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他们向上汇报，是我办南科大遇到的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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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为南科大服务一年后，深感自己的底线突破太多，李泽湘、励建书、李晓原相继从南科大不辞而别。    走时，他们“将学校种种问题，向市政府和市委书记做了5小时的面谈”。
    夜色降临，朱清时声音低沉，略显疲态。他说：“他们那次向上汇报，是我办南科大遇到的一次沉重打击。”
   “李泽湘等人的办学观点是按照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先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讨论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专业设置。定下后再按计划，将教授一个一个调进来，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去做。香港科技大在这个过程用了5年时间。可我知道，这在中国行不通。我们另一个最大差别就是，他们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学校还没有筹备起来，就可以招生？
   “我告诉他们，南科大实际上是教改的试点，我们需要做一些体制上的突破。这个改革的要点，就是要学生和老师背水一战——大家都没有铁饭碗。我们的学校能不能办下去、学生能不能找到工作、有没有新生愿意来读书。这取决于我们的教学质量有多高。我们就要达到这个效果，而不是国家发的文凭。
   “我现在想做的事情，不是标新立异，是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元素。但是这种共同元素很孤独，因为很少人理解它，很少人愿意真正为它奋斗。那些曾说要和我一起奋斗的人，后来都走了。真正理解我的，正是这45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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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记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李泽湘博士

人民网驻香港记者 王 尧

光阴似水，不知不觉中，李泽湘博士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已经快十年了。十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与新建的香港科技大学“一见钟情”，凭海依山而建的校园，仿佛人间仙境，李博士认定，“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学校”，从此在这里驻足，展开人生的另一段历程。     李泽湘走过的路与时下众多的“海归派”有些不同。1979年，中国国门初开，美国铝业公司来访受到中方热情接待。作为答谢，该公司表示愿为中方培养2名本科生和3名访问学者，年仅17岁的中南矿治学院（现中南工业大学）一年级新生李泽湘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两名幸运儿之一。接下来的一切，对于来自湖南农村的李泽湘来说是一连串难忘的“第一次”：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坐小轿车、第一次坐飞机……。其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十分罕见，李泽湘们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的关怀和接待。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一位侨居日本的老华侨见他们没有手表，就硬把自己的手表交到他们手中；到了美国，就读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为他们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生活条件，专门安排了3位教师为两人补习英语。凭着顽强的毅力，来美之前几乎没接触过英语的两个中国年轻人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跟班上课了。1983年，李泽湘作为优秀毕业生获卡内基－梅隆大学电机工程及经济学双学士学位，接着他到美国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深造，分别于1986年和1889年拿到了电机工程与计算机硕士和博士学位。     身在异国他乡，李泽湘须臾没有忘记送自己出国学习的祖国。学习期间，他一直和母校的主管部门冶金部保持着联系，“还写过入党申请书呢！”李泽湘笑着说；1987年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前，就开始筹划学成归国服务，为此还特地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当时的国家教委，但始终阴差阳错未能成行。在麻省理工大学和纽约大学工作了几年后，1991年他来到香港。     是什么原因使他选择了香港科技大学并且一呆就是10年？“因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学校？”李泽湘闻言一笑：“因为在这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李泽湘的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92年正式加盟香港科技大学后，他担任电子工程系副教授，参与了自动控制机器人专业的导师设置和招生工作，创立了科大数控研究实验室及自动化技术中心并担任主任。另外，香港从事学术研究的资金条件不错，1992年到现在他共获得了1280万港元的研究基金，其中440万来自香港工业界。最重要的一点是，香港毗邻内地，地缘的便利使李泽湘可以将多年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和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用于自己的祖国。几年来，他除了作好科大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外，还担任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内地高校的客座教授，指导了一批博士后及高级研究人员，应邀赴内地作了多场学术报告，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交流活动。     李泽湘而立之年来到香港，转眼年届不惑。脚踏实地的人面对时光的流逝，既不会因虚度年华而后悔，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而是充满自信和成就感，因为每一天他都离自己的目标更进了一步。这些年来，他在国际一级核心杂志上发布了多篇学术论文，曾获美国亚特兰大ASME设计及制造年会最佳论文提名，他主持研发的多轴运动控制器等成果被应用到多个工业项目中；1996年，他的研究项目“机器人在非完整约束环境下的运动规划”获第8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他本人获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杰出青年基金奖（海外BO类），并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而对于李泽湘来说，最实在的成果，是创立固高科技有限公司。     李泽湘及其同事研究的运动控制、机床控制等技术，是国内制造行业长期缺乏的核心技术，但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这一类型的工业机构都不存在。成立一家企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商品化，是他们一直以来的理想。这个理想在1999年前后终于在条件付诸实施，当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大力提倡创新科技，深圳的高科技发展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固高科技有限公司便应运而生了，李泽湘出任董事长。这是亚太地区首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提供高速、高精度运动控制器产品及技术服务的高科技公司，创立者均为人工智能、自动化和微电子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和工程人员，企业采用的也是“硅谷模式”。何为“硅谷模式”，李泽湘解释：“简言之，有高科技、市场全球化、员工持股、风险投资几个特征”。固高的启动资金来自香港的私人基金，目前公司有60多名员工，研发队伍中有85％的成员在美国、中国、欧洲的一流大学中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固高已在深圳成立了首家全资子公司――固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首批进入深圳高新技术园深港产研基地的高科技独资企业，专业从事运动控制、自动化及光、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及技术服务工作，公司产品以各种运动控制器为核心，“通俗地说，就是机器的大脑”，由此派生出的系列产品填补了国内相关行业的多项空白。     万事开头难。当初游说风险投资的过程，用李泽湘的话说，“这里面有许多酸甜苦辣的故事，说来话可就长了。”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固高公司的经营状况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通常高科技企业都需要3－5年的发展成熟期，总体上说，公司的发展是顺利的。固高的英文为“GOOGOL”，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李泽湘笑了：“这是一个数学术语，10的100次方，一个天文数字。”这个创意来自李泽湘的妻子，一位数学家。在李泽湘的履历中，除了电机方面的学位外，还有一个伯克利的数学硕士学位。李泽湘与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的妻子在伯克利相识，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他的办公室里，贴满了女儿的照片。眼下妻子还在美国大学任教，女儿放在郑州岳父母处，可谓“一家三制”，不久就会变成“两制”，因为妻子很快就会到香港工作。     身为“海归派”中的先知先觉者，李泽湘对于“回国发展”的体会是切身而实在的，他说：“其实，国内的研究条件并不象人们想象中那么差。‘863’这一类项目的科研经费绝对数字并比美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少；同样的1 块钱在国内能办的事比在香港多，可以多招许多学生；在内地，研究的成果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在香港则不行，因为这里几乎没有工业。”当然，他也坦言，内地一些人为因素导致的消耗是许多留学生驻足不前的原因；在薪酬待遇方面，内地暂时还没有优势。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了香港作为过渡，随着国内的大环境越来越好，回国发展应该是大势所趋。

