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重新出发——新闻学研究的反思

杨静芝

2015-12-14 吴飞 吴界

内容摘要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起起落落，几近百年矣。江山代有才人出，学术精进脉络可辨，但并不令人满意。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之学术场域权力关系复杂，学术关切的现实与问题又变化多端。新闻学研究的参与者鱼龙混杂，求利者有之，求权者有之，求名者有之，求真求善者亦不乏其人。成名的想像、“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无可厚非。不过，想要推进新闻学的研究水平，维护新闻研究在知识场的尊严，提升新闻学的学科地位，需要真诚、老实和科学的研究，舍此别无他法。
广义的新闻学是指研究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规律的科学。李良荣在其教科书中指出，新闻学“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想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它研究的内容是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本文所讨论的新闻学，主要指狭义的新闻学，仅指新闻理论研究。

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的现状如何？我们应如何评估已有的研究？新媒体的出现，以及网络社会的崛起，对新闻学研究有什么样的挑战？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

一些学者对新闻学研究给予了相对积极的评价，认为新闻学研究能够紧跟时代的脉搏，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考，提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如童兵教授就认为：“当前新闻传播的几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主流媒体与非主流媒体、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民意表达与舆论引导、信息公开与信息安全、流言防治与知情有度。”他分析说，新闻学研究“既重视主流媒体的功能，也看重非主流媒体的使命；既肯定官方舆论场的地位，也强调民间舆论场的作用；既扶持民意的充分表达，也着力舆论引导的责任；既不断推进信息公开，又维护信息安全；既警惕流言滋生泛滥，又坚持依法知情、知情有度。总之，要深刻体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真谛，要扎根中国大地，要在新的信息传递环境中，把新闻传播学研究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郑保卫教授也撰文指出，在进入社会转型期后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新闻学研究也逐年推进，获得很大发展。其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展，研究内容在不断深化，研究方法更加多样，研究成果也更加丰实。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和媒介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近些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对涉及当前新闻传播领域的诸多重大问题均展开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热点问题。他就当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下述理论热点问题展开了论述：一是媒体格局变化问题；二是转型期传媒业性质与功能问题；三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理论与实践创新问题；四是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五是新闻媒体信息传播力、社会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力问题；六是新闻媒体国际话语权与国际竞争力问题；七是新闻人才培养与新闻队伍建设问题；八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问题。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2014第五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上，郑保卫重申：“曾一度横行的‘新闻无学论’伴随着新闻学的发展逐渐势弱。‘新闻无学论’是对新闻学过低的、不实事求是的评价，它所带来的众多消极影响，使我国的新闻学学科发展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新闻学在创办、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由此否定一个学科是不公平的。新闻学有其自身独特的学科性质以及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研究内容”。

与这些相对乐观评价不同的是，对新闻学研究不满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2012年，展江在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大师系列”撰写序言时，曾写道：“新闻学与传播是舶来品，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中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如果说展江教授批评的是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原创不足的话，那么张育仁在《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一书中，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新闻学界提出了更严厉的指责。他写道：“在新闻史研究中，新闻学术界的浅陋无知、怯懦保守和自鸣得意与其他学术领域相比较，可以说是十分惊人的。我甚至为此感到可笑和可悲：我居然成了第一个写作《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的人！如果新闻学术界能像文学理论界、艺术理论界、政治学理论界、经济学理论界、法学理论界、哲学理论界那样大胆解放思想，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原则，这样的‘好事’难道还轮得到我吗？”

