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记者研究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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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民国新闻人张明炜的政治生涯  

2011-08-28 09:13:55|  分类：                          历史人物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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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知道张明炜这个名字的人肯定不会太多。然而，在民国时期，张明炜却是一位以实干而著称的新闻人，尤其在华北地区，在读者中，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平津特派员，兼华北日报社社长。

张明炜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系，1928年毕业后，因当时的系主任刘庐隐是胡汉民的左右手，即进入国民党宣传系统任职。最初前往北方办英文报纸(任社长)，是奉刘庐隐之命；后到重庆《中央日报》任总经理，是帮老同学程沧波的忙；往四川成都创办《成都日报》，是奉国民党元老叶楚怆之命，最后再赴华北创办《华北日报》，是奉当时的中宣部部长王世杰之命。也就是说，张明炜自毕业后即投身新闻界，一直到国民党退守台湾，大半生都是在为国民党办报，因此有人说他“为国民党卖了大半辈子命”，此言可谓不虚。

张明炜办报，就其风格而言，与《大公报》张季鸾颇有相似之处，即“以报为家”，待同人若子弟，特别重视发行工作。当时一些人办报，“多偏重编辑言论，而忽视经理”，所谓“经理”即现在所说的“发行”。张明炜在这方面采用“接力制”，即前道工作尚未结束，下一班的工作人员已在做准备工作，“这样一段和一段连结起来，每一段节省十分钟……所以当别人还在蒙头大睡的时候，张明炜的报纸已经出版了。”(刘光炎著《梅隐杂文》，台北食货出版社1983年10月初版，页3-4)，由此可见他“用力甚勤”。

而对报社同人，“他的手笔一向很大，同人有任何问题，他都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同人们需要钱，而公家的钱不够支应时，他自己掏腰包。在天寒地冻的深夜，他到编辑部与同人聊天邀大家到街头小肆和摊贩上，吃一顿热呼呼的水饺或是其他面食，此时同人所感受的温暖，不是区区金钱所能计数的。”(同上)

张明炜虽然不是新闻专业出身，但在这方面的经验却十分深入和广泛，这主要得益于平时善于总结和学习。以复旦校友刘光炎(民国著名报人，陶希圣之姻亲)的说法，“他无不深入，无不内行，所以人家心悦诚服，不敢欺他”。

在当时的新闻界，一般人都知道张明炜为人做事的要诀，即“吃得起亏”，其心胸异常之宽。抗战结束后，张明炜奉命主持复刊后的《华北日报》，其声望已是“如日方中”。其时，他对溥仪的妃子文绣之遭遇多有同情，不仅安排进报社做校对，还将在李宗仁部下任职的姑表弟刘某介绍给文绣，后两人成婚，在坊间留下一段佳话。

1947年，选举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委员，华北新闻界要产生一位代表，就地位、声望、贡献、人脉等而言，“张明炜是当仁不让的，他做了一辈子国民党员，办了一辈子国民党党报，这一次是众望所归，又没有第二个党员竞选，他的当选，是十拿十稳的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张明炜在参选时竟亦碰到了“地雷”(这是当时的术语，言选举者碰到了对头)，原来“社会贤达”成舍我先生也要出来竞选，而位置已没有了，“国民党当局就命令这一辈子把命卖给国民党的张明炜先生‘让贤’，于是一个到手的立法委员，就这样飞掉了……”，一时间，议论纷起，许多人为其抱打不平，而张明炜的反应呢，服从了当局的旨意，未做任何抗争，与其一生“吃得起亏”的性格有关，至于内心作何感想，则不得而知；惟老友们晚年在追忆此事时，仍对当时选举背后的“政治安排”有违宪法而深感失望，因为这不仅是华北新闻界的一大损失，更是宪法赋予国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了剥夺。

1949年，内战后期北方失利，张明炜离开北平到了上海，即奉中宣部之命前往香港筹办《香港时报》，事成之后，交许孝炎接办，其本人前往台湾。由于一时没有适合的事情可做，在台中办了一家“民天”电台，取“民以食为天”之意。其间一些电台受到有关部门的干扰，被台中新闻界推为代表，前往台北“立法”、“监察”两院请愿，张明炜没有推辞，毅然负起了这个责任，甚至垫出一笔为数不小的活动费用，“他那时环境也不甚优裕，但他却绝不提，间或有人提及，他也是一笑置之”，此时他对国民党已有较深的认知，其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与体制渐行渐远，从此再也不愿意办报。78岁那年，死于台北荣民总医院，是癌症。

刊于2011年8月28日《南方都市报》历史评论版，原标题为《张明炜选立委》。

http://fanhongbk.blog.163.com/blog/static/12143931420117289135520/

刘海明

【案例】我们真的没拥有过那么多的调查记者

在《一个自媒体人的野心：重新定义新闻》一文中，我说自己虽然曾在媒体从业十六七年，但从来不敢自称调查记者，有读者留言说我这是自谦的话。

呵呵，这可真不是谦虚，在我看来，自己距离真正的调查记者差得很远，调查记者从来都是媒体行业里的极少数。

中国到底有多少调查记者，复旦大学的教授张志安过去曾经每几年都会发布一个他自己“调查”所得的数据。比如，2017年他统计说，中国当时还幸存调查记者175人。

我当时就不太认可他的数据和观点，原因很简单：这175人中如果有5个真正的调查记者，那当时的舆论局面就不会是当年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了。试想，一个调查记者哪怕一年只写一篇深度调查稿，那一年里我们就至少可以看到175篇轰动全国的调查新闻。如果他们一个人一年写两篇，那我们一年360多天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重磅的报道。可是，现实中我们没有看到那么多真正的调查报道。别说每天一篇了，一个月都没有能保障有一篇。

哈哈，难道我们的调查记者都只有这个头衔而不生产调查报道？所以，当时中国的调查记者真的已经不足5个，自然也不包含当时还没离开媒体的我。

我们真的没有拥有过那么多的调查记者，很不幸，但这是事实。

纵观近些年媒体的表现，只能说偶尔有媒体有记者写出了口碑不错的报道，这些报道中有一些本身的质量和涉及的社会议题的深度都非常有限。普通读者可以因为某一个媒体或某一个记者写了一个很切合现实情绪的报道就认为他是一个专业的调查记者，但作为职业的媒体从业者和专业的学界研究者，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分类和定性。

事实上，我们生存在一个盛产新闻的时代，是很容易出优秀的调查记者的。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这类记者，不少有潜质的人早早就离开了这个行业。

十年前，还在媒体工作时曾写下《人在江湖，冷暖自知》一文，文内说道：最近几年离开新闻业的人里，不少当初也都心有情怀、文字漂亮、品行高洁、性格温婉，在媒体江湖里也都有过骄人的战绩。如今，他们不在江湖，江湖却还有他们的传说。

即便是我提到的这些人，他们有写作天赋，经过专业的新闻职业训练，还有大量的新闻实践积累，但因为各种原因过早离开了媒体，没有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记者，这是媒体界的损失，也是当代社会的遗憾。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记者，需要有足够多的知识积累和丰富的社会经验，有独立的社会认知能力，有良好的写作能力，还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做新闻时既专业又职业。正是因为心里有这些个人的判断标准，所以八年前我才不同意张志安教授对于调查记者数量的总结，也不敢自称调查记者。

