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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记者研究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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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发表于 2020-11-7 12:50:1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20位“长韬”获奖者独家揭秘
    编者按:11月8日,是第21个记者节。新闻工作者,一个光荣的职业。从记者编辑到媒体掌门,从一线采访到对外传播,从新闻生产到融合创新,无论何时何地何岗,广大新闻工作者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把自己的新闻理想与党和国家的事业紧密相连,尽情挥洒智慧和心血,用笔墨记录时代,用真情书写人民,不负光阴、不辱使命。在记者节到来之际,中国记协“一网双微”编辑部推出“特别策划”,邀请第十六届长江韬奋奖20位获奖者,分享职业理想和人生感悟。这不仅是他们的肺腑之言,更是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澎湃心声!让我们一起听!




长江韬奋奖

    长江韬奋奖是经中央批准常设的优秀新闻工作者最高奖,由中国记协主办。范长江新闻奖创设于1991年,韬奋奖创设于1993年。2005年,根据中央关于《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精神,合并为长江韬奋奖。2010年至2020年,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评选20名获奖者,其中长江系列10名,主要奖励优秀记者、新闻评论员、新闻节目播音员(主持人);韬奋系列10名,主要奖励新闻编辑、新闻节目制片人、校对等新闻工作者。今年评选的是第十六届长江韬奋奖。

来源: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

编辑:马皖雪

142#
发表于 2020-11-13 16:15:2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去世,最先向世界报道南京解放
曾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当地时间119日,《纽约时报》发布讣告,该报前执行主编,美国普利策奖主管西蒙·托平(Seymour Topping)因中风于当地时间周日(8日)在纽约白原市去世,享年98岁。



西蒙·托平 摄于1960

纵观西蒙的一生,他与中国的渊源可谓深厚。

在淮海战役前线被解放军战士俘虏;世界上第一位报道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外国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邀请来中国采访的第一位外国记者;甚至托平选择驻外记者的职业,也是因为在十几岁的时候,读了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巨作《红星照耀中国》的缘故;还有他的妻子奥黛丽·托平,两人正是在中国南京相识相恋,并且在南京结婚,从此携手一生。

“那天夜里我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俘虏”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进入尾声。
当时还是美联社记者的西蒙·托平,为了能够进入共产党前线指挥所采访,他冒险跨过国民党阵地前线,穿过无人区,但最终被共产党游击队俘虏。


全景油画《淮海战役》,现陈列于淮海战役纪念馆内
托平后来在他的著作《来自冷战前线——一个美国记者的日记》中回忆自己被俘虏的情景时写道:
“大炮轰鸣了一夜。但现在是黎明时分,炮声突然陷入了沉默。那是1949年1月7日,我躺在中国农民小屋的棉毯上听着外边的声响。炮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停了。
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向门口走去。当我和一个士兵面对面时,我退却了,他端起了卡宾枪指着我。那天夜里我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俘虏,被关押在战场附近的一间小屋里。
作为俘虏,托平被押送到数英里外的战地总部,那里是一个弹坑密布的战场,到处都是尸体和国民党军队的美国造车辆的残骸。
第二天早上,枪声平息后,一名自称吴副政委人来到小屋,归还了托平被没收的打字机和照相机。
吴告诉他,军方护送人员和马匹正等着把他送回去。
“你知道吗,我来这里是为了从你们的角度报道战事的,”托平说。
“不用了,”吴轻声说道。
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投降,南京很快就会拿下,战争结束了。
托平在回忆录中记下了那次离别:“我上马时,吴走到我身边,把手放在马鞍上,第一次用英语轻轻地对我说,‘希望能再见到你。一路平安。再见。’”
第一位报道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外国记者
如果不是法新社的失误,托平不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报道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记者。

南京解放时候的托平
“天刚破晓就被南京北面的炮声和爆炸声惊醒了。”托平回忆起1949年4月23日那天混乱不堪的南京。
成千上万的难民和疲惫不堪但尚存队型的国民党士兵,沿着中山路潮水般地向南涌来;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士兵看到是中国人开的汽车就拦住不放,拼命往上爬,黄包车和三轮车也被他们强行征用;下关码头附近的很多仓库,“都被洗劫一空了”;一位国民党将军扯着嗓子让士兵将他的大钢琴和其他一些家具搬上一架空军飞机……
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
当晚午夜时分,托平与同行的法新社记者比尔·管驱车前往电报局准备发稿,在路上被两名士兵拦下。
“什么人?干什么的?”
比尔回道:“我是法国新闻社记者,他是美国联合社的记者。”
士兵们一听就叫起来“美国人!”然后就问托平:“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托平碰上的是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先遣队。
先遣队的指挥员命令眼前的两位外国记者回到吉普车上,原路返回城内。
托平和比尔随后开车赶到电报局,但电报局只有一条通讯线路,托平和比尔决定投掷硬币来决定谁先发稿。
比尔赢了,他向法新社巴黎总部迅速发出了三字快电:“Reds take Nanking(‘赤党’占领南京)。”
而托平随后发出了一篇66字的消息稿。托平刚发完电讯稿,南京到上海的电讯线路就被解放军切断了。
然而法新社收到比尔的快电后,以为那只是一个标题,就搁下等候后续的详讯。比尔的详讯直到早晨南京对外电讯联络恢复后才发出。
这一耽搁反而让托平的报道第一个传遍了全世界。
在《申报》1949年4月25日的头版上,就刊登了两条美联社发自南京的电讯稿中文译稿:一条是人物特写《马青苑其人》,另一条就是那条载入新闻史的消息《共军进入南京城》。
《申报》刊载托平报道南京解放的版面
新中国的见证人
1949年8月2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坐专机离开中国,飞回华盛顿。
之后不久,托平离开南京也从上海搭海轮离开中国。托平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司徒雷登一走,南京这个前朝国都,便逐渐失去新闻中心的地位了……”
托平再次重返中国是1971年6月21日。当时正值中美关系破冰前夕,基辛格将在7月秘密访华。
托平一家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并且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与周总理共进晚餐。

托平与周总理握手
周恩来总理说:托平和郎宁先生是我们进驻南京城的见证人。他在1949年4月亲眼目睹了新旧中国的改朝换代。
周总理所说的朗宁先生,是托平的岳父,加拿大外交大使切斯特·朗宁。
新中国解放前夕,朗宁曾任加拿大驻华领事馆领事;之后,朗宁曾任加拿大外交部远东司司长,他为推动1970年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关键贡献。
而托平的妻子奥黛丽·朗宁同样与中国渊源甚深,她毕业于南京大学,并且与1948年与托平在南京相恋,之后二人在南京结婚。

奥黛丽与父亲朗宁会见周总理
1971年,经周恩来总理特许,奥黛丽·朗宁成为全世界第一位独家报道秦始皇陵秦兵马俑的外国记者,她拍摄的照片还登上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

1971年 《国家地理》杂志 兵马俑封面
时移世易,斯人已逝。
1949年托平在淮海战役被俘、向世界报道南京解放起,共和国已走过风风雨雨的71年,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1971年起托平来华、基辛格秘密访华起,中美关系跌跌撞撞,在合作与博弈中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如今,中美关系再一次来到了命运抉择的节点。
然而这一次,托平先生却再也没有机会见证。
愿老先生安息!

