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荣：2016年网络舆论场的新生态、新业态、新取向

高慧萍

李良荣：2016年网络舆论场的新生态、新业态、新取向
原创 2017-01-17 李良荣 新闻记者
2016年第一期《新闻记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荣发表文章，根据大数据研究资料，对网络空间舆论场的基本特征做了梳理。

一、多平台协同影响格局形成，结构性特征初显

1.微博重新崛起，重回舆论高地

2016年，微信舆情下沉，微博重新崛起。这主要表现在，在本年度，包括和颐酒店事件、王宝强离婚事件等众多掀起巨大影响力的舆论事件都酝酿和发端自微博。微博逐渐表现出大众媒介的特性，而其作为舆论场地的功能在弱化。舆情事件在微博上发端后，逐步分散，转向微信、贴吧、头条号等各网络平台，在各大平台上展开激战。

2.从过去“一家”独大到“三网”并重

过去，中国的网络舆论经历了以论坛、贴吧为主导的“社区时代”，以博客为主导的“书房时代”，以微博为主导的“广场时代”和以微信朋友圈为主导的“客厅时代”，在一个时期，往往是一家独大。2016年，各大网络舆论平台都出现爆发，其中，微博重回高地、微信爆发和动员能力空前提升，“知乎”“果壳”等网络社群和知识问答社区平台崛起，形成“三网”并重的多平台协同影响网络舆论走势的新格局。

3.中产阶级取代“三低人群”成为主力军

长期以来，互联网上充斥着“低年龄、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三低人群”，中产阶级作为网络上沉默的少数存在。如今，中产阶级走上网络舆论前台，网民的基本诉求发生重大转变，特别表现在2016年以“雷洋事件”为典型案例的一系列以“安全”为关键词的舆情热点事件中。中产阶级对自己的未来，对中国社会的未来表示强烈关注。他们担心社会保障机制，教育、住房、疾病等问题能够轻易改变他们现有经济地位，一夜之间从中产阶层沦落为贫穷阶层。中产阶级的安全感直接影响公众对国家未来和国家前途的判断。



4.大V、中V转身自媒体，自媒体转型商业化，资本与公知合流，商业与资本逻辑加速影响中国网络舆论场

一方面，曾经的大V，或失声，或转场（微信等），或转型（变营销号），网络大V“群雄割据”状况不复存在，意见领袖从高度“政治化”转向高度“商业化”，在细分市场里精耕细作，针对体制的批判情绪降温，冲击减缓；另一方面，资本力量与网络公知、舆论平台乃至境外势力合流炒作的趋势露头，资本对网络舆论的操控能力空前强化。商业化团队以“一己之力”调用几乎所有网络媒体、平台和大V等资源，人为操纵舆情，把控互联网传播权，其议题设置能力，远远超过一般省市级媒体的舆论掌控能力。资本成为掌握舆论场核心资源的真正操盘者。民间舆论场资本的组合形式，及其和政府的合作态度，将成为中国网络舆论场未来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变量。

5.90后、00后的网络力量开始显现和爆发

2016年上半年，“帝吧出征事件”被贴上了“小粉红”“极端民族主义”等标签，但事实上，事件本身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在一个带有网络娱乐化色彩的背景下，青年群体对民族文化和国家认同朴素情感的流露。当代青年在诸多社会议题、舆情事件上表达出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态度，很难归属于“某翼”或某种意识形态。这种复杂性主要是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快速变化的阶层结构所决定的。但这两年，一些青年亚文化议题激起青年观念阵营的厮杀，比如“猫狗党”和反对者、“烧死异性恋”运动等。在部分领域，青年群体中也产生着撕裂性的极端观点，如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地方主义，极易点燃，也屡屡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但总的来说，目前的青年思潮，因其自发产生，仍然处于混沌状态。也正因为其朴素、未成型，青年群体成为诸多意识形态派别的争夺对象。“帝吧出征”过程中，台湾媒体、舆论对“小粉红”进行“反争战”，亦“俘虏”了大量人心。这些复杂的情况意味着，90后、00后作为互联网上数量最多也是最中坚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和影响力已经开始显现。

二、网络舆论热点转移，新兴思潮势头强劲

1.网络舆论热点转移，“安全”替代“反腐”成为新主题

2014年和2015年，“反腐”一直是网络上最热的舆论话题。2016年“反腐”不断向纵深发展，揪出军中最大老虎郭伯雄，且对令计划等公开审判，但网络舆论反应平平。中央、国务院力推的“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津京冀一体化”等战略在网络上也没有形成传播热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民对人身安全的关注飙升。本年度，“涉警涉法”“人身安全”成为网络舆论的两大主题。“人身安全”（雷洋事件、和颐酒店女子遇袭、深圳两女孩逛街遭强制传唤）、“财产安全”（A股熔断事件、易租宝卷钱跑路事件、徐玉玉电信诈骗案）、“健康安全”（山东非法疫苗案、魏泽西事件）等安全事件成为网络舆论和意识形态论争高发地。相关舆情案件“你方唱罢我登场”，连绵不断，此起彼伏，为近年来所罕见。这反映出，网民对切身利益的关注超过了对国家重大议题的关注，而其中，安全问题是网民关注的焦点。