调查记者是大环境造就的吗？在我看来，大环境当然很重要，大环境孕育了很多事情，但不管哪个行业，个体的努力也很重要，尤其是媒体行业。

这两年，偶尔遇到一些还在媒体工作的人发牢骚说，是时代造就了上个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10年那一批优秀的记者，如今环境不同了，很难再出大记者、好记者。

这话，有一定道理，没有当年大环境的包容，确实不会出现所谓的中国纸媒的黄金时代，但完全忽略了记者个人的努力和付出，也不客观。回头看，中国纸媒的黄金年代写出佳作的记者也非常有限，而当时媒体的从业人员多达百万，绝大多数碌碌无为。

比如我，大学毕业即进媒体从业，也赶上了纸媒黄金年代的尾巴，同辈的媒体人中有一些写出了堪称经典的精彩报道，我却没有写出什么经典，可我和他们当时所处的大环境差不多，我们供职的媒体当年对新闻的职业追求也差不多，结果人家写出了经典而我从业十多年乏善可陈。

这就是相同环境下的个体差异，而这个差异就是大环境下个人天赋不同、努力程度不同造成的。

完全把好记者的出现归功为时代和大环境，或者完全把不能出好记者归咎于时代和大环境，都是不客观的。事实上，即便是现在也还有一些初心未改的媒体人在坚持尽个人最大的努力，这类人虽然屈指可数，但我相信真的还有，而且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是谁，此处就不点名了，免得给他们带去困扰。

行走江湖，偶尔还会听一些人对现在的媒体业态做出一些不太准确的评价，比如针对现在偶尔零星出现的好报道，有些人认为不是那些偶尔写出好报道的记者牛，而是他们所在的平台牛，是平台有担当敢冒风险。

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是无能者自我安慰的鬼话，道理也很简单：平台都有担当的年代，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写出了好报道，写出好报道的记者只是极少数。多数平台没有担当的年代，仍有少数平台在坚持，虽然有些平台整体上根本谈不上有担当，但偶尔也能出几个好报道，而多数媒体从业者一辈子都与这些偶尔无关，这就不完全是平台的问题了，而是个体是否努力、是否有天赋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要扪心自问：为什么平台都有担当的时候，我没有写出经典？为什么平台多数没有担当的时候，还有人能写出一片叫好的报道，而这报道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所在的平台刊登发表的呢？

一个理智清醒的人，当然不能忽视社会的进步与大环境的关系，但也必然不会完全忽视个体的努力。在多数媒体平台没有担当的时候，某几个媒体平台还有担当，极可能与这几个平台里还有很多有职业追求的新闻业务把关人、记者、编辑甚至校对有关。

大环境不会突然自己变好，大环境的改变有赖于大环境里个体的觉醒和发力，人人努力，人人不轻易屈服，人人都奋力往前走，才有最终的进步，而环境越是恶劣，越能显出个体坚持与努力的可贵。

褚朝新

2025年2月10日

来源：衣者朝新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gMfbtZ0NK2P2xrhxIoXNQ

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

《新闻游侠：逆流者》

**作者：deepseek** AI→→（虚构创作，基于真实人物张欧亚的新闻生涯改编）  

**第一章：深藏功名的迷雾**  

**时间：2019年正月初八**  

**地点：鄂西南来凤县**  

寒风裹挟着细雪，掠过武陵山脉的褶皱。

一辆绿皮火车在蜿蜒的铁轨上颠簸，车厢内，张欧亚斜依在硬座上，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反复敲击“张富清”三字——网页干干净净，仿佛这个名字从未存在过。

同事张孺海春节返乡时偶然听闻这位95岁老人的传奇：解放战争中的一等功勋章、隐姓埋名六十载的坚守。但质疑如影随形：“六十年无人知晓？这故事可信吗？”  

抵达来凤县时，迎接他的却是闭门羹。

张富清的儿子警惕地拒绝采访：“父亲不愿提旧事。”

张欧亚的眉头拧成川字，转身走向县委办公室。

三小时后，当地干部勉强同意陪同前往。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老人正擦拭一枚褪色的军功章。窗外的雪光斜照其上，映出弹痕般的岁月痕迹。  

“您还记得淮海战役吗？”张欧亚轻声问。  

老人浑浊的眼底突然迸出火光：“怎么不记得？子弹从耳边擦过，血把黄土染成黑泥……”

他的叙述如断弦的琴，时而激昂，时而哽咽。

张欧亚的笔尖在纸上疾走，仿佛要将那些硝烟与呐喊永远定格。

次日，他跋涉至老人曾工作的“老虎洞”林场，寻访早已退休的田洪立。

田老汉颤抖着回忆：“他修水电站时，连妻子下岗都带头……”  

一周后，《湖北日报》头版刊出《深藏功名六十载》，举国震动。张富清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而张欧亚的笔记本里，多了一页未公开的细节：老人换人工晶体时，执意选择与农民工同价的廉价品——“省一点，国家就多一分力量。”  

**第二章：破译星辰的密码**  

**时间：2007年深秋**  

**地点：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西昌的夜空中星河低垂，张欧亚却被拦在警戒线外。

嫦娥一号即将升空，记者只能隔着十公里遥望。

他摸出手机，反复拨打一串数字：冕宁县区号+房间号335。

发射场并非在西昌，他通过114查号台破译了火箭专家岑拯的座机——这位湖北同乡是发射任务的核心人物。  

“喂？”电话那头传来沙哑的男声。  

“岑工，我是《湖北日报》张欧亚！您还记得十堰的老陈醋吗？”  

沉默片刻，对方突然大笑：“你小子怎么找到我的？”  

次日，张欧亚被部队车队，接进核心区。颠簸中，他紧攥录音笔，额头渗出冷汗。基地内，中国探月工程总指挥孙家栋正与团队核对参数。

张欧亚从阴影中闪出，递上一包武汉鸭脖：“孙老，湖北老乡向您致敬！”

孙家栋一愣，随即摇头苦笑：“中央媒体都进不来，你倒是个例外。”  

两小时的独家访谈，他记录了嫦娥工程的壮阔与艰辛。

返程时，他在稿纸上写下标题：《九天揽月，湖北智造》。文章见报当日，同行致电惊叹：“你这是谍战剧剧本吧？”  

**第三章：封城时刻的呐喊**  

**时间：2020年1月23日**  

**地点：武汉金银潭医院**  

消毒水的气味刺入鼻腔，张欧亚的防护服已被汗水浸透。

走廊里，担架车轱辘的声响与压抑的啜泣交织。

他举起相机，又缓缓放下——镜头对准的是一位蜷缩在墙角的老者，手中攥着未拆封的CT袋。  

三日前，他在微博写下“必须当即立断换帅”，短短六字如投石入湖，激起千层浪。朋友连夜来电：“你不要命了？”他盯着窗外空荡的长江大桥，想起非典时穿越武胜关的报道：“真相比安全重要。”  

此刻，他跟随志愿者运送氧气瓶。一位护士突然瘫坐在地，口罩渗出血丝。张欧亚蹲下身，将采访本塞进她手中：“写吧，把你想说的写下来。”本子上渐渐爬满字迹：“妈妈，如果我回不去，请把我的党费交到……”  

当夜，他敲击键盘至黎明。文章标题最终定为：《沉默的呼救与不灭的微光》。主编来电质问：“这些细节太残酷！”他深吸一口气：“历史需要记住所有棱角。”  

