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期《龙新周刊》“学界 业界”

杜锦瑞

主题“学界 业界”

杜锦瑞

新闻“界与界”之间
文/黄静
9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为庆祝60周年而举办了院庆，在院庆的学术论坛分会场上，作为媒体人同时也是新浪网副总编的沈亚川先生（网名“石扉客”），对新闻学界不愿意声援媒体记者而提出了自己的不满，一时间引起众多的争议，也引发了大家对于新闻学界与业界之间的一些讨论。
差异一直存在
沈亚川在发言中提到，新闻学界没有在媒体和记者们遇到权利压力的关键时刻给予声援，而是更多的将精力放在了对媒体报道操作层面的挑剔。沈亚川以今年一月份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为例，他说到：“我觉得踩踏事件最大的问题是应当差清楚政府到底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但是在现实中，新闻学院的老师们主要说的却是在媒体的报道中，报道了新闻学院的学生遇难了，说不应该报，不应该采访家里等等。
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姚贝娜事件”、“马航空难事件”等，他指出老师们喜欢批评这类事件，但是新闻业界在实践的过程中慢慢的成熟，一些规则及细节都在完善，同时每个流程都有部门主任或者总监在把关，一条新闻在面向读者前是经过层层的审查的。
沈亚川的言论一出，有许多的媒体人都表示了自己的赞同。陈杰人在其公众号就表示非常认同沈先生的批评，而究其根本原因是学界与业界之间存在非常巨大的心理。他说：“新闻学界的多数学者和老师，都是从课堂到课堂，教采访的没当过记者，教编辑的没编过版面，教写作的没写过文章。“同时两者之间缺乏互动和沟通，使得两个群体之间严重割裂。分歧一直存在，并且两者之间也没有任何对彼此也似乎只有指责。沈亚川表示他特备希望能回到业界和学界相互支撑的时候，对此他还曾发过一条微博，只是引起了一些新闻学院老师们的不满。
中青报评论员曹林，在事后也发表自己的评论称：“中国的媒体业界与学界似乎一直在互相指责。”他指出业界的觉得学界的老师们研究的都是屠龙术，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缺乏实践经验，严重脱离业界。而学界的则批评业界，浮躁肤浅，基本功没打好，报道缺乏深度，为了阅读量不要脸（甚至有学界老师不太愿意请业界中人去大学讲课，担心自以为是者误导学生，把浮躁肤浮之气传染给学生）。在现实社会的映衬下，两者之间的问题也就越发的突出。
媒体人朱学东也在自己的微博上表示，沈亚川先生的发言引起这么大的争论，让他惊讶不已。但另一方面他对沈亚川先生的发言大部分也是赞同的，沈亚川的发言主旨并非要求学界业界穿一条裤子，而是希望学界研究真问题，当业界遭遇权力压迫时为业界的正常权利鼓与呼，他认为这才是学界真正应该做的。
人大新闻学院新闻学责任教授陈力丹对于沈亚川的言论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学界有批评的权利，当然业界也有反击的自由。两者之间的问题一直存在，对抗成为常态，一讲到新闻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媒体人往往只看到学界的因素，反之亦然，两者之间的桥梁没有搭建好。
合作在变化中
尽管学界与业界之间有着诸多的分歧，沟通的桥梁没有搭建好，但是这却不妨碍这两者之间的合作。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石义彬就曾表示，安排学生到新闻媒体进行专业实习是本科生教学中十分重要的环节，通过与业界的交流，听取业界对学院教学以及培养人才的建议，从而以达到促进学院新闻人才培养的目的。
在教学上，理论与实践始终是同样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开始有部分新闻媒体与高校共建新闻学院，如人民日报与清华大学、新华社与北京大学、光明日报与中国政法大学等都共建了新闻学院。这在不少人开来的确是一条可实践的路，培养的人才也更加的适应这个社会，对于沟通学界与业界也有一定的帮助。
中国教科院高教研究中心主任张男星就如何培养新闻人才表示，业界与学界应该加强沟通，指定适合本校的人才培养标准，突出各专业间的人才差异，注重精准的新闻内容和专业性的培养。
除了共建新闻学院，也有部分新闻院系聘请社会人士到学校为学生讲课。这一点在美国的新闻教育中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中，全职教师只有20多人，但是从各大新闻媒体聘请的兼职教授却超过120人，许多主干课程的讲授也是由兼职教师担任。借鉴这一经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也聘请袁隆平、韩美林、崔永元、海岩等社会各界人士为复旦新闻学院的兼职教授。院长尹明华就表示，他们从业界聘请了十多位人士经常性地到学院上课，业界倒是们教授的案例与时俱进，与社会正咋发生的变化现实非常贴近。
未来在多种可能中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就曾表示，为了推动学界与业界的紧密结合，新闻刊物要更加清楚的认识读者的定位，以及抓好队伍的建设。早期的《新闻战线》、《中国记者》主要是面向业界的刊物，是业界所认可的权威新闻专业期刊，在这上面也少有学界的声音。但是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他们已逐步办成兼容学界业界两方面的读者和作者，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服务新闻业界，坚守传媒职责”，使得新闻刊物既能传递和放映新闻界的研究成果，也能成为交流新闻理论探索与学术信息的平台和载体。
而除了在教学上的合作，以及刊物上的引导，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合作，也在两者在共同面对事情时的态度，携手共同面对，或许能够将事件网更好的方向所推动。
沈亚川在自己的发言中曾提到，在2010年两会期间，京华时报一位女记者的录音笔被官员给抢走了，当时就有很多的老师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再如刘虎，当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公布后，学界也有学者，如展江，称赞刘虎是少有的经受住了考验的记者。在有了这些新闻学院老师们的支持，记者们的底气也就更足，在面对事情时也更坦然。也正有这些“朱玉”在前，所以业界的记者们也就更加的希望能与学界有着良性的沟通与交流，当然这些对于学界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新闻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之所以要有实践经验的人充实到新闻学界，就是要让他们更多地了解新闻一线的活动，更好地做到学以致用。
学界最终的目的，是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发挥作用，让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业界能够有所收获有所成就，有着更好的发展。有人曾把业界比作是排头兵，而学界则是整个的大后方。在业界有着充分且及时的鲜活案例，也会成为学界教学的不竭源泉。

