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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耳的聲音不見了?中國調查報導的冬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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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15 08:50:3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0年前的那個江湖,調查記者以兄弟相稱,他們互通有無、行動一致,希望用自己的報導行俠仗義。
2015-08-14端傳媒記者 吳婧 發自北京、上海、香港
[url=][/url]攝影記者等待採訪人大會議期間放下相機、鏡頭在天安廣場地上。攝:Feng Li/GETTY發軔
「打死老虎有兩種讀法:打──死老虎,打死──老虎。」2015年夏天,北京一家川菜館,王克勤將右拳攮在左手掌上,面前那盆毛血旺的水平面陡地上斜。
六十年代生人王克勤是中國著名揭黑記者,1989年入行,從業二十多年。他揭過北京出租車壟斷黑幕,也曝過山西疫苗亂象。僅2001年,就有160多名涉黑人員因他筆下的報導鋃鐺入獄。
在中國當下語境中,「老虎」代指「貪官」。近兩年,各家媒體的調查報導都大幅「縮水」,唯剩下對落馬貪官的報導。在王克勤看來,這些報導不過是「家長布置的作業」──追隨着中央的反腐動作,將拳頭對準「死老虎」。
王克勤依然感恩十年前做調查報導的好時光。2002年,他在名不見經傳的《中國經濟時報》任記者,月薪兩千塊,用半年時間調查北京出租車業壟斷狀況,寫出三萬多字的報導。報社為他騰出版面,全體編輯盯版,全體編委簽字,出了事一起扛。「整個報紙一半是我的報導,(這)是什麼概念?」
那時新聞報導對現實的影響像剛出鍋的炸物般乾脆。文章發出後,中央批示要改革出租車行業的管理體制。
2001年,北京成功獲得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標準接軌、建設一個更透明開放的社會成了時代主旋律。
「那個時候中國人有共識,應該做調查報導。」傳媒學者、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展江回憶說,2004年中央電視台新聞評論欄目《焦點訪談》開播十週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宣傳系統的李長春去視察,鼓勵《焦點訪談》兩天做一個調查,「一年三百多期,那就是一百八十個啊!」此前,李鵬、朱鎔基、溫家寶三任總理曾先後視察過《焦點訪談》。
《焦點訪談》並不以「調查報導」來形容自己,在官方媒體看來,這是西方新聞用詞,而他們更常使用的說法是「輿論監督」。「輿論監督」是「自上而下」的──即通過影響決策層帶來改變,但它折射出本世紀初,執政者一定程度的自信和包容。
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執政者有很強的動力希望改善制度上的漏洞,也希望媒體對地方上胡作非為的官員進行制衡。」鳳凰網原創內容總監陸暉曾在《南方都市報》擔任深度新聞部主任,在他看來,當時執政者對調查報導的定位是化解「人民內部矛盾」,市場化媒體的作用是「幫助黨改善統治」。
這一定位構成了中國調查報導得以生根發芽的土壤。
1998年,出生於新聞世家的胡舒立在北京創辦《財經》雜誌。《財經》挖開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腫瘤」,曝光那些導致「病變」的利益集團。2001年,《財經》發表《銀廣夏陷阱》,揭露中國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銀廣夏業績造假,這類會影響到「金融穩定」的選題是中國媒體此前難以碰觸的。報導發表后,銀廣夏被中國證監會摘牌。
