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研究案例集锦

admin

【案例】1
请教，如何从电视节目中删除重庆台？

文章提交者：梦想天阙三世 加帖在 猫眼看人

我想把重庆台从我们家有线电视的节目单中删除，但是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原来有线电视节目单和电脑的收藏夹不一样，用户无法自己删除，那位网友知道如何删除，请告知一下。
为什么要把重庆台从我家电视节目中删除？原因有一下几点：
第一，这个电视节目是我掏钱从有线台买来的，现在属于我自己所有，所以我对这个东西有处置权。我买了一件商品，不满意，就把它扔进垃圾堆，想必没有人会干涉我吧？
第二，打工上班，压力很大，回家后想放松一下，高兴一下，但是重庆电视台却在黄金时间不停地说教，教育我，心烦，本来在单位领导和老板就给人压力挺大的，回到家还要受教训，憋气。我不能花钱买罪受啊，本想到有线台退掉重庆台，把花出去的钱要回来，但是没时间啊，我上班人家上班，我下班人家下班，不得已，只有先从自己家的电视中把重庆台删掉算了，等有了时间，再去有线台把重庆台退掉。
第三，重庆台这个说教不是不可以，但是飞涨的物价他不管，高企的的房价他管不了，国民的福利他不关心，所以他的那些说教和我关系不大。
第四，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他认为水深火热的，我怎么看都比有些人所说的幸福要好，所以，重庆台与我，那是没有一点共同语言，既然说不到一块，不如不说。
第五，如果全国的电视台都向重庆学，那我们岂不是又回到了只能看八个样板戏的时代，那太恐怖了，我不乐意。所以删掉重庆台，就是警告那些要学重庆的电视台，你可以无视我的利益，但却无法剥夺我的选择权。
其他理由还有很多，就不一一说了，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删掉重庆台。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707718

刘海明

【案例】

算法让许多YouTube主播都成了喷子

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亲爱的粉丝，我们被批评了！

亲爱的粉丝们

看到这熟悉的开头

你是不是以为

我们又要抽奖了？

今早领导发来微信的时候

小编也是这么想的

然而——

共情力不够

连接点没找准

……

谎言不会伤人

真相才是快刀

于是

小编们开始回顾反思——

7月10日

在《我们无法取得一致，紧急求助粉丝！》

我们首次推出

文末标题投票

邀请各位读者选出自己最喜欢的标题

每一个标题

都是编辑部小编

绞尽脑汁的心血

这是继“开放互动评论区”

“亲爱的粉丝”

“征集献词”后

我们找到的

又一个和读者密切互动的方式

题好一半文

对标题的把握

没有人比读者更懂

因此

我们的本意

是向读者学习

倾听读者声音

从中找准共情点和连接点

让传播更走心

后来

我们进一步优化标题投票

将编辑部审定标题纳入投票

并精简标题选项

改单选为多选

↓↓↓

大部分时候

读者们的选择和我们相一致

但偶尔我们也会“翻车”

比如今天这篇

《新华社记者见证：以色列炸出巨大弹坑后》

“战火之下，何以为家？”

这个标题

以压倒性优势位居前列

起初我们不以为意

直到领导发来微信

我们才有所警醒

或许有人觉得

我们是在小题大做

“不就一次不一样

这也要专门发一篇稿子？”

但做传播、干新闻

哪一次不重要？

每一次都关键！

兼听则明

向读者学习

是内容提供者的修养

闭门造车、忽视反馈

消耗的是读者

失掉的是人心

新媒体时代
我们坚定奉行
以用户为中心
努力找到连接点提高共情力
在此，我们向亲爱的粉丝
发出诚挚邀请
期待您
多提宝贵意见
多多参与互动
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来，在评论区聊聊吧

这篇稿件，小编们绞尽脑汁想了几个标题，你喜欢哪个呢？

来源：中国记协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TwxVqq8UOeGYzDFcnqvYg

