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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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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料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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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楼主| 发表于 2015-3-1 16:19:0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宪阁微观

陆铿1939-1997以新闻记者为职业和事业:记者─犯人─记者─犯人─记者─犯人─记者;既坐过国民党的牢,又坐过共产党的牢。1982年因《建议蒋经国先生不要连任总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紧接着因许家屯1991年被中共中央文件第三次点名并列入黑名单。一个人既坐两边的牢,又上两边黑名单,可谓百年难逢之异数


@宪阁微观

【陆铿:回忆与忏悔录】1951年大镇压运动时主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死亡,而是如果我被杀,新闻标题怎么做?当时被控罪名是代表阎锡山接收云南,又是云南人,又在卢汉易帜所谓“起义”后,专机飞昆明。杀我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一定很多。考虑了半天终于想出一个题目:“万人争看杀陆铿”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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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鐘前 來自新浪博客



2分鐘前 來自360安全浏览器

112#
 楼主| 发表于 2015-4-11 09:38:4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应天澜


1913年是近代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年。袁世凯当局打着共和旗号实行专制统治,对所有发出不同声音的反对派报刊进行清理。报人被警告传讯、报社被打砸封门的事时有发生。经过一番打压,全国500家报刊只剩下139家,"京中言论界稍带国民党色彩之报纸从此无片影之留",新闻界遭受重大打击,史称"癸丑报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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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分鐘前 來自三星Galaxy NOT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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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楼主| 发表于 2015-8-18 16:14:50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admin 于 2015-8-18 16:16 编辑

【案例】

新闻记者歌

(2013-03-10 20:30:47)转载▼
标签: 袁殊 间谍记者

1934年夏天,上海新声通讯社记者袁殊撰写了《新闻记者歌》,刊登在《大美晚报》。这首歌词交给聂耳带到日本去谱曲,后因聂耳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溺水身亡,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新闻记者歌
    袁殊
从清晨到深宵,
我们的职责:新闻报道。
不问风霜寒暑,
在街头奔跑;
申诉人间苦难,
给社会知道。
今天的消息,不要疏忽了:
到处满灾荒,人们早受不了;
边疆沦落尽,敌人还在开炮。
快记录事实,把真相传报,
确实,详细,最要紧,莫造谣!
今天的消息,不要疏忽了:
新的战争,到处在爆炸,
民族自救的烽火,正在燃烧!
内勤、外勤,都一齐动员罢,
在职业前哨,也就是斗争的前哨!
今天的消息,不要疏忽了:
帝国主义者,大肚吃不饱;
社会恶势力,更在逞强暴。
打开镜箱,照出他们醉生梦死的微笑,
提起笔来,揭发那些蝇营狗苟的奸巧。
轮转机上,洪水般印出了我们的报,
轮转机上,洪水般印出了我们的报。
舆论的权威,要大众支持,
神圣的职业,是我们的瑰宝;
不准无耻的家伙,去卖身投靠,
万万千千的读者,要求着精神面包。
莫自夸帝王无冕,
我们要举起“集纳”的旗号!
大家准备起三千毛瑟,有笔如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6bdc970101bi33.html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编,第577页
114#
发表于 2015-8-27 13:02:0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英国工人挖出百年前报纸和威士忌



这是一瓶具有百年历史的威士忌


“时间胶囊”里面有一份日期为1894年9月的报纸。

    中新网8月27日电 据英国媒体报道,近日,在英国凯恩高姆洼地的一些桥梁养护工人在对当地一个桥梁进行翻修维护时,意外地在这座公路桥的桥面下深处,发现了一个“时间胶囊”。工人们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一份1894年9月的报纸和一瓶威士忌。目前,这些东西都被存放在纽顿莫的“高地民俗博物馆”内。
  报道称,这个“时间胶囊”其实是一个鞋盒大小的金属盒,从存放在内的报纸日期来看, “时间胶囊”及里面存放的物品已有121年的历史。
  据工人们介绍,当天他们正要对桥面重新进行铺装,而就在拆毁原桥面时,发现路面下竟然埋有一个铁盒子。他们将铁盒取出打开后,发现里面放着一张报纸、一瓶威士忌还有一些杂物。

http://news.sina.com.cn/w/p/2015-08-27/084932240850.shtml?qq-pf-to=pcqq.c2c
115#
 楼主| 发表于 2015-8-31 17:34:11 | 只看该作者
【案例】中国首位私下打听而殉难的记者沈荩





原题:扑朔迷离的晚清“沈荩案”




沈荩



张建斌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31日,革命党人、新闻记者沈荩被杖毙狱中。其死因扑朔迷离,一种说法是由于泄露清廷与俄国签订的秘密条约而惹来杀身之祸;另一说法是各地报界事故频发,清廷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沈荩之死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清廷对于此案的处理方式,不但没有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反而引起中外舆论的强烈反响。

惨死狱中

沈荩,祖籍江苏吴县,随其祖到湖南,寄籍善化(今长沙县)。沈荩自幼天资聪颖,为人狂放不羁,鄙视科举,无意功名,但心怀大志,常与友人纵谈天下之事,并与好友组成文社,议论时政,因成员有12人,湘人称为“十二神”。在维新变法时期,沈荩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往密切,积极参与新政。变法失败后,他随唐才常来到上海,与唐才常等组织自立会,筹组自立军,往返于湘鄂之间,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900年,自立军起义,沈荩为右军统领,起事于湖北新堤(今洪湖)。由于经费缺乏,部署疏漏,汉口自立军机关被张之洞破获,沈荩之右军也旋即告败,唐才常等遇难。自此沈荩进入清廷缉拿黑名单,开始了逃亡生活,经武昌至上海,辗转于京津等地,于1903年7月10日被捕。

沈荩被捕后,清廷唯恐夜长梦多,决定速杀之。他从被捕到被杀仅20天。因7月正值光绪帝生日,为万寿月,一般不杀人,慈禧太后决定改为杖毙,即用棍棒活活打死。时《大公报》载,行刑之状惨不忍睹,刑部“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一年后,维新志士王照获罪下狱,恰巧关在同间牢房,其《方家园杂咏纪事》记:“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沈荩死时惨烈之状,不忍回想。

死因之谜

按清律,颠覆朝廷之罪当诛九族,以此推论,沈荩被杀本属难免,但行刑时间和行刑方式却给后人留下诸多疑惑。中国古代处决犯人有时间规定,常规是“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清代刑法规定,“每年正月、六月及冬至以前十日,夏至以前五日,一应立决人犯及秋、朝审处决重囚,皆停止行刑。”处决沈荩正为夏季,不符常规。采取杖毙之刑,也令人生疑,据此引发对沈荩之死的诸多猜测。

一种猜测认为沈荩作为记者,泄露了中俄秘密条约,招来杀身之祸。持这种说法者以章士钊撰写的《沈荩》一书为代表。据章书记载,1903年3月,“俄政府有要求满政府之密约七条,如下:(一)清国不可将东三省之地卖与或租赁于列国。(二)沿营口至北京之电线铁路,俄国可于其旁另自架设别线。(三)不论何事,清国于北清苟有建设,不得佣雇他国人。(四)营口海关税务,当使中俄银行管理,税关长必用俄国人,且令税关兼理检疫事务。(五)东三省地除营口外,不得开放为通商市场。(六)蒙古之行政组织不得有所变更。(七)拳匪乱事以前,俄国所得之权利,不得有所损害。”章士钊称:沈荩作为记者获取密约内容并公布中外,全国震惊,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又因条约涉及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亦颇多微词,清廷一时间不知所措。后经调查乃沈荩散布所为,恼羞成怒,于是杖毙沈荩。针对这种说法,当时报刊《江苏》和《浙江潮》也发表过评论:“沈荩之被惨戮,其原因终不得而知。或曰:满政府与俄人订密约七条时,沈君适为天津某报馆之访事,闻之而首发表于某报纸。其事既表白于天下,于是内地各处电达政府,竭力抗拒者踵相接。满政府因而怒沈君,遂杖杀之。”但经过研究,彭平一先生《关于沈荩与“沈荩案”若干史实的补证》、严洪昌先生《1903年“沈荩案”及其影响》两文对沈荩泄露密约一说均提出质疑,并已论证其不可能发生。

