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料集锦

乔笛宇

【案例】朱家骅档案中的闻一多被刺事件资料
编者案：朱家骅在闻一多被刺时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下面公布的是闻一多被刺事件善后时期，朱家骅与蒋介石及各方的往来电函，均编入“朱家骅档案”，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朱家骅致蒋介石急密电（1946年7月18日）
限即刻到。
牯岭主席蒋钧鉴。密。昆明联大教授闻一多被害，教育界人士殊感焦灼，司徒雷登亦有此种暗示，职极密切注意，并已派钟道赞督学、冯友兰教授赴昆研查，谨先电陈。职朱家骅叩。午巧裏。午袈□。
另以代题寄发。三十五、七、十八。
（编者案：钟道瓒，字芷修。）
朱家骅致郑华炽、何衍璇函（1946年7月18日）
分致郑华炽（联大）、何衍璿（云大）　三十五，七，十八，均托唐乃建带去。
华炽、衍璇兄大鉴：昨得昆明闻一多教授被刺之讯，深为惊悼，政院特派唐次长乃建兄前往督办。本部亦派钟芷修兄会同冯友兰兄由渝飞昆调查真相，以期水落石出。特奉达，敬希就近鼎力协助处理，曷胜感祷。专此顺颂台祺。弟朱家骅亲签。
（编者案：唐乃建即唐纵。）
朱家骅致钟道赞急密电（1946年7月18日）
致钟道赞。
急。昆明教育厅王厅长子兄留转钟督学芷修兄。密。此次昆明事件中央已派唐乃建兄飞昆处理，请兄与之密取联系为盼。朱家骅。午巧裏。十八。
朱家骅致唐纵函（1946年7月18日）
致唐次长，白下路国华银行　华村五号，三十五，七，十八。
乃建吾兄勋鉴。兹奉上空密电码一册，乞备用。另函五封请察收，分别转致。至钟芷修兄处，业已另电告知矣，知注并及，敬颂勋祺。弟朱家骅。
附件。
朱家骅致教育部总务司人事处函（1946年7月19日）
函请李润章先生赴昆调查闻案真相，此致人事处、总务司。朱骝先。七，十九。
发表新闻并预备飞机票与发给旅费。
（编者案：上有注文，云“李表示不去，此件未办”。）
朱家骅致卢汉唐纵快函（1946年7月20日）
核。
刘参事嘱拟呈。
极速件。
分致卢主席、唐次长。三十五，七，二十。
永衡先生、乃建吾兄勋鉴：此次昆明闻一多教授被刺事件。本部曾派钟督学芷修会同冯友兰教授芝生前往调查并慰问闻氏家属。兹又加派刘参事英士兄飞昆。特为介诣台前敬希惠予延谭并加指导。曷胜公感，专此顺颂勋祺。弟朱家○。七，二十。
（编者案：教部初派钟道瓒、冯友兰赴昆调查。钟为督学，时在昆明，冯则在重庆候机北上。冯不愿飞昆，辞之，教部遂改派李润章赴昆，李亦不愿去，于是方再改派刘英士飞昆。）
蒋介石复朱家骅电（1946年7月22日）
何地何人发：牯岭蒋主席
原电拟目：午养府交牯
收到月日时间：7月22日17时10分
拟办：阅呈
批示：阅
原电文：教育部朱部长，午巧里代电悉。中正。午养。府交牯印。（七、廿二）
蒋介石复朱家骅电（1946年7月22日）
何地何人发：牯岭蒋主席
原电韵目：午马
收到月日时间：7月22日
译者签名：孙承奇
拟办：阅呈
批示：阅
原电文：教育部朱部长，午巧午哿重发电悉。中正。午马。府交牯。
朱家骅致梅贻琦转刘英士急密电（1946年7月22日）
急。
昆明西南联大梅校长转刘英士兄。密。关于对潘光旦先生等安全之保护，便衣或武装均无不可，希与有关当局妥洽。闻潘等再度要求美领馆保护，自无必要，务盼婉劝阻止为要。朱家骅。午。敬礼。
刘英士致朱家骅函（1946年7月22日发，29日到）
骝公勋鉴：今晨发函后，即分访省府朱秘书长、霍警备司令及梅校长。所闻如下：
一，闻夫人系于一多被刺后入医院，并非原在医院。闻大公子生命颇有保全希望。
二，潘光旦等上星期五出美领事馆，但于昨日（星期日）下午经与梅月涵等再四研究之后，重进美领事馆。原因如下：
昨为留学生考试第一日，梅校长坐自备包车赴试场。十时左右，梅因将有汽车送其回寓（西仓坡五号清华办事处），故命包车夫先回。包车夫于归途中遇暴徒数人，持枪逼询清华办事处共住几人，有枪多少等语。潘光旦夫妇均与梅校长同住，故包车夫未敢率直回答。结果包车夫被殴！此事发生后，潘等认为治安当局控制力量不够，故又逃至美领事馆。
三，在此恐怖局面之下，人人感觉自危，莫不深居简出，于是各方情报颇不灵通。截至今日下午一时，梅月涵、沈茀斋二人亦说不出究有几人逃在美领事馆。据推测，人数应较上次为少，因为治安当局不赞成他们造成恶例，而美代领事亦竭力避免干涉中国内政之嫌疑。美方自承领事馆此举并无法律或条约根据，只是尊重人道而已。
四，缪云台等公馆甚大，潘等本与有交情，可往暂住。但昆明局面复杂，潘等认为如往投宿，或置主人于为难境地。昨晚十时，我和子政谈话，忽闻枪声数十，子政认为常事！据说民间枪枝极多，小偷亦带枪行窃，冲锋枪多极，可能还有火箭炮。美军驻滇时，部队中亦有共产党与犯罪出身者，私售火器给匪徒，虚报作战时损失，故从枪械与子弹方面，不能指出凶手属于那个集团。
五，治安当局已竭全力缉凶，霍司令说已有“头绪“。据闻已捕数十人，中有过去曾任副官长者，昨日已派两人赴京报告！如得最高当局许可，三两日内可将案情公布。可虑的是，真相揭穿以后，引起全面骚动。
六，在如此局面之下，自由主义者竟敢与民盟共党及土豪勾结，数年来破坏恶果，良可浩叹。可怜的是几位太太，吓得昏天黑地，有两位随其夫投奔美领事馆。
七，投住美领事馆者共有三种人。一，联大教授；二，云大教授；三，中苏文化协会职员。闻案已由治安当局负起全责，梅校长可以不管。现时学校所最关心者，为潘等之安全。今晨梅、沈约定下午分工办法，沈陪我到医院去慰问，梅到美领事馆去研究再度出馆办法。霍称潘等如以保护责任托他，他可完全负责。今晨西仓坡已有卫兵数名。最好的办法是以飞机送走联大教授――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张、费尚未有正式表示，潘则早愿返沪。
英士。七，廿二，下午二时半。
唐纵致朱家骅密电（1946年7月26日）
何地何人发电：昆明唐纵
原电韵目：寝午
收到月日时间：7月27日11时0分
拟办：阅呈
批示：阅
原电文：限即到。教育部朱部长骝先先生。密。已遵与贵部刘参事洽商，即派员往晤潘光旦等，如离领事馆后仍留昆明，则请滇警务处派员保护，如愿离滇，则代设法交涉机票，以安其心。谨复。晚唐纵叩。寝（二十六）午。
唐纵致朱家骅密电（1946年7月26日）
何地何人发电：昆明唐纵
原电韵目：寝辰
收到月日时间：7月27日12时0分
拟办：阅呈
批示：阅
原电文：限即刻到。教育部朱部长骝先先生。密。（一）纵于皓（十九）日飞渝，候机于梗（廿三）日抵昆。敬（廿四）日约请党政军警宪与教育界人士约二三十人，除转达中央意旨外，并会商联系协力缉凶破案办法，警备总司令部表示负责破案，现已有相当线索，正侦讯中。（二）自李闻案发生后，民盟方面甚形匿迹，联大追悼闻一多时，民盟竟无一人出席，惟共产党分子仍暗中在联大活动。（三）纵奉召本日飞沪转浔赴庐，不日返京。谨闻。晚唐纵叩。寝（廿六）辰。
朱家骅致蒋介石密电（1946年8月2日）
限即刻到。
牯岭主席蒋钧鉴。密。昆明闻李案发生后，本部除妥嘱梅贻琦校长等协同办理善后事宜外，并加派督学钟道赞、参事刘英士前往与有关方面洽办一切。现刘英士经商承顾总司令，已偕同民盟主要分子潘光旦、费孝通两教授返京，职并与潘、费接谈，态度尚缓和，言下并有改变生活环境，从事研究工作之意。谨先陈。职朱家骅叩。未冬。裏。晚。
极机密。立即译拍。朱。八，二。
来源：人文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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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崔范之争背后的那些舆论、税负往事 —— 更新于2018年6月4日 11:44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远举
刘远举：神仙打架，百姓看戏，最终吃瓜群众中的少数人发现身上负担又重了一层，而更多人则陶醉在打土豪的幻觉中，以为自己福利多了一点。


