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春季2012级读书笔记作业

刘海明

完成8篇读书笔记。理论著作，非文学和教材。

肖淑娟

读《野火集》

“二十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出版，在台湾畅销大卖，二十一天内再版二十四次，盛况空前，读者反应热烈，遍及各阶层，尤其对学运世代前后的五年级有深刻影响，据说后来俨然成了人手一本的学运指南或社运手册……”当《野火集》一书刚在台湾出版时，仿佛一石激起千层浪，燃起大众尤其是学生们的思想，灼烧着当时的社会。

1984年的台湾，正是新老交替，最敢于冲破权威的时代，20年再去看，台湾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充满新生的种种契机。此时，也正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可能发生的环境。龙应台的这把野火，从八十年代一直烧到今日，以其今天的影响力足以称燎原。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能看得到到野火的影响。

龙应台是台湾的著名作家和公知，现任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她的作品往往鞭辟入里，以辛辣的语言鞭笞社会现状。而她的作品《野火集》更是具有很大的影响。1984年，龙应台开始撰写“野火集”专栏，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隔年出版，21天内再版24刷，是1980年代对台湾民主发展极具影响的一本书。

龙应台是民主自由忠实拥护者，针对大陆种种情况，她曾说过：“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这，在小方格窗里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对小方格里的混乱失望，不要忘记，真正的民主在生活里，在方格以外的纵深和广度里。”她的文章里这么写：“你容不容许媒体独立，你尊不尊重知识分子，你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这些话我们不能等到历史的某个时期再去懊悔，从现在，就应该认真思考和反省。

龙应台习惯用无数排比句和反问句组成文字，《野火集》同样如此，但如此文章去在一种精神的凝聚下格外彰显出力量。它代表着知识阶层的对抗，以有良知的媒体为平台，不断呐喊。这种精神是我们从洪荒时代一步步走来的源动力，也是我们朝着更美好明天前进的资本。进步之心不死，呐喊之声不停。

可惜的是，这么多年过去，龙应台笔下不生气的中国人仍然是不生气的中国人，只不过以所谓围观取代了缄口不言。而从最近几个热点案例看得出，她讽刺的特权阶级甚至变本加厉，这让人感到无奈。让社会重拾良心和公义，需要不断有龙应台这般勇士屹立号召，更需要你我之力行。

肖淑娟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初看这本书的书名，有一种磅礴气势扑面而来，让人不禁联想到体制、变革等听着宏观又不切实际的词语。但细细读来，这本书却也有趣，是一本不可不读的史学经典名著，其中许多思考令人受益匪浅。

该书作者托克维尔是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出身贵族。他的一生甚为奇妙，经历过动乱时期法国的五个朝代。曾出任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后来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历史研究。1956年，托克维尔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后，计划续写第二卷，然而因病去世未能完成，也给后世留下一大遗憾。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主要讲述法国大革命相关事情，作者大量分析史实，从而给读者展现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联系。法国大革命的完成本以为是颠覆了旧制度，但旧制度以其强烈的种族遗传性附着在大革命的成果中。习惯，风俗，秩序，这些都让大革命后所谓“新天地”沾染了旧制度的影子，甚至有些领域是旧制度的延深。本书还提出许多振聋发聩的问题，如“为何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等，放在今天依然不失其意义。

全书共分为三卷。卷一评价了大革命的积极意义，破除封建秩序，将人们拉上一条民主平等的正轨卷，给人们带来希望色彩和未来的承诺。卷二阐明了大革命频频在法国爆发的原因，专制传统的劣根性和并不符合国情的一些举措，使悲剧总是发生。卷三提出大革命的几个特征：文人像今天公知一样以普遍理论影响革命，平等比自由是更恒久的诉求。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清扫了残存的封建特权，但旧制度中的中央集权制却更得到发展，因而大革命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通过大量调查和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作者阅读大量鲜见于世的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等”。

该书在今天的中国也有着很重要的参考意义，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曾频繁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国如今也徘徊在改革的路上，希望能从前人的反省里看清前行途中是鲜花还是荆棘。

肖淑娟

读《精神分析引论》

提起弗洛伊德，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有所耳闻。他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认为被压抑的欲望绝大部分属于性，“性本论”也是他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弗洛伊德的著作颇多，有《性学三论》和《梦的解析》等，而最接近其本职的《精神分析引论》更是赫赫有名。