来源：人民网 2002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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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香港科大三教授对朱清时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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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革，不要口号：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人员为何退出与朱清时的合作【这也是一种喊口号。不能无视朱校长几年来的辛苦和努力，把这些呼吁和行动都视为喊口号的做法并不公正。理念不合，退出走人，干嘛非得要向上谈话发公开信搞臭朱校长呢？】

[url=http://www.infzm.com/content/60464]http://www.infzm.com/content/60464[/url]
作者: 李晓原
李泽湘
励建书

2011-06-16 10:01:17
来源:南方周末
根据合作协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被邀请为南科大筹建团队核心成员，从事人才引进、学科架构与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制定、招生考试等工作。三人于2011年初先后退出，并授权南方周末独家发表此篇文章，阐明与朱清时校长在办学理念上的分歧，意在以南科大为样本分析中国高教改革背后的深层问题。
高等教育改革关系国家竞争力能否提高，必须避免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评：这话说得过份了，朱校长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现在也不是体制内有行政职位的人了，有必要哗众取宠吗？办个好的大学，就是朱校长的唯一追求，好大学是教育和社会之福，与“国家竞争力”无什么关系。大学本来就属于社会，没必要都纳入到国家系统里来说事，即使是公立大学，那也是纳税人的钱】，必须避免把对现有高教体制弊病的不满转化为对貌似合理却实际上更为荒谬的行为和口号的欢呼【评：朱校长是国内少有的、踏踏实实舍身改革教育的实干家，没见他有什么荒谬和喊口号的。中国高等教育弊端之深，教训惨痛，主要问题人们认识的很清楚，不能污蔑为喊口号】。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认真的具体的富有建设性的分析和讨论。
朱清时校长在南科大的高教改革中提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口号【这就是污蔑和泼脏水之词。朱校长说的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做的努力也都有目共睹，所有期盼教育改革的人没人认为他在喊口号】。朱清时校长身为社会名人，又担负改革重任，因此这些口号可能严重误导舆论和社会，干扰高教改革的实质性讨论和健康开展【这就不只是泼脏水了，说朱校长干扰教育改革，误导社会，这是教育部门的一些不想改的人想说没说出口的】。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认为有必要表达我们的看法，厘清正误，以正视听【你的看法就能“厘清正误，正视听？”太自以为是了吧，在世界一流大学里几位不过是读了几年博士，未必就真懂世界一流大学，更不用说现代大学理念和一流大学的管理了；如果说朱校长有什么失策的地方，我看就是没有一开始就请欧美大学的一流教授来。】。
“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核心
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从根本上能支撑高校“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的是一个学校建基于教授质量教育质量之上的“质量信誉”，而不是具有这些权力本身。【有点良知的人都知道，中国高校之所以要改革，要改变教育质量，首要的是一统化权力体系的问题。教育有着明显的计划体制的特点。高校的自主当然是首要的改革任务。】