另一种猜测认为清廷有杀一儆百之意,以泄私愤。1903年,《苏报》在上海外国租界地区因发表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文章,遭到镇压。当时《苏报》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大力赞扬和鼓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专制。之后,又发表章炳麟(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讥讽康有为和慈禧太后都是“汉族公仇”。于是,清廷宣拿章炳麟、邹容等人,要将辱骂皇帝、宣传革命的章、邹二人处以极刑。但因此事发生在公租界,按照《上海租借权限章程》规定,原告应在公租界审判。由于列强在侵华过程中矛盾错综复杂,对于清廷的“引渡”要求,态度不尽一致。据《中外日报》载:“近在北京地方各公使因上海苏报馆一案,英国参赞之意,以为诸人不应交与华官,日本公使以为未尝拘人。以前上海道既与各国领事立有约章,现在即应照约办理。惟俄、法两国则欲助中国政府,将诸人交于华官,故其中彼等之意见各不相同。美公使之意以为莫妙于仍交上海领事办理此事也。”正在各方争论不下之际,沈荩被捕。清廷对当时报界鼓吹革命早已恨之入骨,可怜沈荩,遂成替罪羊。

笔者认为,沈荩之死最主要原因应是其曾为自立军。晚清帝后斗争异常激烈,自立军起义时提出的“光绪帝复辟”和“逆后当权”等诸多“狂悖”言论,是慈禧太后决不能容忍的,且公开叛乱罪不可赦,沈荩也因此早在通缉之列。当沈荩在京津之地辗转之际,已被人秘密盯梢,奏陈慈禧太后。在现存的一份没留姓名的宫中档密帖中,告密者称沈荩乃通缉要犯,为自立军头目,“隐匿京师南城外,行止无定”“与外洋内地匪党及大学堂同乡办事人密通消息”“若不设法歼除,诚恐异外生节”,在这份300字的密帖中丝毫未提泄露密约一事,却提及自立军首犯唐才常等已“获正法”,言外之意沈荩早该杀了,以此推论,沈荩被速杀杖毙也就不难理解了。

“沈荩案”的影响

“沈荩案”在中外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中国日报》发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泰晤士报》认为清廷“狠心残暴,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将来“必有不得久安之势”。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清朝统治愈发不得人心。

“沈荩案”的发生使清廷放缓了对“《苏报》案”的追究,使章炳麟、邹容等人免遭屠戮。“《苏报》案”发生后,清廷急于杀害章炳麟、邹容等人,可他们是在租界被捕,列强对于是否将其“引渡”给清廷争执不下。媒体对“沈荩案”的报道给了租界当局很大压力,一些外国官员也由此认识到清廷钳制舆论的野蛮行为,这些因素最终让租界当局决定拒绝清廷的“引渡”要求,从而在客观上保护了章炳麟、邹容等人。

另外,“沈荩案”等晚清一系列报案,也促使清廷对于僵化的舆论钳制政策进行反省,并最终促成相关法律的出台。1906年,奉命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等五大臣先后回国,在奏折中提出“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晚清风起云涌的舆论环境迫使他们承认,唯有主动立法,放宽一些言论自由空间,才能有效加强舆论控制。由此,清廷先后在1906年和1908年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和《大清报律》等新闻法规。制定和颁布新闻出版法律,虽是清末实行新政的一项内容,而“沈荩案”的发生、处理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无疑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http://m.kdnet.net/content.php?id=11138443&boardid=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116#
发表于 2015-9-3 20:45:2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1945年的今天,报纸头版上有什么新闻?




1945年9月3日的这一天,一对名叫沈心江、陈遒英的夫妇离婚了,一对名叫王良材、吴怀声的人订婚了。

有个姓刘的人,托朋友办一件关系“一生前途幸福”的大事,但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三个朋友只好登报寻人,请他不要“一误再误”。

他们后来的人生与下落如何,我们都不知道。

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是市面上流行的商品,机关单位还可以凭证七折。同样流行的还有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售价“节约建国储蓄券”6000元。它也被拿来作为促销赠品,比如出售止咳药和补药的药厂,就宣布“为增进国民意识”,买两瓶药,就赠一本,还附送蒋主席夫妇照片。向慈善机构捐钱,也可以得到一本。

上海、重庆、北平的许多餐馆推出了半价菜,同样半价的还有药房、眼镜公司和口琴店。

之江大学复校,东吴大学复校,许多中小学和专科学校在报纸上打广告招生。

这一天上映的电影有美国西部片《铁骑西征》、音乐片《歌舞升平》,苏联的战争片《史大林格勒大战》和《南方大胜利》,德国电影《蓝天使》。

与此同时,哥伦比亚、美高梅、派拉蒙、二十世纪福克斯 等公司,却在为中国的版权问题所困扰。因为战时大量胶片失散,被人拿去私自放映牟利,他们不得不刊出联合启示,宣称“一经查出,定予起诉”。

这是1945年9月3日的中国。

壹读君找到了这一天报纸的头版,让我们看看,胜利日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




盟机八百最后示威

日本昨正式投降

——重光梅津两全权代表签订降书

中央社东京二日电日政府与联合国方而之投降协议签字式,二日上午九时在泊于横滨附近六哩海面之美国新锐战舰「米苏里」号舰上举行,签字会场设于右舷上甲板上,自上午八时十五分许,联合国各代表相继入场,入时四十分,联合国最高指挥官麦克沃塞元帅及美国代表尼米兹元帅入场,准备一切终了。会场之正中,置有长八尺,宽二尺之长方形桌,围绕该桌,自正面面,左侧为中国、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纽西兰等国之全权代表,顺序站立,右侧为联合国最高指挥官麦克沃塞元帅暨美方代表及约六十名之美方随员,相排站立。

八时五十分,日方全权代表乘小艇横靠于「米苏里」号舰旁,随之,重光外相,梅津参谋总长日方两全权代表及随员九名亦到达。




△日方代表抵达“密苏里”号战列舰

九时正,由麦克沃塞元帅司会,签字式遂即开始,长一尺五寸,宽一尺许之投降协定文书二件,置于桌之中央,日政府全权代表旋即步人会场,重光、海军(因为梅津)两全权代表居最前,乃分三排并立,向各国代表寒暄后,遂遵从麦克沃塞元帅之指示,先由重光外相首于二件文书上署名,次由梅津参谋总长署名,完毕后,继由联合国方面署名。第一位最高司令官麦克沃塞元帅,次之由美国代表尼米兹元帅,继之由中国代表徐永昌军令部长,英国代表福列萨大将,苏联代表邱列温特中将,澳洲代表福列米大将,加拿大代表哥司古列布上将,法国代表鲁古列鲁大将,荷兰代表别鲁福奇提督,纽西兰代表伊西特空军中将等顺序署名。




△日本外相重光葵在投降书上签字,后排左二为中国代表徐永昌。

于九时十五分,双方署名终了,联合军总司令遂持投降协议文书一件手交日方后,日方重光、梅津两全权代表及随员相继由「米苏里」舰上退下,至此,投降协定签字式遂告终了。

二十二分钟内庄严典礼素描

东京湾美舰米苏里号二日合众电 静默之日方官员,于二十二分钟庄严简单之典礼中,以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于联合国,在巨舰沉寂之朝天炮下,联合国各代表迅速签字于黑色封面之日文降书及金绿色封面之英文降书上。在典礼顺利进行之际,盟国作战飞机八百余架,在空中上下翱翔,最后一度表显盟国之空军力量。




△9月2日,飞越密苏里号的盟军机群

麦克沃塞元帅镇静严肃,主持开幕礼,发表简短演说。日代表重光葵利用一木腿前行(渠之腿于十三年前之一二八在上海被炸受创)移动,敌使自衣袋中掏取自来水笔,看一时表,又看另一时表,旋取出其笔,拟签字时,发觉无墨水,最后以美代表借予之笔签字,麦帅遂眉露出不悦之色,重光面无表情。

继而日代表梅津美治郞移正其牛角边之眼镜,上前为日帝国大本营迅速签字,麦帅亦签字,渠仍戴金色辫边之便帽,如其渡太平洋归返在海滩上所戴者,渠代表全体盟国签字。中·英·苏·澳·加·法·荷及纽西兰各国代表相继签字,麦帅肃然步至扬声简前宣称,但愿和平重返世界,上帝使和平得常保持,此一典礼巳吿结束。

