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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编辑：邢海波

高慧萍

【案例】我用今天书写历史——访湘大北京校友会98级中文系校友陶海军

《湘大校友》杂志  北京校友会  2017-07-01

访湘大北京校友会98级中文系校友、央视财经频道记者、“保卫母亲河”公益行动发起人陶海军：
我用今天书写历史
   “央视调查记者”“3·15晚会卧底”“绿色推动者”，陶海军身上的每个标签都自带光环，刺激着圈外人，让你尊崇又好奇。接到采访任务时，我也如此。“媒体人”和“环保者”的角色重叠，使我没有逻辑地、感性地认为，这是个可靠与值得信赖的、我未来的同行和标杆。很幸运，采访结束后我的观点依然成立，并且更加笃定。
我最终放弃了用各式形容词去定义和描述这位拥有15年传媒从业经验的前辈，这会显得过于虚空和抽象。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融浸在每一次拍摄中，镜头的广度就是他所有的态度。
2004年，陶海军在参加中央电视台新闻工作老中青座谈会时第一次说到：“记者就是史官，笔下的文字和镜头中的故事要经得住历史检验，我不能保证自己绝对不出差错，但每写一个字，每做一个调查都如履薄冰。”
2009年，陶海军接受媒体采访，在谈到“记者使命”时，他说：“历史是无数个今天组成，而记者就是用今天书写历史。”
从业15年来，他未曾辜负自己的初心，也没有辜负观众对于“无冕之王”的期待，始终以“书写历史”的姿态见证并记录着社会的磕绊前行。

一、台前梦，绽放在一线

陶海军是被调剂到湘潭大学的。报考志愿时，听从班主任的建议选择了复旦大学，却失之交臂。录取结果公布那天，他在大红榜上搜索好久，看到“陶海军湘潭大学”时，忽然愣了。湘潭大学？陶海军没有概念。“有人和我重名？”他挺怀疑的。来回反复看，确认姓名考号跟录取学校一一对应时，才相信了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
他向父母提出复读的想法，希望努力一年再考个“好学校”。
舅舅和班主任拦住了陶海军。作为陶海军心中的“权威”，他俩力劝说“这是个好学校”，尤其班主任，甚至觉得陶海军的想法不可思议，“全国才多少个重点呢？湘大就是其中一个！”
纠结再三，陶海军还是接受了这个结果。暑假一过，他就在父亲的陪同下，从浏阳来到湘潭。新鲜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校报、系报、学生新闻社记者，青年文学联合会主席，书画协会、校文艺队成员，班级宣传委员……四年里，他尝试了各种活动，身上贴满了标签。如今回忆起来，他自己也会讶异于学生时代如此充沛的精力。
陶海军读的是中文系，但对主持表演一直感兴趣，也极具语言天赋。他善于表达，每句话都能给你描绘出一幅画面，话音一落，倾听者的脑海里就会冒出一个场景。配合着生动的表情，短句、动词叠加着，辅之以恰到好处的手势，好像一个正在给演员讲戏的导演。
也正因此，他早早就有了自己朦胧的职业规划——进入传媒行业。大一期间，除了常规课业外，他开始自学与电视相关的基础理论；大二暑假，他自认“稍具理论基础”，跑去浏阳电视台实践；大三下学期，他的实习简历被湖南都市频道接收。
2002年，刚毕业的陶海军顺利留在了湖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平台有意培养他，但他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停留在这里。8个月后，他选择主动辞职，一边在家乡的浏阳电视台工作，一边在智联招聘上继续投简历。
上海一家建筑类的行业报抛来橄榄枝，福利也较为诱人，但这份工作跟自己的专长兴趣有差距，他拒绝了；接下来的某天，一位自称央视经济频道（现为央视财经频道）《生活》栏目主编的女士打来电话，问陶海军对央视生活栏目有没有了解、看过相关的节目没、对节目有什么感受、能否针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写个小型的节目策划？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陶海军诧异又惊喜。他抓住了这个好机会，就当时热门的“三农”问题写了一个节目策划方案。一周后，他带着策划独自闯来了北京。
给陶海军面试的正是电话中自称央视经济频道《生活》栏目主编的张玲女士。陶海军上学早，本就比同届生岁数小，个儿又单瘦，坐在张玲对面，脸上有着领带西装都藏不住的稚气。他看重这次机会，“患得患失”，显得局促而紧张。
张玲质疑说：“我是一个很不让人紧张的人，你和我面谈都紧张，能适应采访工作吗？”听到“采访”二字，他感觉不那么局促了，冷静下来，反驳说采访和目前的面试面对的对象完全不同，不是一个性质，机灵地扳回了局面。继续深聊后，最终获得了面试官的认可，成为当时央视经济频道《生活》栏目的实习生之一。
台里交给实习生的第一次任务，是去北京市的各大旅游景点收集宣传单。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陶海军收集了大量那些“来北京必游”的景点宣传册，一一对比搜集来的宣传册，发现各旅行社名字与其所持的许可证号无法对应；并发现了不少人力拉车借着“能到XX景点”与“能进XX景点”之间的易混淆性，玩起了文字游戏，坑骗外地游客。
陶海军的发现成为一次“采前摸底”，在此基础上，台里再派记者进行素材采集，节目最后得以播出。
事后陶海军才得知，这不单是一次任务锻炼，也是一次潜在考验，试探两位新晋实习生的基本职业素养，考验结束后，只有一名实习生能留下。
很幸运，他成了那个正式留在央视的人。梦想在台前的少年，误打误撞走进了幕后，身上又多了一枚“一线调查记者”的标签。
  
二、“门外汉”，自央视长成

“无论做出来的调查有没有被所供职的新闻机构所采用，价值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今天没有发挥出来可能在明天后天就能发挥出来，或许这有一些理想主义，但是如果没有理想，又怎么叫新闻呢？新闻和理想这四个字就是连在一起的，他们不能分开。”
——陶海军

“第一次暗访，我把采访带藏在鞋子里”