這一年,時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展江創辦「新世紀新聞輿論監督」研討會,每年一度,廣邀海內外新聞學界和業界人士,探討新聞輿論監督一年來的收穫和虧欠。他坦言,舉辦研討會是受了胡舒立及其團隊「揭黑報導」的影響。
2003年,廣州的《南方都市報》(下稱「南都」)發表《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寫了在廣州工作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因為沒有「暫住證」,被送至收容站後遭毒打致死的故事。報導引發了全國對收容遣送制度的熱議,在律師、媒體和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人們收到了「胡溫新政」(即2003年胡錦濤、溫家寶上任後推出的一系列新政策)的第一個「禮物」──廢止收容遣送制度。業界普遍認為,這篇報導開啟了中國調查報導的黃金時代。
這一年,王克勤以及報導「孫志剛」事件的南都記者陳峰,皆入選中央電視台「中國記者風雲榜」。八位獲獎記者裏,七個做調查報導。
[url=][/url]2013年,民眾到廣州南方報業大樓示威反對該報系記者。攝:Bobby Yip/REUTERS黃金時代
南都隸屬於南方報業傳媒集團(下稱「南方報業」),「同門兄弟」有《南方週末》、《21世紀經濟報道》等。
紮根廣州的南方報業屬省級黨委機關報,但黨報的身份並沒有綁住它市場化的腳步。相反,臨近港台文化的傳媒商業化經驗,卻為廣州的媒體脫離單純的宣傳機構「喉舌」定位注入新動力。
「當年廣東有一個相對開明和包容的地方官員群體,這些官員的意識走在中國官場的最前面。」陸暉說,他曾和廣東省委宣傳部的一些官員聊天,對方的開明令他驚詫。
與此同時,在很多南方報人眼中,南方報業的成功也與范以錦、江藝平等一批開明、有擔當的領導層有很大關係。「報社集團想把南都做成一個有獨立立場、媒體節操和好的市場反響的報紙。」陸暉說。
在這些人撐起的大傘下,聚集起一群並持理想主義和專業主義的年輕人,心是熱的,眼是闊的。
有人從香港帶回「政治禁書」——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在編輯部內部論壇裏吆喝着「誰要複印請登記」。凌晨1點多下了夜班,十來個人聚集在報社附近的「老四川」餐館裏吃宵夜,聊版面、聊選題,聊《收容者孫志剛之死》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直到天明。
2005年,23歲的年輕記者龍志從湖南的一家地方報紙輾轉加入南都。他記得每週二,分管深度新聞的陸暉會把《華爾街日報》優秀報導和普利策獲獎作品列印出來,發給記者一起討論學習。
陸暉對調查報導的文本有着極高要求。2007年,龍志寫一篇關於無錫太湖水污染的報導。第一稿七千字,陸暉說寫得太枯燥。龍志重寫了第二稿,還是七千字,陸暉說寫得太花哨。龍志於是將那年代流行的社交媒體MSN簽名檔改成「一稿枯燥,二稿花哨」。
多年以後,他們中的不少人回憶起在南都做調查報導的日子,都會用到「純粹」這個字眼。陸暉記得,當時的深度新聞部被其他部門稱為「仙境」,年輕記者們都渴盼登上通往仙境的雲梯。
「早期大家都是以做調查報導為榮,以採訪猛料為榮。」2002年,23歲的左志堅加入《21世紀經濟報導》。辦公室買了兩張床,記者們經常通宵趕稿,累了就睡在辦公室。「工作很容易讓人上癮,跟吸毒一樣。」
左志堅至今記得,自己2002年見習期間在《21世紀經濟報導》發表的報導《李嘉誠上海碼頭危機》,揭開和黃集團同上海港的「恩怨」。文字的影響力是那麼真切,一千多字印出來,和黃股票跌到當年最低值。不少人打電話到報社,抱怨買不到當天報紙。第二天,香港《信報》於頭版轉載了全文。