编辑：程正元

刘海明

【案例】

《异形：夺命舰》吓坏小孩，家长投诉影院

编辑：李佳

刘海明

【案例】

如何把新闻带给年轻人

年轻人对新闻报道的消费方式与老一辈人不同。在社交媒体上长大的他们更有可能转向TikTok（抖音）和Instagram（照片墙）等社交媒体平台获取新闻。

FactsmattersNG（事实攸关组织）的负责人汉娜·阿卡凯耶(Hannah Ajakaiye)在“赋予真相全球峰会”(Empoweringthe Truth Global Summit)上说:“我相信，在新动态中至关重要的关键人口统计数据之一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年轻人的新闻体验完全不同，你通常依赖的电视或广播等传统媒体形式的人群正在减少。”

采用设计思维

设计思维是一种以解决方案为基础、以用户为中心的问题解决方式。Ajakaiye建议，新闻机构应该将设计思维融入到他们创作和包装报道的方式中。她鼓励记者和新闻机构将他们的报道视为一种可以出售的产品。

“大多数时候，我们有自己的风格，我们有传统的报道方式。我们只是假设，既然我们一直在这样做，人们就应该这样参与到我们这些内容中来”。Ajakaiye说。“但是，时代不同了。”

当采用设计思维方法时，有关受众趋势的信息可能非常有用。想想看，许多年轻人可能会“数字同步任务”（digitally simultask）——在他们的设备上同时做多项事情，比如，在浏览社交媒体的同时听音乐。这样的见解可能会激励你创建一个新闻播客，让人们在执行其他任务时可以同时收听你的新闻。

当谈到设计思维时，问问自己：“你把这个卖给谁？你确定你是在以他们想要的方式为他们服务吗？”Ajakaiye说。

考虑“理想的新闻体验”（ideal news experience）

2023年发布的《下一代新闻报告》（Next Gen News Report）研究了年轻人想要什么和他们从新闻中得到什么之间的差距。基于他们的发现，研究人员为现代消费者的“理想新闻体验”创建了一个三层框架。

首先，可靠的消息来源：年轻受众希望从有第一手体验的人那里获得新闻，他们希望与这些人建立联系，并且，这些人对他们的偏见是持有透明态度的。

“像Politifact这样的事实核查组织让受众信任他们的方法之一是，对他们的意图和资金来源保持透明，”Ajakaiye说：。“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他们希望媒体组织和人们对利益冲突、议程和偏见问题保持透明。”

其次，个性的重要性：年轻的新闻消费者希望了解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和问题，他们希望了解自己能够对所呈现的问题做些什么。解决方案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是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流行新闻类型，他们往往不如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快乐。

“人们对新闻感到厌倦。人们厌倦了听到悲伤的消息，尤其是年轻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解决方案新闻的角度来处理内容制作呢？” Ajakaiye说。

第三，渴望的讲故事方式：年轻人想要个性化、易于理解和方便的新闻。他们倾向于阅读具有视觉和图形元素的短格式内容，但如果他们愿意，他们也喜欢选择深入了解新闻故事。一些新闻媒体，如英国的TLDR新闻和印度的inshorts，为读者提供多种格式，制作一些很短小精悍、易于消化的视频或书面故事，作为长篇报道的配套。

招募有影响力的网络名人（influencers）

网络名人靠分享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可以迅速走红，这可能是令新闻机构头疼的一大痛点。但是，与符合你使命的创作者合作同样可以迅速地放大和传播事实真相。

“在尼日利亚，许多有影响力的人比事实核查组织拥有更多的追随者。他们能够接触到的人比一些媒体平台还要多，” Ajakaiye说。“他们是你不能忽视的人，因为，许多人从有影响力的人那里获得新闻和信息。他们关注这些网络红人，并且信任他们。”