如果只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权，而避谈如何提高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措施，则无异于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教改的本质【朱校长何时何处避谈质量问题？我看每次他都谈到质量问题倒是个事实。我国高等教育的问题首先还真是个形式问题，没有大学的自主权，就无大学，何谈质量问题？】，这种徒有其表而无其里的所谓高教改革注定是既误人子弟又贻误高教改革机遇并最终贻误国家发展的口号喧嚣【也不知道你们几位加州、耶鲁呆了几年出来的几个博士，哪里来的那么多高教和国家情怀，南科大不过要办个真正的大学而已，所谓“发展”啊，“时机”啊什么滴都是领导的事情，操心那么多做什么呢？】。


南科大既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学科框架【南科大有明确的管理团队，不要睁眼睛瞎说呵。三位难到不是团队？请你们来做什么来了？做事情不能这样半途而退，还对中国少有的立意改革大学的人恶言恶语相向吧？做不了就退，说句实话，就是无能。几位比较朱校长的坚持来说，品格上差远了】，既没有学术团队也没有学生教育培养大纲方案，既没有清晰学校定位也没有清晰发展路径图，既没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与问责机制也没有外部监管问责法规，也就完全无从谈起建设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所必需的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问题【连点基本的逻辑都没有，为一流大学的博士汗颜啊。前面你们几位还叫嚷什么质量是核心呢，转眼又权力问题重要了。悲惨呵，到耶鲁加州学到了什么呢，几位？】。但沉浸在偷换概念的口号喧嚣之中【自己自相矛盾，还攻击别人偷换概念。这就是无赖了】，完全远离了办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正途【你办过一流大学？你说的就是正途？】，实在于南科大筹建无助，于深圳建南科大初衷不符，于国家高教改革无益！【又来了，国家，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义上的国家】


公立大学必须要有内外两层质量保障体系和问责机制：建基于对自己信誉负责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和问责机制，以及建基于法规之上的外部监管体系和问责机制。对南科大来讲，这两个机制完全没有建立【你们几位所谓外部“法规”，就是部里发言人所说的“南科大要依法办学”的那个“法”？】。南科大应该做的是回归实事求是和脚踏实地【回归事实，我们就不必建立新型大学了】，回归建设一个新大学的基本工作（管理团队组建、学科架构设置、教授团队招聘、教育大纲及培养方案设置等），回归基本管理制度机制建设，这才是正途。【这个你们还是向那些掣肘的人说吧。再说了，请你们来，你们拿出了这些制度方案了吗？】


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这个就属于小人恶毒卑鄙地进行政治栽赃了，自主招生就“文革”了？难道要慢慢无尽地等待部里批准，彻底纳入到旧的体系中去就不“文革”了】


我国的高考就考试本身来讲仍然不失为是一个较为公平的衡量体系。而这对一个社会诚信体系尚没有健全的社会尤为重要。【你们这个说法，只是一家之言而已。确实高考制度已经实行三十多年了，它确实是一个相对公平的体系，但是人们也看到了这些体系妨碍人材成长的教育行政化弊端，因而才有南科大的设想。改变已有体系之弊，是南科大的理想。不懂这个时代的追求，你们三位当初就不该来南科大，而且今天，你们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才是】


