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 （196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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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g1945 于 2011-1-10 14:14:4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简介：本文记述了笔者1962至1968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时代。本科六年时间经历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去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的诸多阶段。完成了从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到五七战士多重角色的切换,全程参与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各项政治运动。其间，坎坷复杂，一波三折，血泪伤痛,千言难尽，决非今天大学生所能想象。…

目录

前言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2北京印象

3校园生活

4课堂教学

二，社教运动

1远赴湖南

2以社会为课堂

3运动之激烈

三，教学改革

1实践教学

2左倾错误的逼近

四，文化大革命

1风潮初起

（1）
大字报

（2）
新市委

2“二月兵变”

（1）
郭影秋

（2）
大辩论

3红卫兵

（1）
风云突变

（2）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3）
恐怖的“红八月”

（4）
“联动”的结局

4大串联

（1）倾巢而出
（2）回家的路

5两派对立

(1)
简要分析

(2)
分庭抗礼

(3)
“孤岛”时期

6反帝反修

（1）
苏联大使馆

（2）
火烧英国代办处

（3）日共代表

7逝者血泪

(1) 孙泱之死

(2) 孙维世之死

（3）胡锡奎之死

(4) 阚玉瑶之死

8血腥武斗

(1)
攻打红楼

(2)
武装对峙

(3)
血染操场

(4)
勿忘前事

9文革感受

五．黯然离校

1离校之前

2工宣队

3毕业分配

4步出校门

六．部队农场

1“五七道路”

2艰苦生活

3沉重压力

结束语
1回望母校
2难以忘怀
3以史为鉴
4面向未来

(附:介绍《革命四十年》)

***********************************

如果你了解我们在冬天的泥沼里跋涉得有多艰难，

你就能理解我们对春天的追求有多热切。

*

前言

*

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各不相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生，但我的小学是个弄堂小学，教室散布在居民楼里，非常简陋，不具备办学条件。被撤消，是应当的。

我的中学，在四平路头道桥，是建国后新建的。教室里是木地板，课桌是苏联式翻盖的，与靠背椅连在一起，用的是很粗壮的木头。尤其是教学楼的后面有个200米跑道的操场，这在上海市区里的中学是很少有的。但就是这个操场，二十年前，被区教育局看上，要盖家属楼。校长对此提出异议。结果，校长被免，学校被撤，家属楼盖了起来，前面的部分变成了虹口体校（真不理解，没了操场，怎么反倒成了体校）。这是我在九十年代从《报刊文摘》上看到的。有网友告诉，现在广中路水电路附近有个红旗中学。但那个与我已经没有更多的关系了。

至于人民大学的撤消，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称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坎坷复杂，一言难尽。我的本科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文革又延长一年。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它的后续，就能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1961、1962、1963级的文科生，才有这个“幸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

在这儿，我之所以想讲几句关于我的母校、关于我的大学时代，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另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作品《革命四十年》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点击量在二百万以上。本文是这部小说的附录，用谷歌或百度搜索书名，即可进入。这本书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大学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阶段、文化大革命，另外顺便再讲下农场生活。

*

白雪

（3）血染操场
暴力之火是不能随便玩的，一点小小的无意的火花，说不准就能酿成大祸。当然，1968年，大的形势是全国进入了一个武斗高峰期。在资产阶级司令部轰然倒塌之后，各地上下出现了一些权力真空，各种政治势力拼了命地抢权和再抢权，为此而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大片。一些地方的“保守派”组织在介入“三支两军”的部队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对“造反派”组织发动剿灭。这儿的“保守派”、“造反派”的称呼，都早已名不副实。所谓“保守派”，既不表明思想观念的保守，更不见行为方式的保守，全然不是那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形象。他们对待对立面群众的手段，照样是杀气腾腾、毫不留情，没有半点保守的样子。.