Ajakaiye的组织FactsMatterNG及其合作伙伴与尼日利亚的网络红人们合作，传播新闻并鼓励个人事实核查。通过与这些有影响力的创作者合作，他们能够反击国内的错误信息，同时，也向更多的读者宣传他们的组织，而这些受众可能是他们以传统方式永远无法接触到的人群。

“人们通常对使用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持保留态度。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再是这个行业唯一的守门人（gatekeepers）。我们需要开始考虑建立对话，这样我们才能引领议程（gatekeepers），” Ajakaiye说。

新闻编辑部还可以鼓励他们的记者像那些有影响力的人一样直接与受众互动。如果受众能够直接面对这些新闻，他们将更有可能与记者建立联系，并信任共享的信息。

使用年轻人易懂的语言

不管格式如何，重要的是，你使用的语言要让年轻一代能够感到很亲近。年轻人通常希望他们的新闻“易于理解、非正式、引人入胜”，而不会感到难于理解或者难于接受。

“如果你所报道的是政策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就要以一种易于评估和消化的形式呈现这些硬新闻，” Ajakaiye说。你不必为了获得点击量而在文章中零散地使用一些俚语或流行语。相反，提供背景或上下文，解释复杂的术语，并包括一些读者可以联想或者联系的方式可能更有用。

不仅仅是年轻人。许多人的阅读水平也都是很一般的。一半的美国人在八年级时还不能阅读；在英国，六分之一的成年人“识字能力非常差”。无论你是否专门针对年轻人制作新闻，理解能力都是关键。像Hemingway这样的工具可以帮助你检查你的内容的阅读水平。

如果你生活或工作在一个英语不是第一语言的地方，Ajakaiye说，“你也应该考虑这些社区，因为大多数时候这些人被主流媒体忽视，得不到充分的服务。” FactsMatterNG与Abis Fulani和Frank Donga等在线创作者合作，用尼日利亚最常说的当地语言豪萨语和约鲁巴语制作内容，以进一步传播他们的信息。

这是一个快节奏、信息过载的世界，人们消费新闻的方式正在迅速变化，Ajakaiye说。在这种媒体环境下，记者应该经常问自己三个重要问题：“你需要开始做什么？你需要停止做什么？在现有的内容策略中，你需要改变什么？”

通过提出这些问题，记者和新闻编辑部可以采取重要措施，更好地接触到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关键受众。

来源：媒变前沿MediaChange（公众号）

编辑：李佳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oupaCxGEOPeLNG2P7rhOw

刘海明

【案例】

35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新闻的兴趣是如何崩溃的，我们能做些什么？

数据显示，年轻人对新闻的兴趣大幅下降，哪些新闻机构在留住他们方面做得最好。

自从二十年前我开始在媒体行业工作以来——最初是一名研究专家——如何让年轻受众参与新闻的问题一直是新闻机构和新闻发布会上最常讨论的问题之一。我们都同意，新闻业必须做得更好。但直到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才意识到这个行业在过去十年中做得有多糟糕：自 2013 年以来，千禧一代和 Z 世代对新闻的参与已经崩溃。

在英国，自2013年以来，所有成年人对新闻的兴趣下降了四分之一，而35岁以下的人则减少了一半，数据表明，新闻消费者越年轻，他们对当前新闻的兴趣就越低。

美国的情况也类似，36%的35岁以下人群（18-24岁人群中的27%）现在声称对新闻特别或者非常感兴趣，而2013年这一比例为56%。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34年，在英美两国，可能只有不到10%的35岁以下的人对新闻非常感兴趣。

在新闻媒体中，关于如何吸引年轻受众的研究叙述通常集中在哪些平台（例如Tiktok、Instagram）或使用什么新闻格式来发布不同的新闻报道呢？

他们很少关注如何制作与千禧一代或Z世代相关的重大新闻，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发现和消除导致新闻制作脱离年轻一代的组织挑战。