崔永元与《手机》剧组的恩怨、指控范冰冰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等等，已有众多评论。范冰冰如果真有偷税漏税，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一点无需重复。我想说的是，由此想到的一些关于舆论、税负的历史片段。
媒体小历史：1998-2018
崔永元成名于《实话实说》节目。与实话实说同时代，有一个名气更大的节目，那就是《焦点访谈》，它几乎是上一个时代舆论监督的代名词。
焦点访谈有这样的地位，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的一位忠实观众：朱镕基。
2011年，《朱镕基总理讲话实录》出版。据统计，在300多篇讲话中，有60多篇提到《焦点访谈》。
朱镕基是焦点访谈的强力支持者。
曾有部长半开玩笑地对敬一丹说：“现在我晚上都不敢出去吃饭，因为怕耽误了看《焦点访谈》。总理常在会上问：‘你们看昨晚的《焦点访谈》了吗？’答不上来怎么办？我如果有事看不成，就让秘书看，让家人看，再告诉我。”
朱镕基是真喜欢焦点访谈。朱镕基有约法三章，不题辞、不剪彩、不受礼，他少有破例，而焦点访谈就在其中。
恰好20年前，1998年，朱镕基视察焦点访谈。那天的题词，是敬一丹代表全体编辑、记者向朱镕基提出请求的。在敬一丹的书中，详细的记录了这个历史的片段：
敬一丹说：“总理，现在您看到的这些记者，只是我们《焦点访谈》的十分之一。”
总理说：“你们那么多人啊？”
我说：“是啊，我们很多年轻同事都到各地采访去了，他们都想和您交流，但有工作回不来，您能不能给他们留句话？”
中宣部部长丁关根说：“不要请总理题辞。”
我赶紧说：“不是题辞，是给我们年轻记者留句话。”
总理笑了。
我感觉，总理同意了。我甚至在猜想，总理也许想到那些在天南海北采访的记者了吧？在屏幕上，总理见过他们，知道他们在奔波忙碌，在一个个新闻现场行使着舆论监督的职责，对他们会有一种熟悉和信任。总理会乐于和他们交流的。
在大家的注目中，总理落笔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白岩松站在总理后面鼓起掌来。总理说：“我还没写完呢！”总理又写：“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演播室一片掌声。所有的目光和镜头都聚焦在题辞上。
中国的历史真相，即便在众目睽睽之下，也需要多方拼接，才能得到一副完整的历史图景，以及其中的意味深长。
敬一丹的书中，缺失的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根据其他的记载，朱镕基写完后笑着对大家说，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是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以至于血压都升高了。
显然，朱镕基的题词，是早就想好了的，他愿意给焦点访谈题词。那么，为什么短短16个字，朱镕基要想一个晚上，以至于血压升高？
完整的历史、政治含义，还缺少一块拼图，需要顺着时间长河继续上溯。
时间向前溯50年，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指出：“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
于此，历史的拼图才拼上了最后一块，留待世人品味与评说。刘少奇对王光美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不也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喜欢焦点访谈背后，是朱镕基对舆论监督的看法。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中，《和〈焦点访谈〉节目组座谈时的谈话》一文披露了当时朱镕基的谈话内容：
“过去我们经常说，宣传工作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以宣传成绩为主’，这是正确的方针，但这种观点也束缚了我们。什么叫以正面报道为主？是指99%都应该正面报道吗？98%、80%就不行吗？我看51%不也行吗？大部分节目以宣传成绩为主，有这么一两个节目来指出我们前进过程中的问题，动员全党的力量去解决它，这样做的效果比仅仅宣传成绩好得多。”
如今在人民网上，还能看到这样的文字：“朱镕基总理到中央电视台视察后，美国的CNN和《新闻周刊》记者前来采访，他们了解中国国家电视台有一档《焦点访谈》节目，公开批评干部腐化堕落、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和社会不良现象，感到出乎预料，认为这是中国向民主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纽约时报》也以赞扬的文字评价《焦点访谈》是“每天吸引三亿人”的电视栏目。”
从1998到2018，二十年过去，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媒体人转型，新闻事实的稀缺成为媒体行业，甚至全社会的担忧，而另一方面，媒体人成为网上舆论中的众矢之的，“都怪媒体带来了负能量，搞坏了中国”成为普遍性的观点——当然，直到发出这些声音的人，自己遇到不平之事。
当年在焦点访谈演播室的历史拼图，被时间与历史冲刷，早已面目模糊。焦点访谈自然也泯然于众。而崔永元，站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背后，与转基因斗争，与范冰冰这样的富人斗争，反而以适者生存的方式，继续成为中国的顶级意见领袖，受到诸多拥戴。
与大多数老百姓所想的不同，崔永元的敢于发声，实际上是恰好躲过了所有的硬骨头，而迎合民粹、反智之情绪。所以他才能在媒体监督没落之后，逆势翻红。
黄宗羲定律与互联网
中国历史的怪异之处在于，神仙打架，百姓看戏，可最终在看完神仙的斗争，心满意足之后，吃瓜群众中的少数人，会诧异的发现自己身上的负担又加重了一层，而更多的人，则懵懂无知，陶醉在打土豪的幻觉之中，以为自己的福利多了一点。
中国王朝税负中，有一条著名的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所以，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黄宗羲定律是秦晖先生根据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有关记述和评论总结而成的，语出他的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描述了中国历史上历次税制改革的一些规律。简单的说就是税制改革，会把多种税目合并，一定程度上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但时间久了，统治者又会以那些曾经减掉的税目来征税，老百姓的税负又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但这个时候老百姓早已忘记了税目合并，并不认为是再重复征税。
唐初的租庸调制度本来分为土地税，征收谷物；人头税，征收绢；户税，征收麻布。晚唐税制改革为两税法，全都以贫富，即占有土地的多少为标准来征收。虽然没有了户税和人头税的名目，其实这两项征收已经并入了土地税中。从此，相沿至宋朝。在土地税之外，重又开征新的人头税目，但人们却习以为常，并不认为是重复征收。
嘉靖末年改革为一条鞭法，把两税、丁口、差役和各项杂派全都归并到一起征收，原来每十年中轮值一年的差役负担，如今分摊到十年里征收了。这实际上是把银、力二差又归并到了两税中。但不久每到轮值之年，各种杂役又纷纷派了下来。后人习以为常，认为“条鞭”只是两税，而杂役则是该着轮流当差的，并不觉得那也是重复征收。
2003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参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讨论时说：“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进‘黄宗羲定律’怪圈。”并郑重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然而，黄宗羲定律，在现代技术之下，有了新的形式。
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关于全球企业税负情况的报告，统计了190个国家和地区反映企业税费负担指标的总税率，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而中国总税率为68%，远高于平均水平，位列世界第12。
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低福利国家。以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为例，根据2014年世界银行的数据，当年中国医疗卫生投入占GDP比重在榜单上的15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3位，系倒数第28位。不及美国的零头，也不到欧洲大国的一半。
中国是一个高税负、低福利国家，这是没有太大争议的。
在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逃税是一个全民的灰色行为。在外私人消费、吃了饭，填一个单位的名字，拿给单位抵税；或者收了一笔劳务款项，用自己的汽油发票抵消；或者单位用各种报销发奖金；再或者，为了小孩读书、落户口、医保按一个高工资报税，但同时，却按一个基本水平交社保。这些行为，都是偷税漏税。一直以来，因为核查成本太高，实际上处于全民皆行的状态。这些行为实际上抵消了税率。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税务系统就开始推行税务系统的计算机化、联网化。这就是金税工程。这是技术浪潮之下的必然变化。
在经历了1994年开始的金税一期、2001年开始的金税二期（地税未完全覆盖）后，2013年，“金三”终于来了。经过在广东、山东、河南、山西、内蒙古、重庆6个省（市）级国地税局试点后，终于在2016年完成全部推广工作后开始实施。
在金税三期之下，企业与个人，在税务、工商、社保、统计、银行等接口，个税社保、公积金、残保金、银行账户等，在税务系统里面一览无余。诸多对个税降税的努力、增值税、营改增等等税改，都会在征收技术的提升下，被部分、甚至全部抵消。
个税起征点降了，却被公司财务告知，以后奖金不再需要发票了，公司一律代扣。
营改增了，原来买来的发票却不能用了。
这些当然是违法，但仍然意味着，黄宗羲定律在互联网技术下重焕生机。
过去五年我国率先大幅减税降费，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在大力减税降费的背景下，2017年财政收入增长7.4%，依然实现较快增长，这个增速，也超过了当年中国经济6.9%的增长速度。
当然，黄宗羲定律，横跨长达上百年的历史时期比较税收的名目，某种程度上，是舍税负之实质，逐税目之表象。
但是它仍然从某种程度上揭露出历史的一个真相：中国从来不缺纳税光荣，而缺无代表不纳税之精神，以及在这种精神之下，民众对于纳税与福利的博弈。
那么，对于税收执法程度之讨论，从来不能缺失了对立法正义之审视。缺失了后者的正义，是遗憾的，甚至是危险的。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email protected]）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7871?full=y
编辑：杨琦钜