「那個時代一稿成名。」2007年,24歲的記者龐皎明在《中國經濟時報》報導高鐵使用假粉煤事件一舉成名。一篇有影響力的報導,就會令各種爆料和線索隨之而來。有人通過朋友找上門,有人直接拜訪報社,還有人將線索和期待放進牛皮紙袋子寄給他。
4年後,龐皎明於2011年在財新《新世紀》週刊發表的《邵氏棄兒》亦來自一個線人的爆料。報道揭露了湖南邵陽的計劃生育部門為了收取罰款,將超生、非婚生或收養的嬰幼兒從父母身邊奪走,強行送入福利院,統一改姓「邵」。福利院甚至與人販子勾結,把孩子送入涉外收養管道,從中牟利。
「這裏沒有爆料者的利益,報導出來也不會提他的名字。」龐皎明解釋「爆料者」的心態:「我知道你把一件事情掩蓋了,我有種衝動把蓋子揭開。」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認為,2003年左右也是中國民眾權利意識覺醒的時期。不僅僅有南都曝光孫志剛案,實質性推動廢止收容遣送制度;還有席捲全國的SARS公共危機,政府層面也公開承認要尊重公眾知情權。「民眾對於媒體的公器作用開始有巨大期待」,胡泳說,人們希望媒體不再僅是官方的喉舌,也能為民眾發聲。
傳統媒體也浸泡在市場的甜蜜期中。那時南方都市報每一天的發行量有141萬份以上,僅2003年上半年的廣告收入就有5.1億元。
「調查報導雖然不是直接帶來發行量,但它樹立的品格或品牌是可以轉換成廣告的。」陸暉說。當時全國各地的市場化報紙對此都有共識。
報社對調查報導的支持可以從採訪經費上窺見一斑。2005年,剛加入南都的龍志按以前地方報的規格坐火車去採訪,陸暉打來電話:「怎麼不坐飛機去!」
在陸暉看來,當時的記者不論是物質收入還是精神地位都位於社會的高層次。據一位曾在南都深度新聞部工作的記者回憶,2004年他以應屆生身份入職,一個月能拿到8000到10000多元人民幣,當時廣州市的人均工資為2585元人民幣。
[url=][/url]一名香港記者採訪北京奧運時被拘捕。攝:Guang Niu/GETTY江湖
自然,這段「黃金時代」並非一直「和風細雨」。
2004年,孫志剛案的報導令廣東本地政法系統受到衝擊,其報復性的舉措,令南都總經理喻華峰、總編程益中因所謂「經濟作風問題」相繼入獄,喻華峰甚至因此坐監四年。
翌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宣部分別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和《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實施辦法》,正式封殺「異地監督」和「跨行業監督」。
禁止異地監督──即禁止一個省份的記者去另一個省份做負面報導,這是中國調查報導近年來遭遇的第一場霜降,它釋放出一個令人憂慮的信號──揭黑式調查報導已引起官方的警惕。
1980年出生的羅昌平先後在《新京報》、《財經》任職,做過多起政經、財經領域的重磅調查。回想起一開始在《新京報》做報導,羅昌平說,那時「根本不考慮禁令」。但「禁止異地監督」之後,他記得,新聞禁令出得越來越快。
就像一輛掛上檔開跑的汽車,一腳剎車並不能完全抵消其慣性,這場霜降也沒能凍住活躍在全國各地的調查報導。互聯網加入了輿論變局。
在初生的網絡世界裏,新聞的傳播難以遏制,各大論壇和知名博客不但成為爆料的集散地,亦為區域性話題發酵成全國議題提供了平台。
各個報社的調查記者們藉助互聯網聯結在了一起。中國幅員遼闊,地方報紙之間的競爭並不激烈,反而,當重大新聞發生時,全國各地的記者聚攏在事發地,他們喬裝打扮、裏應外合,突破地方政府尚不嚴密的媒體防禦網,並迅速共用線索、聚合資源。
「我們共同的對手不是彼此,而是監管部門。」陸暉說。
2005年,時任《鳳凰週刊》記者的鄧飛組建了一個調查記者QQ群,取名「小刀」。小刀群很快達到了200名的人員上限,鄧飛又申請了一個可容納500位調查記者的超級QQ群,取名「藍衣」。不久,「藍衣」也滿員。