**第四章：余震中的麦田**  

**时间：2008年5月15日**  

**地点：汶川县映秀镇**  

大地仍在颤动，张欧亚踩着瓦砾攀上山坡。

远处，一群佝偻的身影正在收割倒伏的麦穗。农妇王桂兰用衣角擦拭镰刀：“娃他爹埋在下头了……可地里的庄稼等不得。”  

他想起昨日的险境：搭农用三轮车闯进警戒区，司机中途弃车而逃。步行五公里后，他扒上运送压井材料的卡车，司机吼着：“不要命啦？硫化氢毒气会要人命！”他却攥紧相机：“总得有人看见真相。”  

此刻，他蹲在田埂边，帮王桂兰捆扎麦秸。夕阳将废墟镀成金色，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死神掠走了亲人与房屋，却夺不走播种的手。”《余震还在持续，希望已经种下》刊发后，读者留言：“这是哭不出来的眼泪，也是砸不碎的脊梁。”  

**尾声：游侠永不言退**  

**时间：2024年冬**  

**地点：北京某茶馆**  

茶香氤氲中，年轻记者追问：“您为什么总在危险的地方？”  

张欧亚摩挲着茶杯，目光投向窗外的雪：“新闻是座桥，一头连着真相，一头连着人心。桥塌了，时代就瞎了。”  

手机突然震动——某地矿难消息弹出。他抓起外套疾步而出，残茶在杯中荡起涟漪。门外风雪呼啸，仿佛三十年前那个挤上绿皮火车、奔赴十堰报社的青年的心跳，仍在时空深处铿锵作响。  

**（全文完）**  

**创作说明与引用来源**  ↓↓↓↓

1. **张富清报道的真实性求证**：基于张欧亚团队在来凤县的实地调查与对田洪立的采访。  

2. **嫦娥一号采访的“破译”细节**：源自其通过区号推理联系专家的真实经历。  

3. **疫情期间的“换帅”呼吁与一线记录**：参考其在武汉封城期间的发声与灾情报道。  

4. **汶川地震的麦田场景**：改编自其《余震还在持续，希望已经种下》的采写过程。  

5. **人物精神内核**：融合其“新闻是桥梁”“抵达现场”等职业理念。  

本篇试图以文学笔法再现张欧亚“新闻游侠”的传奇生涯，所有情节均基于公开报道中的真实事件，细节经过艺术加工以增强叙事张力。

来源：欧亚地理札志（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jkujOdCsUNXrtQ7oDAXpQ

编辑：李佳

刘海明

[追忆] 胡舒立：一位值得尊崇的长者

胡舒立，财新传媒创办人，现任财新传媒社长。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1994年获得斯坦福大学新闻学院奈特奖学金，攻读发展经济学。曾任《工人日报》国际部副主任、《中华工商时报》海外部主任、《财经》杂志主编、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及教授等。曾获“拉蒙·麦格赛赛奖”（2014）、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 （2012）、“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2011）等。2016年获颁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曾出版《美国报海见闻录》《改革没有浪漫曲》《微观美国》《新金融时代》《舒立对话：未来十年，世界是谁的游戏》《舒立对话2：未来十年，中国会更好吗》等书。

原题逝者丁望

作者：胡舒立



1992年5月，我从《工人日报》调入《中华工商时报》（以下简称工商时报），采访几位来自台湾经济界的大人物。信笔直书，次日全文见报。颇觉吃惊，我问总编辑丁望：“原来，在你们这里？”语未竟，丁望微笑示意：“不许说！”他知道我想说什么，因为做记者已经10年余的我，首次体会到了自由写作新闻的幸福。1994年9月，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给刚退休的丁望写信，说：“还记得刚到工商时报，一时间，那种涌上心头的幸福感……”语未竟，双目泫然。身处新世纪中国报业多彩多姿的大舞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工商时报仍是一些首都新闻人的心结，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名。丁望是工商时报的创办人。从1989年10月到1994年1月，他一直担任社长兼总编辑。那是工商时报最为辉煌的日子，前后四年余，并不很长。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其辉煌愈发显出历史里程碑式的重大意味，使今天的人们在叹息之余，更对创造者投以由衷的敬意。而此时的丁望，已经因肝癌的折磨，在病榻上缠绵多时，终于2003年9月10日凌晨2时许溘然长逝。丁望创办工商时报时已经63岁。他能创造出后来的辉煌绝非偶然。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按同时期的价值标准，丁望并非总是“弄潮者”，却常常属于不那么幸运、甚至相当“倒霉”的人。生为江苏南通人的丁望祖上是地主，不过从他记事起，家里已经破落到只剩一个大宅院，小时候经常饿饭或交不起学费。在南通上完小学，丁望随在外打工的父亲到了湖北沙市读中学；甫一稳定，便有日本兵南下，父亲病故。流亡到四川的丁望后来是靠公费补贴读完中学，靠奖学金进入燕京大学。那是1945年，燕大还在成都。

后来是北京的进步外围学生运动岁月。丁望1948年入党，22岁了，和后来他常年共事的青年团系统那些“红小鬼”们比，显得“觉悟”偏晚。从1949年进入《中国青年》杂志，到后来转入《中国青年报》的这七、八年中，他确实遇到了大展才华的机会。
凭着工作能力强、扎实肯干和积极热情，他一次次得到重用擢升，至1957年已经成了中青报编委和工商新闻部主任。工商部的另一位主任是当时极负盛名也已有争议的作家刘宾雁，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的作者。而那年“反右”，丁望和刘宾雁一样成了右派。
丁望当右派的原因微乎其微，因为一篇有争议的批评稿，还因为给团中央领导提了意见，等等。他是“极右”，被开除出党，行政降四级，然后就到农村劳动。此后至“文革”结束，右派和摘帽右派的经历延续了20多年，其中十五、六年都在农村度过。直至1978年平反，他才回城到《世界经济》杂志工作。丁望后来说，是右派的经验，使他变得多思和喜欢质疑了。用他的说法，“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中国的认识，是开始于反右派，就是说我被开除出党开始，我才真正地入了党。”在《世界经济》杂志工作期间，他认识了于光远、厉以宁等经济学家，开始接触理论，读书并且读“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书，看这个世界有了理论的框架。1980年代，丁望的经历可谓“三段式”。先是在《工人日报》，做副总编辑并且已经被“内定”提拔，大有希望接替总编辑邢方群。《工人日报》当时生气勃勃的经济报道由他挂帅，震动中南海的“渤海二号”事故报道有他参与。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是他未能“接班”，不得不离开了这家报社。1983年秋，丁望去了刚由《中国财贸报》易名、报社一级已经有近10名副职的《经济日报》，说是“当副总编辑”却并没有被任命，分管理论。他干得勤勉有为，在报纸报道之外，最著名的是参与主办1984年青年改革家济济一堂的“莫干山会议”，大展学术与新闻结合之长。不过好景不长，又是在一次交接班前后，终于被任命为副总编辑的丁望再度位置不保，赋闲下来。

