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记者永远不会死

刘海明

2015-11-09 朱学东 (曾任《中国周刊》总编辑、《南风窗》总编辑、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董事、传媒杂志常务副总编辑兼常务副社长、《信息早报》副总编辑)
​11月8日，是中国的记者节。不过，怎么看，如今这个节日都更像一种讽刺。
放眼当下，媒体表达空间越来越窄逼，从过去的传统媒体，到如今的社交平台，到处都是雷区，撤搞删帖销号，乃成家常便饭，媒体理想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
加上技术冲击，消费者媒体消费习惯改变，传统媒体的利润急剧下滑，从业者的上升空间和薪酬待遇，已不仅是天花板的问题，而是饭碗问题。而创投领域的神话和财经领域现实高薪酬的诱惑，自然也像希腊神话里海妖如痴如醉的歌声，难以抗拒。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媒体行业，或创业，或到企业当公关品牌，等等。本来，在正常社会里，自由择业是个人志趣选择。但是，在中国，媒体界绝大多数转身实业或创业的人，无论职务高低，无论是否有成就，临走时大言炎炎，都不忘对栽培自己的传媒行业踩上一脚，以示自己的松竹高洁，以及对趋势的高瞻远瞩。
当然，留在媒体的人，大多数就像维持会成员，维持而已；也像庙里的和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这样的媒体环境，自然会让人看不到未来。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新闻：所有去采访欲读新闻系的高考状元的记者都劝状元莫学新闻。一个罕见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加入到唱衰自己所服务的行业队伍中，无论其是走是留，整个行业的心理开始崩盘。
新闻真的没可干了？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在中国，受过专业训练的新闻人的时代正在到来，即便会遭遇那以忍受的政治和即期功利主义的双重挤压。
有几个情况支撑这样的判断。
第一，与有健全制度的成熟的现代国家相比，转型中国社会变化之快，复杂性丰富性，常常超越了人类的基本想象力。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乃至成就，报道真正做好了，都可能有着获取普利策新闻奖的潜质。这个局面，对于所有有抱负的新闻记者和社会观察者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曾与一位外国同行交流过这个问题。他反问我，除了中国，既有大国的影响，又有这么多的新闻，还有哪个国家能有这样的机会？常态国家能有这样的新闻么？能够赶上记录它变化过程的故事，不正是我等的幸运么？
真所谓江山不幸诗家幸。其实古人也早已明白了这个道理。
当然，古人写诗哀叹世道之艰难民生之凋敝，基本不会被打压被撤搞被删帖被销号的。外国同行也要比国内同行幸运的多。
第二，虽然面对新闻富矿，但事实上，我们身边的能打动人的好新闻好稿子好故事特别少。我们过去的绝大多数报道，常常浮于表面，连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事都常常搞不清，更不用说去探究事情为什么发生了。这就是消费者抛弃我们的原因。
当然，没做到有政治原因，也有利益原因，更有媒体平台和从业者自身的原因。把所有问题推给政治，其实也是自己的无能。
第三，虽然传统媒体尤其是市场化媒体受到了我从业以来仅见的最严酷的挤压，但传统媒体依然有一些残存的不错的平台，那些媒体的领军者依然怀抱理想信念，愿意努力奉献一份有尊严的媒体。他们需要追索真想关怀社会文字流畅的优质稿件。
此外，虽然传统媒体受到挤压，新的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也受到挤压，但大量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及其他形式新媒体平台的存在，也为高质量稿件提供了新的出口。
一个平台，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技术新资本支撑的，要让消费者追随，必须有持续的有粘性的高质量稿件。这个需求越来越大。
靠抄袭摘编和心灵鸡汤，能够吸引人眼球一时，却无法持续。
最后，这个时代好记者太少了，滥竽充数的江湖油子胡同串子太多。
什么才是好记者？信念坚定，专业素养，职业操守以及坚韧不拔的努力，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理想信念，不想追索真相，对社会没有关怀，只是把它当成饭碗或混江湖的招牌，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好记者，更可能成为苟且之人。
通常一般记者遇到压力，会哀叹怨恨最后放弃。但好记者即便面对挤压打击，依然能够守住边界，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自己能够做什么，以及如何去达到自己的目标。即便发现了真相暂时无法刊播，先储存，等待时机，也是一种选择。财新王和岩做的谷俊山报道，其实就是一个在恶劣环境下的杰出表现的典范，只有好记者才能做到。
如果面对一个新闻富矿，大家轻易都能采到，还要好记者么？好记者永远都是在别人不敢别人看不到别人不以为然的地方去努力挖掘真相的。
在这个时代，即便政治再严苛，受过专业训练的记录者，永远会有最好的价值。
因为这个时代，更需要真相，更需要追问，更需要温暖。
但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同行并不多。、
（原文写于2014年11月7日，首发于腾讯大家，其时我正在享受辞职后短暂的美好时光，发表时略有删节，感谢腾讯大家的厚爱。如今虽然时过境迁，但还是值得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