简言之，年轻一代在新闻中很少看到自己的影子。新发布的《下一代新闻》(Next Gen News)报告认为，他们的新闻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该报告基于对全球45名18-25岁年轻人的人种学进行了深度调查。

部分问题在于新闻提供者和年轻受众之间的叙事距离，这种距离表现在相关性不足的故事/故事角度和难以理解的语言上，这对年轻人产生了一种被剥夺权力的感觉，导致年轻受众退缩。

为什么新闻机构与年轻受众脱节？

为什么那些制造新闻的人与千禧一代和Z世代越来越脱节？很多时候，这归结为编辑和记者属于不同的世代和背景。

根据《新闻世界》研究（2013-2023），英国记者的平均年龄为43岁，美国为47岁。他们也可能受过高等教育：英国86%的记者拥有大学学位。

此外，编辑和记者更有可能是男性。2024 年，在路透社研究所研究的 12 个市场（包括英国和美国）中，男性占记者的 60%，占全球 240 个新闻机构的高级编辑的 76%。在拥有多种族人口的国家，高级编辑也更有可能是白人。

因此，这也许并不奇怪，新闻往往会过度服务于年龄较大、白人、受过教育和更富有的男性群体（割草机）。他们相对同质的生活经历带来了大量偏见，阻碍了在为年轻人服务方面的进步。如果不加以控制，千禧一代和Z世代将不可避免地得不到充分的服务。在不同的偏见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群体内偏袒（in-groupfavouritism）和年轻主义（youngism）。

群体内偏爱表现在我们无意识地喜欢和奖励那些与我们长相和想法相似的人。这种偏见是普遍的，并不局限于一个群体。因此，与千禧一代和Z世代明显不同的、人数过多的审稿人群体，更有可能决定一个故事的构成，更有可能成功地驾驭他们这一群体在新闻媒体中建立起来的不成文的文化规则，更快地推广其他审稿人，并为与他们长相和思维方式相似的观众提供过多的服务。

年轻主义（“年轻化”）本质上是影响新闻媒体中年轻记者和编辑的反向年龄歧视。它表现在年轻和年长的领导人/记者之间的权威差距，能力不成比例地归因于年龄。

它往往与性别偏见相结合，导致年轻女记者/编辑与年长同事之间的可信度差距更大。年轻的编辑和记者也更有可能仅仅根据他们上一个项目来评判，这种现象被称为“再证明一次”的偏见。同样，年轻女性更有可能经历外貌歧视，这将她们的感知价值与外表联系在一起。

所有这些偏见都导致了实质性的组织挑战，包括年轻编辑和记者的代表性不足，年轻女性员工的交叉性不可见，以及所生产的内容与年轻受众的相关性大大降低等等。

哪些新闻媒体在吸引年轻受众方面做得最好？

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媒体是否比其他媒体更好地服务于年轻观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AKAS使用Similarweb从2024年1月开始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测量了英国前25名和美国前49名(有年龄数据的)新闻机构在35岁以下人群中的绝对覆盖率和百分比。

在每个国家，就35岁以下人群的网站访问量而言，有三个新闻品牌占主导地位：BBC（2.25亿，尽管这包括BBC.com上的所有内容，包括娱乐节目）、英国的《卫报》（1.39亿）和《每日邮报》（1.16亿），以及美国的《纽约时报》（2.53亿）、MSN（2.2亿）和CNN（1.67亿）。

其中三家新闻媒体吸引的35岁以下人群的访问比例也高于平均水平：BBC和《卫报》为39%，纽约时报为40%，而英国和美国的平均水平分别为35%和32%。

在英国，就35岁以下人群的访问比例（但不包括数量）而言，表现最好的三个品牌是Channel 4（46%）、ITV（41%）和Evening Standard（41%）。Channel 4 和 ITV 的数据都包括他们的娱乐产品，而不仅仅是新闻。在美国，排名前三的是《连线》（48%）、《时尚先生》（47%）和《Vice》（47%）。