来源:腾讯网

编辑:马皖雪




143#
发表于 2020-12-13 22:47:4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范长江之死



范长江,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最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他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于2000年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在范长江的生命中,记者的身份和新闻事业几乎贯穿了他整个人生岁月。在中国当代新闻史上,有许多事情与他有直接关联,如他是第一个去中国大西北采访的记者、第一个在报纸上公开称呼中国工农红军为“红军”的人、第一个只身到苏区采访的记者等。同时,他还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要职。
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已成为我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但是,如果要问范长江是如何去世的却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至今新闻界和学术界也一直认为是一个不解之谜。

专人监管
2010年10月14日,带着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带着对新闻工作的热情和对新闻界老前辈的崇敬,记者来到范长江罹难地——瓦岗乡芦庄村。
从确山县城往西20公里到瓦岗乡;再从瓦岗乡向南8公里,来到一个丘陵环抱、两河相交的小村庄——芦庄,这就是当年范长江劳动改造及投井自尽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动乱的岁月“五七干校”所在地。
“五七干校”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在芦庄村的东北角,坐北朝南有四排青砖瓦房和一个南北朝向的食堂。除最南边的一排车库,因年久失修倒塌外,其他房子仍然存在。
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是1968年开始选址、建立的。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这里。当时,从确山县城到芦庄村还没有公路。这些人全部是用老解放车走确泌路到邢店河桥后,顺河道而下来到芦庄的。据说仅这五六十里路,整整走了一天的时间。

当时,和范长江一起到确山五七干校的老干部还有高昌瑞。由于是第一批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白天搞基建和劳动生产,晚上搞“斗私批修”活动。
与众不同的是,其他人员空闲时可以与周围群众接触,而范长江却受到专人监管,劳动时专给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时除集体活动外,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否则非打即骂,或者开批斗会。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也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粪泼身
倪炳银,瓦岗乡芦庄村党支部书记,时任瓦岗公社芦庄大队会计。
40多年的基层经历,使倪炳银成为五七干校的见证人。这次采访中,倪炳银向记者提供了大量素材。他说,1969年春天来的500人全是北京的,其中就有范长江。因为范长江有专人监管,所以格外引人注意。当时,范长江经常穿一身中山装,偏黑,稍瘦,很朴素。当时他定的是“反革命”罪,他的名字基本上被“反革命分子”帽子所代替。
第一批到达五七干校的500人分为两班。一班是300人,搞劳动生产;另一班是200人,搞基建。范长江属于搞基建的,主要是建房子。范长江干的是搬砖头或挑运泥灰这些较重的体力活。1969年8月份,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山头上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已年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继续搬送砖头。
倪炳银告诉记者,当时五七干校有近千亩田地和近百亩果园、20亩菜地。如果基建上没有什么重活、累活干了,就让范长江去挑大粪浇菜园子。一担大粪有100多斤重,范长江没有干过这种活,且又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也不好,一次挑大粪时,腰还没伸直,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仍让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换。就这样,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

拳打脚踢
在确山五七干校,范长江不但天天干苦活、脏活、累活,就是生活上也受到虐待和歧视。
今年70岁的芦庄村村民尚大福,是当年芦庄大队加工厂的工人,加工厂与五七干校一墙之隔。尚大福说,范长江除干苦活、脏活、累活外,主要是行动不自由,处处都有人跟着,有空就受批斗。就是每日三餐排队打饭,范长江也得排在最后边。其他人可以买肉吃,而范长江不能。当时,五七干校的饭菜经常不够吃,如果剩下的有了就给范长江一点差的饭菜吃,没有了就只好让他饿肚子。有时范长江就是排队排在前面了,也会被监管人员拉到最后面,同时还少不了挨骂、挨巴掌和拳头。
每到夏季,五七干校的人可以到果园和菜园里摘桃子和西红柿吃,也可以到群众家中聊天等自由活动,而范长江不能。
每天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的教材。范长江站在那里,其他人围坐在四周。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
1970年10月22日晚,夜已经很深了,但像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批斗会还一直在持续……

投井自杀
长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最终导致范长江难耐巨大的压力,投井自杀。芦庄五七干校大门前不到100米处,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
在范长江刚过完61岁生日后一周,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当时没有叫我一起去找,但听去找的人回来说,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还是那身单薄的中山装。”
今年75岁的李长俊,当年是芦庄五七干校的一名看山人员,曾和范长江吃住在一起。他回忆说,“当时他要是想开一点,别背恁重的思想包袱,就不会走到投井自杀这一步。说不定以后平反后还能当更大的官。”对于这个曾在一起朝夕相处的陌生的“大官”的死,李长俊惋惜不已。“干校的人找来几个人,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李长俊说。
据说,当时只在阴沟里简单地挖了一个很浅的坑,两边用木板衬着,把尸体放下去,然后在尸体上盖了一块薄板子就封土了。我国新闻事业史上一位杰出代表范长江彻底离开了人世。而死去的范长江,被干校的人定性为畏罪自杀。就这样,一代新闻巨子以一个灰暗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给世人无尽的遗憾和叹息。记者本想到范长江罹难的那口井去看一看,无奈那口井已经被附近的村民用土填上了。
1976年春天,范长江的后人到芦庄移坟。参与移坟的芦庄村村民倪大龙说,当时在加工厂喊了五六个人去移坟,每人给发了一双手套。范长江的后人还让每人喝了一大口酒,主要是怕有异味熏人。
由于坟埋在背阴沟里,土质非常松软,没几锹就挖出来了。打开塑料布后,人们都惊呆了!大家发现已故五六年的范长江腿上的大筋还连在骨头上。人们不禁潸然泪下!
1978年12月27日,范长江平反大会暨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邓颖超、聂荣臻、胡耀邦等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
1990年,中国记协设立了以范长江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


原文来源:《新周报》2010年11月8日
作者:郭丽萍、刘仁忠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P4fUNGc5JaMTVUtcrQlMg
编辑:刘佳莹



