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现在是新闻最多，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

郭荞璐

2016-04-25 记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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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新闻最多的时代，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我们似乎更容易看见‘真相’，但追究真相更难。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民新闻时代了，人人都可以发布新闻，但事实的真相反而难以辨别了。看起来，民众似乎掌握着前所未有的新闻控制权，但这也意味着民众自身必须拥有把握这种控制的能力。”
为了辨别真相，也是为了避免被操纵，请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谈“新闻素养”作为公民素养的一部分。

树立全民“新闻素养”理念

新闻学是应用学科，新闻理论不能做成哲学。面对每时每刻在时空隧道中流动的巨量新闻信息，不论是新闻的发布者还是接收者，都无暇追问“本质非本质”、“绝对相对”等等问题，但需要很实在的新闻理论来指导新闻的选择、观察的视角、梳理的规则、制作的方法。然而目前我国的新闻理论，政治套话还是多了些，有的说得玄了些。

两年前读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不觉产生一种感悟：这不就是新闻理论吗？“新闻真实”作为新闻学的一种职业理念，就是一句大白话，然而实现它则需要关于判别事实、表现事实、利弊权衡等诸多原则的运用。这些原则产生于新闻实践并且必须在最新的新闻实践中不断检验和修正。用中国式的话语叙说，即两位作者关于新闻真实的论证，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现在看到两位作者的新著《真相》，更是眼前一亮，这正是眼下最需要加以论证的与现实新闻生产变局相关的新闻理论，因为当前的新闻生产发生了转折，人人可以是新闻发布者，专业记者掉进了全民记者的海洋里。

约一个世纪前沃尔特•李普曼曾谈到报纸编辑部的工作：“到达报社编辑部的当日新闻是事实、宣传、谣言、怀疑、线索、希望和恐惧的混合体，其杂乱无章令人难以置信”。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就是理性地筛选与排列新闻，通过他们这一带有神圣性质的工作，记录社会生活，让新闻成为人民行为的依据。（《自由与新闻》，1920年）其实媒体的筛选和排列并没有李普曼说的那样理想和神圣，但毕竟人们只能通过媒体了解外部世界。

为监督媒体切实服务于社会，学界提出了民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即教育民众要有一些关于媒体运作的知识，例如20世纪30年代戈公振就提出：“若使现在每一个国民，都能知道报纸从什么需要而来，报纸有何种力量，报纸受何种影响。那么，他才可以对报纸有理解和正确的态度……所以我敢说，新闻学是无条件一切国民的必修课”（《新闻学》，1940年）。

因为普通民众没有机会接触媒体，媒体具有了一些神秘色彩，成了某种膜拜的对象。其实，这种情形在19世纪的欧洲也是这样。德国工人领袖奥•倍倍尔就曾说：“一般说来群众相信，凡是报纸上发表的东西都是唯一正确的东西。”（《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组织章程的报告》，1869年）

因此，“媒介素养”是指让民众了解：大众传播作为社会的信息系统，是组织的产物，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媒体建构的世界与真实世界是有差距的；对媒体要有清醒的认识并持一定的质疑态度。而媒介素养工作者，则致力于揭示媒体的政治、商业宣传手段和公关技巧。

打开《真相》第一页，现代新闻传播的情形就展现在眼前：一件危及所有人生命安全的核事故发生了，各种渠道关于这一事件的新闻即刻潮水般涌来：“传统新闻网站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呈现碎片状，而且常常自相矛盾。各类消息混杂在一起，很难区分。在不同的网站得到的讯息完全不同，甚至如果在不同的时间访问同一网站，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印象。”

现在是新闻最多的时代，也是新闻最差的时代。我们比以往更多地获得新闻，同时也更容易困惑；我们似乎更容易看见“真相”，但追究真相更难。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全民新闻时代了，人人都可以发布新闻，但事实的真相反而难以辨别了。看起来，民众似乎掌握着前所未有的新闻控制权，但这也意味着民众自身必须拥有把握这种控制权的能力。否则，仍然会被强权操控，而且比以往更深度地被操控，因为传播技术的最大控制者永远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

现在的信息鸿沟不是网民和非网民之间的差距，差距在有能力创造知识的人和习惯于先入为主、故步自封的人之间。为了辨别真相，也是为了避免被操纵，“新闻素养”就应该成为公民素养的一部分，全民都要掌握必要的新闻知识。这种素养不同于以往所说的“媒介素养”，那是审视传统大众媒体的，现在是公民自己如何面对奔涌到眼前的新闻信息，包括如何发布新闻。原来仅仅为专业新闻工作者掌握的职业知识，至少部分地要转变为全民知识，这叫“自觉的新闻消费与新闻评价”。两位作者就此写道：“这就好比，即便我们不会人人成为数学家、化学家或英语教授，上学时我们也都学习了代数、化学和英语，因为这些知识有助于把握生活方向。”

