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记者研究案例集锦

肖淑娟

【央视名嘴现在时】我还在央视，我该干什么？
白岩松的新闻长跑

白岩松给他“东西联大”的学生上课。课堂上学生们可以刷手机、吃零食，有民主实践，也有实战训练。白岩松说自己办“新闻私塾”的原因之一，是“恐怕也对大学教育有一定的不满。” （南方周末记者 何立斌/图）

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目前还是国内做新闻最好的平台，离开它，去哪儿？

《东方时空》初创时期，官员面对镜头那种惊慌失措和坦诚，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经验取代。

看过《纸牌屋》吗？两个调查真相的新闻人，佐伊地铁惨死，卢卡斯进了监狱。

“很多政府部门，智商不断提高，情商依然很低。”当着国新办和各部委新闻发言人的面，白岩松没客气，“任何政策出台，如果已经感知到受众会有怎样的感受，不去冒犯他们，就不会产生冲突。”
白岩松经常要参加这样的“座谈”，实际上，是针对政府发言人的媒体素养培训。但更让他尽心费力的，是奔到高校去，培训年轻人。
这两年，他隔三差五到高校做讲座，搞了“新闻私塾”，办了“东西联大”——从北京东边的中国传媒大学，到西边的人大、北大、清华，招收11名一年级研究生，每个月上一天课。
上课的教材和教案都是白岩松自己备的，演讲的内容都是亲身经历：讲工作后八次租房的故事，谈“蜗居”、“高房价”，谈“拼爹”和“富二代”，也谈“北漂”与“逃离北上广”。
“回想我的大学时代，有很多讲座开拓了视野，不一定是接受演讲者的观点，而是因为反对，才有了收获。”白岩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希望自己最终能走到一百所——哪怕是五十所高校，“讲讲人生，讲讲新闻，也可以讲讲音乐，影响很多年轻人。”
在央视，“超越我们这批人”的年轻人还没有出现，也让白岩松很着急。
二十年前，他们那一代人开创了《焦点访谈》。而现在，“《焦点访谈》一股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白岩松觉得这是必然趋势。
“现在舆论监督无处不在，报纸、电视、互联网，舆论监督常态化了。《焦点访谈》的优势和垄断地位没有了，这很正常。它不可能回到当年的鼎盛时期。”白岩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过去打的是苍蝇，除非现在可以打打老虎——从体制、机制、民主、自由，这些大方向推进，那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他觉得，只有当机制有了新的变革，年轻的一代才可能真正得到成长，“但很难走到这一步。”
2014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白岩松新书《一个人与这个时代》。白岩松在书中回顾了电视生涯二十年：从《东方时空》谈到《新闻1+1》，从记者、主持人、制片人到评论员，谈论自己四种角色的转变。

《东方时空》主创元老孙玉胜（前排左一）、敬一丹（前排左二）、崔永元（前排左三）、水均益（前排右一）、白岩松（后排右二）等人聚会合影，如今，许多人都已离开央视。 （白岩松供图/图）

另外355天，只有200份提案南方周末：2013年你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关于宣传和沟通、给记者采访权的发言，引发新闻界共鸣，到现在还在传播。
白岩松：2013年那次会议，是内部沟通会，不对外开放，又有领导在场，我更觉得要坦诚，要有勇气和领导谈真问题。当时现场的效果都不错。我用的是建设性词语，想给管理部门提供新的想法、方法。
我也不知道发言怎么会流传到互联网上去，我也没办法控制。当它单独存在时，一下子显得很刺眼。后来，我也因此感到很多无形的压力。
南方周末：什么压力？
白岩松：不用细说了。话题在闭门会议上发生，流传到社会上，语境不同，会有很多解读，产生很多问题。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心平气和，学会聆听不同的声音。作为政协委员，说是你的责任，你不必强求别人必须立即回应，但每个人都会听到，会去想，这就够了。
我在今年政协会上，讲关于方向与方法时，那天在座的领导，就非常感慨地回应我说：“现在有很多人经常表真心，但是不忠诚。”很有意思。
南方周末：你对去年的提案，结果满意吗？
白岩松：我去年的两个提案，一个是建议国务院各部委办局和全国省市自治区每个月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
国务院推出新闻发言人制度后，各部委新闻发言人中，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与媒体互动最多，尽心尽职，结果下场都很惨，最后都被免职调离。到了2013年10月，国务院出台制度，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新闻发布会每季度最少要开一次。我觉得一季度太长，我明年还会提案，希望变成一个月一次。但也不能着急，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下面要巩固一下根据地，再往前走。
另一个提案是希望城市里的自然景观公园，都能免费、拆除围墙。北京的玉渊潭等公园，占地很大，如果没围墙，上班就可以穿过公园步行，生活方式就会发生改变。很多无家可归者，不会因为几块钱门票，进不了公园。把围墙都拆了，城市就真正是开放、通透的，会更加美。我对这个提案的回复结果，不满意。
南方周末：为什么？
白岩松：这个提案涉及两个部门，公园拆墙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票免费归发改委。发改委给我的回复很客气，态度非常好，但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些理由，都不成为理由。脸好看了，事依然不办。就跟做新闻一样，不会立刻解决问题。我明年会再提这个提案。我觉得全世界代表议员们，恐怕也都有这种苦恼，不是说我今天提出来，明天就会解决。
南方周末：你在审查“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时，在电视里表态说，看不懂预算报告，不一定会投赞成票。节目播出后有反馈吗？
白岩松：2013年是我作为政协委员，第一次看“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这是个大事儿，国家每年挣多少钱、花多少钱，怎么花，往哪儿花，太重要了。
详细看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2012年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是16.2%，2013年增长9%，下滑了7.2个百分点；中央财政的收入增长是由9.4%变成了7%，也下滑了。
中央每年的钱30%重新划给地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下滑得那么厉害，中央财政增长下滑并不是很大，可是转移支付又没增长。地方的日子渐渐变得会难过，尤其是他们的支出并没有减少，甚至还在增加。
问题就出现了：土地财政管得住吗？地方的欠债问题管得住吗？地方上玩儿命发展的欲望管得住吗？为什么2013年会有十多个省份区的经济发展目标超过10%？它要发展，要把盘子做大，才能抵消收入增长的下滑。地方现在欠债率多高？土地财政泡沫怎么办？
我就在2013年3月12日的《两会1+1》节目里把这个疑惑说出去了。我说，财政部今年强调我们的预算报告好懂，这里有很多的预算图表，但是你让人看懂的是表面现象，没人解答表面现象背后的困惑。而我要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你要先能够解决我的困惑。
第二天，财政部的新闻发言人和预算司副司长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解释。他们压力也很大，那边人大代表正要投票呢。去年的投票通过率是80%，那就说明有20%是投反对、弃权票的。那就是准确地看出了这个问题，扎在他们的腰眼儿上了。
南方周末：以前，你是一个“两会”报道者，现在成为政协委员，感觉有什么不同？
白岩松：我从不会这么去划分。我不认为我做新闻记者的时候，就不是参与者。基本上两者效果一样，除了回复的渠道不一样。你的视线和思考的问题，没有因此发生改变。
南方周末：你2014年的提案是什么？
白岩松：一个是建议增加节假日，设立医生日等等。现在医患关系到了这样紧张的地步，动不动就拿刀伤害医生。我旗帜鲜明地反暴力，必须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去看待医患问题。有很多条路去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条是：要用尊敬去形成约束，形成一种社会氛围，尊重救死扶伤的医生。各种职业里，后面带德字的就两个：一个是师德，一个是医德。但我们有教师节，没有医生日。
另外，我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够每年上一堂中小学的体育课。我也想把它变成一份提案。
一年365天里，政协委员都可以提交提案，但大家大部分都是在两会当中提，可两会上提交的建议提案近6000份，剩下的355天提交的仅有200份，很少人在这个时间交提案。
南方周末：在医患关系里双方不对等，医疗事故发生后，患者通常是弱者，也没有公平解决问题的机制。
白岩松：一个社会永远不能用你嘴里喊着的某种正义，去纵容暴力突破法律的边界。必须要旗帜鲜明，患者拿刀砍人怎么还能有合理性？我反感这样的事，号称为了某种正义的目标，就可以采用不正义手段。
当年“文化大革命”，某些目标也不是恶和灾难，但最后的结果呢，彻底的大恶大灾难。中国人心里永远会有种阴影，“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再来？别看我们已经改革开放了，从我们的某些思维方式、社会问题上可以看到，“文革”长长的影子还存留着。目标要正义，过程也必须正义。

《焦点访谈》：舆论监督一年只有60次南方周末：你怎么看《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功能的弱化？
白岩松：舆论监督还是在进步。不过《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属性越来越弱了，因为整个舆论环境和整个社会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它在舆论监督方面没有上升的势头，反而下降了，最惨的一年里，《焦点访谈》只做不到60期舆论监督。
《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上的优势和垄断地位没有了，这很正常。它也不可能回到当年鼎盛时期，除非它一如既往去做舆论监督节目。如果过去你打的是苍蝇，现在是不是可以经常打打老虎，是不是可以从整个国家需要的大方向去进行舆论监督和推进？那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很难走到这一步。
南方周末：你也抱怨过，“自由迁徙不准提，可这是李克强总理说的啊。习近平总书记说的PM250，也不准提。”这时候怎么说服自己？
白岩松：这个问题，我想过不止五年了。严格讲，在做新闻方面，我能量只发挥了50%，甚至不到。但全世界哪个地方，新闻人不面对一堵无形的墙？全世界记者都处在同样的处境，对手不同、压力不同，无形墙的内容不同，但全有。看过《纸牌屋》吗？两个调查真相的新闻人，佐伊地铁惨死，卢卡斯进了监狱。
选择一个职业，就意味着选择一个生活方式。新闻界都是把男人当畜生用，把女人当男人使。当你沮丧、抱怨的时候，突然新的新闻来了，他们忘掉一切，马上投入其中。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是悲观主义者，但恰恰我会乐观地做事，因为结局是注定的。
我上午刚抄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生活不止是眼前，还有诗和远方”。第二句话正相反，“远方只有遥远，没有其他”，你知道那个结果，就不做新闻，就放弃了？放弃容易，没放弃更难。
现在这个棒还在我手里，我还在跑这个接力比赛。等到有一天，把这个棒一交出去，我马上就会不想它。
南方周末：即使只施展了50%的能量，但你没有像其他人离开央视。
白岩松：新闻这条路，我没把它当成短跑。它是彻底的长跑，看不见终点，你能够一直坚持跑下去吗？
《东方时空》初创时，舆论监督初期，官员面对镜头那种惊慌失措和坦诚，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经验取代。过去一个官员第一次接受采访的那种真诚，一眼就露在外面，现在人家都久经沙场了，干部培训都讲媒介素养，和媒体打交道的整体水准提升了。
很多记者说中国采访不容易，我说去国外采访更不容易。国外采访都要准确的时间，准确的问题，EMAIL、传真一定要过去，给你多少时间，旁边还有人监督。我们反而要更容易，将来会更难。但再难，还是可以往前走。
中央电视台目前还是国内做新闻最好的平台，离开它，去哪儿？在中国做新闻，哪家媒体能够像中央电视台一样，可以近距离接触所有新闻事实，拥有同样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新闻1+1》的“十八大观察”，我把“民”字确定为“十八大观察”的关键词，后来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露面的时候，讲了19个“人民”，参与核心报告的学者也说，核心就是“民”；
“新常委们的十五天”我用四个“平”字评论新常委们半个月的工作，接下来是“新常委们的二十天活动”，我们也进行了直接、放松的个人化评论，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没有的。
为什么要变革，因为我厌烦了原来那种刻板、散文化的新闻语态，新闻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学科。
全世界把时政新闻当富矿，但是我们这里传统时政新闻报道变革不大，包括《新闻联播》在内。我期待，我们的时政新闻能够提供更多的转变。
南方周末：央视采访还是有平台优势。两任总理都给《焦点访谈》题过词。
白岩松：李鹏总理是1997年12月29日来中央电视台视察的，他的题词是“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之前几个月，三峡大江截流直播，李鹏总理还上船跟我和方宏进聊，让我们说话不要太专业，看电视观众是普通人，说得通俗易懂一些。
朱镕基来中央电视台视察后，有个小范围座谈，我坐在他斜对面。他谈到关于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在节目里多大比例合适，他说，“有人说正面报道应该占99%，我看51%控股就行了，我们为什么要支持《焦点访谈》，因为要让人们看到信心。”
朱镕基这句话说到了《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精髓，就是信心。当大家看到不好的事情，有媒体和社会关注，它就会被解决，人们的信心就会增长。信心并不是说生活中没有坏的事情，而是有坏的事情经常能被干掉。
朱镕基给《焦点访谈》题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写完我问他，是临时写的，还是想了很久。他回答：“我想了一夜，今天早上一量血压都高了。”我觉得这个回答不是敷衍，虽然我们都是笑着谈的。
南方周末：你在新书里提到，江泽民总书记在任时也会看你的节目，还会发批示。广州亚运会解说后，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肯定了你的解说。
白岩松：1998年抗洪报道，我发现无数个沿江家庭，都是三四个孩子。我在《面对面》做了一期《人口大堤防管涌》，强调超生现象。节目播完几分钟，江泽民总书记给计生委的主任张维庆打电话，接着张维庆写给我一封亲笔信，当天上午就召开全国电话会议。
广州亚运会白话版解说，直播完第二天，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对我们台长说，“昨晚白岩松的开幕式解说好啊，尤其是开场白。”后来，中央电视台为此给我发通报表扬。
这提醒了我，过去很多事情我们不做，总抱怨环境不允许，但很多事情没有做障碍是不是因为自我限制？
南方周末：中央领导的重视，会让你有更大的话语权吗？
白岩松：不会。有时候某期节目，因为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了，你报道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带来某些方面的改变和促进。但你知道，它不一定是你做得很好的节目，也不是我做新闻的原动力。