最初，陶海军负责接听爆料电话。他未曾轻看这份职责，认真接听、记录。  
2003年冬，他接到消费者的投诉，说天津一家医院有非法承包科室的现象。将情况反馈给领导后，领导派出几名有经验的调查记者，捎带他去实地一探真假。陶海军迎来了人生第一次暗访任务，此时，他刚22岁，在央视入职不足一月。
小分队到达天津，与院方负责人接触后，基本证实了这次爆料是真实的。然而，拍摄过程并不顺利。他们被连拉带扯推进了医院里的一间小屋，对方涌上来抢机器，把摄像的镜头盖都掰掉了，一个彪形大汉叫嚣：“就你们啊，把带子给我交出来！我要砸了你们的机器！”在被软禁的小屋中，年长的两名同事觉得陶海军年龄小、相对不容易受怀疑，于是将磁带交给他保护。
磁带到底放哪里安全？口袋？袖口？放内裤中？放鞋底？22岁、从未见过这样阵仗的陶海军脑海里闪过一个又一个自己都觉得不靠谱的念头。
        如今回忆，陶海军坦言“当时特别紧张，不是紧张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是要保住我的带子，我要对带子负责。如果带子没有了，所有的辛苦就白费，这期节目就没有了。带子在我身上，刚开始我放在了裤兜里，我怕他搜身，就藏在袖口里，后来觉得那也不行啊，就干脆把带子放进鞋子里……”
  很多人包括同行都觉得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特别有平台优势，但很少有人知道，身处这个平台的记者也有如此弱势的一面。有惊无险的第一次暗访迅速磨砺了陶海军，像一针轻微刺痛的疫苗，体验过一次，之后遇上类似甚至更严重的情况，即使恐慌，至少理智上他都清楚该以怎样的职业姿态去应对。

“历史由无数个今天组成，而记者就是用今天书写历史”

“有yin的me有yo啊，”
“啊？”
“me有yo啊！”
“听不懂，什么？”
在广东台山县，中年妇女小贩操着厚重口音的普通话，一边挥舞着苍蝇拍驱赶着咸鱼上的苍蝇，一边无奈而尴尬地笑。陶海军和农妇对话半天，还是无法弄懂对方到底想表达什么。他只好把正在旁边几家商贩做摊前调查的广西籍同事叫来，搞了半天，终于理解农妇要说的原来是“有苍蝇的咸鱼就没有农药”。
这是发生在2006年4月的一段经历。当时，陶海军与同事在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县暗访，那里的很多咸鱼作坊为了不使过夜的海鱼被苍蝇叮而在池子里添加敌敌畏，敌敌畏是一种剧毒农药，早被国家明令禁止使用，若被人体吸收将带来严重的身体危害。
陶海军与同事拍到的咸鱼添加敌敌畏的过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省委省政府、江门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刻组织调查小组深入调查。该条报道成为当天搜索引擎中转载量最高的新闻，香港《文汇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纷纷转载。
调查生涯里促成的第一次国家查处行动，让陶海军倍感欣慰。一种天然的使命感油然而生，陶海军更加坚定了“历史由无数个今天组成，而记者就是用今天书写历史”的信念。

现实版“无间道”

2009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总导演将陶海军推荐给媒体采访时说，潜入窝点卧底，在中央电视台历届“3·15晚会”上，剧组还从没有向记者派出过这样艰难的任务。当然，在陶海军近6年的调查记者生涯中，也从没有接到过这样特殊的任务。他没想到，有一天“卧底”“无间道”这些只有缉毒警、刑警等才会用的高危手段，真的用到了自己身上。
2009年2月初，“3·15晚会”剧组总导演找到陶海军，希望他去了解一个选题。选题线索由一个19岁的湖北籍线人提供。2月12日，陶海军与剧组执行总导演一起约见了线人小潘。小潘描述，北京市有许多所谓的公司在到处购买个人信息资料，然后假冒一些权威的单位给资料上的人挨个打电话，向他们推销一些子虚乌有的产品。然而，这些所谓的公司根本没有注册，他曾经进入几家这样的公司，结果发现都是骗人。
不过，小潘介绍，这些公司的地点极其隐蔽，基本都窝藏在小区的民宅里，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是公司——白天两道加固的铁门紧闭，看起来屋内没人，其实许多人在里面有条不紊地实施诈骗。如果小潘说的真是事实，那么这些所谓的公司背后肯定黑幕惊人。总导演决定，派陶海军出马卧底调查。
向来奉行新闻专业主义的陶海军面临这种挑战，没有退却，倒感兴奋。为了掌握窝点训练员工、培训话术、骗取他人的全过程，从2月17日到3月5日，陶海军潜入诈骗窝点与窝点人员同吃同喝、同受训同工作。半个月中，他有过面临挑战的兴奋感，有过面临凶险的紧张感，有过面临暗访设备频频出错的失落感，有过看到骗子们丑态毕现的愤恨感，有过发现他人步步掉进陷阱的焦急感，更有过成功克服困难的喜悦感。
一天约中午时分，陶海军的手机忽然响了。由于正在专心致志地观察公司里的情况，他丝毫没在意手机的来电人是谁，就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猛然传来一句，“我从你那借的暗访机给谁啊？”
暗访机！陶海军猛然一惊！这三个字要是被窝点的人听到，后果不堪设想。他赶紧对着电话说，“我现在工作忙，等会给你电话。”然后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为了避免类似“暗访机”电话事件再次发生，陶海军将平时的工作电话号码在卧底期间关闭使用，新换了一个电话号码，用这个新号码与台里领导单线联系，并将总导演的电话设置为1，有紧急状况直接拨通1；同时，他跟总导演还设定了一套联系暗语：每天中午总导演将给他发短信询问“吃饭了吗？”，如若陶海军回复“吃了”，说明安全；未回话，则说明有状况，暗示总导演即刻报警。
3月15日，卧底半月拍摄到的内容，终于变成了作品出现在央视“3·15晚会”现场。节目犀利揭露了这家刑事诈骗公司的丑陋嘴脸：将一帮年轻的无业游民训练成牙尖嘴利的骗术高手，然后源源不断地花钱购买成千上万的他人个人信息资料，资料上记录着别人的姓名、电话、住址、曾经的购物经历等详细内容，公司训练员工利用资料上的详实个人信息打电话获取他人信任，然后使用一套精心设计、严格培训的“话术”，骗取一个又一个人。
调查结束后，困扰也接踵而来。违法分子的余党电话找到了已藏身老家的线人小潘，威胁其说出陶海军的联系方式。节目组为了保障他与线人的安全，批准他和同事二人飞往四川山区，小潘也离开老家，暂时避风。      
一周过后，陶海军再次回到了北京。一切似乎又回复平静。20多个日日夜夜的暗访，化身沉默无言的坚守，阻隔住了更多可能潜在的受骗者。

一次次的暗访调查，将这位非科班出身的“门外汉”真正领进门，并锻造成一名真正的调查记者。在陶海军看来，与其抱怨在体制内工作是“带着镣铐跳舞”，不如花更多时间思考“如何带着镣铐跳好舞”。优质的内容，真正关切民生利益的调查，无论有没有被所供职的新闻机构所采用，其价值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三、媒体人，扎身于环保

“SEE生态奖”是中国大陆首个由民间环保团体设立的生态环保奖，诞生于2005年2月。2013年6月5日，在第五届SEE·TNC生态奖颁奖典礼上，陶海军获得了“绿色推动者”的称号。此时，作为“保卫母亲河”公益行动的发起人，陶海军在网络上已经小有名气。