在「藍衣」群裏,各類飽滿多汁的料隨着QQ頭像的閃動在螢幕上爆開。「有人在群裏吆喝一聲:兄弟們,哪兒哪兒出事了!全國各地的記者就都跑過去了。」龍志記得,2007年湖南鳳凰縣在建的堤溪沱江大橋突然倒塌(事故共造成64人身亡,後被認定為「責任事故」),當地的記者立刻在QQ群裏放料,事故現場隨即被聞訊趕來的各地記者佔領了。
圈子裏衍生出一條默認的「行規」:A省記者爆料、B省記者接手,市縣級報紙難以吃下的題材讓給胃口更大、腰桿更硬的省級或全國性刊物,比如《南方都市報》和《南方週末》,甚至給友好的境外媒體同行。
「那個時候署名沒那麼重要。」時任《財經》記者的歐陽洪亮說,「大家有一個比較樸素的想法,把事情發出來。」
藍衣群孵化出一個臆想和現實交織的江湖。在那個江湖裏,調查記者以兄弟相稱,他們互通有無、行動一致,希望用自己的報導行俠仗義。「走到哪裏都有兄弟。」時任南都深度新聞部記者的龐皎明記得,他每去一個地方,當地的記者朋友都會幫忙找線索、安排車、請吃飯。
江湖也有「文人相輕」:六零年代生的王克勤被詬病為學養不深的草莽型記者;南方報業的報導被批評空有情懷;《財經》的稿子則被指為像圖書目錄一樣乾巴巴。記者們一邊惺惺相惜,一邊相互嫌棄。這種相愛相殺折射出一個行業的生機勃勃,它釋放的巨大能量也令當局驚懼。
2007和2008年,調查報導在這片大陸的多個角落紮根、開花。除了《新京報》和南方報業這些資深「搗亂者」,全國性媒體《中國青年報》、《財經》、《鳳凰週刊》也是調查報導主力,還有《東方早報》揭露三鹿毒奶粉的報導、成都傳媒集團《新生代調查》報導「蟻力神」非法集資事件、河南電視台報導山西黑磚窯案等等。
「調查記者都拿着矛,把政府給包圍了。」王克勤說,「政府說,這還得了!」
變天
2008年,多事之秋。
先是開年南方雪災。三月西藏拉薩街頭騷亂,以及四月北京奧運年在各地火炬傳遞風波,年輕人「反CNN」偏見報導的愛國熱情高漲。
這也是媒體人陸暉眼中「變天」的日子。當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縣發生8.0級地震,波及地區超過十萬平方千米,近七萬人因此喪命。
儘管地震初期中國當局對新聞媒體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開放,但不到兩週後,情形急轉直下。救災第一階段結束,眾多媒體將報導重點轉向地震災區的「豆腐渣」校舍工程,遇難學生家長們要求政府給說法。駐紮在震區的陸暉一天內接到上級的三個電話。第一個說,不要做負面報導,第二個說不要做報導,第三個要求記者悉數撤回。
「拔出蘿蔔帶出泥。」香港資深電視新聞記者趙永和(化名)報導內地新聞逾十年。在他看來,很多突發事件一開始都能報導,但隨着媒體越聚越多、報導越來越深,碰觸到新聞現象背後的權力、利益鏈條時,地方政府就會伸出手將拔出一半的蘿蔔按下去,以防帶出「泥」來。
更大的歷史背景是這十幾年來社會矛盾和群體事件的日益尖銳、頻繁,以及民間維權發展過程中如影隨形、越來越猛的維穩體制。「從1998年畫一個很長的線來看,政治、法制都處於惡化狀態。」胡泳認為,附着在政治和法治之上的新聞必然難逃慘淡的命運。
而在北京奧運的「舉國盛典」氛圍中,多年來堅持市場經濟、法治等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觀的媒體人,也發現自己與當下的「愛國主義」格格不入。網絡上的「五毛」開始攻擊南方報系是「漢奸媒體」。在陸暉看來,當局對市場化媒體的定性也改變了,這種改變宣判了南方報業的悲劇命運:「以前是小罵大幫忙的黨媒,現在是顛覆黨的敵人。」
一家媒體的興衰依附在當政者對其的定性上,這也恰是中國傳媒的悲哀和掣肘。絕大多數敢做調查報導並做出一點成績的媒體,背後都有政府的勢力站台。於是,當背後的勢力決意離開時,媒體總是難逃被抽去筋骨的命運。
2008年12月,以開明、有擔當著稱的江藝平被調離南都總編輯崗位。有見識、有膽魄的管理層被更懂得順應時世的人逐步取代,小環境急劇惡化。一位不願意具名的記者至今記得南都某位主編在會上講的話:「政府做得好,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理直氣壯地表揚?」
