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忆老师甘惜分二三事：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

张译允

1月9日凌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喻国明在其认证的新浪微博发布消息称：“新中国新闻教育和研究的奠基者、我敬爱的导师甘惜分教授于昨天（1月8日）晚上22:55分驾鹤西去……仅仅8天前我们还在一起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今天却天人两隔，哀恸之情无以言表！！！愿甘老在天堂安好……”甘惜分，男，生于1916年，四川邻水人。著名新闻理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

2015年4月上旬，中国人民大学曾召开“甘惜分先生新闻思想研讨会暨百岁寿辰庆典”，国内新闻传播学界众多知名专家学者与会回顾甘惜分先生开拓性的学术贡献与新闻教育生涯。

《中国记者》杂志2015年第6期特邀甘先生的学生喻国明教授撰文，回忆师生过往学习、生活的点滴。
本刊再次推送此文，以表达对这位新闻学理论大家与新闻教育耕耘者的深切怀念之情。甘惜分先生是谁？提到甘惜分这个名字，现在的学生们或许有点陌生了，但在我做学生的时代却是如雷贯耳的大牛级人物。我是人大新闻系79级的，在本科生期间没听过甘老师的课，硕士研究生期间甘老师在“新闻理论专题讲座”这门课上给我们83级的7名硕士研究生讲过两讲。当时的印象就是，这是人大新闻系名号第一的大牛老师。
在他给我们上课之前，我找来了一篇介绍甘先生的文章，于是就有了对他的一些基本了解：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奠基人。1916年4月17日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1937年未满21岁便瞒着家人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和晋西党校担任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1945年日本投降后，调任新华通讯社绥蒙分社任记者、编辑。
1947年担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领导，亲耳聆听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的谈话。1947年2月亲自编发刘胡兰烈士事迹的报道。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采写的“11·27大屠杀惨案”和杨虎城将军被杀真相等独家报道引起巨大反响。1954年9月调任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副教授，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成为全国第一批新闻学硕士生导师。1980年创办《新闻学论集》并任主编。1984年成为全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导师。1984年10月成功筹建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并任首任副会长。
以上就是我对于甘先生的最初认识。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甘先生又获得一系列学术荣誉：1986年11月创办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并任所长。继1982年他公开出版新中国第一本新闻理论专著《新闻理论基础》后，又接连推出了他的学术专著《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甘惜分自选集》《甘惜分文集（三卷本）》等，主编了我国第一部新闻学辞典《新闻学大辞典》。2005年、2009年先后被中国人民大学评定为首批荣誉教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作为甘先生博士生的第一次谈话，便遭遇了劈头盖脸的批评1986年我成为甘惜分先生门下第三位博士研究生，前两位是童兵（复旦大学教授）和刘建明（清华大学教授）。于是就有了和甘先生第一次面对面的私人交谈。记得那是1986年5月的某一天，因为学院希望我留校任教，鉴于我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已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2篇论文的事实，为我办理了推荐免试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手续。当时人大新闻系只有两位老师具有博士生导师的资质，一位是甘惜分老师，另一位是方汉奇老师。我是新闻传播理论方向的，自然归在甘老师名下。教务秘书告诉我说，甘先生希望和我谈谈，我便按照地址，敲开了甘先生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1号院住家的大门。
在他那略显局促、满满书香气的书房里，甘先生没有寒暄，直入主题。他说：“我看了你在刊物上发表的全部12篇文章，我觉得你很爱思考，也有理论研究的天分……”看到我略带得意之色的表情，甘先生严肃起来：“但是我要批评你，你的文章有很大的问题。”我内心一惊，屏息聆听。“你文章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我在硕士期间曾经疯狂地迷恋黑格尔，写出的文章受他的影响颇深但又未得其精髓，只是在表面形似方面有所模仿——概念叠套，卖弄逻辑。但当时还一度有点自得，认为自己写的文章挺有“模样”的。
甘先生看出我内心的“不服”，语气凝重地说：“一个研究传播的人却不能把话说得让人明白，说轻点是你的传播能力有问题，说重点是你缺乏社会责任的表现。如果你认为你的研究成果是有社会价值的，却在表达上故弄玄虚，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更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甘老师进一步循循善诱道：“一个以追求社会影响力最大化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一定要有这样一种明确的学术路线：竭力避免与那些总是乐于用曲高和寡来诠释学术水平的人为伍，他要做的，恰恰是把在暗室尘封的理论搬入广场，放置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之中。学术应该是透亮的，像阳光那样，照亮大多数人的生活。”