144#
发表于 2021-3-13 19:15:3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Mike Pearl, Innovative TV Sports Producer, Is Dead at 77
A winner of 16 Sport Emmy Awards, he produced the groundbreaking pregame show The NFL Todayand the highest-rated Olympics ever, the 1994 Winter Games in Lillehammer, at CBS.
The producer Mike Pearl, second from left, in 2003 with, from left, Mark Lazarus, the president of Turner Sports, and Kenny Smith, Ernie Johnson Jr. and Charles Barkley of Inside the NBA.
The producer Mike Pearl, second from left, in 2003 with, from left, Mark Lazarus, the president of Turner Sports, and Kenny Smith, Ernie Johnson Jr. and Charles Barkley of Inside the NBA.Credit...M. Caulfield/WireImage, via Getty Images
Richard Sandomir
By Richard Sandomir
March 11, 2021, 4:40 p.m. ET
Mike Pearl, a leading sports producer who shaped CBSs The NFL Todayinto a must-see pregame show in the 1970s and gave the garrulous, opinionated former player Charles Barkley a forum on TNTs N.B.A. studio show in the early 2000s, died on March 1 at his home in Sunny Isles Beach, Fla. He was 77.
The cause was heart disease, said his brother, Bob, his only immediate survivor.
Mr. Pearl won 16 Sports Emmy Awards, including two for The NFL Today.He started at that show as a line producer in 1975, the first year of a successful overhaul that brought in a new cast consisting of Brent Musburger; Phyllis George, a former Miss America, who died in May 2020; and the former defensive back Irv Cross, who died last month.
A year later, Mr. Pearl became the shows producer and hired the betting maven Jimmy (The Greek) Snyder as a commentator. Mr. Snyder predicted which teams would win, but he did not give point spreads, because the N.F.L. did not want to be linked to gambling. Before joining CBS, Mr. Pearl had been a writer for Mr. Snyder.
Its obvious that if a gambler wants the Greeks spread, he can read it in the newspapers each week,Mr. Pearl told The Palm Beach Post early in the 1976 season. But we cant use it on the show
Iowa Journalist Who Was Arrested at Protest Is Found Not Guilty
In a rare case, Andrea Sahouri, a Des Moines Register reporter, was prosecuted after covering a protest against racism and police violence in May.
Andrea Sahouri being arrested on May 31 while covering a 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 for The Des Moines Register.
Andrea Sahouri being arrested on May 31 while covering a 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 for The Des Moines Register.Credit...Andrea Sahouri
Katie RobertsonRachel Abrams
By Katie Robertson and Rachel Abrams
March 10, 2021
An Iowa jury acquitted a journalist on Wednesday in a highly unusual trial of a reporter who was arrested last spring as she covered a protest against racism and police violence.
Andrea Sahouri, a public safety reporter for The Des Moines Register, was arrested May 31 while covering a sometimes chaotic demonstration near the Merle Hay Mall in Des Moines. Police officers ordered protesters to disperse and used pepper spray against them. Ms. Sahouri, who said she had identified herself as a reporter, was arrested along with her boyfriend at the time, Spenser Robnett, who had accompanied her that day.
Ms. Sahouri, 25, pleaded not guilty to the misdemeanor charges of failing to disperse and interference with official acts, each punishable by up to 30 days in jail. On Wednesday, a six-person jury found Ms. Sahouri and Mr. Robnett not guilty of both charges.
Im thankful to the jury for doing the right thing,Ms. Sahouri said in a statement after the verdict. Their decision upholds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justice in our democracy.
She also thanked everyone who had supported her, including her friends, family, and colleagues at The Register and the papers parent company, Gannett.
Carol Hunter,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Register, said on Wednesday that she was grateful the jury had seen the case as an unjust prosecution of a reporter doing her job.
链接:
编辑:贾梦琪

145#
发表于 2021-3-23 19:24:42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



戴自更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不仅同班,而且同宿舍。

1981年,还是改开初期,学校的住宿条件不算好。我们宿舍住了八个人,都是上下铺。四张架子床,睡了八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睡靠窗的上铺,我睡靠门的下铺,所以严格地说,我俩不曾同床共寝,但确实在一个屋檐下相伴,共同做了四年的梦。

所以,他依然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他入学时,白白瘦瘦的,留着八十年代初文学青年时髦的长发,里面居然有几根白发,让他显得少年老成。他的头发常常耷拉在脸前,我猜他走道都有些困难,难怪在教学楼,常常撞到女同学。

这头长发,陪伴了他大半生,直到被带上手铐,锒铛入狱。大约失去字油,那长发也就要失去了吧,我想。

他个子比较高,在我们班,大概只有徐恺、于学东比他高。他脸上长满了青春痘,密密麻麻,还稍稍泛红,让一张清秀的江南学子的脸,看上去有些粗砺。这些青春痘,在他后来不那么青春的岁月里,也一直陪伴着他,上上下下,眉宇之间,写满了沧桑。

他是浙江人,隐约记得是来自宁海附近靠海的渔村。父辈靠打鱼为生,在他读中学的时候,空闲时间也会随着父亲,出海打鱼。那个年代,渔村生活很艰苦,设施也很简陋。所以他从来没有在公共浴室洗澡的体验。

入学没两天,我俩相约去学校澡堂洗澡,买了票刚进入澡堂,他突然哀嚎一声,面红耳赤夺路而逃。吓得我赶紧追出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结结巴巴说不出话。

在我反复追问下,好不容易才搞明白,他害羞了。

几十个赤身裸体的成年男人聚在一个房间里,是他从来没见过的景象,在他十八岁的人生中,估计做梦都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害羞了,也被吓坏了。

我猜,上澡堂洗澡,这个城里人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强烈地震撼了他,让他产生了羞耻感,于是不由自主地选择了逃跑。

"太流氓了!羞死人了"。 他语无伦次地说,那张长满青春痘的脸憋得通红。

我快笑抽风了:"你在家不洗澡吗?"

他说洗的洗的,在家都是自己冲凉,哪里这样几十个人晃来晃去?太不要脸了。

那一天,任我好说歹说,他始终没有勇气再踏入澡堂一步。让他去公共浴室洗澡,还不如杀了他。

从此,他在宿舍楼道的厕所冲了很长时间的凉。夜里楼道没人了,他就自己跑进去关上门,开始身体清理工作。因为厕所离我们宿舍比较近,隐隐能听到哗哗的水声。我们就在宿舍里笑:这个呆子。

因为他姓戴,与呆谐音,打那以后没人喊他的名字,都叫他阿呆。也有人叫他呆呆,显得关系更亲密。

他戴一副黑边眼镜,很有点青年才俊的样子。阿呆的字写的很好看,工整规矩,还有一点娟秀的意思。他成绩很好,大约是我们宿舍最好的,是不是我们班最好的,我就不知道了。至于在年级的排名……呃,我们中文八一级就一个班,26个人。所以阿呆的成绩,如果全班排前三,那也是年级前三。

反正比我强,而且强好多。

那时我爱翘课泡图书馆,去读自己喜欢的书。所以缺课不少,考试成绩基本是及格和中,很少有良,优就更罕见了,跟大熊猫一样。

阿呆跟我不一样。优对阿呆来说,就跟宿舍楼道里的耗子一样,哪儿都能看见。所以老师都喜欢他,美丽的辅导员陈老师更喜欢他。

阿呆是我们班的骄傲,虽然我们年轻气盛,嘴巴上都不肯承认这一点。

我们宿舍在学三楼,靠近海淀大道,也就是首都体育馆通向中关村的那条著名的大马路。窗外楼下,刚好就是332路公交车站。学校靠北边,是一家叫"大华染织厂"的工厂,女工比较多。夏天的傍晚,就有很多花花绿绿的裙子和苗条的身影,从窗外的人行道上飘过,站在我们窗下等公交车。

这个时候,阿呆就会从床上探起身,往窗外看。

冬天的时候,每到十一点十二点,夜深人静的海淀大道就传来踢嗒踢嗒的细碎脚步声,大群的羊慢吞吞从窗外的路灯下走过,间或有牧羊人的鞭声短暂响起。听人说,这些羊从张家口来,到东来顺去。之所以不用火车和汽车运输,是因为走羊的肉比较好吃。

这个时候,阿呆从来不探头看。让我强烈感觉到,他重色轻羊。

八十年代初,三北防护林还没有建设起来,蒙古高原的沙尘会随着大风飘到北京,那风真大,紧闭窗户,就能听到狂风呜呜呜的肆虐之声。早晨起来,窗外大道上均匀铺着一层细纱。那时候北京的女士们都带面纱,把脸裹得严严实实,就像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妇女戴面罩一样。只不过北京的面纱五颜六色,而且几乎是透明的。

在无数个狂风怒号,飞沙走石的夜晚,熄灯后我们就躺在宿舍床上,卧谈神聊。天南和地北,历史与现实,政治及经济,音乐与诗歌……逮什么聊什么,只要有个话题,大家能聊半宿。知识的分享,灵感的火花,不同观点的碰撞,常常导致激烈的辩论,从窃窃私语变成大声嚷嚷,惹得隔壁宿舍的人来敲门:哥几个神经病啊,小声点儿会死啊,还让不让别人睡觉了?

