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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伦理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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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发表于 2019-11-8 22:22:5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邵亦波:科技向善所面临的结构性难题 | 科技向善大咖说


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 、哈佛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双学士,1999-2003年创办易趣公司并任首席执行官,2007-2018年参与创办经纬中国并任管理合伙人。邵亦波现为Evolve Ventures and Foundation创始人和董事长,该机构致力于投资和资助对社会和人类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有益的企业和慈善机构。
作为Evolve Ventures and Foundation创始人、知名投资人,邵亦波无论是对中美现代公司体制还是商业运作模式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在与腾讯研究院的对谈中,他介绍了美国公司在「科技向善」方面的一些经验与实践,并探讨了企业家在其中应当扮演的角色。以下是访谈全文:

腾讯研究院:您怎么理解科技向善?

邵亦波:先说企业向善,再谈科技向善。首先,企业在现代社会中起到的作用比几十年前要大很多,它应该是目前全世界最为重要的实体之一。但最近三十年,股东利益最大化成为企业经营最主要的一个目标,甚至是唯一的目标。这种转变造成了很多不好的社会影响,因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并不代表社会利益最大化。深入考察当下大多数企业的出发点,你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在造福人类而是为股东创造利益。

在美国,有一些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最近十年有三种公司形式相继出现,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这个状况。

一类是公共利益公司(PublicBenefit Corporation,以下简称PBC),PBC鼓励公司在制定决策时,除股东外还考虑多个利益相关者(如社会、工人、社区和环境)的利益。当优先考虑的是「公共利益」而非直接股东利益时,PBC公司董事可以受到保护,在一些情况下可以被免于被股东起诉。截至2018年,美国共有31个州可以接受PBC公司的注册,在册公司数量超过4000家,其中不乏Kickstarter和This AmericanLife这样的知名品牌。

另一类叫作B Corporation(共益企业)。B Corp认证(或称为B Lab认证)是由全球非营利机构B Lab为营利公司颁发的私人认证,认证企业需要通过系列在线评估并达到最低分数线才能获得机构认证,评估主要涵盖对社会及环境的影响力等维度。认证企业需要将B Labs要求的企业主对股东的相关承诺纳入公司内部章程。如需维持认证身份,企业需要缴纳数额为500到50000美金的年费,同时,B Lab每年还会对10%左右的认证企业进行抽查监督。截止2016年,全球50个国家130个行业共计1863家营利企业已获得BCorp认证。

此外,还有一类公司形式是社会型企业(social enterprise),主要从事的是公益性事业。它通过市场机制来调动社会力量,其法人身份可以是营利性质的,也可以是非营利性质的,表现形式也可能是共同合作模式、成熟的组织构架、非独立实体、社会商业或慈善组织。目前,美国很多企业都宣称自己是社会型企业。

腾讯研究院:您认为现有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或从事公益活动,与「科技向善」有什么区别?

邵亦波:如果企业的整体目标是向善,可能会更好地解决一些问题;但如果是一只手在抓经济利益,另一只手在做社会善事,效果就不会太好。就像Facebook,目前很多研究发现如果过度或过早使用社交网络,对使用者的心理健康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比如青少年的忧郁症和焦虑症就可能与过度使用社交网络存在一定关系。扎克伯格在公开场合对此不太承认,但与此同时,他又捐了很多钱给医院,我想说的是,如果他愿意改变Facebook的一些设计,对人类健康的帮助可能远远比捐助医院大。

另外,有些大企业家捐助孤儿院,当然是好事,但他们对几十万的员工并不体恤,其实向善可以从身边、从企业内做起。从深层次看,在身边、企业内向善其实比捐钱困难得多,因为对企业主而言,无论是赚钱和捐钱操作都相对容易,并且会让人崇敬,使股东满意;相反,公司向善很可能导致股票表现糟糕,而做公益也鲜少有人指责,权衡之下就很少会有人做这样的「傻事」。要做到真正的企业向善,需要企业家自身的修炼,需要他或她有更多的智慧和爱心,包括真正的爱自己,不依赖外在的赞许。

腾讯研究院:除了了解自身带来的问题之外,科技向善如何引导科技为社会带来更多福祉?

邵亦波:确实,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企业可以用科技真正造福人类,提升人类内心的幸福感,加强内心的感受。硅谷现在也有一小部分人在做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个组织Transformative Technology Conference,创始人NicholBradford是原动视暴雪高管,曾经将《魔兽世界》引入中国。有一次她参加了一场为期七天的冥想活动,后来就离开了公司,去从事这个全新的事业。这个组织每年会把几百个有相同愿景的创业者聚集在一起,帮助他们起步。

另一个实例是ParentLab。父母教育对孩子一辈子幸福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家长其实对育儿这件事并不是太了解,很多关于小孩大脑和心理成长的基础知识都不知道。开车需要考驾照,育儿反而不需任何学习和准备,结果是家长身心交瘁,而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受到很多有形和无形的伤害。Parent Lab花了两年时间系统性地采集和整理了育儿知识,每个年龄段涵盖20多个课题(比如家长如何处理6岁小孩和手机、iPad的关系等),通过开发一些产品普及这些知识,也在准备中文的产品。

腾讯研究院:您觉目前国内外大型科技公司实践科技向善时,最大的障碍有哪些?