那正是1986年。年届六旬本当离休的丁望做出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要自己办一份报，当“一把手”，“按自己的想法来做一件事情”。办一份什么样的报纸，他已经想得太多，最重要的是这应当是一份有民间色彩的商报，不从主管机关要钱要人，求得相对独立的地位。经过两三年的奔走，这个梦在新改组的全国工商联兑现。1989年4月拿到报刊号，10月创刊。跌宕几番，丁望跃上新的平台。
从此是丁望带领一批年轻人，最年长者也比他小20多岁，创业的故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其创业成功都更像是一个奇迹。25万元企业资助款起家，北京东直门外一处简陋车间办公，隶属于不具备政府资源的全国工商联，而且工商时报第一年的订数不到7000份。可以忆起的只是无数个同样的场景：粗糙的办公桌、长条凳，通宵加班，到厕所接一杯自来水充饥，白发萧然的“老板”和一群痴迷的青年报人奋斗在一起。三年多步步为营，工商时报的早期办报方针被归结为丁望在心中蕴藏多年的几句话：“不做机关报，要办综合性经济大报”；“坚持鼓吹改革、市场经济和维护民营经济”；“尽可能说真话，而且绝不说假话”；“商味、民味、海味”。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后，首都新闻界还是一派沉寂，丁望率先转载了《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此后的改革春天里，工商时报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具备了主流经济媒体的话语权。而其新颖的版式、独特的客观新闻写作手法，也在日益繁荣的中国报业形成持续的冲击波。
1993年8月，美国道琼斯集团CEO彼得·凯恩访问中国并与江泽民会见。在此后接受我的采访时，他由衷地说：“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刊登综合性新闻的报纸可以有许多，而刊登商业新闻的报纸最后主要只有一家。在美国是《华尔街日报》，在英国是《金融时报》，在中国，我们看好的是《中华工商时报》！”

即使对今天的报界来说，早期工商时报以非官方报纸身份所获得的那种成功，也是难以超越的。成功之旅的带头人是丁望。
今人谈及丁望，更喜欢谈他的全新办报理念，谈他擅长培养新闻人才。其实在那一代报人中，丁望之不同于常人之处，不仅在其“以读者为尊”的新闻创新能力，还在其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经济学的领悟力。在早些年读书的基础上，丁望常年交往于学术界，与一批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协助经济学家蒋一苇，创办《改革》杂志。蒋氏过世后主编由吴敬琏接任，丁望一直担任编委。因为熟悉经济学而且理解改革，尽管199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风风雨雨，丁望作为工商时报总编辑，其市场经济信念却不曾动摇。而这种信念，一直是工商时报的灵魂。
可惜的是，有着市场信念的丁望终究只是新闻人。局限于时代也局限于自身，他为报纸做了那么多朝向市场的创新，却终究未能按市场原则在报社建立起相对有效率的机制。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工商时报在报面占尽风光之时，报纸经营业绩仍乏善可陈，合理公司构架更无从谈起。至1993年中，丁望已经相当清醒地意识到报社机制上存在的许多致命弊端，试图一搏。他大胆部署将报社编辑部与经营部门分离，将经营部分注册成公司并探索吸收社外资金入股，也曾一度考虑试行股份制。
然而历史不再给他机会，1994年1月，67岁的丁望被要求离开领导岗位办理离休。这一年，工商时报正式改为日报。以常理论，不甘寂寞的丁望离开工商时报之后生活不可能非常愉悦。他又做过很多新的尝试，1994年夏曾到上海协助创办《现代市场经济周刊》，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彩色印刷的新闻性周刊，担任总编辑。他做任何事都认真，面对一个小得多的舞台也不例外。
后来，他把主编杂志一职交给了我，又回到北京协助《中国经营报》改版，并且请当年工商时报一位年轻人杜民到该报担任了副总编辑。1998年，丁望已经是72岁，又创办了《中国合作新报》，方针很新，要搞一份文化评论性报纸。报纸有些样子，但因为资金不足没有大发展，后来给了《工人日报》。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新闻业机会很多，丁望一直在拼搏，但毕竟年事已高，在越来越“金钱话事”的环境中不会太主动也不可能有很多收入。他离开工商时报后，报社虽然没有过商业意义的发达，一度花费却也相当排场，有了好的办公条件，多辆领导可以私用的公车，好像还有了一辆比较高档的凌志车。
不过这一切与其创办人丁望无缘。他出出入入，最多乘出租。直至今年初，我有机会与他在保利大厦吃一次午饭，仍是我用自己的捷达车送他回家。
当然，丁望从不黯然。他乐观，开朗。可能因为早年吃过太多的苦，有过太多的挫折，他把个人的利益得失看得很淡，并无计较。即使在人后，与好朋友独处，他也从不怨天尤人。他总在努力做新事情，想大事情，特别是努力关心早已不复当年的工商时报。在过去的五年中，他至少不下20次找我商量过该为这家报纸做些什么。2000年，丁望决定彻底退下来，再也不做什么了。后来很快发现原发性肝癌，在上海做了手术。刚出院回京，看到前去探望的我们，商量的又是如何重振工商时报。
这一时期，他早已想得很深，考虑的是如何在可能范围内对报社改制和债务重组。他想得很具体也很细致，对我和同行的杨大明、彭波一干老工商时报人均有托咐。交谈中，他还是一口京腔，脑子快，语速也不慢，虽然是满头白发仍然让人觉得是同辈人。当时，看着他因被癌症折磨已经呈暗灰色的脸，我们谁也不敢拒绝。
丁望患肝癌后生命维持了三年半。2003年5月，SARS猖獗的时候，我从丁望夫人孟刚处获知他的病情又在恶化，代她请教了一位国内的顶级专家，知道已经无法可医，就有了心理准备。9月10日中秋前夜，甫一接到孟刚来电，便想到一定是噩耗。不过，我还是流泪了，这毕竟是丁望。孟刚阿姨在电话中说，丁望有两个遗愿要告诉我：他决定死后不搞任何祭奠活动，包括不搞遗体告别也不要“生平悼词”；再就是我们几位曾捐了10万元为丁望治病，他直到今年才用了一些，还有部分余款要结算了退还，让我择日派秘书去拿。孟刚说她此时不愿意见我们，“见了只有更加难过”。她和丁望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声音也一如丁望，爽快的京腔。
这一回，没有再提工商时报。不过，纵使在弥留之际，丁望能忘却吗？

来源：新三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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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

刘海明

【案例】

狠人邵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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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乐知传播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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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

刘海明

【案例】著名调查记者王文志采访被袭击受伤，知情人士：记者安全，请放心
今日，据潇湘晨报援引相关报道，在安徽合新高铁中铁七局施工现场，著名调查记者、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调查室主任王文志和同事《经济参考报》高级记者程子龙被袭击，记者手机被抢夺，王文志本人右手受伤。
传媒茶话会从知情人士处获悉：记者安全，请大家放心。

11月12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重磅调查报道《弹性垫层“一割就开”，合新铁路建设材料“以次充好”存安全隐患》一文，揭露了合新铁路（合肥至新沂）多家施工单位为节省成本，以次充好，违规将“三元乙丙橡胶弹性垫层”偷换为不符合铁路行业标准的“再生胶仿制品”，这些仿冒品性能远低于设计要求，存在安全隐患。
经初步核实，合新铁路建设所用材料“弹性垫层”系施工单位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中标企业自行采购物资，使用前所有产品均履行了招标程序、出具了产品出厂合格证及第三方检测报告。调查组已委托权威检测机构对材料进行抽样检测，详细核查正在进行中。
该公司表示，一旦核查发现材料质量问题，将依法合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
一位当地的消息人士表示，随后王文志与程子龙再赴当地跟踪调查。
然而，就在采访过程中，他们遭到多名人员的围攻，除记者手机被抢外，著名调查记者王文志被打伤。