而另一股批评之风则来自业界。2015年9月19日，知名媒体人、新浪副总编石扉客参加了人大新闻学院建院60周年庆典学术论坛活动，他在发言中对新闻业界和学界的某些现象提出尖锐批评，引发争议。“一月份的时候，上海外滩的踩踏事件，我觉得踩踏事件最大的问题就是应当查清楚政府到底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但最后新闻学院的老师们，他们主要说有些媒体的报道，报道了新闻学院的学生遇难了，说不应该报，不应该采访他的家里等等。这个讨论最后就成为了整个事件的主要议题，我很不高兴，觉得这是在浪费公共注意力。”“还有，外滩踩踏事件以后，深圳的姚贝娜事件也被学界放大了。还有马航的空难事件，老师们非常非常喜欢批评这类事件。我觉得这个批评当然重要，但是我们业界已经被学界老师们批评这么多年了，我们也慢慢成熟了，这些东西很容易改的，任何一个流程正常的部门主任或者总监都能够把关的。”“所以我特别希望衷心希望能回到这种业界和学界互相支撑的好时候。我上次还专门发了一条微博，引起新闻学院一些老师比较大的不满。我说新闻学院有不少良师益友，使得我受益良多。” “但是总体上学界还是有不少老师们，在复旦踩踏事件怎么报道，马航空难能不能采访家属，深圳姚贝娜事件该怎么报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上发言，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关键时刻却总是保持习惯性的缄默。学界如果总是乐于规训业界，怯于抗斥公权，就着实很难让人尊敬。”

其实，还有一股更严重的批评来自知识圈同仁们。知识圈里长期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说是“新闻无学”！有人曾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读研究生时，他的系主任经常说一句话“新闻无学”，他原来是新闻系的，因为觉得新闻系无学问可做，所以换到中文系去了。笔者的同事S先生，长期从事新闻理论的教学的研究，本科和研究生都是新闻专业，但博士读了历史学，现在他经常公开表示“新闻无学”！尽管有不少新闻学子撰文（甚至有人撰写博士论文）对“新闻无学”论进行反批评，但“新闻无学”的声音仍然在矣。何哉？

本文不打算系统讨论这一问题，而仅从一个较小的角度来揭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并就新闻学研究问题如何发展提一点粗浅的看法。笔者将集中回答如下问题：一是新闻学研究是为了谁？二是新闻学研究是为了什么？三是新闻学研究做了些什么？四是在些梳理的基础之上提出几点反思。

为便于分析，我建立一个简要的分析矩阵。分析的第一个维度是新闻学研究者的服务对象，大体而言无外乎如下几方面：政治权力（政党与政府）、商业买家（媒体公关）、新闻产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组织）、新闻学界（知识生产场内部）、社会公众。

另一个维度是新闻学研究者提供的知识类型。这一方面，笔者借用的是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中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在1968年，哈贝马斯就在《认识与兴趣》一书中，基于实践的观点，将人类社会的生活世界划分为三种基本的构成要素，即劳动、交往(沟通)和权力(支配)。与此对应，形成技术的、实践的和解放的三种基本旨趣。进一步，再发展出三种知识类型：经验—分析科学，历史—解释性科学，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见表1）：

表1：哈贝马斯的知识论框架
经验性—分析的科学(empirical-analytical science) 主要是基于技术的认知兴趣，其目标为建立律则性的知识体系。
历史性—诠释的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 science） 主要是基于实践的认知兴趣，其目标为对社会文化现象获致一种解释性的了解。
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 science） 主要是基于解放的认知兴趣，其目标为反省与批判，它不是和前述两种科学平行的第三种科学，它应该要在解放的认知兴趣的引导下，统合前述两种科学的研究和知识。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所以的经验——分析的科学（empirical-analytical science)（自然科学），是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规律理解的科学。他指出：“经验科学理论的主要兴趣是使可有效地加以控制的活动有可能从信息上得到维护和扩大，并以这种兴趣来揭示现实。这就是对技术上掌握对象化过程的认识兴趣。”它试图解决自然界的不可认识和不可理解性，排除自然界对人的盲目统治。哈贝马斯认为，自然科学的思想和研究是由技术的兴趣促成并决定的。技术的兴趣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而历史——解释的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 science）（精神科学），“研究的是变化不定的物的领域和纯粹的意谓的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中，经济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机构对社会的全面统治，使对话受到压制，共识和共性无法实现，破坏了实践的兴趣的发展。而解释的科学就是通过“语言”媒介来实现理解的意义以满足“实践的兴趣”的。哈贝马斯认为，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 science）（批判型）与系统的社会行为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创立事物规律的知识的目标不同。前面还要“努力验证理论陈述何时能够掌握社会活动的不变规律性，以及何时才能掌握意识形态上僵硬的，但原则上却是可变的依附关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心理分析就会想到，对于规律联系的说明，会在有关都的意识中引起反思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一种以批判为中介的规律知识用这种方法，虽然不能使规律本身由于反思失效，但能使规律本身不再被使用”。