杜锦瑞

当新闻有“术”而无“学”
文/彭丹
“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以后。我国自有新闻以来，不过数十年，则至今日而始从事于新闻学，固无足怪。”
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新闻研究会，中国新闻教育自此发端，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在成立会上说了这几句话。研究会的成立，预示着中国新闻学界与业界之争的帷幕即将拉开。
实际上，今天看来难以调和的新闻学界和业界二者，在其发展之初的景象却大为不同，正如蔡元培所说，“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民国初年的新闻学界，当然不是为了与业界对立而产生。
    民国刚刚成立时，新闻界曾在短时期内获得比较自由的发展，一度呈显出迅猛增长的势头。
    当时，想在北京办起一份报纸，是比较容易的事，几乎不具任何显性、隐性的“准入门槛”。据老报人王新命回忆，不管是什么人，想开报馆，都无须等待政府的核准登记，也不用缴纳保证金。只要发刊后送一份给邮局，就能被承认为“新闻纸类”了。
但是，这些报纸基本不具备媒体该有的“精神”，当时的办报人大多也没有什么新闻素养，有很多报纸共用一个“联合版”， 只换个报头，稍改变点内容就印了一家又一家的。不止专业程度不够，报纸的真实性也十分堪忧，唯钱是问，不管论调一致不一致，甚至同时可以收受几个派别不同，或冤家对头的津贴，并且都能够在报上替各人说好话。更有甚者，一些报人，不断向各种部署机关、达官贵人等索要津贴，谋求职位。
    那几年，中国的新闻界用“混乱不堪”四个字来形容也不为过，少有人追求去办一份好报纸，办报就是把报纸当成手段和工具，注重的是其可能带来的作用，而不注重报纸本身。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关于新闻教育的倡议，加之中国近代报业至此已有近百年历史，积累了相当经验，由“术”进“学”时机成熟，报界发出对新闻教育的倡议，希望由此谋求进步。
渡过袁世凯威权压制后，中国新闻界进入复苏期，新闻本身日益受到重视，报纸营业取得发展，记者的职业意识有所增强，产生了对于新闻专才和新闻教育的社会需要。但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界起步未久，视野比较局限，基本上没有对新闻教育加以关注。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后，对学校进行了大力改革，鼓励学术研究及有益的课外活动，并打破了原来封闭的学科系统，为新闻教育的出现营造了有利氛围。此外，北大师生与新闻界的密切关联，和当时校内空前的报刊出版热潮，这对新闻研究会的创办与发展产生了助益。
在研究会成立之前，也曾有学者呼吁过建立新闻学校，朱少屏在当时提出：“查各国大学均有新闻一科，若访员若编辑若广告若发行，各有专门学。我报界欲图与欧西媲美，非设此项学堂不可云云。”但一直在研究会成立一年半后，北大才在其基础上开设了一门关于新闻学的正式课程，不过，寿命只有短短几个月。
没有地方学习系统的新闻专业知识，又亟需新闻人才来改变报界混乱的现状，上海《商务报》在得知日本成立新闻学会之后，于1996年1月宣布将招收10名学生，赴日留学专攻新闻。他们与日本新闻学会商定，由该会选派教师每日向这批学生讲授新闻学两小时。学生留日期间，除必修新闻学外，还可以自由选择进入各种实业学校学习。学生每月需给报社写通讯稿4至5篇，毕业回国后，还需担任该馆新闻学教授1年们。
   《商务报》不仅希望借助国外新闻教育机构培养新闻人才，而且是把他们当作新闻教育的师资培养。从新闻教育搭配实业学校的方案看，并非高等教育，而是以期速成。
今天中国高校的新闻教育已达到一定水平，综合类大学基本都有独立的新闻系，一些工科类大学也有新闻系，学生在学校学习新闻理论知识和新闻采编技巧，但《商务报》培养新闻人才的模式却没得到认可和更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这一模式却成了日本培养新闻工作者的传统方式。
直至今天，日本的国立大学也没有专门的新闻系，私立大学大多开设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相关课程，但已成立独立新闻系的只有寥寥几所。
与实用新闻教育不同，日本新闻学科的课程设置偏重于历史和理论，偏重于大众传播的基础理论教育。其教育目的是打好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的基础。日本新闻系一般不教写作和编辑、制作节目的制作，而是着力于历史和理论的研究。
新闻教育下出来的新闻人与新闻业界不对口，这也是日本媒体选择社内教育的原因之一。同样，社内教育也就弱化了新闻教育职能。
日本媒体社内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加强企业等级制，便于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并不是以履行媒体的社会责任为目的，也不是要培养出敢于秉笔直书的新闻工作者。这也正是新闻学界诟病媒体社内教育的主要原因。学界和业界没有共同的新闻理念和人才期待，大学新闻学系的人才培养标准与媒体企业完全不同。可以说，高校的新闻教育与媒体企业内部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二元并行的新闻教育制度。
日本新闻学界因此规模比较小，新闻系出生的人很少在媒体工作，媒体自己培养的人也符合其对记者编辑的要求，因此学界和业界的对立冲突远没有中国如此突出。
当年的中国没有专门的新闻教育，新闻界一团乱麻，现在中国新闻学界规模不小，而学界和业界之间的问题又是一团乱麻，有无新闻教育对于新闻业界来说影响巨大。发展新闻教育，是为新闻业界创造后方储备，而一旦新闻学界发展过于蓬勃，却又是对新闻业界的阻碍。
类似于日本社内教育的国家，虽然学界和业界冲突不大，但由于所教授的东西差距过大，使二者太过分离，除了从事新闻研究的领域外，几乎可以说没有学界。当从事新闻行业的人基本来自于以工作效率为灵魂的社内教育时，其新闻行业能否长足发展也未可知。