所谓“造反派”，也全没有运动初期高唱“滚他妈的蛋，罢他娘的官”的精神头了，说不定已经成了尖牙利爪撕咬之下的几片碎肉了。在一些“造反派”势力尚有余力的地方，两派的决斗更是到了你死我活、眼睛都要喷血的最后关头。应该讲，就血腥残暴来说，这是在极左势力鼓动下，早期红卫兵极端分子那些恐怖暴行的延续。
.北京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拼杀也急剧升温。就北京高校而言也是这样，1968年4月起，清华的“井冈山”和“四·一四”之间开展了一场真枪实弹的“百日大战”，前后竟然死了18人。
.也就在这时，68年5月，一场空前的武斗，在人大校园爆发。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双方都在控制区的交界处挖壕沟、拉铁丝网。一到晚上，聚光灯四处照射，就像是朝鲜战场一样。那天挖沟时，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对方那面，对方又再掀过来。掀着掀着，双方就动手打了起来。从泥土对扔，到棍棒交加，到出动“武斗队”拼杀。
.这时的“武斗队”员装备已经非同一般了。每人全副武装，头戴柳条帽，帽沿下面连着铁丝编的面罩，全身和四肢都罩着铁皮剪成的铠甲，铁皮下都垫着书本。那时的铁皮有的是，到处都是毛的语录牌，正好用上。看上去，整个人就像个古代的武士，浑身上下冷冷的，连从铁丝罩后面透出的目光也是冷冷的，完全没有了人的感觉。他们的成员主要是法律系低年级的同学，以转业军人居多，“战斗力”比较强。.
有次，他们就在我窗外的楼下操练，双双对刺。尽管是全身铠甲，脸前有铁丝罩保护。不料，还是有人当场受伤，被对面的尖刺穿过铁丝，打掉了门牙，嘴巴鲜血直流。要是真的拼杀，会是什么结果？所以，当看到他们全副装备、手持长矛，一排排地小跑着出发前去“增援”，那沉重的砰砰的脚步声，就像踩在心上，浑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颤动。那步伐之整齐、神情之坚决、训练之有素，堪与正规部队相比。可是，那是上什么战场呢？只听说西面打起来了，这一去，谁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
.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就是我1964年暑假勤工俭学时在烈日下拉碾子修整的操场。往日的同窗，就这样手持长矛，面对面，作生死拼杀。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短短的几分钟，就失去了三条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
他身上被捅了七个窟窿，（也有说是中了十一枪的），其中一枪刺穿心脏，当场身亡。听说，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
.当时还并不知道双方的伤亡情况。我们身处后方的都神色凝重。很快，伤员们被搀扶着下来。每个伤员都有好几个人扶着，身上血迹斑斑，脸色冷峻，好像都很坚强。他们上了一辆小客车。是第一辆还是最后一辆，我不清楚。车上还有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护送，以防对方劫持。
.这一夜，开始是异常的寂静，双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着。到半夜时分，突然，对方的大喇叭放起了“国际歌”，那悲壮的乐曲响彻了校园漆黑的夜空。我们一听，知道是对方有人阵亡了，个个都面面相觑。后半夜，传来话说，“有你们班的一个”，我们大惊。因为陈荣祖同学在我们两派分开以后改了名字，改了叫陈刚，传过来的名字对不上。.
我们还都抱着希望，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总觉得不会是他，但愿不是他。大家都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得到了确凿的消息，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呀！.
后来听说，那天对方还抬着他们的遗体上街游行。可是，这对于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被分成两派，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见。陈荣祖同学是江苏盐城人，很朴实、很正派，为人做事认真负责，从不张扬，体格也并不健壮。尤其是，他的家庭成份比较高，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成份高的同学。这在人大的学生中是很少的，不是一般的表现好，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他平常很谨慎、也很到位，有什么事情，既不能冲在前面，也不能落在后面。.
虽然我们班相互之间一直比较好，对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员，但显然他对自己事事处处要求都很严格。对这场文革，他更是格外的谨慎、格外的认真。这厄运怎么会落到他头上呢？他并没有参加“武斗队”，他的身上都没有防护，怎么会这样呢？
.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上面讲的这个原因，在面临风险的时候，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现，竟然也出现在武斗场上，尽管手无缚鸡之力，尽管满心的不愿，尽管是在很后面的位置。.
后来听说那天的情况是，对方第一线的“主力部队”顶不住，回撤过快，把他们本来在后面的非主力人员反而闪在了前面，而遭此不幸。.
事后，因为是群众组织，没有经济能力，只给了很少一点抚恤。更痛心的是，他很早就结婚了，家在苏北农村，景况十分贫寒。他的妻子已经有了孩子，远在家乡来不了。.
在这一边的我，虽然不能为他送行，几十年来，他却始终在我心上。直到退休前，我给每个班讲课，都要讲我的学生时代，都要讲这件事，都要讲两个时代的对比，都要讲珍惜当前历史机遇，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九十年代的一天，我讲完后，下课时，有位学生走到讲台前，对我说：“老师，你讲的，就是我的叔叔。”.
在这次武斗中，尤其最不应该、最令人痛惜的是，在这次的三位死者中，竟然有一位是女同学。她真的是奋不顾身地上去抢救受伤倒地的同学，却也被刺杀了，被活生生地刺杀了，永远地倒在自己母校的操场上。.
她是我们班一位同学的老乡，还来过我们宿舍几次，能记起她的模样。我不是现场目击者。我至今无法想象，这些带血的长矛是怎么刺进一个女孩子单薄而柔弱的身躯，一枪又一枪。
哭泣吧，苍天！苍天！！苍天！！！
.