基于这两个不同的分析维度，并参考布洛维对社会学的分析模型。我们可以把新闻学分为四类，即专业新闻学（professional Journalism）、政策新闻学（policy Journalism）、批判新闻学（critical Journalism）和公共新闻学( Public Journalism)。（表2）

表2：新闻学的四种知识旨趣
新闻学为谁？知识类型 专业知识圈内 专业知识圈外
工具性知识 专业新闻学 政策新闻学
反思性知识 批判新闻学 公共新闻学

我们进而可将新闻知识划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新闻知识属于工具性知识，包括专业新闻学和政策新闻学。这两种知识都以客户提出问题为目标，研究者基于研究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达到解决方案。如各种类型的舆情分报告、行业性的蓝皮书。客户可能是宣传部门、政府机构、可以是商业企业、媒体行业，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以及事先界定了目标和资源以获取新闻学研究者为之进行服务的任何实体。

第二类新闻知识属于反思性的知识。这种知识类型是指目的和目标不是既定的，而是通过讨论、辩论得出的。对于批判新闻学来说，就是要讨论价值观，讨论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新闻学研究，新闻学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美国社会学家麦可·布洛维曾指出：“专业社会学是一种科学，成果反映在论文的发表。批判社会学家认为专业社会学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批判社会学则通过挖掘职业社会学的价值基础，把它们提出来接受检查、讨论和辩论，批判社会学不仅为职业社会学重新定向，而且支持、激励了公共社会学”。对于公共新闻学来说，就是要在新闻学研究者和公众之间的进行对话。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就有这一方面的追求。学者们分析指出，公共新闻的兴起是为了弥补传统新闻理论和实践的缺陷和不足，从本质上说，就是回归新闻的公共性传统，即重新承担起新闻媒介在民主政治中的神圣使命，为公众提供对话协商的场所和方式，在相互疏远的公民之间、公民与公众生活之间重新建立一个联系的桥梁，创建一个广泛的、理性和宽容的公共领域，从而推动美国公众生活的复兴。

笔者认为，这一分析矩阵能够较好地回答我在前文中所提出新闻学者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两个元问题，即“新闻学是为了谁”和新闻学是为了什么”？



1新闻学研究为了谁？本想系统整理一下近十年来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但工作没有完成，而编辑给的截稿期已经到了。无奈只依靠自己的基本感觉来分析了。我仍然敢如此做的原因是，笔者从事新闻理论的教学已经十数年了，发表过一些文章，至今还保持着阅读相关文献的习惯，可以说对这一领域并不陌生。当然不足之处明显，那就是没有实证的数据可以直接拿来说话。

应该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进入了“新式新闻事业”时期，与此同时，新闻学的基本体系也形成了。如乔治·佩恩的《美国新闻史》、《新闻工作者手册》、舒曼的《应用新闻学》、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以及卡斯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等等先后出版。中国的新闻学几乎在同时起步，无论是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新闻学纲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新闻学掇要》、李公凡的《基础新闻学》、黄天鹏的《现代新闻学》、王文萱的《新闻概论》、邵振青的《新闻学总论》，著作甚丰。这些研究者，大多受到美国或者日本新闻学的影响，其基本观点可以说与国际前沿接轨。不过，随着国共两党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发展，新闻学的研究很快被政治宣传理论所取代。