     发起这场公益行动并非突发奇想。
他曾跟采访自己的法治周末记者分享过一次调查经历：2006年，他在甘肃徽县进行铅中毒调查，在其中一个村子，他正好碰到了一群中午放学回家的小学生。因为之前已经做过一些功课，他知道儿童如果血铅超标，重则影响智力，轻则牙齿会缺损。于是，陶海军让这些小学生停了下来。
　“我当时就想看看这些孩子们是不是这种情况。当他们全部张开嘴的时候，所有的孩子无一例外，中间一颗牙齿全部都掉了。这些孩子的牙齿全都是黄色的、有缺损的，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之后的多次调查采访经历更加刺激了陶海军。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却无法得到改善，他觉得笔与键盘的力量还不够，并开始思考，除了通过自己的职业报道污染问题以外，还能做些什么？
在朋友的启发下， 2013年2月份，陶海军开始在个人微博“陶海军记者”上做了一些河流污染的图片巡展。2月12日，陶海军发出了第一条“哭泣的母亲河”图片“征集令”，发布以后，引起了不少“大V”的关注，许多人对这个都特别关注，也经常转发、评论。
随着活动反响越来越大，在微博上给陶海军出主意的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多。有人建议，可以把“哭泣的母亲河”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标记出来，还有人建议推动相关公益诉讼。收到这些建议的陶海军，开始思考“能不能有一个平台让大家信息互通”，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3月份，“保卫母亲河”公益活动应运而生，吸引了企业家、媒体人士、环境专家、律师、以及部分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几十万普通网民的关注和支持。
        微博作为“主战场”，起了极大作用。网友在微博上@陶海军，将河流污染状况转告给陶海军，陶海军又@污染河流当地的环保部门及政府，从而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包括重庆合川县、陕西渭南卤阳湖开发区以及贵州从江县的河流污染问题，都得到了有效改善。
“专业化”和“社会化”是陶海军接受媒体采访时非常强调的公益观。“专业化”即把环保与日常工作、学习的专业结合起来，各展所长；“社会化”即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人人出力、滴水穿石，“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不赞成“苦哈哈地做公益”，并认为“如果公益事业最终带来了负担，那么就应该以工作为主、公益为辅，甚至可能先把公益方面的工作暂停”。   
在陶海军看来，眼下自己所做的，都是自己所擅长的。虽然公益事业挤占了自己的一部分休息时间，但并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本职工作，甚至还和自己的工作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媒体人与公益者的身份重叠，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

后记

新闻界前辈郭超人曾这样形容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记者，时代记录者，一份极其普通又极其特别的职业。时代在变，渠道在变，新技术层出不穷，信息指数式爆炸，好新闻再也不能直着腰喊“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有价值的内容依然为人所尊崇，时代存在的诟病依然需要人来揭露，社会的伤疤和从前一样需要在阳光底下被治愈。于陶海军而言，“用今天书写历史”就是他对职业的一份承诺；这些真实的调查故事，也将被他书写成文，在不久的将来，真正变成具有史料性质的记录，记载这个社会跳动的脉搏。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w1hO6yfwbjWXFSbc_WMhQ

高慧萍

【案例】193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卡尔.奥西茨基是第一位在监狱里获诺贝尔奖的记者与社会活动家。但希特勒在奥西茨基病重后慑于国际社会压力释放了他，允许诺贝尔委员会来到他家里举行了授奖仪式。也就是说，奥西茨基是活着见证了自己的荣耀，同时也是以一个自由之身有尊严的辞世。  l 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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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沙特凌迟虐杀记者？100年前，慈禧也干过！
这几天，沙特统治者凌迟虐杀记者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

沙特有个著名记者，叫卡舒吉。名字叫舒吉，可是他写的文章既不让沙特王室舒服，又让迷信的王室觉得不吉。他在美国接受教育，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经常发表文章抨击沙特王朝，被沙特领导认为是“沙奸”。

于是，他们处心积虑，决定除掉卡舒吉。

于是，在卡舒吉为了结婚办证，于10月2日进入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领馆后不久，就在总领事穆罕默德·奥塔比的办公室内被杀害，并被肢解。

报道称，根据土耳其当局掌握的音频记录，卡舒吉在遇害前并未接受所谓的审讯，但遭到了侮辱和殴打。当时，沙特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奥塔比也在现场。

随后，奥塔比被要求离开办公室，来自沙特的解剖和验尸专家萨拉赫·穆罕默德·塔比吉（Salah Muhammed A Tubaigy）对其进行了肢解。

这一过程持续了7分钟。

整个大使馆都能听到令人寒碜的凄厉尖叫。

随后卡舒吉被注射了不明液体，停止了叫喊，但是仍然清醒。沙特人就在他尚清醒的时候割了他的头颅。

最新的消息是，沙特记者遇害案15名疑凶之一博斯塔尼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场“可疑车祸”中死亡。

害人者，终被人害。

无独有偶，100多年前，统治中国的慈禧老太后，也干过一件同样虐杀记者的丑事，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凌迟处死，这是中国古代酷刑。目的就是让死者用最痛苦的方式，慢慢死去。

一位叫沈荩的年轻人，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位死于凌迟虐杀者，他的职业是：记者。

沈荩，同治十一年(1872年)生人，戊戌变法期间，沈荩与维新人士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人相交。变法失败后，他追随唐才常东渡日本，次年又随之归国。他们在上海成立正气会(后名自立会)，组建“自立军”。沈荩任右军统领，起义失败，唐才常遇害，沈荩逃亡。

1903年，沈荩偶然得知，清政府将与俄国签订一份密约，清政府将在东三省及内蒙古的路政税权与其他主权“送予俄国”。沈荩方设法弄到了《中俄密约》的草稿原文，并将其寄给了天津的英文报纸《新闻报》发表。密约提前曝光，舆论一片哗然，清政府和俄国的签约遂成泡影。

慈禧老羞成怒，立刻下令密捕沈荩。

在狱中，沈荩连续做了《绝命诗》四章，其中一首诗写道：“狱中铁锁出郎当，宣武门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

审讯期间，他毫不讳言自己的言行，并大声揭露慈禧企图掩盖中俄密约的卖国行径。慈禧愈发愤怒，发布谕旨：“着即日立毙杖下。”

沈荩下狱那个月正值光绪帝生日，刑部接旨，“万岁月内例不行刑，著即日立毙杖下，钦此。”刑部为此特制了一块大木板，打了二百多下，直打得血肉飞裂，骨头如粉，他都未出一声。行刑者都以为他死了，不料血肉模糊的他发出声音：“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只能用绳子将他活活勒死。