是顺势而为，不是顺坡下驴南方周末：怎么看新闻频道这十年？
白岩松：新闻频道生逢其时，它是几代新闻人的梦想。2003年5月，我和李瑞英、敬一丹、罗京是频道开播最先说话的4个人，开篇词是我说的。
十年里，它彻底改变了中国新闻的面貌，让电视直播成了新闻常态化。此前，大量的新闻节目都是录播的，严重滞后，新闻播出的时候往往是旧闻。
十年里，新闻频道每天几百条新闻，量够了，但质做得怎么样？人们最关注的那三两条，做得好不好，有没有质感？大量的信息重复，滚动性和及时性不够。另外，好记者、好主持人、好编导诞生了多少？你会发现，没有多少。新闻频道，还是吃历史遗留的底子。
我得电视主持人金话筒奖的时候29岁，那年破格提升高级编辑，我做香港回归，做三峡大江截流……我们幸运地赶上了那次新闻变革。但现在一切都求稳，没有新的机制变革，没有新的节目，也没有出新人。
最后就是悲观。中国传媒吸引不了优秀的年轻人。人才来了，如何留住他们，给他们发展空间？张泉灵做电视十年，李小萌也过四十岁了，但我们没有制度改革，培养年轻人接班。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方宏进、崔永元、李咏、柴静的离开？
白岩松：一个单位有人走来走去，太正常了。这些问题不是我该谈的，最重要的是我还在央视，我该做什么？
《新闻1+1》五年下来，事实证明，风险远比我当初想象的大。今天你批评A部门，明天批评B部门，后天批评C省，大后天批评D市，都有可能。五年下来，你觉得我得罪了多少人？
我只是顺应了新闻逻辑。综观历史，人只能顺势而为，是顺势而为，而不是顺坡下驴。我不知道，我能扛多久。电视还能在传播这个阵地上扛多久？我们周围的舆论环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机制要不要变革？
我对未来充满好奇，这种好奇之中更多的是乐观，但想让乐观变现，就得行动，就得敢于变革，敢于迎接挑战。一个人如此，一个时代同样如此。
南方周末：你对大学新闻系的教学满意吗？
白岩松：有时我挺惊讶，居然有很多新闻系没有采访课！我每学期要给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讲一堂课，我就跟他们提，后来他们从2012年下学期开始，聘请全国媒体人过来讲采访课，把采访课纳入到课程体系当中。
我的“东西联大”座右铭就是：“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开始行动。”
我跟温家宝总理当面说过，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甚至都不是把应试教育改成素质教育，而是为未来培养什么样的中国人。只有把这个思维转过来，很多的教育理念，包括教科书等，才会发生真正的正确的改变。
作为新闻记者，我的确很担心大学的教育，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件事，恐怕这里也存在一定的不满。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0868

admin

【案例】最“危险”的总编辑

本报记者 陈墨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10月29日   10 版）

    没有哪个报纸编辑能像本·布拉德利这么风光了。他是肯尼迪总统的挚友，他用400多篇报道把尼克松拉下了台，福特总统感谢他“是《华盛顿邮报》帮我拿到这份工作的”，他在克林顿的陪同下接受奥巴马为他戴上的自由奖章。

    任《华盛顿邮报》总编辑26年，他公开五角大楼越战文件、追踪报道水门事件，赢了一场官司、炒了一个总统、退了一个普利策奖、激励了无数人投身新闻。

    扮演他的电影演员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崇拜他的报纸编辑竞相模仿他“一边露出天神笑容，一边说几句粗俗语言”，配合他的编辑记者愿意随他“翻山越岭、浴血奋战”，冲开一切挡在真相前的羁绊。

    当老年痴呆使他一生的记忆渐渐淡去，在聚会中只能坐在厨房里发呆时，人们依然竞相坐在他身旁，仿佛“他还在发光”。

    10月21日，93岁的本·布拉德利在家中自然死亡。奥巴马在悼念声明中称，对于布拉德利来说，新闻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对公众事务重要的部分。作为一名真正的新闻人，布拉德利不仅让《华盛顿邮报》成为美国最棒的报纸，而且在他的影响下，一批记者秉持着职业操守，报道越战、水门等重大历史事件，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1921年出生于波士顿贵族家庭的布拉德利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他打15岁起就发现了自己对新闻事业的热情。经历了大萧条和小儿麻痹症，这位布拉德利家族第52个哈佛毕业生从海军退役后开始了记者生涯，并迅速在华盛顿的新闻竞争中脱颖而出。这并不意外，当与你关系要好的邻居肯尼迪幸运地当选了总统的时候。

    “有朋友参与美国总统竞选的那种感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出乎意料，也是让人着迷和兴奋的。而对于一个报人来说，不仅有这种喜悦之情，心头也会有疑虑：你到底是一个朋友呢，或是一个记者呢？”多年后，布拉德利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自己当时知道肯尼迪和一名与犯罪集团有牵连的女子朱迪丝·埃克斯纳有一段情，或许会舍弃友谊而选择将其曝光。

    肯尼迪遇刺的几个月前，《华盛顿邮报》出版商菲利普·格雷厄姆自杀，报纸由其遗孀凯瑟琳接管。布拉德利临危受命，担任执行副主编，并继而在1968年出任主编。

    布拉德利决心把这份只有靠“女人那些事”吸引人的小报办成最富有影响力的报纸。他招兵买马，“只雇用比自己聪明的人，并协助他们施展才能”。

    这位极具个人魅力的编辑在自传中轻描淡写道，“倘若要想让编辑能够得意地把腿搁在办公桌上，接受别人的恭贺，那可需要许多人发挥才干，日夜奋战，全力以赴。如果有这样的人才，编辑只需静候佳音就行了。”

    记忆逐渐模糊的布拉德利可能忘了，当恭贺到来时，他的脚没搁在办公桌上，而是站在了法庭上。1971年，一位前政府官员把曝光越战内幕的美国五角大楼文件交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发表3天后，尼克松政府授命一家联邦法院，以这些内容会对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为由，禁止继续公开。而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也获得了这份文件，几经斟酌，最终在布拉德利的推动下发表了此文。

    《华盛顿邮报》被控损害国家利益，与白宫对簿公堂，几经磨难，最终报纸胜诉。在一张照片中，布拉德利手上拿着五角大楼文件一案的判决书，挥着右手满脸笑容，右脚高高地踩在桌子上，露出一大截袜子。

    凯瑟琳事后感慨布拉德利的作用：“他订立了基本原则，（把这条线往前）推，推，推……迎着指控和威胁，不屈不挠地追逐真相。”

    福特总统任职期间，在“周六晚间面对面”节目上说了一句俏皮话：“是《华盛顿邮报》帮我拿到这份工作的。”

    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刚刚过去一年， 1972年6月，5个人因闯入水门大厦内的民主党全国总部而被捕，《华盛顿邮报》两位年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立即着手开始调查，当记者们向着白宫一手导演的全面消息封锁突击时，布拉德利是他们最好的掩体。

    布拉德利允许他们在报道中引用匿名消息源“深喉”提供的消息，这无疑承担着巨大的风险：“确实有风险，很多为新闻事业所吸引的年轻人都面临着这种风险。但是，这正是设置编辑岗位的初衷。” 33年后提及此事，布拉德利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整个事件持续发酵的28个月里，《华盛顿邮报》共刊载约400篇文章。布拉德利发现“整个世界被谎言压得让人窒息，而总统成了说谎大王。”在伯恩斯坦的回忆中，那时白宫新闻发言人每天都会跳出来抨击《华盛顿邮报》，点名批评布拉德利和两位记者，“然后，布拉德利则给我们鼓劲”。

    最终，这起政治丑闻大白于天下，尼克松被迫于1974年8月辞职，《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赢得了1973年的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真正成为了国际性大报。

    布拉德利从此对“绝对真实”形成了习惯性的不信任，“无论存在多少争论，这些争论有多少层面，又有多少人来引导舆论，从水门事件开始，在听过官方叙事后，我都会去探寻真相。”他称记者为“最好的谎言侦探”，把“戳穿谎言”作为新的行为准则。

    “做新闻就像每天都从不知道是什么的水果上咬一口。”布拉德利称，“可能要咬上20多口，你才确定这是一个苹果。再咬上几十口，你才知道这个苹果究竟有多大。”

    没有什么能阻止他追寻真相的脚步，无论是政府压制还是普利策奖。

    1981年，《华盛顿邮报》一名年轻记者珍妮特·库克以一篇关于8岁男孩染上毒瘾的报道荣获普利策奖，然而直到库克获奖之后，包括布拉德利在内的人们才发现，整个故事纯属编造，甚至库克本人进入报社的履历也是伪造的。

    布拉德利第一时间归还了普利策奖，并令监察专员调查并报道此案。

    布拉德利对此“很受伤”，他后来回忆道：“我从未想过有人会对我说谎，有人竟然杜撰整个报道。等到我发现的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不过我们一致认为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承认此事并向公众披露实情。”

    去世前一年，在白宫接受奥巴马颁发“总统自由勋章”的布拉德利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雪白的头发和从前一样梳得一丝不乱，只是浑浊的眼睛已不再活泛。据其第三任妻子萨利·奎恩透露，布拉德利已患老年痴呆症多年，“他被确诊有段时间了，但病情明显严重起来大约是两年前。”

    其实早在20年前，布拉德利就已经“选择性地”忘事了。1991年8月1日，布拉德利和以往一样准备召开报道会议，直到看见每个人都穿了与他一样的白领T&A牌衬衫（尽管多数是仿货），方才恍然想起，自己要退休了。

    “本创造了我们为之努力的这家报纸……只要我们还在这间编辑室里工作，本对待新闻界和生活的态度都一直会留在我们心中，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本，即使是很久之后，这还是你的编辑室。”工位的空隙里站满了鼓掌的同事，后面的人甚至站在了桌子上，布拉德利左手插兜，两腿有些别扭地成一个内八字，站在前边空地上尽可能洒脱地向人群挥手。

    退休后的布拉德利被任命为名誉副总裁，在《华盛顿邮报》拥有一个玻璃隔出的办公室，他笑称自己像个“博物馆里的摆件”，他的办公室成了新记者“入职参观的一个景点”。

    如同水门事件后新闻学院挤满了想成为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的学生一样，前来应聘《华盛顿邮报》新主编之位的人们纷纷穿起白领衬衫，希望像布拉德利一样一边露出天神般的笑容一边说几句粗话，但都难得其精髓。

    没有另一个布拉德利了。《时代》杂志评论道，没有谁像他一样从追踪报道里得到如此多的乐趣，也没有谁像他一样使追踪报道如此富有乐趣。

    奥巴马称赞他是真正的新闻人，他建立的新闻职业标准，代表了真实、客观、细致的报道模式，他的成绩引领着更多人进入新闻行业，实现自己的价值。

    晚年的布拉德利则常常坐在玻璃办公室里，笑呵呵地说幸亏自己赶上了报纸的黄金年代，电子时代的竞争压力真让人头昏脑胀。

    他的记忆与他的时代一同逝去，曾经那些真真假假满满当当地塞在他的脑子里，但不知从何时起，这位有史以来最有名的编辑开始扪心自问，“在我的心里，为什么华盛顿每年的重要历史事件都开始变得渐渐模糊起来，就像衣服上沾的颜料一样，颜色越洗越淡……我还能记住一些政治人物的个性，但是对他们的政治观点我就逐渐淡忘了。”直到10月21日，他的困惑与呼吸一同安静地停止。

    “本是一位真正的朋友，也是新闻事业的天才领袖”，报道水门事件的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在悼念声明中说，“他永远地改变了我们这个行业。追寻真相是他坚定不移的准则。”

    布拉德利的回忆录《美丽人生》，中文译本名为《最“危险”的总编辑》。他在回忆录中设想过自己的身后事：“我敢保证，到我离开人世的时候，肯定会举行一个专门活动，来祭奠让《华盛顿邮报》赢得十八项普利策奖的布拉德利。不过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奖其实也并不值几个钱。”

http://zqb.cyol.com/html/2014-10/29/nw.D110000zgqnb_20141029_1-10.htm

殷玉鑫

【案例】普利策奖获得者杰奎琳：所有故事都是新闻

作者：

【NEWS人物】普利策奖获得者杰奎琳：所有故事都是新闻

当死亡以艾滋的形式逼近时，它是人类不期而至的造访者，它在同性恋和吸毒者的身体中肆虐，摧毁生命规律的坚强堡垒，漠视生命的存在。

　　   ——摘自1988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艾滋病在中心地带》

和弱势群体打交道

　　在广州这几天，她口干舌燥不停地说着，艰难地选择措辞，表达她对中国文化、现实和新闻的理解。

　　杰奎琳·巴那金斯基，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以她对艾滋病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报道，在美国新闻界享有盛誉。

　　2001年9月11日清晨，美国纽约的爆炸声刚刚停息，一具具尸体从废墟里抬出。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杰奎琳在给她的学生上一堂特色新闻写作课——学生和她以及编辑、记者们一起讨论如何报道“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灾难的敏感和关注，一直贯穿她的记者生涯。

　　这是个充满激情的职业记者。1988年，她因《艾滋病在中心地带》获得普利策奖，从而一举成名。

　　然而做一名记者，却并不是她的初衷。

　　“我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建筑师，但那个时代的美国，教师和护士是女性最正常的职业选择，工程、建筑这样的理工科，通常只有男同学感兴趣，‘女性建筑师’，还没有这样的说法。”

　　建筑师的梦想泡汤了。杰奎琳所在的学校与当地一家报社合作开设了特色新闻写作课，她报名参加了。从那时起，她就喜欢上了新闻。

　　杰奎琳很享受采访、交流、沟通的过程，她认为在这个过程里，自己分享了别人的人生，但她最害怕写作。

　　“最头疼的是写稿。”刚出道时杰奎琳最怕的事情是坐到电脑前。“我总是怀疑那些被我敲到屏幕上的文字。”杰奎琳和她写下的每一个字较真：它们说的是真的吗？

　　“我常常哭着打电话给我的男朋友。上帝啊，真是恶梦，我写不下去，太悲惨了，我讨厌这个。”

　　但杰奎琳还是一次次完成了她的报道。对杰奎琳来说，写作就像马拉松赛跑，除非放弃比赛，否则无论如何要跑下去。经过几年磨练，杰奎琳的写作技巧有了质的飞越，她后来的许多报道成为大学新闻写作的范例。

　　“我试图客观地告诉人们事实，但在写作时，又考虑对报道对象要有人文关怀，考虑读者可能的反馈。写作真是件艰难的事。”

　　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那篇报道，仅导语，她就重写了100多回。

　　“你们要保证一定不能搞丢了。”当记者准备复印她保存了近20年的报纸原件时，她一再嘱咐说。

　　在杰奎琳的记者生涯中，绝大多数时候是和弱势群体打交道，她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收获，是有了一颗悲悯心。

　　一个被强奸过两次的女孩，向外界公布了她的姓名、照片。女孩的勇气让杰奎琳折服。杰奎琳找到她，“只是想知道自己能为这个女孩做点什么。”她和失业工人一起喝酒；在非洲倾听黑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担忧；深入土耳其的伊拉克难民营，感受战争的冷酷，她用她的笔记录下了这些被掩藏着的社会变迁与人物命运。

　　“所有故事都是新闻，这是我的新闻哲学。”她的另一个新闻哲学是：这可能只是你的一篇报道，但对于你的采访对象而言，却是整个世界。

寻找身边的故事

　　杰奎琳以“汉森的坟前种了一株牵牛花，它的根坚韧地扎在了泥土里”这句话结束了《艾滋病在中心地带》。这篇报道讲述了一对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的爱情及他们与艾滋病顽强斗争的故事。

　　“一开始我也害怕，回到办公室就去洗手！” 在医院里，当汉森洗澡时给她递来一条毛巾时，她伸出的手里有不易察觉的惊慌。

　　她回忆起20年前美国艾滋病迅速蔓延的社会现实，这和中国目前的艾滋病传播现状相似。她的不安和担忧写在脸上。

　　这篇报道历时16个月，杰奎琳和两位艾滋病患者面对面聊天、吃土豆饼、握手、亲吻额头。杰奎琳传递出的理解和信任感动了他们。

　　“汉森喜欢掉眼泪。艾滋病和同恋性是要遭遇双重歧视的。”

　　由于在电视媒体上曝了光，汉森给他的家人们带来了巨大压力，采访汉森的家人成了摆在杰奎琳面前的一道难题。“我努力向他们证明其实我不是一个记者，我是汉森的朋友，一个很好的朋友而已。”