相比之下，2022 年，18-34 岁的人占英国成年人口的 27%，在美国占 29%——尽管数据还显示，年轻人比年长的观众更有可能上网。

如何让千禧一代和Z世代对新闻感兴趣

有很多方法可以提高千禧一代和Z一代对新闻的兴趣。但他们需要新闻机构领导人认识到并接受固有的组织偏见的存在，这种偏见阻碍了新闻机构充分发挥年轻员工的潜力，也阻碍了新闻机构更好地满足年轻新闻受众的需求。这里有三点值得分享。

首先，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必要在组织内部支持一种针对不同年龄的战略和价值观，包括为年轻记者、编辑和受众设定目标，以及按年龄分类跟踪他们各自的产出表现。

其次，培养跨代、跨性别的职业关系和团队是关键。最近的研究表明，工作场所的年龄多样性会带来更好的组织绩效，包括更高的敬业度和满意度。因此，采用这种方法的新闻媒体更有可能成功地提供吸引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新闻。

第三，为了相互学习和理解，新闻领导团队应该为编辑和记者创建自愿指导和反向指导计划。这些计划将促进对观众需求的代际理解，而这种理解正是亟需解决但目前却很缺乏的。

用我为撰写《从愤怒到机遇》(From rage to Opportunity)报告所采访的一位资深新闻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关于新闻中缺失的观点:“现在进来的一些年轻人，带着一种更坚定、更强烈的认同感，以及那些没有被谈论的故事和事情。我们需要对这些人说，‘我们现在错过了什么?’”

千禧一代和Z世代掌握着他们自己参与新闻的关键。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看到、倾听和咨询他们的新闻行业。

来源：媒变前沿MediaChange（公众号）

编辑：李佳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7k6I6QBEd5VOmzA38Zq5Vg

刘海明

【案例】

编辑：王晨雅

刘海明

【案例】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观众的小秘密。还是要可靠，不能问永居，也不能问野鸡大学。

来源：Jim博士

链接：https://www.toutiao.com/w/1804423463446537/?app=×tamp=1721032926&use_new_style=1&wxshare_count=1&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share_token=4edaf30a-f97d-41e8-b461-6c97cd5f32aa&source=m_redirect&wid=1721039308226

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

巴西亞馬逐叢林部落首領亦開始規定村民的上網時間

科技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更方便，尤其現代人已很難想像活在沒有網絡的世界。巴西一個隱居在亞馬遜叢林深處的原始部落，已經歷近百年「與世隔絕」的日子，數月前靠馬斯克旗下的星鏈計畫（Starlink），終於連上網絡，但連網9個月卻令當地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有長老嘆年輕村民不再捕魚打獵，每日沉迷色情影片，甚至試圖在部落內嘗試「激烈式性行為」。
《紐約時報》報道，星鏈最一開始被認為可對這個偏遠的原始部落帶來巨大幫助，包括可在緊急情況下聯絡當局尋求幫助，例如野外容易發生的被蛇咬傷。此外，部落成員還可以與其他亞馬遜部落共享教育資源，並與居住在其他地方的朋友和家人聯繫。
然而，自從巴西這個擁有2,000人的「Marubo部落」在9個月前首次連接上網絡以來，卻導致部落內因為這項服務產生嚴重分歧。現年73歲的村民Tsainama Marubo表示，一開始大家都很興奮，但現在情況卻很糟糕，「年輕人因為沉迷上網變得懶惰，甚至開始學習白人的生活方式。」
由於Marubo部落主要靠村民自給自足，因此年輕人必須打獵、捕魚以及務農，否則三餐都成問題。但是有部份年輕人自從部落連接上網後，卻開始整天只顧著玩手機，甚至終日在社交平台上與陌生人聊天，恐成網絡詐騙的受害者。
當地更有長老直言，Marubo是一個保守的部落，甚至不允許公開接吻，然而自從有了網絡後，當地許多年輕男性開始在群組中分享色情影片，甚至對部落女子做出「具攻擊性的性行為」。
這樣行為讓部落首領擔心，部落的歷史和文化會因為過度上網而消失，因此開始規定村民的上網時間，包含每天上午2小時、晚上2小時以及周日全天。但他也強調，認為網絡為他們帶來的好處仍遠多於壞處，「至少目前是這樣，沒有網絡我們就無法生活」。