日版图依规定缩为本土四岛

将近本日上午十时(东京时间)之际,日本版图在波次坦条款规定下,巳缩小为本土四岛及盟方所将许其保有之其他若干小岛。日本人民政府天皇及工业,今归麦克沃塞统治,以迄日本被允加入旧金山会议所计划之世界机构时为止。重光倚杖呆立,典礼完毕时,渠帮同收受降书,日代表指出加代表柯斯格莱夫签字错误一行问题,在麦帅之参谋长与日代表会商下迅速解决,监视典礼者为经历珍珠港、马尼刺、新加坡、香港诸役之人员数人,继麦克沃塞为菲岛美军魏锐特将军,最后防守新加坡之英军总司令波西菲,美第二舰队司令海尔赛,会在缅境作战之史迪威以及其他官员二十人,均参加典礼。麦帅上前签字时,询曾遭日军拘禁甚久之魏锐特及波西菲二人曰:「与余同上前签字否?」

麦帅微露兴奋之色,持渠所用五枝笔之第一枝时手徽颤动,惟在开始书第一个字时,渠巳把稳,遂以该笔赠魏锐特,用过第二枝笔后,以之赠波西菲,继而轮流用其他三枝笔,迅速签字完毕,该三枝笔将分赠盟国显要。




△麦克阿瑟签字时,左后侧两位即是曾作为日军战俘的美军中将乔纳森·温莱特(魏锐特)、英军中将白思华(波西菲)

重光、梅津离米苏里号时,适当渠等登该舰半小时之后,二人向外国显要三十余人,高级陆军军官四十余人,海军军官五十余人,盟国记者、摄影记者,麋集高处甚至高与雀巢相齐之船员及被释之战俘共二百三十八人点首告别。

日本降书要点

中央社「米苏里」号主力舰上合众社随舰记者二日电日本降书,已于九月二日上午十时签字,要点如下:

一 吾人奉日本政府之天皇及帝国大本营之命,并代表渠等接受波次坦宣言中之各条款。

二 吾人向诸盟国宣布,日帝国大本营所有日本军队及不论何地受日本节制之所有军队之无条件投降。

三 吾人命令所有日军及日本人民,停止敌对行动及保持所有船只、飞机、军用及民用财产,并避免其损失,服从盟国最高统帅可能提出之一切要求,或日政府各机关在盟国统帅指示下所提之一切要求。

四 吾人命令日本大本营,立即通令所有日军司令及不论何地受日本节制之所有之司令,无条件投降,并命其所管辖之部队一律投降。

五 吾人命令所有民政官及陆军海军军官,遵守及实施盟国最高统帅认为使此次投降收效所应有之一切公吿命令及指示。吾人指示所有此等官员,保留其职位,继续其非战斗之任务,但由盟国最高统帅或在其命令下特别解除职务者,则为例外。

六 吾人负责为日本政府及其继承者,矢忠实施波次坦规定,并发布盟国最高统帅或任何其他盟国指定之代表,为使波次坦宣言生效起见所需之任何命令,以采取渠等为达到上项目的所需之任何行动。

七 吾人命令日帝国政府及帝国大本营,立即解放刻在日本囹圄下之所有盟国战俘及盟国拘留民,予渠等以保护照顾及给养,并即移送渠等前往指定之地点。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应受制于盟国最高统帅,盟国最高统帅将采取认为实施此等投降条件应有之步骤。

△1945年10月10日,日军在北平太和殿前的投降仪式。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接受日军投降。美、英、法、苏、荷代表观礼。

△观礼群众激动高呼“中国万岁”、“胜利万岁”,欢声雷动

美总统昨广播

宣布胜利日

——与各盟邦谋永久和平

华盛顿二日电 美总统杜鲁门于二日晨日本正式投降后,作广播演说,宣布九月二日为胜利日,演词大意如下:

自今日起吾人将进入一新世纪,吾联合国亦将共同进入一新的更佳的国际合作和平的世界。吾人能获得此结果者,乃上帝之佑也。今者,毁灭世界文化之企图,已被粉碎,但吾人永不能忘「珍珠港」之敎训,而日本军人亦将不忘「米苏里」号。

日军之罪行将永远遗留于世人之脑海中,彼等原拟籍其武力以征服全世界人类,但此企图已完全被粉碎,其海陆军现已成为虚弱无能之器具矣。日本之正式投降,并非吾人仅赖武器而获得之胜利,此项之胜利乃是克复暴虐者之自由胜利。吾人际此庆祝胜利之时,谨向在战争中殉职之战士及吾人之伟大领导者、亦即是民主主义之保卫者,故罗斯福总统致最高敬礼。

从今日起吾人须与其他盟国紧密合作,以维持世界之永久和平。吾人未来之困难尙多,但望以过去四年之勇敢及忍耐精神,继续努力不懈。虽然随胜利而来之负担及责任甚为繁重,但吾人深信美国必能联合各盟国建立以公理平等忍耐为基础之世界和平。

基于信义与谅解维持人类之尊严

——投降条件必使忠实履行

△麦克阿瑟在投降仪式上发表简短演说

美战舰「米苏里」号二日合众电麦克沃塞元帅于签订日本投降仪式中演说称:

吾人咸集此间,缔结一庄重之协议,俾得恢复和平。理想与观念之分歧,业已在世界各战场上澈底解决,故目下断无讨论及辩论之必要。吾人在此系代表全球民族之大部分,并非前来以互疑恶意及仇恨之精神相见。凡我胜利者与失败者,实应共同发挥崇高尊严,唯此尊严方能加惠于吾人行将指向之神圣目标、凡我众人均应尽力矢守其行将正式担任之工作。

余深盼举世人类,亦同样深盼可自此庄严之时刻以后,由过去之流血屠戮中产生一更善美之世界,以信义解为基础,致力谋维持人类之尊严,实现共可珍爱之自由,容忍及正义之希望。

日本帝国武装部队投降之条件,载于刻在君等面前之降书内,余以最高统帅之地位,兹宣布余所代表各国传统精神,余之坚守目的,为以正义及容忍,继续执行余之责任,并采取一切必需之处置,籍使投降条件确能全部迅速忠实履行。

余现请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代表于降书中所指定之各处签名。本最高统帅现将代表所有与日本交战之国家签字。

麦克沃塞元帅旋又请美国之其他代表签字。其他各国代表之签字次序如下:中国·联合王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纽西兰。各国代表相继签字后,麦克沃塞元帅乃称:“吾人当祈祷全球现将恢复和平,上帝其永佑之。

日首相文告

劝人民忍受痛苦重庆二日电据东京二日广播:今日日首相东久迩宫向全国发表文吿,促国内人士遵从圣旨,恭遵政府及大本营所颁布之一切命令,以及日本降书所载各条。略称:

当此正式签署降表之一日,吾人回念过去种种,百盛齐集,无限悲痛,难以尽泄。一念我历史悠久之皇军,其武装行将解除,实悲痛无穷。天皇勅令既已颁下,正式投降唯有顺从,吾忠贞之人民应正视失败之事实,而受其不可忍受之痛苦,以符御旨。

我日本人民务必坚持镇静及秩序,尽量遵守政府及大本营所颁布之命令。吾人应于万般容忍中,保持我民族永久之勇敢精神。吾日本人民当默念此番战争所以失败之原由,而于过去种种深自忏悔。同时我日本人民亟宜实践一切职责,以期于举世瞩目中,表示我日本人民之信誉。目下虽有无限艰巨,加诸吾日人身上,然应抱坚贞不移之决心以赴。于和平及文明之原则下,尽力谋日本之新生,对于我国之繁荣及世界和平及文化之努力,均不足秉承天皇圣旨,职责所在义不容辞也。

日皇发诏书

——命切实履行投降条欸

东京二日电日本二日正式签字对联合国之降书,日皇特为此事发出诏书,兹录志于后:

朕业已受诺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之首脑于波次坦发表,尔后且由苏联参加之宣言所揭载之各条项,对于帝国政府及大本营于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提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签字,且根据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布对陆海军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条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般命令之御命御令,昭和二十年九月二日,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印(按此电为同盟社总社代中央社所拍之第一通中文电)。

