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料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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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珍贵史料：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人民日报》报道和评论

目录

标题：加强抗美援朝扩大宣传运动... 2

标题：美帝战略上的弱点... 2

标题：不能坐视美帝扩大侵略！... 7

标题：京市各中学师生员工　热爱祖国反对美帝侵略... 10

标题：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 12

标题：论报纸上的时事宣传... 15

标题：粉碎“美国之音”... 16

标题：从伪警局旧档案看美兵在上海的暴行... 17

标题：我人民抗美援朝志愿行动是正义的... 18

标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马坚　结合古兰经教义发挥抗美援朝精神... 19

标题：广州各影院拒映美国影片　沪各报停刊美国电影广告... 20

标题：侵朝美机破坏我国人民和平生活　两周来又犯我领空六十八次... 20

标题：控诉美机暴行　——访临江车站受伤司机徐国臣... 21

标题：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对美帝存任何幻想... 23

标题：上海公安局根据群众检举　逮捕“美国之音”情报员... 24

标题：对反动造谣的“美国之音”　今后决心不再收听... 24

标题：美军曾恣意凌辱劫掠我同胞　昆明市民愤怒控诉... 25

标题：消灭基德的幻想　——我看了《美国之音》... 26

标题：站在国防最前线的安东市人民... 27

标题：重获解放的朝鲜人民热烈欢迎我志愿部队... 28

标题：埋葬了死难同胞、缴纳了公粮　长白山区农民奋起复仇... 28

标题：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北京家庭妇女... 29

标题：朝人民军与我志愿部队发动反攻... 30

标题：在安理会和联大政委会上... 30

标题：朝北战场上的战斗故事... 32

标题：欢呼朝鲜前线反攻大胜利... 35

标题：战贩们进一步扩大战争阴谋必然失败... 35

标题：与敌机搏斗... 38

标题：庆贺平壤光复... 39

标题：肃清美帝电影对中国人民的毒害... 40

标题：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 42

标题：清华大学全体学生致函本报... 44

标题：朝鲜前线通讯_人民志愿军在胜利前进... 44

标题：朝鲜前线通讯_抗美援朝独胆英雄吕松山... 47

标题：京教会团体学校及留美学生... 48

标题：我对美帝文化侵略的控诉... 49

标题：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 51

标题：在朝鲜战场上遭到严重失败后美帝积极准备扩大侵略战争... 52

标题：朝鲜战场上的运输洪流... 53

标题：三千八百万人民的怒吼——记山东全省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 53

标题：战斗在长津湖畔... 55

标题：评所谓“在朝鲜停战的建议”... 56

标题：跨过鸭绿江，痛打美国野心狼... 58

标题：我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　控诉身受美帝迫害经过... 59

标题：复仇的火焰... 60

标题：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败北... 62

标题：关于联大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 65

标题：鸭绿江南北... 67

标题：我国五百余留美学生发表声明,痛斥奥斯汀诬蔑中国人民... 68

标题：对期刊界抗美援朝宣传的一些意见... 71

标题：（二）美国统治阶级在混乱和分裂中... 73

标题：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 74

标题：美帝战略上的弱点... 76

标题：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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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案例】

《泰晤士报》战地通讯员之死与火烧圆明园

图为被焚毁后的圆明园

自新世纪以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劫走的圆明园文物陆续回归中国。正是在这段时间，英国《泰晤士报》、BBC 等媒体刊登了《耻辱的宫殿，谁之过？》等多篇文章讲述同一个历史故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泰晤士报》派“特别通讯员”托马斯·鲍尔比（Thomas Bowlby）前往中国报道战事，不料被清廷扣为人质并死于狱中。此人与英国特使额尔金关系亲密，得知友人遇难，额尔金一是十分愤怒，二是担心不为他报仇会遭《泰晤士报》批评，于是下令火烧圆明园。这些文章引起了国内媒体的注意，《参考消息》翻译、转载了《谁之过？》并批评指出，“英媒文章为火烧圆明园狡辩 : 只是为一名记者报仇”，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英媒“狡辩”。 笔者于近期获得了托马斯·鲍尔比的日记、信件、报道汇编，下文拟以这份档案为基础，并结合其他史料，探寻鲍尔比之死与火烧圆明园的联系。