選題的分量開始滑坡。「我們以前做貪官報導,部長也能做,後來部一級的都不能做了,人事任免、異地監督也不能做了。」左志堅說。
背靠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長王炳南之子王波明擔任社長的《財經》,空間也遭到壓縮。「很多稿子都要磨。」2009年,羅昌平在《財經》做副主編。他揣測着「上面的意思」,一次又一次無奈修改被斃掉的稿子。「大環境繃得非常緊,不是你通過努力、技巧能破解的。」
在陸暉看來,2008年是徹底上凍的一年,之後雖然也有不少優秀的調查報導發表,「但那都只是餘波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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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8-15 10:20:23 | 只看该作者
刺耳的聲音不見了?中國調查報導的冬天(下)
報導做不了、發不出,比這更大的打擊是──他們發現社會並沒有因為他們的報道而發生改變。
2015-08-14端傳媒記者 吳婧 發自北京、上海、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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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url]中國記者在人民大會堂採訪。攝: Feng Li/GETTY嚴冬
對不少中國的深度新聞從業者來說,2013年是從「初冬」轉向「嚴冬」的一年,這一年距離2003年「孫志剛事件」剛好過去十年,中國調查報導走進一個悲哀的輪迴──回到起點。
到2012年,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新世紀新聞輿論監督」研討會被貼上封條。展江說:「研討會本身就反映出中國調查報導的艱難。」
2013年1月3日,《南方週末》新年獻詞在出刊前遭強行修改,將原本呼籲憲政的內容漂染成對執政者的歌頌,修改過的文章甚至出現了低級的事實性錯誤。
次日早晨,曾在《南方週末》工作的50多名編輯記者連署發表公開信,要求時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的庹震引咎辭職。
庹震曾任新華社副社長,在2012年5月空降廣東後,對南方報業實施了空前的壓制。據《南方週末》員工在抗議公開信披露的資訊,《南方週末》每期新聞選題都要上報省委宣傳部,批准後才能採寫,重要報導和社評更是要宣傳部審閱後才能刊出。據公開信的統計數據,僅2012年《南方週末》編輯部被改、被撤稿件就達1034篇。
原本隔在宣傳部門和媒體之間的那層紗被徹底撕破。如果說此前宣傳部門是通過行政指導、施壓編輯部來控制媒體,在「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中,宣傳部門直接授意總編改稿的行為已破壞了多年來的「行規」。
胡泳認為,「南周事件是十年來中國媒體在空間越縮越緊、枷鎖越戴越牢的環境下,零星的抗爭、鬱結的悲情的一次匯總式的爆發。」
整件事以《南方週末》全面敗落收尾,庹震非但沒有下台,還在2015年7月升任中宣部副部長。張永和認為,「南周事件」恰恰成為庹震的一大政績──「打壓輿論有功」。
這種打壓並非個例。
2013年4月,和《財經》同門的《Lens》雜誌發表《走出「馬三家」》,揭露遼寧一家女子勞教所的酷刑黑幕,被吊銷刊號。再次面世時,《Lens》淨身為一本文藝雜誌。「打斷了一條腿,」馬三家的作者、時任《Lens》主筆的袁凌說,「只剩下小清新了。」