邵亦波:我觉得首先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衡量一家公司的价值,基本上是取决于公司的预期利润。如果采用这样的估值方法,那公司的价值就与其社会贡献并没有太多的联系。

举个简单的例子,两个设计者共同设计一款社交软件,其中一个设计者比较关心这个产品是否能真正给用户带来好处,他设计时并不着重考虑让用户每天使用他的产品,而是更注重于建立一些长久的、有意义的和深层次的人与人的连接;而另一个设计师的想法是,我们就做一个比较浅薄的社交媒体,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户的使用时间,让用户天天刷屏。相比较而言,后一种设计思路很有可能会比前者吸引更多用户,带来更多的广告收入,再提供一些容易使人成瘾的游戏与服务,那这个产品的利润也就更好了。

但我就不想做前一种产品,我想帮助用户建立线下的、更深层次的连接。虽然线上会有一些吸引用户的设计,但是也不需要每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要用户使用产品,而且在挑选游戏时,也会倾向于挑选一些不太容易让人上瘾的游戏,甚至是可能对身心健康比较有好处的游戏。这种产品会更多地造福于社会,但在现有经济环境里,第二种产品可能会获取更多的利润,更加容易得到VC(风险投资)的支持,上市企业估值也会更高,几年过后,它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

总体来看,问题的本质是资本市场对企业价值的定义——根据公司赚钱多还是少来决定价值——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做一些调整的。例如近几代苹果手机提供了「屏幕时间」的功能,用户可以评估自己的使用时间。Google现在也在Android上推出了类似的软件,Google的前员工 Tristan Harris 还专门创立了TimeWell Spend组织推动整个行业和全球这样做。

我觉得应该推动科技向善,但是要根本解决问题——我们衡量一家公司是否成功主要还是看创造的经济价值而不是社会价值,所以科技向善成为普遍的行动指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腾讯研究院:科技向善是否能成为企业的竞争力?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是否可能一致?

邵亦波:我觉得二者有些地方是有重合的,在一些情况下,做向善的事情,能够帮助公司更好地实现商业目标。比如说一个社交媒体提倡做「干净」的产品,页面内没有很多广告,因此用户会获取更舒适的体验,同时增加产品的使用频次。从这个角度出发,用户的使用粘度以及对产品的喜爱度可能会更高,这对企业也是有益的。在这种情况下,向善的结果和公司的商业目标可能是一致的。

但有时也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例如之前提到的社交产品设计的例子,所以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从更深层次看,这其实关乎到我们每个人是否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一个用户选择使用这个产品,购买这个服务,就意味着这个产品或服务对他来说是有益的么?答案是不确定的。即使有很多时候我们做的决定对自己是好的,但是往往也有很多时候并不如此。我们的身体是经历几百万年进化过来的,有很多生物上的反应其实对我们是无益的,比如吃糖。在猿人时代,我们的种族很少能碰到糖,一旦碰到就要大量摄取,这是当时的最佳策略,这一身体反应一直保留到今天。我的意思是,我们的生理反应并不一定代表最佳选择。
从底层逻辑向上推演,其实我们今天做的大多数决定对自己而言是不太好的,包括一直使用手机,开车时的路怒情绪以及暴力教训自己的小孩等等,这些决定并不利于自身长久的幸福。

在科技领域,一些企业雇佣了大量的程序员和科学家,去发现和利用这些古老的生理机制,比如很多产品是在利用人脑的多巴胺机制,它们与吸毒调动的是同一个机制。

关键在于,你不能说被人们需要的就是好产品、好企业,如果是对社会有意义的企业,它所考虑的是我如何能够通过对每个用户的了解,推动他们去做一些对自我身心有意义的事情。要做到这件事,需要企业家有更多的智慧和爱心。

腾讯研究院:科技向善的突破点在哪里?

邵亦波:科技企业的员工会成为科技向善的一个撬动点。以前,科技行业中的大多数员工都是为自己所处的公司与行业所自豪的。当他觉得这个公司是造福于人类的时候,他愿意去为这个公司去奋斗、去创造。

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说,人才是它最重要的财富,如果员工系统性地对公司或行业失去敬仰,这将对整个公司抑或是整个行业造成非常大的动荡。
另一方面,公司最高层决策者也需要谨慎思考、界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许多人对身价、排名还是十分看重的,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一定要做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要在财富榜上排到第几位等等。但对有些富豪来说,他可能已经很有钱了,有更多的钱不再有太大意义。这个时候他有机会做出一个「向善」的决定,但这需要很大的决心、毅力和智慧。

(以上内容为【科技向善 · 大咖说】精简版,完整版本请期待《科技向善白皮书》)

来源: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
作者:邵亦波

编辑:冯梦玉

1009#
发表于 2019-11-8 19:46:2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我只是个过气的记者,却还因“记者”坐了五年牢!

“你是不是记者?”格祺伟刚坐上被告席,就与检察院公诉人因“记者”的身份问题进行激烈争论。


对于这个问题,格祺伟回答得很干脆:“我是!”


公诉人问:“你有没有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记者证?”


格祺伟答:“被抓的时候我没有,我曾经有过,我2009年参加工作,因为我有新闻采编资格证。”


公诉人之后继续追问。


格祺伟改口称“是被抓前未取得记者证。”


格祺伟说,他发了稿件,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是记者。


“我强调我事实上是记者,这就相当于我儿子都生出来了,你问我有没有男人证。这不是滑稽吗?”


以上内容,是当年我在法院开庭的第二天,湖南当地媒体报道的庭审内容。内容基本属实,只不过,遗憾的是,我在法院的庭审直播网站上已经找不到关于以上内容的记录。


2015211日,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那个设备最齐全,面积最大的审判庭,公诉人与我就记者身份争论了11分钟……。


为什么就这个是不是记者的问题争辩了这么久?