一、《泰晤士报》与战地通讯员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迅猛，加上殖民军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为英国贡献了不少财富，英国国力因而空前强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伦敦《泰晤士报》快速发展，发行量与日俱增，具有了向异国他乡派遣通讯员的经济实力。 1854 年，该报派拉塞尔（William H.Russell）前往克里米亚战场报道战事。抵达战场后，他写了一些批评性报道，但批评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英军的伤员救助工作和战斗组织工作。换言之，他希望英军改正错误并赢得战争，而不是停止战争。批评军队的报道会引发军方以及政府的不满，《泰晤士报》主编德莱恩（John Delane）顶住压力将报道刊发，既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与政府意见不合，这些批评性报道载于报端后，英国民怨沸腾，首相被迫辞职。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他积极与之合作，在报纸上造舆论支持新首相。新内阁发起了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军事行动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德莱恩再次派通讯员前往印度和中国战场。此时，他需要通讯员为英军唱赞歌。 德莱恩派往印度的通讯员还是拉塞上看，他没有辜负德莱恩的期望，与驻印度的英军军官相处融洽、合作愉快，将英军成功镇压印度“暴民”的消息传回国内。但是，英国殖民政府对被俘起义者施加酷刑，这让有人道主义情怀的拉塞尔心生不满，于是提出了一些批评。

《泰晤士报》派往中国的第一个通讯员是乔治·库克（George Cooke）。此人也没有令德莱恩失望。他积极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造舆论，在报道中和后来出版的书中写道，自己对中国没有同情心，“即使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广州也必须被攻陷”。不过，库克在中国待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不干，与押解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英军一道去了印度。 此时拉塞尔也在印度，英中战事正酣，但德莱恩没有把他派往中国。德莱恩派往中国的第二个通讯员就是名不见经传的托马斯·鲍尔比。他做过几年律师，但似乎不太成功。他打破伦常，通过迎娶其父第二任妻子的富有姐妹取得了财富，但因投资失败，财富损失殆尽，于是开始为《泰晤士报》工作。渴望获得名利的他理应比较“听话”，但德莱恩还是不太放心。 1860 年 4 月，鲍尔比离开伦敦前往中国，不久后，德莱恩给鲍尔比写了一封有威胁意味的信，奉劝他抛弃对和谈的幻想，要求他为攻占北京造舆论，“如若不然，对于此次远征以及对于你自己而言，结果都将是十分糟糕的。” 1860 年 9 月 18 日，他与几十个英法将士一道前往通州，为谈判做准备。这一行人被清军俘虏，几周后，鲍尔比死于狱中。如果没有被俘，他很可能在侵略军的保护之下进入紫禁城，“采访”清朝皇亲国戚。

二、鲍尔比的报道和“友情”鲍尔比原本与此次远征的最高领导人额尔金伯爵（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并不相识，但在动身之后不久，他就得到了额尔金的接见，而这可能是因为额尔金比较重视新闻媒体，希望利用鲍尔比造舆论。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额尔金是个“新闻迷”，经常花大量时间读报，除了读《泰晤士报》，还读上海、香港以及欧洲大陆出版的报纸。根据额尔金的日记，库克在 2 年前为《泰晤士报》所写的中国战事报道已让他对该报有了好感。

图为额尔金（1811年-1863年）

见面之后，两人与一些英法将领一道乘船前往中国，途中遭遇了行船事故，鲍尔比就此事写下了他此行第一篇报道。报道称，有几个乘客慌乱逃离，但额尔金镇定自若，坚持让其他人先走。报道还强调，那些慌乱逃跑的乘客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法国人。
这篇报道显然有助于塑造额尔金以及英法联军的形象，德莱恩在收到报道后回信表扬了鲍尔比，称其写作水平高于拉塞尔和库克，此后鲍尔比与额尔金形影不离，还曾在额尔金的卧室过夜。额尔金将他引荐给使团的全体人员，他们表示愿意给鲍尔比提供任何帮助。抵达中国之时，额尔金已非常信任鲍尔比，他写道：“天气宜人，将士都很健康。 不用赘述，我相信你可以在《泰晤士报》上看到详情，因为‘我们自己的通讯员’就在隔壁，他正在写信。”鲍尔比没有辜负德莱恩的期望和额尔金的信任。库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初期呼吁英军占领广州，鲍尔比则更甚一筹，还未抵达中国就开始为攻占北京造舆论。根据他的日记，从伦敦到通州这一路上，他只正式访问了一个中国人，即在新加坡见到的“中国佬”（Chinaman）胡亚基（英人称其为“黄埔先生”）。胡告诉他，英国若想实现目标，就应对北京实施“决定性的打击”。 他将这个观点写进报道，也就是告诉英国公众，就连“中国佬”也希望英军攻克北京。

9月2日，鲍尔比收到了从伦敦寄过来的《泰晤士报》，上面刊载了两篇强烈支持进军北京的社论。鲍尔比读过之后感到欣慰，因为这两篇文章“与我所写的所有东西论调一致，将起到给额尔金大人撑腰的作用……”。 鲍尔比在为进军北京造舆论的同时隐瞒了英法联军的恶行。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海军士兵和军官都疯狂地抢劫，甚至连自己英国报道没有记录这些事。他在一篇报道中称，抢劫者主要是英法联军雇佣的中国苦力，未见到一个英军士兵参与抢劫，法军则是抢夺了“不干净的动物”。 额尔金与鲍尔比相处融洽，除了是因为可以互相利用，还可能是因为两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看法基本相同，都充斥着民族中心主义偏见。额尔金认为，“在低等种族当中生活是可怕的”；“愚笨、拐弯抹角、多疑、虚张声势……是这个国家处理事务的普遍特点”。鲍尔比则写道：“好奇和贪婪是中国佬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旦谈好价钱，中国苦力“就像绵羊或驴子一样跟了上来”。