重庆二日电 据美新闻处旧金山二日电,同盟社今日称:投降条件正式签字后,日本即将正式遵守波次坦宣言,其法律之约束力与日本之宪法相等,在盟军占领期间,日本政府与人民均应一律遵守。

△故宫(微博)太和殿,中国受降主官孙连仲上将在“受降主官”下签字

日大本营通令各地日军投降

中央社东京一日路透社电日本帝国大本营遵麦克沃塞元帅之训令,通令国内外之各日军司令,使各武装部队立即停止作战,放下武器,留居原处,向盟军司令无条件投降,凡一切武器·军火、战具之制造与分配,此后均常停止,战俘及被拘人民,将送往安全地带,以备盟方接受日方之全部名单,凡拖延或未能实行此令及以后之命令者,当由盟方军事当局及日本政府立即严惩。

中央社东京二日电日陆相下村今向日军广播称:日军中曾有不愿投降仍欲继续作战者,今已服从天皇命令,决定解除武装。

何思源率部

光复济南市

——庐汉部队抵谅山

重庆二日电军委会二日发表:

(一)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何思源率领部队,于一日进入济南。

(二)傅作义司令长官先头部队,于二十九日进入晋北之大同。

(三)孙蔚如司令长官部队于三十一日进入鄂西之沙市及弥陀寺,一人进入宜昌。

(四)胡宗南司令长官部队,于二十九日进入豫中之孟津,三十一日进入巩县。

(五)薛岳司令长官派遣部队协同地方团队,于二十一日收复湘南之零陵。

(六)卢汉司令长官部队,于二十六日经桂南之镇南关,向越南之同登前进,卢司令官另一部队并巳到达同登谅山地区。

△1945年9月3日,蒋介石身着戎装,走出重庆官邸,接受市民的欢呼

国府对抗战将士

将论功行赏

——由军会政院详拟办法

重庆三日上午一时电国府九月三日令:抗敌兴师,阅时八载,最后胜利,洵非幸致。追维始事以来,我全体将士闻义赴难,朝发夕至,以血肉之驱,当新锐之器,阵地纵成灰烬,军心仍如金石。前仆后继,有死无降。知有敌则无我,视八年如一日。此种坚毅忠勇之精神,不仅顽敌胆亡,要亦联盟各国声应气求之所自,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兹者兵氛既销,日月重光,湔尽耻辱,还我河山,值此薄海腾欢,举国同庆之际,缅怀驰驱疆场,历年苦战之劳绩,由军事委员会传令全体官兵一体优予褒奖,厚为慰劳,其应如何各按功绩分别给赏,以励忠贞而资激励之处,并由该会会同行政院迅为拟议,详订办法,呈候核夺施行。此令。

眷念忠勇阐扬义烈

重庆三日电国府三日令,自卢沟桥事变生以来,我以自卫之决心,为全面之抗战,奋斗迄今,瞬已八载,深维前方将士为国先驱,取义成仁,见危授命者,前后相望,而地方民众敌忾同仇,或保卫乡土,猝遭不测,或抗拒凶锋,惨罹非命。临难不茍,视死如归者,亦复所在皆是。今者,寇患敉平,和平重睹,追论同心御侮之忠,宣祟仰死勤事之报,所有抗战以来殉职官兵,应由各战区司令长官部限令各军、各师査明籍贯与其遗族,直盼亲属于本年十月十日以前,详照军事委员会依例给恤。

凡阵亡将士家属,残废官兵并各(电文脱落)份生活之保障,明定规条,通饬施行。其因抗敌死难之各地同胞,限自地方收复之日起半年内,由各省市县政府查明姓名事迹,报由内政部分别褒恤,用副政府眷念忠勇,阐扬义烈之至意,此令。

准申请废止

——各种战时法令

重庆三日上午一时电国府九月三日令,抗战时期军事第一,政府为求胜利,适应需要,不得不颁行各种战时法令,举凡人民生活·经济之行为,乃至集结社、言论之自由,均不免有所限制,是固世界各国战时之通例,要亦政府所欲及时改革之急务。迩者,战事已吿结束,一切应复常轨,所有在抗战期中颁布之各种战时法令,着各主管院部会署立即分别检讨,加以整理,其有未合平时规范者,得先申请废止,以期符合约法之精神,而作实施宪政之准备,此令。

蒋主席明日设茶会招待盟邦官军使节

重庆二日电蒋主席为庆祝抗战胜利,定四日下午五时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茶会,招待驻渝各国使节,盟军事官及我党政军各高级长官。

重庆二日电庆祝胜利大游行,本定四日上午八时集合,据当局通知,改三日上午十一时举行。

蒋主席昨在官邸

欢宴毛泽东

——并邀党政要人作陪

△左为毛泽东

重庆三日晨二时电二日晚八时半,蒋主席在官邸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并介绍与党政首长及参政员会面,到孙科、冯玉祥、吴铁城、熊式辉、张伯苓、莫德惠、江庸、王云五、张群、左舜生、傅斯年、冷遹、黄炎培、邵力子、吴鼎昌、王世杰、张治中、陈立夫、甘乃光、吴国桢、周至柔、雷震、白崇禧、翁文灏、许炎等。席间蒋主席表示,二日为日本正式投降日,欢迎毛泽东先生倍加高兴,毛氏对蒋主席盛意,亦表示感谢,并庆祝胜利。

美军定本月七日占领朝鲜汉城区

中央社重庆二日电据东京一日广播,日本政府本晨发表公报,美第廿四兵团之部队,定九月七日占领高丽汉城区。

各船只及军舰,至九月七日下午六时时起,均禁止在仁川以东水道之十英里内海面航行,汉城区及距仁川十二英里内之日军,当在九月六日以前撤退。日本警察及宪兵,当维持撤退区域之秩序。

△1945年9月8日,美苏军队在汉城会师

苏军占领朝鲜北部

△从朝鲜北部向南行军的苏联军队

中央社东京二日电苏联军曾于八月九日越过日、苏国境,侵入朝鲜北部之罗津、淸津、咸兴等各都市,更于停战后对于元山实行强行登陆侵入平壤,掌握北部全城之交通机关,将渐次伸张其势力。又咸兴驰屯之苏军司令官基思加契夫上将,已将咸境南道内之诸机关令朝鲜民族执行委员会接收,停止新关通信,缴除日本警察及宪兵之武装,当地治安乃由苏军及执行委员会维持,此次美国进驻汉城,决以东经三十八度为限,朝鲜南部由美军占领,于兹朝鲜遂由美、苏两国分割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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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5 22:12:01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日本随军女记者是如何歌颂侵华屠杀场面的 | 荐读

【编者按】抗战胜利整整七十周年后,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日本侵华战争不但在炮火纷飞的军事战场上进行,同时也在另一个重大隐秘的文化战场上展开。多年来,国内描写日本对华军事侵略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却几乎完全忽略了与日本侵华武力战场并行的“文化侵略”。整个侵华时期,日本广大士兵和民众究竟处于怎样一种被侵略文化所煽动的狂热状态?战时日本国民究竟如何看待被他们疯狂侵凌的中国人?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复杂玄奥的日本民族精神性格?只有弄清楚这些深层问题,我们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明白中日为什么会发生战争的文化根源——起码对从未经历那场悲剧的中国人,不至于从肤浅庸俗的“抗日雷剧”中去认知抗日战争。

以下内容摘编自2015年8月出版的《刺刀书写的谎言》,作者王龙。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18天后,林芙美子就作为每日新闻社的特派员,与第一批随军记者乘卡车进入了南京,成为日军攻陷南京后“第一个冲锋陷阵的女性”。

面对硝烟未散浴血呻吟的南京城,林芙美子对这人间地狱发生的一切绝不可能一无所知。但在她的随军日记《我的昆虫记》里,南京城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血腥气,反而到处洋溢着一派歌舞升平的美好氛围:日军士兵有的悠然地弹奏着钢琴,有的则扛着枪在街头四处打鸟,被俘的中国少年兵在厨房里井然有序地准备食物,灶膛里柴火的响声欢快而清脆……

在她另一部描写南京沦陷的小说《运命之旅》里,对中国军民的丑化歪曲,和对日本“皇军救世”的美化歌颂更是无以复加。林芙美子借小说中的主人公黄土一路逃难的所见所闻,讲述南京失陷后的“真实”景象。在她眼里,中国败兵不仅是一群缺乏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还是抢掠财物、祸害百姓的罪魁祸首。而与中国人的丑陋自私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日本人的宽宏大量和体恤民情。在林芙美子的笔下,杀人如麻的日本兵变成了恢复秩序的“和平使者”,凡是“皇军”所到之处, “中国兵居住时的混乱不安已经一点也没有了……南京市街,忽然变得明朗起来”。