　　杰奎琳的真诚和不懈的努力打动了他们。这部分内容在整个报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三四天前，汉宁森(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去世了。这个奖应该颁给他们，是他们的勇气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在普利策颁奖台上，杰奎琳抑制不住泪水，讲述了这两个平凡的艾滋病同性恋者的动人故事——16个月来汉森和汉宁森在和疾病、成见、家庭及死亡斗争中的点点滴滴。杰奎琳最后说：“这样的故事可能就发生在你的左边或者右边。”

　　“这篇报道是个偶然，是在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间碰上了一个合适的故事。”

　　杰奎琳采访过伊拉克战争，报道过非洲难民。1987年1月，奎杰琳在《西雅图时报》做记者，她的视角是难民、同性恋、贫困社区、少数族群和吸毒者。

　　令杰奎琳感到欣慰的，是美国艾滋病人的生活境况得到了改善，“在美国这已不是一个大问题，美国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视线已经转向其他国家。现在谈起艾滋病，美国记者最先想到的不是本土，而是亚洲和非洲。”

　　但在美国，艾滋病的传播也出现了新情况，比如患者低龄化，“年轻一代知道AIDS的风险，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

喜欢在一线采访

　　杰奎琳现在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一名教授，同时在两家著名报社兼职。

　　杰奎琳说自己的每一天都是杂乱的，“一礼拜至少飞两三趟”。但一个月至少有3天时间，她要陪在妈妈身边，这个年近50的职业新闻人，频繁穿梭在美国上空，完成自己的角色转换。

　　一次，编辑把杰奎琳写的报道用火点着了，丢进垃圾箱里，对杰奎琳说：“你比垃圾好，重新再写。”杰奎琳对这些小故事记忆犹新。

　　做记者时，杰奎琳与编辑有着良好的沟通。有位编辑在写给她的邮件里说：“没有记者，就没有我们的存在，我们像乞丐。”转做编辑后，杰奎琳把写有这句话的小纸条放在自己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上。

　　因报社人事变动，杰奎琳还没有来得及细想就从记者走上了编辑岗位，她很不情愿地成了编辑。

　　“一夜之间，我要崩溃了。做记者时我知道自己在采访，在报道，做了编辑后，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整天呆在编辑室。”

　　对杰奎琳来说，开始做编辑的那3个月简直是灾难，直到她终于理清记者、版面编辑与内容编辑之间的关系，才开始适应。

　　“每位记者都有他们独特的需求需要我来满足，我渐渐了解了他们的写作思路，因人而异地进行我的编辑工作。”

　　杰奎琳的视野发生了变化。“做记者时，新闻源、报道角度和读者是我考虑的因素。做编辑后，我要尽量从记者的角度去理解报道，同时又要考虑编辑部的立场。技巧就是做好协调工作，用不同的方式和他们交流。”

　　但杰奎琳还是喜欢去一线采访。

　　“传统媒介10年前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随着网络和博客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杰奎琳认为，“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10年前报道伊拉克战争，采访一天，写稿一天，再后方编辑一天，至少要3天才能见报，而现在，战争的即时报道随处可见。”这使得“做一名好记者难多了”。

　　来中国3次后，杰奎琳对中国发生了浓厚兴趣。

　　杰奎琳说，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途径主要是媒体。在这位美国记者的印象里，中国是个超级大国。“美国专家都在研究中国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其实不必担心中国的核武器问题，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

来源：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Q2OTAyNw==&mid=205713030&idx=4&sn=292f13678c70e71ad55aac239f7f023a#rd

殷玉鑫

【案例】法拉奇：性格造就独特传奇
2006年9月14日，77岁的意大利传奇记者兼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因病在家乡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区去世。尽管对她各界褒贬各异，但无可否认，她的独特性格造就的传奇永不再有。


从孩提起，法拉奇就喜欢读书，她的父母虽然生活不算宽裕，但买书很舍得花钱。16岁时，法拉奇进入佛罗伦萨大学医学院就读，不过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她很想写作，于是放弃学业，17岁开始投身新闻业，为当地一家报纸撰稿。她曾为意大利发行量最大的《晚邮报》和《欧洲人》周刊工作，并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先后奔赴越南、印巴、中东等冲突不断的地区采访报道，新闻事业进入黄金时期。（来源：世界新闻报）


对今天很多年轻读者来说，奥瑞雅娜·法拉奇是个很不熟悉的名字。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名字却与许多世界领袖人物联系在一起，并因此受人仰慕。

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法拉奇是20世纪勇敢地向政治和权力挑战的最有激情和力量的声音之一。她的充满道德和个性化的写作为20世纪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创下了独特且难以复制的风格。她激励了世界各地的几代新闻记者，更是许多女记者的榜样和偶像。

独一无二的采访技巧和职业勇气

尽管写过几部小说和回忆录,但法拉奇仍是以一个不妥协的政治采访者闻名于世的。

一个美国记者形容她为“一个没有哪个世界领袖人物会对她说‘不’的记者”。她为欧洲一流的报纸杂志独家专访了当时世界政治的几乎所有权力者：包括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威利·勃朗特，巴基斯坦已故总理布托，还有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她无数次踏入对于女性而言是禁地的地方进行采访，包括采访伊朗前宗教领袖霍梅尼。

在采访每一位政治领袖时，她从不为其权威所慑。相反，她以尖锐犀利的问题，甚至有时显得无礼的问题让对方无法逃避，不得不做出回答。她处处挑战政治权威。在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时，她拒绝戴面纱，而当戴面纱成为允许她采访的条件时，她戴着面纱走进霍梅尼的办公室，然后当着霍梅尼的面掀去面纱。

  法拉奇的勇气和道德从来都赢得赞赏。但同时她的采访技巧却引来很大争议.
她经常刺激她的采访对象吐露真言。越战中，她采访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采访开始，法拉奇就挑战基辛格：我们来谈谈战争吧。你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你是吗?
正是这次采访逼得基辛格承认越战是一场无意义的战争，并把自己比作一个“孤独地骑在马上引领着一队马车的牛仔”。一生与媒体打交道、经验老道的基辛格惟一失手，就是在法拉奇手里。基辛格后来回忆说，这次采访是他一生中与媒体有过的独一无二的灾难性谈话。

《纽约时报》一位书评专栏作家称法拉奇的采访技巧是“小说家的心理透视与一个机灵孩子的粗鲁无礼的产物。”

而《纽约客》的作家对法拉奇的采访技巧有一番最好的总结：法拉奇的采访手法是故意的让人不安。她接触每一位采访对象都以精心研究的刺激挑战对方。同时她善于使用欧洲存在主义理念，经常以关于死亡、上帝、同情等话题让采访对象放下警戒。这一切展示了她在新闻采访这一行当的超群智慧。当然，生为一个娇小漂亮的女性也多少有帮助。长长的中分的直发，抑郁的蓝灰色眼睛，长期烟熏的沙哑嗓音，以及说英语时的一口可爱的意大利口音，这一切让法拉奇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越战期间，有时她会在摄影作品上出现。疲惫，头顶钢盔，帆布背包上有她手写的留言：如果出事，请将我的遗体交给意大利大使。这些照片中，她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单薄和弱小。1968年，在墨西哥城采访学生示威游行时她三处中弹。警察把伤员包围在一幢居民楼上，学生们的第一冲动是保护她。一个男孩子把自己的毛衣给她来遮挡水管滴到她脸上的水滴。她弱小的身材与外貌经常让人对她的勇敢和尖锐感到意外。

对于把她的采访比作调查审问的说法，法拉奇给予否认。她认为自己仅仅是问了一些其他记者没有勇气问的问题。其他记者追求的是客观,而她追求的是“正确”和“诚实”。

她承认自己不能够，也从未做到过对所见所闻仅仅作一个冷酷的记录者。她说，“在我每一段记者职业经历里，我都留下我的心和灵魂。我对所见所闻的参与是个人的，对于这些事件我必须采取立场。”她对《时代》周刊记者Jordan
Bonfante说，“每一个采访都是我自己的一个肖像画，是我的想法、气质和耐性的混合物。所有这些导致了那些问题的提出。”

批评她的采访风格的人指责她“不仅想做一个出色的采访人，更想做一个救世天使。”法拉奇回应说，在记录这些事件时，她不仅仅是一个记者，也是历史学家。

  写的所有书都有死亡主题

《一个真正的人》是法拉奇写作生涯的开始。尽管法拉奇称这本书是一部小说，但它讲述的却是帕纳古利斯38年短暂一生的真实故事。

1967年，希腊抵抗运动领袖帕纳古利斯试图暗杀希腊军政府的独裁者乔治奥斯·帕帕多普洛斯。由于暗杀计划暴露，帕纳古利斯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但拒绝投降，几次三番越狱未遂后，被施以更残酷的折磨。直到1973年他才因军政府对政治犯的一次大赦而获释出狱。出狱后两天，法拉奇采访了他，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这次采访导致了一段旷世恋情。

1976年，帕纳古利斯在一次意外的车祸中丧生，带给法拉奇巨大的悲痛。他死后几个月，法拉奇开始写书。1979年，《一个真正的人》出版。

好莱坞多次试图把关于帕纳古利斯的《一个真正的人》改编成电影。法拉奇拒绝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法拉奇写了另外两部关于越战和反对堕胎的书。

法拉奇表示自己写书从来都是为了讲有意义的故事，而不是为了钱。“我永远不会为钱写作。”她坦承自己的写作动机是强烈的情感，心理上的、政治上甚或知识上的强烈情感，而不是任何别的。她说，“比如关于越战的书，对我来讲，它其实不是关于越战的，而是关于战争本身
(我一直感兴趣战争的无意义、愚蠢和残酷)；关于堕胎的书《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是源于我自己失去的一个孩子。而《一个真正的人》的写作是源于我的伴侣的去世以及他所带来的悲痛。但是，人们应该注意到，我所有的书都有一个死亡主题。我主要的三本书都是讲死亡或是涉及到死亡，我对死亡的痛恨，我对死亡的抗争。惟有自由是其中另外的元素。而真正推动我写作的是我对死亡主题的摆脱不了的情结。”

晚年定居纽约的法拉奇一度在公众视线中消失。她专心闭门写作，法拉奇自称是一个工作狂。每天早晨起来开始工作,
直至下午六七点钟。中间不吃不喝不休息。惟一的活动是大量抽烟。一天要抽掉50根。她既不见任何人,也不接电话，不去任何社交场合。没有星期天,
没有节假日，没有圣诞节，没有新年。她说，因为她写作得很慢，不这样用功, 她觉得内疚。

法拉奇不喜欢书评作者，称书评家是“失败的作家，结果惟有艳羡和嫉妒作家”。在她看来，用一篇小小的文章对一个作家花了几年心血创作的作品评头论足是不公平的。她认为真正的评论家应该是读者。

她并不关心评论家如何评论她的作品。甚至不关心人们如何评论她。“一个作家需要时间来检验他的价值。生活中的成功对作家来讲毫无价值，那仅仅是时髦、宣传和知名度。一个真正的作家生前身后都应该只是个作家。其作品也应该是超越语言界限的，是全球性的，超越时空的。”

易怒暴躁的性格一生不变

  就在今年6月，《纽约客》的作家登门采访了她。描述了她对法拉奇的印象：激烈和戏剧性。随时可能为说明一点而跳起来或大声叫嚷。她易于愤怒，她告诉记者，“你知道，如果我感到愤怒，我是我自己的危险敌人。如果他们判我入狱三年，我会说一些话，做一些事让他们给我九年。如果我愤怒，我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她一直这么直言不讳地表现出这种暴躁的脾气。大胆的无所顾忌的言辞，以及她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也使她成为很多人心目中60年代的偶像：从不宣称是女权主义者却过着一种不受束缚的生活。看不起婚姻，因为穿裤子而从餐馆里给轰出来。

再比如，她在1981年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抱怨同性恋“趾高气扬，架子十足，摇尾巴”；抱怨那些不喜欢她的“肥胖” 的女记者们。

在很大程度上，法拉奇反抗权力的斗争精神来自于她的家族传统。她家族中几代人都参加过抵抗运动。法拉奇的父亲是佛罗伦萨的一个手艺人，二战期间成为抵抗墨索里尼的地下战士。少年的法拉奇随父亲一起参加抵抗运动。为游击队偷运炸药，二战近结束时护送从集中营逃出来的英军士兵过境，等等。

晚年的法拉奇遗憾自己没有孩子，也遗憾自己长年的疾病。她给来访者讲,
连她的医生都惊讶地问她“你怎么还活着？”性格强硬的她用她意大利口音回答说，“医生，别对我这样。小心哪一天我折断你的脖子。”

晚年后几乎遁世隐居的法拉奇近两年却出人意料地再次置身世界政治旋涡中。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再次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自那时起，法拉奇致力于一场她自己称之为反对“自冷战以来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的斗争。

法拉奇先后出版了两本引起轩然大波的著作：《愤怒与骄傲》和《理性的力量》。《愤怒与骄傲》一书出版后，在意大利就售出100万册，在欧洲也拥有大量读者。但同时，这本书也为她招致了种族歧视的罪名。

  她形容“9·11”像雷鸣，把她从安静的小说写作的状态里惊醒，彻底改变了她。

2002年，设在瑞士的几个伊斯兰宗教组织联合起诉法拉奇，控告她《愤怒与骄傲》一书有种族歧视。同年11月，一个瑞士法官判决法拉奇违反了瑞士犯罪条款的第261条，发出逮捕法拉奇的法令，并请求意大利政府引渡法拉奇。意大利政府司法部长以意大利宪法保护言论自由为由，拒绝了引渡请求。

由记者造就传奇的时代一去不返

采访了无数领袖人物的法拉奇曾断言，刚刚开始的21世纪是一个没有领袖的时代。“我们在20世纪结束时就停止了产生领袖。”

21世纪的变化还不仅如此。法拉奇驰骋的疆场：报纸杂志已不再有从前影响力。电视让全球每个角落的事件缩小为每个家庭屏幕上的画面；计算机网络、博客的诞生更带来消息发布的非权威化和个人化。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独家新闻。法拉奇当年的咄咄逼人也在电视网的如云的采访话筒中间被泛滥。

  尽管对法拉奇褒贬各异，但无可否认，她是独特的。她的一生是独特而有意义的。

9月17日，法拉奇的遗体被安葬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公墓。依照她生前愿望，只有家人和少数朋友出席了葬礼。没有任何追悼仪式。也不允许拍摄任何照片和录像。下葬的一刻，她母亲经常去祈祷的教堂为她这个无神论者敲响了钟声。


作者：程晓鸿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DQ2OTAyNw==&mid=205743600&idx=3&sn=fb41648525d780596d2628ce51fe6ad5#rd

admin

【案例】

朱学东：我眼中的秦朔

原创 2015-06-10 朱学东 新京报传媒研究

微信号 xjbcmyj



按：吴晓波兄写他的同学秦朔的一篇文章，《最后一个“看门狗”也走了》，引爆了微信圈，也引发了媒体圈的各种冷嘲热讽及严肃的讨论。我读后转发该文的时候，只加了一句话的评语：“我也想写篇稍微浅一些的关于秦朔的文字……”本文即是对自己承诺的呼应，无关晓波兄的文字，没有晓波兄那篇文章，我也会写这样一篇，为朋友，也为自己。