杜锦瑞

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双向流动
文/唐甜甜
    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新闻业界与学界之间也有着不少的分歧。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六十周年院庆的学术论坛上，媒体人沈亚川批评新闻学界没有在媒体和记者们遇到权力压力的关键时刻给予声援，而把更多精力集中在对媒体报道操作层面的挑剔，这引起了关于新闻学界与新闻业界的讨论。
学界进业界，道阻且长
    新闻学界被批评只注重操作层面的研究而不关心行业本身，缺乏对业界的人文支持，对于新闻事件学者的不表态是常态。在媒体上我们也偶能看到几位活跃的学者，多为写时评为主。但时评的出发点依旧是以学术为论点，多从历史和科学角度出发讨论现实问题。作为高校老师在媒体上发言是很困难的，一方面老师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其所教导的学生，其次在网络上很容易受到攻击。对于同一新闻事件，学者更关注在事件背后的深沉次含义以及在事件报道过程中媒体操作中的过失，与普通民众关心的社会问题不同。学者很容易被民众扣上不体察民情的帽子，如此一来，学界更愿意专研于理论研究。老师学术研究的封闭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学生的思想。在学校内学习新闻理论与实务，在实际工作中，理论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
    新闻学产生的开端就是致力于对传播学的研究，但在自媒体时代的今天，业界更需要的是知识面更广，操作技术更强的人。财经类的报纸更愿意接收学经济的毕业生，电视台对于学计算机或者信息的学生更喜爱。这也就出现了报社不愿意招新闻专业学生，而把橄榄枝抛向了其他专业毕业生的情况。对于从事多年研究的学者，缺乏实际操作经验，业界对其的接纳度也很低。纸上谈兵尚可，却难行业界的百里路。术业有专攻这句话在新闻业界中越来越不实用，学界走向业界的路也越来越艰辛。
业界进学界，给学界吹来一阵实用的风
相对于学界很难走进业界来说，业界走进学界的例子倒是很常见。我们所熟知的著名主持人李咏就在2014年离开央视，回到中国传媒大学执教；歌手刘欢在对外经贸大学教书已长达20年；演员黄磊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表演等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同为央视著名主持人的崔永元在2012年时表示自己想尽快转行，去传媒大学当老师。2013年，崔永元正式离开央视，到传媒大学当老师。2013年12月17日，崔永元在自己微博上表示“本人已正式入职中国传媒大学任教，感谢中央电视台各位同仁的悉心培养和理解。主持是老人，教书是新人。从零开始，不耻下问”。自此，崔永元开始了其教书生涯。
       后来我们经常能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崔永元的消息，原因是他极力反对转基因食品，更自费前往美国拍摄转基因纪录片。崔永元与方舟子的论战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崔永元对于反对转基因食品的坚持。崔永元的跨界令人震惊，离开央视神坛，崔永元用纪录片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表达方式与其之前在电视台工作密不可分。学界走向业界，不仅可以带来行业的最新情况，更能够将自己的实践教授给学生，学生将其与理论相结合，真正达到学有所用。离开了业界，回到学校专心研究学问,有了更多思考的时间。从实践回归到理论，理论成果最终运用于实践。在研究理论过程中结合一定的社会需求，这是一直待在学界的学者没有办法相比的，这样的“走捷径”方式越来越被学界所接受。业界回归学界之路自然平坦许多。
业界与学界，本是同根生
    学界也并非不关心业界，只是两者定位不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乔木总结到：业界讲究短平快，而学界强调大深远，两者的定位决定任务的不同。乔木还表示“作为学者，很难从事专业的调查采访，做新闻报道，本来可以写新闻评论、媒体专栏，但这些又算不得科研成果，不能奖励、晋级。在这种研究导向和评价体系下，多数新闻学者不关心媒体生态和记者活动，也就不足为怪了”。业界对于学界所关心研究的课题并不十分在意，抓住学者发言与否来批评学界。学界自身存在一定的封闭性让学界走进业界越发困难。
学界与业界相互指责主要是因为其目的并不相同。媒体希望引发的是社会思考，学者想要的则是行业内的思考。马少华讲到:“学界存在的意义，学界声音存在的意义，恐怕并不只是这样一种对媒体记者的情感支持。新闻学界需要了解新闻业界在特殊压力下的期待。而新闻业界也需要了解学界一般来说并不是为业界的勇士“站台”的”。相互了解比相互指责更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我们的新闻学教育以及研究离不开对现实生活中事件的思考，很多研究课题与时代息息相关。业界同时也需要学界的理论支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推动整个新闻界的进步。
乔木强调说：“其实声援、支持或者批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关心和研究。关注就是力量，研究推动变化”。正如福楼拜说的那样，科学与技术不能分家，新闻学界与业界也是这样。