三、鲍尔比之死与焚毁圆明园的命令
额尔金是不是像《泰晤士报》所说的那样，是为了给鲍尔比报仇和安抚《泰晤士报》而下令烧毁了圆明园呢？ 额尔金绝非感情用事之辈，而是一个能分清轻重缓急的政治家，如果他特别重视与鲍尔比的友情，就应该在鲍尔比被俘之后想方设法去营救，而不是等到鲍尔比被处死之后再去报仇。鲍尔比不是唯一的人质，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不少英法军官，其中不乏重要人物，例如通晓华语的要员、谈判主角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以及额尔金的私人秘书。在清廷以这些要员以及鲍尔比的性命为要挟之时，额尔金没有退让半步。 10 月 9 日，巴夏礼等要员被清廷释放，鲍尔比仍生死未卜。额尔金觉得，部分人质获释就可以证明不妥协策略是正确的，于是信心满满地向联军发出公开信称：“冒险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安危之上，实际上更保证了被囚同胞的安全……鲍尔比先生……很快就会归来。”
额尔金因害怕遭《泰晤士报》批评而火烧圆明园的说法也不可信。《泰晤士报》主编一直支持额尔金和由他主导的远征，不太可能因一个临时雇佣的通讯员被战场上的敌人杀害而大幅转变态度。《谁之过？》一文用以证明此说的唯一证据是一则传闻：额尔金意欲摧毁圆明园，但法方认为不妥，额尔金便对法军指挥官说，“如果我不替《泰晤士报》的通讯员报仇，该报会如何说我？”。
此事载于英军军官亨利·诺利斯（Henry Knollys）回国后出版的回忆录。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诺利斯写的是，法军指挥官蒙托邦（Cousin de Montauban）回国后宣称，额尔金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而不是诺利斯亲耳听见额尔金口出此言。而且，诺利斯觉得额尔金不可能因忌惮报纸批评而下令烧毁圆明园，他写道：“的确很难相信，我国如此高尚的外交官（额尔金）会因为担心失去一个舆论机构的支持而展开如此严厉的报复行动，无论这个机构的影响力有多大”。 他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蒙托邦回到法国后因洗劫圆明园而遭到批评，他觉得蒙托邦讲这番话是为了把责任推到额尔金身上。在迫使清廷签订《中英北京条约》，远征目标达成之后，额尔金才给《泰晤士报》主编德莱恩写了一封短信通告鲍尔比的死讯。信中有一些替自己开脱的说辞：鲍尔比是自愿去通州的；他曾向鲍尔比表示“如果你被关进牢笼，我就不得不去救你出来”（实际没有去救）。但他没有向德莱恩表示，火烧圆明园是为了给他麾下的通讯员报仇。实际上，这封信根本没有提及圆明园。 额尔金下令火烧圆明园的一个目的或许是赢得国内的舆论支持。巴夏礼在战争初期写道：“我们的处境肯定很尴尬，但我们不能回退，只有继续进行下去，激起人们的恐惧，我们才能取得成功”，而清廷将英国“和平使者”扣为人质一事若载于报端，便能激起英国公众的恐惧与愤怒，使对华战争获得舆论支持。
英国学者称，清廷扣押英法人质事件见诸报端后，“英国全国上下陷入了反华爱国主义的狂热”，当人质的死讯传到英国以后，火烧圆明园就成为合理选择，因为这既顺应了要求“复仇”的舆论，又能展现英国政府惩罚“野蛮人”的能力。从这个角度上看，鲍尔比等人质之死或许正是《泰晤士报》和额尔金所需要的。 《泰晤士报》在 1860 年圣诞节发表的社论比较清楚地讲述了烧毁圆明园的另一个目的：要达成目标，就必须通过行动摧毁中国皇帝的威信，让傲慢的中国政府屈服，让他们知道我们才是北人。摆在英军面前的选择有二，一是夺取和占领紫禁城，二是摧毁皇家园林圆明园。额尔金没有选择前者是因为，不欢迎西方势力的太平天国正在中国南部攻城掠地，英法联军若攻占紫禁城则可能使清廷崩溃，而这会使英国远征的目标——签订长期有效的协议、获得巨额赔偿、保障其在华特权一一化为泡影。摧毁具有象征意义的皇家园林则不会让清廷崩塌，但可以打击其精神、摧毁其抵抗意志 , 有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 何时撤军也是额尔金必须考虑的问题。蒙托邦将军的私人秘书回忆称，八里桥会战之后，“联军必须尽快与恭亲王做个了结……道路和运河已结冰，严寒对于联军十分不利”，而火烧圆明园显然有助于尽快与清廷“了结”。