《精神分析引论》比较系统且深入浅出的介绍了精神分析的一般理论。在这本书伊始，弗洛伊德就指出，精神分析区别于医药疗法，它主要治疗神经错乱，通过谈话进行。对自我的分析和研究是精神分析的入门。弗洛伊德提出了精神分析的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意识的心理过程是整个心灵的分离部分，他由此否定了传统的观点：“心理的即意识的”；第二，性的冲动，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都是精神问题疾病的重要起因，并且性的冲动对人类最高的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要做的就是寻找潜意识领域并将其发掘，同时，他认为“这种梦的解析研究可用以证明潜意识活动——因为它实在是梦的潜在思想的存在，解析梦的结果可是我们知道心灵的潜意识生活。”

整本书的中心论点即欲望在人的心理活动中占主导的作用。欲望是人的本能，但纯粹的社会排斥太多欲望，人们从象征意义上，不想被它所驱使。所以人们为了压抑欲望社会制造了道德，而心理活动，就要在道德和欲望中寻找平衡。欲望从来都在人类社会中占有着很大比例，从基本的生存需要，到基本条件被满足后的“饱暖思淫欲”，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是欲望的升级。这本书的书名是“引论”，这确实是一本“引论”，书中并没有对如何解决精神问题做深入的讨论，在有些时候理论还显得不够充分。虽然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的创始人，他的理论给后世留下深远影响，却并不是说他的理论完全正确。弗洛伊德的理论受社会环境和时代的局限，哲学基础也有些机械唯物主义的色彩。但是，这是一本能引发思考的书，就这一点上这本书就已经够成功了。

真正认识和改变自己是个艰难的过程，我们用有限的身体长度测量未知的前方，对错难辨，而面对未知，自己内心的冲突更是一大壁障。有些人一生时间也没能突破这些，这本书虽没有给我们指明一条道路，却增添许多认识和思考，探索内心将永远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肖淑娟

读《不与流行为伍》

评论不仅在当下，在什么时候都是个苦活儿。因为人性如此，大多数时候人们相信的只是他们愿意相信的，他们爱听的只是和他们意见一致的。

本书为曹林近两年来的时评文集。曹林是中国青年报首席评论员，在国内数家媒体开有时评专栏，多次获中国新闻奖等国内知名新闻媒体大奖。作品以尖锐、理性、客观和视角独到见长，曾出版畅销时评写作参考书《时评十讲》。在此书中，时评大家曹林带着典型的中青报气质，激扬而不失理性、犀利而充满情怀、尊重常识而又坚守独立的文字，对社会中种种流行的谬误进行了清道夫式的清理。对媒体消费社会情绪、自媒体的恣意轻信、典型宣传中的伪道德、网愤的伪爱国主义等“流行病”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并提出现在社会的公民在新媒体时代应具备的媒介素养，避免在无意识中被舆论带给的第一感觉牵着走，从而陷入那些流行性的谬误。

现在关于社会热点，网上的舆情评论都在日益增多。当大家都开始关注时事，想表达的时候，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不明是非，颠倒黑白，不经思考。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闹的沸沸扬扬的“深圳最美女孩”，“女大学生赶走妈妈”等诸如假新闻，甚至连一些官方媒体都疯狂的转发，而且是在没有查证的清楚的情况下，没有一点职业操守和新闻人的职责，完全是为了吸引眼球。而作为受众的现状也是，一旦发生一件事，我们首先根据自己的情感冲动去判别，进行非理性的表达和不够客观的思考。而这正是在与时俱进的新媒体发展中，时代和我们共同滋生的错误。

正如前一段时间也曾热传的“微博热点谣言超过1/3”，且不论这个数字的准确度，在类如微博这种自媒体中，虚假信息的确不计其数，并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和判断力。有些事情会引起集体狂欢，也有些事情会让群情激奋。这个时候，曹林所说的“评论做的却是理性，不唯上，不迎合，尊重事实，发掘事实背后的价值，寻找价值中的缺失，以挨骂的代价争取社会的建设与进步”振聋发聩。而作为新闻专业的学子，认识这一点尤为重要。

央视新闻主播李小萌说：“曹林书作的高产令人惊讶，然而洋洋洒洒中媒体人的笔下并不轻松。时刻要为为真相和理性负责，必须不受权威、民意左右，不为稻粱之谋妥协，不被语惊四座诱惑。读曹林，读这个时代。”将流行的浮躁祛除，让评论回归客观、回归内心，在这条路上，我们任重而道远。

肖淑娟

读《民主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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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谁能把政治问题变成老少咸宜的八卦贴，除了北京的哥，就数可爱的刘瑜。”如果读过这本书，你会发现这句话说的恰到好处，刘瑜把这些看似严肃的内容变成了家长里短，变成幽默诙谐的段子，所以也让这本书更具魅力。

  刘瑜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曾经在剑桥大学政治系担任讲师，之后回国，目前任教于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学系。她在2000年左右开始在网上写政论。2004年开始，刘瑜开始给国内媒体提供政论方面的文章，先后在《南方周末》、《新周刊》开始了专栏写作。作为鲜有的女评论家，她开始崭露头角，并在这个领域逐步散发属于自己的细腻光芒。