6月3日下午，我开完白皮书碰头会回到办公室，一则消息出现在微信朋友圈，消息称，“传第一财经创始人秦朔将去职”。


我有些吃惊。


尽管我早就有秦朔去职的心理准备，但这个时候，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阿里这两天就要跟一财签合同，据称要投一财12亿啊。这个时候作为一财掌舵人的秦朔去职，总会引发许多联想。


我向秦朔求证，他证实了即将去职的消息，并告诉我，未来他可能会从事与互联网创业有关及商业文明研究的工作，过几天他会发一个声明，周知朋友们他的选择。


6月7日，秦朔在新浪微博发出了他的声明：“【告白】谢谢晓波对财经媒体的关心。在新闻一线奋斗了25年后，我内心有种强烈的驱使，希望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商业文明研究，推动中国商业文明的进步，并进行自媒体的新尝试。感谢SMG领导和马云先生的理解支持。祝愿第一财经在与阿里巴巴战略合作后，谱写数据时代的财经媒体新篇章。殊途同归，明天更好。”


“一路走过，诸多艰苦，诸多殊勋，历史已经铭刻。祝福秦朔兄再创全新未来！”我在转发秦朔这条微博时这样表达。这个态度既带有兄弟相惜之情，也有同业观察者对过往的肯定和对未来的期待。我不认为这是溢美之词，我眼中的秦朔，当得起我这个评价。


秦朔和我都曾担任过南风窗杂志的总编辑。但我跟秦朔面对面的交流其实并不算太多。


论年纪，我痴长秦朔一岁；论才情，秦朔思维敏捷，文字灵动，而我则因才气不够，只好选择守拙；论传媒业从业资历，我是半路出家，我进入媒体一线操作时已人近中年，而秦朔此时已是名满天下；在南风窗，秦朔是南风窗中兴的开启者，而我则是守业者；秦朔作为一财的筹划者，算得上功成身退，而我却在杂志圈铩羽而走……


但是，我想，我和秦朔在精神上有许多相通之处，最大的相似，可能就是我们都看重价值，用秦朔的话来说，“我们都是价值观的囚徒”，在媒体从业，我们尽力去维护的，可能还是尊严，媒体的尊严和自己的尊严。

1

我最近一次见到秦朔，应该是在2013年11月20日，在上海参加由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协办的上海国际商界领袖峰会上。在会议开始前夕，我们俩相遇，然后在贵宾室旁若无人般聊了会，主要讨论的是传统媒体面临的压力。


我和秦朔最初的接触，是通过文字。1990年代中后期，因为工作之便，我成了南风窗的读者。


1999年7月，南风窗刊发了一位大学生的文字，《去看看农村，多想想农民》，这是我看到的较早公开发表的关于“三农”的文章，也是迄今为止引发我这个出身普通农民家庭的人最大共鸣的一篇关于“三农”的文章，它对我的影响远超越了后来的《中国农村调查》。我至今犹记得那个让我心悸的关于农村收税的细节：“这时旁边的公安们将武装带拨了一拨，发出了铁与铁的撞击声。”


正是通过这样的文字，我认识了一本杂志和它背后的人，并成为这本杂志的拥趸。



因为一篇文章，秦朔到北京作检讨，我们曾有短暂且印象并不深刻的一面之缘。


我的老长官、曾任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的张伯海先生，对秦朔一直赞许有加，与我聊及杂志业时，曾多次跟我夸奖秦朔和他执掌的南风窗，认为秦朔很不容易。


大概是2004年8月，新周刊8周年，我作为嘉宾参加了新周刊举办的庆典活动，当时已经离开南风窗去上海的秦朔也参加了，彼时我对广州媒体界的朋友还很陌生，秦朔给我引荐了多位朋友，包括他的老朋友王志刚。


2005年，我应时任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的邀请，为南风窗20年写篇文章。在采访和翻阅南风窗过去的作品中，我愈发对比我年轻一岁的秦朔充满了敬意。


2006年，陈社邀我南下，执掌南风窗内容，上任之前，我赴上海拜访秦朔，请他给我介绍他理解得南风窗。在他的办公室，我一告知来意，秦朔啊了一声，说昨晚戴玉庆（时任广州日报社长）告诉他老陈从北京找了个人来南风窗当总编，他跟老戴说应该从北京找，视野开阔，资源多，但“没想到说的就是你”。


秦朔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所理解的南风窗，以及南风窗采编人员的擅长和缺陷，南风窗过去内容上的问题和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并给我打印了一份一财的采编管理手册。


毫无保留。


午饭时，他邀请我一起与在一财视察的戴玉庆共进午餐，说正好认识一下，对未来开展工作也有帮助。电梯里正好遇上老戴，秦朔热情地向老戴介绍了我。


2006年下半年，已在南风窗任上的我在上海公干，时上海社保案发，上海滩风雨欲来，我想调整杂志已经准备的选题，改做社保案背景下的上海，但同事多有异议，觉得时间太过仓促。在业务活动场合，我遇到了秦朔，两人聊起来，秦朔立马说，当然换做上海啊。后来，南风窗当期推出了一组颇多隐喻的《上海故事》，赶上第二个月，陈良宇案发，反响很大。


后来我与秦朔的见面，不是在北京的会上，就是我去上海时去他那儿拜访，但相遇的次数并不多。但是，每一次见面，每一次聊天，秦朔都会给我启发。


对于我来说，半路出家的我，业务上能够在这个行业有这么大的进步和提升，离不开像秦朔这样的师友的无私帮助。这事实上也影响了我对同行朋友的态度。



2



到今年，秦朔正好在传媒业服务了25年。算得上功成名就。25年间，主要服务了两份媒体，一份南风窗，一份是自己从头打造的第一财经日报（好像后期他还管过一财的电视），刻在身上的印记，主要是这两份媒体的老总。


南风窗是秦朔的第一份工作，不过，他到南风窗时，南风窗的第一轮辉煌尚未完全过去。


我一直坚持，一份媒体的成功，首先是时代的成功。成也时势，衰也时势。


早期南风窗凭借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造就了杂志的无限风光，后随着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优势地位的丧失而走入了低谷。直到1998年，秦朔执掌南风窗，转型政经杂志路线，为南风窗找到了通向第二轮辉煌的中兴之路。这不仅需要时势，更需要能够洞察时势的慧眼。


秦朔恰好就有这样的一双慧眼。


但是，如果仅仅把做两份媒体的成就当作秦朔的成功，我觉得格局太小了。两份媒体的成绩单，无论好坏，都已经在行业里边有了公论，但在我看来，秦朔的格局和贡献，超出了作为单纯媒体人所做的。


秦朔执掌下的南风窗，紧贴着转型中国社会变革的主流话题，某种意义上，甚至起到了概括引领作用。


不只是前述对三农问题的关切，秦朔在南风窗提出的告别GDP崇拜、幸福指数、宪政文明等概念，今天媒体界人士耳熟能详，甚至有些被用滥了，但在当时，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是突破性的引领性的。


甚至，今天用烂了的“感动中国”，也是发端于秦朔。


这一系列的探索努力，许多应该是那些占据着学术资源高地的理论权威们应该做的事，但却由秦朔这样的媒体人倡导，那是秦朔的荣耀。


今天的商界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政治领域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但在1990年代中后期，他们在政治上还没有获得今天般荣耀的时候，秦朔却在珠三角地区，为政治上尚处弱势群体的民营企业鼓与呼，为这一群体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的努力，也赢得了企业家们的支持。


秦朔所努力的，不仅仅是为一个特别的社会群体的鼓与呼，更是他为社会建立商业文明乃至政治文明的一种努力。


所以，当秦朔跟我说，他未来可能会从事与商业文明研究的事业，我一点也不惊讶，这有脉络可循。


回到当年的历史场景，秦朔在南风窗所做的，不仅仅需要敏感，需要智慧，更需有勇气胆识。当然这也要感谢广州作为曾经的改革开放前沿的包容性。当时其他任何地方，恐怕很难做到。



3



但是，这么一个聪慧能干的人，却并非一帆风顺。


在南风窗后期，以南风窗名气之盛工作之压力，他却被要求去广州日报值夜班！


后来他撮合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媒体，在上海创办一财，他相信商业时代的到来，但期间却也是颇多波折。


因为，当年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媒体更是复旦上海人的媒体——尽管秦朔是复旦人，他复旦的同学在上海媒体界都可以相助，但作为河南人的他，在上海的一财之路，据我旁观，并不顺坦。


但他隐忍，安之若素，一步步把一财做了起来。


相较南风窗的体量，一财的管理更需要劳心劳力，那是真正的火山口。这一点可以从一财这十年所遭际的故事看出。


不幸的是，正如吴晓波文中所说，财经媒体坐了过山车。同样不幸的是，他在一财的历程，也是中国社会尤其政治逐渐保守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加上技术进步带来的压力，让包括财经媒体在内的所有市场化媒体，空间越来越小，日子愈发局促。


吴晓波文中有一点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来说非常重要，那就是资本对于媒体的掌控和影响。


我不知道当年秦朔在为民企鼓与呼的时候，是否想到过这一点。我想，他去美国考察过，肯定想到过。但中国没有走上现代常态社会，很大程度上，在法治不彰的背景下，政治与资本结成了邪恶的神圣同盟，导致了真相的溃败，这一点，不仅秦朔，可能谁都没有想到过。


商业文明和政治文明，还在泥泞中艰难地蹒跚。未来秦朔有得去做。


2014年11月，秦朔在一财创刊10周年的演讲中说：


“过去的十年也是媒体生态剧变的十年，我们的未来唯有去转型。但无论怎么转型，创造，创新，我想尊严和价值观，可能是我们要在一起永永远远遵守的。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普普通通的词，对它的坚守，你会觉得这十年我们所从事的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而是在这个工作里面确实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意义，这一丁点儿的意义让我们显得与众不同。”


这不仅是他的心声，我觉得也道出了我的心声。毕竟，我们只是媒体业者，职责所在，就是尊严所在。


就像多年以前秦朔所言，良知是方向之光。


有朋友评论秦朔之离去：


“二十五年江湖飘摇，除了一肩风雨和半担虚名，他其实一无所获。现在，他终于可以去寻找自己的那张书桌了。”


离开了也罢。


他只是换了一个战场。



本文系独家稿件，作者：朱学东，编辑：冯琪、于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1e2b9144&scene=5#rd

杨静芝

美驻华记者离开时说些啥？

2015-10-27 凤凰网原创 崔永利



驻站7年半的记者 通常时报不会让记者在同一个地方外驻超过三、五年，担心这样会让记者失去新鲜感。不过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时报发布了一系列对中国"不友好"的报道，2012年，时报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称自己未能获得中国签证，而一些新记者也未能获得签证。2014年，在北京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习近平说，外国记者的签证问题"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可以找找自己的原因"。因为新记者拿不到签证，老的时报记者就一直呆在中国。不过，就在今年九月底，储百亮宣布，他终于拿到了签证，可以回北京办公了。时报人员告诉凤凰网，这与习近平访美有关。与此相关的一个结果是，驻华七年半的杰安迪要离开中国。"他们不让时报在中国的记者名额增加。储百亮来，我就得走，"杰安迪说。2001年，纽约时报对美国"911"事件的报道获普利策奖，杰安迪就是获奖团队的一员。他于2008年4月开始驻华，写过陈光诚出逃、薄熙来落马、Google退出中国等。尽管已经是个"老"记者，杰安迪工作非常勤奋。在中国七年半，他写了一千多条报道，每年写稿都在200条左右，绝大多数都是深度长篇报道。尤其是重大突发事件，比如最近的天津爆炸，他几乎每天都有稿。为什么工作如此勤奋?"我想就是有种责任感吧，看到好的新闻故事，你不得不写下来。当然也有竞争者的关系。""走出去，跟人们交谈。"谈及做记者的"秘笈"，杰安迪反复强调的就是这句话。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采访的过程中，他会突然停下来，兴致勃勃地问来收盘子的餐厅服务员:你是哪里人?来北京多久了?为什么决定来北京?你觉得中国梦是什么?杰安迪最近写的一条稿子，是关于新疆一起袭击事件。事实上，杰安迪在中国的报道，很大一部分都与新疆有关。近日在twitter上，杰安迪发了一些在新疆采访的花絮，比如下面这条:"那些对中国不好的话，就别翻译了，"她(当地一位姓杨的宣传部官员)告诉我们的翻译。她不知道我们也懂汉语。糟糕。”


他也报道普通百姓

谈新疆:我建议所有中国记者都去新疆看看 凤凰资讯:作为外媒记者，在中国采访有哪些困难?杰安迪:我想新疆最为困难。很难找到人愿意跟我们说话。如果他们知道你是记者--如果你是旅游者还好些。有时你慢慢跟他们相处，跟他们一起吃饭，很小心地问他们，现在生活如何，他们会非常紧张地左顾右盼，然后可能说一点点。凤凰资讯:你花费了大量精力报道新疆的故事。作为纽约时报记者，你们去新疆报道都得在宣传部官员的陪同下进行吗?杰安迪:不会。有宣传部官员陪同，只是在某个城市而已。在另一个城市也有宣传部的官员来找我，我说我马上就走，而且我不是来采访的。他就算了。凤凰资讯:你去新疆之前要向中国官方报备吗?杰安迪:不会。不过他们一定会知道。他们如果来找我，我就跟他们周旋。凤凰资讯:你曾在一篇访谈里说，你会把手机关机，把SIM卡拿出来;你通常直到很晚才去住酒店，因为一拿护照住店，官方马上就知道了。尽量少跟公安机关的人打交道。杰安迪:在新疆的时候，住店时他们并没有要我出示护照，但公安还是找上门来，然后我意识到是我的出租车司机向他们报告了。凤凰资讯:他们是看到外国人，就主动向警方报告吗?杰安迪:我们先是被警方截停，警察跟他说了些话。他回到车上的时候，我问他，警察说啥了?司机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我就算了。第二天--其实我们跟司机混得挺熟的，我们有很多时间一起度过，他也跟我们说一些他私人生活的事情--我们一起吃午饭，他突然说:对不起，我要给我的女朋友打个电话。他离开了10、15分钟。后来我就见到警察来了。我意识到肯定是他去告诉警方了，因为没有其他人知道我在那里。很可能是警察交代他，要报告我的行踪。我不怪他。我可以理解。是警察让他那么做的。不过这样的事情很典型，新疆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一旦见到不寻常的事情要向警方报告。凤凰资讯:这个出租车司机是汉人吗?杰安迪:是的。不过我也见过做这种事情的维族司机。几年前在喀什，我想去一个刚刚发生一些事情的县城，结果每一辆出租车都跟我说，你先等会，待会有人会来接你。我没办法，只好自己走开。我想他们是通知警方来找我吧。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县城不能让外国人去。凤凰资讯:你去新疆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吗?还是会带个助手?杰安迪:有时我会带个助手，但有时我们会分开，这样会容易些。我建议所有中国记者都应该去新疆看看，匿名发表一些报道也好。你们跟当地人交谈会更容易。当然，我知道，在中国发表这样的报道很难。我觉得新疆是中国最有意思的地方，很复杂。在新疆，维族人就不能随便跟我这样的外国人说话。他们都很害怕。他们知道你是记者，就不愿意见你。