白雪

（2）武装对峙
但是，武斗不可能带来“安全”。为了防备对方的攻击，我们的每一个宿舍楼，也都是一楼不住人，窗户用砖头、木板等堵死，二楼只留半扇窗，楼梯道都用床板堆上，只留一个人勉强能过，这样大大增加对方可能的攻楼的难度。

又为了防备对方偷袭抓人，平常下楼出去，那怕是上食堂打饭，都要扛上根长矛。那长矛，是把自来水管、暖气管拆下，截成两米长，一头磨成极锐利的尖刺。据说那东西比刺刀还好使，刺中对方后，血从管内喷涌而出，可以很快拔出再刺。不像刺刀刺进人体后因有血肉的压迫,有时很难拔出，甚至出现卷曲。
.防备在全方位地进行着。连我们的宿舍，也有了张不知从哪儿来的弓箭，说是可以在对方攻楼时派上用场。我试了下，要拉开弓还真得费点劲。朝着门上，拉了还不到一半，“砰”的一声，真厉害，那箭头把门板都打穿了。不过，我知道，真要到那时候，还没等把箭射出去，人家就先把我撂到了。
.校内没有下手机会，双方又到校外抓捕对方人员。有次，我们系有几个同学上市里去贴大标语，被对方巡游的大卡车碰上。里面有我们班的两位同学，一位个头小，没引起对方注意，以为是围观群众。他赶紧钻进了旁边的商店，躲开一劫。而另一位同学则没有那么幸运，被对方抓走，结果挨了打，不但受了皮肉之苦，也受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出了这种情况，抗议和交涉都是没有用的。只有也去抓对方人员，还得抓得更多，打得更狠，还逼着悔过，而后在喇叭里播出。这都成了什么世道？隔了一段时间，双方还要交换“俘虏”。这情景，《革命四十年》里也都有描述。“俘虏”们被扶着、抬着放出来。双方的仇恨，也越积越深。我们班那位同学几天后被放了出来，虽未伤及要害，也是累累伤痕，神色怆然。我们看着都很心疼，女同学们还都悄悄地掉了泪。随即由两位女同学陪护去医院疗伤。
这武斗既有了开端，渐渐地也就不断发生了。
“捣毁野猪林”。