一年后，戊戌党人王照获罪下狱，恰巧也关在同一牢房，王照的《方杂咏纪事》回忆，“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诗中传达的是他面对死亡的坦然与达观，相比之下，另外几首诗透露的信息要更多一些，第一首中“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坦承他与五年前殉难的“戊戌六君子”之间的关系，他是湖南人，和谭嗣同是志趣相投的密友。

《中国日报》对沈荩惨死发表了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同年9月，章太炎先生，以无比义愤的心情在《浙江潮》上，写了一首悼念沈荩的诗《狱中沈禹希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也引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这首诗，以寄托对沈荩的哀思。

据说沈荩死状之惨不久即公诸于世，连西方人也闻之胆寒。《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把慈禧叫做“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在沈荩送给他的照片背面写下：“沈克诚，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也幸亏莫理循保存的这张照片，让我们一百多年后能清晰地看到沈荩的面容。

《大公报》的报道说，沈荩杖毙之后，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都为沈荩喊冤，慈禧也颇有悔意，表示自己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但千万不可株连良善，以致丧失人心。清廷之所以没有坚持引渡“苏报案”当事人章太炎、邹容，就与沈荩之死大有关联。

记者沈荩殉职时，年仅31岁。

8年后，清朝亡。

编辑：福阿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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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范长江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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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新闻人范长江的忌日。

范长江本名范希天，1909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田家乡赵家坝。他后来取笔名“长江”，看重的是长江水滔滔不绝、奔腾不息的大气和壮阔。

中学时，范长江就组织了“进步青年谈话会”，传阅进步书报、制作宣传标语，支持北伐战争。那时范长江的活动受到保守的家庭长辈的粗暴干涉，死气沉沉的环境，让年轻的他有了离开家乡、寻找真理的想法。

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政府培养行政干部的大学，蒋介石兼任校长。当时范长江选学了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

在这里，范长江加入了国民党。但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他的梦想。他清醒地认识到，抗日救国是出路，而国民党培养所谓人才的地方，并非他的归宿。

于是，范长江换掉学校的制服，秘密离开了南京。

在留给学校当局的信中，范长江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合理的教育应当是启发青年的思想，使他们能对宇宙和人生的法则有正确的把握，然后配合着各时代的环境，培养他们服务于人类、国家的能力。”

在离开学校的同时，范长江宣布自己脱离国民党

。

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在黎锦熙主持的国语大辞典编纂处谋得一份剪贴资料的工作。同年秋天，经过自己的努力及友人之助，他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在北大期间，范长江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以丰富自己，并时刻关注抗日形势的发展。他经常苦思冥想：如何用正确的哲学思想来为现实服务？

一次上课时，他向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

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

教授的答案再次让范长江对大学教育失去信心，他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

1935年5月，26岁的范长江从北平赶到天津，找到当时中国报业“三杰”之一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要去考察西北，了解红军。”

范长江从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出发，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

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进入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

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表述。

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中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他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

1938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周恩来连续给范长江写了三封信。

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又因处于国共合作抗战时期，他还兼任国名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而范长江则是《大公报》特派战地记者。

第一封信：向诸位记者致敬

1938年，到第五战区采访的“青记”成员达四五十人，加上其他中外记者达到一百余人，他们白天深入硝烟弥漫的战壕、军营采访参战展示，晚上坐在稻草打的地铺上挑灯夜战，撰写战地报道。

范长江及时、准确地报道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突围的全过程，向报社发回了大量的新闻专电。为隐蔽行军、不被敌人发现，他们不准吸烟、打手电和讲话。在茫茫黑夜中行走，范长江曾两次和部队失去联系，有几次下山时，还摔在了山下。

第二封信：届时静聆高论

1938年5月27日，在《新华日报》招待会上，经历了生死考验的记者们劫后重逢，大家感慨很多。除了叙述在徐州突围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险象，他们大多谈的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和民众踊跃支前的英勇事迹，还议论了国民党军政部门存在的不利于抗战的一些问题。

周恩来得知这些情况后，认为应该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国民党当局改进抗战工作，他先约了范长江谈话。范长江把在前线见到的情况，如实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后，说道：“你们深入前线，看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是记者应尽的职责，这样很好。有的问题应该在报上大声疾呼，有的情况应该向有关方面据实反映，要有所区别，以抗战全局为重。你们谈的战地民众动员工作问题、军民关系问题和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等都很重要，但是你们单单讲给我听还不够，我将为你们安排同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谈谈，让他们也知道前线情况。”

第三封信：当定期候叙也

1938年6月9日，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约集战地记者举行聚餐会，副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也一同参加。会上，各报记者就战地情况一一发言。6月11日，周恩来又给范长江写了第三封信，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给范长江和各位记者。

从确山县城往西20公里到瓦岗乡，再从瓦岗乡向南8公里，来到一个丘陵环抱、两河相交的小村庄——芦庄，这就是当年范长江劳动改造及投井自尽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动乱的岁月“五七干校”所在地。

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这里。当时，确山县城到芦庄村还没有公路。

范长江干的是搬砖头或挑运泥灰这些较重的体力活。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他负责为北屋山头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年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继续搬送砖头。

每天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教材。他站在那里，其他人围坐在四周。那时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

长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最终导致范长江难耐巨大的压力，投井自杀。芦庄五七干校大门前不到100米处，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

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他们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还是那身单薄的中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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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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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异见记者”之死（一）：沙特是怎么说的？

    导语：关于卡舒吉的神秘“失踪”，过去三周来沙特阿拉伯官方一本正经地端出过三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它们不仅逻辑混乱，而且前后矛盾。让每一个正常人都会觉得，无论相信其中哪一个，自己的智商都会是很有问题的。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陈季冰

    现年59岁的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是中东地区最知名的异见记者之一，他是沙特人，也是美国绿卡持有者。

    10月2日，卡舒吉为了取得结婚所需文件而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就再也没有现身。不久后，土耳其官员宣布，卡舒吉已被谋杀，他的尸体也被转移出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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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卡舒吉的神秘“失踪”，过去三周来沙特阿拉伯官方一本正经地端出过三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它们不仅逻辑混乱，而且前后矛盾。让每一个正常人都会觉得，无论相信其中哪一个，自己的智商都会是很有问题的。

1

    起初两周里，利雅得方面坚决否认对此事有任何参与，而且言之凿凿地说，卡舒吉已经“自行离开”领事馆。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严惩”警告，沙特政府甚至一度强硬地威胁道：“如果遭遇任何行动，将用更大力度的行动来回应”。

    沙特官员还宣称，“王国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有影响力和至关重要的角色。”潜台词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在必要时会不惜使用石油武器，就像上世纪70年代初“赎罪日战争”时那样。