根据丁淦林先生的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有如下基本有发展线索，即建党时期强调指导性――长征时期注重组织性――延安时期主要讲党性――1956、1957年讲政治家办报――1989年以后则重于舆论导向。不过，笔者认为，相对系统性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的形成，还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延安整风运动从本质意义上说是思想整风运动。其目的是通过整风，来强化党员的党性，改造世界观；反对政治上的自由行动，组织上的自成系统；强调教条主义的危害，提醒全党要理论联系实践。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闻理论作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整合，开始有目的地、系统地建立自己的新闻学体系，即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是建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党所领导的新闻宣传事业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整顿的基础上完成的，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深刻领会了毛泽东同志发动的这次整风运动的核心意义所在，对一些“书生办报”的错误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情调和作风进行一次深入的清算，就党的新闻工作的素质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从此一种新的新闻学理论便开始产生了。陆定一在文章中指出，当时在延安工作的报刊工作者，大多数是抗战以后参加革命的青年人，有的是从国外和国统区奔赴延安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并没有充分理解战时农村分散环境下党报的特性和任务，甚至有人机械地搬用国内外大报的具体做法，追求“城市化”和“正规化”。陆定一要求他们通过整风改正思想作风不符合共产党的要求，放弃他们的新闻观念中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成份，培养自由的无产阶级新闻观。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延安整风时期发展起来的党报理论以及据此发展起来的新闻学，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需要。童兵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延安整风时期中逐渐形成的党报理该理论尚存在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对于党报的民主监督功能认识不足，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论述很少。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强调后者而对于批评则重视不够，且对于批评者的态度又责之过严，令人有所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去做。第二，由于向苏联学习中的片面性，致使新闻宣传中出现一些僵化死板的做法。……这就给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造成了隐患。

1956年党报改革后，一种服务群众的新闻理论才慢慢出现，报纸是社会公器的观点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王中教授提出了新闻事业的双重性、新闻的趣味性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党报理论体系。但随着反右运动的推进，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斗争新闻学”，前苏联的新闻理论体系主导着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与教学。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改期开放初期。甘惜分先生《新闻理论基础》（1982）、《新闻论争三十年》（1988）两书是那一时期最重要的新闻学理论著作，发行达数十万册。前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论述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性质、作用等问题的专著，后者是1978年以来他的新闻学论文选集。他认为新闻报道是影响舆论的一种手段，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应在政治方向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反映人民的各种声音，新闻记者应以历史学家的眼光观察生活,既真实又有深度地记录生活。1980年以来，着重研究国家新闻体制的改革问题，连续发表文章强调新闻工作者应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下，进行新闻改革，加强新闻事业的舆论监督作用。

郑保卫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在不断适应实践需要的过程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如今，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结合当前新闻工作实际所阐释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新的理论成果。这些具有时代特点和体现当代水平的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之下，上世纪80年代之后，新闻学研究慢慢丰富起来，而随着传播学的介入，加上当时流行的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传播，新闻学研究面目一新。如童兵的《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西新闻比较论纲》、《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张达芝的《新闻学基本问题》、黄旦的《新闻传播学》、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刘建明的《基础舆论学》、杨保军的《新闻事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理论研究引论》、雷跃捷的《新闻理论》、《媒介批评》为代表的新的理论框架开始成为主流。

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海外学者的影响日甚，潘忠党、陈韬文、罗文辉、赵月枝、祝建华、赵心树等等，频繁出现在中国大陆各种不同的学术场域。他们或传经送道，成为几所主要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们培养和指导大陆学子从事更规范的学术研究，而由他们主导的几套新闻传播方面的译丛，更是奠定了大陆新闻传播学子的阅读基础文献。他们所带入的研究话题，诸如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新闻生产研究、新闻把关人研究、受众研究、中国新闻改革研究等等，对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用中文撰写的论文，一直处于被引用率之榜首。同时需要提及的是，展江长期以来致力新闻传播学经典的译介，从事舆论监督和新闻伦理法规方面的研究，对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功莫大蔫。