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就这样被林芙美子美化成一派“中日亲善”的鱼水深情:中国民众手持太阳旗向“皇军”恭敬行礼,南京的小孩更亲热地与“皇军”玩耍成一片,小说的主人公黄土从日本人那里领到了薪水、烟卷和袜子,面对日本人的“皇恩浩荡”,黄土去接面包时激动得手都哆嗦了起来……

由此,林芙美子水到渠成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南京的失陷对于中国人来说恰如“塞翁失马”,因为只有作为“文明之师”的日本军队才能给破败的南京带来新生和希望,正如小说标题《运命之旅》的寓意,像主人公黄土这样的南京百姓们的命运,从此将因日本大陆政策的“恩惠”而变得前景光明。

这并非林芙美子的违心呓语,而是她内心最真切的想法。在举国迷狂的“圣战”宣传中,她已自觉融入拥戴侵略战争的时代狂流。整个大和民族都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林芙美子同样坚信“日本会成为东亚的盟主,帮助中国最后完成大东亚共荣圈”。亲眼目睹侵华战争的节节胜利,她站在一个日本人的立场倍感光荣。日军攻陷南京的那一天,她激动万分地写道:“今日,听到南京陷落的消息,我为自己流着大和民族的血液感到无比自豪。”正是坚信日本侵华战争的“正当性”,她才虔诚地为日本当局摇旗呐喊,甘为前驱,鼓动日本民众更狂热地支持所谓的“圣战”。

早在1937年10月20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三个月后,林芙美子就在《东京朝日新闻》著文,大声疾呼政府“此时应该成立宣传省”。她呼吁道:

“一味等待官员们消极的宣传方式,日本只会被更加曲解。此时应该从民间选拔出色的记者组成宣传省。应该把宣传费利用到大局上。为了不让皇军的辛苦化为泡影,希望官民一致形成更广泛强大的力量。”

“战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景,但也有着美好的场面和丰富的生活,令人难忘。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做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

这段自然写实的描写,让人寒意顿生。一位柔弱的女子,一位知名的作家,竟觉得如此血腥地屠杀中国人是令人难忘的“美好场面”。面对横遭涂炭的生灵,林芙美子的麻木冷血令人无比震惊。她此刻不仅对先前心怀喜爱的中国极度蔑视,对日军屠刀下的中国兵更显得那么冷酷无情。行军途中,她看到大街上的中国士兵尸横遍野。当她亲眼目睹一位十六七岁的中国少年兵的尸体,又肥又大的军装还包裹不住他那瘦弱不堪的小小身躯时,她的神经没有丝毫的颤动和同情,更别说罪恶感。她十分平静地写道:

道路上中国士兵死尸累累……我的神经就这样无所顾忌地注视着这些尸体……我对日本负伤兵所怀有的那份感伤,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但这些中国兵的尸体,完全激不起我的一丝感伤。实话讲,即便连一瞬间的触动也没有。

“南京去往九江的短短五天,就已经完全厌倦了长江的水流,进而感叹道“我是多么想念山清水秀的日本啊!”先前对中国文化的敬仰尊崇,现在也转变为毫不掩饰的歧视不屑。她在作品中借一名士兵之口谩骂中国的历史和先贤:我对这些中国偏僻乡村的历史一点儿也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即便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孔子、李白,那又关我啥事!我可不想死在这个脏地方。

可是这个被视之为“脏”的地方,一旦有望成为囊中之物,却马上又垂涎欲滴,趋之若鹜了。林芙美子在作品中借一个日本年轻士兵的口说道:“说起这湖北省,素以棉花以及稻田产量大著称。因此,与其就这样放任给当地的散漫的农民随意耕种,倒不如交给能更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进行大规模耕种的日本。如果真能这样,那我准是第一个踏上这片土地!”这段话,表达了包括她在内的日本人的真实想法,侵略者的野心和狂妄暴露无遗。当她偶然看到中国军队宣传抗日的传单,上面画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抗日漫画时,竟然觉得“奇怪”和“可笑”,认为中国的宣传“太过恶毒”,并且振振有词地反问道:“日本军队的报纸中,哪里有这样整治中国的恶毒漫画?”显然在她的心目中,中国人的抗日是愚蠢甚至过头的。她居然将中日战争的责任推给了蒋介石,认为他不该带领中国军人进行抵抗:

“中国士兵死尸累累。虽然我也见过血流成河,衣衫褴褛,四肢分崩离析的惨状,但是当我亲眼看到这惨绝人寰的前线战场的时候,我竟是哑口无言,只剩下对蒋介石的一腔愤恨:“牺牲了这么多人,难道蒋介石还能无动于衷吗!”

在整个“汉口攻略战”进程中,她都与士兵们一起行军、吃饭和露营,吹捧他们不怕危险冲锋在前。这种内心的感动迅速化为她笔尖下真情流淌的文字,于是尊敬士兵、赞扬士兵的“英勇伟大”,就成为她的作品《战线》最突出的主旨:

我热爱军队,

他们将世间一切的懦弱与胆怯撞碎。

他们用鲜血浸染荒芜贫瘠的土地,

那份热爱民族的青春热枕沸腾澎湃,

肩膀扛起大旗默然前行。

当林芙美子跟随浩浩荡荡的日军队伍向汉口进发时,她激动得难以自持。目睹“一泻千里”的雄壮行军,她感觉自己正和这些士兵们一道创造着日本的崭新历史,子孙后代将对这“青史留名”的一战引以为荣。随着日军越来越接近汉口,林芙美子忍不住“诗情奔涌而来”,她放声赞颂道:

“日本的历史学家呀!请不要将这汉口一役仅仅局限于东洋短暂的历史里。我们的士兵在这世世代代熠熠闪光的广袤大地上奔走,请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不正是我们所称赞的“战争”吗?他们威风凛凛,一枝独秀!这样一支浴血奋战的军队,其不分昼夜勤勉奋斗之势,怕是在世界战场上也是举世无双了吧!”

为了让日军士兵在国内的亲人们分享这份“雄壮和幸福”,将前方与后方在感情纽带上联系起来,林芙美子极为煽情地描写道:

“日章旗在秋风中飘扬,我望着绵延数里的大军,突然想到要是带着这些士兵的孩子来看这美丽的战线,孩子们会首先说些什么。他们会挥着小手说:“那是我的爸爸,爸爸前进、前进、稳步前进吧。”让妻子们看到这军阵队伍又会说些什么。大概都会哭泣吧。无论是姐姐妹妹或是恋人……在我心里一直坚定地呼喊着部队的名字,直到汉口。”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行军间歇,她的目光还不时投向中国广阔美丽的大自然,把血腥的战场当作悠闲惬意的旅游胜地,流露出田园牧歌式的轻松情绪:

“天花板原来是如此的广阔,一睁开眼看到星光闪烁,还可以听到四面八方传来虫的叫声。如果夜晚不降夜露,气温也不降低的话,这真的是一张朴素而美好的床。天边挂着明亮的玫瑰色夕阳,如果没有跌倒在泥泞中的中国士兵和马匹的尸体,这一带真是极富晚秋时期特有的朴素的美景。”

在林芙美子眼里,那些躺在战场上的中国士兵尸体和死去的牛马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影响了她欣赏晚秋美景的心情。一个女性能够冷血到如此地步,真叫人不寒而栗。

1951年6月28日,林芙美子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匆匆结束了48岁的生命。作为一位影响深远的日本作家,林芙美子下葬那天,参加葬礼的人非常之多。战后日本各种涉及林芙美子的学术研究,也都大力肯定她一生的文学成就,却有意无意地淡化回避她参加“笔部队”的那段历史,不实令人唏嘘。

无界新闻记者 耿庆华 整理编辑

来源:微信公众号:无界新闻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YzODM3Ng==&mid=208948828&idx=3&sn=0628785b7228fba7c969eceff0f178a7&scene=23&srcid=0905CY7DNbB1avW5QjPcwJW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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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6 13:38:40 | 只看该作者
丁东:风骨铮铮胡绩伟
2016年3月26日 12:59
2012年9月16日早晨,胡绩伟先生与世长辞,终年96岁。   