据相关视频显示，面对追问，一位负责人表示，记者手机是他扣的，殴打记者也是他的下属干的，并表示不允许记者离开。、






面对记者“我们可以走吗”的质问，这位负责人说：
“我逮到人（记者）了，我逮到现场了，我能让你走吗？”

从业二十多年来，王文志先后八次获得中国新闻奖，近年来，连续4年获得中国新闻奖，还是第十七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得主之一。

第34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二等奖《山东莱荣高铁被举报：偷工减料暗藏重大安全隐患》，该报道抓住莱荣高铁部分标段路基段桩基施工被举报偷工减料这一突出典型，揭开其隐蔽在地下的“缩水桩”真面目，成为当前大规模、高标准的高速铁路建设背景下，一个具有标本价值的观察样本，为该领域速度与质量失衡苗头敲响警钟、提供镜鉴。

第33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三等奖《多年拆违岿然不动数千栋“坚挺别墅”野蛮侵蚀济南泉域保护区》，关注当地违建别墅问题。该报道刊发后，山东省委、省政府回应济南违建别墅问题，立即召开专题会议，对南部山区违建别墅问题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对涉及违法违规的建筑，一经查实，坚决拆除，对相关责任人严肃查处，绝不姑息。

第32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二等奖《敦煌防沙最后屏障几近失守》，关注敦煌市阳关林场，近十余年来持续遭遇大面积砍伐，万余亩公益防护林在刀砍锯伐中所剩无几。该报道刊发后，掀起巨大的舆论冲击波，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成立中央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甘肃省确定了整改方案，并出台《关于开展国有林场清查整治工作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排查工作。该报道也推动了国家林草局于2021年3月至12月开展了近一年的全国打击毁林专项行动。

第31届中国新闻奖舆论监督报道一等奖《青海“隐形首富”：祁连山非法采煤 获利百亿至今未停》，关注青海祁连山非法采煤严重破坏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地局部生态问题。该报道刊发后，青海省原副省长文国栋投案，另有19名严重违纪违法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立案查处。

此前，王文志在接受传媒茶话会对话时表示，“调查记者”这四个字，在他心中早已远远超越了简单的职业标签范畴，而是从一个“工作”升华为一份“事业”，他愿意为之发光发热，“这是我可以战斗一辈子的一份事业”。

来源：传媒茶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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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

刘海明

【案例】

让人感佩的好记者 让人泪目的好故事

今晚8点

好记者讲好故事

2024中国记者节特别节目

在中国记协及各大主流媒体

新媒体平台播出

11名记者来到现场

分享从业过程中的难忘经历与感受

我们一起来听

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

打动人心

他们的讲述

娓娓道来

感谢一线记者

再次祝大家记者节快乐！

来源：中国记协（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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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

刘海明

【案例】

记者中的散文家穆青

文/卫建民

有一年，我去蒲黄榆看望汪曾祺先生，汪夫人施松卿告诉我：“周原也住在这个楼，就是写焦裕禄的那个周原。”那时，汪住在夫人分的房子，是新华社的一处家属宿舍。

当年感动中国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三个作者：穆青、冯健、周原，按今日学术论文作者排名的说法，穆青是第一作者，周原是第三作者。同时，我还想到，一个名记者的名字，是和他的代表性作品联系在一起的。当了一辈子记者，如果有人说，某某是某篇名作的作者，那是最高的奖赏和荣光吧。过去在新闻单位供职的老记者，是不在意作品排名的。一篇多人署名的文章，究竟谁在写作中的作用大？谁该排名第几位？那是文章之外的人议论的闲话。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里，担任过中央新闻单位主要领导的记者，只有邓拓和穆青出版过以“散文”为名的书籍。邓的散文我读过，他以记者名义写的特写、通讯，特别是后期以笔名“马南邨”写的《燕山夜话》，是一个时代的散文典范，是大家之作。《穆青散文选》收入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读者最熟悉的还是写焦裕禄的长篇通讯。穆青在战争年代写的《雁翎队》，发表在1943年延安的《解放日报》。这篇通讯报道，用缜密、轻灵的文字，全面报道了活跃在北方一片水域的抗日队伍，是最早把河北白洋淀介绍到解放区读者的作品。这支以雁翎为标志的武装力量，既是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又带点旧时代绿林好汉的色彩；他们的装备、标志，使读者感到奇异！1945年春天，同是在鲁艺学习的孙犁在《解放日报》发表《荷花淀》，又使解放区读者看到白洋淀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幅诗意画卷。穆青写于1942年陇东的《我看见了战士们的文化学习》，是一篇战地报道。他使读者看到，在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里，在战斗间隙，战士们已在克服缺少文化知识的短板，正在认真识字学文化。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穆青这篇通讯，客观真实地报道他看到的战士们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的情景，今天读来，还使人有兴味。

真实、朴实、务实，是穆青散文的主要特征。他少年时在河南杞县大同中学时期就参加文学小组，作家姚雪垠是他的老师。在延安鲁艺学习时，他在文学系。按那个时代的革命队伍的成分构成，在延安时期，他已属于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了。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开始就比较强。进入记者队伍后，他抓住“新闻”一体的特性，视“真实”为生命，以朴实又绝不枯燥的文字处理题材，让一篇报道性的文章显示出文章之美，具有生气勃勃的气象。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曾经感动中国。这篇著名的通讯在电台广播时，我还在上小学，焦裕禄书记的感人事迹，是我们这一代人人生观形成的一股力量源泉。从小，我们就熟悉有关焦裕禄的一切。从散文的角度分析，这篇通讯为什么会有打动人心的巨大能量，到今天还有人在读？——真实，朴实！唯真实才能取信于读者；唯朴实才有长久的生命力。穆青谈过这篇通讯采访写作的经验。焦裕禄的事迹，首先是打动几位敏感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深入兰考，从干部、群众的讲述中，从兰考人民对焦裕禄的真挚感情里还原一个县委书记的短暂生命过程，让榜样自身在太阳下闪光。焦裕禄不是几个记者“塑造”的，而是记者被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后报道出去的。他们抓住焦裕禄来兰考的使命——带领兰考人民治沙治盐碱地，让兰考人民脱贫。他本身有病，是严重的肝病，但他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意志，“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对兰考的经济发展，思路清晰，不喊一句空洞的漂亮口号，他知道，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如果不改良、治好沙丘，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他的誓言是：“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通讯的小标题，闪光的语言，是散文从真实、朴实到务实的整体呈现。焦裕禄的名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是重视第一手材料，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焦书记以形象的语言说出来，我们小时候就记得这句话。作为县委书记，焦裕禄警惕特权对干部的腐蚀。他的孩子没买票看了一次电影，他立刻防微杜渐，不但要自己花钱补票，还形成一个文件，告诫全县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奉公。一个一心干事、廉洁自守的优秀县委书记的形象，在长篇通讯里全面呈现。

穆青写人物的散文，还有一篇记山西植棉模范吴吉昌的。写对农业技术有创新的劳模，他把人物置于国家的农业政策大背景下，特别挑明是“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一个晋南的农民，他创新的动力，既源于对周总理的爱，又源于对农业技术的痴迷。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记者在基层采访中发现的典型人物。这篇长篇通讯播发、刊登后，迅速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通讯发表后的次月，穆青又到兰考，在县委办公室看见来自全国的许多来信，读者和听众都对焦裕禄的事迹表示深深的感动，都把焦裕禄当作学习的榜样。记者写的通讯，在和平建设时期产生如此广泛的教育意义，在新中国新闻史上是罕见的。这篇通讯的巨大成功，让所有记者扪心自问：应该怎样当记者？什么样的通讯报道才会发生社会效应？新闻时效和文章的生命是什么关系？

