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昌平:"所有商业，都是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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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0日 13:39:1556

【摘要】现在纸媒有点像制造业，就是网络媒体的“新闻代工厂”，赚的是最廉价的那部分钱，我们拿的薪水也就对应于富士康里面的工人，受的委屈可能比他们还多一点。唯一不同的是，喇叭在我们手里，可以自述悲情。最有附加值的或者影响最大的肯定还是苹果这样的公司。

由网易真话频道和网易新闻客户端联合主办的“中国深度报道十年论坛”，上期推出“邵氏孤儿”采写记者庞皎明离职幕后曾三次换名。庞皎明的遭遇并非个案，这也是当下中国有理想、有志新闻人面对的一种命运。本期推出2013年新闻界风云人物罗昌平主讲内容。

讲述者：罗昌平【财经媒体人】

我个人反对代表作之类的说法。在这个行业里，有人靠一篇稿子吃一辈子，但这篇稿子可能有偶发性，并不能代表记者的真实水平。我不主张一稿成名，而是应该细水长流，应该看传递出多少真相。当然，现在一稿成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举例说，针对刘铁男的调查与举报，给我带来很大的职业声誉，但这不是我冒过最大的风险，也不是我综合能力的最佳体现。

我在《财经》效力的七年多里，有两组报道各耗费了三年以上的时间。一个是“上海社保案”，另一个是“公共情妇李薇案”。

李薇案是我单打独斗完成的，“上海社保案”是跟十多个同事团队协作的成果，这功劳是分散的，不属于哪一个人，它给我的职务声誉带来的激励也并不太大，我从头跟到尾，是我付出劳动最多的报道之一。想想那三年是怎么过来的，真的很苦，很煎熬，现在很难有媒体或记者愿意投入这么大的精力。

非常巧，我是2006年7月4日进入《财经》杂志的，7月5日，中纪委会同审计署对上海市社保局的违规问题展开核查，7月17日，原上海市社保局局长祝均一被“双规”。此后波及上海政要、国企高管及民企富豪30余人，最终牵出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在河南完成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艾滋县“三贪”书记杨松泉的报道后，我被派到上海，一口气盯了两个星期。在上海做调查非常艰难，我啃了两个星期，撤回北京。舒立自己飞到了上海，后来杨海鹏、陈中小路、赵何娟等相继加入《财经》，并参与这个项目的调查。

“上海社保案”一共出了五个封面，一是《上海社保：危险的投资》，发表在陈良宇落马前夕，这不是先知先觉；二是《社保抉择》，是2006年的年终话题；三是《上海社保大审判》，发表在十七大召开之时；四是《还原张荣坤》，在2008年第一期；五是《审判陈良宇》，也就是定锤之作。在这前后，还有零星的几十个站岗稿，涉及对几个当事人的详细叙述。

第一个封面报道，最核心的突破是由舒立与杨海鹏完成的，当时他们锁定一个核心信息源，但对方不愿意接受采访。舒立与海鹏就熬夜站在人家楼下，等对方睡一觉醒来，发现这两人还在，不忍心，就开口了。在国内不知道谁还能找出这样敬业的主编。

这个案子的审判涉及四个地方，分别是吉林、上海、安徽、天津。当时编辑部曾提出要我长驻长春，租一个房子，开玩笑说我是驻春办主任。我相信现在的媒体很难有这样的投入。

整个挖掘的过程是从一个叫张荣坤的年轻富豪开始的，这是一个无名小辈，当时关于他的公开信息还非常少，他自己也是刚刚出现在公众视线。他从苏州起步，转南京，进上海。在成名之前，几乎很少有信息。我们的这个封面是结合完整的司法材料，描述中国超级权贵资本的成长轨迹。

大家都知道赖昌星有一个“红楼”，也就是建立一个平台，然后打通政商关系，张容坤非常类似，但他有三个台阶：在苏州时，他在太湖边上的东山宾馆做事，结识了 很多上海官员商人，后来到南京租下一个宋子文的早年公馆，到上海后又在西郊国宾馆租了两套别墅，作为办公地址，这些特征很明显。

但是这个案件的调查，不是简单地把这些花边信息挖出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逻辑，以展现新的官商结盟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我系统接受了一次经济学方面，包括 金融方面的培训，这是在我们整个团队合作过程里完成的。以前我相对偏法律、社会这一块，经济学基础知识是很多调查记者都相对缺乏的。

在还原张荣坤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有两条融资渠道，一明一暗。第一个就是银行贷款，比如他拿下沪杭高速，一方面有现金流，另一方面可以抵押贷款；另一个就是几十亿 的社保资金，这是又一个资金池。

这两个融资渠道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保障，在短短几年里，他就有了上百亿资产。他其实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以前这 个人可能是其中某个高官的亲属，但现在不同，他们本身没有血缘关系。

同期我还在调查天津李宝金与情妇王小毛案，几乎查遍了涉及高速公路的投融资政策变化，并能清楚对应内地不同地方、香港以及国外的情况。这样的调查与研究方式，在我以前供职的《中国商报》《新京报》，都是没有做过的。