在任何国家，统一的高校入学考试制度本身并不是问题【我国的高考入学考试本身就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多年来，其实质上阻碍或者破坏了中学对学生的客观评价能力，它把中学教育带向了片面追求分数的死路。其弊端有目共睹】，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否应该用高考成绩作为（所有）高校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录取和评价标准。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不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或最重要的高校录取标准的话，如何才能在这个诚信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从机制、监管和操作上做到录取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和合理，以使所有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机会得到维护和保障。【如果泛泛说全社会的所有大学的录取标准，毫无意义。南科大首先可以自己探索，另外南科大作为一个大学，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高等教育机会公正的问题，它只能在自己的有限范围内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没聘请各位去教育部搞改革，操心真的过多了】


我国的高考体制由“考试”和“录取”两个重要环节组成。最根本性的弊端出在“录取（及其所用标准)”环节。用“录取”环节的弊端去否定“考试”环节的合理性，或者用“考试”环节的不完善性去否定“考试”环节本身的合理性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最根本的弊端不是什么“录取环节”，而是在这个高考体系下，我国的中学教育完全失去了客观评价学生的能力！我们现在的录取环节相对来说也还是相对公平的，虽然有一系列违法的事情，但毕竟很少敢公然嚣张违法的。如果要超出南科大来一般地谈论我国的高考招生改革的话，就必须超出高考的两个环节，说说中学教育。三位博士教授先生狭隘地谈什么“录取”和“考试”环节的关系，才是表面化肤浅化，是极度不负责的哗众取宠】


更为严肃和重要的问题是高教改革是一场“改革”而不是一次“文革”。【不知道什么是文革，就去研究研究。建设个新大学就被你们三位说成了文革，有那么严重吗？不就是建个学校吗？】改革的目的是用更好的更完善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来代替（或逐步解决）问题丛生的现有高考（考试和录取）制度【什么是改革的目的，与南科大有多大关系？南科大就能解决高考制度问题了？】，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反对而反对也是必要的，没有这个，就干脆回到体制里去算了，何必搞南科大呢？一个社会建设大学本身就该是多样化的，完全不必要只是在体制内小打小闹。改革也包括建立新的不在体制内的事物】。“文革”式的否定现有考试制度和措施【张铁生那个才是文革，文革的帽子乱扣，就是不懂装懂】，而没有代之以更好更完善更可操作的办法和措施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对高教改革的不负责任【负责，就是办一个好的新式大学出来，回到体制内的臭办法才是不负责】。


南科大负责人鼓励学生“反对参加高考”的做法【事实是：南科大还设立了考场，劝过学生参加高考；不参加高考是那些学生自己的决定。朱校长本人说的是，学生自己选择，他没有鼓励学生反对高考。三位这种下三滥告密的做法可谓卑鄙之卑鄙】，除了空洞的口号和不负责任的煽动之外【“煽动”这个词从博士和教授嘴里说出来肮脏的更很】，看不到有任何建设性的具体建议和做法【南科大校园在建设，教师在招聘，一些制度正在制定，三位一锤子打死，彻底否定人们的努力，用心何在？想“煽动”什么？】。对教育工作者来讲，每当现有法规不适合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的时候，该怎样示范和引导青年学生呢？是以尊重法治的精神推动和参与建立更为合理和更为完善的法规呢还是以藐视法规的态度冲破法治走向人治呢？“文革”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和深刻吗?!【说白了，三位无非就是想说朱校长搞“人治”，满肚子个人的抱怨毒气想发泄告密而已。】


“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世界公认的一流高校都有一个庞大的规范的专业的层次分明的问责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那叫学校的管理体系。行政——在汉语里指：行政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对于不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以及立法中的其他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规进行的解释。狭义讲来，指国家职能中，除了立法和司法以外的全部职能的总称】。这些一流大学的行政管理体制【学校的管理体系】只有一个功能：服务。服务于教学、科研、学生和教员【这是朱校长反复说的，不能因为你们三个说了，就好像是你的专利】。问题的实质是大学内部的行政架构和行政体制的角色定位问题【大学内部管理体系的构架和体制】，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行政体制和以教育科研为主导的学术体制的相对定位问题，是干涉教育还是服务教育，是干涉学术还是服务学术，是起主导控制作用还是起服务配角作用的问题，是为什么行政权利异化为行政权力的问题！【打上感叹号也不是你们三个的专利。中国大学里的教师都知道哦】所以单纯的大学去行政化，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伪口号【单纯的去行政化，就是实实在在改革的第一步，污蔑去行政化才是彻头彻尾的无耻】。


