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新闻学研究为了什么？

杨静芝

2015-12-22 吴飞 新闻记者

浙江大学国际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吴飞教授在《新闻记者》第12期发表的《重新出发：新闻学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对我国新闻学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严肃反思，提出了许多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观点。这里是部分精彩内容的摘编。


新闻学研究，如果要有所作为，当然不应该是新闻学术圈子内部的智识游戏，它必须有所追求。那么新闻学研究的宗旨是什么呢？

潘忠党曾撰有《解读凯里•跨文化嫁接•新闻与传播之别》一文，这篇文章介绍了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詹姆士•W•凯里（James W. Carey）的观点。潘忠党写道：“什么是新闻？它是对活生生现实的描述，是再现的真实，是通向‘真实之整体’的‘地方知识’，是对生活浸淫了人文关怀的批判和参与。新闻本身就是获取知识的研究，但不是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栩栩如生的描述型研究。其目的是理解，并通过这份理解，以人文关怀为尺度对现实生活作出批判，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进步与改造，使我们的生活在新的境界上更接近人文价值的标准”。潘忠党分析说，凯里绝不认为新闻从业者要“服从政治”，与政府保持一致，他的“优于市府的政府机构”之语，一方面表述了史实，即芝加哥市政厅曾经非常腐败，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政府之“政治”与“服务”的区别理解。这种区别，恐怕也为新闻从业者开拓新闻实践之思维空间所必需。在凯里的描述中，我们也可看到新闻实践必须有的独立，不仅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商界，还独立于民间组织和所谓“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

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凯里所强调的，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称，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新闻没有其得以实践的内在理由，新闻得以实践的理由只能来自它的社会后果，即成就民主的社会秩序。前苏联有传媒，也有传播，甚至有新闻机构，但它没有新闻，因为它没有民主。只有民主才会哺育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现代民主社会，套用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话，只有走过场的新闻。社论好像是作者给读者们提供值得思考的意见，报纸和电视出现的新闻声称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真实报道，大型游行示威表面上是给大众一个泄愤的渠道。所有这些都在发生，构成一个通过交流而达到共识的景观，但这恰恰是从一开始就精心建构而要达到的效果。为什么这些活动貌似新闻而不是新闻，为什么“苏联新闻工作者”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表述？原因只有一个，新闻的必要条件是有事实上的民主体制，或对民主体制的追求。

如果凯里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新闻学研究近几年所提供的研究，并不令人满意。因为目前的新闻学研究，离这样的旨趣相去甚远，这就是前文所引张育仁批评新闻学界的主要原因。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流行语录新闻学、领袖新闻学，一些学者紧跟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做出敏感的反应，迅速跟进解释新领导的新意图，却很少反思领袖们观点的合理与合法性问题。因此几乎没有学者关注新闻与民主之关系，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研究也屈指可数。因为，这样的反省和追问，一直被中国新闻学界视为敏感地带而望而却步。我们可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一些学者私下沟通所使用的语言和表达的观点与他们撰写文章所呈现的内容，形成巨大的反差。应该说，这是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场域的病态症候。

有学者指出，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受过高深的人文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同时又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敏感的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以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己任的道德使命。”因此可以理解1929年陈寅恪先生撰写《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时的那段名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先生这段话，道出了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恒久之追求。也许不少人正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新闻学研究者的。前文所引的石扉客之问，就是明证。

不过，诚如萧功秦所言：“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国与美国，观念型知识分子并不很多，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社会压力集团来申张自己的利益。在美国，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而伸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之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的人群。每个专业的利益集团中总有一些以自己的专业立场与自身利益为基础，同时又为社会公益事业而积极活动的人士。”

因此，笔者认为，新闻学研究，当然一方面需要为社会之进步、政治之开明、民主之实现而勇敢表达出自己的独立的观念，毕竟中国社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贫富分化、生命得不到尊重、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信息不公开、言路不畅达等等矛盾层出，需要一批知识分子鼓与呼；但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并非都是观念的论证，它同样可以是经验的知识、哲学的思考或者是科学的分析。近几年一批中青年学者，如周葆华、王辰瑶、刘海龙、李红涛、张志安等等，发表了不少论著，无论是研究角度的新颖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还是理论分析的深刻性等等，都给新闻理论研究场带来一股新的气息。可惜的是，这样的研究还是太少。

（本文摘自吴飞：《重新出发：新闻学研究的反思》。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5年第12期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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