人，警方已与物业沟通，留意汤某然。）

而美国的警方能够关掉这些网站，但会否将网站存储在服务器的内容移交他国，这就涉及到复杂的跨国警方合作问题。

我觉得这个案子很困难的地方在于，很多受害者并不知道自己受害。这也让我们心里煎熬。受害者也许完全不知道自己受到侵犯，更不知道自己的视频被放到网上售卖，你从何去要求他们去报警？希望我们的报道披露这个偷拍供应链后，会有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来打击类似的网络黑产，不让举证和报警责任全部落在受害者身上。

正面连接：整体看下来，调查报道像一个手艺活，有很多口耳相传的技艺，比如要跟踪“猫咪”的作息、要写暗访者的小传，要在网站上搜邮箱地址，这些编辑部的智慧在学校是学不到的。但眼下全球新闻业都在衰退，悲观地想，可能这些技艺未来就会失传了。

冯兆音 ：我的感想不太一样。我觉得经验跟传统固然是一部分，但其实如今的新闻调查跟此前的也有很大区别。我们最初做的网上调查，也是这几年冒出来的一个新的说法，就是OSINT，意思是搜索网上的公开资讯。

现在跨媒体的记者的协作也更多，OSINT 的团体特别开放，大家都会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经验，不会藏着掖着，就算你们不是同一个雇主的，也可以去交流如何做调查。

我就觉得这个生态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传承和“屠龙之技”，这样的传承不一定是老一辈传给新一辈的记者，而是整个群体必须要互相帮助、协作。尤其是涉及跨国调查的新闻报道，需要有懂当地语言和区域知识的记者合作。在纪录片的制作中，则是更要仰赖团队的合作，每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挥作用。

在大风大浪之下，我们要生存下来，就必须要更敞开双臂去拥抱其他的记者，去跟自己的同温层多交流、互相学习，更开放地寻求合作的机会。

来源：正面连接（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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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