四、鲍尔比的战地通讯员身份
《泰晤士报》等英国媒体挖出这个尘封已久的往事反复发文，并质问“谁之过”，无非是想强调中国人杀害了无辜的英国记者，有错在先，英军后来火烧圆明园情有可原或理所当然，但这其实是在按当今的观念评判过去，即利用当代人对记者职业以及杀害记者的行为的认知来评判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战地通讯员之死，贴上“非正义”的标签，进而抢占道德高地。 首先，在当代人眼中，战地记者是平民而非战斗人员，交战方杀害他们有违道义，但将战地记者认定为“不直接属于军队组成部分的随军人员”、“可享受战俘待遇”的《海牙第二公约》1899 年才颁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时，保护战地记者还远未成为西方国家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鲍尔比与拉塞尔一样配有枪支，还在被清军围困之时掏出枪准备射击。 其次，在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报刊通讯员还不是一个稳固的职业，“战地通讯员”则大都由报社临时聘用，与报社只有短期供稿关系。得知鲍尔比被俘之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头条文章”，但鲍尔比的名字没有在文章中出现。此文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很遗憾地宣布，虽然我们正翘首盼望下一封来信，但可能收不到对中国近事的详细报道了”。这或许意味着，对于该报而言，损失的不过是一个能提供消息的人罢了。 再次，在那时的中国，新闻业还处于萌芽期，朝野皆知、影响广泛的现代报刊还没有出现，清廷官员可能没有听说过“通讯员”这个行当，甚至可能不知报刊为何物，自然不会给予鲍尔比区别对待。负责收监鲍尔比等人的刑部尚书赵光认为，他所羁押的是“英法文武兵将三十余人”。

最后，鲍尔比之死并未让英军将领对带通讯员行军一事心生担忧，相反，自此往后，许多英国殖民军将领都开始邀请报刊通讯员同行，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一位西方新闻人于1900 年评论说，没有通讯员英国军队便不会前进。 总之，鲍尔比也不是当代人眼中的那种战地记者，清廷将其杀害一事并不光彩，但也不能被视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或“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他未像现代西方新闻神话所鼓吹的那样，以客观、中立为准绳，力图讲述全部真相和阻止战争，而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名利之欲驱使下，为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呼与鼓。虽然他在英军点燃圆明园之前已去世，但是他以及他身后的《泰晤士报》起到了为烧毁三山五园的大火煽风的作用。

结语
托马斯·鲍尔比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战地报道的记者之一，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国记者之一，还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死在战场上的新闻人，但他缺乏了解、理解中国的意愿，带着“有色不可理喻的野蛮人的新闻故事，然而，随着英帝国的衰落与殖民主义的退潮，这些故事便逐渐失去了光彩。 《谁之过？》一文的作者是托马斯·鲍尔比的后代、BBC 记者克里斯·鲍 尔 比（Chris Bowlby）。他在文中写道：火烧圆明园一事，在英国几乎无人知晓，但中国人却记得很清楚。额尔金当年将托马斯·鲍尔比等被清廷处死的英人葬于北京安定门外的俄国墓地，他去此地寻找祖先的坟墓，发现墓地已经变成青年湖公园高尔夫球练习场。 他的意思是，自己作为英国人，已将清廷杀害自己祖先一事看淡，中国人也应该忘记火烧圆明园一事，解开“圆明园情结”。可是，一直到了1927 年，即托马斯·鲍尔比去世 67年以后，英人在上海租界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和最高法院与领事公报》仍在发表文章悼念托马斯·鲍尔比等“光荣死者”，谴责中国人 1860 年的“邪恶行径”。 近年来，包括克里斯·鲍尔比在内的英国新闻人又发表了多篇“缅怀”这位战地通讯员的“旧闻报道”，而这或许意味着他们仍没有解开“日不落帝国情结”。

有趣的是，《北华捷报》的那篇文称，英国使馆为了更好地纪念鲍尔比等人，在不久之后就将他们的棺椁迁出了俄国墓地，葬在北京城内一块“永远属于英国”的墓地。也就是说，克里斯·鲍尔比可能因为忙于造舆论，没有仔细查证，所以找错了地方。

来源：AI自智体（公众号）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375279442

编辑：张席睿

刘海明

【案例】

河南省记协曾承办第三届中国新闻奖评选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张家乐

刘海明

【案例】

闻天动态 | 新闻所40周年学术交流活动首场圆满举行

新闻所40周年学术交流活动首场圆满举行：魏永征老师作“新闻传播法”专题报告

2025年3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隆重举行40周年系列学术交流活动首场报告会。本期活动特邀新闻研究所荣休研究员、著名新闻传播法专家魏永征作专题报告，主题为《漫谈新闻传播法》。