杜锦瑞

从记者到学者，曾繁旭的“400米VS马拉松”
记者/张译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曾繁旭曾经是一名深度报道记者，他将记者工作比喻为跑400米——有时间压力，但会很快到终点；而搞科研就像跑马拉松，长到不知道公里数，不过当跑出节奏、“调稳呼吸”后，将体会到另一种美妙。
小镇青春与新闻理想
新闻学界或者新闻业界的人也许是因为他的新闻教学或是记者经历而熟知他，但大多数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接触到“曾繁旭”这个名字，是因为前些年在网络上流行的“中大吴彦祖”的照片。自从学生在课堂上偷拍他的照片和“中大吴彦祖”这个称号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后，曾繁旭一下子成了全国人民最熟悉的教授之一。但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曾在《南方人物周刊》最初创刊时担任过记者，后来成为其资深编辑。
曾繁旭在广东揭阳的一个小镇里出生长大，少年时期的他与如今低调、严谨、潜心学术的精英青年学者形象大相径庭——是多年成绩差纪律也差的“双差生”，还有一段“短暂又青涩”的早恋。本来他几乎就要沿着叛逆少年的路线走下去了，但在迈入高三前夕，他顿悟到自己并不甘心荒废学业然后就这样在父亲的小企业里一辈子当一个生意人。突然“灵光乍现”的他用一星期啃完一册英语书的进度，在一年后顺利地考上了汕头大学，告别了“双差生”的名号，也告别了青春无知时的小镇时光。
曾繁旭曾就读的大学曾是个新闻理想主义的黄金年代，一切与新闻事业相关的东西都发着闪闪的金光，一如清晨的朝阳。那是都市报最繁盛的季节，也是传统新闻业快速致富的时期。那时，央视的《新闻调查》备受瞩目、《南方周末》一纸风行、南方都市报的血气方刚传到全国，无论是公众还是从业者都对新闻的力量充满信心。1999年元旦，时任鼎盛时期《南方周末》主编的江艺平豪墨一挥写下了一句还振奋人心的话：“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自此，这句话成为了曾繁旭心中的灯塔，照亮了他绵长的新闻之路。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创刊，怀着一腔新闻理想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青年人之抱负，曾繁旭成为了这本新刊的记者，跟随着这本杂志一起成长，逐渐成为一名元老级的资深编辑。这段多年的人物报道经历——从采访在伊拉克被解救的中国人质到报道物理学大师杨振宁——后来成了曾繁旭在课堂上随时与同学们分享的栩栩如生的案例。
业界与学界不同状态
曾繁旭是一个不喜欢做太多详尽规划的人，正如后来他作为教师代表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年毕业典礼上的发言说的那样：“你可以有一个宽泛的方向，但不要规划！好好珍惜每一天的工作，机会自然会来找你。”就是在这样的随性态度下，曾繁旭于2007年离开了他刚刚工作了三年的《南方人物周刊》，进入大学工作。但因为当时他所教授的主要是《采访与写作》-----一门需要大量鲜活案例来进行阐述的课程，又加之他只在新闻业界工作了三年，还十分留恋杂志社的温暖氛围，所以在教书之余，曾繁旭仍照常参与采编事务，同时涉足新闻业界和新闻学界。而对于他来说，业界与学界的工作“实在相差甚远。”
曾繁旭曾说，杂志社里虽然经常有观点不同的各路大神吵吵闹闹或是为了某个选题某个社会热点争得面红耳赤，但大家在价值观上高度接近并不断寻求技巧层面上的准确和巧妙，有着浓烈的同仁情谊。相比较，大学的氛围则像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学者之间不需要太多互动，各自做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独立而游离。