每天天不亮,窗外就会传来公交车停靠的声音,售票员操着浓郁的京腔巴拉巴拉吆喝:332,332,开往动物园,人民大学到了,先下后上,332……

因为有332,我们从来不会睡过头耽误上课。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精力旺盛,都比较爱折腾。我们宿舍的家伙们也不例外,除了上课学习,课余都爱整幺蛾子。黝黑的许玉东没事爱练铁砂掌,还爱半夜在宿舍楼外墙上爬来爬去,我猜他的目标是有朝一日要爬到六楼的女生宿舍去。瘦小的肖飞飞除了读书,大概最喜欢的就是吃东西,他从不拒绝任何食物,哪怕刚从饭堂回来。他把吃饭不叫吃饭,叫"唊饭",简言之,飞飞就是个吃货。白净的赵永琦也戴眼镜,他喜欢历史,开口翦伯赞,闭口冯友兰。胖胖的刘岳是我们班长老大哥,稳重温和,他家在北京,所以经常见不到人,我猜他忙着勾引邻家小姑娘。英俊的胡苏原爱好文学,颇受女同学青睐,是学校文学社社长。瘦高细腻的冀晓军喜欢音乐,是广播站站长,整天给校园放古典音乐。我昵,和新闻系程宝林捣鼓写诗,滥竽充数当了诗社社长。

好像阿呆没这方面兴趣,他什么社团都不参加,就是一个人,静静地读书。

噢,对了,除了读书,他还谈恋爱,和同班的一位漂亮女生卿卿我我腻腻歪歪,最后似乎也无疾而终。

那真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毕业后,阿呆分配到光明日报社。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阿呆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如今,他要用它去寻找光明。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二)



戴自更在人民大学读完本科,还读了研究生。之前说了,他是书呆子,似乎就只会读书。

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当编辑,那时,我的厂长是吴天明。那是西影的鼎盛时代,也是我开始做电影的最美好的时光。

有时,我会去北京出差,空闲时就到学校去看阿呆。他住在研究生宿舍,两人一间房,室友不在的时候,我就住在他宿舍里,彻夜聊天。

那时候,我们聊的最多的,是爱情。

他的爱情已经像小鸟一样飞走了,而且飞到了大洋彼岸。所以那时候的阿呆,看上去就有些淡淡的忧伤。那时的我,不懂也不会安慰别人,只会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瓦西里一样,说些不太能安慰人的话。

会有的,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粮食也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89年的夏天,我担任编剧的第一部电影《滴血黄昏》在青岛杀青。从外景地返回西安,刚上班就有人告诉我,昨天有人来文学部找你,说今天还会来。

等到下午,有人敲我办公室的门,打开门一看,是阿呆。

阿呆看起来非常的狼狈,也非常的憔悴。他的表情有些呆滞,反应很慢,问他什么,半天才会回答。我问他,昨天住在哪里?阿呆停顿了片刻,说:就在你们厂后面的秦王宫。

秦王宫是我们厂开发的旅游景点,有十二铜人和巍峨的宫殿,一个很大的广场,但是没有可供居住的旅馆。他说住在秦王宫,等于说他昨晚是露宿街头。

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住旅馆招待所?阿呆又慢悠悠地说:我不敢去。如果我用证件登记,就会有麻烦。

我这才明白了。

下班后,阿呆和我一起回到了我北郊的父母家。此后几天,他就住在我家,和我一起睡在二楼我的房间里。那年夏天帝都广场发生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此刻阿呆告诉我,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记得那几个傍晚,我俩坐在阳台上说话。残阳如血,在阿呆低沉的话语里,渐渐坠入黑夜。

阿呆是幸运的,光明日报社的领导和同事都很爱护他。当有司到报社拿人的时候,同事提醒他及时离开。阿呆如丧家之犬,慌不择路跑到了西安。

报社很照顾他,支走了有司,又暗地里给他在新疆记者站安排了一个职务。乌鲁木齐离北京千里迢迢,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对于此刻的阿呆,是最合适的安身之处。

阿呆以高级记者的身份,在新疆待了几年,之后又去了广州,任光明日报广州记者站站长。有一年金鸡百花电影节在广州举办,我又一次见到了阿呆。

这一次,我们没有再谈论爱情,在珠江边,酒店里,阿呆始终在谈一个主题:新闻字油。

那时的我,对这个话题无感,只是静静地听他讲。对于我来说,讨论新闻字油,远远没有明天理查·吉尔的招待酒会能让人更兴奋。

从那以后,和阿呆的联系慢慢少了,听说他后来回到北京,和南方报业集团合作,在北京创立了一家报纸,叫新京报。

在纸媒高度繁荣的北京,新京报是一张名不见经传的小报,没人把它当回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在西北的我也开始注意到这张报纸的存在。因为每当新片发行需要做宣传的时候。宣发部门的人就会列出需要推广的物料和已经选中的媒体来向我汇报,其中屡屡提到新京报。

我问,为什么要在新京报上做宣传?

回答是,它发行量很大,在北京很有影响力,而且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新片投放广告在新京报,很划算的。

突然之间,我就有些骄傲和自豪,也有一些高兴,为阿呆高兴。

再去北京的时候,我会让员工帮我买一份新京报,我要看看,这张报纸究竟有何不同之处。

与传统的报纸相比,它确实与众不同。突出的特点是,它基本不说套话,空话,也不刻意歌颂。相反,它常常对现状提出批评。温和然而坚定的批评。它的很多报道,内容十分翔实,直面社会不公,我知道,那都出自深度调查记者之手。

读着这张报纸,我对阿呆刮目相看。

2010年,我到北京开会,就住在复兴门外职工之家。会议间隙闲来无事,约了几个大学同学吃饭。才算又一次见到阿呆。

这一次因为人多,我们没有深聊。席间阿呆也很安静。几乎没说什么。分手时我问他,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阿呆淡淡地笑,说:一直有麻烦。每周,每月,都有小麻烦。每隔几年,就有大麻烦,有时候我觉得,这张报纸可能办不下去了。我问:是资金的问题吗?阿呆摇头:不是钱的问题,是别的问题,你懂的。

我当然是懂的。我对阿呆说:

会有的,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粮食也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阿呆笑了,我很少见到他有如此灿烂的笑。然后,我们握手告别。

那是我和阿呆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握手。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           (三)



        再听到阿呆的消息,是非常不好的消息,对于我来说,就是晴天霹雳。

        阿呆被抓走了。

        

        他在新京报主持工作13年,把一份小报纸,办成了全国闻名的大报,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2017年8月,他离开新京报,出任北京文化发展投资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两年之后,北京市纪委监察委宣布:戴自更涉嫌经济犯罪,生活腐化,婚外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决定立案调查,待犯罪事实查证清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对于这个决定,我不了解具体情况,所以无话可说。我所认识的阿呆,除了喜欢打高尔夫球,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

        当我们见面时,他穿的衣服,佩戴的手表,都是寻常人的标配。以我江湖闯荡几十年的阅历和经验,他看起来,不像个有钱人。

        至于说他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或许真的,或许假的。以阿呆的性情,一个喜欢戴望舒沈从文的中文系毕业的报人,有点婚外情,也在情理之中。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阿呆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吸引女性,特别是优秀的女性,也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但阿呆决绝谈不上以权谋色,这样龌龊的事,阿呆不会也不齿于去做。

        我不相信。并且,打死我也不相信。

      