「這是一把終極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胡泳說,國家把握着媒體的准入許可,如果媒體不按照其曲調起舞,這把劍隨時可以斬斷媒體的命脈。
2014年9月,21世紀網(《21世紀經濟報導》同門網站)被曝以負面報導要挾企業,敲詐數億元廣告費。南方報業核心人物、21世紀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總裁沈顥等30多人被捕。這樣的消息令公眾也開始失去對新聞行業的信心。不久,中央電視台播出了沈顥認罪的畫面,21世紀網被吊銷資質,南方報業派駐工作組進駐21世紀報系進行「全面整頓」。
一同被「整頓」的,還有媒體人的顏面和信心。
在不少報社內部,「小環境」亦逐漸變質。調查報導容易「捅簍子」,出了事主編輕則寫檢查、重則被免職。王克勤的報導曾先後摘掉三個總編的烏紗帽,但並非每個總編都願意承擔這樣的風險。
「總編有的是辦法不說不做,但可以達到不做的目的。」某報社編輯透露,除了斃選題,總編會拖着他的稿子不發,或者要求他去問官方的態度。「一問,果然斃了。」
壓力亦在擠壓個體記者的生存空間。從2007年到2013年間,龐皎明以不同的筆名輾轉於《中國經濟時報》、南都和財新《新世紀週刊》。這些伎倆自然逃不出中宣部的眼睛,在《新世紀週刊》發表《邵氏棄兒》後,領頭人胡舒立遭遇壓力,龐皎明再次更名,最後選擇了投奔香港。
[url=][/url]中國記者在人民大會堂採訪。攝: Feng Li/GETTY禁令
施加在媒體身上的管控更加嚴格、技術也更加精緻。
「以前維穩是反應式的。出現一個事情,媒體去報導,各級官僚會努力控制事情的擴散,這是反應式的過程。」胡泳說,「現在反應過程不存在了。一旦出現突發事件,禁令馬上會下來。」
2010年,王克勤揭露山西疫苗變質導致兒童殘障甚至死亡,國務院網絡輿情控制中心下令所有網媒刪除該段報導。
2014年除夕,上海外灘發生致36人死亡的踩踏事件,網媒被禁止將踩踏事件放在頭條。
據國際記者聯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不完全統計,2009年中國政府針對具體新聞事件下達的報導禁令達62條。2010年,這一數據升至88條。國際記者聯會亞太區分會主席胡麗雲表示,88條禁令不過是「冰山一角」。
「這給媒體造成的後果是,決定是不是要去的時候,就考慮到禁令。」《中國青年報》前特別報導部副主任劉萬永說,現在調查報導不僅是沒人寫,到現場去的人就很少。
持續高壓和頻繁禁令像是勒在媒體頭上的緊箍咒,越掙紮越疼,比疼痛更可怕的──是條件反射般的自我審查。
2015年5月2日,黑龍江慶安縣農民徐純合在慶安火車站候車室被民警開槍擊斃。事件在網絡上持續升溫,但除了《財新》、鳳凰網等少數媒體發出原創報導外,沉默的大多數媒體只是轉載了中新網等官方媒體的報導。
5月11日,胡泳在個人微博上發出質問:「奇怪嚴肅媒體關於慶安槍擊案的報導為什麼那麼少」?
幾年前的「一呼百應」變成了「一潭死水」,江湖分崩離析。
同年6月1日,「東方之星」客輪在湖北監利縣水域傾覆,造成442人死亡。船難發生不久,禁令尾隨而來──各家媒體召回派出的記者,統一用新華社通稿。
據張永和回憶,禁區設在事發地一公里之外,現場站滿了武警,根本無縫可鑽。一家門戶網站的記者攜帶無人機趕赴現場,被告知不准使用,記者還看到專門針對無人機的干擾器。
作為境外媒體記者,張永和遭受的約束比他的國內同行少一些,但他依然感覺到這幾年氣氛的明顯變化。「採訪比以前難做了,受訪者特別謹慎。」張永和以「東方之星」事件為例,遇難者家屬被統一安排在一個地方,有專人看守,記者想要進去採訪,先得登記家屬的姓名。「這樣誰還敢接受採訪?」張永和說,「他們只會說感謝國家感謝黨。」
壓力之下,更有媒體將原本的問責報導轉化成歌功頌德或煽情渲染。442條生命沉入江水後,讀者在媒體上看到了這樣的標題:《生為國人,何其有幸》、《世界透過沉船事故見中國決心》、《孩子別哭,我在長江,已經回到母親的懷抱》。