进入大学的头几年，曾繁旭就像是一个独行侠，完全不知道身边人在忙碌什么。尽管在攻读博士、从事博士后研究以及在哈佛燕京学社当访问学者期间，网络舆论一直是曾繁旭的研究方向之一，但他却并不是一个SNS达人，就连微博的更新频率都是按季度来计。而他作为教授的一天也不太有亮点：天气好的话，到办公室看书写作、找同事和学生聊天；天气不好，就躲在家里远程工作。当了新闻学教授的他有了另一个爱好——与同学们交流，而学生们也乐得能够跟这样一位现实版“都教授”摆摆龙门阵。在他眼中清华的学生“尊重老师，比较认真，自我要求特别高，交流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们身上的精英意识”。对于工作狂的他来说，这种感觉显然是“对”的：“你知道清华园100年后还在，你知道同事和学生都是极优秀的。这让你感觉到安心，也让你有点自我要求。”
在高校做了近十年的新闻学教授后，曾繁旭感叹：杂志社像在跑四百米或一千米——有时间的压力，但不太慌张；不用太久，任务就终结，你也可长舒一口气，等待下一个任务。而对于一个年轻老师来讲，大学工作更像一个马拉松，长到不知道公里数的那种——你刚想狠狠喘一口气，另外一堆事务早压了过来。这些事务来自不同的方向，有日常教学，有学生指导，有行政，有公共服务，各种项目各种表格，若干论文书稿的写作与发表，偶尔还抽空挣点外快。每个都十分紧迫，四面楚歌，有时你会忘了该迈左脚还是右脚，踉踉跄跄，哪里有传说中的自在悠闲。
除了极少数的天才，或者从天而降的大神，只有在大学的马拉松赛道上跑出相当距离，跑出节奏，才能调稳呼吸，曾繁旭就是如此。当他在大学里以一种“不规划”的泰然态度潜心做学术研究、不断充实自己，并与许许多多流淌着最新鲜的新闻热血的青年学子们谈天论地时，他也开始能够忘掉压力，抬头欣赏四周风景，体会到另一种美妙：虽然任务依然很多，但作为大学教授却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来做，至少不太需要在上班时间去挤公车地铁；也能够慢慢变得更加专注，醉心自己喜欢的研究；总有一堆人在上课时间听你诉说，甚至成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即使有的并不经常讨论，经过岁月也变得亲人一样值得信赖。
媒体经历对于大学工作的影响
总编室编辑的职位，有纵观报社整体流程的优越，也有直接体验组织化压抑的痛苦。可以说在报社、杂志社里，新闻业者们有时会为专业主义的暂时获胜而激动不已，捧读满意的版面爱不释手；有时也会为据理力争的彻底败北灰心丧气，拿着五六番折腾后面目全非的版面无言以对，这种状态直接影响到新闻学者的教学。在新闻学的教学中，学生们期待的是一手的东西，那些作为新闻业者时曾经为采访与写稿熬的夜、白了的青丝甚至吐的血，在教学过程中都以另一种方式派上点用场。一位美国学者说过，新闻学院的任务就是培养新闻理想主义者，让他们去接替那些已经丧失冲动的前辈。
其次，多年的从业经历对于新闻学者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相比于没有新闻从业经历的人来说，“跨界”的他们更知道或者相对更容易知道行业的变动趋势和逻辑，如果有一个想法，他们也更容易找到内部人请教与求证。
从记者到学者，对曾繁旭而言，变化的是工作地点、对象和方式，未变的是好奇心、持之以恒和开放的心态。有校园媒体曾采访过曾繁旭，问他对毕业生的职业选择有什么建议。他说：“我们在选择职业时，可以结合自己的性格先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时时在路上、永不停歇、无法思考、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活，还是沉静、多思、积累、以读书写字、助人成长为乐的生活。追寻你想要的生活方式，你就会找到自己想要的职业。从记者到学者，我一路走来，终归于后者，从不回头，从不后悔。”