一路走来，甘老师的这一席话一直鞭策着我。我的理论关注点一直围绕着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我看来，好的学术成果，绝不仅仅有漂亮的文字、缜密的逻辑和丰厚的引证，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当这种境界、情怀和智慧面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现实“问题单”时，好的学术成果也就应运而生了。甘先生送我的条幅“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成为我的座右铭甘先生始终认为决定一个研究者成就的是他的境界，他要求我们不要琐碎，不要被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所诱惑，应该始终考虑一流的问题。
甘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对于一流的东西，我们是无法规定它的品质上限的——一流的东西常常具有能够超越我们期待的品质；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它必须达到的品质底线在哪里。甘老指出，首先，它应该是主流大气，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的。这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它的社会品质，它不应该是少数研究者卡拉OK式的自言自语，而是紧紧把握着时代脉动的守望者；二是指它的价值品质，它不是隔靴搔痒的泛泛之作，而应善于击中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其次，它应该是独立的，与社会现实、与利益集团、与流行文化保持适当的距离。现在的人们都在追求一种所谓“零距离”式的关系，但一流的学术一定不能是“零距离”的，因为“零距离”会剥夺思想的空间。要知道，一切原创的东西，都是独立思考的产物；一切有价值的反思，都是在保持距离中完成的。喧闹和紧密可以产生激情，但却无法产生智慧；不识庐山真面目，就因为“身在此山中”。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的确，有品质的学术研究，不应该是既有声音的一次次重复———这无异于是一种思想的剽窃，而应该敢于发出独立思考的声音。
永远站在社会和学术的前沿，这是甘老对我、也是对所有他的学生的要求。正是在甘老的教导下，回顾我的学术研究的脉络，虽然跨越了从宏观到微观，从新闻改革到传媒产业，再到如今的研究方法的拓展等不同的领域，但“前沿性”却是一个始终不变的追求。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传—受互动方格”理论，到新闻体制选择的多维性理论、以及对中国新闻改革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的分析等等，都是站在新闻改革前沿的创新成果。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的研究进一步转入将前沿理论与现实的传播实践接轨的方向，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必读（视、听）性”的概念、引进了《纽约时报》关于报纸不但是“新闻纸”而且也应该成为“有用纸”的产业逻辑，以及创立传媒产业是一种“影响力经济”的学说，等等。1986年，我在甘老领导下参与创办了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舆论研究和民意测验的学术机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迄今为止已经主持进行了四百余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学术价值的舆论领域和新闻传播领域的调查研究项目，为中国的调查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数据。
2003年，在我的努力推动下，中国人民大学在国内率先开设了“媒介经济”学科方向，开始培养传播经济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经过十年的艰辛探索，已经修成“正果”，如今拥有了成熟的科研团队和丰硕的学术成果，我也被选为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创会会长。在互联网时代，我及我的团队对于新媒体的研究同样走在学术研究的最前列。早在新浪“微博”上线之前，我带领团队对于微博的前期研究报告，被新浪作为重要依据反复研究探讨，并为新浪微博的正式推出做出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近年来，我在跨学科的视角中不断探索前进，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手段引入传播学的研究中。比如将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用于传播学研究，并据此提出“瞬间效果”的研究范式，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所有这一切，都叠映着甘先生当年谆谆教导的智慧之光。
甘老今年已届百岁，他的头脑依然是那么敏捷，并且在思考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沿问题。不久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召开的“甘惜分先生新闻思想研讨会暨百岁寿辰庆典”上，他还一再叮嘱我要思考大问题。他说，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把时间精力放在真正有价值的问题上，才能收获有价值的思想成果。他还对我组建的多学科合作团队表示极大的赞赏，他说作为一个一流的学者就是要有一种胸怀。在今天要解决一个问题，特别是多变量影响的复杂学科，要研究和分析的相关的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光靠一个学者、一种学术逻辑单枪匹马，是不太可能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来。因此，以双赢和团队精神去兼容别的学科、别人的智慧是一种最值得倡导的学术风格。甘先生，你的道德文章和悉心教导是作为学生的我一生最为宝贵的思想财富。（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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