    到10月中旬，特朗普总统指派国务卿蓬佩奥专程赴沙特过问此事，特别是伴随着土耳其政府不依不饶地推进调查，“卡舒吉之死”骤然成为了全球舆论的风暴眼。面对群情激奋的世界各国，沙特当局终于认识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像起初那样随意糊弄一下，是不可能抚平国际社会的愤慨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沙特记者在土耳其失踪案问题与沙特国王萨勒曼进行会面（图/图虫创意）

    沙特政府承认，卡舒吉的确是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被打死的。当局以83岁老国王萨勒曼的名义拘捕了涉事的18名嫌犯，并解除5名高官的职务，其中包括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的顾问卡塔尼（Saud al-Qahtani），以及情报局副局长阿西里（Ahmed al-Assiri）将军。

    然而，关于“卡舒吉之死”的第二个版本的解释比第一个更加破绽百出。沙特官方现在又称，这位年近六旬的记者是在进入领事馆后的一次“斗殴”中被“锁喉”而意外致死。这次意外事件的起因是沙特官员试图说服卡舒吉返国。更奇怪的是，当局还说，不知道他的遗体现在何处。

    显然，这个版本的重点在于撇清王储本人与此事的关系。沙特外交部长说，“这是个别人的越权行动”，是一个“巨大而严重的过失”，但王储“并不知晓此事”。

    在那个周末（10月20、21日）的深夜，国王和王储分别致电卡舒吉的长子萨拉赫（Salah），以表吊唁，后来他们又亲自接见并慰问了他。萨拉赫拥有美国和沙特双重国籍，消息人士最近称，他和他的家人已于10月25日从沙特飞抵华盛顿。但仅仅几天前，萨拉赫还被禁令限制出境。

    稍后，颇有权势的沙特石油部长哈立德•法利赫出面安抚紧张不安的市场，称沙特“无意”动用石油武器来应对国际社会就“卡舒吉事件”向沙特施加的压力。“沙特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国家，几十年来，我们将石油政策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工具，并将其与政治隔绝开来。”

▲卡里德·法利赫（图/图虫创意）

    法利赫还说，自今年春季以来，沙特一直在提高石油产量，为的是满足特朗普总统怒气冲冲的呼吁（他最近曾猛烈抨击OPEC故意制造原油市场的紧张），同时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

    法利赫的言论是在尝试收回沙特政府最初的鲁莽威胁，表明它现在愿意放软身段，以协商手段应付过这场“9·11事件”以来最大的外交危机。自那以后，沙特不断向美国和土耳其示好，强调与这两个国家的“特殊关系”。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在“卡舒吉事件”上，这两个国家握有对沙特来说最致命的砝码。

2

    到本周中（10月24日），事件引发的“风暴眼”中的主角终于第一次站出来发声了。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首度回应就是强势的反客为主——

    利用正在利雅得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Future Investment Initiative）大会，王储高调谴责卡舒吉被杀是一桩“无可辩解的恶劣行径”，“对所有沙特人而言，这起事件都是令人痛苦的……该事件站不住脚”。他还承诺与土耳其合作彻查此案，并誓言将凶手绳之以法。

▲“未来投资倡议”大会（图/视觉中国）

    随后，王储话锋一转，表示有人试图利用这一“令人痛心”的悲剧来离间土耳其与沙特的关系。但“我想向他们发出这样的信号，只要有位名为萨勒曼的沙特国王、名为穆罕默德的沙特王储和名为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总统，他们就无法得逞！”

    最后，当王储以坚定的语气宣告“卡舒吉事件”不会影响沙特正在推进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进程时，现场的国际投资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于是，第三个官方版本浮出了水面。按照负责调查此案的沙特检察官的最新说法，“卡舒吉之死”是一桩预谋犯案，并非先前所说的“斗殴失手”。凶手曾试图掩盖什么，而沙特目前正在与土耳其方面密切合作，并将“追究所有犯罪人员的责任，不管他们是谁”。

    这个版本是对土耳其人不懈指控的接受，但它的重点在于：不仅王储不知情，而且“严惩元凶、伸张正义”的使命最终一定会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完成。

    就这样，沙特政府完成了一次惊天的话语翻转，只是不知道能说服多少人。

3

    不管“卡舒吉之死”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当它被揭露后，沙特政府三周来左支右绌的拙劣应对方式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第一，它一开始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多严重，更是完全没有预料到它会在全世界激起如此汹涌的舆论声讨；第二，沙特政府的各部门基本上也没有太多沟通和协调，它们完全是凭着官僚主义的惯性逻辑在无意识地应付；第三，一旦事态的严重性触动到这台官僚机器的最高层面，它便立刻回归了它既有的集中和高效。

    这是所有专制体制的共性。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图/图虫创意）

    多年来，沙特阿拉伯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一直扮演着一个长袖善舞的成功角色。它的精英统治者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殊地缘政治地位，利用甚至引导了世界大国在每一个不同时代的核心关切，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王室统治的稳定延续，以及在本地区和乃至伊斯兰世界中影响力的持续上升。

    这一次，沙特能不能安然无恙地度过自己一手酿成的舆论和道义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另一个人是否愿意见好就收，他就是满怀雄心壮志的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未完）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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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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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金庸，从报纸中走出来的江湖大侠

编辑部  传媒茶话会  2018-10-31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这是金庸曾留给自己的墓志铭。

10月30日下午4时30分，金庸（原名查良镛）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

金庸的一位朋友在朋友圈写到：“上星期去医院，我在床边用上海话向他述说世界时局，他的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我告诉他今天几月几号，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像一个纯真的小孩……昨天还去医院看查先生，他在熟睡。他的面色很好。我以为他总还有几星期。今天下午接到消息，说他走的時候，在默默聆听着一位亲友视像电话对他说话，听着听着，他含笑而逝……”

不熟悉金庸的人只知他是武侠小说的泰斗级人物，熟悉他的人却知道，金庸是从报纸走出来的江湖大侠。他一边用他武侠之笔快意恩仇，一边用报人之笔，道尽世事沧桑。

“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金庸曾说自己“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那么，金庸是如何开启他的报人之路的呢？

1941年，金庸因在壁报上写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而被开除，随后转学去了衢州。到衢州中学后，金庸开始向东南地区的一家大报《东南日报》投稿。老师替他取了一个笔名——“查理”。

“查理”撰写的《一事能狂便少年》《千人中之一人》等文章，陆续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发表，得到好评。

1942年底，因日军侵占衢州城，金庸提前从高中毕业。同年秋天进入《东南日报》工作。1944年，金庸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文系，因为对国民党当局有关情况不满投诉而被勒令退学，一度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后转入苏州东吴大学（今天的苏州大学）学习国际法。抗战胜利后，金庸回到杭州，成为了《东南日报》的一名记者。