现在的新闻学虽然仍然有着传统的党报理论的痕迹，但已经大大超越了早期的理论框架。其目标受众，除了宣传工作者外，还包括媒体事业（企业）和广大社会大众。新闻理论逐渐成为公民理解新闻业的知识来源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业界的实践共同进步，虽然一些业界的声音批评学界乐于对业界的所作所为指手画脚，但我仍然认为学界对业界的批评是有价值的，当然我也部分赞同学界和业界有时需要共同抵抗政治权力和商业权力的压力。如今新闻客观性、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伦理道德、新闻真实性已经成为公众判断一则新闻作品的好坏，甚至是评估一家媒体的公信力的重要概念。应该说，新闻研究者功不可没。

2新闻学研究为了什么？
也许有人认为学术不过是一种爱好或者是生活方式，这并没有错。不过，有价值的学术，大多不是纯粹的智识游戏（虽然有时这样的游戏心态，也可以成就伟大的思想家），而是深刻的社会关怀。涂尔干晚年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则指出，工业社会的发展，摧毁了原有的宗教信仰，造成了失范现象。他断言，宗教缺失下的话语空白应该由社会学填补，而社会学家则相应地承担原本萨满、先知和牧师的角色。显然，涂尔干所指的萨满、先知和牧师的角色，并不是纯粹的社会事物的解释者和客观的分析者，他们往往是社会的参与者。这意味着，学术的价值在于是否能够直面现实生活，解答社会问题，揭示社会隐藏的矛盾，需要有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是以有学者指出，“知识是我们用从我们的神经系统引出的反应所构成的东西，这些反应更多的不是对‘事实’或‘存在者’之序的镜像反映，而是对我们自己（我们的进货和生态）的揭示。人类的感觉和理智是数百万年来进化的产物。进化没有预定的方向，没有预先的设计。没有‘纯粹’的理智，而自我同一的‘存在者’则是理性主义的错觉。”

维特根斯坦曾讲过一个小故事，他说，我跟一位哲学家坐在花园里。“我知道，那是一棵树”，他指着我们身旁的一棵树不信地念叨。有人走过来，听到了这句话。我就对人家说：“这家伙没有发疯。我们不过是思考哲学”。他写道“我们在哲学中找出来的东西是平凡的；哲学不教给我们新的事实，只有科学才那样做。但是，恰当地概观这些平凡的东西则极这困难，而且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事实上哲学是对平凡的东西的概观”。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之一卡尔·波普尔明确指出：“哲学流派的退化……是以下错误信念的结果：即使没有产生于哲学之外的问题逼迫他/她进行哲学思考，一个人也可以进行哲学思考……真正的哲学问题永远扎根于哲学之外的迫切问题……认为处理事实问题的东西属于科学而非哲学，这样的看法不仅书生气，而后显然是一种认识论、因此也就是一种哲学独断论的结果”。

同样，新闻学研究，如果要有所作为，当然不应该是新闻学术圈子内部的智识游戏，它必须有所追求的。那么新闻学研究的宗旨是什么呢？

潘忠党曾撰有一文《解读凯里•跨文化嫁接•新闻与传播之别》，这篇文章介绍了美国著名的新闻教育家詹姆士·W·凯里（James W. Carey）的观点。潘忠党写道：“什么是新闻？它是对活生生现实的描述，是再现的真实，是通向‘真实之整体’的‘地方知识’，是对生活浸淫了人文关怀的批判和参与。新闻本身就是获取知识的研究，但不是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栩栩如生的描述型研究。其目的是理解，并通过这份理解，以人文关怀为尺度对现实生活作出批判，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进步与改造，使我们的生活在新的境界上更接近人文价值的标准”。潘忠党分析说，凯里绝不认为新闻从业者要“服从政治”，与政府保持一致，他的“优于市府的政府机构”之语，一方面表述了史实，即芝加哥市政厅曾经非常腐败，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政府之“政治”与“服务”的区别理解。这种区别，恐怕也为新闻从业者开拓新闻实践之思维空间所必需。在凯里的描述中，我们也可看到新闻实践必须有的独立，不仅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商界，而且还独立于民间组织和所谓“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

