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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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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态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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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发表于 2014-7-19 23:29:11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黎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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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分鐘前 來自新浪微博4G版


122#
发表于 2014-8-14 17:22:2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杨桐
【灵异事件】要不是老婆提醒,还真给忘了,今天竟然是我的生日。四年前生日时的这篇感言,在一个月后突然莫名其妙地在网上热传,接到好多祝福和鼓励,而我尚不知发生了什么。现在,又在这个蹊跷的日子,记者站网蹊跷地重发四年前的旧文,太诡异了。

@记者站网
【离职感言:希望领导把普通记者当兄弟而非工具】我在凤凰周刊的最后两年,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把如家的普卡住成了金卡。此前在河南的八年职业生涯,我们在帝都每晚60元的小旅舍中,干掉了年产值28亿的巨能钙,在担心假发票不能报销的洗浴中心中,揭露一个又一个震惊中国的闹剧。http://t.cn/RPSlZ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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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发表于 2014-8-16 18:03:16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三位女记者谈职业发展:从业十年也过不上有尊严的生活
2014-8-16 18:01|  
邓丽、默默、周馨怡|来自: 南方传媒研究

国内30岁以上的记者已经很少,要么做了领导,要么转行。这个原因很好理解,那就是天花板。现行的市场化媒体考核制度,薪酬制度等(人民日报,新华社之类官办媒体不在比较范围之内,他们有很多老记者),无法让从事新闻行业10年以上的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邓丽:写在逃离新闻的路上

10月11日下午,天气有点阴沉,不过温度恰到好处,不愠不火。

我离开21世纪经济报道已经半年多,这些日子,在一个法语培训中心报了名,全职学习法语,最近一个月,去了一趟西藏,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此时此刻,我正坐在上海图书馆顶楼的阅览室,背单词,看书,写这篇小文,心静如水。

我是一个新闻逃兵,离开了兴奋过、焦虑过、自豪过、厌恶过5年的媒体圈。

不过,只能算游离:MSN、QQ、微博和开心网上还挂着上百名编辑和记者——曾经是我的同事、同行,更可恶的是,家里还有一位在职的记者。

找一个同行伴侣最大的弊端是,总有个人忍不住要讨论业务,或者评论一些国家大事——我们的工作都是操心总理才操心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有时候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

目前,我没打算重操旧业——朋友称之为“出山”。

2011年6月,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传播系沈菲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博士对数百位调查记者问卷调查,结果是如此的悲观:40%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30%的调查记者“不确定”,只有13%左右的人还愿意继续从事1-5年调查记者。

总结下来,“基本青壮、基本男性、基本有文化、基本从业八年,老巢基本在北上广,流窜范围基本不定,基本收入低、基本不满意、基本作息乱”。

这些调查记者的这些纠结和焦虑,我都有过。《南方周末》有一句流传甚广的新闻理念“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大学时候读到这句,感动得不行。但是等自己做了几年记者,却发现理想撞死在自己面前。

但是我还得自己主动“竖起天线”,接收各种负面消息,因为记者职业就应该做轮船的瞭望者,告诉大家,哪里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我的签名就是“珍爱生命,远离新闻”,又有一阵子变成了“珍爱生命,远离微博”。有好几个月,我完全拒绝电脑和网络,白天上课,晚上做作业,遛狗,说真的,没有网络纷杂,不自找不开心,没有负面信息焦虑症,很棒。

总理他老人家时常“仰望星空”,中国的年轻记者大概只能仰望“天花板”了。

做记者,在国外的轨迹常常是,读书读到硕士、博士,然后在一个媒体干个十几年,最好能外派去某个国家,当个站长,见一些世面,再写几本不错的书,去大学新闻学院讲讲课。

毋庸讳言,中国的记者大部分仍然是吃青春饭的,用高强度的工作来维持生活,这方面社会新闻记者尤其突出,一线的基本都是非常年轻的记者,财经记者圈相对好一些,但主力仍然在26到30多岁左右。相比国内,国外做到五六十岁的记者大把。

比如,在21世纪经济报道,30岁以上的记者已经很少,要么做了领导,要么转行,去别的公司做公关总监,去基金之类做分析员等等。

这个原因很好理解,那就是天花板。现行的市场化媒体考核制度,薪酬制度等(人民日报,新华社之类官办媒体不在比较范围之内,他们有很多老记者),无法让从事新闻行业10年以上的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一个报社总编和一个传统行业的老总,或者一个报社中层(工作10年以上)和一个企业中层的待遇很难相提并论。

当然,国外记者收入也不是特别高,但他们国家有很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养家糊口的压力没有中国大,国外一些不错的媒体甚至会给员工半年到一年时间带薪写书,会花费更高的时间和交通成本完成一个稿子,对写稿量也没有中国市场化媒体那么大,也并不急吼吼地要把记者末位淘汰掉。

或者可以这样说,国外一些著名媒体是拿稿件当作品,我们的媒体是当产品,在我过去的从业生涯中,很多很多次,必须在5个小时,6个小时,采访和写出一个3000字左右的新闻稿件,甚至有一次2个小时,写了2000多字新闻稿。

在一些媒体,过得最好的人,是一天能写3篇报道,每篇2000多字的“牛人”,还有一些年轻有激情,经验不足,却仍然产量丰富的记者。

更甚的是,一些媒体高层拿记者的报道换广告,利益输出,或者出卖记者的线人,换取自身的安全,或者沦为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代言人,宣传机器,还有一些则敲诈政府,发软文、关系稿求生。

这些都是中国媒体的种种怪现状。

放之海外,因为互联网的冲击,若干不错的媒体已经关门大吉,中国因为市场化媒体比较晚,尤其是专业财经媒体最多十来年,所占份额还小,仍然有一些空间,但仍然有远虑近忧,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默默:前两年兴奋,现在要离开为什么想做记者?

做记者是从小的愿望,大学时代的偶像是法拉奇,想做战地记者,除了这个职位,从来没有想过做别的。

2008年初进入新闻行业,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一个业内比较认可的市场化财经媒体。

在这之前,我在国外念了四年新闻。回国之后,和一般的应届生一样,顺利进入自己喜欢的行业,两个月后转正。没有太多曲折、惊心动魄的故事。

为什么现在想离开?