1948年，金庸进入《大公报》做编辑和收听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并当翻译。不久《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便南下到香港。

1950年，《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也做翻译、记者工作，与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个办公桌，写过不少文艺小品和影评。

在《新晚报》期间，时任《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邀请梁羽生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小说连载后引起轰动。

1955年2月初，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快连载完了，但下一部作品却没有着落。总编辑罗孚便只好找到金庸，对他说：“梁羽生顾不上了，只有你上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金庸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问世，反响一度超过了梁羽生。金庸便将名字最后一个字“镛”一分为二，署名“金庸”。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金庸忍不住了：“我必须发声。”于是，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两人一起出资，创办了《明报》。金庸将他以前写小说的稿费8万元全部投入《明报》。

《明报》刚出版时，销量仅6000份。为扩大销量，金庸一方面在《明报》上继续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另一方面则用社论时评来打名号，他坚持每天一篇的社论，在任主编兼社长35的年里，金庸写了数量众多的社评、短评。

在此期间，金庸又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以及马拉西亚《新明日报》等。金庸任董事长期间，《明报》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有人把它比作香港的《泰晤士报》。

1994年，金庸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同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以表扬其对新闻事业的贡献。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引发“金庸热”

金庸在创办《明报》期间，一边用社论道世事沧桑人生冷暖，一边用小说快意恩仇。金庸一直持续地为正义发声，也将家国天下的主题融入进小说中，于是便有了《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

在写完《鹿鼎记》后，金庸于1972年宣布封笔。

金庸虽然封笔，但“金庸热”却愈演愈烈。

80年代，金庸小说进入内地，旋即变成为了各大高校校园里的热门读物，不少文科院系的学生甚至把金庸及其小说当作专业的研究对象，在毕业论文中屡屡提及。同时，内地不少报纸在小说连载版面竞相刊登武侠小说，一些杂志也大量刊发章回体的武侠小说连载。

1999年5月，时年75岁的金庸曾受浙江大学邀请出任人文学院院长。他曾说，要考他的博士生不容易，要把论文寄过来，三年必须写两篇论文。

除了受到文人的追逐，在商业圈里，金庸小说也得到了商人们的热烈追逐。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以“风清扬”自居，他坦言，阿里巴巴的创立正是受到《天龙八部》中虚竹通过弃子破珍珑棋局一事的启迪，马云主动离开北京到杭州，才得以置之死地而后生。

2016年，金庸92岁寿辰当天，马云在微博上向金庸拍片祝寿：“刚创业的时候，我们18个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十六七个都对金庸小说特别喜欢，金庸的小说充满想像力，充满浪漫主义和侠义精神。尤其是侠义精神，替天行道，平人间不平之事。”马云甚至直言，“男人一定要看金庸小说。”

10月31日，国内各大报纸都市报都在头版送别金庸。

这些金庸金句，你最喜欢哪一句？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此。

慧极必伤，深情不寿，强极则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与其天涯思君，恋恋不舍，莫若相忘于江湖。

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

一座山，隔不了两两相思，一天涯，断不了两两无言，且听风吟，吟不完我一生思念。

                                       

人生在世，去若朝霞。魂归来兮，哀我何悲。

                                             

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

书到用时方恨少，肉到肥时方恨多。

                                                     

天地四方为江湖，世人聪明反糊涂。名利场上风浪起，赢到头来却是输。

喜欢吧，看一眼如此，过一辈子也是如此。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kz3cwdcmNcCGFAgIKoeZA

编辑：陈心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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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前助理追忆报人金庸：一句“我能替人家打工吗”，侠气逼人
徐方清  左右中  2018-10-31

报业大侠金庸
本刊记者/ 徐方清

今年60岁的符俊杰自称不是金庸先生的小说迷，却是“报业大侠查先生”的铁杆粉丝。1988年至1993年，他在《明报》给金庸当了五年的助理。

1959年，34岁的金庸（本名查良镛）在香港创立《明报》。此后数十年里，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在香港报业江湖里独领风骚。金庸担任社长期间的《明报》，被认为是香港人心目中最可信赖的传媒机构之一。

金庸本人常以“报人”自诩。即便在离开《明报》后，金庸在演讲中也称自己为“新闻工作者”，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

一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生符俊杰，从《明报》的实习生转为正式记者。1982年9月，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就香港前途问题与邓小平进行会谈。符俊杰作为特派记者来京报道，在拿到中英双方的会谈通报后，他和多数同行一样，发回去一篇主题为“中英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很官样文章的报道。

但符俊杰很快向报社提出重新发稿的要求，他在进一步研读中英方面的会谈通报后，发现双方的通报其实是“各自表述”。他据此判断，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可能需要分几个阶段才能完成。作为社长的金庸认可了符俊杰的判断，《明报》次日发出了一篇当时难得一见的认为中英谈判双方存在分歧的报道。

“通过这次经历，我感受到了査先生对于时事的精准判断力和对年轻人的信任。”符俊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称。那一年，符俊杰24岁。

二

符俊杰同金庸有了比较多的直接接触和交往，始于1988年。中途离开《明报》的他回归报社，出任社长助理和社长办公室主任。

当时的金庸，还有一个身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制小组组长。因为和香港著名实业家、后来创立的“求是科技基金会”的查济民一起提出“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

有一天，金庸一瘸一拐地来到报社办公室。符俊杰后来听金庸夫人林乐怡说起，“査先生是被气着了”。

一段时间里，《明报》连续发表文章，批判“双查方案”。但作为社长的金庸没有对编辑部工作进行干预，“即便看着文章自己生气”。

“这样的报人气度和风骨，称得上是标杆。”符俊杰说。

香港回归前，金庸又在《明报》和《明报月刊》上大力宣传香港回归祖国以及“恢复主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保持繁荣”的16字方针。

因为在社评中的鲜明立场，金庸不断受到“左右摇摆”的质疑，但在符俊杰看来，变化的是形势，不变的是金庸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和家国情怀。

符俊杰在做《明报》社办主任期间，他和办公室同事还有一项工作内容：帮金庸回复读者来信。通常每天都有几十封来信，多数是从内地寄过去，有些连地址都没有，就写着“金庸收”几个字，但“可以说是无人不知金庸”，不影响邮递局将信件送到。

“尽量做到每封必回，而且金庸每封回信他都要自己看过，然后签上名。”符俊杰回忆道。

三

大约做了两年社办主任后，30岁出头的符俊杰兼任报社副执行总编，负责《明报》副刊的工作。

从没有做过副刊的符俊杰，对于这次职务调整很是意外。但很快，他明白了金庸的想法。

金庸在找符俊杰谈话时，指出了《明报》的转型方向：新闻副刊化，副刊新闻化。这之后，《明报》有了专职的副刊记者，这算得上是在香港报业中开了先河。

对于报纸文章的要求，金庸还给符俊杰写了五个字：短、趣、近、物、图。符俊杰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短，是文章要尽量简短，一般要在800字以内；趣，是要有趣、不呆板；近，是要有贴近性；物，是指要言之有物，不无病呻吟；图，是文字要有图像、画面感。