我刚出事的第二天,媒体报道内容还是“全媒体记者格祺伟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网络记者格祺伟被刑拘”。被捕之后,我的头衔又顷刻间成了“假记者”、“网络大谣”,等到法院一开庭,我又瞬间成了“网络大V”。


身陷囹圄,我无法左右别人对我定义,始终摆脱不了那些强加于我的“头衔”。而,法庭之上,是我唯一自己可以发声的地方!


之前,那些监督报道是我署名发出,但审核发出的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认定的合法媒体机构,转发报道的甚至许多都是国家级新闻单位。


我报道了那么多的新闻,报道过后均未接到任何相关单位与个人对新闻的真实性提出投诉举报!但,我偏偏在这个时候就成了舆论口中的“假记者”!










如果以记者证论真假记者,我估计现在仍有大把在新闻媒体单位工作的记者会沦为“假记者”,原因就是你没有记者证!


根据规定,记者证是在新闻媒体单位工作的采编人员向外采访时唯一的合法身份证件。


但是否有没有记者证就是能够作为衡量与鉴定“假记者”的唯一标准呢!答案肯定不是。


记者证的申领需要足够的时间,从新闻采编从业资格考试到记者证的申领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有时,从一个报社离职到另外一个报社,一边要注销,一边要申请,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而作为新闻单位,你工作是不可能因为这个时间而停下来的。


没有记者证,采访、报道,这在媒体行业里真的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请永远记住,记者仅仅就是个记录者,一个应该记录真实的卫道者!


记者是一个法定的职业吗?不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目前并没有出台《记者法》,所以记者并不是像警察、法官等等一样是一个法定职业。









记者,在现代汉语里的解释是: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机构中担任采访、新闻写作、摄影的专业人员。释义指:从事采访和报道的工作人员。


百度释义:记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行业。主要从事新闻纪录,新闻报道等。


记者,也可以理解为:通讯社、报刊、电台等釆访新闻和写通讯报道的专业人员。亦作为从事编辑、采访、评论工作的新闻工作者的统称。


记者的工作就是:运用观察、访问、调查等方式,收集有新闻价值的素材。


记者是从怎么形成的?!


根据网络检索的资料显示:16世纪,意大利港口城市威尼斯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那里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急需了解商品原料产地、销售市场以及有关交通、政治、军事等情况,于是有些人就以采集和出售政治和宗教消息、商业行情、航船行期等新闻为专门职业,成为早期的新闻记者。


看看,还原一下,记者就是一个记录者!


记者仅仅是记录者,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做记者?


根据公开资料介绍,在有新闻自由的国家,通常不限制记者的学历或条件,所以从事记者工作有许多不同的管道。


很多记者在大学或研究所就读新闻、传播等科系,毕业之后立即投入新闻工作,是最典型的一条路。


在德国等地,记者也可能是先完成其他专业学位后,才就读短期的新闻学校,培养新闻采访、写作能力,或是高中毕业后进入媒体实习,由媒体负责教育。


此外,政治、法律、社会、历史、语文等文法科的学生,因为所学与记者工作相近,担任记者的也很多。


在西方还有许多不在固定媒体工作的记者,一般称为“自由撰稿”或“自由记者”,接受媒体委托或靠投稿维持生计。


法庭上,审判长对我说,可以就起诉书指控我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


我回答:我不认罪。







我不认为我是在做敲诈勒索的事。我是邀参与受聘到报社,是接受领导安排才写的新闻报导稿件,并不知道报道后,报社相关当事人具体的商谈及后续事宜。

我拿的钱只是正常应当获得的稿费。


2016516日,法院审理判决我犯敲诈勒索罪有期徒刑六年。我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201724日,当我已经在看守所关押了三年六个月,二审法院以我认罪态度好,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此时,媒体对我的报道,我的头衔又成了“网络大V”!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既不能摆脱那些强加于我的各种头衔,也无法改变那些不实的枷锁!


2018828日,在这个三个8的大吉大利时间里,我刑满释放。而只有自己知道,我居然还多坐了一天。因为我清楚的记得,我是827号晚上被刑事传唤,第二天,828日刑事拘留。


五年时间,整整五年,我没有减一天刑期!既然无罪,减刑又还有什么意义!?


出来后,我选择了申诉!这个申诉不为结果,因为我知道,我改变不了这一切!但,我一定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也因为,我还愿意相信法律!


我因报道而获刑,深牢大狱五年。但到了今天,我仍然没有放弃自己曾经的理想与追求!我不时会从一堆判决文书与媒体的报道中里扒出一个“故事”来,虽然做不了记者了,但还是希望能够记录传播一些真相!


按照当下时髦的话讲,那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这年头,在社会上跑,要是没有点“初心”,真的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的初心就是:追求正义,使命就是:探求真相。做一个说真话的人,如果可以勇敢一点就是,做一个敢说真话的人!


现在的我,只是一个过气的记者!!!