主讲人：魏永征

魏永征研究员1941年出生，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87年至1997年兼任新闻记者杂志社（原属新闻研究所主办）常务副主编、主编、法人代表，2001年荣休。退休后受聘担任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及研究机构学术顾问。其代表作《新闻传播法教程》自2002年首版以来，已于2022年更新至第七版，在学界和业界具有广泛影响。作为新闻研究所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魏老师首先回顾了与新闻所的不解之缘。他详细介绍了新闻所成立的背景和使命，对新闻所四十年的丰硕成果表示由衷感到欣慰。随后，魏老师以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术积淀，系统阐述了新闻传播法的历史沿革、发展脉络与构成要素。他从当前新闻传播法的国内外历史概况入手，重点剖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新闻传播法的构成要素。魏老师以“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移动互联网”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深入梳理了新闻传播法的演进过程。结合当前的媒体生态，魏老师特别强调了平台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在商业平台日益壮大的背景下，主流媒体应该积极作为，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在人工智能时代，魏老师认为应当科学定位新闻业对人工智能的应用，着力提升主流媒体报道的时效性和影响力。报告会现场，方师师、王蔚等中青年学者与魏老师就平台治理等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活动最后，魏永征老师向新闻所捐赠了珍贵的历史文献——1986年建所初期第一任所长宋军同志主持起草的《上海市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原稿，以及有关部门领导批示的影印件。这份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见证了新闻所的开创与发展历程。

戴丽娜副所长代表新闻所接受捐赠，并对魏老师的慷慨之举表示衷心感谢。戴所长表示，新闻所将妥善保存这份珍贵史料，并将其作为传承新闻所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激励新一代新闻研究工作者继往开来，再创佳绩。

来源：闻天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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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梅镕缨

刘海明

【案例】大跃进时期的报纸













来源：尘封杂谈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G84gvuLhsf8SmWQMk_fFg
编辑：程正元

刘海明

【案例】
浙江一环卫阿姨清理垃圾时，意外发现一份1980年的报纸，打开后却吓得直接报了警
浙江嘉兴夏大妈是一位年逾六旬的环卫工人，她出身贫寒却凭借不懈努力，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女孩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护士。退休后的她本可以安享晚年，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穿上环卫服继续为社会贡献余热。在她看来，这份工作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为邻里街坊带来一份清洁与美好。夏大妈担住环卫工人已有数月，4:43她的细心与敬业赢得了街坊们的广泛赞誉，无论是被遗弃的细小物件还是隐藏在垃圾堆中的“宝藏”，都难逃她那双敏锐的眼睛。曾有一次，小区内一位年轻女子的求婚戒指不慎被当作垃圾丢弃，正是夏大妈慧眼识珠，从一堆杂物中找回了这枚珍贵的戒指，让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传为佳话。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夏大妈像往常一样，推着手推车来到海曙路88号附近的垃圾桶旁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忙碌的身影上，为这份平凡的工作增添了几分温馨与神圣。夏大妈熟练地翻动着垃圾桶内的垃圾，突然一个精致的红木小箱子映入眼帘，它镶嵌着繁复的花边图案，仿佛是一件被时光遗忘的艺术品。夏大妈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兴奋，这样精美的小箱子被丢弃，实在是可惜。她决定将其捡回家作为收藏品用来存放一些心爱的小物件，然而当她轻轻打开箱子，眼前的景象却让她大吃一惊，箱内整齐叠放着几件老式衣物，看似平常。但当夏大妈掀开这些衣物时，一个灰蒙蒙的塑料袋显露了出来，里面紧紧包裹着一张泛黄的报纸，报纸的右上角“1980年”几个大字赫然在目，仿佛是一扇通往过去的时光之门。夏大妈心中充满了好奇与敬畏，她小心翼翼地展开报纸，期待着能发现些什么。然而 当她完全揭开报纸的那一刻，一整排11发子弹静静地躺在那里，夏大妈一辈子都没见过真枪实弹，只在电视剧里见过它们的模样，此刻，这些子弹仿佛带着某种不可言喻的力量，她深知私藏弹药是违法的，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即拿起手机颤抖着手指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几分钟后，两名身着警服的巡警迅速赶到现场，他们神情严肃 戴着口罩，全副武装，夏大妈将红木小箱递给他们，巡警们打开箱子一看，也被里面的子弹吓了一跳，他们迅速判断这批子弹很可能是真货，必须立即收缴带走进行鉴定，在巡警的询问下，夏大妈详细描述了捡到红木小箱的经过，巡警们让她先回家休息，承诺会尽快派人来做笔录。随后，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红木小箱带走，带回派出所进行进一步检验，经过专业鉴定这批子弹被确认为20世纪80年代产的某型号手枪子弹，虽然因年代久远已无法再使用，但私藏弹药仍然是违法的行为，派出所立即对小区进行了走访调查，很快锁定了丢弃这批子弹的户主--吴先生，吴先生得知此事后 一脸愕然，吴先生的父亲是一位参加过边境作战的老兵，退伍时偷偷留存了一些子弹作为纪念，去年 吴先生的父亲去世后，他在清理遗物时，没有意识到这些子弹的严重性，便随手将其丢弃了，吴先生对自己的疏忽表示歉意在警方的规劝下，他写下了一份保证书，最终派出所决定对吴先生从轻处理，为了表彰夏大妈的见义勇为行为，派出所特地给她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高度评价了夏大妈在发现违禁品时的冷静与果敢，以及她为维护社会治安所做出的贡献。她表示将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也呼吁大家要增强法律意识，注意处理遗物的合法性，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青灯 90年代，河南新乡日报创办《道德周刊》，当时许多人觉得没必要，现在看看，理念蛮超前