对我而言,长久的留在一个行业有两种可能:一、虽然薪酬不高,甚至偏低,但做事环境令人愉悦,同事和睦,制度比较完善;二、做事环境一般,但薪酬还不错,可以维持体面的生活。

因此,最初两年我十分开心.虽然薪酬在业内出了名的低,却依然在各种加班,出差,没有节假日,通宵写稿,整理录音中度过,还过得很有成就感。

但做到第三年,第四年,各种压力开始显现出来:一是这个行业的薪酬福利太差,基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福利,但人还是需要生活的,长期的低工资低待遇,自己内心是跨不过去的。

其次是开始变得很压抑。长期在偏远山区出差,见了太多社会阴暗面,同事们讨论的也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再加上在北京工作,政治气氛比较浓,人的负面情绪开始变得很多,经常会陷入一种很悲观的情绪中,却又无法改变这个世界,身体也因为长期压力太大而变得越来越差,便会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回国,还不如留在国外,以一种比较健康合理的方式生活。

最后,可能对我而言带来更多失望的是对供职媒体的失望。在辗转了几家媒体之后,觉得自己理想中的世界也不过如此。比较讽刺的是,经常痛斥政府部门官僚的媒体,自身也好不到哪里去,机构臃肿,机制缓慢,批评言论不自由的媒体,也在悄悄的自我阉割,声称自己不受利益驱使,从不发软文,拒绝接受红包的媒体,管理层也在通过这些表面上他们不齿的行为而获利。

因此,当所有留下的理由都不复存在时,那么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去习惯而是离开它。毕竟,这是我曾经倾注了很多理想,付出很多努力的行业。至今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很纯粹的职业,不管别人怎么看,至少我是宁愿选择离开,也不想变成自己不想变的人,继而产生任何亵渎感。

为什么转行,你的苦恼是什么?

在决定转行最初的一个月,非常苦恼和纠结。毕竟是自己呆了几年的行业,热爱的事业。说要一下子放弃,心里非常不舍。当然,也有面临未来的一些担忧和恐惧。但现在看,这种情绪慢慢的消失了。可以说,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苦恼,无非是慢慢等待,重新开始,寻找一份能让自己健康、开心、又不至于生活得那么痛苦的工作,毕竟人生苦短。

将来会后悔吗?

应该不会。因为已经尝试过的,转行也是建立在不适合的前提下的。既然不合适,那么强扭的瓜不甜,会后悔只能说明没有想清楚,而我是完全想清楚了,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即使后悔了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社会化媒体如此发达,个个都可以是自己小媒体的记者。也就是说,并非离开了就与这个行业永远割裂,实际上,我想我还是会一直关注新闻行业。毕竟这是过去这么多年自己的梦想,总归希望越来越好的。

周馨怡:从媒体到公关 从公关反思媒体

2011年春节后,我正式离开21世纪经济报道,加入了一家美资综合性公关公司,开始了公关生涯。

之前,我所有的从业经历仅限于媒体。第一份工作是外媒,之后便进入21世纪经济报道。因此,在转行初期,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阵痛期。

不过,媒体出身的公关人也有自己的显著的特点和优势:扎实的文字功底,对媒体的洞察以及新闻从业经历所带来的宽广知识面和敏锐缜密的思维能力。

在公关公司,职业发展有比较清晰的路线。虽然不同公司会使用不同的名称,但公关公司内部从低到高一般有以下几档职位设置:客户协调、客户主任、顾问、客户经理、总监。

就我个人的理解,客户协调和客户主任主要负责执行层面的工作,顾问以上的职位会涉及到策划、项目时间和预算管理,而到客户经理以上级别,客户关系,公司不同区域办公室之间的协调则是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块了。

如果从能力要求角度看,客户协调和客户主任更倚重从业者的硬实力,比如:新闻稿撰写能力、媒体沟通能力和活动组织能力。而越往上,对从业者的软实力的要求就越高。

因此,对于个人发展来说,就像在玩一个拼图游戏。先从具体的细节工作开始入手,逐渐对项目的整体格局有了清晰认识。而在此过程中,从业者的能力和视野也会逐步得到培养和训练,同时手中所掌握的资源也越多。

而新闻机构对记者的职位一般设置为:记者、资深记者、高级记者、首席记者,之后如果想继续留在媒体,一般通过转编辑,以此为起点向采编团队的管理领域发展。

相比公关或者绝大多数职位,记者这一工作有一个特殊性。即便是初级记者,这份工作从始至终要求从业者的“十项全能”——因为新闻操作依赖个人操作,团队协作的情况并不多。因此身为记者,必须同时拥有文字撰写、逻辑分析、时间管理等硬实力,而且,如果缺乏资源的支持,一名合格的记者还必须拥有很强的人际交往能力,来获得并保持核心的采访资源。

因此,如果内部没有完善的培训机制或者资源数据库,初入行的新人在成长为优秀记者的过程上会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如果仅凭一己之力无法适应和胜任,就可能选择放弃而转行。

与此同时,能力出色的新闻记者在晋升到资深、高级职位时,往往已在某一领域拥有深入的洞察和丰富的人脉。但这时,编辑作为其下一级职业发展平台,无论是在资源还是能力提升空间上都很有限。这就会出现优秀记者同样选择离开媒体行业的现象。

两种原因相结合就造成了媒体行业整体员工流动率长期处在高位的情况,也是记者职业规划道路上的两大瓶颈。

(邓丽、周馨怡系21世纪经济报道前记者。应当事人要求,默默是化名,媒体从业者)



两场对话:进退之间

邓丽10月3日晚上,在MSN上,跟朋友聊天,同时收到两个姑娘的抱怨。一个从某财经媒体干了3个月就去了某国际咨询公司,收入是翻倍了,不过加班时间也上去。

对话:

“我就是喜欢做记者,跟人打交道呢。”

“你现在不就是跟人打交道吗?”