胡绩伟说他自己一生只干了一行,就是办报。他的一生,可谓当代中国报人命运的缩影。1936年,他还在四川大学读书,是共产党门外的一个左翼青年,出于外争独立,内争民主的信念,就开始办报,主编过《星芒报》等数种报刊,受到国民党地方政府打压,愈挫愈奋。投身共产党以后,他从《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主编,一路做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1976年10月底,华国锋刚刚就任中央主席,就找他谈话,请他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华国锋对他的重用,并没有让他产生依附心理。当时分管宣传的是权重一时的汪东兴。胡绩伟不惜违拗汪的意图,以《人民日报》为平台,为推倒“教育黑线论”、“文艺黑线论”,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天安门事件,澄清真理标准,发出一次又一次呐喊,使这家中国第一大报,站到了思想解放的前沿,成为老百姓喜欢的报纸。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汪东兴失势,分管意识形态的顶头上司成了胡乔木。胡绩伟关于“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的办报理念,又为胡乔木所不容,终因发表李洪林、郭罗基等人的文章,发表周扬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时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胡乔木假邓小平之手,把对方打成精神污染,胡绩伟被调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被免职。以后,胡绩伟到全国人大担任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主持起草《新闻法(草稿)》,力图通过立法的方式,让新闻从党治走向法治。陈云发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党内元老打定这样的主意,胡绩伟为新闻自由立法的努力,只能落空。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学潮,当局动用军队戒严。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胡绩伟,出面征集了近三十名人大常委签名,要求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危机,因而获罪当道,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留党察看。面对高压,胡绩伟据理力争,始终不肯低头,留党察看期限竟长达六年之久。   

胡绩伟离开了权力的高位之后,反思更加彻底,言说更加勇敢,笔耕更加勤奋。我亲耳听比他年轻一岁的李锐这样说:我是体制内,胡绩伟是体制外。的确,胡绩伟这次挨整以后,跳出了党规定的语境,不再托马改制、托毛改制或托邓改制,而是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精神为准绳,本着正义和良知,放言评说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评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对于共产党革命和执政的成败得失,对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耀邦、赵紫阳、华国锋等中共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都有透彻的分析和独立的评判。其胆其识,就是在那一代被称为“两头真”的老人中,也称得上是独树一帜。   

尤其可贵的是,他不但敢于揭示领导人的错误,也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举一个例子:在华国锋主政期间,胡绩伟一直站在实践派的前列,与凡是派较量。1980年2月,华国锋已从权力的顶峰下滑,胡绩伟看到新华社记者杜修贤1976年9月12日拍摄的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八人在毛泽东遗体前的合影,上书中纪委陈云,要求调查。并附了他写的打油诗《问?》:一看这张照片,/使人大吃一惊!/一连串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问。/似乎坠入五里雾,/越问越不清;/又像看破了一线天机,/找到了很多怪事的总根。/那是“四人帮”,/怎么还有陈锡联、毛远新?/怎么还有华国锋、汪东兴?/他们不是四个,/怎么会是八个?/是政治局成员的集体告别?/为什么又多一个毛远新?/为什么又偏偏没有李先念、叶剑英?/这八个人是偶尔碰在一起?/还是谁约集起来?/谁是召集人?/在主席的灵床前,/他们是那样虔诚。/为什么你拉着我、我拉着他,/八个人结成了一股绳?/他们仅仅互相——手儿握得紧又紧,/还是心儿连着心,/八条心也结成了一条心?/他们是在灵前话别——永远紧记:“你办事,我放心”。/是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请老人家在天国放心?/他们仅仅是在向过去告别?/还是为将来在海誓山盟?到了90年代,胡绩伟这样反思:当时,我是把这一照片作为“八人帮”的证据。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判断是不对的。应该说华国锋是我党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粉碎“四人帮”是立了大功的。他的确是“毛泽东思想”和毛的路线的忠实继承人。他坚持“两个凡是”,但他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是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的,也是他自己“引咎辞职”,经过和平地进行改选才下台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文明的一次领袖职位的更替。在我党的历史上,领袖的决策是不容许反对的。特别是建国二三十年来,谁敢对毛主席的决策说一个“不”字?有人说过“不”,得到的是悲惨下场,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如果因而要求领袖下台,那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毛的整人办法,就是把对他的不同意见,特别是领导成员中的不同意见,都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像彭德怀、刘少奇这样多年的老战友,都整得九死一生,以至家破人亡。而华国锋作了错误的决策,却可以反对。尽管他也想对这种反对的意见进行压制,但控制不严、手段不狠,远远不如毛时期那样专横霸道。因而,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可以反对,在中央机关不仅可以打擦边球,而且可以用毛的讲话来抵制和反对,如中央组织部解放干部的工作。我是中央党报的总编辑,中央党报对华的决策可以抵制,可以从侧面甚至正面来进行不同观点的宣传,可以在理论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批驳。这些在党的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都是值得载入史册的。可惜1980年在他快要卸职时,我曾经作过一个十分不恰当的估计。老实说,我当时还是受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很深,在分析问题上也有片面夸大,无限上纲的遗风,因而对华国锋同志作过错误的估计,向党中央写过一个正式的意见,不知对他的下台是否起过不好的作用。我认为这是欠了一笔政治账。常大林和我是中学同学,给他当过多年秘书,曾和我交谈过胡老对这件事的反思,我们都十分感慨。胡老这一反思不仅言他人之所未言,而且十分真诚。   

我认识胡老很晚,直到2003年才到他家拜访。当时我编辑《怀念李慎之》一书,开印在即,胡老写了文章,让夫人坐车送来。书印出来,我送给胡老过目。胡老虽精神健朗,但听力有很大障碍,所以交谈比较吃力。更多的是由他的夫人狄沙出面交流。当时感到,胡老晚年最大的困扰,是无法履行出版自由。除了李辉帮忙,在河南出了一本讲述自己前半生的《青春岁月》,其他的著作在大陆都出不来。拿到香港去出,虽然有出版社机构乐于付梓,但书籍很难运得进来,有时连样书都看不到,更别说让朋友分享。胡老只好拿出自己一生的积蓄,以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的名义,自费印刷了十一卷文集,包括自选集七卷,自述四卷。印出来堆放在家里。承蒙他们厚爱,送我一套。夫人问我,有什么好办法,与更多的读者见面,我也没有良策,只好给一些认识的朋友发邮件,请有兴趣有朋友们主动与胡老家联系。   

去年中国工人出版社约我编辑《背影书系》,其中有一卷《此生此情》,主题是回忆去世的夫妻。我感到胡老回忆前妻胡一哉的文章很有特点。胡一哉是胡老的堂姐,在求学过程中给过他重要帮助。胡一哉参加革命后与丈夫分手,胡绩伟在延安向她求婚,当时以为是反封建,但不懂得近亲结婚的风险。后来懂了科学,才有所反思。胡老和胡一哉感情甚笃。但这样回忆自已的婚姻的文章我在别处还没见过。我把胡老的文章和狄沙回忆前夫蓝田方的文章一起收入《此生此情》,读者都觉得很有味道。   

胡老晚年曾经写诗这样评价自己:一生登危走险,铺桥补路修栏。抵御风霜冰雪,抗击打压欺蛮。累累留伤遗痛,赢得树茂花繁。   

胡绩伟先生走了,但他的铮铮风骨,将永远激励后人!




http://weibo.com/p/100160395726249750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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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6 16:16:0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你知道吗?宋朝已有“新闻发布会”,透明度还很高

2016-07-16 记者论坛

(记者论坛微信公众号:reporterbbs,猛击关注)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宋金战事告急。宋政府出黄榜,告谕士庶:“金人游骑已及郊畿。”尽管“士庶读之,莫不惊惧”,但政府显然并没有打算隐瞒这个严重影响市民情绪稳定的坏消息。



以现代社会的惯例,若发生重大事故,或准备组织重大事件等,政府或相关负责单位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向社会公众通报情况,并定期更新信息。

或许令今人想不到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就已经有比较完善的官方新闻发布机制了。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电视直播、新闻发言人等技术手段,宋人也肯定不知道什么是“新闻发布会”。不过,宋朝政府有他们的新闻发布机制,叫做“出榜”。榜,即榜文。出榜,就是政府派人在各个要闹处贴出榜文,通报新闻信息。

对北宋人来说,最严重的一次事故无疑是发生于北宋末的“靖康之变”。当时金国入侵,国难当头,从北方席卷而来的铁骑快要围住大宋的国都汴梁城了。可以想象,每一个生活在汴京的市民都会迫切地想了解战争的进展。

但那个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微信、微博,该怎么办?