来源：靴子落地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ZfVy69962PvCWwXv8fmg
编辑：程正元

刘海明

【案例】

44年前的今天，南振中与我的报道点燃中国舆论界农村改革燎原之火

44年前的今天，我们的报道点燃中国舆论界农村改革燎原之火   

    今天晚上，魏忠富传来大众日报的“历史上的今天”。1981年1月12日，大众日报转载人民日报1月11日的报道。这是南振中与我的报道。以人民日报为准，应该纪念的是今天。

    一晃44年了。想起当年改革的艰难与突破的喜悦，我心情不能平静。马上找出当年的照片与回忆。在特殊时刻，我们的报道，在首都舆论界起了解冻作用。

    我在2018年写157万字的回忆录。这部书《家国70年》，共分《 苦读记》《调研经》《悟道录》三卷。这一节内容在第一卷《 苦读记》的第十二章《历史转折的实现》（1981年）

（转载）  第二节  舆论界的“解冻”

一、《人民日报》的转变

   我从聊城回到济南与南振中会合后，二人继续前往菏泽、德州、惠民等地分头调查，面更宽一点，以掌握足够的发言权。

        1980 年 12 月 28 日，我和南振中往北京处理稿件。在新华社发稿的同时，主要是给《人民日报》发专稿。到北京新华社六号楼住下后便直奔《人民日报》农村部送稿。当时新华社分社与《人民日报》记者站是一家，分社记者同时也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稿。在北京的 10 多天，我感觉《人民日报》有些领导对“包产到户”所持保留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使人听到上层“解冻”的声音。

   到报社去，编辑也比较热情，我们便向李克林、季音、安子贞、袁定乾汇报鲁西北农村变化的情况。我们把农村情况向李克林“李老太”（新华社的农村记者都这么称呼她）汇报。她是《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对农村改革情况很关心，也很支持。我把《十二老汉舞龙灯》等故事一个个讲出来，讲得生动感人，最后南振中再加以归纳。

   李老太听了介绍，非常高兴，说振奋人心！季音还特地把全国 60 个农民人均分配在 50 元以下的县的名单找来，发现 19 个集中在鲁西北平原上，我们报道中提及的东明、定陶、茌平、高唐、夏津、商河都被列入全国最为贫困的县，他把南振中写的通讯《多年愁容变笑颜》和我拍的《鲁西北农民翻身纪实》一组照片留下。晚上，季音通电话时说，李庄已看了通讯，说是一篇大好稿，照片拍得也不错，准备先用照片，照片在农村版发个通栏，5 张。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感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觉得把鲁西北农村的变化能较充分地报道出去，对那里的干部和群众的实践是一种支持。

   可是过了两天，报社又通知，暂时不用了，以后陆续再用。到了报社，季音说很可惜，版都划好了，5 张照片，一大片。我们了解到报社有关同志对山东省委某些领导思想不够解放有看法，对“包产到户”的实际情况也还了解不够。后来南振中了解到，原因在于一位副总编说了句“不能给白如冰涂脂抹粉”。

   白如冰是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对农村改革持观望态度，属于思想不够解放的领导。“文革”结束后仍在省委书记位置的只有他与河北的刘子厚。我一时性子上来，就与李老太说“农村改革是老百姓干出来的，同白如冰没有多大关系呀”。李老太笑着说，“我与你看法一样呀，小李”。当时南振中的心情更沉重，他写的长篇通讯《多年愁容换笑颜》还没有出手，也被压了下来。

   到了 1981 年 1 月 8 日，山东分社社长宫敬之传来消息，称四川省委书记在进京上任路上到了山东菏泽，肯定了一年大翻身的变化，在同菏泽地区干部交谈时说： “包产到户”，堵是堵不住的，只能导，不能堵，群众要求政策三年不变，我们就按群众意见办，在这些地方“包产到户”的办法要稳定一个时期。