杜锦瑞

媒界：

杜锦瑞

事件几经反转，舆论持续不断
文/王凤
9月8日，一条“扶老太被讹寻证人”的微博，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微博中，小袁称因扶一名老太太反被诬陷为肇事者，从而希望通过微博找寻目击者以证清白，很快就有网友表示愿意为小袁作证，并发照片来证明她的清白。
15日晚，《人民日报》发布消息：有3人自称目击者，愿实名作证，小袁曾道歉并承认撞人，事件发生了惊人的转折。经过警方的多方取证，21日淮南警方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袁宸承担主要责任。23日小袁发微博称，对于警方认定的调查结果，已经申请了复核。
微博求得证人，确定老人讹人
9月8日，一条“寻证人以证清白”的微博引爆网络。@袁大宸：“我是淮南师范一名大三学生，今早扶起一个摔倒老太，看到情况严重就拨打了120，结果老太家属认定我就是肇事者。监控显示我们的距离不足以撞上她，但后面的部分是监控死角，没拍出来。现寻求过路的目击证人，请给大学生一个公道吧。”
在小袁发布微博寻找目击证人的当天晚上，一名微博网友通过私信与小袁对话，称愿意为其作证，证明她的清白。11日，目击网友发微博并贴出现场照片为小袁作证。@任梵僮发微博说：“在事故发生之前，我就看到老太走路不稳，袁大宸骑车从老人身边经过时，不知怎么她就倒地了。当时，我和她们对面而行，所以能看到袁大宸骑车从老人身边经过时，她们之间是有距离的，并且那个距离不足以撞到老太。而且在我过去时老太的腿抽筋了，也没看到擦伤之类的，是不是因为腿抽筋或是自身原因到倒地的谁也说不好。”
网友@任梵僮发布照片后，不少媒体也介入到了此事当中。@澎湃新闻：“大三女生网曝扶摔倒老人被‘碰瓷’，目击网友出面为其证清白”，以及@港媒称：“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等各方媒体的介入，以及网络的传播，将事件推向了高潮，社会舆论也倒向了女大学生，认定是老人讹人。
“做好事还要付出代价，以后谁还敢去当好人，真是好心没好报。”事情发生后，网友纷纷发出这样的感叹。网友@一笑不哈哈说：“在这个欺骗和谎言盛行的时代，首先要记得采取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要固定于己有利的证据后才能出手帮助别人，否则你会遭遇农夫与蛇的故事。此事中，老太及家人的混账逻辑和蛇蝎心肠，实在让人愤慨，讹人可耻，老太应该赔偿女生精神损失费，并公开向该女生道歉。”网友@沫子mimi也替袁大宸打抱不平说：“请老人家属举证说明为什么自行车把老人撞到骨折，但身上一点擦痕也没有，别告诉是冲击波造成内伤，顺便说一下。人家帮你垫医药费，那是因为人家吃了饭干了点人事，不是每个人都向你们一样冷漠、自私。”
双方各执一词，女生被指认为肇事者
9月10日，记者分别于淮南市公安局，以及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取得联系。田家庵分局的负责宣传的王警官告诉记者：“这个案子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现在的具体情况还在调查当中，不过目前已经掌握了部分证据，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网上的东西可信度都值得商榷，真实度不高，对于女生在微博中找到了目击者，我们正在核实这个情况，调查取证后会适时向外公布。”
　10日下午，在事发地点的一家4S点门口，以名门卫告诉记者：“当时我们没有人在现场，不过后来出来看到了。老人倒地的地方好像就在监控的杆子底下，这个地方监控肯定拍不到。”随后，记者又在淮南市东方医院集团总院，找到了受伤的老太桂庆英。
记者：老人家，你是怎么受伤的？
桂庆英老人：被人家自行车撞的。