其中一个办法是,宋人可以买一份报纸看。当时汴京市场上出售的新闻小报,会刊登一些小道消息,但是,小报上的新闻真假莫辨。要想读到相对可靠的消息,便只能等政府“出榜”了。从靖康元年一月到次年四月,宋政府几乎每天都会在汴梁城内发布榜文,向市民通报最新消息,以安抚人心、澄清流言。



靖康元年(即公元1126年)十一月十七日,开封坊间纷纷传言金兵已渡过黄河,人心惶惶,“近城居民流离迁徙者,不绝于道”。宋政府准备戒严,并执行清野之策,指挥城外居民搬入城内。第三天,即十一月十九日,政府已探知“北兵临城”为讹传,原来是抗金将领折彦质部下的一部分溃兵撤退至开封。

开封府便贴出榜文:“前日北兵来,系折彦质溃兵,已招安讫,城外居民,各仰归业。”清野的警报也随之解除。

十一月二十五日,战事突然告急。宋政府又出黄榜,告谕士庶:“金人游骑已及郊畿。”尽管“士庶读之,莫不惊惧”,但政府显然并没有打算隐瞒这个严重影响市民情绪稳定的坏消息。

之后金兵果然团团围住汴京。宋廷无力御敌,只能屈辱地与金人和谈。金人要求宋徽宗到金营谈判。其时徽宗已退位内禅,宋钦宗决定自己亲赴敌营。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宋政府贴出黄榜,通报了钦宗皇帝将往金营谈判的消息:“大金坚欲上皇出郊(乃上皇非皇帝也),朕以宗庙生灵之故,义当亲往,咨尔众庶,各务安静,无使惊扰,却误大事。”不消说,士庶睹榜,又怀疑虑。

闰十一月三十日黎明,宋钦宗与金人的谈判似乎有了进展。宋政府立即又出榜向市民通报:“大金已许和议,事未了,朕留宿,只候事了归内,仰军民安业,无致疑虑。”开封士庶看了消息,心中忧虑,通夕不寐,担心皇帝会不会被金人扣留,回不来了。

十二月初二日,宋钦宗才从金营回城,走到宣德门,忍不住哭出声来:“朕将谓不与万民相见。”士庶莫不恸哭。一时间,皇帝回城的消息“里巷争传,人情快适,恍若再生,焚香致谢”。

然而,刚刚过完春节,靖康二年的正月初十,金人又要求宋钦宗到金营议事。朝廷又出榜通告士庶:“朕出城议徽号事,为诸国未集,来日定回,仰居民安乐。”但钦宗一入金营,即被扣押,金人以宋皇为人质,向宋王朝勒索金银。

正月二十七日,宋政府出榜文,公告第二次和谈的进展:“两国通和,各敦信誓,车驾(指宋钦宗)与两元帅(指金兵统帅)议事渐已了毕,只候旦夕回。”

二月初七,朝廷再出榜告知军民,太上皇宋徽宗“领宫嫔出城,亲诣大金军前求驾回,仰士庶安业”。但宋廷显然低估了敌人的狡诈与贪婪,金人其实并无和谈之意,只是想拿徽宗、钦宗父子当人质。

最后和谈破裂,战事又起,金人俘徽宗、钦宗二帝北上。四月十三日,开封府四厢都巡检使(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局)贴出榜文:“据探报,金人尚有后军见留滑州界上,四方客旅未得轻出。”提醒军民注意出行安全。

不必讳言,靖康年间,面对兵临城下的金人,宋钦宗与宋王朝的表现可谓懦弱无能,不免让后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过从政府新闻通报的角度来看,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宋政府确实已建立了一套新闻发布机制,在危急时候,能够及时向市民通报最新消息。



可以确认,宋王朝对“出榜”极为重视,当时的穷乡僻壤,都要求设置粉壁。设粉壁何用之有?就是专门用于张贴榜文。宋政府建造粉壁之多,甚至出现“纷然劳民”的情况。从京城到州县,再到乡里,无数面粉壁,构成了宋政府发达的信息发布网络,在现代通信技术出现之前,宋朝的官方新闻发布机制是无与伦比的。(吴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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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6 23:27:1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文人办报:民国最后一份报纸 出自金庸之手
2016-07-26 10: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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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读者印象中,提起《明报》首先想到金庸,《明报》为金庸一手创办,他的《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名作都是在《明报》连载发表,成就了《明报》巨大的发行量,内地读者也多是因为武侠小说才知道《明报》这张报纸。
但是,《明报》不是一张小说报,而是持续了民国文人办报传统的报纸,这与金庸的早年经历密不可分。