来源:微信公众号:深闻号
作者:格祺伟

编辑:冯梦玉



1008#
发表于 2019-11-8 16:56:0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一个调查记者的自白:你们不是真的需要我


我是个调查记者,算来我的记者生涯也有四年了,不短不长。我做记者的原因很简单:想要去远方,去很多个远方,看看那里的人那里的故事。



大二下的某个夜晚,真是鬼使神差,我偷偷溜进了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个讲座,从此迷上了记者这个职业。


那天的主讲人是王克勤,“大爱清尘”公益项目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名资深记者。


他谈起在做调查新闻时的经历,采访过程像是一部警匪片。比如有一次,他在探访一个发生了矿难的村庄时,矿主的人把守着进村的路口。他翻山越岭,硬是走了几小时山路进村。


进村只是第一步。村民们大多在矿上工作,他们不想摊上事儿。一张外来的陌生面孔,既要找到遇难者家属,又要避人耳目,鬼鬼祟祟犹如“特务”。


特务倒也罢了,至少在接头时,他们还有信任基础。但是有的受害人家属,会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否认自己说过的话。王克勤有个习惯,他把受访人说过的内容写在纸上,并让对方“签字画押”。可谓步步为营、如履薄冰。


这一切做完,还要想着如何脱身。王克勤谈到,他有一次暴露了行踪,抢在对方之先离开了村庄,却在路上遇到关卡。他假扮成老农民,坐在三轮车车厢里,一个劲儿地吐着烟圈。在烟雾中掩护自己,终于“逃出生天”。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很多情节在记忆中变得模糊,我却记得当晚的感受:“记者太有意思了!”



可惜,专业成为我的第一块绊脚石。我读的是生物工程,与新闻行业八竿子打不着。找工作的时候,招聘方都有专业相关的要求。我恨恨地望着那一页纸,只能感叹,本专业它真的是个坑啊!


更大的阻力来自家庭。他们认为,毕业是个重大的人生节点,能找到工作就是成功转型了,哪怕一个月挣五百块也可以接受。但是限制也很明确:绝对不能离开重庆。


前途无望、后顾茫茫,在我左顾右盼的焦虑之中,招聘季滑入尾声。那一年,重庆媒体几乎没有招聘信息,仅有的几个名额,想来也轮不到我。后来,在201545日,我骗家里说,要留在学校里做实验,偷偷地买了北上的车票。


那是我投出去的简历中,“唯二”的回音,另一个是内蒙古某某都市报。我选定了北京的这家,这可是个大报社:北京青年报!


好吧,我承认,它只是北青报下的一个小报,全名是“北青社区报世纪城版”,每周出版一期,还只有四页纸。


它招聘的记者,主要在北京西四环的一个街道工作,每天在各个小区里转悠,抄录通知栏上的停水、停电信息,当天就发布微信。或者采访一下居委会的文艺活动,或者是某个二胡拉得好的大爷,又或者是一次广场舞比赛。





尽管它只是一张薄薄的免费赠送的报纸,但——它能给我署名记者啊,我已是求之不及,在火车上站了24小时去北京面试,即将返程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了负责招聘的站长,酸溜溜地告诉他,北方天气真的和南方不同,很是清爽自在。


言下之意:“你可要让我再来啊!”很幸运的是,他立刻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我欢欣雀跃地回到重庆,订好了再去北京的车票,临走之前的一天晚上,才正式告诉了家人一切。我的想法是:工作找好了,车票买好了,明天就走了,告诉你们一声儿。


无论何时回忆起来,在北青社区报的日子,都是我最元气满满的时光。我花400元买了一辆单车,每天骑着它,用一个小时在家与公司之间来来回回。每周出版一次的四页报纸,我总会在我的名字前的“记者”字样处,多看上两眼。


回忆起来,那时没有做过“大新闻”,但是对于哪个小区停水停电如数家珍。20158月,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事件,我觊觎着它,一夜没睡。天津太近了,我和另一名同事嚷着要去现场,一个快要退休的记者却讽刺道:你们去了能干啥啊。


天津没去成,我在社区报做过的最大的新闻,是一名男子点火烧了一辆车,这事儿就发生在世纪城。我受命前去的时候,心情那叫一个激动,跑到现场时已是一身汗水淋漓,目击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反而劝我:“你别着急啊,先休息一下”。


也是那次经历,我第一次见到了“大报记者”。相比之下,他们可真有风度,一群人来了之后,扶着栏杆望着烧毁的车,互相聊着天看上去很熟。京华时报来了,北青报也来了,他们说着,新京报的在哪儿啊?怎么这么快就发稿了?


我望着他们,看他们气定神闲的样子,心里默想着:嗯,大报风范。


虽然没有“北京情结”,但既然到了北京,我也没想在社区报做一辈子。事实上,我在那时的计划很明确,分三步走:

一,先在社区报干上两年,等机会去市级媒体,比如北京娱乐信报?

二,再做个两三年,看有没有机会去个北青报、或者京华时报?

三,做到了五六年时,或许有机会试试新京报?


就这样,我把自己至少十年的人生给安排了,没有想过记者以外的任何可能。记者多好啊,能够公司报销着到处奔走,听别人讲故事,还有钱赚!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北京娱乐信报率先关停。不到两年时间,京华时报也作烟云散了。我始终记得在采访中遇到的京华时报记者,他们似乎总是一男一女两人搭配,在各种突发现场闲庭信步地走着。我还没来得及明白缘故,它就没了。


世界总在变化中,我也没能遵守自己的“规划表”。不到半年,我离开了社区报,去了最高检下的一本机关刊物,在即将转正之际,机会终于来了!


2016年初夏,南方省份的某知名报社,开始了社会招聘。我顺利通过了面试,激动坏了,在当时的我看来,它并不比新京报差,岂不相当于在毕业还不到一年时,成功地“一步登天”?


然而,进入这家报社有很多限制,我却在狂喜之中忽略了:

只是实习、不一定转正?——没关系!

试用期不签合同?——没关系!

试用期可能一两个月,也可能半年以上?——没关系!

实习期间的工资很低?——没关系!