“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价值,就是一小螺丝钉,我还想回去做记者。”

“回去做记者可以,但是期望值不要那么大,真正你能改变的事情,很有限。”

“做记者时间很自由,不用上下班。”

“但是,你会发现,除了一天8小时,你还有大把的个人时间都扎在找选题和操心稿件怎么写上面,有的时候做梦都梦见被编辑催稿,怎么写稿。”

“做记者挺自由,而且名声也好。”

“你要是多遇到几次因为有关部门或者有关企业不高兴,而撤稿,禁令之类,或者遇到不那么有骨气的媒体,用报道交换利益,或者甚至授意你写软文之类,你就知道这个行业是没有自由可言的。”

另一个姑娘在某著名财经媒体做记者,按理说,应该也还不错,她也抱怨了。而且,我知道她已经为是否转行纠结了一年之久。

对话:

“我真的又下决心转行了。”

“好吧。”

“刚开始干的时候,还挺有激情,现在就觉得工作非常讨厌,完全干不下去了,已经很久没写稿了,很不开心。”

“我也是,写稿也焦虑,没稿写也焦虑,我恨死写稿了,最好2012年赶紧来吧。”

“天天看那些负面消息,晚上我都睡不着,身体也不好了。”

“每次发生一件突发,就要打几十个电话,绝大部分要被拒绝,然后还要想办法,诱导人家说话,编辑还在使劲催,真是烦死了”。

“而且写了那么多稿,大部分都石沉大海了,收入又那么低,干2年跟干10年差不多,新来小孩都要跟我挣得差不多了,看着她们那么有激情,我当年也是这个样子的呀!”

“但是转行去做什么呀?”

“好像也做不了什么,做了5年记者了,最多只能做PR或者公关了,别的完全不会呀!”

“那看看再说吧!”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cTrtJ2U0mPKA0awaP52
124#
发表于 2014-8-18 08:47:40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中铁兰州施工隧道塌方 多名记者采访遭围殴

2014-08-18 02:22:25 来源: 京华时报(北京) 有5人参与

8月16日零时15分左右,位于兰州市榆中县小康营乡洪亮营村,由中铁十四局施工的宝兰铁路榆中洪亮营段隧道口附近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数万方黄土泻下,致隧道口被埋,隧道内5名施工人员被困。当日下午4时45分,经过16个半小时的紧张救援,5名被困人员陆续被救出,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救治。

山体滑坡高压电塔倒塌

8月16日下午1时许,记者赶到小康营乡洪亮营村,远远就能看到对面一座山出现滑坡,滑落的山体足有数万立方,工地施工标识牌横七竖八地半埋在塌落的土方里,山下几辆大型工程车辆也被黄土掩埋。在塌方的山顶部位,巨大的高压电塔也发生倒塌。

塌方现场前停满了各种救援车辆,警车也频繁出入,各个路口均有工人把守。兰州晨报采访车刚刚驶进距离现场七八百米的位置,就有几名身穿中铁十四局工作服的工人冲过来开走。据他们介绍,塌方隧道口被埋,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不能有媒体现场采访报道。对于是否有人员伤亡,工人们一概拒绝回答。

采访受阻多名记者被打

记者采访时,非但进不了现场,还遭遇中铁十四局项目部工人阻挠。就在记者无奈离开时,两名甘肃电视台记者突然从一辆车上跑过来向报社记者“求救”,原来,由于工人们抢夺他们的摄像机,在抢夺中,一名记者右臂和手指受了伤。两名同行躲进报社采访车后才侥幸脱险。据了解,8月16日下午,包括中央电视台甘肃记者站在内的多家媒体记者遭到围攻或野蛮殴打,采访设备遭到破坏。

记者离开现场时,一辆白色皮卡车一路跟踪采访车,行程10多公里后,采访车才甩掉了跟踪的皮卡车。记者发现,通往事发现场的几个路口均有中铁十四局的工人把守。

无奈,记者只好弃车徒步绕过几个村庄后,从郑家庄绕进村民玉米地,终于靠近了现场。记者看到,山下的土方清理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现场一片狼藉,不少设备被滑坡的黄土掩埋或损坏,现场外围停放着救护车、公安和消防、电力抢修车辆。

电塔倒地检修人员被打

据了解,倒地的高压电塔为330千伏定平线(定西、平凉)同塔双回线路。当晚11时许事发后,国家电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接到事故报告,而甘肃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兰州东750KV变电站也出现电路跳闸,与往次不同,这次跳闸自动系统无法使用,供电人员意识到故障严重。

事发后,国家电网兰州应急抢修中心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却吃了闭门羹。一名电力工作人员在拍照时,还被误以为是记者,遭到乱拳痛打。被同事送到榆中县第一人民医院,由于伤势严重,被转到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救治。

16小时救出被困5工人

当日上午10时许,按照兰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副市长胥波及市安监局等部门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立即组织指挥专家及救援队伍进行抢险救援,省安委办主任、副局长周仲平赶赴现场组织救援。


当日下午4时45分,历时16个半小时,5名被困人员陆续被救出,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救治。

中铁道歉称承担医疗费用

央视驻甘肃记者马凌峰在现场报道时,一名中铁十四局工作人员阻挠采访,推搡记者,抢夺采访工具,随后又叫来多名工作人员围堵记者。昨天下午,马凌峰称,中铁十四局相关领导已向他道歉,并承诺承担记者医疗费用。马凌峰说,中铁十四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杜振珂昨日为工作人员的暴力行为向记者致歉,并承诺中铁十四局将承担他的检查及治疗费用,待检查完成后根据受伤情况协商赔偿问题。目前,马凌峰正在甘肃一家省级医院检查伤情。

http://money.163.com/14/0818/02/A3T7M0LV00253B0H.html?from=news
125#
发表于 2014-8-20 17:19:30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张永恒记者