来源：Yahoo finance链接：https://hk.finance.yahoo.com/new ... GcdTY069Jm0vZb7IBYL

编辑：刘诗扬

刘海明

【案例】

交锋|当新闻业遭遇数字媒介的情感趋向

周睿鸣：对新闻从业者来说，秉持理性的态度、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开展新闻工作，这一理念和实践原则再熟悉不过。它似乎是一套稳如基石的采编标准。随着数字媒介的兴起，传播活动出现了明显的情感趋向。如何在传统、客观、中立的采编标准和数字媒介生态某种“新传播规律”之间把握尺度、寻求平衡，成为新闻人面前的待解难题。

我想先请教刘老师。在近年开设新闻学专业课程之前，您长期在新媒体和数字媒介研究领域开展教学科研工作。结合这样多领域的教研经历，您怎么看待面向新闻从业者的倡议，在理性的传统之上寻求和情感某种新的平衡之道？

刘于思：作为尝试过若干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新闻传播学学者，首先应当澄清的是：当前的主流理论并不认为，在对包括新闻在内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中，“热情感”与“冷认知”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二分或截然对立。相反，人们只有真正开始编码、存储和调用信息，开展真正有效的信息加工时，才会产生情绪或情感。情感也因此被视为认知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其对立面。明确了这一理论前提，特别是人类的心理机制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远远落后于信息与传播技术“进化”的速度这一假定之后，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口口相传的前现代社会，还是以印刷媒体、电波媒体为主流的大众传播时代，又或者是互联网应用形式层出不穷，从聊天室、BBS到移动社交媒介不断更迭的当下，新闻传播过程总是伴随着个人和群体情绪的参与。这一客观规律不仅不受制于人们使用何种中介进行传播，也不取决于新闻报道是否遵照了“事实与观点分开”的基本原则，而是更多地与人们原本的态度、立场及其在认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情绪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如果说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赛博空间中越来越容易“被情绪支配”，也只能归结为社交媒介通过流量指标和物理意义上的网络结构规律放大了相似情绪相互濡染的可见性，导致情绪看似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情绪从来未曾缺席过人们从古至今的任何交流过程。

周睿鸣：彭玮，从新闻人的角度看，您如何理解和看待当下互联网上的“情绪”？结合您长期从事人物报道的工作经历，“情绪”是从来就有、过往大家不重视，还是这些年逐渐发展起来了？

彭玮：我们在调侃“二极管”时，会发现互联网上的情绪就和意见表达一样，近些年越来越极端化了，要么是愤怒的键盘侠，要么是清冷的“淡人”，好像很少有中间层的声音得到充分表达。而且情绪传导变得更容易引发暴力。网络暴力低门槛、低成本，甚至随意曝光他人隐私的“开盒”行为也相比早年的“人肉”更便宜、更隐秘了。“情绪”从来就有，只是有了社交网络、新闻资讯平台，信息和情绪都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频率交互着，才会出现那么多情绪引爆点。

过去报道中也会有情绪，但更多收敛着。我们可能当年看《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特稿会泪流满面，字里行间并没有过多煽情的语句，但人们会被新闻事实、人物处境、愿景的力量打动。后来随着微信公众号和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不仅情绪的抒发被放大，而且情绪从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流量密码。我们做人物群像报道，编辑部也会重视、把握时代情绪，比如中产的滑落焦虑，发展到现在可能变成了“躺不平”的焦虑、意义感的凋零。我们如何去表达这种情绪变化，其实是值得琢磨的。