文人办报:民国最后一份报纸 出自金庸之手

金庸进入报界,是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岁末,担任《东南日报》的外勤记者。其时,民国报人的典范、《大公报》创始人之一张季鸾已经病逝5年。1947年的年中,金庸也进入了如日中天的《大公报》,报馆负责人是王芸生。
1948年3月,金庸被派往香港,为《大公报》香港版效力,顶头上司是另一位《大公报》的创始人胡政之。然而金庸到港未及一月,胡政之便被迫离港回沪就医。金庸从此留港,直到1957年冬天离开《大公报》,开始了创立《明报》的独立报人生涯。
这10年,恰恰是《大公报》转型的10年。天津的《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上海与重庆的《大公报》则风雨飘摇,并被毛泽东明令指派“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政新闻”。王芸生在此期间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其子王芝琛说:“后来我看了,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诉过王芝琛,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报》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王芝琛《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后来金庸曾这样评价《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是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接续民国报业传统
我们可以推想,虽然《明报》(本来起名为《野马》)一开始只是想办成一份没有新闻的小说小型报,但一旦出于市场敏感(据说是听从报贩建议),金庸与沈宝新决定将《明报》从四开改成对开,变成“有新闻的日报”,负责编辑部的金庸,当然会将他最为熟稔的《大公报》理念与架构,照搬到《明报》来。
民国时代的《大公报》,就理念来说,是自张季鸾到王芸生都坚持的“文人论政”。更为人熟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则是《大公报》自我确立的“报格”。“四不”是由“文人论政”这一理念决定的,因为文人办报,不隶属于政府,也不接受财团资助,只靠销量与广告维持,所以有实行“四不”的可能性。
中国报业,自晚清以来,就难以摆脱对官对商的依赖,1916年,李大钊曾猛烈批评中国报业“为经济所困而呻吟于势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驱策之用”。
为了实现独立自主的舆论理想,李大钊加入同人刊物《新青年》,但《新青年》却在1917年底因为“不能广行”而遭到出版方群益书社“中止”的威胁,如果不是碰上五四运动大潮,这份销量不佳的同人刊物照样岌岌可危。
第一份没有政治背景,能靠自身盈利维持的报纸,当属邵飘萍的《京报》。
《京报》的成功,正是依靠邵飘萍个人言论的力量,如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大声疾呼“必使政府听民意”,更重要的是,邵飘萍“十分重视利用和依靠社会力量”,自己担任北京大学新闻学讲师,并创办《京报副刊》《莽原》等23个副刊,有效地建立了文人集团与公共舆论之间的联系。正是遵循邵飘萍的榜样,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手创办新记《大公报》,让“文人办报”“文人论政”成为现实。
不过,张季鸾抗战时在《抗战与报人》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报纸正从清末民初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文人办报”逐渐“循着资本主义的原则”过渡到“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他认为,“此种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
金庸身在《大公报》十余年,耳濡目染,对民国报业发展的历程不可能一无所知。事实上,看《明报》创办之后的方针与道路,与上述民国报业的路径大致相符。
金庸自己出身左派《大公报》,但在《明报》创始之初,便在社评中反复强调“立场超然”,如1959年10月16日社评:“本报自称不左不右,绝对中立??(香港报纸)真正中立者惟《明报》一家。”后来又更明白地说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人士”(1960年2月21日社评)。1963年,金庸更是提出了“明辨是非,积极中立”,并解释道《明报》“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1963年1月17日)。
终于还是“文人办报”
《明报》初创,并非有什么宏图大志,金庸与沈宝新都很现实地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如开设股评版、马经版,大登明星八卦与情色凶杀新闻,而且每逢销量下滑,便放出更多的艳照艳闻这一法宝(沈宝新唯一坚持的报格,是《明报》不接受色情广告)。
依照金庸的本意,《明报》应该像《成报》那样办成“粤港报纸”,所以《明报》从语言上,无论社评还是小说,都刻意地使用并非金庸等撰稿人熟悉的粤语。金庸在早期小说如《书剑恩仇录》《碧血剑》中,即掺杂了不少的粤语词汇。《明报》初创,社评里也出现过“系嗰部近代历史读起上嚟最为冇瘾,唔系割地,就系赔款,又或者派大臣登门道歉,嗰时做正中国人,真系衰之极矣”这样风格的词句。
这也是从晚清报纸起就喜欢玩的花样。不过《明报》的方言特色也坚持不下去。这说明金庸办报,本土化并非他的优势所在。他的优势在于承继大陆的“文人办报”传统,以及由这种传统发展出的“新闻自由”“文人论政”“积极中立”等等特色。
其时的香港,也正处于人口急剧膨胀、经济即将起飞的当口。经济格局的定型,法治社会的建立,意识形态的冲突,都在这块小小的土地渐次展开。《明报》的创立,如果刨去它与香港大部分报纸的共同点,它的特色,还是在“文人办报”这一点上。
众所周知,《明报》向“知识分子报纸”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是1962年的“五月人潮”。面对大陆逃港的难民潮流,港英政府与北京方面的共识都是“不予报道”,《明报》作为标榜中立、但与左派报纸交好的一份报纸,报道难民潮当然会顶着巨大压力。事实上,金庸也是在编辑、记者的强烈要求下,才逐渐放开对难民潮的报道,并呼吁向难民捐款捐物,呼吁港英政府以民生为本。
这次事件,很能看出金庸作为《明报》主事人,办报理念与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一方面,金庸有商人的特质(初三就曾编售生平第一本畅销书《献给投考初中者》),即所谓“企业家精神”,和气生财是商家信条,尤其面对的是港英政府与左派友报这样的连根连须的庞然大物。而另一方面,金庸身上有民国的报人传统,即张季鸾所谓“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金庸两年后曾在社评中回顾当时的心路历程:“我们明知这会得罪许多朋友,会使得我们以后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会使我们负上许许多多的罪名。然而,《明报》刊登过许多武侠小说,我们赞扬坚持正义的心灵,难道在说了许多年风凉话之后,当自己遇到危机的时候,就去做卑鄙无耻的小人么?”(1964年12月8日)
研究金庸者,往往喜引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这段话:“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加入政论家金庸的角度,固然可以丰富金庸小说的解读,反过来,小说中的情怀,也不可能与现实政治完全区隔。
有论者总结《明报》的报业精神为四项:“高举儒家思想”“强烈的民族意识”“崇尚自由”“反战”。揆诸自1959年至1992年的《明报》,这四项大体成立,但考察具体的新闻个案,则该四项精神未必没有扞格之处。如在《明报》与左派报业“要裤子还是要核子”的论战中,《明报》“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的立场,当然有儒家“民胞物与”的影响,但在对方看来,却是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恶毒反华”“大发其污蔑祖国的妖论”;再如金庸对自由的崇尚与追求尽人皆知,一曲《笑傲江湖》倾倒万千读者,“五月人潮”事件中反对港英政府,“文化大革命”中屡屡批评北京,都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表率,然而1960年台湾当局拘捕《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制造震惊中外的“雷震案”,台岛内外自由主义者纷纷声援,胡适只因保持沉默,便招致诸多自由主义者不满,认为有损胡适晚节。金庸身处港岛,并无政治压力,却主动支持台湾当局,认为“如雷震之徒,尽管捉之”(1960年9月6日)。究其因,是金庸认为雷震“受美国人之大力支持”,“主张由美国人监督中国内政,又主张成立‘中台国’”,他支持台湾当局逮捕法办雷震,是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将“言论自由”放在了一边。即如《明报》在成名之役“五月人潮”报道中,既反抗港英当局与左派报纸的新闻封锁,也时时要求读者“顾全大局”,反对与港英当局的当面暴力冲突。金庸个人办报理念与政治思想的矛盾之处,让《明报》的立场随时势而移易,并非一成不变。
“一人报纸”的利弊与困境
虽然张季鸾提出中国报业当向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转化,但从邵飘萍到张季鸾,再到王芸生,民国最典型的报业运作方式仍是“一人报纸”。如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
《明报》“五月人潮”报道的逆袭,虽然有记者与编辑施加压力的成分,但最终大规模报道的决策仍然出自金庸独断。纵然《明报》后来已经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员工多达600人,金庸仍然牢牢控制着“社评”与“副刊”两大块。
大部分社评由金庸亲自撰写,联系知识界的副刊,编辑既无约稿权,也无退稿权,连作者稿费都是金庸一言而决。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4位研究生曾去函香港多家报社,指传媒为“社会公器”,老板不应私用社评来阐释自己立场。然而金庸回应说:“报纸是股东的私有财产,不是公众的公器??报社内员工与老板只有雇工与雇员的关系,没有新闻自由的关系。新闻自由是报社对政府当局争取的,不是员工在报社内争取的。”
金庸更在私下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世界知名报刊为例,强调“全世界不论资本主义社会或共产社会中,并无哪一家传媒的工作人员可享有独立的‘新闻自由’,作此解释者,新闻工作人员自抬身价的幻想而已”(《金庸与〈明报〉》)。
金庸创办《明报》之初,心仪是某种“家庭式”的报社架构,“大家最好像一家人般住在一起,所有员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工厂和住宅都在一起”。这或许是他初来香港时《大公报》类似的管理模式影响所致。金庸与沈宝新又鼓励员工在报社内部兼职,一人开两三个人的活儿,拿一个半人的薪水。员工长期没有规制的福利与保险,但有急事可以找金庸和沈宝新借钱,以致很多员工称沈宝新为“老豆(老爹)”。金庸与沈宝新分工明确,一人管编辑部,一人管经理部,很多人都说这对搭档是张季鸾、胡政之的翻版,也即继承了“文人办报”和“同人报”的报业传统。
然而,《明报》越做越大,有集团化的趋势。金庸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自己殚精竭虑不说,确乎难以为继。金庸对此事早有知觉,曾有言曰:“《明报》内部所有的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成功是效率高,要办什么马上可以办到;失败是我离开了,事情就办不成了。”

文人办报:民国最后一份报纸 出自金庸之手

从金庸1989年卸任社长,只担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另组行政委员会,到1991年3月22日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再到当年年底把《明报》卖给于品海,金庸一直希望《明报》能摆脱“一人报纸”的困境。他反复强调:“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是可以营运下去。”“我要使《明报》公众化,让许许多多人来参与,否则我一旦死了,《明报》四分五裂,就此垮台。”
自1992年起,《明报》已很难称为“金庸的《明报》”,但金庸心心念念的“制度化”“公众化”却未见真正地实现。《明报》的销量与影响力均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像前30年那样,在华语舆论场掀起风潮。虽然与舆论环境的变化不无关系,但《明报》脱离金庸的控制之后,不仅没走上“最好的中文报纸”之路,反而丧失了鲜明的“一人报纸”特色,沦为各方面都相对平庸的大众报纸。
民国报业“文人办报”“一人报纸”的特色,适合当时舆论界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比较容易让有识有才之士,完全发挥自己的独特资源,赢得巨大的影响力。而在资本竞雄的21世纪,报业的形貌与运作都有着质的变化,信息的碎片化倾向,新媒体的崛起,“读者”向“用户”的转变,都让金庸式的凭一支健笔白手起家,成为再难复现的神话。
放在世纪为尺度的中国报业谱系内考察,金庸的《明报》,诚可以称为“最后一份民国报纸”。自此之后,没有一份报纸会跟一名文人再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也没有一份报纸能够30年保持主事者的个人特色而不变。一段历史的终结,让人唏嘘感慨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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