事实上,我根本没有问过工资多少,怎么转正的问题。在大学期间,我读过的那么多丛书当中,记者们突破层层艰难险阻,如何获取了被隐瞒的真相,这些故事有很多是发生在这家报社的。我首先是相信它,这是先验的。其次才是相信自己,不畏艰难。


进入报社后,没过多久,我报道了一则在IT圈影响深远的事件,即一个“白帽黑客”在互联网公司的举报下被抓。报社领导来问:“有没有兴趣去广州,去深度报道组?”


当然愿意!


我既没有得到钱,也没有得到合同,却乐滋滋地退掉北京的房,交付了五千多块的违约金。又是自个人买票,到了广州租房子、买家具,兴冲冲地报到了。2016年的下半年,我终于做上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勉强算是个调查记者吧”。我想。




尽管研究调查记者的学者,并不会把我算在其中,但在那时,从“白帽黑客被抓事件”,到乌云网整个覆灭,从东北虎咬死下车乘客,到杨永信的13号室再掀波澜,从网络主播虐杀动物,到网络主播做假公益骗钱,再到直播中数不清的诈捐事件。我做了些大大小小的独家,也曾把犯罪嫌疑人曝光出来、送进牢房。

感觉不赖。


但是,调查记者的生活有够苦X。每天的深夜凌晨,到早上一醒,便开始四处搜罗选题,在报社里动不动加班到深夜。“996”算什么?最怕的是24小时随时响应。


另一方面,在爆料平台里的海量信息中,别指望有任何“正能量”。我发现,最多的就是主张自己遭受了冤屈,十几二十年不得平反的人,他们把整个人生陷了进去,申诉材料的厚度比得上《三体》。其次,便是举报违法平台骗走了钱财的。


对我来说,最大的负面情绪的来源,是调查报道已经刊发了,却丝毫没有反响的时候。能够引发讨论的报道,在记者的工作中属于凤毛麟角,更多的冤屈和不公石沉大海。


我常常自嘲说:关注调查报道的,除了期盼正义的所谓受害人,以及盯着差错想找麻烦的“被调查人”,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会看调查报道了。


只是有的时候,当某个热点事件疑点重重时,会有人终于想起来感叹:现在的调查记者太少了!这种声音总不乏响应者。但在平时的话,呵,不存在的。




2016年下半年,越来越接近年底时,我的钱袋子也渐渐空了。然而,合同依然没得签,转正遥遥无期。尽管直接领导说:“稿费我一定保障,给你的比正常记者还高一等”,但七个月下来,只有一万余元,连在最初搬家时的亏空都填不上。


最为紧迫的时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只能吃一碗13元的杂酱面,外加一瓶冰镇可乐。后来,饿到难以为继了,我离开了那里。再到后来,有人评价我说:“向XX这个人做新闻,还不够热情”。


满身疲惫地回到重庆,遭遇家人的白眼,自是不可避免的了。真如新裤子乐队唱的那样:“忘了吧那摇滚乐,奔腾不复的时代。”


我对此反思了很久,谁叫我在当初空自信任?在个人的理想情怀高涨时,容易看不清现实,那就要承担被现实踩踏的后果。我现在也了解到,比我更优秀的、从各大名校毕业的、怀着憧憬在报社里耗到失望的年轻人,多的是。


归根结底,调查记者虽然面临“濒危”,但并不属于“珍稀物种”。人言道,物以稀为贵,有人就以为,仅存不多的调查记者是很珍贵的。我个人的看法正好相反:是因为不再需要了,所以数量很少。也是因为不再需要了,“供需关系”中,“身价”更贱。


在如今,职能部分逐渐新媒体化,其所拥有的权利,让它更容易了解到权威性高的真相,而互联网的多种渠道,让它更便捷地回应公众的关切。很明显,不只在一次热点事件中,公众呼吁的是“等待官方通报”,而非等待媒体调查。


传播生态的改变,很迅速,也很残酷。草莽英雄也好,“无冕之王”也罢,只能活在偶尔才有的一次次集体回忆里。



与其执着于旧日的光荣,动不动作出苦大仇深状,那是很招人嫌的。还不如顺应改变,在碎片化的时代做出深度报道,呈现出真相背后的深层次肌理。虽然很难,要求更高,但好歹能够“自高身价”。


有时候,我也会回头,看看三四年前的那个少年。他为了一份职业,几乎是离家出走。为了一家心仪的公司,忍受着日日夜夜的饥饿,但他依然热爱他的工作。


假设,现在的我回到过去,我会阻止他吗?答案是——


——会的。


我会阻止他,想办法断了他的念想,也不介意把难堪的往事说给他听,或者告诉他,他是真的天资不足,总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总之,我会不遗余力地阻止他。


因为我知道,他是不会听的。


就像是同行之间在聊天时,几乎都会感叹说,工作多苦生活多难。但在下一个新闻现场,我总是又一次看到他们,仿佛是注定了的相遇。


我不喜欢亦舒的调调,她有一句话,我却喜欢:“墙高万丈,挡的只是不来的人,要来,千军万马也是挡不住的。





献给11.8中国记者节



来源:微信公众号:南风窗
作者向由
编辑:冯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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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发表于 2019-11-5 20:19:02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菁英图强 | 从伦理角度化解智能时代的技术风险


智能时代的伦理反思


为加深研究生干部对人工智能的了解,深化对智能时代的认识,帮助研究生干部树立智能时代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进一步明确青年的时代责任担当,11119时,西南大学第十三期研究生干部培训学校之“智能时代的伦理反思”讲座在中心图书馆9楼学术沙龙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校研究生会主席夏浩然主持,近120名学员参加。