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凯里所强调的，新闻是民主的另一个名称，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新闻没有其得以实践的内在理由，新闻得以实践的理由只能来自它的社会后果，即成就民主的社会秩序。前苏联有传媒，也有传播，甚至有新闻机构，但它没有新闻，因为它没有民主。只有民主才会哺育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现代民主社会，套用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话，只有走过场的新闻。社论好象是作者给读者们提供值得思考的意见，报纸和电视出现的新闻声称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真实报道，大型游行示威表面上是给大众一个泄愤的渠道。所有这些都在发生，构成有一个通过交流而达到共识的景观，但这恰恰是从一开始就精心建构而要达到的效果。为什么这些活动貌似新闻而不是新闻，为什么“苏联新闻工作者”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表述？原因只有一个，新闻的必要条件是有事实上的民主体制，或对民主体制的追求。

如果凯里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新闻学研究近几年所提供的研究，并不令人满意。因为目前的新闻学研究，离这样的旨趣相隔甚远，这就是前文所引张育仁批评新闻学界的主要原因。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流行语录新闻学、领袖新闻学，一些学者紧跟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作出敏感的反应，迅速跟进解释新领导的新意图，却很少反思领袖们观点的合理与合法性问题。因此几乎没有学者关注新闻与民主之关系，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研究也屈指可数。因为，这样的反省和追问，一直被中国新闻学界视为敏感地带而望而却步。我们可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一些学者私下沟通所使用的语言和表达的观点与他们撰写文章中呈现的内容，形成巨大的反差。应该说，这是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场中的病态症候。

有学者指出，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受过高深的人文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同时又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敏感的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以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己任的道德使命”。因此可以理解1929年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撰写的碑铭（《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一文时，写下的那段名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先生这段名言，道出了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恒久之追求。也许不少人正是以这样的标准要衡量新闻学研究者的。前文所引的石扉客之问，就是明证。

不过，诚如萧功秦所言：“从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凡是中产阶级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国与美国，观念型知识分子并不很多，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社会压力集团来申张自己的利益。在美国，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社会而申张正义的人，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观念人’，而是被称之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的人群。每个专业的利益集团中总有一些以自己的专业立场与自身利益为基础，同时又为社会公益事业而积极活动的人士。”

因此，笔者认为，新闻学研究，当然一方面需要为社会之进步、政治之开明、民主之实现而勇敢表达出自己的独立的观念，毕竟中国社会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贫富分化、生命得不到尊重、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信息不公开、言路不畅达等等矛盾层出，需要一批知识分子鼓与呼；但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并非都是观念的论证，它同样可以是经验的知识、哲学的思考或者是科学的分析。近几年一批中青年学子，如周葆华、王辰瑶、刘海龙、李红涛、张志安等等，发表了不少论著，无论是研究角度的新颖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理论分析的深刻性等等，都给新闻理论研究场带来了一股新的气息。可惜的是，这样的研究还是太少。