记者生存环境急剧恶化? //@何光伟:前列谴责殴打记者的野蛮无耻恶行!//@刘万永: 昨天,我同事采访时被打。 http://t.cn/RPEjN1S

@中国青年报

8月19日,中国青年报社驻江苏记者李润文前往南京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采访核实该公司是否拖欠暑期打工大学生工资,却遭到门卫及其他工作人员5、6人的殴打。医院检查发现李润文头部受伤、太阳穴有肿块、多处软组织损伤。中国青年报社紧急派出代表前往南京,依法处理此事,并强烈谴责该公司的野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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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16:19來自360安全浏览器



126#
发表于 2014-8-21 16:30:26 | 只看该作者
【案例】华商报史上最屈辱的一天:两名记者被围打,华商报大门被封堵2014-08-21 澎湃瞭望



    日前,有学生称自己暑期在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的夏威夷水上王国打工,工资被恶意拖欠克扣。20日,华商报记者与学生们一起前往采访,却遭遇保安强行抢夺设备,照片被删,出示记者证后,两名记者仍然被保安围着追打。记者向同往维权的学生求助,但遗憾的是,学生们并未出手相助。




    据微凤凰统计,这也是五日内发生的第3起记者被打事件。


    据华商网报道,有学生向华商报投诉称,暑期在夏威夷水上乐园打工时,工资被恶意拖欠克扣。8月20日,华商报记者来到该水上乐园采访,却遭遇保安抢夺采访设备,照片被删除。记者在出示证件后,仍遭到保安围打。



    华商报记者雷婧向记者表示,中午12点多,她和摄影记者袁琛及部分维权学生来到夏威夷水上乐园,从一侧门进入园区,当时并未遭到门卫阻拦。“我们在采访学生的时候,来了几个自称工作人员的便衣男子,威胁、驱逐我们。有两名男子架着袁琛往外走,其中一人用拳头抡打袁琛。”


    作为摄影记者的袁琛,在被架走的时候,拍下了一段52秒的视频。视频中,一名手持对讲机的男子推搡着袁琛,另一名没有露脸的男子则多次辱骂袁琛。从视频后半段显示,双方冲突升级,但没有冲突画面,只是听到袁琛说,“你别打我,你打我干嘛”。对方则以辱骂回应,并称“谁打你了”。


    8月20日下午1时45分,华商网刊发了记者采访遭围打的报道,并附上述视频。据雷婧介绍,当晚7时许,这家水上乐园的负责人等来到华商报交涉时,又用轿车将报社大门封堵。华商报记者向记者提供的照片显示,封堵华商报大门的是一辆黑色轿车,车牌号为辽K78F99。



    华商网上述报道中称,记者遭到阻挠围打时,还曾向同行维权学生求助,但学生们并未出手相助。对此,雷婧表示,当晚7点多,一名维权学生向她发短信致歉,解释了他们没有出手相助的原因。这名学生在短信中称:“本月10号发工资的时候,保安曾殴打过西安体院一群同学,造成10多名同学集体离职,很多同学因此对保安产生畏惧,希望你能够谅解。”


   记者联系到一位今天在场的学生。他说,他们和水上乐园签订的合同是31号到期,但公司今天就要辞退他们,也没说原因,而这个月的工资9月10日才给他们发。因为之前发生过克扣学生工资的情况,所以他们担心工资拿不到,就给几家媒体打了电话求助。一个多小时后,华商报记者来采访,被保安驱逐,他们有人看到袁琛被打。


    对于此事,威夷水上乐园一位杨姓负责人接受采访时称,提前辞退学生工是因为目前用不了这么多人,按照公司制度,工资会在下月10号发放,不存在克扣拖欠的情况。


    “没有接到上面通知,所以我们只是不让记者采访,但没有围打他们,后来我和一个记者沟通得很愉快”。这名负责人称,水上乐园有一百多个摄像头,记录了整个过程,视频已经给华商报的领导看了。而对于开车堵报社大门一事,这名负责人的解释是“那里停车不方便”。


    据微凤凰统计,这已是五天内发生的第三起记者被打事件。此前的8月16日,央视记者报道中铁隧道塌方时被殴打;8月19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娃哈哈南京工业园采访遭围殴。


【澎湃时评】

    新闻采访权是媒体记者履行职责的合法权利,遗憾的是,侵犯记者采访权的事屡有发生。接连而至的殴打记者事件令人拍案而起:何方暴徒,胆敢如此践踏记者的采访权和公众的知情权?


    采访权是记者通过合法手段采集新闻材料而不受非法干预的权利,知情权则是现代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就是媒体,也就是说,公民的知情权,很大程度上要通过记者的采访权去实现。记者的采访权,不仅仅属于记者和媒体,更与公众的知情权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殴打记者的暴行不仅是对记者人身权的野蛮侵害,更是对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粗暴践踏。


  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就专门发出《关于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权利的通知》,强调新闻采访活动是保证公众知情权、实现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途径,也明确指出,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


  进一步分析,阻挠记者采访甚至殴打记者,无非是自身有什么真相不想让公众知道,怕记者曝光,有鉴于此,有关部门应该以此为线索,不仅要处理有关当事人,还要彻查事件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众说周知的理由是:记者批评稿损害了殴打者的非法所得利益而引来殴打之祸。对记者抱有成见的人,也许会把记者被殴打归因于个别记者素质不高,违规采访,以稿谋私招致被采访单位或对象的不满导致被打;也会有人认为社会法制的缺失、舆论监督环境的恶化是记者被打的根源。


  上述理由,在记者被殴打的案例中都能找到根据,能够从一个角度向人们解释清楚记者缘何被打,且这种理由符合人们的经验,为人们所认可。但是,这些理由在解释记者“屡次”被殴打却显得苍白无力,难以解释记者被殴打为啥成为“家常便饭”?为啥成为公众眼中的平常事?