记者：你看见是谁撞了你吗？
桂庆英老人：被一个学生撞的。是从我后面撞的，我倒地后她没有走，过来扶我。
记者：你确定没有认错人吗？
桂庆英老人：没有认错人，当时撞到我后她就下来了，没有认错
记者当时会不会是从后面被别人撞倒后，正巧那个女生过来了？
老人女儿：不可能。当时她为什么要打120？就算打120是做好事，为什么到医院后，又让别人送钱来？不当时我们也没有要她给钱。就是到现在也没有找她要钱，碰瓷有这样的吗？
几天来，事件仍在发酵当中，“撞了”还是“没撞”依旧没有定论，双方各自寻找目击者为自己作证。此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多数舆论将谴责的矛头指向老人，这让老人及其家人感到巨大的压力。小袁也表示，突如其来的这件事彻底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更让她无心学习、寝食难安。双方当事人均向记者表示，他们希望尽快查清此时，还原真相，还大家各自平静的生活。
13日，网友@磊磊0324发布了三段视频，视频中两位女性称自己是目击者，证明骑车女生曾亲口承认自己撞了人。磊磊0324还上传了一段事发附近路段的监控视频，该视频距事发地有点远，且视频清晰度不高。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老人行走在非机动车道，小袁几分钟后出现，且两人是逆行的。随后网友@磊磊0324在微博中称，“小袁头戴耳机，如果说她是在距离老人五六米的地方听到老人喊她，那老人的声音也太大了吧！此外，老人和小袁同向行驶，老太太难道背后长着眼睛，一直观察大学生，等到大学生过来时自己摔倒吗？”
15日晚，@人民日报发布消息：有三人自称目击者，愿意实名作证，小袁曾道歉，并承认撞人。此消息发出后，再一次引来了网友们的热议，“撞了”还是“没撞”网友们争论不休。21日，淮南警方消息称，经多方调查取证，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女大学生骑自行车经过老人时相互有接触，女大学生承担主要责任，老人承担次要责任。对于警方认定的结果，袁大宸表示，已于24日申请复核。
事件反转，各方的反应
随着事情的不断逆转，舆论又将谴责的矛头指向了小袁。在警方通报两天后，袁大宸更新微博，连发五问质疑警方的“多方取证”：“我做错了吗？”
@袁大宸在长微博中称，“扶起摔倒的老人，我做错了吗？当周围人问我怎么回事时，我没推卸责任，说不清楚，我做错了吗？当老人认定我是肇事者时，我选择报警，我做错了吗？当监控出现死角，发微博寻找证人，我做错了吗？有人作证我没撞人，我打消了对自己的怀疑，我做错了吗？现在我只能被动的在签收栏填上自己的名字，一时间，我成了大家口中的骗子和坏学生。”
老太的家人收到交警田家庵二大队下达的《道路交通认定书》，认定此事属于一起交通事故。老太太的儿媳说：“女大学生还没有向我们道歉，承受了这么久社会舆论的谴责，现在至少该给我们一个道歉吧！”“对于警方调查认定的结果，我们很愿意接受，虽然我们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至少说明我们不是碰瓷，也没有讹人，也算是给我们正了名。”老人的女儿说。
对于小袁提出申请复核的事，老人一家表示，相信警方的鉴定结果。被撞老人的儿媳徐女士告诉记者，“事发地点距离我家有几百米，所以闻讯后，我最先赶到现场，赶到现场后，女大学生亲口对我承认是她撞了人，并向我道了歉。当时，还有一些送孩子上学和买菜的过路人，也都听到了这句话。”
袁大宸已经申请了复核，至于她的申请复核能否通过，有待于进一步的了解。就目前警方调查取证的结果来看，袁大宸要为此时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事件还在进一步的发酵，舆论也并没有随着警方发布的结果而停止。