2.具有垄断性权力的机构和个体成为舆情批评的最主要指向对象

一方面，公检法、职能部委、各级政府等涉及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体成为高度关涉主体，与社会民生相联系的国家与地方政策、某些政府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持续成为关注焦点和民众“痛点”；另一方面，2016年，以百度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成为网民集中“声讨”的对象，这本质上是拥有信息入口垄断权的企业正在激起网民问责浪潮。总体来看，大约有75%的网络舆情直接或间接指向政府，具有垄断性权力的机构和个体（包括政府和官员）成为网络舆论的“靶子”。



3.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势头强劲，被极左、极右两翼思潮争相诱惑、利用，极易导致网络极端情绪蔓延，在医患冲突、警民冲突、外交冲突中频频发威

数据显示，民粹主义者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的可能性最高，容易导致极化情绪蔓延，使极化舆论放大，并具有比普通人群更高的从极端情绪到极端行为的转变概率。更复杂的问题在于，各思潮派别争相诱惑、利用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已经从一种思潮，转变成一种工具性的传播符号。具体而言，极右意识形态沉降到社会底层，获得大量的道义同情者；“极左”意识形态间歇式活跃，也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两种极端意识形态都强调底层路线，且对现有秩序持有破坏性的态度，在对问题的定义方面也有广泛交集。例如，关于延迟退休的话题，一部分具有极左倾向的网民大量转发右翼的帖子；又如，部分涉及底层群体的事件（如工人罢工\动拆迁\环保等），同时得到了双方的关注。极左、极右两翼势力利用网络民粹主义，抓住公众对当下中国贫富差距、官场腐败等现象不满，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社会矛盾激化的担忧，把中国当前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争夺改革的话语权和社会舆论的制高点，在一系列舆情事件中绑架政府、绑架民意，是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大难题。

4.以网红为代表的网络文艺、广告、游戏等励志性与腐蚀性并存，拜金主义、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以追求及时享乐为核心的新消费主义，容易成为网络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根据新浪微博数据，2016年1月至5月，36410名网红总共覆盖粉丝3.85亿，在上半年的5个月中获得7157.1亿的博文阅读量，9.15亿转发次数和16.5亿的博文点赞数，影响力空前强大。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以多种形式渗透于各类网络娱乐化产品中，其直接影响是，不但危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而且可能刺激“仇富”情绪，成为网络上仇官、仇富、仇权力、仇资本的社会意识“酵母”，增大网络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三、网络表达更趋于理性化，狂欢时代难掩娱乐化

1.理性化

随着国家对于网络的治理和中产阶级在网络上的积极发声，2016年，网络上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网民在各类网络舆情事件中的表达都比以往更为成熟理性。例如，2016年初的上海女回江西过年假新闻中，在舆论炒作初期，便有网友根据已有信息抽丝剥茧，对事件进行细致的分析，最终通过众多网友“接力式”的探索，发现其中漏洞，趋近事件真相。互联网的“自净功能”在网民的理性表达中逐渐显现。又如在奥运舆情中，众多网友“不重金牌重拼搏”，从对金牌的关注转到赞赏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因为运动员的失常发挥而引发的网络暴力基本消失，这也体现了如今网友的理性心态。

2.娱乐化

无娱乐，不新闻。各类网络舆情事件向娱乐化发展，“娱乐狂欢”的时代已经来临。既包括傅园慧现象引发的奥运舆情的娱乐化，王宝强离婚、林丹出轨激起网民“集体狂欢”式的热议；就连美国大选，也随着特朗普的各种表情包的涌现朝娱乐化的方向发展。以中产阶级为主力军，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这一代网民，成长在中国高速发展时期，他们的生活态度更为活泼随性，也比以往任何时候的网民都更具有创造力，任何事件在他们那里，都有可能以一种娱乐化的方式被再造。

3.视频化

多媒体、全媒体尤其是视频的广泛采用成为事件传播主要手段，“视觉政治”成为网络舆论运作重要爆点的新格局将长期存在。“无视觉，不新闻”，“无反转，不新闻”。视频直播、图像直播造成时间、空间的零距离，“人人直播时代”来临，这是信息时代的突破，因成本下降而普及化，也符合人们眼见为实、探究真相的心理预期。互动传播转向参与性传播、体验式传播，对舆论事件冲击巨大。

（本文摘自李良荣：《新生态 新业态 新取向——2016 年网络空间舆论场特征概述》)
链接:http://mp.weixin.qq.com/s/DGCMrgFFQo3_sB-6gaPA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