他也报道中国的藏獒

谈离开中国：我很喜欢这里的故事 凤凰资讯: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来中国呢?杰安迪:我在大学里学过中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武汉教英语。我是1998年加入时报的。2008年中国要举办奥运会，当时发生了许多事，西藏动乱，汶川地震，时报中国站需要更多人手。我本来只是过来短期帮忙的，原来只打算呆六到八周，结果一呆就是这么多年。凤凰资讯:驻华七年半后，就要离开中国了，此刻感受如何?杰安迪:感受复杂。要离开中国的朋友们，我觉得伤感，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故事。比如关于人权等等，需要有人继续来写这里的故事。另一方面，在中国也有很多事情让我感到沮丧，比如对律师的打压。也许离开一阵是好事。还有另一种事情让人沮丧，当你跟一些被洗脑的人交谈。这些人也受过良好教育，但他们对翻墙毫无兴趣，对世界上的事情一无所知。不过回头想想，美国也有很多笨蛋，这个世界到处都有笨蛋，到处都有被洗脑的人吧。凤凰资讯:离开中国后你有什么打算?杰安迪:回纽约后，我想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把我离开中国前收集的一些故事写出来。最近这两个月我写稿不太多，主要是在收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也许不是新闻，是中国某些小地方的小故事。凤凰资讯:你会打算像前《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潘公凯那样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吗?杰安迪:我没有这个打算。写书挺不容易的，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我可能也没有这个时间。我不想成为又一个写本书来描绘中国的外媒记者。也许未来我会，但目前没有这个打算。凤凰资讯:你是纽约时报驻华时间最长的记者吗?杰安迪:储百亮是驻华时间最长的。他呆了十几年。我们还有个纽约时报中文网的编辑驻华时间也比我长。我比黄安伟(Edward Wong，另一位纽约时报记者)早来几个星期，我们驻华的时长差不多。


他也报道彭麻麻

谈中国：驻华7年来我很少经历被骗 凤凰资讯:驻华七年半，你的邮箱曾经被黑，采访中曾被推搡。你会不会担心，发生在何伟身上的事也发生在你身上，比如接受采访后，把你明明没说过的话栽到你头上?杰安迪: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事实上，驻华七年半以来，我很少经历被骗。我想我唯一被骗的就是有一次我家烤箱坏了，我联系了一家号称销售意大利进口设备的公司，他们说给了我一个很便宜的价格，是2500元。最后发现这是个有点复杂的骗局，实际上跟我联系的那个人并不是那家公司的，后来我发现那家公司卖的烤箱通常只卖三、四百。我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好人。是的，你会听到各种各样外国人被骗的事情，但也许商界人士被骗的机会比较多吧，而我只是一个记者。当然比如你到某些农村，买东西的时候明明只要三块的东西，他们可能会要价七块。也就是这类的事情而已。我想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中国老百姓。比如如果你不腐败，你的仕途就没有前途。如果你想升官，你不得不与你的同僚同流合污。凤凰资讯:当你回到美国，如果有美国人问你，中国是什么样的?你会怎么答?杰安迪:我得说上至少十五分钟。中国是个很棒的地方，我鼓励所有人都来看看，这里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物质变得丰富……然后你看到这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有时我觉得他们充满希望，有时我又不太肯定……长期来说，我对中国保持乐观，中国会变得更好。因为所有变得富裕的国家，都会慢慢变好。中产阶级会想要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这里充满了创业精神，人们很勤奋，非常努力地想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好。美国现在有些小镇的气氛是很压抑的，经济不好，店铺空置，人们不想干活。在中国，政府很善于解决某些问题，城市里一切运转得很好。中国人也很友善。这些都是正面的东西。我也会告诉他们关于中国负面的事情:这里太像乔治·奥威尔笔下的世界了。如果你只想要一个安稳的生活，也许一切都很好。但如果你是个艺术家、记者，可能会很难。凤凰资讯:你觉得这些年来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有变得越来越糟吗?杰安迪:是的，近年来恶意越来越多。这次我去新疆，中国的飞机上不允许开手机;而国外飞机上，只要开飞行模式就可以--因为这并不会影响飞行安全。所以我就开着飞行模式，拿衣服盖着偷偷看手机。结果我身旁的一个人就去找空乘人员"告发"我。当时他也很不礼貌。我说:你可以告诉我，我关掉就是了。在外国都可以这样用。而他说:你们美国人就是不守规则!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很强大了，不用受你们美国人的气!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很友善的。不过像《环球时报》这样的报纸还是影响了很多人，使他们痛恨美国。尽管他们痛恨美国，他们还是把自己的小孩送到美国去。



谈时报：我们唯一所有的就是我们的新闻原则 凤凰资讯: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强大，外媒对中国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但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仍以批评报道为主。为什么呢?杰安迪:也有一些外媒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但他们驻华记者没有我们多，可能影响力也没有我们大。我想是因为时报真的有自己的原则。我们唯一所有的，就是自己的新闻原则。我们也犯错误，但我相信时报绝大多数记者、编辑和管理层，都相信我们唯一所有的就是我们的新闻原则。如果你妥协，你就失去了你唯一所有的东西。看彭博社，他们就失去了业界和读者的尊重。我们仍然拥有读者的尊重和信任。如果你想要人们信任你，你就要站起来维护你的新闻原则。我们并不是想要专门去攻击中国政府，或者想要颠覆它。只是我们的工作就是:看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我们想要报道真相。我们不会想:这是不是会损害中国形象?我们只是想:这是个很棒的新闻故事。凤凰资讯:在写这些很棒的新闻故事的时候，你们会如何做到平衡?杰安迪:我会尽量使我的报道平衡，但在中国这一点似乎很难做到，因为你无法得到另一方的说法。政府官员不愿意跟外媒记者说任何事情。在美国，如果你写一个抗议者，你总能听到另一方的声音，无论这一方是某个公司，或者某个地方政府，你总得找到人。在中国，政府官员根本不接听你的电话。所以我们无法获得另一方的声音。中国这样做其实对自己很不利。凤凰资讯:有些外媒记者会千方百计去接近中国高层官员来"套料"。你好像很少这么做。这是你个人风格，还是时报的风格?杰安迪:我个人风格吧。储百亮在这方面更为擅长。首先我的中文不够好，其次我个人风格也不太喜欢喝酒应酬。相对于高层政治，我对老百姓的故事更感兴趣。当然两者都很重要。不过感谢上帝，有别人喜欢做那类题材。谈做记者:尽量与中国人交朋友凤凰资讯:对新来中国的时报记者，你会有什么建议?杰安迪:尽量学好中文，与中国人交朋友，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你很容易跟其他外国人混在一起，但还是尽量与中国人交朋友。要注意的是:不要让别人、你的信源惹上麻烦。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是，比如我最近采访北京附近一个度假村，他们把一切弄得像美国西部牛仔小镇一样，我觉得很有趣。但他们很紧张，要审稿什么的，他们希望控制采访全过程的欲望非常强烈。凤凰资讯:这种对外媒的恐惧情绪是不是很普遍?杰安迪: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名中国朋友邀请我和他的家人一起过春节。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后来却听到了坏消息。他当医生的母亲说，不希望我去。我朋友说:"她觉得所有外国记者都是间谍。”


他在中国的办公室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DE5ODg1NQ==&mid=400132632&idx=1&sn=2efcd7f4b53ba95f35f74edbb9601d77&scene=1&srcid=1028sON5X5aVuervPbD2pXFN&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admin

【案例】

大记者戴煌
2016年02月20日 09:48 来源于 财新网
戴煌说，“人类大同的世界观，我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怎么达到人类大同的世界，我越来越看得清楚。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是绝对走不到人类大同境界的。许多人口口声声是‘为人民’，实际上是自私自利的小集团”