  因为,记者揭露丑恶、批评利益团体非法收益自然会引起他们对记者的仇恨,这是利益驱动下必然会出现一种现象;极少数个别记者违法行为会招来被殴打,这是道德驱使下出现一种现象;模糊的媒体曝光权让采访者误解记者的批评报道,这是法律用词糊糊造成误解而导致的一种现象。在其它领域、比如工人、民工、农民等非记者群体身上,也会发生类似的被殴打事件。用普适性的理由来解释记者被殴打的原因是把原因抽象化、泛化。如满足于这种抽象化、泛化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就在满意虚荣中“逍遥法外”。问题依然是存在,悲剧还会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一次次的上演。只有寻找到真正的原因,对症下药,即使最经济实惠的“药”也能起到奇迹般的疗效。


  而当记者挨打普遍化,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时,这种现象本身就隐含社会运行中某种内在性的缺陷,因此,它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笔者认为,新闻舆论监督制度设计的内在缺陷是记者“屡次”被殴打的现实土壤。


  记者常以一篇批评稿引起领导批示而自豪,揭露的问题也因领导的批示而得以迅速解决,而且批示的级别越高,问题解决速度越快。这种方式就是大家熟知的记者揭露、领导批示、被批评者整改的新闻舆论监督模式。这种监督模式打死了不少苍蝇,挖掉了许多社会垃圾,推动了社会进步。但是,这种模式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当新闻舆论监督到领导者时、当领导未注意到记者的批评稿或注意未批示时,舆论监督的双重力量也就仅剩下了道德谴责的软力量;而失去行政机关、公检法部门支持的硬力量,道德谴责的软力量的效果在强大的非法利益集团面前也将大打折扣,记者被打,扣留报纸、压制舆论监督现象必将时有发生。而当这种现象在公共领域传播时,其反面效果对新闻舆论监督、对社会风气、对政府形象的杀伤力是巨大的、潜在的、长期的、无形的。它会消解舆论监督者的信念和勇气,助长被监督者的嚣张气焰,让他们以“沉默”、“殴打”、“拒绝采访”、“收买报纸”等形式抗拒舆论监督,让舆论监督陷入尴尬、记者被打的悲惨境地。


  在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社会问题重重的现实语境里,必须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积极功能,但又要遏制舆论监督环境恶化,记者被殴打现象的蔓延,因此,必须重新理性的审视舆论监督制度设计,找出其内在缺陷,加以修补之,完善之。而有效的官员问责制、整改机制能起到“亡羊补牢”功效。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g1NTUwMA==&mid=200752600&idx=1&sn=50e00f54e85cfe83de9e049ad230868a&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key=a316ddd1debdbd854a1576f34edefc00dee974162a081b8826f4bfd33fb6dbc9d0118f7a0ebdd994618fe0edbebc0d48&ascene=2&uin=Mjk2NDAyMjQyMw%3D%3D&pass_ticket=1R5r7ewrTfkhbTFmSZZUap4UtviWL0HjUhDP9JF9w%2B3d6xbHx6axpnPyPuDv0JhO


127#
发表于 2014-9-6 10:53:30 | 只看该作者
【案例】@石述思


【媒体之悲】:一部分在敲诈,一部分已自杀。抑郁是其中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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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09:43來自三星Galaxy NOT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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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6 11:32:1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21世纪网敲诈,拆解新闻寻租链

罗昌平
    中国企业家杂志

   

    昨晚不知多少财经记者没有睡好。上海侦破特大新闻敲诈案,21世纪网主编刘某、副主编周某等八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润言、鑫麒麟等财经公关卷入。下文为罗昌平五年前对新闻寻租链的论述,文中讲述的诸多问题,至今没有改变。

   

    2008年 1月 1日《法人》杂志刊登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四天后,作为当事方的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派出 3名警察入京对记者下达拘传手续,理由是涉嫌诽谤。朱因外出办事躲过一劫。

    同年 12 月 4日,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人员进入央视记者李敏在北京的家中,出示拘传证后以涉嫌受贿罪将其带走,至今未归。

    时至 12 月 15 日,网络报首席记者关键在“失踪”14天后,河北省张家口市警方通知其家人,关键已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

    对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而言,2008年由“抓记者”始,亦由“抓记者”终,期间还掺杂着几起更为恶劣的事件:

    ——4 月,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以受贿罪,对第一财经日报北京产经部原主任傅桦提起公诉,本案尚未开庭;

    ——9 月 20 日,山西省洪洞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事故,因瞒报招致各地记者前往领取“封口费”。官方事后披露冰山一角,矿主共向 6家媒体支付 12.57万元;

    ——12月 4 日上午,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受贿案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法院开庭,至今尚未宣判;

    ……

    一时间,新闻界讥讽之言四起,诸如“走,到北京抓记者去”: “记者有风险,入行需谨慎”等。一些新闻从业人员亦有人人自危、草木皆兵之感。

    笔者认为,目前曝光的绝大多数记者被抓案例,尽管不能否认公权机构野蛮行政或越权执法,但也无一例外地彰显了记者自身的瑕疵。而为公众推崇并尊敬的几家市场化程度、职业操守相对较高的新闻媒体,目前尚无一例。这说明记者被抓之事,不足以代表一种主流趋势。

    实际上,负责调查山西“封口费”事件的新闻出版总署官员已明示:“让我们欣慰的是,真正市场化程度高的报刊没有出现在领取封口费的名单中,这证明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这些市场化良好的媒体是能保持新闻职业操守的。”(参见 2008年12月4日《南方周末》“‘封口费’事件幕后”)

    但是,新闻腐败的存在,已由早年的软文宣传,发展到收受红包、车马费,甚至于利用舆论监督“代租”公众知情权;也由记者个体,发展到记者站甚至代表报刊最高意志的编辑部的集体行为;随着技术带来的革命,并无采编资格、仅依靠特殊环境垄断新闻二手传播的各类门户网站,亦成为权钱交易之重镇。

    在一些地方,记者已不再是“ 无冕之王”,而是集公务员、维权者、检察官、审判长、获利人于一身的怪物。变异的制度环境正是成就这一怪物的土壤。

    若引述新闻出版总署上述官员的话,对传媒业全面启动市场化改革,通过良好的市场化竞争,或许才是破解新闻腐败的唯一有效途径。

    被抓记者的瑕疵

    鉴于记者这一职业的特殊性,2008年频频发生的新闻腐败事件已引发高强度的舆论震荡。韩非子在《五蠹》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或可为之尴尬注脚。

    本文开篇所述的抓记者事件中,除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涉嫌诽谤”一罪外,其他都被控一项罪名——受贿。