        一个人品行的好坏,在他青年时期就会定型。老人说:三岁看老。我和阿呆从18岁到22岁朝夕相处,他是什么人品,我是清楚了解的。

        他曾经这样说:创办新京报的初衷是办一份真正意义的报纸。报纸首先是新闻信息的载体,要还新闻以本来面目。

         新京报确实影响了很多人,但我们并不是救世主。中国社会的改变要靠潜移默化来影响,是久久为功的事情。

        媒体总要告诉人家一些真相,或者说真理。能让人家看完之后,得到一些什么。我之前说燃灯者,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是光,总要去照亮点什么。而不是为不正确,非常识,非理性的东西推波助澜。   

         你得守住常识,讲理性。要能够超出利益集团,利益格局之上。能告诉老百姓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我自大道独行,不信邪,不媚俗,不动摇。

        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住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讲真话,讲常识,回归真相。

         我们这一代人,骨子里还是理想主义者。当然一个人能耐有大小,但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少事情。尽管现实有时会看起来很悲观,你看不到自己的努力到底有啥成效。我曾经拿西西弗斯的故事来自嘲,但觉得自己是在做符合良知又力所能及的事,这就够了。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历史总是不断地向前……我选择了,努力了,坚持了,和这么多人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就够了。

        鲁迅有句话我很喜欢:"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去。"

        过去十二年,作为新京报的掌门人,这是我行动的座右铭。

        能说出这样充满理性,对国家对民族满怀热爱的话语的人,是一个犯罪分子?

      . 我不相信。



        阿呆就是现实中的西西弗斯,他一直在推着大石块上山。石块一次次落下来,阿呆一次次推上去。

        在某种意义上,他更像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把光明和温暖送给人间,自己却独自承受苦难。

        无数次失败,无数次精疲力尽,然而阿呆永不绝望。他心里有火,深爱这个民族,他眼里有光,点亮自己,照亮别人。

        唯一支撑他勇敢前行的,是内心深处,对这个生他养他的民族挚热的爱。

        纵然半生已过,

        阿呆还是少年。

     

        为了这片辽阔无边的土地和在此生活的勤劳善良的人民,阿呆刻苦读书,振臂呐喊,努力实践,勇敢担当。新京报曾三次面临被撤销的命运。他据理力争。他用一个书生柔弱的肩膀,顶住压力关爱下属,让那间灯火通明的报亭,放射出真理之光。

       为什么我的眼里满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

        阿呆,呆呆。你真的就是个呆子。可两个呆字并列,就是槑,梅花寒冬怒放。阿呆啊,我的傲立雪霜的兄弟啊,你是一个有傲骨的人。

        在国内,人民大学是一所著名的高校,我曾经非常以母校为荣。在我看来,一所大学之大,在于她的理念之大,格局之大,在于她培养的学生有大志向大胸怀。在于她为社会进步的车轮提供大动力。

        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我坚信,戴自更是为母校增光添彩的人。终有一天,人民大学,将以拥有戴自更这样的学子为荣。他将成为母校的骄傲,也是未来无数学子引以为荣的楷模和榜样。

        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内心深处为我有幸与他同窗同宿四年而自豪。躬逢英杰,于有荣焉。

        我也深深怀念那美好的时光,怀念青葱岁月里的相识相伴,怀念恰同学少年的意气风发。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无声无息的你

        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

        如今再没人问起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寂寞的回忆

        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

        如今再没人问起



        所有困扰我们的问题,都会有答案。就像阿呆,今天或许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但是未来总有一天,人们会知道,他为这片土地,这个民族曾经做过什么。

        会有的,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粮食也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共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2020年10月24日




                                                                                                                   编辑:王雅欣

146#
发表于 2021-7-19 20:58:2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编辑:马皖雪
147#
发表于 2021-11-12 23:11:36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那个倡导“绝不说假话”的人离开了我们……