“你听说美国标榜言论自由，但你知道有政治正确这个底线紧箍咒吗？”

“你听说美国政府权力巨大，但你知道“公款公用”都要纳税人监督吗？”

“你听说美国进行反恐战争，但你知道前司法部长一次次为萨达姆辩护吗？”

  《民主的细节》是作者过去几年给一些期刊报纸写的专栏文章合集，其中主要是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全书字里行间充满着生动，把“美国的民主”这样的概念细化成故事和有趣的案例来展之于大众。刘瑜以其老辣、诙谐、生动的文笔，讲述了一个个发生于美国政治、法律、经济、福利、教育中的真实小事儿。民主到底是意识形态的幻景还是柴米油盐的真切？高屋建瓴的解释总让我们摸不到方向，而和生活相关的一点一滴更能增强我们的触感。

   对于《民主的细节》一书，很多业内人士也都给了高度评价。柴静曾公开说过：“我喜欢刘瑜的评论，她讲求事实与论据，不轻易选择左中右的某一方立场，对群众和权力，少数与多数都保持警惕和观察，避免简单的是非判断，避免振臂一呼的冲动，避免智力上的懒惰。有这样的理性，才有负责任的时评。”而知名女记闾丘露薇也评价道“这本书是尝试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当中，告诉大家民主到底是什么。一个本可以用专业术语来展现高深的人，却选择了使用生活化的语言，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

  随着新媒体的飞速发展，每个人似乎都能为心中的“民主”发声，“宪政”一词也越来也多的被摆在公众面前。但欲行其事必明其理，不能观三言两语就去盲目跟风。所以，刘瑜女士的这本书，在当今中国，的确值得每个心系“民主”之人一读。

肖淑娟

读《娱乐至死》

娱乐精神大概算得上是我们所需要的种种品质性格之中的一种。随着电视的出现，我们的娱乐精神也跟着看涨并且似乎只涨不跌，就像当年沉醉于鸦片之中的人一样无法自拔，在无数人敲出的电视带给我们的消极作用的警钟中，波兹曼的钟声无疑是响亮而持久的，尽管在书中他的所指都是美国，但文化始终是流动传播的，更何况是美国传出的文化。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 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他描述的感觉就像是在战争中，要战士们直面刀锋不是什么难事，因为那是他们作为军人的职责，但要他们发现混在自己身边的卧底，就绝非易事。而那些逐渐充斥在电视银幕中的娱乐元素正像是那些卧底。波兹曼要告诫我们的是，令人恐慌的不是所有严肃话题都以娱乐的形式在公共话语空间狂舞，而是娱乐本身就成了严肃话题的一部分。新闻中上一秒还是灾难报道满目疮痍，下一秒，在“好……现在”的过度之后，出现的便是某地狂欢节的影像，而观众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表达方式，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哪些信息对自己更重要。电视一刻不停地把众多的信息输送给我们，一点时间也不留。

尽管这样，波兹曼还是没把电视“赶尽杀绝”，他并没像波普尔一样，建议政府牺牲言论自由立法对电视制片商进行管制。他将希望寄予学校，正如美国人解决许多问题的传统方法一样。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教育对于所有人和整个社会的重要性，美国人在很久以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善加利用。

工具没有情感和思想，当然也就没有错，操纵它的人却具有主观能动性，改变机器或是禁止机器纯属无稽之谈，只有善于用正确的方法才能做正确的事，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不止是对于电视而言，在面对大千世界层出不穷的诱惑和新事物时，保持一颗冷静淡定的心才是真理。

肖淑娟

读《看见》

不论是节目还是出书，柴静从去年以来狠狠火了一把。我也凑个热闹，看《看见》。

正如她自己所说，书里并没有故意选取什么标志性的事件，但是这样细水长流深入的叙述正好让我受用。

是柴静的经历，也是她的成长。读这本书，让我在一些方面也或多或少得到教益，尽管我知道没有亲身经历过，感悟也许还只停留在心理活动的阶段。

让每一方都有机会说话。这是看完整本书后我印象最深的话。虽说“旁观者清”，但当我们作为旁观者去观察每一件事时，绝不可能是绝对的公正的。人性的复杂往往会造成事情的曲折反复，只有深入体察，学会聆听每一方面的声音，才能尽可能做到关注事件的每一点。

人才是事件的灵魂。整本书中有各种各样的人，自杀的、崩溃的、无耻的、高尚的……关上书后我的脑子里只留下了一个人的名字，卢安克。

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很瘦，很高，略微驼背，看起来似乎营养不良的感觉。在他的理念中，按我的理解，对孩子的教育最大的核心是“无为”。不去刻意说教，不愤怒，他只是去承受，并用自己的承受和所获得的结果去使孩子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没有做教师的资格，但是孩子们比需要任何人都更需要他。