资料图：戴煌 视觉中国
相关报道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文|  邢小群
　　作者注：戴煌先生今天（2月19日）病逝，享年88岁。一代良心记者，告别人世，令人不胜痛惜！20年前我对他有过采访，今天重发旧文，寄托不尽哀思。
————————————————————————————
　　戴煌三十万言的长篇力作《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新华出版社联合推出，成为中国读书界的热点话题。有位年过八旬的新闻界老人著文称赞：“读君一卷书，胜读十年史。”周克玉将军也赋诗：“乱世冤案若海深，众生得渡思山恩。感君十年磨一镜，明月清泉照雄魂。”
　　1980年代以后，戴煌的工作，几乎是与昭雪一个又一个冤假借案连在一起的。其中有的是为死去的冤魂昭雪，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浮雕塑造者高庄教授，江西青年思想者李九莲；有的是为活人洗冤，比如被诬“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的原公安部副局长丁兆甲，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定无罪、地方某些部门却要逮捕的阎少卿；有的是为正义鸣不平，比如作家古鉴兹很好的小说《穷棒子王国》却在法院败诉；有的是揭露违反党纪国法、陷害忠良，比如凉山州违法买汽车，权力网保护州长儿子杀害无辜逃脱罪责，正义的法官和群众却遭迫害。他的许多文章，都曾在全国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涟漪，至今不息。
　　那么，1980年代以前，他在干什么？
　　他是“右派”。他和几十万人一起陷进了那场万劫不复的灾难，九死一生。一个曾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法援越的硝烟弥漫中握笔驰骋、英气勃勃的战地记者，21年后，才带着满头岁月的霜雪和致残的眼睛回到自己的岗位。他的武器还是那支笔──更是一杆天地之间的良心砰。在这权法时有失衡、善恶时有混淆、冤屈一波未尽一波又起的年代。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他。
　　一
　　严秀先生在《“平反”漫谈──一个极其优良的民族传统》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个民族在发生了某种忠奸倒置的重大冤案之后，整个民族精神和民族良心都会为此而感到痛苦和窒息，这就必然会造成一个民族民心不振、民气消沉的现象。”当我和戴煌谈到这段话时，戴煌说，这也是他做一些事情的动力。这些年他接触的案子比较多，但他不是都过问，有时只是帮人转转材料。因为没有时间。为什么有些事情，他要抽出身来过问?这要看案子本身的份量和它的意义。比如古鉴兹的案子，他花那么大的力气，采访、旁听，左一稿，右一稿?这里面有同“两个凡是”做斗争的问题，和一般的冤假错案不一样。与“两个凡是”的斗争，是当时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起死回生的一步棋，是一场重大斗争，它的意义不亚于遵义会议。隔了十多年，法庭会居然支持“两个凡是”!所以必须予揭露。
　　古鉴兹的案子经过是这样的：作家古鉴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穷棒子王国》，198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原河北省遵化县委书记王国藩起诉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状告这本书侵害了他的名誉权。王国藩当时并没有看书，只是看了1988年新华书店编印的《社科新书目》上的简要说明，就提出起诉。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决小说侵害了王国藩的名誉权，不得再版发行，未出售的书全部销毁，被告登报向王国藩道歉，赔偿王国藩经济和精神损失七千三百多元。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不服，继续上诉。尽管古鉴兹一再郑重申辩：小说中写的殷大龙的黎明合作社与王国藩的建明社不是一回事，小说“不可能是生活中任何一个实有的人事”；法律规定，侵权责任必须以侵权行为给被侵权人造成一定损害为前提，而损害的原因，只能在发生损害之前的现象中寻找。王国藩早在11年前就被罢免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他对遵化县委1978年所做的《关于王国藩所犯严重错误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从未公开说过“不”字。报告中说：王国藩“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法乱纪、蜕化变质”，“情节恶劣，影响极坏”。王国藩的所作所为比起《王国》中的主人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法院对古鉴兹提供的证据和说明，并不理睬，仍维持原判。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一再代表作者和冰心、艾青、冯牧、陈荒煤等文坛泰斗发出呼吁，许多著名老作家还联名致信最高法院，指出“如果都这样对号入座告状，法院又判定有理，作家谁还敢写东西?”在八届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上，陈斌源等三十几位人大代表两次联名提交议案，以《穷棒子王国》案为例，呼吁依法保护公民创作权。
　　从古鉴兹上诉中级法院开始，戴煌就一直赴法庭旁听，并多方面搜集材料。先是与另一位同志写出《震动中国文坛的〈穷棒子王国〉案》的长篇报道。后来古鉴兹继续上诉，他继续调查，又掌握了案情内外大量活生生的事实材料，写出长达6万多字的长篇纪实《“凡是”对求实的一场新格斗》。戴煌说，一审判决后，社会舆论大哗，中组部原副部长李锐和中组部派往调查王国藩一案的负责人气愤地说，法院为什么不向他们这些最了解王国藩问题的人进行调查？戴煌还详细报道了中级法院审理的经过，记述中级法院如何倾向性先行，设套刁难古鉴兹。中级法院审判后，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仍将继续申诉，但传媒再也没有声音了，正如戴煌最后写道：对如此的法庭的如此判决，不值得再费唇舌了!
　　《“凡是”对求实的一场新格斗》这篇文章是可以当作法律专业典型案例教材的，也可以进入信史。它让后人知道，有关文艺的立法出台之前，作家为自己的权益进行了多么艰难的努力，从中还可以看到中国法治建设中有待克服的弊端还很多。
　　戴煌写的《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当代中国权法对抗的缩影》一文，说的是他的报告文学《权柄魔术师》和《在层层厚网的覆盖下》发表前后引起的权力地震。文章虽然很长，但能让人一口气读下来。其中权力的淫威，百姓的怨怒，真是不说不足以平人心。老百姓会问，现在还有没有天地良心?在中国我们能不能信任法律？
　　《权柄魔术师》写的是1984年四川凉山汽车进口走私案马虎了之。当时正值“整党”和“严打”高潮，州卫生局局长等人伪造“港澳同胞”捐赠汽车来信，从香港购进六台空调越野车和一些大彩电、冰柜、照像机等。他们得到州委和州政府一些人的支持，迫使银行付出30万人民币，通过黑市高价换成港币办成了这笔交易。凉山州为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卫校的图书、实验器材都没有着落，还有危房，可卫生局长为买汽车花掉八万多元卫生事业费，当地干部群众怨声载道。1988年戴煌到重庆讲学，听说此事，立即到凉山调查。不想《权柄魔术师》还未定稿，已经引起轩然大波。他不顾凉山州委百般阻挠，终让文章与读者见面。老百姓拍手称快，可凉山州委为此与他纠缠了一年多。
　　《在层层厚网的覆盖下》写的是凉山州副州长儿子季小勇故意伤人致死案。这个一目了然的重大命案，审理过程却九曲十八折，州中权力网络以种种借口为其开脱罪责。检察官曾宪元顶着巨大压力要求“从严从重判处”。不想州法院审判长判处季死刑后，四川省高院改判为死缓，又由中级法院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季小勇送到他老子当过县委书记的布拖县监狱，曾宪元却被宣布“停职检查”，遭到种种围攻污陷。文章质问：在那一层层厚实的关系网覆盖下的“人民公仆”们，敢不敢向人民公开他们的肮脏交易?
　　戴煌说，“凉山的案子，为什么我看重它？花那么大精力去采访写作。其实事情都不大，但都很典型。本来我们应该是最讲民主、最讲自由、最讲开放，对人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可恰恰相反，总是包得严严实实，向人民隐瞒真相，向人民撒谎。所以我愿意在这方面下功夫，就要同这种顽固的、腐朽落后的东西做斗争。你越是怕人知道，我越是要挑开来看，让人民知道，我们内部存在多么肮脏的东西”。
　　戴煌说，其实他写《穷棒子王国案》《权柄魔术师》《在层层厚网的覆盖下》这么长的文章不多，但是为帮人家呼吁、呐喊的很多，很多都是在内参上发，没有公开。《胡耀邦平与反冤假错案》涉及到很多案子，其中有一些，他并不是为写这本书才去调查了解到的，而是以前就在内参上发表过，比如回民支队原政治部主任丁铁石的案子，又比如耸人听闻的李九莲案。李九莲因说林彪像奸臣、怀疑“文化大革命”，于1969年入狱。后在劳改农场仍对华国锋提出批评，1977年被判处死刑。她活着时，就被将下腭和舌头用尖锐的竹签穿在一起，行刑后又被歹徒奸尸挖去双乳。戴煌当时自己的冤案刚平反，便不远千里去调查，在华国锋还在位时，写下了《在“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主要罪名下，女青年李九莲三年前被枪杀至今末昭雪》的内参。胡耀邦看到了这份《内参》，立即批示“妥善处理”，使这个死刑两人、被抓60多人、受株连600多人的大冤案得见天日。
　　二
　　戴煌格外关注冤案，是不是与他自己的身世有关系呢?
　　戴煌说，倒也不是，打成右派以前他就是这样的。看到地方上违法乱纪的事，他就恨之入骨。
　　谈到“右派”经历，他说，“1956年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朱总司令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带回来的时候，新华社正在开全国国内工作会议，我参加了，听了传达。斯大林的这些事值得我们去认真地思考。要照照镜子，避免我们中国将来也发生这样的悲剧。从这时起，我思考了很多。其实过去我对毛主席也是很崇拜的，小时候在文工团当创作组组长，曾经自己作词作曲来歌颂毛主席，那都是真情实感。1947年胡宗南占领了延安，我还流了泪，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但是建国以后，发生了一些事，我有些不理解。对于毛泽东，我承认他的伟大，直到今天我都认为，他的雄才大略，多才多艺，古今中外，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领袖，都无法与之相比。但是个人崇拜确实是存在的，当时暴露出来的，较之后来仅仅是一点点而己。我看到了苗头。事物都怕发展，任何不正确的事物，如果不去限制，任其发展，结果就将不可收拾。在外交学院学习时，我就作了一个发言，谈到‘人迷信’、‘神化和特权’等问题，因此当了右派”。
　　有很多人1960年代初就摘了帽子，戴煌的劳改时间却很长。
　　戴煌说，“我先是被弄到北大荒监督劳动。1960年冬天回到北京，又被派到居庸关搞绿化。1961年才回社里资料组搞资料，写出文章来也不准署名。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确实要搞‘右派’甄别，还想在新华社搞试点。在党组织多方面的动员下，我写了个材料，谈自己1956年以来对‘神化和特权’的思考，谈个人崇拜对党和国家的危害；还对中苏关系方面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在北大荒劳动时看到的情况，讲了许多别人想讲而不敢讲的话，一共写了十万字，送给党小组、党支部、党总支、党委逐级传阅。传阅到最后，结论是：材料写得很好，虽然遭受到这么大的折磨，还能坚持向党讲真话。他们准备把我的材料打印出来送到中南海去”。
　　接下来就是当年的“十一”到来。往年的“五一”、“十一”，戴煌有时也被邀请到天安门观礼台上去，这一次，他们不能让一个还带着“右派”帽子的人上观礼台了，便让戴煌打着大旗，走在新华社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表示对他恢复信任。“虽然帽子还没有摘，让我打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等于给我吃一颗定心丸嘛。”戴煌回忆，可相隔不到一个月，大约是十月底，“他们又通知我说，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打退翻案风，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原来说我材料写得好，一个月后又说我是向党新的进攻。两次讲话是同一个人。凭良心说，他对党忠心耿耿，清廉正直，可他也没法子，他是相信毛主席相信党还是相信你戴煌呢？我对他们都能够谅解。他们为了批判我准备了半年。五七年是对我的第一次批判，这一次是再批判。对他们来说，批判我很困难，我要辩护啊!那时大跃进失败了，人民公社弄得怨声载道，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整彭德怀显然是丧失人心的，我要谈起这些问题来，他们怎么批我呢?”
　　批判搞了两个月，从1963年的“五一”批到“七一”。批判结束的那一天，社党委委员方石同志做总结说：“不管怎样，戴煌过去历史上为党所做的工作，那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在批判我的会上，最后他能讲出这样的话，应该说是很难得的。” 戴煌回忆说，到了1964年4月，他被正式劳教，开除公职，“当时说是劳教两年，结果两年结束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没人管我了。农场本来为我去新华社联系工作，回来说不行，他们都被打倒了，没有人管你的事，你在我们这里留场就业吧。留场就业也是劳改，只是表面上有公民权，星期天可以上街，节假日可以回家。先是在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后来又到清河农场去修海河。林彪事件发生时，在火车上用机关枪押着，又把我弄到山西太原，我在太原劳改队呆了将近九年。这个劳改队外面挂着牌子叫太原建筑工程队。实际上就是个劳改支队，比真正的犯人好的地方就是星期六、星期日可以上街，也可以下饭馆吃饭，写信也不要检查。”
　　我在太原待过二十多年。戴煌谈起太原的大街小巷，比我知道得还多。因为他在那些地方都干过活。我心里真是酸楚。心想，如果那时从我身边走过一队破衣烂衫做苦力的人，我怎么知道其中有一位曾是军中秀才大记者戴煌呢?
　　我看过戴煌的作品，他作为新华社苏北前线记者，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大战。他写的《战士与群众》《鲜血浇铸的胜利》《“宝贝鱼”》等通讯，有情节有描写，活泼生动，不像是战争中匆匆而就之作。后来那篇著名的《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一文选入了小学课本，我上小学时读过，我儿子也读过，几乎影响了两代人。他的《胡志明主席印象记》，不但勾勒出亲切、朴实、睿智的胡志明的剪影，也传达了当时抗法战争后期越南人民恢复和平建设的热烈气氛。我不禁慨叹：那么向往自由、和平的越南人民会想到以后战火的绵延吗?他文笔热情质朴，重形象，善抒情，如果不是后来遭了劫难，很可能向文学方面发展。
　　与戴煌交谈才知道，他做新华社记者时才19岁。而且没上过几年学。父亲是个中医，他小学毕业以后没有正式上过中学，只在初中补习班里读到初中二年级。他上过四年私塾，有古文基础，后来的写作都是参军后磨炼出来的。他从小看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懂得做人要如何正直。俄罗斯的文学对他影响也很大，托尔斯泰呀，屠格涅夫呀，西方文学作品也看了一些，民主自由的思想在脑子里有了一些萌芽。
　　是不是很小就铸成了反骨？
　　他说不是的，“我只是觉得我们打天下死了那么多的人，天下打下来了，又出现这么多腐败黑暗的现象，如果我们不管，天下还会丢掉的”。
　　三
　　戴煌几次和我说，他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太好，希望静下来读些书，写自己的书。以自己的坎坷经历，或许还要写部长篇小说。但是，总有一些事，使他不能推辞。比如最近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同志找他谈到一件人命关天的案子。希望他相助。事情是这样：自今年（1997年）6月以来，郑州城乡西韩砦村300多村民为一起冤案，10多次聚众到省委、法院、检察院上访。因为他们拥护的村民组长(村长)被判了死刑。这个村的前任村民组长在任时，村里集体所有2400余万元“下落不明”。基层改选时，村民们选了一位比较正直的复员军人当了组长。新组长除害兴利，带领人查证出老组长大量的贪污问题，得到群众拥护。老组长劣迹昭彰，大权傍落，其家属怀恨在心。一日夜深，老组长之弟带一些人闯入新组长家寻畔闹事，先是殴打辱骂新组长。新组长一面脱身上楼报警求救，一面拿来自己的猎枪准备自卫。老组长之弟等人再次用铁锨棍棒破门而入，一伙人冲上去夺枪，不慎枪走火，老组长之弟被打死。事发后，老组长一家扬言要用200万元买下新组长的人头。果然郑州市中院判新组长死刑。仅因临近“七一”香港回归日，才得推迟。有关法律人士指出：被控方在他人强行破门而入，有明显的侵害行为下持枪防卫，误伤死者，实属过失行为。还查出枪的板机上没有新组长的指纹。虽然河南分社已经将情况两次反映给中央政法委，任建新同志批转河南省有关方面慎重处理。但情况并不乐观。戴煌听说了此事，马上给任建新再次写材料，请新华社的车连夜送到任建新办公室。他在信封上写道：刀下留人。并和好几个新闻单位找招呼，请他们关注这件事。和我说这件事时，戴煌显得非常疲倦，他还没有从这一令人焦虑的事中摆脱出来，他说可能他还要去一趟郑州。因为，事情还没有转机。
　　戴煌说，“有人认为我还很天真，说我所做的这些事都是一种‘补天’的行为，于世无补，根本没用，物极必反，然后世道大变”。
　　补天是补不起来的，但是通过我们的文章能够唤醒一些人，唤醒的人多了，才知道它烂透了。就像鲁迅先生当年写了那么多东西，能直接对国民党起到什么作用吗？蒋介石还是蒋介石，文化惨案还是不断发生，但它唤醒了很多有良知的人投向革命，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的。正像毛泽东说的，这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历代王朝腐朽透顶，但它慢慢腐烂的过程一延续就是好几百年，真正受苦的是老百姓。我现在还是这个态度，只要没人强迫我放下这只笔，那我活一天我就要发挥我的作用。
　　我问他，原来的理想你还坚持吗？
　　他说，“人类大同的世界观，我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怎么达到人类大同的世界，我越来越看得清楚。我们过去搞的那一套是绝对走不到人类大同境界的。许多人口口声声是‘为人民’，实际上是自私自利的小集团。当初我们闹革命就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最后又说到别人称他是真正的大记者。戴煌说，“我不是大记者。大记者就是要比一般记者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抓住社会的要害，独立思考，是社会的良知，正义的代言人。我只是按照自己的人生奋斗的目标，来摄取我需要的东西。不随波逐流而已”。■
　　
http://opinion.caixin.com/2016-02-20/100910854.html


戴煌是原新华社著名记者、《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作者。2月19日于北京去世，享年88岁。资料图片

　　姓名：戴煌

　　性别：男

　　终年：88岁

　　去世时间：

　　2016年2月19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职业：原新华社高级记者

　　凌晨三四点，年过八旬的戴煌时常会悄然起身、开灯、来到书桌前，戴上花镜、摊好稿纸。

　　“这么早起来，对心脏多不好。”老伴儿潘雪媛反对。

　　然而戴煌乐此不疲。

　　按照他的习惯，脑海里有想法蹦出，不能耽搁，应立马记录，白纸黑字写下来。

　　2016年2月19日，戴煌辞世。一周前的2月12日，他刚在病房里度过了88岁寿辰。

　　他一生热爱写作，临终前心心念念的，是自己仍有十万余字的文稿未能出版。

　　戴煌一生，命运沉浮。他曾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地一线发回报道；也曾因直言反对神话和特权，被打为右派，一落千丈。

　　16岁入党、19岁入新华社、“右派”21年，50岁平反，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伸张正义……这个一辈子说真话的笔杆子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李相蓉

　　笔杆子

　　晚年每天在书桌前坐五个小时以上

　　近十年来，戴煌仍坚持写文章。

　　上了年纪的他视力已开始模糊，但写作前仍要把纸铺好，一笔一画，工整有力。

　　看材料时，老伴儿潘雪媛会帮他拿来放大镜，仔细读完后，他用牛皮纸或者发黄的旧报纸把文章包起来。

　　“父亲晚年每天要在书桌前坐五个小时以上”。戴煌的大女儿戴为伟说，在岗时，父亲还会常常跑到单位，要来新华社的稿纸，在家写作。

　　戴煌过世后，单位的老干部局前来慰问，戴为伟提出：希望新华社能将父亲的档案复印一份，作为家族的遗产和纪念，留给后代子孙。在她心里，父亲一生仗义执言，纯粹做人，始终紧握手中笔杆，为不平之事发声。

　　八九岁时，戴煌的私塾老师常在他的大字本行间写上联让他对。“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这两句话让他印象深刻，奉为人生信条。

　　1944年，16岁的他参加苏北文工团。打下淮阴后，写下文章《战士与群众》，被苏北报纸评为记者节好稿。三年后，他调入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做记者。苏北盐城，戴煌与战士们一起与敌人拼刺刀，死的人多了，土围子外面的壕沟里全是血。

　　1952年1月，朝鲜冰天雪地，战士罗盛教为抢救落水少年，不幸牺牲。接到采访任务的戴煌，为了抢时间，在没有车的情况下，决定骑马前往。因为驭马术不高，上马没多久，就被摔了下来。随后他步行赶到罗盛教的土墓，读了他的日记与书信，完成了通讯稿。后来，该稿件被编入小学语文四年级的课本当中。

　　戴为伟谈起父亲动容，她认为父亲讲话时最有感染力。戴为伟说，已八十高龄的父亲，每逢谈起自己的理想，都会端直着身子，手舞足蹈、中气很足。

　　硬骨头

　　不会弯腰说软话

　　“爱憎分明”，戴为伟这样形容父亲。

　　她记得有外地记者来京看病，父亲嘱咐母亲，每天在家做好饭，一顿一顿为朋友送到医院。她问：“医院不也有食堂吗？”父亲摇摇头说，食堂菜不如家里的可口，人家是病人，要吃得好些。

　　不喜之人，戴煌不会弯腰说软话。有记者抄袭文章，他不认同，便刻意远离。

　　“必须要说的话，哪怕说出真话来，可能要被杀头，那我也说。”戴煌从不隐藏自己对不平之事的态度。

　　1957年，因发言“反对神话和特权”，戴煌被打为右派，处以二类处分，每月工资由155.75元改为生活费28元。接着，前妻提出离婚，刚会叫声“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

　　他戴着狗皮帽、裹着老羊皮大衣、穿着大头鞋，来到“死亡场”——北大荒。

　　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书中，戴煌描写自己的经历：饥饿缺营养、高强度劳动的艰苦“改造”，不断有人饿死、病死、自杀。之前196斤的他，也降到穿着棉大衣、棉袄、棉裤、绒衣、绒裤，棉鞋、棉袜子等等，加在一起才92斤。

　　“裸露的双肩和脊背先起泡脱皮，继而就烂得血肉斑斑，伤口边缘露出了黄油。每天清晨起床，薄薄的被单都粘在脊背上剥不下来，有时不得不请他人一片片地洒上水，慢慢地把被单揭下来。”戴煌书写自己的痛苦。

　　他也有过反省，自知太耿直，容易得罪人。可他始终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他曾说：“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

　　热心肠

　　年过八旬仍为访民奔波

　　1978年，戴煌的右派身份去除，名誉恢复，重返新华社。1994年秋，他采访8个月，走访和电话连线了胡耀邦当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知情人、参与人及受害者。搜集了不下200万字的材料。1995年完成初稿，发表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