南振中与我拿着电话记录，当晚又跑到了《人民日报》。李老太看后心里有了数，与总编辑沟通一下，当即让南振中代《人民日报》写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回到新华社六号楼，两个人对面坐着。议论一番，南振中很快就写出来了。

两天后，《人民日报》刊发了南振中的通讯与我拍的照片。还配发了我在临清县八岔路公社拍的题为“座座银山平地起”的照片。在这一个月，《人民日报》就 5 次发表我拍摄的反映鲁西北地区推行责任制带来巨大变化的新闻照片。自这组报道起，坚冰被打破，《人民日报》开始大规模公开报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

   在这一个月，《人民日报》就 5 次发表我拍摄的反映鲁西北地区推行责任制带来巨大变化的新闻照片。这是商河县张坊公社农民存钱的场面。

   在新闻宣传界，1981 年也进入高潮的一年，《人民日报》的舆论“解冻”， 是从南振中与我的报道开始的。实际是刚上任的总理讲话开始的。

   新总理路过山东回到北京后，他的讲话精神很快传到各新闻单位。实际上，这时候党中央主要领导的变动已在酝酿，当时华国锋已经提出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请求，对重大问题已经不再表态。邓小平、胡耀邦与其它领导到主要领导岗位任职的势态已经明显，他们对农村改革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为积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大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组织保证，也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从 1981 年 1 月上旬开始，《人民日报》领导同志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开始转变，人们也可以开始觉察出这种变化。

   当时，全国农业丰收的喜讯频传，确实振奋人心。1980 年在中国不算个好年头，遭受几十年少有的南涝北旱，但是由于贯彻了党的农村政策，特别是采用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取得较好的收成。粮食产量 3.2 亿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粮食高产年。棉花产量比上年增加 50 万吨；油料 769 万吨，比上年增加 126 万吨，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农民收入有了明显增长，一些长期贫穷落后的地区扭转了“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状况。特别是一些实行责任制较早、推行速度较快、推广面积较大的地区，农村面貌变化更大，比较突出的是安徽、山东、河南、贵州、云南、甘肃等省。

   更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各媒体给人的感觉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报道场面壮观，很短时间内形成声势。不少编辑部改变以往的消极、被动状态，积极支持和引导群众建立和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人民日报》在短期内连续在显著位置以较大篇幅发出报道各地农村形势的稿件。从《人民日报》当时刊出的一些篇目，可见当时宣传生产责任制的规模与声势。

    1月22 日、23 日，刊载了吴象、李千锋、张广友的长篇报道《历史性的转折》《巨大的吸引力》，以 6 个地区 12 个县增产的事实，反映农业生产责任制给皖、鲁、豫地区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2月 15 日，陕西省汉中地委组织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取得发言权， 指导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责任制的进行。

    3月 2 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春节前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明确宣布， 生产队和社员有权选择一种或几种生产责任制，只要群众同意就可以一定几年不变。

     3 月5 日，四川省委在地市、州委书记会上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 因地制宜指导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在稳定的基础上帮助解决有碍生产发展的具体问题。

     3 月19 日，河南省开封地委制定《包产到劳责任制试行办法》，印发各社队， 指导推行生产责任制。

    3月 23 日，福建省委密切联系实际，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把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一项中心任务来抓。

    4月 1 日，河南省委和各地、县委认真总结经验，积极解决新问题，使适合当地情况的责任制稳定、完善和健康发展。

     4 月 2 日，辽宁省推行各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大灾之年夺得农业大丰收后，认真总结经验，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现在搞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已由1980 年占全省生产队的 40% 扩大到 60%。

     4 月 12 日，贵州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规定，稳定完善责任制，共产党员对“包产到户”不应有任何怀疑和动摇，更不应同群众对立。

   当时的《解放军报》也在第四版发出大量反映全国各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新闻报道。在 1980 年 10 月后的 3 个月，就 10 多次刊发反映我反映鲁西北农村变化的图片。

   在 1981 年春天，山东省委有两个重要举动。一是通知山东各新闻单位立即组织对鲁西北地区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宣传；二是山东省委 4 月份召开农业生产责任制座谈会。会议强调山东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中央 75 号文件下发后，发展更为迅速。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达 1/4，农业生产出现少有的好形势。会议强调，专业承包、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形式都要稳定下来，并不断提高和完善。山东省委随后批转下发了座谈会纪要。

   在 1981 年春节后，中央及山东新闻单位的记者纷纷到鲁西北采访，仅高唐县冒尖户王本跃与临清县万元户赵汝兰就接待了 300 多名记者。鲁西北农民的探索终于获得了肯定和赞扬。

   （转载自《家国70年》《苦读记》（第一卷）第十二章《历史转折的实现》（1981年）

来源：李锦解读国资政策与新闻（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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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晨雅

刘海明

【案例】

收购海外电视台强化中国话语权

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

大跃进时期的报纸

来源：神州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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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