他使我想到《剪刀手爱德华》中的爱德华，在我眼中他们的共同点是“无害”。不同的是，爱德华的无害是因为他还不具备那种能力，而卢安克的无害则纯粹是自制的结果。有时候他也会有生气的情绪，因为他始终还是一个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情绪的正常人。但是不同于我们，他会在学生面前克制住自己。他忍受一切，不反抗，用自身去影响身边的孩子们。我总是想，他是真正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

当柴静问他 “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时，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那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他总是不急，他觉得在中国，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们都太着急了，急着要看到做一件事情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他觉得人生还漫长，他承受一切，平静地接受一切，不急迫，更不抱怨。

物质对于他来说不重要，他追求的更像是一种平静。我无法准确地解读他，但就像书中所说的，他的力量是一种“无能的力量”。

肖淑娟

读《社会契约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它探讨的是政治权利的原理，它的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作为罗伯斯庇尔口中的“法国大革命的先驱”，他的这部著作令他对此当之无愧。

作者深谙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偏私和愚蠢的一面，因此在思考如何缔造国家、如何制定法律、如何确定社会制度时，将这些劣根性可能导致的状况和后果纳入考虑范围，并不以单纯的“性善”或是“性恶”论调来将人看作天使或是魔鬼。他将理性作为重要的基础，不是仅仅考虑这些成果是否适用于当下，更将可能出现的状况都列入思考的范围。

书中的几段论述让我产生一些思考、一些共鸣和一些疑惑，记录在此，供自己思考更多。

关于死刑的问题，多年来讨论不曾终止。卢梭的观点是，在一个人成为犯人之前，他以缔约者之一的身份参与了社会规则的制定，而当他破坏了法律，危害了社会时，其国家成员的身份便已经被自动剥离。这时，他的身份变成国家的敌人，而不是公民，所以被处以死刑的已经不是国家的一份子，不是主权者之一，而是对立者。

但我们是否有权利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呢？就算是国家的敌人，那么我们就有权利决定他的生死了吗？尽管卢梭在后文还说到：“我们没有权利擅用死刑……只有在保存他就不可能不给人们带来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处死他。”但什么样的情况是这样的情况呢？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如果他因为犯罪而成为国家的敌人，我们将他处以死刑，是否也是在侵犯他的权利呢？

另外，卢梭在“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章中批评到，“政论家们由于他们不能在理论上分割主权，就在主权的行使方面分割主权。他们把它分成强力和意志，分成立法权和行政权，分成税收权、司法权、战争权、内政和外交权。”而在后文中，他又表示立法权和行政权不应掌握在同一个集团或人的手中，这是否自相矛盾呢？此外，由这段话我想到美国后来实行的“三权分立”的制度，至今人们仍然对这一制度赞赏有加。那么卢梭所说的“分割主权”和“三权分立”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说“分割主权”不好呢？

作者在文中注重区分主权行为和行政行为。主权行为是主权者在公意的指导下做出的行为，是公正的，可以形成法律，而行政行为由少数人发出，只是一种个别意志或是一种行政部门的行为，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命令。而看现在我们身处的社会中，大概多得是行政命令，而主权行为是少之又少的吧。而在更多的时候，一个个单独的主权者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授权的政府是在行使行政行为还是主权行为，在根本没有选择项的情况下，何谈选择？正如作者所说，“人们往往把政府和主权者混为一谈，实际上，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看到这句话我深感羞愧，因为这样的错误我犯了十几年。我可以立刻纠正自己的认识，但政府本身若是继续故意或是误以为自己即是主权者，必是社会的可悲之处，公民将继续可怜地把自己的权利无偿的让渡给公意的执行人，使“公意”成为“众意”，又或许，在少数人组成政府时，就连“众意”也算不上了。

在论述民主制时，他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政府是像民主制政府或人民的政府这样容易发生内战和内乱了。……在这种体制下，公民们尤其应当以勇气和力量来武装自己，在他们一生中天天都要在心里牢牢记住一位德高望重的侯爵在波兰会议所说的这句话：‘我甘冒危险也要自由，绝不愿为了安宁而受奴役。’”看到“民主制”我还没想到什么，但看到“人民的政府”，我猛然想到自己身处的国家，它的政府不就宣称自己是“人民的政府”吗？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以勇气和力量武装自己，甘冒危险也要自由，绝不为安宁而受奴役呢？然而，看看在北京车辆禁止开窗、禁止买菜刀等规定，似乎我们的自由的空气甚为稀薄，大概是雾霾天气和黄沙来袭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