    实际上,朱文娜曾被调查过是否涉嫌受贿。在其报道正式发表后,西丰警方立刻带走了举报人兼当事人赵俊萍的二姐赵俊华,因赵之口供未能证明记者存在受贿行为,其在 24 小时后获释。(参见 2008 年 12 月 25 日,《南方周末》 “今年频发‘抓记者’事件背后都有案中案”)

    网络报首席记者关键,于 2008 年 12 月1 日赴太原采访时离奇失踪。14天后张家口市警方电话通知其家属关键正在受审。此案是因张家口市一位宣传部长落马后,供出与关键的相关事宜。网络报总编辑任鹏宇承认,该报曾报道过张家口市蔚县的负面新闻,蔚县宣传部曾于 2008 年 9月 25 日、10月 9日在网络报上做了两个版的形象广告,文字作者都是关键。

    略感痛心的是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傅桦案。在上述所有涉案媒体中,这是唯一一家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经济类日报。42岁的傅桦先后做过的职业包括法官、教师、记者,他接到校友、时任吉林民航管理局副局长张广涛的报料后,于 2005 年 7月 14 日在该报相继发表了他和同事采写的《质量问题安全隐患凸现龙家堡机场延误交付背后》和《质量安全不能打折扣》两篇报道,主要反应长春市龙家堡国际机场(现名龙嘉国际机场)建设中的一些质量安全问题。由于张广涛案发,傅桦在该案报道过程中收受5000元好处费的丑闻随之曝光。

    笔者查阅了上述被抓记者所写的报道,无论从行业还是新闻角度来看,其专业性均存在缺陷,报道的新闻平衡艺术严重不足,均显偏颇。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峰被控罪名最多,分别为涉嫌窝藏罪、妨碍公务罪和受贿罪受审。而且其所涉的报道并非发表在正规出版物上,而是该杂志社的内参《要情》上。按以往的审判个案及现行相关规定,内参报道通常是对记者免责的。

    央视记者李敏的案情更为复杂,在一起由杏花岭检察院侦办的贪污犯罪案件中,她接受当事一方的出面采访并收受数十万元现金。李敏最终并未对该事报道,通过采访对事件另一方或第三方形成影响和压力,目前已在新闻界形成“明规则”。不少中央级媒体的记者甚至需要上万元的出场费。

    周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曾担任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傅桦两案的代理律师。后一度受家属委托担任央视记者李敏的律师,但受干扰无功而返。他向笔者表示,记者不应是贿赂犯罪的适格主体,新闻寻租问题只能对记者进行道德约束,而非法律制裁。

    《刑法》规定的受贿犯罪构成要件包括: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的主体一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另二类是公司企业人员。

    笔者并不同意周泽的上述观点,而是主张将记者纳为贿赂犯罪的主体。理由很简单,媒体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和话语权,新闻腐败的存在,就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一种寻租。何况中国的媒体可以把公权力和市场权力结合起来,记者即使不能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至少可适用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主体的定义。

    从正面宣传到揭黑

    知名评论员“十年砍柴”(前法制日报记者李勇)说:中国这种媒体现状,有几个记者敢站出来拍胸脯说自己一点瑕疵没有?即便采访者个人很注意自律,在如此复杂的社会,很难保证不被人家抓住一点把柄往死里整。

    我坚信有这样的记者存在。

    2008年 12 月 18 日,《财经》杂志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一选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我的同事段宏庆在演讲中当着他的 200多名人大校友说,自己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从未拿过“红包”,从未沾过与此相关的金钱物资,对此问心无愧。

    笔者相信这位简单的新闻人,这位多年的老战友。但也得承认,在中国能拍着胸膛如此演讲并郑重承诺的记者,确实太少。

    我工科毕业,在长达七年的新闻旅行中,早三年由中国商报起步,新京报、财经则各两年有余。中国商报是一份带有典型事业单位特色的弱市场化媒体,那是我新闻事业的起步,那里并无系统的新闻技能培训,也无职业操守的界限,只不过一份工作而已。所以,300 元以下的“车马费”(边缘媒体一般就是这个价)一度构成我收入的一部分。

    以经济学原理解释:人们一旦做出某种选择,惯性的力量使之如同走上一条不归之路,这就是路径依赖。良性或恶性的路径依赖,即决定了人的不同命运。当我痛下决心从市场化媒体重新开头,幸运地被新京报与财经修正了我一度误入的岐途,重归一个职业新闻人的道路——当然,笔者至今并不拒绝如演讲、培训等正常劳动获得报酬。

    关于新闻寻租,笔者大致梳理出如下发展历程:

    第一时期,正面宣传或软文。 1980年代开始,媒体由政府包办的直属单位“转型”为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由于原有党报体制未有应对行业寻租的制度设计,记者通过“正面宣传”获得物资或现金回报的现象较为普遍。至 1980 年代末,一种介乎新闻报道与广告推销之间的“软文”出现。这可谓“有偿新闻”的早期形式,至今仍有市场。

    第二时期,“红包”与“车马费”的盛行。进入 90 年代,记者出席新闻发布会拿“红包”成为主流,先由新闻率先开放的娱乐体育开始,进而是产业经济,甚至到时事政治。大量采编人员流入公关公司加剧了这一形式,如今此类灰色收入已构成大部分记者收入的一部分。

    第三时期,即 1990 年代末开始,报刊由“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以揭黑实现新闻寻租成为一种新的形式。山西“封口费”一事,足以佐证这一态势的恶劣与严重。

    时至今日,相当一部分地方记者打着新闻报道乃至舆论监督的旗号,巧取甚至勒索钱财,导致个人道德品质、法制底线与新闻职业角色的严重异化。

    针对反新闻寻租的制度设计,我在 MSN上随机对同行做了数十个访问,截其精彩实录如下:

    南方周末的傅剑锋介绍,南周的薪酬比较体面,采编人员的差旅费要求必须报社出钱,不能由当事人支付。这跟财经的制度相似。更大的约束来源于精神传统,大家都以职业记者自许,所以南周办报 25 年好像未听到过记者收钱的事。

    东方早报的简光洲说,编辑部平时讲得较少,个人感觉这主要靠自律,有多少制度都是不太管用的。

    新京报时政记者李静睿说,没留意过是否有文字规定,但好像是一旦发现即开除处理。

    成都商报驻京记者廖卫华表示,该报社书面规定,凡是记者收红包都必须上交,若不上交被发现后,第一次罚款红包数量的 3至 5倍,第二次就要辞退!