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为邱德胜老师,现任西南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重庆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教育部研究生学位论文通讯评审专家,英国卡迪夫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讲座伊始,邱德胜老师从科技革命角度,为同学们介绍了智能时代的开端、“人工智能”的内涵及发展概况。邱德胜老师指出,2016年被称为全球的“人工智能革命年”,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如今的人工智能已经以便捷而新颖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他为学员们详细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分类和主要算法,拓展了同学们的知识面,深化了同学们对人工智能的了解。







“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存在的最大恶魔”,邱德胜老师援引斯蒂芬.霍金的话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在未来对人类构成威胁,人类在围棋“人机大战”中失败后,大众普遍对人工智能产生了恐惧。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或将面临隐私权被侵害,健康权、生命权被剥夺,公平正义被摧毁等重大风险,如若不提前防范,则会威胁到全人类的未来发展。








虽然存在恐惧,但是不可一味逃避。邱德胜老师指出,有问题就要寻求解决的方法,人工智能的隐患需要相关的工程师保持伦理意识,肩负起相应的伦理责任,包括但不局限于保护隐私和珍爱生命。







在讲座最后的答疑环节中,学员们竞相提问,邱德胜老师也一一做出细致的解答。最后,邱德胜老师表示,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是辩证的,需要无尽的思考。面对智能,面对科技,我们既不能消极地抵制智能科技,也不能毫无底线地狂热追逐科技红利,而应该坚持审度的立场,在长远的思考、证明、辩证的态度中找寻人与科技的最佳关系。




通过本次讲座,同学们不仅对人工智能有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了解了人工智能正与负、利与弊的两面性,更意识到面对智能时代的考验,我们更应守住底线、肩负责任、砥砺前行,在积极推动科技发展以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促进人类社会实现更大发展的同时,保证智能安全、应用可靠、发展和谐,建立一个安全、智能的新时代。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及人工智能产品的迅速普及,人类与“智能”交融愈深。智能时代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但也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更高挑战。本次专题讲座在党委研工部的领导下,由校研究生会组织实施,旨在加深同学们对智能时代的了解,以更好地适应智能时代、融入智能时代,鼓励同学们肩负起保护他人隐私和珍爱他人生命的责任,在数据横流的时代中坚定正确的价值理念、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接下来,干部培训学校将邀请更多的专家学者,开展以价值塑造、能力提升、实践拓展为主题的特色课程,以期全面提升研究生干部的综合素质,锻造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菁英人才。

来源:微信公众号:西南大学研究生会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XGepn4fU5UZY8RqKBqlcQ

编辑:冯梦玉



1006#
发表于 2019-11-5 20:03:15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涉非法删帖,多家在京知名公关公司被判刑
日前,从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获悉,多家公关公司及负责人从事非法删帖业务被判。

判决书显示,被告单位北京迪思公关顾问有限公司,该公司于1996年成立,于2014年被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0071.SZ)收购;

被告人姜炜,男,1980年2月出生于北京市,汉族,大学文化程度,迪思公司总裁助理兼大数据中心负责人;
被告单位深圳市九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被告人周子潇,男,1973年4月出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汉族,大学文化程度,九富北京分公司负责人;
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7月至案发,迪思公司与安利公司签订了三份百度SEO(搜索引擎优化)合同,按照合同约定,迪思公司使用删除、屏蔽、下沉等手段在百度搜索引擎上清理涉及安利公司的负面信息。被告人姜炜在担任迪思公司大数据中心负责人期间,为了删除安利公司负面信息,通过QQ在网上找到专门从事有偿删帖业务的被告人吴秋敏、何伟,谈好价格后,姜炜将其部门搜集的相关帖文链接发给吴秋敏、何伟进行删帖,吴秋敏、何伟共为姜炜删除、屏蔽帖文1800余条,姜炜代表迪思公司向吴秋敏、何伟支付删帖费用143万余元,迪思公司通过有偿删帖服务向安利公司收取巨额费用,非法删帖经营数额为5846971.98元,违法所得共计4415697.98元。案发后,迪思公司退缴全部违法所得。

2016年5月至9月,被告人周子潇在担任九富北京分公司负责人期间,承接了为步长公司提供IPO服务的项目,根据步长公司的要求,周子潇指示其手下团队办理,其团队搜集了一批影响步长公司上市的帖文,并委托春鼎公司和环宇公司(李东洲控制的空壳公司)对这些帖文链接进行删除和屏蔽。被告人周子潇对上述行为知情并认可。九富北京分公司通过有偿服务向步长公司收取费用,非法删帖经营数额为1095253元,违法所得30万元。案发后,被告人周子潇向公安机关自动投案,九富北京分公司退缴违法所得30万元。

2016年5月至案发,被告人李东洲在担任春鼎公司法人代表期间,利用春鼎公司和环宇公司的名义与辅仁药业集团、九富北京分公司分别签订了《财经公关咨询服务协议书》、《步长制药项目网络宣传服务协议》等合同,合同内容包括为辅仁药业集团、九富北京分公司提供有偿删帖服务。为了帮助上述公司删帖,被告人李东洲指示其公司员工被告人王召明通过QQ在网上找到专门从事有偿删帖业务的被告人吴秋敏、何伟,谈好价格后,被告人王召明将相关帖文链接发给吴秋敏、何伟进行删除和屏蔽,事后向吴秋敏、何伟支付了删帖费用14万余元。春鼎公司和环宇公司通过有偿删帖服务向辅仁药业集团和九富北京分公司收取费用,非法删帖经营数额为1394663.30元,违法所得共计1247933.30元。