如今,留給中國媒體的調查報導選題,似乎只剩下反腐這一項。資深媒體人宋志標在《2014新聞業觀察報告》中說:「回顧2014年的傳播議題,反腐是一個相當詭異的重要內容。大眾媒體在這個方面完全喪失了主動性,成為「槍」,服務於背後的教化勢力。從碩果僅存的財新到紛紛黨化的市場化報紙,概莫能外。」
衝擊
伴隨着大環境的坍塌,調查報導亦遭遇了來自新媒體的衝擊。
在龐皎明的記憶中,以前「很多題材是可以捂住的,我們讓它慢慢發展,然後再做。」
但微博和微信迅速縮短了一個選題的保質期。調查報導發展的十年間,紙媒和網媒完成了角色互換。陸暉記得,一開始是由紙媒引爆話題,然後網絡再跟進傳播。那時記者做出一篇報導,第二天都要去看各大門戶網站轉沒轉、跟帖多不多。
到2008年左右,網絡承擔了引爆和挖掘話題的工作,華南虎事件(2007年,陝西林業廳公布獵人周正龍拍到近乎絕跡的野生華南虎照片,激起各方質疑,後被證明照片系偽造)、郭美美事件(2011年,認證身份為「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郭美美在微博上炫富,引起網友對紅十字會的廣泛質疑),都是先在網上熱起來,然後紙媒跟進報導,再通過網媒擴大傳播。
2013年雅安地震,用陸暉的話說,「已經沒什麼紙媒的事兒了」。網絡引爆、網絡核實、網絡傳播。
「現在地方政府變聰明了,24小時內會釋放基本資訊。」羅昌平說,「評論的人基本上都評論了兩遍,報導才出來。」
南都深度部主任王瑩曾以2014年浙江奉化塌樓事件為例,講解紙媒的被動局面。事發後,南都派記者去現場,但未等記者發回稿件,他所蒐集到的資訊早已在互聯網上氾濫成災,等他寫好深度報導,整件事已失去熱度。
報禁未開,報紙已死。依附在傳統媒體上的調查報導和紙媒一起跌入深淵。
失落
愈來愈多的人選擇離開,去新媒體、去做公關、去創業。2014年,僅南方報業就流失了202名採編人員。「我所在時候南方報業的骨幹,基本都走光了。」陸暉本人則是在2009年離開南都。
「在精神和物質上都沒有辦法獲得回報。」2012年,左志堅辭去《21世紀經濟報導》新聞總監的職位,轉身創辦了閱讀平台「拇指閱讀」。
2011年,互聯網廣告收入首次超過全國報業廣告收入之和。報紙廣告收入從此連續四年遭遇滑坡,2014年的下降幅度更是達到15%。然而,報導做不了、發不出,比這更大的打擊是──他們發現社會並沒有因為他們的報導而發生改報變。
「我24歲報導湖南嘉禾拆遷事件,十年以後那個事沒有任何改變。」如今創業做了消費品質檢網站優恪網CEO的羅昌平說,「有時候想想你做的東西到底有多大作用?安元鼎、馬三家,有改變麼?」
(註:嘉禾拆遷指湖南嘉禾縣野蠻拆遷事件,被媒體曝光後,當地縣委書記等人被撤職。但中國各地強拆事件仍此起彼伏。安元鼎是北京一家攔截、關押、遣返上訪者的公司,媒體報導後,該公司被立案偵查,後被媒體發現其換了個名字「重操舊業」。)
調查記者的精神鴉片灰飛煙滅,做調查報導的老牌媒體話語權急劇蒸發。除了幾乎「空巢」的南方報業,《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和《京華時報》的深度報導部先後被撤銷。
從前活躍的「藍衣」QQ群,伴隨着QQ的衰落一併消沉,鮮有人在上面放料、討論選題。和這片土地上的成千上萬個QQ群一樣,藍衣群淪為段子、養生建議的集散地。龍志說,群裏仍在做調查記者的人所剩無幾,而歐陽洪亮已經很久沒打開過藍衣群的對話框了。
不少「線人」向羅昌平抱怨,十年前他們反映一個事情,媒體好歹還會關注一下,現在,媒體只盯着反腐。
年輕的記者湧進來,這一行永遠不缺新鮮血液。但在羅昌平看來,這些剛畢業的年輕人並不真的能理解周永康案件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的地位和作用。面對複雜的情勢,經驗和分析能力是他們的短板。
經驗或許是可以後天彌補,只是如今媒體氛圍似乎也不一樣了。劉萬永記得自己剛到《中國青年報》時,大家都爭着發頭版頭條。「現在的小孩根本不考慮這個,他覺得沒意義。」午飯時同事之間的話題亦從新聞選題變成了創業和股票。