“教改实验班”是为口号服务的人质【这种上窜下跳四处调拨的伎俩骗不了谁。那些学生是自愿的，我的孩子也送去了，我们愿意做人质】
“教改实验班”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课程培养大纲和方案，甚至第二学期第二学年的课程设置到目前都还没有确定；培养的具体目标和学科分类也没有制定；学生们自己也不清楚【那只能是你们三位失职，拆台的后果】。
在没有一个课程大纲和培养方案的情况下，所录取的实验班45名学生年龄却有着从10岁到18岁的大幅跨度。即使对有30年开办少年班经验的中科大来讲，这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做法。以教育和全人培养来讲，年龄跨度如此大的45名学生有非常不同的心智发育程度、人文社科接受程度和德美艺体培养要求，因而也需要不同的培养和管理方案。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任职达十年之久的中科大也拒绝了代招这45名学生【中科大办了多年的少年班，用三位的说法，是符合外部法规的，尽管不可思议，没违法】。


临时拼凑的寥寥数个教学人员主要有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已身兼多职且主职在其他院校年过七十的院士；另一类是早已从科研一线退休的其他院校的教员。而第二学期第二学年课程的教员还没有着落。【请问三位是属于哪一类呢？李泽湘、励建书先生，您是退休的还是七十岁院士？看你们的简历好像离开退休还远呢吧？】完全没有一个根据南科大学科框架招聘的可延续性的教员团队和由这个团队所设计、认同、落实的课程体系和培养大纲。现在临时开设的课程既不具有任何示范性，也不具备扩大招生后的放大性和连续性。【教员团队设计不出来课程大纲属于老师不负责人，责备抱怨校长，天下似乎没这样的道理】
对于理工科学生能力培养非常重要的实验课，在招生面试时就已许诺学生第一学期就开。而事实是到现在第一学期快结束了也没有开。第二学期能不能开实验课、开些什么实验课、实验课的教学大纲和内容则无从谈起。【这些话目的就是想揭南科大的底，想搞臭这个学校】

从这些事实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教改实验班”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完全不是一个为学生培养着想的措施、就完全不是从教育的角度着想的措施，也完全不是为高教改革着想的举措。而只是争取招生自主权、自授文凭权的人质罢了【1、把自己工作过的学校说成绑匪办学，把南科大和朱校长说成是就想招生，鬼才会信；2、争取自主招生权没什么错的；】。

校长不能脱离监管为所欲为【朱校长做什么啦就为所欲为？有什么具体的“为所欲为”的证据？是强奸学生，还是强加老师贪污经费安排亲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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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了解南科大筹办实情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南科大的实情，无非就是四处受到掣肘，无非就是没有几个体制内人士敢于出来大力支持，没有几个老板敢于入股加入董事会，没有几个体制内的专家敢于放弃体制内的职位全职过来；南科大的实情无非就是在中国，先行改革者步履艰难。朱校长不过是深圳教育局聘请的一位退休人士，朱校长本来只是出于办好这个大学的热情才接受的邀请；即使是办私塾，也没什么，耶鲁不也是私塾吗?某教授从耶鲁出来没几年怎么也痛恨起私塾来了？】为什么朱清时校长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答案很简单：因为朱校长没有行政级别，不是处级和尚】？为什么朱清时校长不建立完善的招聘解聘的程序和规章制度【人材制度？那你得问问体制人事部，制度都是现成的。看看这个，算不算？：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才引进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市“孔雀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政策；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政策
】？为什么南科大还没有实质性开办就已经问题重重？为什么南科大没有受到任何体制机制上的审视、质疑、监察和问责【朱校长恐怕买张桌子都得找体制机制批文，就别提你们崇拜的体制了。难道耶鲁和加州呆了几年也不能让几位忘掉自己过去的经历？】？

我们也许从与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的对比中得到某些启示和答案。在香港科大的筹建阶段，香港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任命一个由政府代表、社会贤达、学界专家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不仅直接负责校长的遴选和任命，而且在校长上任后直接负责对校长的问责和监管。请注意，在这个大学筹建的机制设计中，不仅政府本身完全抽离了直接对校长遴选、任命和监管的环节，【没有董事会那不是朱校长的罪过，要骂人也得找准人，乱喷就疯狂了；几位来南科大时就应该知道:这个大学为什么没能有董事会】而且校长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其权力、责任、行为、办学的任何重大决定都出于董事会的监督管理之下。这就使得校长本人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偏离与学校定位不同的办学轨道，更不能为所欲为。【“为所欲为”是哪条法律上定的罪名？哪条法律有这条罪名？你们三个能拿出朱校长“为所欲为”的证据吗？】