“三红”除了在东南面有一个控制区域，在西面还有南五楼、南五处的一片，两个区域之间有一条大路相连。可大路的北侧有片不大的松树林，林中有个体育用品房，常被对方当作埋伏武装人员之处，用来偷袭伤害这一边的过路人员。于是这一边就要铲除这一隐患。那天下午，先是手持棍棒长矛的“武斗队”冲入树林，把那小板房彻底砸了。对方也没有人在那儿。里面的体育用品，就往回搬到教学大楼里堆起来。搬东西的事，没有人提前通知，也没有人组织指挥，大家见状都纷纷主动跑来搬。整个过程，动作很迅速。我正好碰上，也去一手抱一个球，一次拿两个，急急忙忙地跑了两趟。心里还在想，这也是在保护国家财产?

因为有这片松树林，所以这次动作，称之为“捣毁野猪林”。


.“夜袭兵工厂”。
后来,又在西面的校办工厂打了一仗。那工厂里有一些机床，成了对方制作刀枪的“兵工厂”。那次行动是在晚上，所以叫“夜袭兵工厂”，我们是事后知道的。大概是双方的经验和准备都不足，对方几乎没有抵挡就放弃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伤亡。听说对方有位工人师傅，面对长矛的尖刺还慌不择言、跪地哀求：“我家还有三个老婆、一个孩子哪，放过我吧。”那一阵还把这当作笑料来传，其实那也是几滴辛酸泪啊。

白雪

8．血腥武斗
（1）攻打红楼

斗过了牛鬼蛇神，斗过了学术权威，斗过了当权派，还斗谁呢？那就是造反派（反正大家都自称为造反派）之间为争权争宠相互斗了。再加上江青又发出了“要文攻武卫”的号召，于是最血腥的面对面杀人的武斗开始了。

人民大学第一场大的武斗，就是发生于1967年11月的攻打红楼。

此红楼，非贾宝玉的“红楼”，而是人大校门口西北侧的单身职工楼。

打它干什么呢？

“人大三红”在东南角的控制范围主要是东风楼的三座楼，和留学生楼、教学办公楼（这些都是当时的叫法），基本上一字排开，无法形成防御体系。于是，要攻占东风楼北面的红楼。攻击是傍晚开始的，用的是砖块木棒。对方在楼内退至二楼抵抗，这一方也没有采取登梯强攻，双方形成对峙。
.晚上，灯光大亮。双方的群众都聚集在各自的防线后面，高声呐喊助威。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喊声中，本方人员一次次地向红楼冲锋，楼上则雨点似地抛下事先准备好的砖块杂物。每当窗玻璃被“砰”地砸碎，碎玻璃“哗哗”从半空堕落，嗷嗷的呐喊声就爆发出一阵高潮。一些同学则“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捡起地上的砖块往上扔，想为攻势添把力。但要攻下一座楼谈何容易。对方楼上的人员，因无路可退，抵抗也很顽强。攻方只得一次次退回，为此往返数次。即使有冲进楼内的，也很难坚持，又跑了出来。一个个伤员，被扶了回来，路上洒下了点点血滴。这种情况，真要强攻，伤亡必然很大。从现场来看，双方的指挥还算比较克制。可能是对方考虑到他们的区域较大也较为分散，难以分兵把守。最后，双方停火，攻方后退，守方撤出。“三红”从一条单薄的防线，形成了有几个楼可以互为犄角的“防区”。
这整个过程，我都在现场，但没有冲上去，也没有扔石头。我的体育不行，扔块石头不见得比女同学远，别上去丢人显眼了。

白雪

（4）阚玉瑶之死
*

疯狂迫害的恶浪还殃及到了普通教师和他们的亲属。我的俄语老师阚玉瑶，也在这年惨死。那时妄加罪名，到了不讲任何道理的地步。只要是学俄语的，那就是修正主义苗子。要是去过苏联学习的，那更是苏修特务，至少也是苏修爪牙。