张荣坤还有一块资金来源，是上海的国有企业，这个部分算是融资，部分完成是挪用。大量资金给他炒股，坐庄海欣股份。这个股票一直在亏，但一些官员的子女却在赚钱，这样的利益输送（或者说行贿）方式，以前还是展现不多。

张荣坤的关系网络还有几个特征，当时我们也都是一个一个披露的，第一个是夫人俱乐部，这构成了“上海社保案”的一部分；第二个就是秘书群体，比如秦裕、孙路一、王维工等。对于王维工的事情报不报，当时在编辑部存在疑虑，大家都知道他是黄菊的秘书，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舒立出了一个主意，给我很大启发，使得后来我自己当了高管，一直会琢磨空间的突破。舒立的说法是，王维工卷入调查后，主子紧急将他从北京调到上海，担任上海 申能集团的副总经理。

因为它（上海申能）是一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副总被调查，这是应该报道的新闻，也是规避风险的不错路径，所以当时的报道主要是从资 本市场的角度来写的，做得非常巧妙，影响也非常大，没有引发重大问责。

我刚才说到的还有几个群体，比如商人，一类是国有企业，一类是民营企 业。涉及近20人，这是其中最需要突破的，找特征，能发现其中的“电气帮”与“黄埔帮”两个派系。这方面的突破工作，陈中小路与赵何娟表现非常出色，她们 俩目前一个在《南方周末》经济部，一个自己创业在做钛媒体。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通道，就是律师。在所有这些信息源中，包括公检法司纪，真正要突破很难。我虽然有一些资源，但不可能30个人全部突破，这样对消息源也有伤害。律师是非常特殊的信息释放通道，他们比公检法司纪相对来说没有负担，比家属更开明一点。

张荣坤还没有开庭，我就拿到起诉书，那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役。因为这份起诉书中，将高官陈良宇、祝均一，秘书秦裕、孙路一、王维工，红顶商人王成明、韩国璋等全部勾勒出来了。张荣坤就是上海社保案的核心中枢，拿下他，整个战场就找到了至高点。

我们每出一篇报道，或者一个封面，都会画一张关系图。大家都知道王菲、李亚鹏、周迅等等的那张感情关系图，我们画的远比这个复杂得多，其中一次用了一个通版的篇幅来编排。

后来，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归类整理，并在2013年出版了新书《高官贪腐录》（南方日报出版社），其中上海社保案占到了最大的篇幅。而且尺度非常大，包括陈良宇被提前放出来，目前的状态等，都有提到。

“上海社保案”的调查过程，除了21世纪经济报道全力竞争，稀有其他媒体像《财经》投入这么大的精力。甚至连新华社这样的垄断性机构，也没有介入完整的梳理报道。

从某种意义上讲，《财经》拥有这些题材的信息垄断权，也就是说，赶上这样的大案，《财经》是为数不多甚至是唯一的消息释放平台。

但是，重庆事件尤其是薄案的审理，法院一口气放出14万字的庭审记录，彻底终结了《财经》的这种垄断优势。加上越来越严厉的要求，使得这个领域的报道难有作为。

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这已经被新媒体颠覆了。当某一个官员出事以后，相关信息不仅在社交媒体上第一时间呈现，还会聚合以往的所有细节，一个记者做这类报道的意义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当年的“影响现在”功能大大弱化，“记录历史”功能又没有那么大的激励。

这两年，我跟我的同事尝试做一些定量定性分析，比如汇集120个省部级高官腐败样本的《高官贪腐录》，涉及上百名法官的《法官腐败报道》，等等。因为个案太多，多得根本安排不过来记者去调查。

另一方面，我也在考虑，从更大的视野来讲，在每一个政治周期，媒体的介入到底在帮谁？媒体起了什么作用？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操作方式该有怎样的变化？

我在2012年12月实名举报刘铁男之前，就曾向《财经》提出过辞职，因为我觉得传统媒体很大程度上被颠覆了，我想做一些新的尝试。举报刘铁男，我把它当作一次创新。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对于同行也好，对于官员也好，对于普通老百姓也好，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式。

当然，它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正是这个争议，会 让同行讨论我们所面临的新时代，尤其是我们原有的职业伦理、边际界限与生产方式。

目前新闻界对前景普遍比较悲观，我倒是没有，因为即使我不 在媒体了，一样拥有媒体所具备的消息发布渠道。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会做很多的创新，这个空间非常巨大，在座的各位有愿意合作的话，都可以一起做。我相信这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有远远超出我们相信的东西，就像皇帝没有看过电视，老毛没有用过大哥大。

互动嘉宾：

闾宏【《新京报》深度部主编】

网易真话频道安排我做昌平的互动是有道理的，2005年我跟昌平是同事，后来昌平成为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主任，在那段时期跟他共事。有问题想问昌平，你用自媒体进行举报刘铁男的行为，是否意味着公民记者报道形式会成为趋势？

讲述者：罗昌平【财经媒体人】

这是一种必然。举报刘铁男之后，有一个对我自己触动非常深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受媒体采访。