根据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提供的《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集团退休干部左方同志,于2021年11月3日下午4时30分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介绍,遵照左方同志生前遗愿和家属意见,左方同志后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谨向所有生前好友和同事致谢。
左方原名黄克骥,1935年出生于广州,后曾在天津读中学;
他1950年参军,1957年复员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1962年毕业后加入南方日报,长期任文艺编辑。
作为《南方周末》第一任主持编务的副主编,他于1983年11月上旬受命筹办《南方周末》;
1984年2月《南方周末》创刊后,历任副主编、主编,直至1994年退休;
1994年至1998年返聘为《南方周末》工作。
在从事新闻工作36年后,左方从《南方周末》主编职位退休。
2014年出版口述自传《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
01 左方的十句名言
1、“‘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是黄文俞在20世纪80年代说的。我非常欣赏这句话,在主持《南方周末》的时候也坚持这个原则”。
2、“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我们还会再相聚”。
3、“我的一生充满波折,退休前的最后十年,组织将我安排在《南方周末》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幸运。我甘愿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南方周末》,但到头来,我从《南方周末》得到的远比付出的要多”。
4、“我想,中国要实现现代文明是漫长的,要靠两个东西,一个是经济的发展,一个是靠民主素质的提高——就是启蒙。这个启蒙是双向的,不仅要对老百姓进行启蒙,而且要让知识分子的精神回归。所以在我主持《南方周末》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是将启蒙作为办报的灵魂”。
5、“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天要重新走上现代社会,必须要做两个事,一个就是要延续“五四”运动这个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素质,第二个就是要发展经济,要成为一个强国。这个就是我在资料室冷藏的七年,读了大概有几千本书,思考的结果”。
6、“如果要评价南方周末的话,我觉得它的意义是突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为中国的新闻挤出了自由空间。我评介自己,三分文人七分匪气,儒释道都有一点,七分是匪气,打江山的都是有匪气。谁升了官,我就不跟他接触,我就是这样的人。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也是我叛逆性格决定的”。
7、我后来跟黄文俞讲,南方周末办报方针第一条就是你讲的“有可以不讲的真话,但不讲假话。”第二条是“新闻主攻、副刊主守”。我说第三条是我讲的,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我说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我说这四条,有三条是从你那里学过来。黄文俞三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当时他听了很高兴。这是南方周末的几个精神奠基,也是它的第二次办报追求。
8、《南方周末》一直伴随改革开放,为它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是启蒙的核心思想。所以我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南方周末》应该作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它应该是双向的,它应该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学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到民众,同时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心态传达到知识分子中间。
9、《南方周末》的另外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认稿不认人,认报不认钱。不仅我主持《南方周末》工作的时候如此,我当时还宣布,我退休之后,这两条原则不能改,改了我就不承认是《南方周末》的人,和《南方周末》就没有关系。
10、我把报人的最高境界归纳为“从容不迫”。从容不迫意味着宠辱不惊,既不因为你的报道符合某种外在的利益和需要而欣喜,也不因为它似乎触犯了这些而觉得怎么样,其实这些才反而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可以留给历史的。
02 报人的最高境界是从容不迫
《南方周末》自1984年创办迄今,已经成为国内外非常有影响的一张报纸。
您作为《南方周末》的创办人之一,能否简要地谈谈《南方周末》的创办背景?
左方:《南方周末》的创办,是南方日报社老社长丁西凌同志向南方日报社编委会建议和获得同意之后创办的。
当时丁西凌同志的主要考虑是,我们的党报不缺乏正面、典型报道的经验,但是缺乏办生动活泼的版面的经验,他说,我出国考察,看见外国报纸都是一大叠,这是经济文化发达的表现。
而我们的报纸只有4个版面,从1版到4版让读者每个字都读,这不是好现象。
当时南方日报编委会曾经有将《南方日报》扩为8个版的想法,因为种种原因在当时搁浅了。
所以《南方周末》可以看作《南方日报》的延伸和补充,“探索经验,培养人才”,也是当时《南方日报》新闻改革的一项措施。
您如何评价《南方周末》走过的这20年?
左方:《南方周末》这20年来主要做了两件事:启蒙和冲破《真理报》模式。
“WG”结束之后,中国人反思“WG”,反思鸦片战争以及现代史。
而反思的结果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首先要冲破和溶解冷酷、专制这个板块,然后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才能够扎根。
1983年广东第一批民工潮,我悄悄到火车站去看,那个时候我还在南方日报资料室工作。
潮水一般的民工,让我感觉到一场经济的大革命正在产生。
民工为什么来到广东,一是因为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由于城市文明对他们的吸引。
我当时想他们的命运会怎样。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伤痕累累地离开,极少数人将留在城市里成为小老板,还会有一两个人成为李嘉诚、霍英东。
但是不管怎样,他们不会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
我听到了这个板块的断裂和撞击声。
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也不需要革命和暴力,而是经济发展和对民众的启蒙。
所以在我主持《南方周末》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是将启蒙作为办报的灵魂。
《南方周末》一直伴随改革开放,为它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是启蒙的核心思想。
所以我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南方周末》应该作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它应该是双向的,它应该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学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到民众,同时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心态传达到知识分子中间。
第二个定位是关于《南方周末》的主体读者对象,我把有中学和中学以上文化程度、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作为《南方周末》主要的读者对象。
我认为,当时中国10亿人口中,有中学和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不超过8亿人,其中真正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不超过1亿人。
启蒙就是针对他们的,必须让他们接受科学民主思想。
今天还提出启蒙,是因为“五四”传统的中断。
五四的领袖们高举反封建的大旗,把它作为武器。
而今天需要的是将科学民主的原则还原到知识与道理的层面,通过报纸传达到大众中间。
所以在办报方式上,我提出大俗大雅,雅俗共赏。
领导将它改成大雅大俗,一定要雅字当头。
但是我提倡的大俗不是庸俗,俗的题材要用知识分子最先进的思想去升华,雅的题材要用知识分子最先进的思想去与民众相通。
在最初的头版“名人专访”栏目中,我们注意的是将这些名人放在与普通人一致的立场上,我们不去谈民众所不理解的东西,这才能达到启蒙的效果。
《南方周末》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从《真理报》模式中挣脱。
建国之后,我们的新闻业模式,包括报社内部的整个建制,像群工部等等,都是直接按照苏联《真理报》模式设置的。
这个模式有几大特征:第一,它不是从实践出发,而是根据红头文件办报,实践是面团,任人蹂躏。
我当时写的一些通讯,就是带着意图下去,找材料和典型,选择其中有用的部分。
第二,它不对读者负责,只对领导负责。
群众的看法和评价不重视。
第三,党八股和假大空,用僵化的体裁写报道。
当时即便我自己用了另外的方式写稿件,编辑也会改回来。
第四,国家经费订报,取消了报纸的商品属性。
对《真理报》模式的反思,使我意识到实现商品性是突破口。
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抓住市场杠杆,与原来的中国新闻传统接轨,原有的优良传统是忧国忧民、强烈的人民性、对弱者的同情,现在我们要重新把这些东西在市场条件下运作。
黄文俞同志是《南方日报》“WG”前的总编,我觉得他是当时广东省不多的懂得办报的人。
他偷偷地作过一次接轨,那就是创办《羊城晚报》。
当时陶铸同志找他谈话,要创办一份新报纸,陶铸有这么一句话,“如果办成小《南方日报》就不要办了。”
黄文俞很为难,因为当时全国报纸都是一个模式的。
他找来解放前就办过报纸的《南方日报》“右派”邬为梓,让他帮忙出主意。
邬为梓每天晚上偷偷带着解放前的报纸,到黄的家里,最后确定了“五层楼”的方针:在《羊城晚报》上每天一个“晚会”,一盆“花地”,加上一个批评的小专栏,每期四五篇文章,标题很艺术化。
“晚会”主要是强调知识性和趣味性,“花地”是副刊。
《羊城晚报》的风格马上就影响了全国。
“WG”的时候要封《羊城晚报》,广东市民有数万人跑到《羊城晚报》护报。
可见谁率先摆脱真理报模式,谁就有巨大影响力。
那么初期的《南方周末》,在新闻和市场操作上有什么特点?
左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市场经验,所以一是向人请教,二是自己摸索。
我请来的第一个老师,是《白云集锦》的李玉刚,一家小报的老总。我在《南方日报》文艺部做编辑的时候他是作者。
因为他在市场上实践过,我就向他请教:报纸怎么卖得出?
他说关键是头版,最好看的要放在头版。
一版决定性的是头条,头条的关键是标题。
标题很讲究,一定要抓人,要有悬念,报纸能卖出去就成功了50%。
电影《刘三姐》中扮演刘三姐哥哥的演员要到广东来,他没有什么名气,但是我们把标题作成“三姐阿哥”——这就有悬念,能够抓人。
因为读者是站着选报的,所以标题要大。
我们当时是对标题一条一条进行研究的。
为了了解市场,我自己上街卖了6期报纸。
我发现当时《南方周末》的主要读者是这些人:干部、夜大学的工人(他们买了报纸放在夹克里)、大学生和高中生。
老大爷老大娘、“港台青年”则很少买,初中生以下基本不买。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对象抓对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南方周末》能够进入家庭。
所以我们设立了家庭生活栏目,像“父母心”、“后车之鉴”、“连环画”和“每周一歌”等,是为了吸引高中生和初中生,我们还请宾馆的理发师评点最新潮的发型,这是为了吸引时髦青年。
到1984年底《南方周末》的发行量就达到了11万。
关于抓住市场我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我是先做瓶,再酿酒。
不要先酿酒——酒的味道太浓不好。
瓶子作好了,酒自然会有的。
《南方周末》的报训“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的由来是怎样的?
左方:“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是黄文俞在20世纪80年代说的。
我非常欣赏这句话,在主持《南方周末》的时候也坚持这个原则。
说假话是《真理报》模式最典型的特征,说真话是新闻道德的底线。
这绝对不是要引导群众和政府对立,而是要化解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四个维护:1、维护党的领导,2、维护现行政治体制,3、维护现行政策,4、维护社会稳定。
这四个维护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有的素养,不是包装,不是保护品,是讲真话的方针。
突破是为了中国的进步,但是要平衡。
揭露问题要有度,要有耐性。
比如关于性的问题,当时开了一个专栏,叫“性与你”,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请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副教授潘绥铭和另外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师一起写稿件,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栏目会有难度。
《南方周末》的另外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认稿不认人,认报不认钱。
不仅我主持《南方周末》工作的时候如此,我当时还宣布,我退休之后,这两条原则不能改,改了我就不承认是《南方周末》的人,和《南方周末》就没有关系。
我在编辑会议上宣布,我放弃发稿权,包括所有亲戚、朋友的稿件,但是为了对他们尊重,如果要退稿的话可以通过我退稿,这同时也可以减轻编辑的压力。
张中行先生是我的师祖,文章写得极其漂亮,可是编辑删了他来稿一半的篇幅,我想与其如此还是退稿为好。
我向老先生解释说稿子很好,就是太长,不好删,所以还是还给他,请他原谅。
老人家很理解,说没有问题,别的很多地方都催要他的稿子。
这样的事情搞得我都不敢参加北大的百年校庆。
但是这些牺牲确实换来了《南方周末》的立场。
您觉得一个报人的理想境界是怎样的?
左方:我把报人的最高境界归纳为“从容不迫”。
这其实还是黄文俞说的。
当时我不理解,干了10年总编,我理解了。
从容是办报的最高境界。
它意味着吃透党的政策和现实的社会情况,同时有敏锐的触觉和政治判断力。
从容不迫意味着宠辱不惊,既不因为你的报道符合某种外在的利益和需要而欣喜,也不因为它似乎触犯了这些而觉得怎么样,其实这些才反而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可以留给历史的。
黄文俞去世前我和他说起关于“从容不迫”的话题,他说他已经忘记了,但是可以“追认”这句话。
来源:也许大概不知道
编辑:蒋可心