阚老师死后，他的岳母徐克峻为照顾他妻子赶来北京，也遭造反派批斗。一年后，1968年，死于非命，横尸北京街头。这位不幸的老人，却是位革命的老人。她是云南地区早期共产党员，1934年赴苏，1936年就被斯大林政权押至西伯利亚劳改伐木，长达八年，后因身患重病改去纱厂劳动。建国后，经蔡畅等人出面，才于1951年回国。谁知最终的结局竟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不公。（请见《蒙化早期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李连海，《大理日报》，2008年9月24日）

这类被妄加罪名、迫害致死的事件，在全国又不知有多少多少。举个例，1968-1969年间所谓肃清“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惨死了多少人！这是有案可查的。

白雪

（3）胡锡奎之死
遭到厄运的，不但有现任校领导，连1964年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的原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胡锡奎，也未能幸免。

胡锡奎早年参加革命，1931年被捕，关进北平草岚子胡同的军人反省院。在狱中，他大义凛然、坚持斗争，曾被三次判处死刑而不惧，是当时狱中党支部负责人之一。1936年，经中央同意，这批同志办理手续后出狱。这就是文革中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胡锡奎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个特殊的事情。1944年，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宣传部长的他，和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一起，编辑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邓拓，文革初始时受批判的三家村“村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就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老革命者，文革中照样受到极左势力的无情迫害，并在北京和西安之间拉着来回批斗达百余次，包括来人民大学。即使这样，他还是最早愤起揭发陈伯达的问题，结果遭到逮捕。七十多高龄的他，在狱中，不但得不到起码的治疗，而且还不允许使用真实姓名。1970年10月23日，悲惨地死于监牢。临死，他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还悲怆地连连呼唤自己的名字：“胡锡奎，胡锡奎，胡锡奎……”但结果还是以无名尸焚烧，最终尸骨无存，不知魂散何处。
一个曾被国民党三次判处死刑而没死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地死在了自己的监狱里。

改革开放后，1979年1月25日胡锡奎的追悼会，由胡耀邦作悼词。然而，他的骨灰盒里，放着的却是他的一个印章。

（部分资料来源于：“胡锡奎”，梁柏青，《孝感市文史资料第三集》，198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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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2）孙维世之死
讲到孙泱，就不能不说到孙泱有个才貌双全的妹妹孙维世，周恩来的养女，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她在延安时的风采就被江青所嫉恨。孙泱兄妹为四人帮所不容，这也是原因之一。孙泱死后，孙维世向毛泽东写信申冤，说江青害人太多，要求停止她的政治活动。建国初，毛访苏时，孙是俄语翻译组长，他们之间是很熟识的。但这封信落到了江青手里。江青狂怒，拿着逮捕证找到周恩来，大骂周纵容干女儿反对她，还当众撒野，居然都动了手。当时江青放肆到什么程度，笔者在此都不便于说。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当时逮捕一些特殊人物，要周恩来亲笔签字）。
.孙维世被捕后，在狱中表现刚烈而受尽摧残。一位曾参与过审讯的人说，对孙的每次审讯都是一场蹂躏。只一年时间，1968年10月16日，孙维世惨死在北京看守所五角楼。死时赤身裸体，遍体鳞伤，双手戴着手铐，头上还插着一根钉子！（请见《孙维世之死》，作者：司马荒原，发表于“博客中国”，时间：2010年1月19日〈10：06：53〉）

白雪

现将“革命四十年”第三卷卷首的刘少奇的一段话引用如下，以部分说明他对某人的看法，就知道当时党内分歧已到了什么程度。这些分歧决不是贪污渎职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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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自称领袖或者自己个人企图做领袖的人，他在我们党内决不能成为领袖。

……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做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

……他好参加党内一切无原则斗争，对各种无原则的纠纷感到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党处在困难的时候，他就更要在党内制造和扩大这些纠纷。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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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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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    1981年）

*

（说明：这段话引自《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原为1937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的一篇演讲，当时编入“整风文献”。1962年经其本人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再版。）