现在，情绪不仅通过新闻媒体单向传导给读者，而且会经由读者出现二次、三次再发酵，甚至与报道初衷背离。比如去年5月武汉小学生在校内被教师撞死的新闻，事件的重点本来在于追责肇事人，但后来慢慢偏移到关注孩子母亲的妆容、着装，变成“她怎么还有心情打扮？”在经历轮番网暴之后，孩子母亲从24楼坠亡。类似的还有2018年德阳女医生自杀案、2022年刘学州自杀案。悲剧在不断上演，一位同事直言，“不要让我们的键盘沾满鲜血”。

周睿鸣：刘老师怎么理解互联网的“情绪价值”？新闻人可以怎么做？

刘于思：应当承认的是，相比于价值中立、情绪温和、较少涉及道德判断的新闻来说，观点鲜明、易于激发自豪、愤怒、悲伤、恐惧、厌恶等激烈情绪的信息通常会在移动社交媒介平台上引发更多的关注、转发、点赞和评论。这不意味着当前的数字新闻从业者应当无视这一潮流，在媒体高度镶嵌于平台经济结构的当下依旧恪守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客观性、平衡性原则；这也不足以说明，媒体人必须顺从流行趋势，努力“提供情绪价值”。如前所述，无论多么尊重客观事实的新闻报道，都会被拥有不同背景、持有不同观点的用户通过自己的“滤镜”加以观看，并在评论、转发等信息再生产过程中为其渲染上自己想要的颜色。情绪具有高度的主观性，而新闻业的数字化趋势又无可避免，那么，认识到无论新闻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接纳了情绪的作用，都可能被用户选择性地注意、解读和传播，而未必能够产生如新闻人预设和预料的后果，解决如何在移动社交媒介平台上开展新闻生产和分发的问题，似乎又将自主的决定权重新交回了新闻工作者手中。如果说一定要开掘情绪的可利用价值，那么，适当地动用情绪，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真正值得关注、具有公共价值的议题上来，可能是数字新闻业履行专业把关角色的正当手段。

周睿鸣：人物报道可能因其叙事特色更容易吸纳“情绪价值”。但我知道，有着多年从业经验的新闻人不会一味拥抱它。彭玮，你觉得“情绪价值”对新闻人意味着什么？

彭玮：有位同事说，她最近沉迷于看某位曾经的KOL制作出品的短剧，她形容观看那部短剧的感受是：每15秒就做一次精神按摩。所以我毫不意外这位同事在团队里经常能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以及也善于开掘各种新的现象，发现更细微的时代情绪变化。

我们希望新闻能让人洞见某种公共性的情绪更迭，但更重要的是，新闻报道需要负责呈现复杂性以及背后的成因，这种冷静的剖析并不总能给人“情绪价值”，有时候可能还会引起人们的不适。我觉得，获得直接的情感刺激、情绪价值是容易的，而坚持去保卫复杂和真实反而是困难的。

我们报道过以开掘“情绪价值”为名的生意，比如“学霸猫”的星球（主持人注：参见澎湃新闻2023年12月14日报道《学霸猫星球，投机情绪价值》），其中就有类似电影《周处除三害》后半段的情节。有许多日常生活中无法打开的情绪，你好像可以在某个团体里去展开叙说；无论关于贫穷还是不伦，你都能获得接纳。但前提是，你需要完完全全地信任一个人、臣服于一个人，而记忆是不可靠的，人也是不可靠的。你觉得无法在社会中获得接纳的部分，哪怕全退缩到自己的个人世界里，也无法真正解决。我觉得困难不在于接受这样流行开掘互联网“情绪价值”的趋势，而在于看见这种社会的变化肌理，始终带着问题，仔细审慎地去显现它。