「當今搞調查的,只有卓偉到處在講我要挖掘真相。」劉萬永呵呵一笑。卓偉自稱「中國第一狗仔」,常年揭過各路明星的勁爆八卦。
救贖
2013年網易舉辦「深度報導十年論壇」,展江在會上提出一個搶救計劃,要把40歲左右以內的報人或傳統媒體人輸送到新媒體去,以其他名目來做深度和調查報導。
資深記者袁淩覺得很遺憾。當時調查記者被焦慮灼燒得快要熔化了,網站卻遲遲沒有接手,等這些網站回過神來時,不少記者已經離開了。
「留下來稍微等一等,可能春天還會到來。這個嚴冬的時候,紛紛跑了。」他說。輾轉多家媒體的袁凌如今是《鳳凰週刊》主筆,同時為多家門戶網站撰文。
一位不願具名的資深媒體人分析說,這兩年來,各大門戶網站也開始加強原創報導,每個網站都有十幾個人組成的原創部門,遇到重大的突發事件也會派人去現場,類似騰訊的「棱鏡」、網易的「路標」等開始主攻調查報導。「你會發現門戶網站正在向過去的紙媒靠攏,它足夠有錢,它會拿出一部分資源做高端報導來吸引高端讀者。」他說,「大家很清楚這塊沒有流量,但是沒關係,也要做。」
網媒看上去開始接手調查報導,但距離袁淩口中的「春天」還有相當遙遠的距離。儘管和紙媒相比更靈活、更有資源,戴在網媒頭上的緊箍咒卻並沒有放鬆分毫。
2015年6月,湖南一女官員陪市長等高官喝酒,醉酒致死。由 《財經》雜誌母公司財訊集團聯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阿里巴巴新成立的無界傳媒跟進做了一個調查報導,羅昌平在微信上轉發。「轉了三萬多就全部都刪掉了,那真是屍骨無存。」
7月,上海報業集團旗下的澎湃新聞發表對三峽大壩的調查報導。主筆記者用一年時間走訪三峽沿線,結合圖片、動畫、視頻及三萬五千字的敘述,揭示大壩對環境、生態、人文和居民生活的影響。報導發布七個小時後被封殺。該報導的記者發了一條朋友圈:「歷時一年,行程萬里,存在七小時。」
被刪除被禁止傳播,像是中國媒體人不得不面對的天命。
前面有公權力擋道,後面有商業市場的壓迫,調查報導在中國還有生存之路嗎?前記者、現在的互聯網創業人左志堅認為:「應該交給一個專業的NGO來做,不圖商業回報」。但中國有這樣的環境嗎?
一些人開始嘗試自救。2013年,原《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劉建鋒在網上發起眾籌,希望籌集25萬元支持自己進行調查報導。第二年,他因個人健康原因終止項目,開始陸續償還款項。
2015年,原《華商報》知名記者江雪成為一名獨立記者。7月16日,她在個人微信公眾號「雪訪」上發表了第一篇報導,講述傳知行案的知名NGO創始人郭玉閃的太太阿潘探訪監獄故事,結果一天內收穫1700多個粉絲和2000多元粉絲「打賞」的稿費。很快,文章在微信平台上被刪除。
在這些掙扎、自救之外,還有一個「平行世界」。一些記者留在供職多年的媒體機構,繼續專注做調查報導,這是一個很小的人群,就像是電影《泰坦尼克號》裏的樂團演奏家,在即將傾覆的甲板上專注演奏。
彭清河便是其中之一,入行十幾年,他一直過着離群索居的生活,啃的是最硬的「骨頭」,出差動輒長達兩個月。他用「殺手」來比喻調查記者:「長期做調查記者就像殺手一樣,游離於這個社會和朋友圈,得耐得住寂寞。」
彭清河曾在汶川地震前線駐守整整一個月,也曾在深夜裏喬裝打扮去探訪敏感人士。「調查記者接觸的全是社會矛盾最尖銳的地方,對人的心理是一個日積月累的折磨。」彭清河說。
他鮮少接受訪問,家裏沒有網絡,也很少使用電話。調查記者容易出名,也容易將名聲變現,但高調會給工作帶來更多阻力,他因此選擇蟄伏。
學者展江說:「這是中國調查報導最差的時候,也是最有希望的時候。」
作為仍然奔跑在一線的調查記者,彭清河對此表示認同,「這是中國急劇變化、矛盾迭出的時代,這個時候你不記錄的話,以後就沒了。」他說,「可能最尖銳的東西,也只有調查記者能做吧。」
(應受訪者要求,張永和、彭清河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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