admin

【案例】
政治人物有时候要考虑如何淡化舆论关注来降低可能的社会风险，把重要信息不露声色地掩藏在一堆材料之中，往往是政治策略，在中国做新闻，具有新闻敏感很重要，但从自身安全的角度说，政治敏感可能更重要。这是我们回顾４０年前那些前辈新闻操作时须臾不可忘记的前提。死于勇敢，那是壮烈，但死于懵懂，就有些可悲了。

编辑：杨琦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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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习近平致信祝贺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


　　在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报社全体新闻工作者和离退休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7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日报坚持政治家办报和党性原则，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德，深入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热情报道人民的伟大实践，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创造了光荣历史。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已经开启。人民日报要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深化改革创新，加强队伍建设，改进宣传报道，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贺信全文另发）

　　15日上午，人民日报社举行庆祝创刊7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大会并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壮大主流舆论，传播主流价值，做宣传新时代、记录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排头兵。

　　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和老职工、青年记者编辑代表先后发言。

　　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经过70年发展，人民日报社现拥有报纸、杂志、网站、客户端等10多种载体，400多个发布终端，覆盖用户总数达7.86亿。

https://mp.weixin.qq.com/s/IeNAe0_ln4_SCsHm-pqCEw
编辑：付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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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天津日报大楼往事

昨天天津日报正式迁入天津广电大院，这标志着媒体融合的步伐在加快。但是突然之间的搬迁，对于在大楼工作了24年的老报人来说，也是唏嘘不已。作为全国第一座省级报社大楼，天津日报大楼的故事真的数不胜数。

大家好，就在23号，老牌省级党报《天津日报》，正式迁入天津广电大院办公。这表明天津乃至全国的媒体融合步伐，真是在一步步加快。但对于日报老员工们来说，对将要离开曾经工作过24年的老大楼时，可就平生了许多感慨，承载着一代报人的记忆。

天津日报大厦建成于1994年，在当时是全国省级报社中的第一座，特别厉害。像《解放日报》等许多报社都到这里来参观取经。大楼上天津日报四个大字特显眼，老远就看得清楚。外地人到天津，因为路不直的原因，找地方麻烦。但是一说天津日报大楼，就没有不知道的，这就叫地标。

这座大楼在当时牛到什么地步呢？那可是1994年！地上34层，底下3层。新闻发布厅、会展大厅、餐厅、新闻业务需要的全套设备，资料查询一应俱全。

就说上面那个大球，飞碟造型的。它可不是装饰，正儿八经是一个旋转餐厅。好像名字叫“星海赛”，特别贵。当时在津的和来津的，有头有脸的人不上去一回，都不好意思说。前门有个大玻璃罩子，现在叫阳光房，烂大街了。可在当时这一设计是相当超前，特别有艺术感。艳羡的客人们给他一个名字：阳光大厅，最爱在这照相。光是大门前的那一块刻字的巨石，也是斥巨资，说是几亿年前的。其实你说，哪一块石头不也都是这个岁数？可以这么说，2010年以前天津日报人光提起办公大楼，那一直都带着浓郁的优越感。

这座大楼的建成可说是一波三折，是来之不易。

天津日报社旧址在市中心的鞍山道山西路交口处，老楼，还有街对过的张园。1976年大地震，导致这两处都成了“危房”。没办法，上级决定易地重建。可光说没见动弹，一直到了1982年，当时的市领导到报社现场办公，提出：“新天津日报社不建在海河边，就建在胜利路（今南京路），决不能建在一个很憋屈的地方。新建的报社不仅要解决天津日报社用房困难问题，而且要为天津市新增一景。”最早的新大楼选址因为很多原因没有批下来。天津日报只好先凑乎着。

1985年，市领导确定在河西区大沽南路与小围堤道口处兴建新的天津日报大厦，当时这里还是杂草丛生，一片荒地。有了地点，还需要资金，需要规划和设计，这样才能立项。但当时报社的“家底”根本不够。于是开始筹集资金。当时大楼有好几个设计方案，最后定了现在这个。