符俊杰曾经问金庸是否写小说前要有长时间的准备，比如整理素材、搭好框架等，金庸回答称，他最主要的准备是要将小说中人物的性格设定清楚，后面的故事情节就跟着人物的性格自然往下走。

金庸在识人用人上也是这样的思路。“査先生确是高人。看准了人，就基本上不干预具体工作，没见他骂过人。”

四

1991 年 3 月，“明報企業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当年集团实现盈利接近一亿元。

但两年后，几乎是在《明报》集团的巅峰时刻，年近七旬的金庸辞去集团董事局主席职务，将公司出售给香港传媒业大亨于品海。自此，符俊杰也结束了作为金庸助理的工作，与金庸联系渐少。

当时有意收购《明报》的买家还有新闻集团总裁、世界报业大亨默多克，出了更高的价。不过，金庸予以婉拒。

晚些时日，金庸和符俊杰谈起此事时，他说拒绝是因为默多克提出了一个条件：收购《明报》后，金庸在报社再做三年。

符俊杰问为何不答应，一向慎言少语的金庸给出了一句侠气十足的回答：我能替人家打工吗？

世事参透、来去自如的金庸，这一次转身离开，也带走了《明报》乃至香港报业的一个时代。此后的香港报业，渐逐滑向一个非左即右的撕裂局面。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S14oSqwKAl_KJ_oNTjxLA

编辑：陈心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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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听说，有个记者死了文 / 冷眼向洋生

1926年4月26日，北平，春寒料峭。

一早，坊间流传：“听说，有个记者死了。”

有人听到在天桥东刑场响起了枪声。但那个记者是谁？怎么死的？大家三缄其口、道路以目。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很快，北平城中的流言蜚语平息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有爱读报的洋学生发现，自己喜爱的《京报》，停刊了。

然而，“墨写的谎说，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很快，一个消息传遍全国：《京报》创始人兼主笔、著名记者邵飘萍遇害。

一

让我们将时针回播到15年前。1911年，一位操着浙江金华口音、面容清瘦儒雅的青年，走进了杭州《汉民日报》简陋的报馆。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刚刚占领杭州，谁掌握了报馆，谁说话就有人听，谁就说了算。当时革命党杭州负责人杭辛斋，想了此前常在报纸上发表“雷人雷语”的邵飘萍（本命邵振清）。1912年，由于杭辛斋当了省议员，邵飘萍直接升任《汉民日报》主笔。

邵飘萍一出马，就和一个大人物“杠”上了：

袁世凯！

1913年初，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进行，国民党取得多数席位，宋教仁即将出任内阁总理，谁知就在此时，宋却遇刺了。

电影《建党伟业》中，周润发饰演的袁世凯。

关于“宋案”背后真相，至今依旧众说纷纭，然而袁世凯想要完全撇清干系，恐怕很难。孙中山、黄兴为声讨袁世凯发起“二次革命”，邵飘萍和他的《汉民日报》为之摇旗呐喊。熟料不久“二次革命”失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馆，邵飘萍也“进去了”。

出狱之后的邵飘萍去了日本，没想到他“不撞南墙不回头”，组织“东京新闻社”，继续大骂袁世凯。

1915年底，袁世凯在手下一帮抱粗腿捧臭脚的北洋鹰犬簇拥下公然复辟帝制。《申报》文人一致推举邵飘萍打响舆论“讨袁”的“第一枪”（细思来，这帮文人内心即使不是阴险，至少也是滑头）。不过，邵飘萍还是回国了，用文言文写下堪称“当世奇文”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总共82个字，“极”字出现五次，冲冠之怒喷薄而出，特别是最后一句“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翻译成白话文，可以理解为：“你拽是吧？信不信你立马就玩完！”

随后半年内，邵飘萍共发表反袁社论三十六篇、时评一百三十四篇，为他赢得了新闻界“头号角斗士”的美誉。

二

袁世凯很快死了，邵飘萍却和另一位北洋“老炮儿”段祺瑞“怼”上了，首先上演的是一出“单刀赴会”。

1918年，邵飘萍来到北平，创办《京报》。当时恰逢“一战”后期，北洋政府面临参战与中立的两难抉择，各种高层决策严格保密。然而，年轻气盛的邵飘萍却选择独入“虎穴”，前往北洋政府国务院采访。

第一次，被挡出；

第二次，搭乘内部车辆进入，侍卫长将其拒之门外，邵飘萍递上钞票一叠，说：

“段总理接见与否没关系，只求禀报一声，这一半钱您买茶喝；若万一接见，另一半尽数归您。”

果然是大牛，就连塞钱都和别人不一样。

随后邵飘萍被允许进入，段祺瑞开始自然三缄其口。邵飘萍一番言语下来，段祺瑞权衡利弊，将参战计划和盘托出。邵飘萍自然心照不宣，未在北平刊发上述消息，而将消息秘传到上海，由《申报》刊发，几天之后消息方才“回流”到北平，此时上述消息刚刚由段政府“官宣”。

既抢了“首发”和“独家”，又保住了信息源，如此处理，高！实在是高！

“北洋之虎”段祺瑞。

1926年，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爆发，刘和珍等进步学生遇害，邵飘萍带领《京报》同仁赶赴现场，随即刊载长篇报道《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八国通牒之大反响》，全面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暴行。

冯玉祥曾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好在相对于此前的袁世凯和此后的张作霖，段祺瑞做人做事虽然没原则，起码还有点底线，对《京报》和邵飘萍只是暗中压制和破坏，没有来粗的、蛮的。

三

比袁世凯、段祺瑞更狠的角色，是张作霖。

早在1918年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时，邵飘萍就撰写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称“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嬉笑怒骂中，张作霖的流氓嘴脸跃然纸上。

从此，邵飘萍上了张作霖的“黑名单”。

老戏骨李雪健饰演的张作霖。

1925年，为防止张作霖一家独大，邵飘萍参与策动张作霖的部下郭松龄倒戈，与冯玉祥联手讨伐张作霖。《京报》为此连发多篇文章历数张作霖罪行。更夸张的是，在后来刊发的张作霖的照片下面，邵飘萍写下按语：“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

这一下，张作霖真真动了杀心。

张作霖曾以30万银元收买邵飘萍，被拒。

1926年4月22日，邵飘萍在《京报》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仍然嬉笑怒骂，正气凛然。

24日，邵飘萍被捕。

25日，面对前来情愿的文化界名人，张学良代表张作霖交了底：“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处决。”

