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繁化史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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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捷夫

                     引  言

      文字既是人类社会用以记录语言的工具，又是人类提升思想水平和智力水平的基本工具。将文字变成政治工具，可以说是中国文字繁化史的基本特点和历史特征。
      繁体字问题，始终是一个事关文字政策的问题。文字政策问题取决于社会的思想文化政策。思想文化政策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制度。所以说，探究中国的文字问题，离开“政治”问题必将无从谈起。
     自秦、汉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黄帝”一词是一个很大的“政治符号”，“苍颉”一词则是一个很大的“文字符号”。在传统主流说教上，儒家总是将“黄帝”与“苍颉”捆绑在一起，其实即是将“政治”同“文字”捆绑在一起，就是很好的说明。而将造字“六书”同“苍颉之法”捆绑在一起，可见“六书”的基本核心是“政治”性大于“造字”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以“六书”解释汉字，总是感到繁而无当、不得要领的基本原因了。换句话说，传说“苍颉”既是“黄帝之史”，即必为“黄帝”服务。“苍颉”为“黄帝”服务，也就是“文字”为“政治”服务了。《汉书.艺文志》引《易》中所谓文字“扬于王庭”，即是文字为政治服务的最高宗旨。在儒家那里，这几乎成了一条千古不变的 “用字定律”。
      自秦朝以来，秦篆开了繁化文字的先例。既然帝王可以造字，士族可以造字，劳动人民也是可以造字的。但前者求繁，后者求简，这就使得文字简、繁并见，俱日趋于混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数百年间，所谓“字书”和“字样书”接踵而出，且频频更替，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将汉字予以最大的繁化，进一步削弱劳动人民的用字权利，是文字“扬于王庭”的重要举措。经过东汉、魏、晋和南北朝的滥觞，唐朝晚期初步实现了文字繁化的基本目标。让字义为经义所支配，体形为“六书”所支配，笔形为书法所支配等等，即充分印证了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也反映了其基本实质。而颜元孙撰《干禄字书》，李阳冰伪造《说文解字》，李隆基撰《开元文字音义》等书，即从国家法律上、文字学学术方向上等方面，奠定了专制统治者舍简求繁的新的汉文字政策，终于使汉字实现了秦篆效应，甚至比之有过而无不及，并自此相沿。所谓“正体”之称，即发源于其时。使文字从体形、笔形到字义等，更趋于繁而无当，不得要领，是汉字遭到进一步繁化的重要标志。而其共同特点，则是“各自私拆文字，......不知何者为是”。
       本文是笔者对“繁体字”作进一步探究的又一次新尝试。由于时间仓促，对相关具体史料的掌握和了解还有待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故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指正。至于笔者在本文之前所有文章有关繁体字问题的某些论述，如有不当之处，当以本文为准。


   （猫眼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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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繁体字的历史概述

      繁体字的历史，发源于秦朝篆字。“繁”，这里指完全自出人的“故意”的一种乱字行为，其实质是最大限度地弱化文字的使用功能。中国古代专制统治者他们为什么要“乱字”、“弱化”文字使用功能？那是由他们的愚民的思想文化政策所决定的。他们为什么要实施“愚民”的思想文化政策？因为他们使用暴力聚敛了社会的政治权力，变“公权”为“私权”（司马迁语），为防止人民的觉醒和反抗，实施“愚民”的思想文化即成为其重要的统治策略。而中国文字符号上面出现的秦篆、繁体字和书法，正是他们在文字领域里实施  愚民思想文化政策的三种不同方式的具体体现。
     秦篆是中国古代硬笔的出品。由于秦篆太繁琐，现实生活上无法使用，于秦末由卓（隶）字所取代。卓（隶）字也是古硬笔的出品，由于使用上相对简易，故大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欢迎，以至于不可逆转。卓（隶）字的流传使用，不仅为古人整理、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而且为提升劳动人民的思想水平和智力水平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然而历代专制统治者对此耿耿于怀；他们弃简复繁之心不死。在恢复使用秦篆的政治阴谋屡屡不能得逞之下，他们终于在卓（隶）字符上面发难了，那便是一方面从字体上增加笔数，另一方面则在变更笔具的前提下，将笔形予以繁杂化，这两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乱字阻用”的效应。而分别承担着这两项“光荣”的愚民历史使命的，正是繁体字与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