1987年12月31日，天津新闻中心（即日报新大楼）批准开工。没成想一年后，因为要给规划让路，奉命缓建，之后又停建。可是别的可以克服，印刷厂等不得啊。再三要求下，市里同意先期建设印刷厂。

1990年12月25日，印刷厂工地动工。1992年底建成。同年4月，时政规划彻底完成之后，市委决定恢复日报大楼的建设。
1992年5月1日开工，1994年年底竣工。1995年，天津日报正式迁入新址。

当时迁入大楼的时候，大家都懵了，这灯光！这地板！这窗帘！之前哪见过这个啊？就说每一层，都有两间浴室，供给编辑记者随时洗澡。可是有些人啊不讲究，洗的忒勤了。后来我们的老社长都忍无可忍了，开会的时候说，你们也不能光洗澡啊？洗就洗吧，还一天三次一次两遍？

在当时啊，天津日报大楼真是名声在外，不管圈里还是圈外。你像那什么灵异事件，传的有鼻子有眼的。我也在大楼里呆了24年了，那些都是没有的事儿，纯粹是在扯淡。

到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变化是前进中的寻常之事，但是大楼还在，我们的故事，她的故事，还可以继续。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V0Aak18SlEclh8a7-6dwA

编辑：尹芳芳

admin

【案例】

中国第一部新闻法：《大清报律》

定福庄1号  2015-11-09


《大清报律》为中国第一部新闻法，两次颁行。第一次于1908年颁布。因报界抵制，遂由民政部修改，交资政院议决，1911年(宣统二年)重行颁布。正文42条。另有附则3条，共计45条。民国初年尚有援用《大清报律》者，1914年《报纸条例》颁布后始失效力。


《大清报律》

第一条 凡开设报馆发行报纸者，应开具左列各数，于发行二十日以前，呈由该管地方官衙门申报本省督抚，咨民政部存案；一、名称；二、体例：三、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之姓名、履历及住址；四、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及地址。

第二条 凡充发行人、编辑人在印刷人者，须具备左列条件：一、年满二十岁以上之本国人；二、无精神病者；三、未经处监禁以上之刑者。

第三条 发行编辑得以一人兼任，但印刷人不得充发行人或编辑。

第四条 发行人应于呈报时分别附缴保押费如下：每月发行四回以上者，银五百元；每月发行三回以下者，银二百五十元。其专载学术、艺事、章程、图表及物价报告等报，确系开通民智，由官鉴定，认为无庸预缴者，亦同。

第五条 第一条所列各款，发行后如有更易，更于二十日以内重行呈报。发行人有更易时，在未经呈报更易以前，以代理人之名义发行。

第六条 每号报纸，均应载明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之姓名、住址。

第七条 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

第八条 报纸记载失实，经本人或关系人声请更正，或送登辨误书函，应即于次号照登，如辨误字数超过原文二倍以上者，准照该报普通告白例，计字收费。更正及辨误书函，如措词有背法律或未书姓名住址者，毋庸照登。

第九条 记载失实事项，由他报转抄而来者，如见该报自行更正或登有辨误书函时，应于本报次号照登，不得收费。



第十条 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一条 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二条 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着，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三条 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报者，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四条 左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低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

第十五条 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属，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

第十六条 凡未照第一条呈报，遽行登报者，该发行人处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罚金。

第十七条 凡违第二、三条及第五条之第一项与第六、七条者，该发行人处三元以上三十元以下之罚金。

第十八条 呈报不实者，该发行人处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罚金。

第十九条 第四条末项所指各报，其记载有出于范围以外者，该编辑人处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之罚金。

第二十条 违第八条第一项及第九条者，该编辑人经被害人呈诉讯实，处三元以上三十元以下之罚金。



第二十一条 违第十第十一条者，该编辑人处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罚金。

第二十二条 违第十二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者，该发行人编辑人处二十日以上六月以下之监禁，或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

第二十三条 违第十四条第一、二、三款者，该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处六月以上二年以下之监禁，附加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其情节较重者，仍照刑律治罚。但印刷人实不知情者，免其处罚。

第二十四条 违第十五条第一项者，该发行人编辑人经被害人呈诉讯实，照所贿之数，加十倍处以罚金；仍究其致贿人，与受同罪。

第二十五条 违第十五条第二项者，该发行人编辑人经被害人呈诉讯实，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

第二十六条 违第十五条者，除按照前两条处罚外，其被害人得视情节之轻重，由发行人编辑人赔偿损害。

第二十七条 违第十二、第十三条及第十四条第四款者，得暂禁发行。

第二十八条 暂禁发行者，日报以七日为度；其余各报，每月发行四回以上首，以四期为度；问以上者，以三期为度。

第二十九条 违第十四条第一、二、三款者，永远禁止发行。



第三十条 违第十二条致酿生事端者，得照上条办理。

第三十一条 呈报后，延不发行，或发行后中止逾两月者，如不声明原委，即作为自行停办。

第三十二条 违犯本律所有应科罚金及讼费，逾十日不缴者，得将保押费扣充，不足再行追缴，仍令补足保押费原数。

第三十三条 禁止发行及ｇ行停办者，准将保押费领还，注销存案。

第三十四条 凡于报纸内撰发论说纪事填注名号者，不问何人，其责任与编辑人同。

第三十五条 报纸以代理人之名义发行时，即由代理人担其责任。

第三十六条 除第一条第三款及前两条所指各人外，所有报馆出资人及雇用人等，应均无涉。

第三十七条 凡照本律呈报之报纸，由该管衙门知照者，所有邮费电费，准其照章减收，即予邮送递发。其未经按律呈报接有知照者，邮政局概不递送，轮船火车亦不为运寄。

第三十八条 凡论说纪事，确系该报创有者，得注明不许转登字样，他报即不得互相抄袭。

第三十九条 凡报中附刊之作，他日足以成书者，得享有版权之保护。

第四十条 凡在外国发行报纸，犯本律应禁发行各条者，禁止其在中国传布，并由海关查禁入境。如有私行运销者，即入官销毁。

第四十一条 凡违犯本律者，不得用自首减轻、再犯加重、数罪俱发从重之例。

第四十二条 凡违犯本律者，其呈诉告发期间，以六个月为断。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律自奏准奉旨文到之日起，限两个月，各直省一律通行。

第四十四条 本律施行前，发行之报，均应于三个月内遵照补报，并按数补缴保押费。

第四十五条 本律施行以后，所有前订报馆条例，即行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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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心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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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沙垚：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读报组的历史考察
原创： 沙垚  新闻记者  2018-06-27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读报组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经常化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转变的完成有赖于农村俱乐部的建立。重新梳理这一历史进程，对于今天的群众参与新闻实践与党报践行群众路线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上，群众参与新闻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创举，主要体现在“群众读报、群众办黑板报、工农通讯员”等三个方面。要想把党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传播给群众，“单单依靠记者、编辑和基层干部的传达是不行的，必须依靠更广泛的力量——读报组”。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通讯工作的决议》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均应组织读报，各地区乡干部、小学教师、工作人员及一切文化工作者，均应积极组织这个工作”，“应该细心研究群众的兴趣所在，以便引起群众参加读报的热情；应该使读报工作与群众的生产、卫生、识字、娱乐等各种日常问题的解决相联系，并应注意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以便使读报组成为能够持久团结群众推动工作的核心”。1952年，陕西省委宣传部的一份文件提到“读报组是党教导人民群众和加强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之一，也是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是推动各项工作的重要力量”。这里，明确了读报组的性质、功能与主体。