无制度设计不足谈改革【改革也不一定什么都要先设计好】


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建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够复杂够有挑战性的系统工程【搞得太玄乎了，当年剑桥不过是一些给体制捣蛋的教师学生们建的；普林斯顿一开始不过就几个爱因斯坦之类的人物凑合在一起；有钱，有人，有知识、智慧和热爱教育的热情，一个大学没必要搞那么复杂的“工程”；只有官僚体系里熏陶惯了的人，才会什么“工程”之类的吧】。这样的工程在任何体制下都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单独胜任的，无论这个人头上带有什么样的光环【没看见任何时候朱校长说过要一个人办大学】。这就要求办学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是组建一个高度负责的筹建和管理团队，而这个团队的带头人必须要有基本的识人之才、用人之能、吸引人留住人之德。很遗憾，到目前南科大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大学教师没必要非得组成什么“团队”，有民主自由的学术环境就够了】。

我们也许从与香港科大的筹建过程的对比中得到某些启示和答案。【启示只能是公民社会很重要】

在香港科大的筹建阶段，香港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任命一个由政府代表、社会贤达、学界专家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不仅直接负责校长的遴选和任命，而且在校长上任后直接负责对校长的问责和监管。请注意，在这个大学筹建的机制设计中，不仅政府本身完全抽离了直接对校长遴选、任命和监管的环节，【没有董事会那不是朱校长的罪过，要骂人也得找准人，乱喷就疯狂了；几位来南科大时就应该知道，这个大学为什么没能有董事会】而且校长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其权力、责任、行为、办学的任何重大决定都出于董事会的监督管理之下。这就使得校长本人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偏离与学校定位不同的办学轨道，更不能为所欲为。【“为所欲为”是哪条法律上定的罪名？哪条法律有这条罪名？你们三个能拿出朱校长“为所欲为”的证据吗？】

南科大作为一个全新的公立大学，其制度设计的第一环应该是对其法定代表人的权力、责任、行为的问责与监管，并以此为核心界定大学的管办学之间的权责关系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保障。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学校内部的所有其他制度规章的设立。很遗憾，南科大的筹建缺失了这一环。【事实是，深圳市政府有《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09年以来就一直要制定《南方科技大学条例》《章程》，另外还有几份公文对学校框架的规定。这个规定完善与否实质上与朱校长无关，朱校长不负责制定这个层面的规则】

一个没有管理团队、学科框架、学术教员团队、内部管理制度、课程大纲、发展路径规划的空头大学用什么来奢谈高教改革呢？又用什么来实践和体现任何有意义的教改措施呢？【在南方科大的主页上有管理团队的名单。有各种管理政策，别把成长中的南科大说得一无是处】

办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不仅需要有正确和清晰的理念和指导思想，还要建立与理念相适应配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更要有落实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有效的行动。很遗憾，南科大从第一步起就走歪了，还停留在口号的喧嚣上。【南科大有明确的理念，也有初步的措施，怎么能说什么都没有，第一步就走歪了呢？再说第一步走得不直，第二步就不能直了？不认同不参与不就完了，那么多现代大学的理念又不是只有一家；至于指导思想，难道香港科大有“指导思想”？】

承担高教改革的使命本身可敬可嘉【好像没有哪条法规给南科大加上这么大的负担吧】，但对一个刚刚起步筹建尚没有任何内容作支撑的大学【还是，说话要公允，不能把辛苦工作的人说成是一群无所事事的懒汉】，什么该试，什么不该试，什么先试，什么后试，要有一个清醒的清晰的分析和论证，不能凭任何个人主观意志，更不能凭内涵不清逻辑不清的口号误导教育改革【建立大学不是科学理论研究，分析和论证尽管重要，那种什么东西都设计好了的办法，只能是计划经济哪一套路数，并不算什么真的科学】。很遗憾，南科大在第一步就没有分清楚一个全新的还在筹建阶段的大学该做的轻重缓急和主次纲目。

李晓原：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前主任。

李泽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

励建书：耶鲁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前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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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湘、励建书、李晓原相继从南科大不辞而别。------------


------------此人的确不是真正敢搞改革的人  最初的加盟想法 可能是一时之快 或弄点改革的名誉


离去可以 但发表公开信 釜底抽薪

感觉人品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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