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与道德自律

刘海明

“没有道德的批判就没有道德的自律”。媒介批评与媒体道德自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现在通行的媒介伦理规范中，只有更正与道歉的表述，对于媒介批评与道德自律的相互关系，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正与道歉是对道德自律的重视，同时也是对媒介批评的回避，是对媒介批评和道德自律上错误的认知。

媒体监督和舆论监督，通常是一个模糊的说法。在新闻传播伦理的范畴里，媒介批评是指媒体对于自身和其它媒体，违背职业伦理行为的反思和批评。舆论监督是指媒体通过社会舆论，从议题设置、报道手段、社会效果等方面，对媒体违背职业伦理的行为，以及职业伦理本身进行的反思和批评。而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含糊地表达为媒体对于社会上，违背社会公德和违法行为的监督。

这里必须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媒体只是舆论的参与者之一，并非舆论的制造者，也不是天然的操控者和监督者。这是因为没有大众的褒贬，就不会形成舆论，没有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和舆论共识，也不会形成舆论的力量。把舆论监督等同于对社会问题的监督，显然是偷换概念。

媒体因议题设置能力、舆论动员能力、舆论引导能力，而具有社会舆论的强大的干预力和影响力，但这并不是说，“舆论监督”就是唯独媒体才具有的特权，反而是媒体的行为要接受舆论的监督。把“舆论监督”当做媒体对社会问题的批评和揭露，显然是对于舆论监督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混乱和模糊的错误认知。

媒介批评是维护新闻传播公益性、正义性的必要的手段。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切认知活动都是对错误认知的否定，没有否定就没有发展。迄今为止的一切学说，和一切结论都建立在可以被怀疑、批判和否定的基础之上，同时，一切学说和一切结论也都要面对，被怀疑、被证伪、被否定的可能，这是认知发展的基本规律。

新闻传播作为社会化的认知活动，也必然遵从知活动的基本规律。媒介批评既包含对新闻传播行为的否定，也含有对新闻伦理范式的否定。离开了反思和批评，新闻传播就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和可能。

新闻传播和新闻传播伦理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反思、批评始终伴随着新闻传播发生、发展的过程。这些反思和批评，既来自新闻传播的从业者，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也来自最广泛的新闻传播活动的参与者。甚至可以说，新闻传播伦理的研究和讨论本身就是对新闻传播的反思与批评。

在资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阶段。报刊当然地承担起反封建、反专制的舆论工具任务，随之而来的就是，新闻传播的工具属性被过度夸大，新闻传播进入 “政党报刊”时期。在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得最为充分，就报刊和政治的关系而言，也表现得最为充分。恩格斯就此写道:“每一个英国人都有自己的报纸”(1卷568页)，“在资产阶级和从现在起，提出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的无产阶级之间，形成许多带有激进色彩的政治流派和社会主义流派，如果详细考察一下英国......各种期刊，便可对这些流派有详细的了解”(4卷55页)。

随着时代的进步，媒体开始了多样化和大众化的发展，特别是广播媒体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进入了大众化时期，这个时期典型的特点就是“便士报”的兴起与“黄色新闻”的泛滥。当电视进入大众生活的时候，严肃的、负责任的和有深度的新闻报道，成为新闻传播的“颜值担当”。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分享式和社交化，成为新闻传播最强力的传播方式。在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今天，算法推荐和“热搜”成为新闻传播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由此可见，从政党报刊到大众媒体，再到智能传播，新闻传播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建立在对新闻传播技术、理念、方式、方法、渠道、手段、效果、机制的否定之上的。其中当然地和不可缺少地蕴含着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反思和批判。

媒介批评“既是批判的武器也是武器的批判”。它是新闻传播内在规律的要求，也是新闻传播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它理应成为新闻传播伦理的重要的和基础的内容。

但是，在新闻传播伦理的范式与框架中，媒介批评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摆在应有的位置。而在媒体行为规范中，同业批评往往被列为应该禁止的行为。

每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传播的参与者，都有权利也有义务拿起批判的武器，对于违背新闻传播伦理的行为和观念，行使“武器批判”的权力。任何拒绝批评和拒绝反思的媒体和从业者，必将被社会所淘汰。

在互联网智能传播的环境下，大量的没有经过职业训练和伦理熏陶的人，成为新闻传播链条中的重要力量，媒介批评的任务就显得更加紧迫，意义也显得更加重要。麦克风可以有，话语权要慎用，媒介批评就是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传播格局中，维护话语权严肃性、公益性的最有利的“批判的武器”。

来源：媒地亚晶说（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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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