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 ——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

杨静芝

2016-04-02 李红涛  黄顺铭 中外新闻传播学文摘

《中外新闻传播学文摘》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是记忆元素最重要的“培育者”之一。媒介记忆的边界应当如何界定？以新闻媒体为核心的媒介即以领域将引发哪些具有批判性的经验研究议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李红涛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黄顺铭将在有关媒体记忆研究的文献中为您理出一个基本线索，并廓清其边界。
媒体的记忆实践是其话语实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被动意义上，媒体扮演着“平台”和“渠道”的角色，各种势力和记忆社群在其间围绕历史事件及其“遗产”而展开记忆协商；在主动意义上，媒体借助于各种叙事方式“重访”或“再现”过去，建构并“介入”现实，参与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作者认为，不应该无限扩展媒体记忆的边界，而应以新闻媒体的记忆实践为核心，向外推展，从而与以“电影”和“文学”等媒介作为研究对象的集体记忆传统之间展开对话。同时，媒体记忆不应狭隘地聚焦于“过去的历史、今天的新闻”，而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进而关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批判性议题。

一、媒体记忆的边界


阿斯特丽德·埃尔在《文化记忆》一书中谈到，“文化记忆离开了媒介是不可思议的。若无媒介在个体和集体这两个层面所扮演的角色，文化记忆根本无从想象”。她强调，媒介和媒介化过程是个体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桥梁，这一方面促使个体经验“外化”为文化记忆的元素，另一方面个体也只有通过交流和媒介接受才能“内化”有关过去的共享知识。
阿莱达·阿斯曼从历史维度分析了文化记忆的媒介。她认为，最初的“文本”让位于非文本化的“痕迹”，这些痕迹只能指向过去。正是在此意义上，奈格、迈耶斯与扎德伯格在论文集《论媒介记忆：新媒体时代的集体记忆》的“导言”中指出，应该把“媒介即以”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现象来对待。他们试图将“媒体记忆”发展为一个理论性与分析性的概念，同时彰显其多层次和复杂的本质。
然而，媒体记忆研究对于“记忆工作”的理解却相当狭隘。狭隘之一是过分聚焦于媒体所生产出的“记忆文本”；狭隘之二是过度聚焦于新闻媒体上的“纪念性”的记忆，而忽视媒体上的其他记忆运作以及新闻叙事对于公共记忆的塑造和影响。



二、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
我们提出如下两个主张：首先，媒介记忆的边界需要适当收缩。以新闻媒体的记忆实践为核心，从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理论视角——特别是媒介生产、媒介文本与意识形态、受众接受、解读以及身份认同——切入讨论。其次，新闻媒体与集体记忆要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探讨新闻媒体如何参与记忆生产，形塑公共记忆的面貌。
就记忆建构而言，虽然新闻媒体是重要的记忆实践主体，但新闻从业者却并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而记忆学者也尚未给予新闻业应有的重视。结果，记忆处于前景，而新闻则退隐到了背景之中。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能够帮助我们拓展新的研究议题。
第一，在狭义的层次上，它指向新闻文本中的“历史”元素，使得我们既可以关注媒体如何利用特定的契机“重访”过去，也关注常规的、非纪念性的新闻工作对“过去”和“现在”的建构。
第二，它提醒我们聚焦媒体记忆的生产与消费逻辑，这既牵涉到新闻舞台上各种势力和记忆社群所展开的合作、协商与争夺，也牵涉到发生于特定政治、社会与文化场景下的记忆接受过程。
第三，它致力于探究新闻生产与公共记忆之间的关联，既关注前者如何塑造后者，也关注前者如何从后者中调用符号资源。
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我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新闻媒体如何在文化、政治、技术和社会的场景中，通过与其他社会机构或社会群体的互动来塑造集体记忆。被纳入麦克米兰“记忆研究”丛书中的《新闻与记忆》一书是迄今为止新闻记忆领域最为系统的回顾和探究。



三、媒体记忆的批判性议题



1 、媒体记忆的生产机制

已有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在记忆实践中发展出了一些独特的叙事方式或话语策略。例如，媒体倾向于将历史“私人化”，即通过讲述那些值得尊敬、具有代表性的个体的故事，从而赋予历史事件或时代以一种人性化的色彩。同时，新闻媒体倾向于强调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如“分水岭”），建立“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此外，“时间的压缩”也是纪念报道常用的一种话语策略。
要理解媒介记忆工作的独特性，我们必须要进入媒体的生产过程，还要将其他的媒体记忆主体——带入到理论框架和经验研究之中，考察它们在媒体记忆实践中所占据的位置和发出的声音。