　　在戴为伟印象里，父亲恢复名誉后，家里的访民络绎不绝。

　　20世纪80年代，戴煌一家住在新华社正门对面一处约50平米的屋子。家里就2间卧室，一间他们一家住，一间会留给访民住。

　　“那时吃饭还要粮票，父母会把家里的粮票和一部分工资拿出来给访民”。戴为伟说，自己当时还上学，常常按照父亲要求，带着来上访的人去往上访接待站，久而久之，对每个接待站都变得熟悉。

　　正因为自己受过冤屈，对这种苦难感同身受，戴煌对上访者无限同情。近五年来，尽管身体常有小恙，他还要不断替访民转交材料，甚至亲自陪伴上访，以求公道。


　　戴为伟说，之前父亲在北大荒劳改时，为了运送伐好的圆木，从山上往下拉雪爬犁。往下冲时，拐弯处有人拉着车往上走，为了不伤到人，戴煌用身体当阻力，挡住了雪爬犁，左腿受伤，一根肋骨骨折。

　　腿伤一直伴随着他。晚年时候，他要靠拐杖支撑行走，腿脚更加不便。

　　伴随他的不仅仅是腿伤。爱吃肉的戴煌，在饥荒时期肠胃也落下了毛病。

　　去年11月，戴煌因肺炎心衰入院治疗。今年2月中旬，戴煌的胃部、十二指肠大出血，医院称血库告急，戴为伟在网上求助，拜托亲朋好友与爱心人士为父亲献血。

　　当时，一辈子说真话的戴煌，因身体状态欠佳，已经不怎么说话了。

　　爸爸，很多媒体人怀念您，您不孤独。愿您在天堂畅快地为民讲真话。

　　——女儿戴为伟

　　寄语

　　中国多一些戴先生这样的记者，才做得出“有品质的新闻”。深深悼念戴先生。

　　——作家方方
http://news.sina.com.cn/o/2016-02-21/doc-ifxprupc9572529.shtml

杨静芝

人民日报浙江分社社长王慧敏——不改初衷
2016-03-26 3月号 新闻战线

记者，就是把新闻现场作为战场的战士。只有置身于新闻现场，记者才有用武之地，新闻这个职业才有存在的意义。
不为利益所诱；不为高压所屈；不跟风起舞。这是一个记者的职业品格，更是一个媒体人必须秉持的道德操守。

不改初衷

王慧敏

前不久，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同事问我：“当记者，前面几年劲头会很足，后来兴趣慢慢也就淡了。你怎么老是那么有激情？”

是啊，到底是为什么呢？

回首来路，自己这样解释：因为，走上新闻这条路，我比别人有更多的曲折。

一

我的记者梦，中学就开始了。1984年考大学时，第一、第二志愿报的都是新闻系，不期却被录到了兰州大学历史系。

开学不久，看到人民日报社函授部正在招生。我欣喜若狂，便报了名。记得学费是73元——这在当时可算个大数目。

有同学笑我：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怎么还去念函授？

我不以为意，学得非常认真。书包总被函授教材塞得鼓鼓囊囊，一有闲暇就会拿出来认认真真展读。最初的新闻学知识就是从那些教材里学来的。

不到一年，函授上完了。我又陷入了失望！这时候，“记者梦”已从“腠理”深入到了“骨髓”。我给校长写信，要求转系。

辅导员批评我专业思想不稳固。班上一个团支部委员还来谈心，劝我放弃“不良念头”。我不管不顾，仍一封接一封写。先是写给校长徐躬耦老师；徐校长调走后，我又写给继任校长胡之德老师。

靠诚心，二年级下学期，我如愿以偿转到了新闻系。

于是，我一边学二年级的课，一边补修一年级的课。

亏得当时年轻，竟硬是顶了下来。就这样，1988年夏，我以4年选修课程最多、总平均分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后来，又到武汉大学新闻系读了3年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分到人民日报。终于见到了以前在函授教材中才能见到的前辈们。

二

好不容易才圆了“记者梦”，我倍加珍惜。

当时经济部在5号楼办公。为了能尽快胜任工作，我基本上天天待在办公室。后来干脆以办公室为家了：门卫值班室的床坏了一条腿，被弃置在垃圾堆。我用几块砖垫起断腿，在办公室两个书柜后面给它找了个归宿。

一个办公室4个人，男女都有，怕大家有时来早了自己只穿内衣不雅观，写累了，我通常和衣而卧，并在同事上班前爬起来整理好内务。只有休息日，才敢“宽衣解带”放松一下。就这样，我在办公室一住就是六七年，直到搬进开放式工作平台。

其间有个插曲。为了赶稿子，我经常通宵达旦。这招来了误解：门卫向经济部反映，说235办公室经常不关灯。

于是，开例会时领导批评了我。同一办公室的江夏仗义执言，当即说明：“不是忘了关灯。人家王慧敏经常彻夜都在写稿。”

经济部有一个传统，无论你的消息、通讯写得多么出色，言论写不好，就不能算是合格的记者。还有考核指标：两个月内至少发表一篇言论。

我从小喜欢文学，中学便有小说发表。但写言论之类的思辨性文章，一直找不到门径。

5号楼边上就是图书馆。只要不出差，无论刮风下雨，每天吃完晚餐，我就到图书馆翻阅报纸。专门看言论：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后、编者按……一篇不落地看，看到好的就抄下来。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抄到创刊号，3年多的时间，抄写的笔记本装满了３个“奇强洗衣粉”纸箱。

1997年我到河南虞城挂职，就带着这三个箱子，每天晚上反复诵读。

有了这份积淀，写言论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并引起了关注。邵华泽社长多次在大样上批示予以表扬。他还打听：“王慧敏是哪位女同志啊？”这份积淀，也为我后来开《下乡手记》专栏奠定了基础。

有人认为“新闻无学”。其实，新闻里面大有学问——没有学养绝对成不了一名好记者。

我的导师范敬宜很重视文笔，他说：“现在新闻圈里有一种不好的现象——轻视文字。如果谁要鄙薄一个记者，会在数说了一顿不是之后来这么一句‘这人，文字还行’。其实，这是把本末闹拧了。文字是新闻从业的基础，没有过硬的文字基础，绝对当不成好记者。”

遵从师训，我一直把“敬惜文字”当作新闻从业的信条。

2003年7月，时任社长王晨同志布置了一个任务。几个月后，我才交稿。当时的记者部主任杨振武替我做了解释。他在业务研讨《提倡“六易其稿”精神》中写道：

一篇稿件，实地采访半个多月，精心打磨一个半月，先后六易其稿，这就是11月4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刊登的长篇通讯《热血铸雄关——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军民戍边纪实》。

王慧敏每次完成任务都很出色，而这次，不但“八一”没有交稿，8月底仍无音信。一直等到9月22日，稿子来了，并附言：“因为题材和本人水平所限，稿子写得很艰难。六易其稿，自己还不是很满意，请领导斧正。”我连夜看完，深为其构思和文笔所感动，7000字的稿子，删改不过二十字。

10月22日，王晨同志认真审阅稿件后批示：“这是全国拥军爱民、戍边为民的一个典型。王慧敏同志坚持‘三贴近’，下工夫写出此稿。我意可作为特例，择机发表这一长篇通讯。”10月23日，张研农总编辑在此稿上批示：“一版转，发好。”

一篇驻站记者采写的稿件，社长批示作为“特例”，总编辑批示要“发好”，其被重视的程度之高，是不多见的。王慧敏在完成任务中所表现的“六易其稿”精神，很值得我们总结和发扬。“六易其稿”的核心是敬业。记者的敬业精神就表现在把新闻真正当作事业来做。具体说来，就是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我们报社，爱我们的报纸，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只有深深的爱，才可能为之奉献而无怨无悔。

……

尽管领导如此宽容，给予莫大的鼓励，但我心里明白：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功夫不到家。知不足然后学，学无止境！

三

“新闻靠脚板走出来，靠田间地头聊出来。”回头看看，自己写的有些“温度”的新闻，无不是源自新闻现场。

写《热血铸雄关》就是如此。

采访时，我向军分区领导请求：能不能沿边境线实地走一走？军分区领导不同意，说：“边防连队住宿很困难，有的地方压根就没有路”。我保证：“绝对不给部队添麻烦。没有住的地方，就和战士们挤一挤；没有路，战士们怎么走，我也怎么走！”

克州位于祖国西陲帕米尔高原，是新疆自然条件最恶劣的一个州。先不说这里的三四千米的海拔和砭骨的寒冷，光那份荒寂，就压抑得人难受。在边境线上奔波了半个多月，只看到过3个游牧的老乡。一个浙江籍战士告诉我：“在这里，别说见到人，就是看到一只野兔、一只老鼠都会让你高兴得跳起来。”

在某部边防6连，我借宿在战士宿舍。临睡前，辽宁籍战士小谭从箱子里拿出一只甜瓜，执意要让我尝尝。说是“八一”节时发的，自己一直舍不得吃。

瓜打开后就放在我床头的一块板上。谁知这只瓜惹了祸。熄灯不久，老鼠便争先恐后爬上那块放瓜的板。我打开手电一照，七八只老鼠围着瓜饕餮。有的老鼠竟爬上了床铺。光柱下，鼠眼贼亮贼亮……那夜，我拥着被子任凭老鼠在枕旁咯吱咯吱嚼个不停。在一分一秒数时间的过程中，我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全面的拷问。我们太幸福了！

几年前，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邀我去做访谈，主持人朱军问我：“你能为‘记者’下一个自己的定义吗？”

我这样回答：“记者，就是把新闻现场作为战场的战士。”

是的，只有把自己置身于新闻现场，记者才有用武之地，新闻这个职业才有存在的意义。“记者永远在路上！”这是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

四

这些年，分社都成立了新媒体，进了不少新人。我常讲：不要把新闻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而应该作为毕生坚守的事业。有了这样的定位，你才能从职业的“苦”和“甜”中，品尝到人生的乐趣。

确实，不具备坚贞的人格和强劲的毅力，绝对当不好记者。因为记者这个职业很辛苦，也有危险。

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了“7•5事件”。当时，我已经调到浙江分社工作。报社一声令下，我回到新疆任人民日报前方报道组总指挥。我们提供的有关情况，为中央研判和处理新疆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7月8日零点15分许，报道组在返回驻地途中，车行至乌鲁木齐市河滩路与新医路立交桥南时，遭到埋伏在路边的上百名手持利斧、砍刀、铁棍的暴徒的袭击。

顷刻间，汽车的保险杠、引擎盖、车灯、窗玻璃被砸得一片狼藉，车顶多处凹陷。有人还企图爬上车顶从顶窗施暴。

司机一边猛打方向盘左冲右突逼退靠上来的歹徒，一边迅速倒车。歹徒一边闪躲汽车一边伺机发动新一波攻击，一拨被逼退另一拨又冲上来，嘴里还大声呼喊着：“打死他们！打死他们！”汽车右侧的玻璃被斧头砍出一个洞，一把钢刀从洞口直捅进来……

命悬一线间！

公安部门出动数批干警增援，大家凌晨4时才最终撤出危险区域……

事后有人问我：“当时，你想到了什么？”

我回答：“当时什么也来不及想。只盼着突出重围活下来。事后，倒是想了许多——既然全须全尾活了下来，今后就更应该尽职尽责工作。”

当然，当记者也会有很多乐趣——当你的报道对激浊扬清有所帮助、对工作有所促进时，那种快慰是无与伦比的。

2014年昆明“3•1事件”后，我在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栏目发表了《像石榴籽那样紧抱在一起》。文章被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引用。现在，新疆许多公路边的广告牌上，民居的墙上，都写着这句话。

1995年，我发表的通讯《山这边，山那边……》，引发了安徽省长达半年之久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批示：“这篇稿子是一剂猛药，找到了安徽问题的病灶。”

我写的内参《塔里木河治理面临搁浅之虞》，被中央多位主要领导批示，争取了53亿资金，使塔里木河治理起死回生……

记者这个职业还能天天带给你新鲜感。我给单位的年轻人算了一笔账：记者的职业就是走南闯北，穷究万象。其间，你会看到色彩缤纷的不同风景，你会听到光怪陆离的不同人生。这种阅历，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也是其他行业艳羡而不可能做到的。

其实，人生不就是一种体验嘛！

五

一个主流媒体的记者，一个分社的领导，会面临着一种特殊情况——报纸的发行、地方关系的处理等问题，都需要时刻面对。该怎样去履行职责？

现实利益与记者的良知，难免会发生冲撞。心到底往哪里安放？

客观地讲，无良记者毕竟是少数，有些记者笔下的新闻之所以失去客观理性，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之间的关系。

我始终认为，只有把握了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的统一，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秉持新闻真实的原则。这就要求，新闻从业须臾不可脱离以下几点：不为利益所诱；不为高压所屈；不跟风起舞。这是一个记者的职业品格，更是一个媒体人必须秉持的道德操守。

有了这样的品格和操守，在新闻采写中，就能多一份清醒，多一份责任，更深刻地感知社会脉搏的律动。有了这样的品格和操守，就能自觉远离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等不正之风，端持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不去与世俯仰，不被大众裹挟，坚守人格独立。

从业这些年，曾有很多次“高就”的机会，也碰到过许许多多的诱惑，我都拒绝了。

因为，少年时代就萦绕在脑际的“记者梦”，至今仍未醒来。我经常提醒自己：人的一生非常短暂，能做的事，非常有限。趁着头脑尚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吧。

一个多月前，大雪连下三日。雪霁天晴朗，我沿西湖散步，信手在手机上写下了一段感怀：

艳阳初露头，沿湖信步游，心怀苍生方觉湖山秀；灵峰寒梅香，孤山茶花稠，晨昏伏案无视嬗节候；奔走城乡间，满脚沾泥土，叩问渔樵民瘼尽吃透；一件老头衫，从春穿到秋，沙发一蜷揉眼又一宿；不嗜烟与酒，诗书置前后，韦编屡绝仍然不撒手；定位孺子牛，伐恶效狮吼，荣华富贵与咱全无由；残阳已夕照，晨诵夜句读，扪心自问工夫可下够？仰止司马迁，秉笔重操守，不改初衷至今心依旧！

（作者系人民日报浙江分社社长）

责任编辑：冷  梅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ZpIOVGCMqzPrGcE0#rd

郭荞璐

【案例】

精神病院卧底十天，她开创了暗访先河，也把自己活成了新闻

2016-05-05 记者站
她未必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记者，却一定是第一个以记者身份闻名世界的女人。

而与一般的记者不一样，她不仅是写新闻，简直就是把自己活成了新闻。

她就是伊丽莎白·科克伦，但享誉的是她作为记者的名字——内莉·布莱。只要这个世界还需要调查报道，还需要暗访这种形式，人们就不该忘记这个名字。

在内莉·布莱生日的这一天，我们来重温她传（niu）奇（cha）的一生。



从入行的那一天起，内莉·布莱“自带新闻属性”的特质便显现了出来。别人进报社需要投简历，而她靠的是痛骂报社。

当时匹兹堡《快报》发表社论，探讨“女人适合做什么？”得出的结论是体面的女人前半生应该老实呆着，等男人来娶，后半生也该老实呆着，当一个不要工资的保姆。

18岁的内莉当即给报社写了封信，虽然信的内容基本是把报社骂成狗，但因言辞犀利，文笔上佳引起了特别注意。《快报》领导乔治·麦登特意发广告，“邀请那位写信批评我们社论的先生来我报工作”。而当内莉走进办公室时，乔治·麦登才吃了一惊：OMG，你原来是个女人！