马克思致信恩格斯：圣诞到了，给我寄点过节费

人们常常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是“伟大的友谊”。到底有多伟大呢？圣诞节看得最清楚。因为一到圣诞节，恩格斯就会在经济上支援马克思！页底，我会给你计算，到底恩格斯给的钱在19世纪相当于什么样的生活水平！以下摘自《马恩全集》的书信卷。

书信原文

1853年：马克思致恩格斯

你愿不愿意到这里来过圣诞节，并住在我这里？我现在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房间。

1868年：马克思致恩格斯

你如能寄给我几英镑供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周之用，我将非常欢迎。

1866年：燕妮（马克思的夫人）致恩格斯

筐子刚送到，酒瓶摆得整整齐齐，摆在前面的是莱茵酒！对您的友谊我们多么感激啊！星期六寄来的十英镑使我们能够经受住圣诞节的猛烈冲击，并且愉快地度过圣诞节的前夕。

1868年：恩格斯致燕妮

我很久没有回您的信，请原谅。圣诞节是一年中除了办事处之外，使我感到我的一只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唯一时间。

1868年：马克思致恩格斯

我只是告诉你一下，你的最好的圣诞节礼物收到了。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全家是多么欢欣。

1869年：恩格斯致马克思

随信附上你所急需的支票。这次我能够开出一张一百英镑的，因为在最后的收支平衡表上发现一小笔少算给我的款子，高弗莱先生［注：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必须补付给我，到圣诞节的时候正用得着。

1873年：恩格斯致马克思

我现在能够付给你一百英镑，供圣诞节开支。是把它全部给你夫人，还是只给一部分，而剩下的等你回来后给你？此外，由于你们要呆三个星期，你是否还需要钱？如果需要，请说明多少，打得宽裕点。

年份不详：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初我将给你寄五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即使我因此到新的决算年时负一身债，也没有关系。可惜的只是你没有早两个星期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拨给了我一笔钱买马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因为看到一匹好马，上星期已经买下了。如果我早知道你的事情，我会等几个月再买并省下饲养马的费用。不过不要紧，钱现在不付也可以。但是我非常难过的是，我在这里得养一匹马，而你们一家人却在伦敦受穷受苦。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五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要钱，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我本来就必须开始新的生活——近来我太闲散了。

恩格斯的资助：19世纪的经济背景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恩格斯资助马克思的那点钱，真的够花吗？能支撑怎样的生活水平？从恩格斯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主要资助形式：一是月度支付：恩格斯说每月给马克思5英镑。二是一次性支付：恩格斯一次性给马克思10英磅甚至100英磅。

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些钱能支撑怎样的生活，就得放到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看。这也涉及到经济社会史上的一个经典话题——18至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水平辩论：普通工人到底吃得怎么样、收入如何、衣食住行又是怎样的？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英国现代史教授Emma Griffin在《人民的工业革命史》（Liberty's Daw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中，从家庭账本和回忆录等资料出发，详细探讨了当时普通家庭的生活状况。以下是她的一部分数据：

（注：根据19世纪的货币换算，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因此1英镑相当于240便士。）

第一，家庭收入与支出。在19世纪30至40年代（马克思到英国的时期），英国工人家庭约60%的收入用于购买食物，其中36%用于购买面包。

第二，工人工资水平。同一时期，工厂男性工人平均周薪为18先令6便士，约合每月75先令。如果按整个家庭算，在制造业工厂工作的家庭平均周收入为33先令。这多出来的工资是哪来的呢？主要是童工。在工业区，儿童从六七岁就开始工作，并在家中工作到结婚为止。童工的收入往往占家庭收入的40%。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才会痛批当时的童工问题。

第三，饥饿与贫困问题。根据1750年至1850年间的自传资料，大约30%的工人家庭提到过饥饿的记忆。这是因为，当一个家庭的大部分收入都用来购买食物时，只要经济稍有波动，比如失业或工资减少，就意味着家里要有人挨饿了。

由此可以看到，恩格斯给马克思经济支援，似乎是采用如下策略：固定资助解决马克思日常开支，特殊情况下给予大额支持。

一方面，恩格斯每月给马克思5英镑，相当于100先令，超过一个男性工人的月均工资（75先令左右）。

另一方面，遇到圣诞节等特殊情况，恩格斯会给出10英镑或更高的一次性资助。10英镑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月的收入，而其中有一次给了100英镑则相当于工人两年的工资！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时间点只能粗略对应。例如，Emma Griffin的数据是到1850年，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时间更晚20年左右。补充一下，另一份188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上面书信之后的年份），非熟练工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每周26先令6便士。相比之下，Emma的周薪数据会低一些，但当时恩格斯的月度资助仍然可以覆盖马克思家庭的日常开支了。

来源：社会学理论大缸（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LOKFZvyYa5lU18P7CWLpA

编辑：徐思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