3总结：新变化与新展望
“我们所想所感的任何东西都是遗传学的结果。我们的感官是进化的人化物，是我们把它们做成了现在的样子。感知被感知、认知和被认知——一切都是人化物，没有一个存在者或真理可以脱离地球进化的偶然环境”。中国大陆新闻学主题一直处于变动之中，那么如何理解这一发展变化呢？或者说，新闻理论知识发展的内驱力和外动力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最明显的一点是党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政治权力一直是左右中国大陆新闻研究动向的最大力量。但除了政治的因素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因素，譬如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新闻事业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事业，它自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那么这种内在的发展规律在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又是如何作用的呢？依笔者个人的观点看，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与传播观念的演进应该有三种最主要的作用力，或者说内驱力。其一为政治的力量，或者说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驱动，政治权力可能调动各种不同的权力要素，来左右新闻研究场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方向，如各种层级的社科课题指南、职称与晋升体制、评奖制度、重点学科的设置与学科评估等等，直接驱使新闻理论为政治权力服务；其二为经济的力量，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需要经济的支持，没有经济支持的传播组织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当然更谈不上发展了。因此求利就成了新闻学术场必会看重的一种内存的张力。近几年不少新闻学者，着力有成为传媒军师，为媒体发现出谋划策，为企业组织的媒体公关东奔西走，除学术动机外，求利动机也是很明显的；其三为职业理想，人是一种有目的的生物，而一种组织的出现当然更有其基本的理想追求，这种理想的追求可能在有些时候并没有得到彰显，但一旦其它的作用力基本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之下时，对于理想的追求便会突显出来。新闻学术组织当然有其职业的理想与职业的追求，这一基本的内驱力正决定了新闻学术场的理论合法性。

不过，当下新闻学研究又面临着新的变量，那就是基于沟通网络的迅速发展而出现的全球化，以及基于新媒体技术的巨大变革对传统新闻业态产生的巨大冲击。这些变量，可能正对新闻学研究产生颠覆性的影响。黄旦有多篇文章就此进行过多次阐述，他认为：“在当前新传播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再不能是在原有框架中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整体转型。这包括三方面内容:研究方式向经验性研究转向;在教学上要改变原有以媒介种类划分专业的做法,转向以传播内容为类别,并与新媒体实验室互相勾连;在思维方式上,要引入网络化关系,以重新理解和思考”。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写道：“之前的新闻学始终是框定在‘职业’之中，是跟随新闻职业而起的一套操作知识体系，新闻学迄今为止一直是建立于伦理基础上的规范性学科。它与经验性学科不一样，它的课程内容和研究，就是为了区分和说明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当新闻学从职业和专业机构的眼界向‘人类传播实践’打开，新闻业是‘人类传播平台范畴’中的一个部分，那么，新闻学转换的就不只是一个眼光，同时也就是要改变自身的‘规范’性质，成为与传播学一样的经验描述性学科，研究和知识的生产是围绕‘是/不是’。”我基本上同意黄旦的判断和观点，故不赘述。近几年来，新闻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主题聚集于媒体融合、全媒体报道、全能记者、大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机器人写作与编辑等等。这些当然都是重大的议题，不过这样的研究主旨如何勾连新闻的民主本质却鲜有人考虑了。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问题是，城市化的发展，限制了研究者的眼光，乡村成为新闻研究者的盲区。因为“一座城市不仅仅是一件人化物和知识的成就；城市生活改变了知识的实践，总体气质和体系。在城市出现之前，知识的历史是通过猎人—采集者和农夫而运行；城市一旦出现，这些路径便趋于枯竭。未来的一切知识就从城市的甲壳中出现。因此，虽然知识的文化先于城市，但它已经被城市无可挽回地心改变了。如果没有城市，知识的文化，还有我们人类都将无法生存”。赵月枝在一篇访谈中曾指出：“中国传播学整体都应该具有城乡关系、中心与边缘的大视野。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语境下重构中国传播学，城乡关系就像劳资关系一样，应该成为传播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乡村问题应当成为整个学科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她虽然谈的是传播学研究问题，但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长期以来没有乡村视角和乡村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希望未来有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如此必可以丰富现有的新闻理论研究。

学术场本有学术场的法则，求利的动机、成名的想像、“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都无可厚非。不过，想要推进新闻学的研究水平，维护新闻研究在学术场的尊严，提升新闻学的学科地位，需要真诚、老实和科学的研究，舍此别无他法。愿与同仁共勉。

本文已刊于《新闻记者》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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