从此，内莉·布莱在“从没有女人敢闯进报社办公室”的时代开始了记者生涯。而真正让她声名鹊起的，是来到纽约《世界报》。

内莉此时的老板就是大名鼎鼎的普利策，他给她的第一个任务是报道疯人院病患们遭受的非人待遇。内莉由此开创了暗访报道的先河，她装成精神病人，混进医院住了十天，然后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在疯人院铁栏的背后》。



内莉后来在《疯人院十日》的书中写道：

9月22日，《纽约世界报》问我能否深入纽约的一家疯人院，写一篇关于其病人境况和病院管理的报道。他们问我，这项任务会给你带来很大痛苦，你有足够的勇气经受吗？你能扮演好一个精神病人，在医生面前蒙混过关、跟疯子生活一个星期而不被人发现你只不过是个“混在里面做笔记的家伙”吗？我说，我认为我可以。我对自己的表演能力有点信心，而且觉得自己可以一直装疯卖傻直到完成报道。

我要忠实记录我的经历，一旦进入疯人院，就要调查清楚并描述出它的内部运作，这些内幕总被那些带着白帽的护士所掩饰，紧锁在铁栏里，不为公众所知。“派你去那不是为了耸人听闻。你只要记下你的发现，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该褒就褒，该贬就贬，必须真实。但你这笑眯眯的样子让我担心会坏事儿啊，”编辑说。“那我再也不笑了，”我说，然后着手去执行这项棘手的任务，后来发现它可真难。

若能进入疯人院——我并未抱太大希望——这段经历不止是体验一下疯人院的单调生活那么简单。这样一个机构里管理竟如此混乱，在其屋檐下上演着种种暴行，在此之前我都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一直都想更全面地了解疯人院生活——实际上是渴望确知上帝创造的最无助的生命，这些精神失常的人，能被温柔相待。我读过许多关于这种机构虐待病人的故事，我宁愿当它们是极度夸张或纯属虚构，暗暗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告诉我这都不是真的。

一想到这些精神病人是怎样被管理者玩弄于股掌之间，若管理者无意，他们怎样哭求都没用，我就不禁发抖。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好去了解黑泉岛疯人院的内部运作。

“一旦我进去了你怎么把给我弄出来？”我问我的编辑。

“我不知道，”他答，“但到了我们不得不讲明你身份，解释你为何装疯混进疯人院的时候，就会让你出来。”

我成功地进入黑泉岛疯人院，在那里度过了十个日夜，这段经历我将永生难忘。我装作一个穷困不幸的疯姑娘，并决意对随后发生的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都不逃避。随后一段时间，我耳闻目睹了这一无助人群遭受的更多不幸。

但请允许我说一件事：从我进入岛上疯人院那一刻起，我就没有再故意装疯卖傻。我就像平常一样说话做事。但奇怪的是，我的言谈举止越正常，就越被他们当做是疯子……

在我对疯人院进行采访并曝光后，纽约市决定每年多拨款一百万美元，用于精神病人的看护。得知我的工作让这些不幸之人获得更好的护理，我略感宽慰。

暗访精神病院已经足够传奇，但内莉·布莱并不仅止于此。她还是世界上第一位独自完成环球旅行的女人。



1888年，《世界报》模仿凡尔纳的著作《环游世界八十天》，派内莉·布莱绕全球一周旅行。她离开纽约，只身一人开始了长达24899英里的旅程。72天6小时11分14秒后，内莉回来了，创造了当时环绕全球的最快纪录。

从她留下的旅行日记中，你能否感受到“世界那么大，我已看个遍”的快意？

法国，亚眠  “我在Bologne下了船。本来想着行李要被检查，结果没有。路上连一个可以指路的人都没有，最后还是靠自己找到了去亚眠的火车。在餐车吃饭时，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服务员会说英语，而且愿意收美元。这趟行程很慢，很容易让人感到疲惫。但后来拜访了凡尔纳先生和他的妻子，让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意大利，布林迪西  “本来预计的是12点到达布林迪西，但是直到午夜都没到，我有点紧张了。最后，火车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人们开始往外冲，站台上都是大声嚷嚷的人。有一点要非常重视：一定要雇会讲英文的司机。”

埃及，塞得港  “这里的街道上有很多乞讨者，向我伸出手讨要。我并不觉得他们惹人生厌。放眼望去，一群群的乞讨者哀求的表情和佝偻的身躯，他们等着你给钱，然后离开，不再打扰你……”

新加坡  “新加坡的人不像其他地方的人。他们不用等着邻居或者报纸告诉人们他们的身份。而是靠着印在额头上的灰色标记表明自己的社会等级。”

香港  “港湾点缀在山与山之间，成百上千的船停泊在港湾，远远望去就像是放在地上的玩具。半山上富丽堂皇的白色房屋好像每家都有一个网球场。香港的夜景从山顶望去是无与伦比的，就像在天堂与天堂之间。”



内莉·布莱嫁给过百万富翁，办过报纸，经营过工厂，报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况……美国邮政把她的照片做成邮票，谷歌专门制作视频来纪念她的诞辰……

赞誉与争议并存，精彩却贯穿一生。这样的人生应该属于媒体人。

郭荞璐

【案例】


南方报业年度记者李维：新闻人要始终保持自觉意识

来源：蓝鲸传媒    傅婷          2016-07-15 10:02

近日南方报业集团网站发布文章《李维：始终保持自觉意识》。据了解，李维是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财经组记者，2016年获得南方报业年度记者称号。

李维认为，在《21世纪经济报道》是幸运的，它长期坚持的行业型报道风格，有着对这类报道特有的宽容、鼓励和支持，这种支持甚至会具化到每一位编辑老师的无私指点上。

李维强调，面对现实，新闻人时常爱抱怨的一句话是“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有时，更可怕的在于，“你以为自己是清醒且客观的，并且忽视那些提示你的声音”。

以下为全文：

来到21世纪经济报道三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认为，这个工作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可以充分发挥我的专业特长，实现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理想。这是其他工作无法体会到的。

不过回想入职之初，由于并无财经新闻工作经验，能够感受到的也许只有焦虑。

那时，我从一家每天上班要打卡四次的国企辞职，“再一次”以一名非正式实习记者的身份，在能否留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赌局中掷着色子。

说“再一次”，是因为上学时曾在21世纪经济报道有过一次短暂的实习，深知这里的“法则”：新人需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尝试，独立发稿量达标且质量超过报社平均水平，才有转正的可能。

所以，如何找选题，又该从哪个领域突破，是那些日子里每天做梦都会思考的问题。

“把一个话题做深”

“不要去毫无选择地追新闻，要有自己感兴趣的点，有专注的报道领域，把一个话题做深、做精，这样才会有好的资源积累。”在我刚刚入行时，杨颖桦老师对我讲。

大学时，我在财经领域的兴趣点是货币政策和通胀现象，但这与我所从事的财经版资本市场报道并不相交。

恰巧，那时业内发生了一个标志性事件——2012年年底，郭树清掌舵的证监会推动了机构创新，并大力扩宽了资产管理机构的运作范围。事后回顾，这项改革推动了金融混业程度的深化，并在后来对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带来了双重影响，而这也成为我早期报道的突破口。

不过，和每日被更多受众关心的股市新闻相比，资管只是个“小众领域”，有着天然的传播“天花板”劣势。这个圈子很小，即便是内部发生了天大的事，也只有特定的群体才会去关注。

幸运的是，《21世纪经济报道》长期坚持的行业型报道风格，有着对这类报道特有的宽容、鼓励和支持，这种支持甚至会具化到每一位编辑老师的无私指点上。

比如巫艳玲老师会同我一起分析、交流不同机构的业务模式;卜坚老师会鼓励我将机构变化的影响“做彻底”;简俊东老师对监管政策变化有着很强的敏感性和重视程度;李新江老师则会将他听到的同业间“新玩法”与我分享探讨。

而随着对资管、非标业务的持续跟进，一些比较前卫的内容，成为快速积累采访资源的契机。

比如一篇揭示某股份行如何利用“总收益互换”等衍生品从事监管套利的文章发表后，许多来询问这篇报道的机构人士，后来都成为我生活中的朋友和工作中的消息来源。

须知，当初全国开展这项业务的银行只有一两家，即便一些业内人士，“总收益互换”对他们来说也颇为陌生。一家媒体能为这类题材留出报道空间，至今仍感到一丝神奇。

我也曾怀疑，这种晦涩、生硬的“圈子式”报道，在缺乏传播效果、点击量的支撑下，究竟如何创造新闻价值?但《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许多报道也是如此，以至同事调侃，某一版块的记者，很可能看不懂另一版块究竟在写些什么。

一位行业前辈的回答也许在解释我内心的疑惑。他说，关注传播和流量，那是网媒该干的事，传统媒体要讲影响力才行。

纸媒迎来寒冬的今天，这个说法让我重新思考媒体的意义。我始终相信，即便是新媒体技术大行其道的当下，新闻业的终点也绝非波兹曼笔下预言的“供人类娱乐消遣的食材”。

其实，“唯流量论”也不是新闻业的错，它是社会赋予媒体价值评估体系单一化衍生的必然结果。如此风气下，流量的大小甚至直接决定了媒体的广告收入。

从这个角度看，我并不反感媒体的传播诉求，但是否要为传播牺牲内容质量、专业性和准确度，则是一件需要取舍的事情;何况，受制于流量化估值的网媒也许是身不由己，但传统媒体若也如此，则无异于杀鸡取卵。

延伸擅长的那部分

后来我发觉，小众领域的专注尝试，并非不能在更广范围的主题报道中发挥作用。

2014年年底，A股牛市扑面而来。起初我并未对这个市场过多关注，原因除了受长期关注范围的局限外，当时我对追踪二级市场股价变动的报道并无把握——因为如果无法挖掘特有的逻辑、角度或独家信息，市场稿很容易沦为无意义的口水新闻。

但后来，此轮牛市中各类杠杆投资工具的大面积应用逐渐吸引了我的注意，若仔细对照能察觉，大部分杠杆工具恰恰基于资管产品的结构而设立。

而早期在资管、非标领域所建立的认知结构，或许也让自己更早地意识到“杠杆市”有可能对市场产生的影响。

2015年1月，我曾在脑海中对A股杠杆可能带来的涨跌扩大效果，进行了粗糙的沙盘推演。“加杠杆——上涨过快——融资盘积聚——降杠杆——大跌——爆仓——上报案例——风险反馈——再降杠杆——再大跌。”那时我在朋友圈中这样写道。

于是上半年里，A股场外配资活动的变化、融资盘的累积以及监管政策的调整，成为我基于资管领域报道向外延伸的重要对象。

也许是这种提前预估的“第六感”，对于后来股灾发生后的新闻跟进起了效果。6月15日的第一轮股灾启动日，我在当天报道中提示，非机构类配资账户正在遭遇强制平仓的清理，这大概成为那时首个涉及“强平”事件的记录。

而随着对配资活动报道的增加，我收到来自配资行业的反馈和爆料也不断增加。这又成为后续跟进的动力，甚至一些早年参与配资系统设计的资深人士也主动来分享感受和提供线索。

在这种互动的基础上，我又围绕配资业务链条的起源、利益链条、监管漏洞等角度进行了连续还原。也许是巧合，最后一篇文章发表的次日，证监会等多部委启动了针对场外配资活动较高规格的清理行动。

无法证明管理层的动作是否与稿子有关，但后来报道与市场状态、监管政策的互动关系却不再难于见到——无论是对整个场外配资链条的还原，还是对收益互换、结构化专户等模式的调查，许多报道确实曾引起了市场的反应和监管层的回应或措施。

回到起点，或许正是此前对资管、非标等小众领域的长期关注，以及21世纪经济报道对这种报道的鼓励，才让自己幸运地在股灾、杠杆市的乱麻中找到关键点。

搞个大新闻?

对特定领域保持关注，成为记者生涯中的路径选择，而也有另一些东西，是后来发现作为记者应当格外警惕的。

2013年我还是实习记者的时候，我的一篇私募案报道发表，一度引来其他媒体的跟进和有关部门的沟通，这让职业生涯初期的我初尝了新闻行业“影响效能”的快感。

尽管后来发现，类似的新闻效果只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们的常规产物——例如一篇报道引来监管回应或上市公司的公告解释，或是一篇调查导致某些机构业务遭到叫停。

我猜，这种“影响力”体验的诱惑和背后的无限可能，也许正是一些同行仍然选择坚守在新闻岗位上的原因之一，甚至新闻理想也在某些时候被具化成“能够用文字改变些什么、影响点什么”。

“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我后来察觉，沉浸在这种“笔下快感”中的我们，似乎也在承担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就在完成私募案报道的半年后，我又对一家违约的P2P平台进行了揭露。随后，有关部门的介入让涉事平台遭到查封。

事后，有投资者向我抱怨，那些平台的融资方是一个资金链尚未断裂的工程企业，如果能够协商处理，不排除最终会走向一个双赢局面的可能，但如今，他们收回投资的希望变得渺茫。

被投资者“抱怨”，并不一定意味着报道的失当。但这事给我的反思在于，报道在某些时刻是否真的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否会因为报道企业或个人问题，进而给无辜者带来伤害?

如果是，那么记者此时陶醉于“搞个大新闻”的诉求是否依然正当?

警惕装醒

罗诺老师说，要“知道十分写三分，得饶人处且饶人”。他的调查报道曾让多家违法的上市公司被查办，但随之到来的公司停产、职工下岗，却并不是他所愿看到的。

“这就像挤兑，如果大家都相信银行明天要破产，那银行肯定会破产。有的公司被你们写了，本来挺好的，结果银行一抽贷，全完。”一位银监系统的长者向我解释。

也有一位好友表示，报道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记者无从判断什么才是“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并不需对报道后果负责。

对这个问题，索罗斯曾在他的反身理论中进行过抽象描述——反身理论认为，人类观念对现实的投射往往存在常态化错误，而错误的观念又会从根本上影响甚至改变现实本身，这个假说吸引了我的注意。

党报集团记者的身份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切实承担起社会责任，说真话、鼓实劲，团结人民、服务大局——这种自觉是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必备素质。

而观念的“很可能出错”也在另一个侧面提示我们，若不加以节制地沉迷于“搞个大新闻”，记者很容易陷入一种以创造“影响效应”为目的的职业陶醉感，而这种自负，又有可能给真相带来新的扭曲。

是的，给现实带来扭曲的除了虚假，也有可能来自把部分真相视为全部的错误观念。例如当我们报道某家企业资金链将断前，它有可能刚刚获得一笔救命的贷款。

这种职业陶醉感可以包裹许多要素一同登场：记者的正义、善心、感动以及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爱欲——这些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形成摧枯拉朽的破坏力。

没错，面对现实，新闻人时常爱抱怨的一句话是“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有时，更可怕的在于，“你以为自己是清醒且客观的，并且忽视那些提示你的声音”。

http://www.guanmedia.com/news/detail_27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