于是，两位作者向所有人提出了六项生活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而必须具备的“新闻素养”：

1．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2．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
3．信源是谁/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
4．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
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
6．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这些基本上是传统媒体的工作要领，显然它们不会随着新闻发布者扩大到全民而发生根本改变，但是它们变得更重要而迫切了，民众需要通过这样的应用新闻理论来辨别新闻的真假。《真相》这本书用无数生动的新闻传播实例，告诉你在复杂的情形中如何回答以上六大问题。每个问题的论述都很好看，新闻理论用这样的方式讲述，学生至少不会打瞌睡，可能兴趣盎然。

阅读了关于这六大问题的生动讲述后，我们就具备了新闻素养了吗？知道了，是具备新闻素养的前提，但并不等同于你就具备了新闻素养，还要养成客观观察事物的习惯。每个人都会固守一定的信念或认识，但在发布或分析新闻时，若不对自己客观一些，便会自觉不自觉地拒绝上面提供的理念或知识，无视学过的新闻理论。

例如2011年利比亚战争初期，我国电视台被要求多报道联军的反面事实，于是利比亚反对派游行示威中阿拉伯语横幅“法兰西万岁”被翻译成“法国滚出去”；政府军攻打反对派的电视新闻画面下，打出了“胜利在望”的字幕。

2012年，美国某搞笑新闻网站宣布金正恩获选当年全球最性感男子，说他英俊无敌，圆圆的脸庞，有孩子般迷人的魅力，而且体格强健，这个平壤男人是每个女性梦寐以求的男人。我国某机关报网站看到美国媒体赞扬朝鲜领袖，立刻转载，并配上55张金正恩的图片。






2013年，我国几乎所有官方网站和部分机关报发布“普京下令若西方攻叙利亚，俄将打击沙特”的新闻；当天俄国官方便否认这一消息，并指出新闻源是经常发布假新闻的一家网站。为什么在新闻发布上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就在于我们的媒体没有在信仰与事实之间固守基本的新闻操守，让希望的事实统领了大脑。



普通网民也是一样，面对事实，要克制一下自己既有的信仰或认识，勇于接受与原有看法不同的事实，即回答两位作者的提问：“我们只愿意倾听那些与我们道德观相吻合的断言吗？我们是将新闻看成是客观证据，还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去新闻中寻找证明？”“换句话说，我们对自己未知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开放？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信仰？从法国和西班牙洞穴壁画中提出的问题开始，在事实和信仰居于两端的知识的光谱里，我们处在什么位置？”如果不能正确回答这样的问题，恐怕很难谈得上“新闻素养”了。

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看，上面的六方面知识属于自身的专业领域，现在正在变成全民知识。专业新闻工作不需要了吗？“业余”将取代“专业”吗？曾经以“每一个公民都是记者”的口号扬名的OhmyNews（韩国公民记者网站），一度进入全球浏览排名前100 名，但到2013年5月已跌落到无足轻重的第17 341名。其衰落原因在于完全依赖民众参与，而难以让民众长期保持对新闻实践的兴趣，专业新闻工作者回应了公民新闻则是更主要的原因。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是专门写给专业新闻工作者的，从宏观到微观，同样很好看。专业新闻工作者仍然是未来不可或缺的，虽然有违人们当下的直觉。看了两位作者的《真相》可以确信：新闻工作没有过时，只是正在变得更为复杂。其复杂性在于：以前的新闻是由专业新闻工作者决定的；而如今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民众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专业新闻不能只是向受众讲授，而要将这一专业变成一种内容丰富的关于新闻的对话。通过与民众对话，专业新闻工作向民众提供八方面的服务：

1．媒体帮助民众证明哪些事实是真实和可信的。
2．新闻工作者适当扮演“释义者”的角色。
3．新闻工作者继续发挥作为公共调查者的功能。
4．媒体帮助民众见证一切，付出专门的努力采编一般人采访不到的新闻。
5．媒体是向民众传授获取新的知晓方法的中介。
6．媒体成为聪明的网络信息的聚合者。
7．由新闻工作者创建便于民众交流的公共论坛。
8．媒体成为监督权力者、公民记者学习的榜样。

概述到这里，我不禁想改动一下歌德“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这句名言：新闻理论应该永远是绿色的，因为生活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