虽然延安时期“九成以上老百姓和大多数乡村干部不识字、不能看报，……报纸和群众联系不够”，但读报组作为一项群众参与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实践活动，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动，并为1949年以后新闻领域践行群众路线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样本。1950年代，在工农群众识字读报的水平经由冬学、夜校、民校等学习，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尤其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宣称要继续推动群众参与新闻实践的大背景下，读报组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新面貌？从中我们又能提炼出哪些经验与特征，用于指导今天的新闻生产与实践？

一、1950年代初读报组的建立

陕西省的农村读报组是从1950年7月开始建立的，截至1952年6月底，据陕西省委宣传部不完全统计，全省已经建立起7.559万多个读报组。参加的人数已达142.63万多名，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0%以上。这些读报组对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都起到了巨大而积极的作用。“读报组的兴旺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基层社会生机勃勃，组织化程度很高”。那么，它们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读报组是哪些人在读，又为什么愿意读？答案是“农村知识分子和识字农民”。根据1952年对渭南专区蓝田县六区二乡、宝鸡专区宝鸡县鸡峰区五乡和咸阳专区淳化县铁王区秦家河乡的调查，这三个乡每村均有3-4个知识分子或识字农民。这个数字在1950年代初的关中农村是较为普遍的。要把这些人动员起来，加强思想教育，“使他们认识读报工作是一项光荣任务，能够任劳任怨、不计报酬，踏实负责地工作”。同时，物色一些成分好、热情积极的知识分子加以培养，培养的办法，一是吸收他们参加速成识字师资训练及积极分子训练班，二是由完、普小教员巡回指导，就地培养。以这种方式不断扩大读报员的队伍。

读报就需要有报纸，1950年代初农村百废待兴，订报的钱从哪里来？初期各地多半是读报组的组员们平均摊派，这种方法不可持续，必然会有人不愿意，进而导致报费收不起来，有不少读报组也就因此解散了。但同时，各级宣传部门又三令五申，一遍遍号召动员建立读报组，怎么办？实践中，人民群众探索出如下解决办法：（1）各村制定增产计划，将增产的粮食拿出一部分订报；（2）有荒山的地区，全体村民一起去开垦一块荒地，将所生产的粮食拿出来订报；（3）全村集体搞副业生产一次，如卖柴、贩炭、割麦、打场等，或抽一个人去搞几次副业生产，其他村民予以辅工，将生产所得利润或工资，拿来订报；（4）每个组多喂一只鸡，将鸡蛋卖的钱订报。无论是垦荒、卖柴、贩炭，还是养鸡都属于临时性的措施，对个人的热情与积极性依赖程度较高。但不管怎样，在1952年的时代背景下，它们确实解决了订报费的问题。

可是，偏远地区怎么办？有些农村交通不便，邮局直接寄不到。一般来说，只能送到县里，县里又经过区、乡两级政府转给农村读报组，有时转得遗失了，有时压下几十天还转不到。时间长了转一次就是厚厚一沓，群众又一下没时间看完，于是就觉得“不如买个书本本方便”，不愿意订报了。一些读报组也就因此解散了，还有的流于形式，不能经常读报。为此，一些县区由宣传部牵头，积极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如兴平县委宣传部与邮局协同在全县建立了3个大邮圈19个发行站和11个代办所，开通邮路，使报纸能迅速直接送到群众手里，1952年全县已经有70个乡能够看到当日的报纸。再比如周至县组织农村通讯网，从区到乡直至村都建立了报纸宣传站，由群众选出传讯员转送，传讯员所花费的劳力，用记工算账的办法，由全体组员帮助他生产或代他参加公共劳动等来补偿，这样，该县45个乡就有28个乡能看到当天的报纸，路较远的17个乡也可以看到前一天的报纸。

还有某些山区农村，人口分散、地区辽阔，有些村庄只住两三户人家，村与村距离很远，要把几个村的人合起来组织一个读报组，事实上办不到，若一个村单设一个组，又没有识字的人。对此，陕西省宣传部要求：首先，凡是到这些地区去工作的干部，都必须随身带报纸，人到哪儿，报到哪儿，见了群众就念就讲；其次，先在有识字人的村庄建立读报组，先找到识字的人，经过宣传教育取得本人同意，教给他读报的方法，然后把村里的人组织起来成为一组；最后，选择有积极性的读报组长或读报员，划分区域，分工负责，定期抽空到没有识字人的村子读报，即“流动读报员”。

二、以群众运动的思路组建读报组

“群众运动是中共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非常规政治手段，具有常规行政手段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可以帮助党和国家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动员乡村民众、实现乡村治理”。群众运动的策略和模式，一般认为包括：“启蒙与唤醒，以政治号召争取群众”；“组织及组织化生活，构筑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物质基础”；“实际运作中前紧后松，存在矫枉过正的动机”，等等。爬梳史料可以发现，1950年代初关中农村读报组主要是按照群众运动的思路进行的。

成立读报组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宣传部门。1950年起，陕西省宣传部一面责成各级党委宣传部大力建立读报组，一面搞试点，在华县结合土地改革大量发展读报组，两三个月中即建立起650多个组。“国家的在场”与“党政干部的大力支持”是读报组得以普遍建立的重要原因。哪里的党政干部重视和推动此项工作，哪里的读报组就能得到迅速发展。如临潼县的干部重视，1952年全县已有读报组1433个，2.8万多人参加读报，占10岁以上人口的62%。平均每个自然村有4个组。不仅如此，村、社干部的重视和支持也很重要，因为读报员没有行政权，安排读报时间和召集农民听报等，都必须通过干部，只靠读报员自己很难召集起来。

如果说政治的推动和干部的支持是农村读报组成立的前提，那么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读报活动便是关键，这里的“群众”包括两类群体，读报员和听报农民。

激励机制是发动读报员的主要措施。既包括物质上的，比如通过发动群众适当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给工作成绩好、受到群众欢迎的读报员以适当的物质奖励。还包括精神上的，比如1952年七一节，由省委宣传部、省人民政府文教厅、陕西日报社联名奖励了4个模范读报单位和15名模范工作者和读报员，起到了“奖励模范，树立旗帜”的作用。总之，通过团结教育、培养辅导和激励机制，确实有效地推动了农村读报组的发展。比如淳化县秦家河乡白堡村到1952年9月，就组织了读报组36个，听众约700余人，发展宣传员47名并伴有黑板报30块，广播筒15个。

更重要的工作是让农民广泛参与。除了上级宣传部门和党政领导的动员之外，“社会大讨论”是另一个有效方式。比如《陕西日报》1951年7月组织各地农民以读报组的方式发起了“雷昌恩发家走的哪条路？”的讨论，以此为依托，仅长安、富平等五个县即有5000多个读报组参加了讨论。估计全省参加讨论的，约有两万多个组。群众来信说，他们“思想上对读报组的重要性有了明确的认识，懂得了建立与巩固读报组的方法”，“深深感觉参加模范读报组的好处”，并都表示“下定决心把读报组工作搞好”。

群众运动过程中常见的“政治主导”、“组织推动”、“激励动员”、“社会大讨论”等思路和措施在这里均可见到。不仅如此，1950年代初农村读报组实践还呈现出一拥而上、前紧后松、流于形式等特点。