    中国青年报驻沪记者林蔚说,因为收钱的行为本身是禁止的,所以没有特别明文规定“可能跟我们这个‘穷报社’平时没什么红包活动有关吧”。

    中国新闻周刊执行副主编陈海说,该刊无制度上的安排,全靠记者自觉。“制度上最好的安排是给采编人员一份体面的薪水,不会为这个月少发稿而影响生活发愁。”

    ……

    从上述各单位的情况来看,等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的观点,道德约束大于法律制裁,甚至制度往往形同虚设。无论是个案分析,还是随机调查,一个较为公认的现实是,完全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其职业操守要比完全体制内媒体的要好。

    在 2008 年,新京报一资深记者应聘《财经》,提到其近万元收入中包含 1000 多元红包等,这直接导致面试官的反感。从这一年开始,《财经》编辑部对绝大多数采编人员实行了年薪制,即一年给予固定的薪水,同时根据业绩考核发放年终奖。区别于一般媒体,《财经》在薪酬设计时从未将“车马费”等纳入到记者编辑的个人收入中,并有明文加以禁止。

    不过,对于采访中无法拒绝的情况,当事人可视当时情况将所收现金、物品上交单位,再由后者在年终晚会上作为礼品或奖励处理掉。当然,《财经》更大的震慑力不在于上述制度安排,而是一旦发现并查处,相当于永久性列入记者黑名单,这意味着他从此身败名裂。

    记者站腐败与编辑部买卖

    2008年9月20日,位于山西洪洞县堤村乡干河村的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一起责任事故,由于存在瞒报,一些嗅觉灵敏的真假记者闻风前往领取“封口费”。42岁的《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于9月25日晚赶到现场,他将记者领取 “封口费”的场景拍摄下来,前后历时19分钟,记录了中国新闻界耻辱的一幕。

    河南省汝州市两煤矿相继发生事故,数百名自称“媒体记者”的各色人等蜂拥而至,当地政府不辨真假,分别给予数额不等的“封口费”。

    而在三年前,河南汝州发生一起矿难,因为瞒报,共有 100多家媒体的 480 名记者登门“采访”,总计领走 20 万元“封口费”。

    追求真相和正义的新闻操守,在流血的矿难面前变得如此丑陋。

    “封口费”事件不仅仅是新闻职业道德的沦丧,更大的糟糕在于大量事关公共利益的事实、民众的基本知情权,被埋冢于漆黑的矿井之下。同时,它又将百毒一身的记者站腐败问题公之于众。

    从“事业单位,企业运作”之日起,记者站就承担了媒体“开辟财源”的重要使命。在广告“买方市场”的压力下,市场化并不充分的新闻单位通常大量聘用本土“能人”负责发展记者站,其主要任务就是拉广告和组织写“软文”。

    这类记者站的出现与决策,实际正是代表报社最高意志的编辑部集体买卖。

    在首席记者关键被抓后,网络报总编辑任鹏宇在报社年终会议上宣布,关键事件已导致网络报社无限期停刊,报社所有编辑记者被告知另谋出路。网络报设址于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这个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所有的刊号,由个人交纳不菲的年费后租用,随后开始了其并不市场化的新闻寻租之路,其内部机制——具体地说就是经营体制和新闻运作不能有效分离,最终的结果自然不可避免。

    类似情况并非个案。

    2008年震惊中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已经庭审的消息显示,三鹿为防止“毒奶粉”消息影响公司销售,曾先后重金收买了湖南、湖北等地的媒体,以致这些媒体已采写的报道均未能如期发表。

    目前,国内的新闻媒体实行属地管理,各地发生的新闻事件往往也由地方实施严格的行政管理,由此导致新闻行为从属于行政活动。不同于其他常规产业,新闻媒体是一个集事业性与产业性于一身的特殊行业。实际上,当今中国并不缺少名记者、名编辑、名制片和名主持人,真正缺少的是能将政治、资本与新闻理想融于一体的伟大新闻职业领袖。一如普利策,一如张季鸾。

    1889年 10 月 10 日,美国报业巨子普利策给自己即将落成的《世界报》大厦奠基仪式发去贺电。他说:“将正义发扬光大,令邪恶瑟瑟发抖……我宁愿这座大楼轰然倒塌,也要恪守这一原则。”

    1926年 9月 1日,张季鸾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本社同人旨趣”曰: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大公报》成为 1949 年以前中国肩负良知和道义的最杰出的报纸。

    网络转播权寻租新态

    有别于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新闻媒体,中国独有的门户网站利用其对新闻二次传播的垄断地位,实现第二次新闻寻租,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新闻腐败新态。

    同样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搜索引擎行业暴露出的肮脏一幕,更向外界发出了一个可怕的信号:占据垄断地位的搜索引擎,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在商业力量的围剿中已显得苍白无力。

    在2008年9月,有网民将三鹿集团的一个内部文件上传到论坛,称该公司计划投放 300万元,寻求百度协助屏蔽关于三鹿集团的一切负面新闻。9月13日出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三鹿“真假公关战”为题报道了三鹿危机公关与百度之间的瓜葛。记者用网上广为流传的热帖标题“三鹿,在小朋友的生命健康面前请不要表演”作为关键词搜索,9月 12日下午:google显示11400篇,而百度仅能显示11篇。9月13日上午: google显示11800篇,百度仅54篇。

    实际上,网络传播权的新闻寻租并不止于此。一名面向中产阶级的财经门户网站的副总告诉笔者,他们经常利用负面新闻与所涉企业直接洽谈广告合作,通常是删除多少条新闻支付多少现金。