2、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


媒体记忆研究通常关注媒体如何记忆，而为了研究媒体记忆中的“遗忘”，我们必须从媒体再现之外寻找经验材料，或者采纳比较视野与长时段的观察，而追踪特定事件或议题的生命史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因此，可能的研究路径和问题包括，在不同时段、不同年代的“国耻”叙事中，哪些事件得到强调，哪些被弱化？相似的历史事件为何有的被记住，有的竟至于湮没无闻？媒体在对特定时代的记忆书写中，哪些时代元素被凸显，哪些被遮蔽？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上，官方记忆的压抑如何催生出民间记忆或反记忆？媒体记忆衰退或浮沉的历史轨迹如何？历史叙事的多元性如何减弱，进而主导叙事如何得以浮现？

3、新闻对公众记忆的影响
哈布瓦赫的经典论断“记忆的社会框架”指出，一个人的记忆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而发生的。不过，哈布瓦赫并未明确地把大众媒体作为一种社会框架。在现代社会中，不论是社会个体自身的记忆，还是历史记忆，都受到新闻所提供的材料和新闻框架的深刻影响。从这一视角出发，有一系列的问题值得关注，例如，我们今天有关革命年代的公众记忆有多少来自媒体宣传？集体记忆的“代际差异”与媒体接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媒介事件对于形塑记忆的面貌有何影响？媒体报道在公众脑海中打上的“烙印”如何成为他们评判当下事务的依据？
媒体经验可能成为公众记忆的构成要素。《公共记忆中的新闻》一书运用焦点小组的研究方法，比较了九个国家不同世代。此外，也有研究者运用“媒介世代”的概念，考察社会阶级、性别、年龄等因素如何与不同的媒介技术互动，从而影响了不同世代的人们对于“全球性事件”的记忆。研究发现，电视是最重要的记忆机制，而媒介记忆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其中女性、上层社会阶层和成年人更容易形成“全球化”的媒介记忆。
有研究者受议程设置理论的启发，提出了“记忆设置”的概念来检视“媒体记忆议程”与“公众记忆议程”之间的关系，由此探究媒体如何影响公众对于过去的集体感知。而坎斯坦纳的建议则提醒我们去关注公众对记忆文本的接受与解读如何将记忆资源转化为实际的集体记忆，以及这一接受过程如何镶嵌进社群成员所处的文化传统之中。

4、媒体记忆的全球流动


记忆的国际化与新闻的国际化相互呼应，而新闻的全球化流动也影响了媒体在生产过程中如何援引或调用记忆的方式。记忆研究只有透过跨国和跨文化比较，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及民族文化等因素对于新闻记忆生产与消费所产生的影响。


5、媒体记忆与公共生活
对历史事件的记忆经由新闻媒体进入当代的公共生活，进而影响关于某些当代议题的公共话语。同时，新闻媒体对当代公共生活的辩论也常常牵涉到记忆问题，甚至发展成不同社群之间的“记忆斗争”。


6、媒体记忆与国族认同
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到霍布斯鲍姆等人的“发明出来的传统”，再到诺拉的“记忆场所”，国族认同构成了集体记忆研究中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
有关中国的国族认同的媒体记忆研究则主要围绕两个相互关联、一体两面的核心问题而展开：一是神话的制造与流传，二是创伤叙事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新闻媒体致力于建构各种民族与政治神话，这些神话进入文化传统，变成了公众记忆的一部分。
除了面向过去的历史书写之外，新闻媒体针对当代事件展开的历史化的过程中所浮现出的国族认同，也同样值得关注。


7、媒体怀旧与日常生活
新闻杂志对于某个时代的回望，带出了媒体记忆的另一个问题，即怀旧与日常生活。基奇强调，研究者应该扩展对新闻记忆的界定，将视野从重大事件延伸到日常生活。她还指出，媒体记忆与日常生活牵涉到的两个核心概念是“怀旧”和“流行”，而她对新闻杂志的时代叙事和名流纪念报道的研究堪称这一领域的范例。


8、集体记忆与新闻业的文化权威
集体记忆与新闻业的文化权威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媒体记忆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近年来，关于新闻界名流的逝世所激发出的纪念话语的研究多半是在“新闻权威”的理论框架下，探讨纪念话语如何将逝去的新闻偶像及其时代理想化，如何以此为契机来对当下新闻环境进行批评，从而更新或强化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
关于集体记忆与新闻业的文化权威，下面这些问题也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中国独特的新闻制度环境下，新闻记者所建立的新闻业集体记忆意义何在？在阐释共同体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记忆实践与新闻业的正当性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是否应该从共识的建立转向记忆的协商与竞争？中国新闻业的历史叙事是否形成了某些传统，乃至新闻业的“神话”？这些传统和神话的建立、修改与挪用的逻辑相较于西方新闻业有何不同？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原文作者：1.李红涛，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2.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新闻记者》2015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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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外新闻传播学文摘》2016年4月，总第22期。责任编辑: 董璐璐、陈爽美术编辑: 郭晓琴转载须注明以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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