由于各级宣传部门缺乏经验，也未能及时动员，很多农村地区的干部、群众对读报组缺乏了解，读报组发展得很慢，1950年初全省才1900多个读报组。至1950年底，宣传部门采取了上述措施，找到了读报员，获得了地方党政干部的支持，进行了广泛的组织动员，到1951年七一，新增2.02万多个读报组，到1952年6月底，又新增5.55万多个，达7.559万多个读报组。但由于发展过快，各地将建立读报组视作政治任务去完成，比如佛坪县三分之二的读报组流于形式，不能经常读报。宝鸡鸡峰区五乡把35岁以上的人都编入读报组，每组有六七十人之多。读报时哄哄一堂，你说他笑，收效甚微。还有些地方读完之后就算完事，不进行讨论，所学的知识不用在生产上。因此到1952年8月中旬，省委在各地委宣传部长和报社社长联席会上确定，下半年起，读报组的工作任务调整为“整顿，使不巩固的能够巩固起来，并在巩固的基础上逐渐提高。到明年（1953年）春季，再根据整顿情况，来确定新的发展计划”。

当读报组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更多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一）在形式与内容层面，主要是自上而下地宣传党的政策与意识形态，文件里不断强调要结合农村实际，这也恰恰说明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结合村情民情；换言之，读报内容是外来的，与农村社会的日常生产生活没有更多的互动，甚至连读报这一宣传的形式都是新的，农民一下子能不能接受和喜爱？（二）虽然群众被动员起来了，成立了很多读报组，也探索了解决经费的途径，但是动员之后怎么办？并没有确立一个长效机制保障读报组的运行。换言之，在1950年代初，农村读报组并没有深度嵌入社会结构，而是以群众性运动的形式漂浮于社会结构之上。（三）团结和培养一批农民知识分子，既识字又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服务意识，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各地均未有意识地采取各种办法对农村识字的农民加以培养”的现象大有存在。

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人民群众。对政党或国家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不能被群众理解和支持，不能深入人心，将很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更罔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对农民群众来说，他们感受到了新的文化和新的气象，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生活的逐步改善，他们对文化娱乐、科学知识和思想教育都表达出了更高的诉求。无疑，读报组是一个可以深入农村，让群众参与，教育群众，并实现群众自我教育的有效方式。只是，读报组活动的经常性如何保证？

三、农村俱乐部：读报组的经常化与制度化

一份关于农村读报组的调查报告提到要“使读报工作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如何做到？这需要从1950年代中期的农村俱乐部说起。

1955年4月陕西省召开了第一届文化行政会议，要求各地农村文化馆、站逐步把主要力量转向组织和辅导俱乐部工作。因为农村合作化事业迅速发展，给农村文化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要“大力发展农村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综合性的组织——俱乐部”。1956年，西安市计划建立农村俱乐部564个，咸阳市18个，咸阳县323个，鄠县321个，长安县768个，铜川县270个，渭南专区7382个，宝鸡专区7235个。事实上，截至1957年1月，陕西省83个县、市，建立了1.3211万个农村俱乐部。

什么是农村俱乐部？《关于发展和提高农村俱乐部的初步意见》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农村俱乐部是在合作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进步的、高级的农村业余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是党和政府在农村开展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重要阵地，是鼓舞农民生产热情、推动中心工作的有力工具，是活跃农民文化生活，以健康的文化休息代替不正当娱乐的良好场所。由于它是群众自己办的，而且是包括各种文化艺术形式的综合的组织，所以最受群众欢迎，也能够充分发挥劳动人民在文化艺术上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同时，它能够紧密地结合生产，为群众服务，也便于政府和文化部门进行思想指导和业务辅导。”

俱乐部不是临时的群众活动小组，而是伴随在农村合作化过程中产生的综合性的文化常设机构。成立俱乐部是纳入县、区、乡的“文化工作规划”和“合作化全面规划”的，是“农村干部经常的领导工作之一”，要“经社管委员会批准，报乡人民委员会备案”。

俱乐部设立文艺宣传股，包括创编工作、幻灯放映、业余剧团、收音广播、黑板报、读报组等；社会教育股，包括图书室、民校、识字组、讲座会等；科技推广股，包括农业科学技术和卫生的普及宣传，推广自然改造经验等；体育活动股，包括军事体操、各种球类运动等。同时还要求“分设各股”要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不能大而全。俱乐部在农业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通过选举组成俱乐部委员会，统一领导俱乐部活动，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委员4人（委员人选中有村主任、两个农业社主任、团支部书记、村社文教委员、村妇女主任）。每股设正副组长各1人，各项具体工作都有1-3人负责。显然，读报组是农村俱乐部的一个常态化与制度化的内设机构。自1955年起，读报组被纳入国家文化体制，成为最基层的开展业务的活动单位。

因此，可以认为农村俱乐部的建立是农村读报组从群众运动走向制度化的关键一步。

农村俱乐部是“农村业余文化活动的一种综合形式，把农村各种单一性的、分散的文化艺术活动，联合起来便于进行辅导和统一领导”。换言之，农村俱乐部是农村文化资源的总动员，为农村文化和新闻宣传活动搭建了一个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趋势：第一，读报组不再孤军奋战，它有很多合作伙伴，比如秧歌、戏剧、快板、说书、广播、板报、幻灯、讲座等等，这里既有农村传统的文化形态，农村的风俗习惯和民间文化被尊重了，也有报刊、广播、幻灯、电影等新的媒体形态，两者通力合作，有机融合，共同服务于农民的生产生活与社会主义建设。第二，读报组已经抵达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维度，成为一种仪式。读报活动能结合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配合农村中心工作，读报与入社结合起来，通过读报的方式团结社外群众，让社外群众对合作社产生感情，并向往社内群众的文化生活，从而更接近和积极要求入社；反过来，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社壮大了，也就更能保障读报组的经常性运转。同时，也更注重根据群众不同年龄、性别和兴趣来组织读报内容，采取“一读二讲三讨论”的方法，让听报群众更好地领会文章精神、学到知识，同时注意坚持业余原则，读报不耽误生产。

每个大队、生产队都会订阅报纸，一般来说大队的报纸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生产队订阅省一级的《陕西日报》、《陕西农民报》和《陕西科技报》。报纸直接送到大队长和生产队长家中，队长看完之后放在办公室，让普通社员阅览。但社员一般不会主动去阅读报纸，经常到生产队办公室看报的人是固定的一小批积极分子。……到了晚上，还要读报政治学习。开队会一般是隔几天或者十几天，要把贫农代表叫上，他代表贫下中农的意见，和现在的人大代表很像。开会时，生产队长要召集全队人一起学习，大家自己带上小板凳，主要学习报纸社论。队长常常去公社开会，开完会回来就在生产队的会议上传达上级精神，主要形式是队长宣读。

大跃进的时候，村里安装了几个喇叭，水井房一个，生产队两间办公室的门外空场上一个，还有其他公共场所一个。在每天早晨起床以及吃饭的时候，大喇叭就响了，转播收音机的新闻和文艺节目。

由此可以看出，读报活动已经融入生产队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去了，即便没有读报员，读报也会由生产队长完成，且作为政治学习的日常仪式。而且，读报不仅有现场宣读、讲解的方式，还会通过村里的大喇叭、收音广播等方式进行传播。通过夜晚开会读报和早晨广播报新闻，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图景勾勒尽显。在1956年前后，关中农村读报组用实践探索出一条从群众运动到制度化、常态化的运行模式，将读报组纳入国家文化体制，成为合作化运动进程中文化领域的标准配置，有固定的组长和机构设置，如此，读报组开展活动就有了制度保障。同时，读报不是可有可无的临时活动，而是定期举行的日常仪式，其内容也与农村彼时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有时甚至能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推动社会发展。