白雪

.这种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使得对孙泱的迫害陡然升级。本文第四章第二节所引郭影秋“临终口述”讲的就是这段时间。孙泱除了大会批斗，还遭到连续审讯和毒打。没几天，10月6日，孙泱就被害死在被关押的人民大学教学楼地下室。孙泱至死不屈，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最终也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朱老总自己的境况，至少也不能说是如意。远的不说，文革一开始，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围攻，这是极左势力布置的一着棋。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离毛泽东逝世仅两个月。这之前，周恩来于那年1月8日逝世。三人前后相差仅八个月。
.现将“革命四十年”第三卷卷首语的两段话引用如下，一部分地说明文革的由来：

。。。。。。。经济上的左倾盲动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在经过一段调整时期的喘息之后，依然没有解决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一开始，说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从那以后，在笔者短短的几十年生涯中，就不知听到过有多少次的“百年不遇”。甚至那三年到底是旱灾还是水灾，至今也没说清楚）。那三分人祸，也是帝修反的破坏捣乱。虽然在这之前，也曾有部分同志坦然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是在于我们自身的工作失误。但这种说法，很快就被认为是居心叵测、攻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没过几年，这话又倒过来说了。说是造成灾害的原因，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过，这七分人祸就直接指向了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这180度还是360度，甚至已经说不清是多少度的转变中，有过一个动作，那就是“社教运动”。社教运动虽然解决了部分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行为，却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以至于到了无法调和，甚至无法掩饰的地步，使这些矛盾和斗争更迅速、更直接、更激烈、更大规模和更残酷地爆发出来，直至失去控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践踏人类尊严、夺走了千万人生命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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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

7．逝者血泪
（1）孙泱之死

此时，极左势力依然没有一点消停，不断出击，继续选择人大作为突破口。郭影秋的问题还没着落，又推出了我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的问题。极左势力为什么要盯上孙泱呢？

孙泱出身于一个令人敬佩的革命世家。他父亲孙炳文是我党早期军事工作领导人，曾任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牺牲于上海龙华。孙炳文生前与朱德数度共事，交往甚密。孙泱自己长期任朱德秘书，还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是张春桥首先想到了这点子，点名批判《朱德传》，想以此打开缺口，从孙泱身上搞到“朱德反对毛主席”、从而整倒朱德的材料。
.1967年1月30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先跳出来，在接见红卫兵时把矛头指向了孙泱。不久之后，他还嫌声势不够。3月3日，他直接跑到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对人民大学校领导的迫害，就此达到了一个顶点。
.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革总结时说，十年文革“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请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这是我们民族永远的痛，就像南京大屠杀，就像4·12政变，就像鸦片战争，就像焚书坑儒。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它都将沉重地写进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永远撕不掉。
.但事不遂愿，孙泱还没斗倒，戚本禹自己先倒了。1967年夏，武汉发生“7·20事件”，武汉部队司令员陈再道被指责为保护、支持“保皇派”。极左势力借机发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攻势，结果引起了一些军内领导的强烈不满和不安。为了安抚局面，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当作替死鬼，扣上“反党乱军”的帽子，甩了出来。揪出王、关、戚，被称为是文革的第四战役。之前，还有个所谓反“二月逆流”，叫第三战役。
.然而，极左势力要打倒朱德、从而扫清打倒刘少奇过程中可能有的最后阻力，这个企图始终不改。于是，尖刀又指向了孙泱。戚本禹不行了，陈伯达、江青便跳到了最前面。1967年9月26日，陈、江两人出席群众大会讲话。顺便插一句，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后来知道他们是坏人，所以现在就说当时我就能看出来。他们这几个极左势力的代表人物讲话的那个腔调，叫人听了就不象腔。陈伯达是没有进化好的福建普通话，纯粹是大家都听不懂的鸟语。江青是高八度的尖叫，人们只能听出猖狂和嚣张两个词。至于林彪那更是变了调的装腔作势，根本不象是人在讲话。任何当时听过他们讲话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只是不说而已。那次会上，陈伯达说，孙泱是坏人。江青接着说，孙泱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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