2015年9月以来,被告人吴秋敏在网上大量承接他人委托的删帖业务,通过投诉删除或找其他删帖中介删除、屏蔽的方式进行非法删帖,事后向委托人以每条100元至2000元不等的价格收取服务费。被告人何伟(吴秋敏丈夫)于2016年元月开始参与被告人吴秋敏的上述犯罪行为。经查,被告人吴秋敏、何伟违法所得共计1932787.70元。

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被告人吴秋敏的证实,删除的大多是在百度知道、贴吧、天涯社区、中华论坛、新浪等网站上涉及安利、恒昌、玖富、品今、善林等公司的负面帖文和小部分视频,收费价格为百度知道100元每条,贴吧150元每条,天涯社区1200元至1500元每条,中华论坛600元每条、新浪博客100元每条。

被告人姜炜的供述,迪思公司执行安利公司三份合同使用的技术干预方法有删、屏、沉、刷、链五种方法。

九富北京分公司于某证实:我们(指九富北京分公司)找春鼎公司删帖费用为:步长制药删帖收费平均为7000元/条,通过跟步长制药删帖大概获利30万元左右。
案发后,迪思公司退缴违法所得4415697.98元,九富北京分公司退缴违法所得30万元,春鼎公司退缴违法所得70万元,吴秋敏与何伟共同退缴违法所得73.26万元。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迪思公司、春鼎公司、环宇公司、九富北京分公司、被告人吴秋敏、何伟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扰乱了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被告人姜炜作为迪思公司犯非法经营罪的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李东洲、王召明分别作为春鼎公司、环宇公司犯非法经营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周子潇作为九富北京分公司犯非法经营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判决,北京迪思公关顾问有限公司、春鼎秋华(北京)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环宇趋势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九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分别犯非法经营罪,处罚金30万—130万不等。

判处姜炜有期徒刑6年9个月;判处周子潇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其余人员分别判处3-7年不等有期徒刑。

来源:微信公众号:法眼看市
作者:法眼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bf3TKisSKNfXWsFsUIZCQ

编辑:冯梦玉


1005#
发表于 2019-10-31 23:09:21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抖音回应李小璐PGone视频外泄传闻,技术:并不能洗脱嫌疑


昨天(10月30日),明星李小璐和PGone的亲密互动视频惊爆全网的同时,外界都在追问来源,到底是什么时候拍的这段视频,又是谁将它流传出来的?


可见,这件事不仅是网友吃瓜那么简单了。


泄露用户隐私这事也让其他平台担心,微博客服团队发微博,强调了微博的草稿箱是保存在本地的,而且微博的草稿箱内容只有用户自己能看到。




亲密互动视频曝光后,PGone在微博发长文质疑,“为什么去年在抖音拍的视频,没有任何外传的前提下,会被放出来,还没有logo?”



有网友爆料称,上述视频是在当事人的草稿箱中,系抖音员工通过后台下载下来的。


@中国IT杂谈表示:“#李小璐 PGone#这种视频是怎么流露出来的呢,不管是上传到草稿箱或私密相册,还是修手机恢复数据,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手机里的信息越来越透明,越来越没有隐私了……”




对此,抖音方面回应媒体表示:“该传言不实,草稿视频不会上传到运营审核后台,所以运营审核后台没有任何草稿视频,不存在抖音员工从后台下载草稿箱里传视频的可能。其他情况,我们还在继续核实。”


没错,一般情况下,用户发布信息才会进入平台审核流程。可是,草稿视频不会上传到运营审核后台,并不代表没有上传到抖音服务器。


《“抖音”隐私政策》中明确表示:“为了提升音视频的上传速度,缩短等待时间,当您发布音视频时,在点击“发布”确认上传之前,我们可能会将该音视频临时加载至服务器。如果您取消或因其他原因未成功上传,我们会立即删除相关音视频。”



临时加载至服务器?这个“临时”到底是多久?


如果您取消或因其他原因未成功上传,我们会立即删除相关音视频。按此说法,这是否意味着:如果用户没有主动取消音视频,相关内容会一直保存在抖音的服务器中?

抖音,应该给公众一个解释!

然而,“抖音目前的回应,并不能洗脱视频并非从抖音内部流出的嫌疑。”某知名互联网公司技术负责人告诉《传媒江湖》:“抖音官方想核实视频内容是否从抖音服务器中流出,从技术层面讲,其实并非难事:一般服务器系统都有系统日志,不管是技术人员还是运维人员,在系统中的每一步操作都会被系统日志记录。”


该负责人认为,抖音核实事件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

首先,抖音公司要了解的是:抖音后台服务器系统对用户草稿箱数据进行上传,是否采取了“加密可控”措施?

如果用户草稿箱数据是加密上传的,除了用户自己,抖音后台是无法调取用户数据的。

如果没有加密,就说明抖音后台存在泄露用户隐私的bug,数据运维人员就有调取用户数据的可能。

这就需要抖音公司进一步核实:PGone用户的数据保存到哪个数据中心,该数据中心由哪个团队负责?系统日志里是否有相关信息和异常调取操作?

也就是说,了解抖音系统运营机制和核查相关数据中心系统日志,才是澄清事实的关键所在!

对于李小璐和PGone亲密互动视频疑似被抖音泄露问题,微博认证“财经及心理学专栏作者”金V用户@陈宗鹤先生表示:“从隐私方面,这事儿要是真的,在美国妥妥被告到几十亿啊!”