某种程度上，1950年代中期农村俱乐部和读报组的实践对群众运动的成果“难以制度化、常规化，只能以接连不断的新运动来维系，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了难以消解的矛盾”这一重要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四、读报组的当代意义

在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史中，“读报组”留下了浓重的一笔。“重新梳理和思考读报组的发展历程，对于思考在社会急剧转型、各种矛盾交织的今天，党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新闻史的角度，可以梳理出1950年代农村读报组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制度化常态化的转变；在理论层面，则对今天媒介中心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路径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思考。

首先，常态化不仅需要制度的保障，更需要人的主体性。读报组实践启发我们乡村媒介活动当以群众为主体，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社会建设，不仅能践行群众路线，而且能化解社会矛盾，还能激发潜藏在社会深处的正能量和价值感。

比如，1950年代长安县东祝村读报员常常把报纸带到田间，利用休息时间阅读，还把破屋子改造成了图书室，4个识字青年义务担任管理员，建成“屋顶广播”，每周二、四、六晚上轮流播讲国内外大事和村里的生产情况，还有黑板报、漫画，每周一期……F如果没有一定的主体性觉悟，仅仅靠群众运动式的动员，是很难做到的。青年读报员不是照本宣科地读报，而是有情感、有温度，以问题为导向，读报方式讲究灵活多样，他们“避免平铺直叙地念文件，结合讲解，视内容篇幅的不同，采取边读边讲，先读后讲，对篇幅过长的只讲大意，不读全文。讲解时结合实际，有鼓动气氛，启发群众共鸣。当群众在听讲中纷纷议论时，就顺势引导讨论，不必勉强再读下去，对尚未读到的精神，则结合讨论进行补叙”。比如，在读秋收秋播相关的文章时，刘家岭大队的读报员就引导群众逐项排查各项准备工作，引发群众热烈讨论，他们发现大队在种子、库房、牲畜、场地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队长听到这些意见，当晚就召开队委会，落实各项工作。

广播有广播员、报纸有读报员、电影有放映员，他们的身份都是农民。他们以人为媒介，把内部的、外部的故事内容和传统的、现代的媒介形态都整合起来，嵌入农村社会结构之中，共同服务于1950年代的农村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很难想象，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没有这样一支“指挥自如、训练有素、且能广泛深入民间的群众性宣教队伍，那么各项政策的上传下达还能否进行得如此顺利”。通过俱乐部和读报组，在1950年代的农村新闻传播与文化实践中，农民获得了与其政治经济身份相匹配的文化身份，以文化主体的身份登上了社会和历史舞台，在这里农民自己“创造了一个可供自我认同的崭新的农民主体形象”。以史为鉴我们也可以反思，当代媒介抵达乡村社会，是否还有这样的深度，是否还有这样的结构性互动，是否还能够调动起群众广泛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其次，读报组践行的是一种群众广泛参与的、业余的新闻生产模式，这与新闻专业主义截然不同。读报组实践中，人是业余的，读报员不是记者、编辑，甚至连通讯员都不是，而且识字水平比较有限，主要是热情和信念支撑他们完成这项工作，而不是专业主义，他们的主业是农业生产劳动；读报的时间、地点也都是临时的，他们经常是在田间地头，利用农民劳作的休息时间读报，有的地方规定，读报只能占劳动休息时间的三分之一；或者是在晚上政治学习和生产大会之前，群众陆陆续续到来，但尚未到齐的空隙中读报……

但正是这种业余的方式推动了社会转型发展和行业制度的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这启发我们思考：专业主义的发展路径是不是人类社会或文化发展的唯一路径，是否存在另外的可能性？业余，因其不是主业，就不会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保证了文化传播活动的相对纯粹性，以及区别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独立性；业余，挑战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日益分野，以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缺乏交流沟通的现实的社会结构，重返马克思“生产者联盟”或“劳动者联盟”。至少在1950年代，读报组建立了农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于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沟通机制。也在某种程度实现了马克思所期望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在这里猎人、渔夫、牧人和谈判者、诗人的身份是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实现统一的。如同在读报组，很难说一个人是读报员、通讯员，亦或是农民，因为其身份是多重的，又是统一的。

所以，业余性在某种程度上重启了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白领、中产阶级与工人、农民相联结、并进而有机统一的进程，成为一个模糊的中间地带，传播即联结，可赋予日益僵化的社会结构更多的“可沟通性”。

（本文摘自沙垚：《中国成立之初农村读报组的历史考察——以关中地区为例》，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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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心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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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落马的武威“火书记”和两个记者的往事

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今天发布了一条案件查办消息，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火荣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落马者职务不高，仅是厅级，官位也不显赫，省政协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但却引起了很大关注。因为这个副主任，此前曾经“火”过。

火荣贵在出事前，曾担任武威市委书记7年。在任期间，武威因为抓记者而闻名天下，甚至闹到了当年的全国两会上，问题被抛给了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搞得他有些狼狈。

后来，王三运落马了。最近，武威的副书记也落马了，有传言说火书记也被调查了。不过后来武威市出来辟谣，然后火书记出任省政协的职务。后来政协换届，还连任了。

但是，终于还是落马了。

落马的原因，是跟王三运有关，还是因为戴了很多名表，目前还不清楚。这里仅讲讲火书记和两个记者的故事，聊以备忘。

一个是兰州晨报记者张永生。


被诉嫖娼和 敲诈 政 府 的张永生。

2016年1月7日，武威市步行街中段浙江大厦进行消防演练。没想到，原本的演练最后却弄假成真，真着火了。接到线索后，兰州晨报记者张永生去采访。然后就被当地公安羁押，先是被指控为嫖娼，后来又转为“敲诈 政 府”。

事后情况显示，张永生的嫖娼，纯属子虚乌有，甚至说在洗浴中心被抓，也是虚构出来的。当地公检系统也承认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后来换成的另一个罪名敲诈勒索，则指张永生自2009年3月以来，以报道负面新闻为由对多个单位和个人进行要挟，敲诈勒索人民币5000元。对这一指控，当地检察院最后也以不予起诉终结。

后来，张永生案以不予起诉终结。甘肃方面赔偿了张永生一千多元，作为“国家赔偿”。

另一个是甘肃日报驻武威记者站前站长马龙顺，马三爷。


马顺龙镜头下的火书记。

2017年10月，财新杂志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一个省报记者站站长的亿元传奇》，由著名调查记者王和岩撰写，采访扎实，细节丰富。但是因为是收费阅读，禁止转载，当时传播不算广。

这位马站长经历非常传奇，和张永生相比，算是记者中的官员，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他的主要事迹有三项：

1、他是甘肃日报历史上驻站最长的驻站记者，从1984一直干到2012年，甚至到龄退休之后，仍拒绝与日报派来的记者做交接，继续代表甘肃日报在当地驻站、发稿长达5年，派驻的正牌记者成了“流亡记者”。直到2017年4月底被甘肃省纪委带走，一共干了33年。

2、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有关部门查证马顺龙资产近亿元，从他家里搜出的现金就有1800多万元。

3、在当地呼风唤雨，明码标价干预各种诉讼，参加武威市重要会议和活动，直接插手人事安排，人称“地下组织部长”。

这一切，都是因为马顺龙会来事、能办事，和武威市的主要领导关系很铁。

这个主要领导，就是时任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所谓能办事，就是能帮他摆平舆情，发表扬稿。