我之前尝试接受几家媒体采访，要么被过滤掉某一个细节，使得你讲叙的并不完整，要么就是成本时间太大。比如我把整个过程完整讲一遍大概需要三个半小时，如果接受十家媒体采访就得一天多时间，几乎不可能。

接受国内媒体采访，你说得再大胆他们都审查得非常严格，会以很保守的方式发布出来；接受外媒采访就得非常小心。后来我就不太想接受采访了，于是决定自己写《打铁记》。

一个媒体人都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为什么？

问问自己，记者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有专业人士或者有当事人掌握某一个观点或某一个事情，然后通过我们传播给大众，但是这个已经被新媒体颠覆了，他完全可以自己来说，他为什么要告诉你，然后你来告诉大家？

对官僚系统也是一样的。很多政府部门都开通官方微博，原来要经过宣传部统一口径传播，现在每个部门可能就是负责官号的人把信息直接发布，中间的环节全部省掉，所以完全控制是不可能的。

当然，因为前面一段过分放开，现在有所反弹，文宣系统回过头来想对话语权进行垄断，无非是想把消息的释放权和解释权这两个东西握在手里，但技术肯定已经打破了。

互动嘉宾：

闾宏【《新京报》深度部主编】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可能有一些东西过分的执着，往往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在过去《东方早报》新闻周刊时，去了不到一年，这个新闻周刊做不下去了。接下来去 了《新京报》，领导跟我说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时代，他让我忍一忍，然后在《新京报》一忍忍了八年，发现现在这个时代依旧艰难。

但是我还是对深度报道有一些情结，在八年的深度报道中，可能是经历了一个轮回，2005年《新京报》大部分人才流入各地，接下来的四五年中，深度报道部又重新聚集了一批人才，但是这批人才在取得一定成就后又流向其他媒体。

有人说深度报道处于一种萎缩状态，从单个媒体来说可能是这样，我们现在大多都是新记者，提供的报道质量可能又回到了几年前，但是从整个媒体行业来说，从事深度报道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媒体都有了深度报道的形态，可能是一种人才的稀释。

深度报道已经是完成了一种常规的报道形态，媒体都已经学会用讲故事的手法去整合信息，然后解答一些基本的社会问题。但这些报道质量和解答问题的能力可能都停留在相对浅层次的地方。

新京报本身的报道，现在要做的是一种从大众化向精英化的转变，不能单纯发布信息，或者整合信息，或者单纯讲故事，必须要对一些问题有独到见解，专业化的要求对目前的深度报道来说，是非常迫切。

记者的知识结构需要有一个全新更新，现在这个时代，仅仅靠突破能力在某些大型的调查报道当中，会感到很吃力。专业化文本写作是非常重要，我们现有的记者文字能力有待提高，这和国外的深度报道写作能力有很大距离。

讲述者：罗昌平【财经媒体人】

借用产业升级换代的概念，你说的这种文本写作有点像小作坊，生产纯手工的工艺品，工业革命很大的变化就是流水线。现在我们的纸媒有点像中国的制造业，就是网络媒体的“新闻代工厂”，赚的是最廉价的那部分钱，我们拿的薪水也就对应于富士康里面的工人，受的委屈可能比他们还多一点。

唯一不同的是，喇叭在我们手里，可以不断释放我们自己的信息，包括玩悲情、唱衰纸媒等。

如果你坚守最原始的手工作坊，一样可以存活，不可能全部死光，当然日子过得有点紧巴，也有可能做得非常好，比如一些自媒体。但是，最有附加值的或者影响最大的肯定还是苹果这样的公司，它所能获得的利润和产生的东西是巨大的。

想起八个字，“所有商业，都是媒体”，我想如果把其中一个字改一下，大家可能更认同，“所有商业，都是媒介”，从这个方面理解，我相信我们能做的创新空间是非常大的。

点评嘉宾：陆晖【《看天下》副主编】

我非常同意昌平的说法，我刚开始觉得他没有在媒体上公开报道刘铁男案是一个遗憾，现在看来不是他的遗憾，是他的高瞻远瞩。

另外昌平提到一点我感受很深，采访对象之所以接受记者的采访是因为他没有话语平台，需要你把他的意见、想法和故事告诉大众，但是在自媒体时代，他们已经有了平台，那么记者被他们所需要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今年给《南方传媒研究》写了篇文章，大概意思是雅安地震纸媒的一次滑铁卢。里面表达了我这些年来对纸媒和网站关系的思考，变化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比如孙志刚案时，纸媒报道引爆这个话题，网络进行传播和放大。

过了若干年，比如2008、2009年时，引爆话题和被挖掘是在网络上，然后纸媒加以跟进，发现各个信息点，然后再通过网媒扩大报道影响，形成一个正反馈关系。类似于郭美美案报道。

到第三阶段，雅安报道发现所有事情都在网络上引爆，也在网络上进行核实和分析、传播，已经没什么纸媒的事儿了。比如李承鹏搞公益捐款，他自己开微博，把所有事情都详细写在微博上，比他告诉媒体的内容更好，这时纸媒的必要性已经丧失。

原载网易真话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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