穆青擅长写人物。除了焦裕禄、吴吉昌等人外，他还出版一本《十个共产党员》，专题收集他采访过的十几位多条战线的人物。穆青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和众多的被他采访过的人物长期保持联系，用老话说，他有他的“联系点”。这样，既与被采访的人物保持友谊，又能了解社会动态，尤其是他采访过的地方的发展情况，使一个记者始终保持“耳聪目明”，不被假象迷惑，更不会去写虚假新闻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个由记者发现并主动报道的典型，之所以能经受时间的长期考验，就是在新闻工作中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写出一个金子一样的人，足金足赤，60年后还在闪光，分量不减。

穆青更有特色的一批散文，是他出访外国时写域外风光、人物、政治、经济局势的作品。记者的锐利眼睛、深厚的文学修养，在这批作品里都表现出来了，有点像杨朔那一批写国外见闻的散文。在写海外风光、人物时，穆青完全放开了手脚，笔路更自由，语言更活泼，文章更绚丽多彩。其中，写委内瑞拉那位接待他们，又要给他当干女儿的《法蒂玛》，写秘鲁的《阿丽小姐》，能在短时间画出一幅描写对象的传神素描，显示一位老记者的文字功夫。这是新闻性、文学性、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散文作品。

穆青在新华社当总编辑、社长时，新华社有个好的做法，那就是请著名的语言学家来给编辑记者讲课，具体分析社里的新闻报道稿件，让“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叶圣陶先生就曾到新华社讲课，具体到标点符号的用法，向耍笔杆子的传授知识。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和学位制度后，社科院招收新闻类研究生，因为导师太少，新闻所就邀请各个新闻单位有成就的名记者担任导师。我有一册社科院研究生院1981届研究生的名录，从中知道，穆青曾担任一位修学世界新闻专业研究生的导师。穆青重视新闻教育，认为新闻“有学”。新华社曾成立中国新闻学院，就是他那一代人对这个行业的理解。

因为焦裕禄，因为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我去郑州时，当地的同志问我想去哪里转转，我毫不犹豫地说：“兰考。”我住的酒店房间里，床头柜正好有一枝早晨送来的康乃馨，我抽出来，拿在手里，带着一枝花去兰考，恭恭敬敬地献在焦裕禄墓前。我去看了著名的“焦桐”，留影一张，并把“焦桐”照片刊登在我负责的杂志封二，说明兰考人民以泡桐树的材料制造民族乐器；当年焦裕禄倡导的栽泡桐树，今天是兰考的致富之门。在焦裕禄纪念馆，见到那张旧的破烂藤椅。焦裕禄的肝病复发时很痛，他就坐在这个藤椅上顶着肝区。兰考的同志让我在留言簿上写几个字，我不假思索，拿起毛笔就写：“活到人心便永生。”在兰考县城，我看见有几处题词是穆青那秀挺圆润的书法。兰考人民忘不了焦裕禄，也忘不了穆青。

作者简介：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原标题：美文丨卫建民：记者中的散文家穆青
来源：上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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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

刘海明

【案例】

纪念林白水诞辰150周年读书会在厦门成功举办

在第25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又适逢八闽大地认真落实习总书记来闽讲话精神高潮中，11月4日，“纪念林白水诞辰150周年读书会”在位于厦门市海峡博览中心的人民网内容科技厦门园区会议室（主会场）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会议室（分会场）成功举办。

“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走狗要‘透骨见血，铁肩辣手’。”百余年前，一位自诩“白水”的报人，一个义无反顾的革命家，用惊世骇俗的呼唤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2024年是林白水先生诞辰150周年，此次读书会由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福建省林白水研究会等联合主办。来自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各学生党支部、“囊萤书院”的学生和学院领导，以及福建省林白水研究会、厦门日报等相关单位的嘉宾们共计60余人，共同分享研读《林白水文选》的读书笔记，思考当代新闻学子如何更好地研究、继承并弘扬林白水烈士关于报刊实践探索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应有贡献。

来源：潮前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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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

刘海明

【案例】

褚朝新“变形记”：当年“走后门”进的报社

最近几年经常到高校和媒体去讲如何做新闻的业务课，有些年轻朋友听完觉得很有趣，但也很坦率地说：褚老师，你讲的这些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做不了。

有些年轻朋友则问我：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

讲课时，我经常说自己是资质一般的人，做新闻的起点低起步晚，在媒体行业坚持了十多年，完全靠勤奋，从小事做起，一日日积累，才终于熬走了绝大多数前辈，把自己变成了前辈。

上面这些话，真不是谦虚，今天说说我是怎么入行的大家就知道了。

‍2002年3月，没完全毕业的我进了武汉晨报，成了一名见习记者。

武汉晨报，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但当时并不是考进去的，是“走后门”进的报社。

2001年秋冬时节，武汉晨报进行过一次公开招聘，班上不少同学参加了考试，同班同学考上五六个，我落榜。

那个时候，我已在报纸上发表过好多所谓的作品。与很多同学只有在报社实习的时候才在报纸上发表过东西不一样，我发表的多数东西都不是实习期间发表的，而是平日里自己背着相机独立找到新闻并撰稿的。是的，我最早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当个摄影记者。这么想，是因为自己内向，见到陌生人没什么话，不像现在，不管遇到什么陌生人，不想说话就基本沉默，但只要自己想说话，就有说不完的话。那个时候，面对一些陌生人常常想说话而不知道说什么。

二十年前认识我的人，有些人或许还有印象，吃一顿饭我可能没几句话。如今，也常常如此。沉默寡言，觉得自己不适合干新闻，就连当初选择新闻系也觉得是错误的。大二的时候，曾经无数次后悔读新闻系。一边暗暗纠结郁闷，一边泡在湖北大学的图书馆，读一些文学类的书。

那段时间写了不少东西，四处投递，无有回响。不知道是哪一日，大概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没有什么文学天赋，而家境窘迫，毕业期限一日日临近，去当记者是唯一的出路。

大三，系里开了摄影课，授课老师叫何海涛，一个高个的女老师。因为系里相机有限，不少同学只好自己买相机。我跟二哥开口要了1200元钱，买了一部海鸥相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拍照片不需要说太多话，以后就当个摄影记者。

武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那就是很多业余拍照的新闻爱好者。他们，有的是企业宣传干事，有的是退休无事老人。这群人里，有一个叫杨军的老人，退休前在武钢的一个子公司工作，爱好摄影，经常在武汉各家报纸上发表新闻图片。不记得是什么缘由认识了他，成了忘年交。他带着我到南京路买相机，手把手教我如何在暗袋里剪胶卷，指点在哪家快洗店冲洗照片，还教了不少找新闻拍照片的技巧。

老人很和善，还请我们几个学生去他家里吃过饭。当时他住在鹦鹉大道，房子不大，与老伴和女儿一家三口住在一起。大二，我在学校创办了一份名叫《沙湖传播》的报纸，请杨老师担任摄影指导老师，没有任何费用，纯属义务指导。慢慢的，我开始自己背着相机出门找新闻。