148#
发表于 2021-11-13 13:19:5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记者,可以崇高,也可以卑鄙


记者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
——杨继绳

他是一名与众不同的研究型记者:35年来除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外,还发表了数百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以记者的敏锐扑捉问题,以学者的深度剖析问题的症结;


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文章曾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但他也是中国新闻界挨批层次最高的记者,有两届中宣部长都曾经批评过他的文章。


他说,真相是威力强大的炸弹,它会将谎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灯塔,它会照亮前进的道路;真相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他说,在卑鄙与崇高、平庸与神圣之间,没有鸿沟、没有高墙,黑白之道,全凭自己把握。如果一脚踏进了黑道,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是永远抹不掉的证据。


他说,有权力就有责任,责任与权力是硬币的两面,连在一起,掌握权力而不负责,就是历史的罪人。


他,就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也来自湖北。

杨继绳,1940年11月出生,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

2015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杨继绳“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 ,称杨“是一个榜样,值得那些希望记录人类黑暗而艰难斗争的人学习”。

随后,因故未能出席颁奖礼,杨继绳以文字的形式发表这篇答谢词。

以下为答谢词节选:

感谢评委会将2016年度的新闻良知与正义奖授给我。良知与正义这两个词的份量很重,加在我身上我承受不起。我只能当作对我的激励和鞭策。

我是很热爱记者这个职业的。我在这个岗位上摔打四十多年,据我的体验和观察,我是这样评价记者这个职业的:
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

这是一个平庸的职业,回避矛盾,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甘当权势的喉舌;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胸怀天下,思虑千载,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使媒体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

这是一个浅薄的职业,只要能够写出通顺的记叙文,不需要多少学识,不需要卓越的见解,听话顺从,就能如鱼得水;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职业,记者不是专业学者,他需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把握社会,无论有多么渊博的学识、有多么卓越的洞察力,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面前,都会感到学力不足,力不从心。

这是一个舒适而安全的职业,出入于宫阙楼台,行走于权力中枢,灯红酒绿的招待会、歌舞升平的庆典,访大官,见要人,春风得意,风光无限。

如果用文章与权势投桃报李,今日的书生可能是明日的高官,今日穷酸可能是明日的富豪;这是一个艰难而危险的职业,且不谈穿梭于枪林弹雨中的战地记者,就是在和平环境中,调查研究,探求真相,跋山涉水,阻力重重,除暴揭黑,千难万险。一旦触及到权势集团的痛处,不测之祸从天而降。

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

然而,在卑鄙与崇高、平庸与神圣之间,没有鸿沟、没有高墙,黑白之道,全凭自己把握。如果一脚踏进了黑道,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是永远抹不掉的证据。“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条黑色定律在记者职场十分盛行。要不被这一黑律逼向卑鄙之路,就得无所畏惧,勇于献身。

这也是我对新闻良知与正义的理解。

要当一名坚持良知与正义的记者是有风险的。我在给新闻专业学生讲课时传授了一个避险秘诀:“一无所求,二无所惧,自立于天地之间。”无所求,就是不求升官、发财;无所惧,就是检点自己的行为,不留“辫子”被人抓;不依附权贵、靠自己的人格和专业独立于世。有了这三条,风险就小多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很多坚持良知与正义的记者。在巨大的阻力面前,他们报道真相,鞭挞邪恶,推动着中国社会前进。

昨日的新闻是今日的历史。新闻和历史的共同点就是信,即真实可信。信,是新闻和历史的生命。

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史德:忠于史实,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以直书为己任,以曲笔为耻辱的史家,几乎代有其人。为保持史家的节操,许多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真相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可以冲破行政权力构筑的铜墙铁壁!

真相是威力强大的炸弹,它会将谎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灯塔,它会照亮前进的道路;真相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记者,就是真相的记录者、挖掘者和保卫者。

最后,让我和大家一起,为记者职业祈愿:愿良知和正义的阳光照亮千万个记者、作家的书桌!愿更多的作品唤醒人类的良知,让正义之光普照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下文是《南风窗》高级记者郭宇宽对话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摘录。看得见历史的残酷和现实的进步,以及现实的不足。

说真话,做真人

郭:这些年来你是怎么适应记者生涯的种种情况,并且有后来的成就啊?

杨:我把当记者的这三十几年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1977年,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了一下,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稿子只有两篇,一是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十年的教训使我学会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第三个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十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历史曾让记者付出沉重的人格代价

郭:很多人都就这样过来了,你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杨: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否定那些被别人看成是自己成绩的东西。在我说的第一个十年,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姚文元讲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工人谈学习讲话精神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讲话就更不要说了,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

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工具来利用。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报道了焦裕禄,说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又成了两本书。

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很少怀疑,不敢怀疑

郭:那个时代,是我们国家遭受灾难的年代,你在当时做那些歌颂报道的时候,有没有怀疑过?

杨:很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往深入怀疑,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就是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而我当年还歌颂大跃进呢。

我在后来一篇文章里写下,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马上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

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热血沸腾的样子,但连父亲都被饿死了居然也没有太多的痛苦。

那个年代多少人死了,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还觉得自己在建设人间天堂,那个时代的人灵魂都是麻木的。

谁独立思考谁就被淘汰

郭:但毕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

杨:一种原因是出于无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对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毫不了解,对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非常单纯,记得我在天津采访工人家庭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方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辆自行车值钱,还怕被偷了,得挂在屋里墙上,就过这种生活,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国工人阶级幸福多了。

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根本不敢怀疑,我也是这样。

谁独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残酷事实就在我眼前发生。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大家不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甚至“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

真相被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郭:在那种年代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难道一点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都没有么?

杨: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首先我前面说了,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的过滤,一层层的“顾全大局”,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能动性都没有,比如在1972年,我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得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但是风头过后,后来盖的房子可能比退出来的还要多。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掌权者不能成为“真理中心”

郭:除了适应这种环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杨:这种体制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适应的人”,不仅主动迎合,还可以创造发明,他们混得如鱼得水;第二种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极怠工;第三种人是敢于抗争,力图改变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凤毛麟角,但总得有人努力来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种?

杨:我说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蛮幸运的。

作为新华社记者,多年以来,我是有某种特权的,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历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以前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些“新闻”怎么成为教育下一代的“历史”,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毫不讳言,我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当我明白了这些,这种耻辱感就推动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种人。

郭:你这样也算一种大彻大悟吧?