    中国门户网站可谓全球新闻界的一道奇观。其他国家很难再找到一个与中国门户相比的网站:它每天供应 1-2万条新闻,每百万人中就有 6万人点击它的网页。这种“新闻超市”开始在中国日趋强势。但门户网站上的新闻,除了少量文化、娱乐、体育属于其自采外(仍靠打擦边球),其他全部来自于传统媒体。

    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例,其下辖多家子报子刊每年投入采编运营方面的费用在 2 亿元人民币以上,但像新浪这样的门户网站,早期每年只需支付 20 万元,就可以转载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有报纸的原创信息。门户网站如同国美电器一样,已对新闻的渠道传播形成垄断,而绝对的垄断同样意味着绝对的腐败。

    为何“新闻超市”模式的门户网站仅出现在中国大陆?这不仅源于中国大陆有独特的商业环境,更得益于两点:一是传统媒体竞争激烈以及对版权意识的淡薄,使得网站得以低廉价格获取大量原创新闻;二是中国对传统媒体的管理模式为新生互联网提供了机会,而后者的影响力并不为监管部门所预知。

    如何打破寻租式链条

    根据国内外权威学者的见解,目前世界上的媒介体制大致可分三种类型:其一,以美国为首的私有私营为主的媒介体制;其二,以西欧为代表的公营和私营并举的媒介体制;中国则完全是另一模式——绝大部分国有国营和实行有限商业运作的媒介体制。

    新闻腐败通常也发生在第三种体制中。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何增科博士在其《反腐新路》一书中所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度根源。”

    实际上,连一些新闻监管者亦懂得利用其行政管制或曰“禁止报道”之权力,实现新闻寻租。这可谓新闻腐败之最高形式。

    笔者采访并率先曝光了湖南省郴州市“三不准”宣传部长樊甲生。

    樊甲生主政郴州宣传工作期间,找到一条发财门道:当一些非法开采的小煤矿发生严重矿难事件后,樊甲生常常要求在第一时间对消息进行封锁,而后可获得矿主赠送的干股或现金回报。期间,他以市委宣传部的名义下发了一个“三不准”文件:即不准给外来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准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准与外来媒体记者串联、合作等。故人称“三不准”宣传部长。

    2007年 11 月 5日,樊甲生因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罪并罚,被判处 19 年徒刑,其与妻子盘丽艺受贿所得赃款 200余万元及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家庭财产 400余万元予以追缴,上交国库。法院认定,主管宣传工作的樊甲生,其中多笔贿款涉及矿山办证与开采。

    跟樊甲生案颇为类似,在网络报记者关键被拘一案中,河北省张家口市一位宣传主管官员,是以“中间人”身份周旋于媒体与煤矿之间,一方面对媒体施高压之手;一方面又替矿主行贿媒体及其从业者。这种特殊的身份转变,已使“禁止报道”不仅仅再是引导、控制舆论的执政工具,而已异化为资本左右新闻的权钱交易。

    值此,有必要反思现行体制。

    一个拥有超过 100万名从业者的行业,若无相应的一部法律制约及保障其从业者的权利,隐患可谓无穷。实际上,人的道德自律与制度推进同样重要。只是制度解决的问题,无论从广度还是速度、深度上都远优于个体的道德自律,所以在倡导道德自律的同时,不妨以更为坚定和勇毅的决心去推动制度的改革。

    现实表明,媒介制度的设计(或自然形成的)缺陷,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笔者认为,解除报禁,并举新闻专业主义与市场机制,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0338209&board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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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14 09:37:31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调查称网络新闻从业者月平均收入约四千元

2014年09月13日23:28  人民网 我有话说

  人民网广州9月13日电(杨杰利 蔡珊珊 实习生陈颜梅) 13日下午,《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2014》首发仪式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该研究报告显示,受访的网络新闻从业者月平均收入约4000元,仅4.6%的从业者月收入在10001元以上;全国网络新闻从业者以女性为主,并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年轻化、高学历特征。

  据了解,《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2014》是由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主办,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其中,复旦大学周葆华副教授等发表的《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对 60家网站的1631位网络新闻从业者进行在线问卷调查,于2013年11-12月间进行。

  调查发现,全国网络新闻从业者以女性为主,比例达到59.5%,男性为40.5%,并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年轻化、高学历特征,平均年龄为29.1岁,95.1%以上拥有本科以上学历,近四成接受过专业的新闻传播教育,但六成多来自其他专业。

  在收入方面,全国网络新闻从业者月总收入平均水平在4000元左右,其中36.1%的网络新闻从业者月收入为2001~4000元,32.7%为4001~6000元,22.5%为6001~10000元,另外有4.6%的从业者月收入在10001元以上,4.2%的从业者月薪不足2000元。


  此外,报告显示,网络新闻工作者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处于百分制的65分水平,最满意的是人际关系,对“工作报酬收入”和“福利待遇”的满意度较低,愿意将网络新闻工作作为终身职业的人只占少数,大多数人考虑在5年之后离开,或是处于待定状态。

  报告中还列举了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教授所著《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生态调查报告》,通过对对全国5家报业集团(报社) 2109个有效样本的问卷调查,发现,从业者整体年龄结构较轻,平均年龄32岁,约76%的人年龄在35岁以下;男女比例持平,分别为48.5%和51.5%,但与1997年的一项全国新闻工作者调查比较来看,女性新闻从业者比例明显提高,原因可能是近年来在新闻院校就读的女生人数迅速增加,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另一方面,报业受到数字化冲击后面临生存压力和危机,而男性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尤其是物质回报的要求更高,也导致了男性从新闻行业的流失。

(原标题:调查称网络新闻从业者月平均收入约四千元)
http://news.sina.com.cn/c/2014-09-13/23283084756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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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31 17:24:02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

#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 11月2日是教科文组织发起的首个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新闻自由至关重要,然而新闻媒体从业者的安全正面临着严重威胁:骚扰、暴力袭击甚至杀害。教科文组织呼吁国际社会保障记者安全,确保记者受害时迅速、彻底地进行调查,绝不放任有罪不罚现象。











43分鐘前 来自 微博 wei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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