其实,对于抖音泄露用户隐私一事已经不是第一次,此前有报道指出,在通讯录未包含任何信息、也没有明确同意收集使用通讯录的情况下,“字节跳动”旗下产品“抖音”和“多闪”两款APP向用户推荐微信好友。而且,在未经明确同意下,“抖音”就向“多闪”提供了用户在抖音上的个人信息。

对此,抖音发布回应称,“抖音”“多闪”产品在运营过程中,合规合法,一直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收集、使用、共享个人信息。

抖音,2016年9月上线,一款可以拍摄短视频的音乐创意短视频社交软件。在短短的17个月内,就取得了DAU突破1亿的成绩,成为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继微信之后,成长最快的产品。据此推测,“预计到2020年,短视频行业的日活跃用户总数将达到10亿。”今年8月,抖音总裁张楠上海演讲时表示。


还记得2014年的iCloud艳照门事件的人,就应该清醒的意识到,像珍妮弗·劳伦斯(Jeniffer Lawrence)等名人就是过于相信苹果又或者是谷歌,甚至没有对邮件地址进行简单判断,从而导致了悲剧发生。


当年艳照门的主角之一,“大表姐”珍妮弗·劳伦斯


有专家指出,苹果、微软、谷歌、Facebook等大型企业在不断完善安全系统的同时,一些用户由于太过依赖这些企业而失去了原有的防范之心。


种种明星隐私泄露事件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思和提高警惕,并诚恳建议:储存敏感信息最好的地方实际上是在机械内,而非互联网。如果一定要将敏感材料保存在网上,至少应该确保有恰当的安全软件、加密工具以及复杂密码等。

来源:钟国德微信公众号:传媒江湖
作者:钟国德


编辑:冯梦玉

1004#
发表于 2019-10-31 22:57:52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PGone发文质疑抖音泄露视频


编辑:冯梦玉

1003#
发表于 2019-10-30 23:11:46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如果赋予机器灵性,它们也可以形成机器人的社会关系。那么,在能力强于人类时,就会威胁整个人类社会。”

编辑:张凉

1002#
发表于 2019-10-30 23:01:0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深入推进人工智能伦理研究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不同行业及领域,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变革,对人们现有的法律规范、伦理标准和社会生活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引发关注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颜青山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克服伦理恐慌情绪。大多数人对人工智能基本原理的了解还没有达到科普水平,常常会基于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误解产生不恰当的联想。因此,如何对人工智能原理进行科普值得探讨。二是道德程序的内置及其限度。这方面讨论的是人工智能不该做什么。道德两难常常也是道德悲剧,人本身也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更不要奢望机器会给出更好的答案。三是为人工智能研究提供充分的伦理空间。区分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应用,为人工智能研究提供充分的伦理空间是必要的。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表示,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上的瓶颈,而是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问题,这催生了人工智能的伦理学和跨人类主义的伦理学问题。人工智能的伦理学已经与传统的伦理学旨趣发生了较大的偏移,它讨论的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人与自然界的既定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自己所发明的产品之间的关联。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李伦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工智能引发的一些问题可能是已有伦理学理论无法解决的,形成所谓的“理论真空”,迫切需要伦理学在学理上做出分析与回应。我们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的伦理研究,可以促进具体实践问题的解决,使人工智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多领域推进人工智能伦理研究

“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并非虚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段伟文表示,不加反省地对人工智能采取乐观态度,会忽略或无视人工智能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潜在威胁,由此引发的伦理风险既得不到事先防范也难以事后纠正,最终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这不仅会破坏整个社会对人工智能的信任,还会打击公众对发展新兴科技的信心。

“构建人工智能伦理的规范者指引框架,应该是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中最优先关注的领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田海平表示,因人工智能引发的许多棘手问题,只有通过人工智能的“规范者指引”才能做到未雨绸缪。人工智能伦理的规范者指引框架建设关涉到人工智能时代的道德建构,我国应在这一领域创建一个公共性的跨学科研究平台,集合各方面的力量,促进国家层面的框架与标准建设。

李伦认为,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包括人工智能道德哲学、人工智能道德算法、人工智能设计伦理和人工智能应用伦理等四个维度。总的来说,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旨在“给人工智能一颗良芯(良心)”。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与其他技术伦理研究不同,应围绕“机芯”和“人心”两个方面来展开。“机芯”主要是指人工智能道德算法,旨在使人工智能拥有“良芯”,使之成为道德的人工智能或道德的机器。“人心”主要是指人工智能设计伦理和应用伦理,旨在使人工智能研发者和应用者具备“良心”,使人工智能的设计合乎道德,避免恶意设计,并确保人工智能被善用,使之造福人类社会。有关“机芯”和“人心”的研究存在诸多基础性问题,这就需要在人工智能的道德哲学层面做出回应。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其发展。

颜青山表示,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以及同其他技术,如虚拟现实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结合,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变革。因此,人工智能伦理研究需要在如下几方面有所推进:第一,全新社会(扩展现实形成的社会)的可能性及其伦理问题。第二,社会结构改变带来的经济和政治伦理问题。扩展现实会给人完全不同的体验,也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伦理境况和问题。第三,人工智能在扩展现实中的道德地位问题。由用户设定的人工智能可以像人一样与其他人进行广泛交往,那么其道德地位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编辑:张凉


1001#
发表于 2019-10-30 00:10:39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微信正式执行外链管理规范



编辑:张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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