关于两人的相识，财新的报道还提供了一段“不打不相识”的往事：

在火荣贵刚到武威当书记的时候，马顺龙有次在市委大院没有按规定停车，被脾气火爆的火书记看见，顺手抄起一块砖头砸向马顺龙的车。马顺龙为此和火书记大吵了一架。不过事后马顺龙意识到自己斗不过市委书记，于是依旧不遗余力地在甘肃日报上吹捧武威、吹捧火书记。结果书记看到后抛弃前嫌，投桃报李，和马顺龙成了铁哥们。书记平常下乡、检查工作，有可能秘书都不带，但马顺龙都会跟着。

马顺龙被纪委带走时，据说还十分嚣张，面对同来的特警高声质问、反应激烈。

马顺龙案后来被移交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多名涉案官员被要求协助调查。不知道里面是否包括火荣贵。

火书记的问题，肯定不止和记者的这些事。不过从他对待两个记者的不同态度，大概可以看出火书记是个怎样的人。

不过有人说，这样的地方一把手和这样的记者站长，其实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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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尹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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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91年９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高狄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按照常规，新华社头天晚上就把这篇社论全文发出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当晚广播了。江泽民发现后，指示要把“姓资姓社”这两句话删去。这样，新华社不得不把删过的稿子重发一次。同一篇稿子新华社发两次，实属罕见。更令人难堪的是，香港和国外的报纸登的是第一稿，国内的报纸登的是第二稿。因此，国外舆论大做文章，说中共中央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9月28日，《人民日报》出版的《内部情况》，刊登了一篇“中直机关几名共产党员”的来信。来信中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糊涂，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戈叶之流是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高狄为这封信写了一个“编者按”，说：“在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日报怎样正确引导舆论等重大问题。”他还引用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号召读者“应该以这几名共产党员为勉，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当然也表示了他“贡献自己的一切”的决心。

1992年2月下旬，邓小平“南方谈话”传回北京后，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问高狄：“《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为什么没有反应？”高狄则反问：“小平同志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口径报导。”顶李瑞环一个满怀。

直到6月22日，高狄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表态的文章。不过，5个多月后，他就离开了《人民日报》。

编辑：邢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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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徐庆全：说说高狄与《人民日报》

本来写了一个题目：《我所了解的高狄》，但想了想，有点托大，还是改为现在的题目比较好。

高狄属于曾经位高权重的人，我一介百姓，当然不认识他。但是，我的确很关注他；关注他，当然就想了解他，所以，说“了解”也说得过去。

最先知道高狄这个名字，是1990年6月学校发下来的两本书。一本是《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这是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文件，虽然注明是“试用本  发到县团级”，但是，至少在北京市的高校中，达不到“县团级”的一般普通教职员工也都得到了一本。

另一本是《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教育辅导材料》一书，是根据前一本书的精神编写的辅导材料。这本书的署名是：“作序：高狄；主编：邢贲思、程连昌；副主编：徐颂陶、虞云耀、蔡德明、成银生”。

在这一连串的名字中，我特别关注高狄，不仅是因为这本书违反常态，把作序者列在封面比主编者还明显的位置，而且因为高狄的序言的题目就让人反感：《高举社会主义这面永不褪色的红旗》，都什么年代了，还喊这类口号性的东西。

序言中让人反感的话更多。比如，序言中说：“思想文化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去占领。我们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文化、教育、新闻、理论这个阵地，使它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这是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也是文革的话语体系。当时，各个机构包括我所在的学校都在清查阶段，压力山大，对这样的话也就格外反感。

问见多识广的孙长江老师，才知道，高狄是上任不久的《人民日报》社长。

那时，处于清查过程中的那时，我们对在这个关口到重要岗位上任的人，大都没有啥好感。关注高狄，也是没有好感的一种方式。

后来，看报纸，看到有“高狄”署名的文章就看，他是《人民日报》社长，《人民日报》当然是他的阵地。印象中，他与前几任社长不同，前几任社长很少在自己的报纸发表署名文章，而他则应该是多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但我的笔记本只是记了他的三篇文章：《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1990年12月17日）、《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91年4月19日）、《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1992年6月22日）。

前两篇文章是说教，宣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推动“反和平演变”，追问“姓资姓社”。后一篇则风格大转，不再追问“姓资姓社”的问题，开始拥护党的基本路线。这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表态文章了。

后来，我在作有关思想意识形态的采访时，也常常会问到高狄的作为。我先后采访的人有卢之超、胡绩伟、朱厚泽等人，都在我的发问下谈到高狄当年的作为，我也查阅了一些材料。现在综合如下。

高狄是1985年5月9日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这时是乔石担任中组部部长。1988年5月，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1989年6月19日到1992年11任《人民日报》社长，这时是宋平兼任中组部部长。

1985年，中央在物色中宣部部长人选时，在中央党校工作的高狄，也曾经是被考虑的对象。不过，他没有被通过。后来高狄对别人说：“京官难挑，不是左就是右，所以找了一个贵州的黑马，就是朱厚泽。”

1989年6月5日前一天播出的《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高狄是参与者之一。也许那时高层就已经决定他到《人民日报》上任的事了。

对那时的情况，思想意识形态界有一个形象的说法：邓力群领头，下面有“二之（王忍之、贺敬之）一狄（高狄）”。“二之”如同螃蟹的两只大钳掐住思想文化界，“一狄”则居中坐阵—《人民日报》这块阵地。

6月19日，高狄上任后，首先抓《人民日报》的清查工作。《人民日报》的老人还记得高狄的一句话：“不留隐患”。话很文雅，但透着杀气。

此后，中央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和平演变”，《人民日报》紧跟照办，高狄数次发表署名文章站台。

1991年3月，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署名的系列文章，传达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谈话。高狄主持的《人民日报》针锋相对，连续发表文章，挑起“姓资姓社”的争论。

高狄并亲自到上海探听底细。他的作为，被新闻界说成是“微服私访”。一般说来，部长级官员到省市出差，应当和当地官方打招乎，由官方接待，高狄到上海没有和上海市委打招乎，就自己找个宾馆住下了，所以有“微服私访”的传言。

想来，那时高狄并不在意各种传言，他是坚决要在“姓资姓社”上问个明白的。这就有了那个著名的“九二事件”，

1991年９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高狄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按照常规，新华社头天晚上就把这篇社论全文发出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当晚广播了。江泽民发现后，指示要把“姓资姓社”这两句话删去。这样，新华社不得不把删过的稿子重发一次。同一篇稿子新华社发两次，实属罕见。更令人难堪的是，香港和国外的报纸登的是第一稿，国内的报纸登的是第二稿。因此，国外舆论大做文章，说中共中央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9月28日，《人民日报》出版的《内部情况》，刊登了一篇“中直机关几名共产党员”的来信。来信中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糊涂，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戈叶之流是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高狄为这封信写了一个“编者按”，说：“在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日报怎样正确引导舆论等重大问题。”他还引用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号召读者“应该以这几名共产党员为勉，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当然也表示了他“贡献自己的一切”的决心。

1992年2月下旬，邓小平“南方谈话”传回北京后，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问高狄：“《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为什么没有反应？”高狄则反问：“小平同志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口径报导。”顶李瑞环一个满怀。

直到6月22日，高狄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表态的文章。不过，5个多月后，他就离开了《人民日报》。

编辑：邢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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