杨:是呀,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国家如果掌权者不仅是权力中心;同时又控制信息决定老百姓应该知道什么,成为信息中心;进而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成为“真理中心”,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太危险了。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

今天的中国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进步,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舆论一律”也被打破了。更应该有一些传媒知识分子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更好。


来源:传媒江湖

编辑:蒋可心


149#
发表于 2021-12-9 15:11:26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国社退休记者的“生意经”


汤计,国家通讯社内蒙分社退休记者;此君,和此君创办的公号“汤计典频”,在内蒙古政界,尤其是司法界呼风唤雨,能量巨大,频频事先介入、事先插手各种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民事诉讼,不断使用舆论工具,利用其身份影响力,企图干预司法走向。在把其盟友的对手搞得几乎破产、心力憔悴之时,对方也摸清了汤计的“动力之源”。

“鹈鹕说”发了三篇稿子,接到四个“侵权”投诉。恒大地产呼市公司称,鹈鹕的三篇报道,完全不实。


但鹈鹕接到更多的,是呼市诸多业主的赞许。一位读者说,他们找过那么多新闻媒体反映情况,没想到,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自媒体,率先为大家主持公道。


这几天,恒大地产,正是中国的新闻明星。恒大地产的种种负面故事,在全民人民心中,早已罄竹难书。鹈鹕写的三篇关于恒大呼市公司的稿件,都是用数据和事实说话,鹈鹕不认为有任何地方失实。如果真有某处失实,恒大呼市公司和其盟友,应该公开拿出证据反驳,而不是鬼鬼祟祟,让人猜测。

前面的三篇稿件中,《恒大暴雷的“内蒙标本”》恒大暴雷的“内蒙标本”《恒大“涉黑式圈钱”的证据,就在这里》恒大“涉黑式圈钱”的证据,就在这里,是说在呼和浩特“恒大翡翠华庭”和“恒大翡翠华庭·铂郡”两项目中,恒大地产呼市公司通过黑道人物和无良退休媒体人,进行“高超运作”,把合作伙伴的优质资产牢牢控在手里、把合作伙伴成功扫地出门;第三篇《恒大地产呼市公司“类庞氏骗局”》恒大地产呼市公司“类庞氏骗局”,是说恒大地产呼市公司,在呼和浩特“恒大悦府”、“恒大御景湾”、“恒大未来城”、“恒大文旅城”、“恒大养生谷”、“恒大金融小镇”等多个项目中,以“全款买房,高额返现”为诱饵,大肆诱骗呼市居民全资高价签约购房,随后“高额返现”变得遥遥无期,引发诸多业主血泪投诉的事情。


本来,鹈鹕想早点结束此事;但是,恒大呼市公司却背着牛头不认账,连续投诉“失实”、“侵权”,鹈鹕只好不断迎战。


今天的主角,不是恒大呼市公司,而是其盟友、国社退休记者汤计。




汤计先生名气很大,其公开身份,是国家通讯社内蒙分社退休记者,前国社内蒙古分社编委、政文部主任、高级记者,公开资料称其“是牛玉儒、呼格吉勒图案的最早报道者”。


目前,汤计是微信公号“汤计典频”的创办人,在内蒙古政界,尤其在司法界,影响力巨大。“汤计典频”和汤计家族(女婿古仁、女儿汤苜,是汤计典频的重要工作人员,见下图),频频事先介入、事先插手各种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民事诉讼,不断使用舆论工具,利用汤计的原身份影响力,企图干预司法走向。


来源:鹈鹕说





编辑:王奕

150#
发表于 2021-12-20 18:45:1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朱军复出,但已物是人非

近日,央视官方动态显示,朱军的名字出现在央视三台综艺频道的主持人名单中。

这意味着,告别话筒和演播室三年的他,复出了。

今年9月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周某某诉被告朱某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并当庭宣判。

庭审中,原告、被告依法进行了举证质证,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了充分的法庭辩论。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周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某对其进行性骚扰的主张,故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周某某的诉讼请求。

看到结果,有网友留言:

他没有输,但他输了。

2020年12月22日,朱军曾微博回应性骚扰案,坚称自己是清白的,表示自己承受了巨大的耻辱,并没有触碰弦子一分一毫:

“这两年多我承受了巨大耻辱,一直未发声因我坚信清者自清,相信法律。我负责任的对所有观众说,我从未触碰过那位女士一分一毫。我希望,毫无证据的就给人处以私刑,到我为止,不会成为社会惯例”。

朱军有没有骚扰玄子?

法律说没有,玄子和她的支持者说有,就算法律判决朱军无罪,也不代表朱军无罪。

言下之意,错的不仅仅是朱军,而是这个时代。

实际上,这个时代对女性来说,越来越有利,因为女性地位进一步提升,许多人意识到自己应该去争取独立自主的存在,而不是依附于传统,依附于他人。

但同时,也有许多人敏锐地发现,在这种思潮之下,有他们需要的财富密码:争议、流量、政治正确等内容可以变现。

至于变现的手段会不会破坏正当的社会秩序,会不会让女性群体受损?

没人在乎。

似乎,大家都是正义的,但大家都是功利的。在各种委屈表演的背后,人们在乎的是立场,而不是真相。

有的人做对了,比如周扬青,她搞掉了罗志祥,而且得到大众支持。

但是,凭借此事成功进入娱乐圈的她,却让事情变得有些滑稽。

我们承认她对渣男的打击的正义性,但借此牟利,好像哪儿不对劲。

有些人做错了,比如搞垮霍尊的陈露。

霍尊嘴上没把门,被她抓住把柄,然后社死。

她自己呢?只不过是贪慕虚荣的物质女,谈不上什么新时代独立女性。结果,她自己也被社死。

还有都美竹,这更加难以评判。

我们应该感谢她帮我们清除了一个劣迹的加拿大艺人,但是她自己的出发点是不是正义?她与其他饭圈女孩有区别吗?

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

她自己呢,似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这冷暖如人饮水,只有她自己知道。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一点,有一种财富密码正在浮现:

似乎攻击一些名人,我们能够得到海量回报,名利随之滚滚而来。运气好的,遇上那些名人本身就渣,可能赚得更多。运气不好的,也可能与财富密码同归于尽。

只有玄子,她的玩法最高端。

我们不知道玄子是不是开启这种财富密码的第一人,但她这三年来,却是受益最多的人。

毕竟,周扬青也好,都美竹也罢,这些人无法成为意见领袖。

只有玄子,不论官司输赢,她都赚了。

没准,她还能吃到外面来的NGO的绿色钞票。

从此事件开始后,朱军的名声和事业一落千丈,很长时间内人们几乎很难在主流媒体上,看见他的身影。

近日,朱军亮相央视舞台,不过并非主持综艺类型节目,根据录制节目的嘉宾分享,朱军所参与主持的是一档健康类节目,而当期节目的主题围绕“肥胖”“减重手术”等健康问题展开。

文艺类型、综艺类型节目远比健康类型节目更受市场欢迎,之所以将朱军安排主持市占率较低的健康类节目,说明电视台仍然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再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为了让其在阔别央视舞台将近3年时间的情况下,重新找回主持节目的状态。

从1997年到2017年,21年的春晚,朱军从未缺席过。

他曾是最知名的主持人之一,可现在他再也不是那个,站在春晚舞台上,满面风光的主持人;

也不是那个在《艺术人生》,和众艺术家畅谈理想的主持人,如今为数不多的几次露面,也都很憔悴。

朱军,1964年生,如今57岁,再过几个月就58岁了。

这意味着,两年后他就到了退休年龄。

这次复出,或许只是表明自己是清白的,至于事业上,朱军可能淡然了。

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许多东西改变了。

朱军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再次复出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

来源:神评家

编辑: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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