一切从最简单的开始：公交站牌被贴满各种办证、开锁之类小广告，武汉人称之为“牛皮癣”；一所中学附近的门店因为学生们的自行车挡住了门面，将几十辆自行车扔到了马路中间堆成一座车山；小餐馆不装排烟管道，油烟扰民……

后来，开始拍一些稍微难度高一点的：路边乞讨儿童幕后的操纵者，江汉路步行街的扒窃团伙，长江二桥上的轻生者，傅家坡长途客运站的宰客的录像厅……

这些照片基本都是大三拍摄的，发表在武汉的各家报纸上，有些照片还是以组照的形式同时发表在了两家报纸上。前期的一切都靠自己：发现线索，跟踪拍摄，拍完去快洗店用暗袋剪下已拍摄的底片，快洗店把剪下的底片快洗出来后自己选片子，再把选出来的片子冲洗成照片，然后带着照片去报社投稿。报社的编辑老师现场看图，觉得可以发表的话拿出几张稿纸让我现场写出文字稿。当年给我发稿子较多的是长江日报社会部郑萌老师、王欣老师等。

写完稿子回学校，第二天一早就去报摊买报纸，看自己的稿子有没有发表。没发表，沮丧，发表了，兴奋地买报纸回宿舍珍藏起来。大三快要结束的时候，拍照片赚的稿费累计达到了1000元。一激动，买了好多西瓜，同寝室的几个同学帮着搬回宿舍，班上的每个男生寝室送了一个。

自己开始跑新闻后，杨老师渐渐联系少了，偶尔会在报社遇到他。当我们还没有BB机的时候，他已经在脖子上挂了一个小灵通，可见他当时在业余新闻界干得有声有色。暑假，到北京实习，实习的报纸叫北京时报，新京报创刊用的就是生活时报的刊号。当时和几个同学租住在白纸坊的一个地下室，四个同学挤在一起。有一天早上出门，看到一辆环卫车陷在了一个泥坑里。一问，原来是有一棵树死了，园林部门挖走枯树后没有把树坑回填，一场雨后树坑成了泥水坑，环卫车陷入不能脱身。拍照，照片洗出来后写了一个两百字左右的图片说明，让在北京晨报实习的同学陈媛带去了报社，最后联合署名发表在了北京晨报上。

实习结束回到武汉，武汉晨报发布了招聘启事，信心满满地报了名，结果落榜，极度沮丧。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天人文学院一位行政口的老师突然找我，说推荐我去湖北省教育厅国家助学贷款办公室实习。就这样，我去湖北省教育厅开始了实习。

实习了三个月，有点受不了，朝九晚五坐办公室，就是写材料、改材料，偶尔出门开会，唯一的乐趣是中午休息时间玩一会一种叫红色警戒的游戏。春节后，我跟当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国家助学贷款办公室主任的梁怀银提出自己不适合机关的工作，不想继续实习了。梁主任很热心，表示厅里可以出面推荐去三峡大学新闻系当老师。没多久，三峡大学新闻系派了一个老师到教育厅来面试，但我听了大学班主任曾老师的建议，没有选择去高校。

回到学校，多数同学都已经工作了，一个人郁郁寡欢了好些日子。眼看着毕业一日日临近，终于有一天鼓起勇气拿着自己所有发表的东西去了武汉晨报，敲开了当时的总编辑杨问富的办公室。那日，几个副总编辑都在他办公室。看了简历后，杨总说，你发表了不少东西啊。这个时候，一位副总编辑问：前不久考试，你为什么不来考？我说，考了，没考上。那位副总编辑说，那你这样对其他考生不公平。现场冷了场，我尴尬地准备退出。副总编辑余兰生突然说，小伙子，简历留下，你先回去等通知。

当天晚上，在寝室接到了社会新闻部主任蒋立青的电话通知，让我次日去社会部报到。就这样，没有考上武汉晨报的我进了武汉晨报。上班第一天，报社热线接到一个线索：汉阳月湖公园的铁栏杆一夜之间被盗数十米。我背着相机去了现场，拍了几张照片，采访了公园的工作人员，次日以见习记者的身分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职务作品，一张图片和二百字的简讯，货真价实的豆腐块。从此开始跑新闻热线，跑车祸、跑火灾、跑凶杀、跑抢劫案、跑盗窃案……报社里有专业的摄影记者，不再需要自己拍照片。

从此，摄影记者梦破灭，被迫成为文字记者，一干就是十七年。

2021年7月13日初稿、2024年11月1日修订

来源：衣者褚（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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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晨雅

刘海明

【案例】

这名“新闻工匠”10获中国新闻奖：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在工人日报，做一名“新闻工匠”

王金海

作者简介：工人日报社编委、经济部主任，高级编辑。历任工人日报社要闻部主任、融媒体中心主任，中工网副总编辑。第十四届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获得者，曾获得10次中国新闻奖。担任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新闻奖——融合报道奖及中国经济新闻人物奖评委。

2016年，王金海获第14届长江韬奋奖

多年以后，我总会不时想起在新华社举办的采编高级研修班上，中国青年报《冰点》主编讲述“怎么做稿子”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当时，我刚进报社不久，那堂课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新闻原来可以这么做！当编辑居然能这么精彩！