周睿鸣：人物报道书写情感的边界在哪？如何既达成传播效果又避免可能的网络争议？

彭玮：做人物报道要让人回归真实的人，有血肉也有复杂性，这就少不了对人物情绪、心理的捕捉。展现人物乐善好施的一面，也不妨碍去书写他的私心；展现一个人宽容大度的一面，也可以去书写他精明算计的时刻。最终能充分解释人物的行为动机，那就是好的情感细节。但我认为，这个情感细节的边界是，不应让报道传达的情感对人物造成逼视、构成网络审判。世上无完人，人物报道的意义至少在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

我们编辑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处理一些溢出的情绪，克制和准确是编辑铁律。举例来说，在华中农业大学学生举报导师的事件中（主持人注：2024年1月，该校十余名研究生在社交媒体发文，联合实名举报导师不端），牵头举报的学生以“孤勇者”的形象登上了热搜，他在社交平台上发的内容也极具情绪感染力，但我们在考虑引用时反而非常谨慎，避免给他贴上性格标签——一个人的性格不足以解释一群人的集体维权，否则可能会模糊事件的重点，比如导师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学术不端。

在“澎湃人物”《被伤害的与伤害的：14岁女孩迷失丛林》这篇稿件中，我们编辑部对情感结构和逻辑结构有过一番讨论。这个故事从一群未成年女孩殴打一个女孩说起：被殴打女孩的家长在网上悬赏嫌疑人，此事因此得到了关注，而带头殴打的一个女孩又牵出了一系列强奸与被迫卖淫的残酷案件。初稿从殴打案切入，顺叙一个带头施暴的女孩如何成长为如今的样子，以此揭开未成年人犯罪的隐秘角落。我们讨论下来，觉得这样写会强化读者对一个“坏女孩”的憎恶，最终导向“受害者有罪论”，而文中又披露了大量少女的情感、心理、生活细节和家庭往事，她容易掉入被网暴的境地。于是我们决定调整结构，在殴打案件后，先倒叙说这个施暴者早年也曾是一个受害者，她在遭遇霸凌时同样经历无望无助的时刻，她如何想从这个泥沼中爬出，却一次次泥足深陷。报道还配发了编后记去探讨家庭、学校、社会有没有可能在某一刻拉住她，尝试解困。报道的整体内容没有变，但因为叙事逻辑结构的改变，调节了报道的情感结构，更多去挖掘人物内心的情感、心理的细微变化，呈现报道的“同情之理解”。

周睿鸣：彭玮提供的这些案例告诉我们，要在“情绪价值”中珍视公共情感的复杂性，在专业实践中反复推敲不同叙事模式等因素可能在情感上激发的社会影响。刘老师怎么看待公共情感和新闻业的未来？

刘于思：当前的信息传播正在面临从“广播”时代到“窄播”时代的剧烈转型。也就是说，无论数字新闻业如何精确计算、努力设计信息，在新闻消费群体构成和个体心境瞬息万变的当下，都无法确保传播效果的实现，更难以避免信息被扭曲和引发争议的可能。也许，关于数字新闻情感转向根本问题的一个更适合的表述是，如何通过专业的新闻书写，尽力将被网络维系在一处但各取所需的“原子化个体”的私人情感转化为“可公共的情感”，包括但不限于激发用户与他人的共情、鼓励符合公共讨论原则的参与式新闻和新闻评论的生产、促进多元而非一元或极化的情感表达及对话等有效路径的尝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可公共的情感”不应当以人数或流量众多作为评判的主要或唯一标准，因为较大的群体规模同样可能代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因此，从本质上来讲，通过数字新闻促进“可公共情感”的实现，需要以确保多元的、畅通的和独立的表达渠道作为前提，无论这一渠道是提供给平台用户的，还是提供给专业新闻生产者的。否则，缺乏制度保障的、高度自我中心的情感宣泄就会如同其在人类进化早期所发挥的功能那样，服务于建构和强化“我们”与“他们”的边界，服务于群体间仇恨和不宽容的动员，最终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来源：传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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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诗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