26日凌晨4时许，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处决。临刑前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从容就义。年仅40岁。

张作霖你不是狠么？怎么杀个记者都不敢等不到天亮？！

四

接下来的故事，让人不忍讲述：

军阀不准家属收尸，京剧大师马连良以友人的身份出面，将邵飘萍尸首抬回，并出钱在城外搭棚祭祀。下葬前，马连良请人拍摄了邵飘萍的遗容照，这也为军阀暴行留下了铁证。

1928年，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恢复发行《京报》，并在1931年冒着极大风险，如实报道了“九·一八”事变的全过程。直到1937年北平沦陷，《京报》才被迫停刊。

邵飘萍除了会写，还会教学生，1918年北大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聘邵飘萍为新闻导师。他的学生中，包括进步青年高君宇、罗章龙等，后来名气最大的，是一位操着湖南口音、写得一笔好字的高个青年，名叫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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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著作原版。

编辑：冉玲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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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像我这样的“夹馅面包”，并不多见

作者：梁衡

从大学毕业到退休，我这一生的公务年龄都是在新闻这个平台上度过的。全部时间中正好有一半是做新闻业务，一半是做新闻管理。而且是干几年业务，又做几年管理，再回归业务，两面体验，交错而行。管过人，也被人管。新闻人如我这样的夹馅面包，并不多见。其中甘苦只有自知。就是退休之后，也还在大学带博士生，在为报纸写文章，总之是没有离开新闻业务。此生难脱新闻的干系了。

我大学学的专业并不是新闻。一个外行，一步步走入新闻殿堂。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外来户，一方面心存怯懦，如履薄冰，小心观察，谨慎体悟，孜孜以求。另一方面，没有旧框子、旧规矩，常有奇想，时有新论。我有一个顽固的习惯，不论是从事管理工作、新闻写作还是文学创作，都不盲目跟行前车之辙，总想在实践的同时弄清它的理论根据，走自己的路。我把这比作“打着灯笼走路”。

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联系实际探求理论。但这个理论绝不枯燥，探求的过程也不艰涩，是寓研究于体味、把玩、欣赏之中。这就是诗话、词话、笔记这一支。这有点类似现代西方的案例教学，但现在的教学有事，有理，却少有其美。中国画的教学作品叫“课徒稿”（比现在电脑课件要早好多年），是教师边画边讲演示技法的手稿，有其法，有其理，却又一样地美。有的简直成了传世名作，如著名的《芥子园画谱》。鲁迅小时候，在私塾里除学正课外还偷偷地临它，可见其吸引力，至少说明它不枯涩。这大概就是列宁说的“笑谈真理”。

我从小就喜欢诗话、笔记体的学术书，后来做了新闻，便以这种方式边实践边探寻新闻写作和管理的原理。积以时日，当我告别新闻平台时便有了现在这个“新闻四部曲”。它不是作品集，是作品加剖析；也不是回忆录，是回忆加反思。它是我自己几十年在新闻之路上使用过的一盏照路的灯笼，或一根跋涉用的拐杖。

四部曲”其实是我一生所亲历的四种新闻业务人身份的忠实记录。

1

第一部《记者札记：没有新闻的角落》，是我1978年到1987年在《光明日报》驻基层记者站期间新闻作品的自我剖析。本来记者你我，大同小异，并无可记之处。但这里有两点特殊。一是，这九年正是中国经“文革”大乱之后的一个复兴转折期。这些文字中所记的人物、事件、思想都已超出新闻而有了时代印痕，对研究那一时期社会可资参考。

二是，以个人而言，可以看出一个小记者的成长过程。九年来我以大报记者身份沉在最基层，初出茅庐，含辛茹苦，格外小心，因之也有一些特殊的收获。这本书原名《没有新闻的角落》，本意是一个记者在不大出新闻的地方，如何抓到新闻，有所作为。书中归纳出的一些新闻法则、警句也广为流传，如“记者出门跌一跤，也抓一把土”“三点一线采访法”等。

2

第二部《评委笔记：新闻绿叶的脉络》，是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期间担任各种新闻奖项评委时的随笔。时间约是1987年到2000年。没有哪一个新闻人不梦想得奖、一稿成名的。评奖过程，最能看出作者的拳路和作品的写作脉络。但过去人们较多地关注得奖名次，而忽略了作品上榜或落榜的理由。这是新闻研究中的一大空白，也是纯新闻院校或一个新闻单位自身难以做到的。必须有一个机构能统筹全国和各方之力。我有幸参与其中。评奖过程，其实就是对作品的解剖，是案例教学，是大赛后的复盘，是“顺瓜摸藤”逆求新闻原理和新闻写作方法。

工作之便，我保存了大量送评原稿，这本研究笔记就是一一辨析作品的得失，它们上榜、落榜的原因，并尽量上探其源，分别归纳为采访、写作、原理等八个方面。

3

第三部《署长笔记：新闻原理的思考》，是我在新闻出版署期间的工作记录和全局性的理论、政策思考笔记，包括一些重要的职务性讲话、调研报告、案例资料。当年机构初立，百废待兴，这是一份摸索求真的探路实录。1987年国家组建新闻出版署，我从基层记者站直接调到国家机关。时间跨度是1987年到2000年，曾先后任研究室主任、司长、副署长，从事新闻出版的行政管理。在这之前，国家没有专门的新闻出版研究机构。理论思维的习惯使我在管理之余读书、调研，探求一些新闻出版的原理，所以当初这本书于1996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时就定名为《新闻原理的思考》。

4

第四部《总编手记：版面背后的故事》，是2000年到2006年底我在《人民日报》任副总编期间的策划和改稿记录，及退休后为报纸写的少量时评。说是记录，但不是流水账，重在展示思考和操作过程。同是研究怎样写稿，但该书与《记者札记》《评委笔记》的角度完全不同。首先，它强调站在全局看一点，一稿牵全局，特别是头条稿的编排使用。实际上是讲怎样当总编。虽然是一个具体改稿的过程，但心里总是想着整张报纸，想着新闻与社会。

其次，由于负有领导之责，所以由稿及人，也总是着眼于队伍素质的提高，间或还有一些尖锐批评。让部下难堪、哭鼻子的事也曾有过。另外，书中文章不只是改稿，更多的时候是选题、策划、版面、新闻思想等宏观层面的运筹。

这套丛书，时间跨度从1978年到2018年，客观上记录了我国改革开放后新闻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也记录了一个新闻人的成长。这是一件没有刻意包装，甚至没有特别打磨的产品。之所以这样，是想保持一点原生态，为新闻史和研究工作者留一点资料，同时也是敞开心扉与同行切磋交流。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VyrdXCju1Y9l63aAqqxfA

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