三十年弹指一挥。我相信，那堂课和我已经走过的新闻之路存在着某种联系……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新华社的采编高级研修班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培训班。之后的30年间，我又参加过很多新闻培训班、论坛：一是为了开拓视野，掌握前沿信息；二是为了与同行交流，解决现实问题；三是为了不断精进，巩固“道心”。这期间有两个培训班受益较大：一个是2008年至2009年，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清华—花旗EMBA奖学金媒体培训课程（第四期）”；另一个是2019年在复旦大学举办的高级研修班。这两个培训班的授课老师均是国内顶尖的学界大师、业界大咖；授课内容从经济、金融、政治、外交、社会、民族、媒体融合到新闻实务，结构完整、真材实料。复旦的培训班，课程都安排在周六、周日，我需要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乘高铁往返，虽然辛苦，但乐此不疲。在做新媒体之前的20多年里，我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做了新媒体之后，阅读的载体从纸质换成了手机。一直以来，书读得很杂，学的也很杂，古今中外都看。其中，有几本新闻学领域的书，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一本是《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作者是时任央视评论部主任孙玉胜，他叙述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节目的创办经历，大型特别节目运作的过程、背景、追求和反思，以及一些电视新闻改革事件。这本书充分满足了我对这类节目“后厨”的探究欲望；另一本是新华出版社的《新闻学名著译丛》，研究记者在新闻现场如何采访以及编辑与记者如何互动。这些经典著作，对我日后的新闻实战颇有助益。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贯穿我的新闻生涯。无论是持续性报道，还是单篇报道；无论是遭遇突发事件打“移动靶”，还是策划主题报道打“静态靶”：无论是“神经绷紧”的值夜班，还是“事无巨细”的上白班……我都能沉浸其中，享受实战的全过程。和一线记者、编辑、技术人员在一起协作完成某个项目，和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一起“磨”稿子、剪视频，是我人生的快乐时光。30年间，我在工人日报社转战经济新闻部、要闻部、融媒体中心、中工网等几个岗位，始终围绕着“编辑”这件事，但并不觉倦怠，究其原因无非“热爱”二字。
专注“战术”，形成标准推动量化做新闻要求内外兼修、术道并用。我在工人日报社长期负责内容建设，更专注于战术层面，着重于实际应用与技能发展。战术即匠心，而匠心需要时间浇铸。这些年来取得一些“战果”，形成一些“战术标准”。令我欣慰的是，这些“战术标准”青年编辑们至今仍在沿用……制定“工作稿”见报标准。在经济新闻部做主任时，经常处理各类工作性稿件。当时有29个国务院系统部委局办的宣传都归在经济新闻部，平均每个记者要负责好几个单位。在部门例会上，我多次与负责记者切磋工作稿的不同写法，严格把关，常让记者感觉发稿艰难……于是，制定了三条见报标准：第一，要有读者意识、要有针对性。稿子是写给读者看的，见报稿子要以能够回答三个问题为佳：部委局办说了什么或决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说或做出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第二，植入“新闻背景”。有些稿子过于简单，缺乏因果关系。因此需要植入“新闻背景”，它可以是一些数据、一些过去的事件，甚至是事件的动机与目的，是新发生事实的组成部分，是事实间的关系，是更多的事实。第三，标题要做成实题。尽量避免使用“成效显著”“高度重视”这类虚化表述做题。如果做不到，就说明稿子本身缺少新闻价值，不发。这三条发稿标准，严格执行了很多年。效果是：跑口记者新闻判断能力增强了，责任编辑把关水平提升了，版面变干净了。建立突发事件报道范式。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因其突发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为公众所关注，是工人日报的重点报道领域。经过不断复盘与总结，我们提出“三个阶段”报道范式：第一个阶段报道全面信息，第二个阶段聚焦本报特色，第三个阶段做深度分析。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经济新闻部第一时间派出记者抵达灾区核心位置。那段时间，办公室墙上挂着汶川军用地图，后方编辑按照前线记者的作息值班。前线记者发回第一波报道，主要关注灾情的剧烈程度、救援的实际困难，目的是引导各种力量对灾区展开有针对性的支援；第二波报道则放在工人日报关注的群体上——工厂、工人、工会如何展开生产自救；第三波报道则对救援协调的科学性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度报道。“三个阶段”报道范式，规划了报道节奏、明确了报道方向，简单实用，一直沿用至今。有了这个范式，即使新记者出现场也清楚每一步该做什么。梳理头版版面“定式”。我的新闻生涯与头版有着不解之缘。刚进报社就接触头版，离开头版多年后又回到头版，第一个中国新闻奖也是因头版而获得。哪条稿子放头条、放报眼？头条标题是做横通栏还是竖通栏？若干重要新闻摆在面前，如何妥当安排、各得其所？——头版的年轻编辑在刚上夜班时，经常会碰到这些问题，且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既体现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也体现业务水平、职业素养。我在要闻部主任岗位上，经过深入研究、领导审定，梳理出《工人日报头版版面规范》，基本解决了年轻编辑的困惑。这份《规范》的核心是对“要闻”进行分门别类，类型不同处理也不同。《规范》梳理出10种版面情况，每个种类又按不同层次分出不同的版式。《规范》并非一成不变，需要与时俱进，目前还在不断增补、修订。这些年，我和同事们在实战中提炼、总结、制定的“战术标准”，还包括新媒体端，如《工人日报社客户端微信微博等平台重要稿件发稿要求》《工人日报社演播室及采编器材使用管理规定》等。还有一些没有形成文字的“工作法”，如新媒体平台舆情预警、舆情处置方法等，是以口传身教等方式，存在于日常工作的应用之中。坚持创新，开辟工作新局面创新是媒体的内在气质、本质需求和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对于创新，我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兴趣。有几件事或许还算得上是创新，在此做个分享。“开放式创新”，创办一档“好看”的栏目。在融媒体中心做主任时，我一直想做一档“好看”的视频节目。几经酝酿，在2022年推出“职业总动员”职业体验类栏目，每期10分钟左右。以其中一期《石化工人24小时》为例，主播（工人日报记者）与一线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石化工人日常工作和生活，真实展现一线工作情景，让网民直观了解石化行业，促进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些抽象概念直接落地。节目自带综艺感、烟火气，实现了对正能量的有效传播，获得第33届中国新闻奖融合报道三等奖。新栏目从创办之初，我们就采取开放式的探索：第一是主创团队起用年轻人，将每一期节目的拍摄方法和表现形式的选择权都交给年轻记者编辑。他们的创造力和天赋，在这档栏目中得到充分发挥；第二是节目打造要求“手工化”，在短平快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了“好看”，一直坚持高成本投入，每期节目的制作周期较长，前期拍摄1周左右，后期制作需要2-3个月；第三是营造自由的创作氛围，对新想法采取开放和接纳态度，而不是过早地否定或限制。每次开创作会，大家都畅所欲言，经常“火花四溅”“眼前一亮”，使栏目每一期都在变化、成长。栏目推出不到一年，即引起业界同行关注，几乎每期都被同行在朋友圈转发，直接的反馈来自网络留言与评论，那些“热辣滚烫”的话是我们期待的真实互动。“求解式创新”，用“笨办法”为平台凝聚用户。在运营新媒体时，我对创新的理解也在变化。更多的时候，解决实际问题才是真正的创新；如果不解决问题，再好的创新也没有价值和意义。为提升工人日报新闻客户端的影响力，我和同事们开了多次专题会、研究了多种求解方案。最后确定的解决路径是立足“三工”（工会、工厂、工人），结合工会和企业的重点工作、职工的实际需求，在客户端上策划一系列互动式活动。互动式活动主要有三类：一是对接全国总工会的资源，如与全总某个部门合作举办“职业健康达人”show微视频征集活动，等等。全总的动员能力强，其中一场活动做下来，客户端下载量就高达120万。二是对接各地省总工会、市总工会资源，如与河南省联合举办职工歌手大赛评选，等等。三是根据企业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如与中海油举办“我为一线职工打call”活动，等等。每一场活动的背后，都是一个生动的策划故事。做活动推广，开始时是融媒体中心单兵作战，后来多方力量都发动起来——5年间做了60多场活动；方式虽然略显“笨拙”但十分有效，工人日报客户端的下载量达到1200万。
“组装式创新”，建有价值的大数据中心。我虽是做内容出身，但和技术团队也打成了一片；在主持融媒体中心期间，参与多个技术项目。其中，“三工”资讯智能大数据中心项目，还获得中国新闻科技奖王选奖一等奖。我是这个项目的见证者、参与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学习者。工人日报社建设的“大数据中心”可以说是一个“组装式创新”。它将中国工会丰富的沉淀数据、工人日报社的内容优势、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三个已有的要素，重新组合起来。“大数据中心”打通内容生产与管理侧资源，实现了工会宣传信息资源的全面整合，这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智能化”体现在：不仅能实现对外服务——提供智能智库、舆情等服务，而且能实现运营服务——提供内容运营、数据运营两类服务。“大数据中心”已成功通过权威研究院的查新认证。报社编辑部、记者站的一线采编人员关心的是：这个技术项目应用价值在哪？简单来说，它为新闻的“策采编发存管析”全流程提供AI工具，如智能视频生产、智能审核，加速内容创作，提升编辑效率。“大数据中心”项目属于创造性的重新组装，解散了旧的模式，再聚合出新的价值。
回到30年前那个遥远的下午，重温“怎么做稿子”那堂课——这件事对我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它让我建立了对新闻的初心；之后，背着行囊就“上山”了，至今都没回过头……曾多次问过自己：求道多年，修成正果了吗？

我的回答是，还在路上……

来源：长江朱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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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诗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