杜锦瑞

自由之所以为自由，就因为选择无处不在
文/高尔慧
    自由是什么？我想每个人都无法很准确的回答这个问题。有人做过一个比方，自由就像空气一样，平时感觉不到，一旦被剥夺，就会有强烈的窒息感。也正是曾经体验过如此感觉，美国人才会更加珍惜自由吧。
忧虑的含义
“不自由，毋宁死。”
帕特里克在1775年3月23日发表的一篇对于英国政府残酷殖民统檄文中的经典名句，也是美国人民一直保持向往的精神。美国，从英国殖民期间的压榨与残忍让这个国家更加明白了自由对它们而言的不一样的意义。从向往自由的独立战争开始这个年轻的国家似乎就开始了它艰难的开始。建国者担心的问题是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大会威胁平民的自由。所以，不但没有迟迟没有建立联邦政府而且建立了最大限度保证公民自由的宪法。而对于自由的这种忧虑就成了建国者心里的那颗不定时炸弹。自由成为贯穿本书的主线连接着许许多多跟自由有关的方方面面。
    言论自由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书中提到的美国言论自由意味着可以任意的表达思想不管是真理还是谬误。然而这让我不得不联想到中国的言论自由，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因为谁也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所以就在大家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不断地去证明真理。这可能就是中国人认为的自由。而美国人的言论自由更需要的是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想法。
    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的存在。
选择的困扰
    美国人民为了自由，同英国政府断然决裂，声称“没有投票权就征税就是暴政”自由在美国人的心中像一颗根须繁密的大树根深蒂固的长在肥沃的土地里那样稳固、不可动摇。自由并不是在一条道路的尽头等待我们的花园，自由只能是这条道路本身。因此，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永远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书中在介绍美国公民拥有武器和组织民兵的权利时，作者提到在华盛顿举行的这样一个活动：有人号召枪下丧生者的亲属把死者的一双鞋拿出来，放在一个广场上。结果广场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它们承载着一个个突然中止的生命，也承载着亲人的无限悲痛。这是美国人为持枪自由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思考这个代价是否值得。不过到目前为止就我们得到的结果是肯定。
    美国人的骨子里就有着那股执着的追求自由，即使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他们选择追求自由的同时已经做好了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准备。这是让我真正震撼的。自由对于他们而言的意义--是即使知道选择的背后注定是要付出代价却丝毫的不犹豫。
书中占用篇幅最多的是曾经轰动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辛普森杀妻案。以此案的审理过程为线索，作者介绍了美国的司法制度。美国的法律是尽最大可能保护被告的，宁可放过一万，不可错判一个。这样就有很多被害者的正义得不到伸张，很多嫌疑犯由于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包括很有可能杀了人的辛普森。这让很多善良的民众十分痛苦。在“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判一个”还是“宁可错判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和枪支问题一样是个两难选择。美国人选择前者，是因为他们不愿看到无辜者被剥夺自由，尤其是无辜的平民被强大的政府迫害。
另外，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也很有特色。我一开始也像林达一样，对于美国人让一帮“乌合之众”掌管生杀大权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仔细一想，法律本来就不该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是和每一个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即使是专业人士来判案，结果也应该被老百姓普遍理解和接受，不然，法律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不过我觉得对陪审员来说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要纯粹根据证据来判案，不能掺杂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一个拥有感情、思想的高级动物恐怕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吧。
选择的背后
自由之所以为自由，就因为选择无处不在。选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选择的背后。书中关于私有财产有这样一个故事--家就是一个城堡。这是以一个日本留学生在夜间进入一个私人领地发生误会被打死的事情。对于同是私有制国家的日本和美国按常理来说应该是处理的基本一致的。然而两个国家却有着不同的判定结果。他们对“私人住宅不是侵犯”的理解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根据在美国土地上生活的美国人，他们是非常强调保护个人隐私、私有财产和私人领地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就算是发生误会也只会因为留学生闯入私人领地而不会因为是误会就袖手旁观的在美国闯入私人领地是有权开枪的。书中也以作者的朋友琳娜听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抄家说出：“我开枪打死他们”的例子再一次说明美国宪法修正案绝非一纸空文它是由整个司法在保护，有无数判例在支撑的。而在后来发生的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年轻寡妇为保护自己和孩子开枪打死了入侵者以及后来作者居住城市的老太太在自己家中开枪打死偷入她家的年轻人而都被宣告无罪的时候，也正是用事实向我们说明了美国人对私有财产的重视。
    然而好像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种保护似乎也有些太不尽人情，但就美国人来讲私人财产更像是追求自由追求人权的另一种表现。流血的代价也不能阻碍他们选择自由的脚步，所以对他们而言选择的背后的产物也绝不会轻易姑息。这样看来，倒是好像少了所谓的人情味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得到的同时也意味着即将失去。而在不在乎失去就要看你的得到是否值得这些失去了。而在美国人选择自由的同时也是在失去以及付出了一些可能让他们心痛不已的东西。然而在选择自由的道路上很显然美国人认为这些都是值得的。
    选择本身是让人们觉得非常痛苦的事情之一。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人们不想失去。但如若答案清楚明了即使失去了也无所畏惧那么这种选择一定是不会有任何动摇的了。美国人对自由的追求就正是出自这种态度。艰难的选择的背后是对自由的不舍追求和无比向往。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在选择的背后原则的坚守了。               

杜锦瑞

万象：

杜锦瑞

冰冻生命：期待死亡之后的世界
文/宋西
“妈妈，我们未来见。”
5月30日下午，张思瑶在朋友圈里写上这么一句话。她是中国首例冷冻遗体者杜虹的女儿。自去年十月以来，杜虹一直饱受胰腺癌的折磨。在女儿的支持下，她做出了令所有人都吃惊的“后事”安排——冷冻遗体。科学家预测，通过冷冻头部、身体再造的方式，杜虹的遗体可能在50年后复活。如今，她的遗体头部已经被冷冻在美国洛杉矶的Alcor总部。
科学复活生命？
杜虹去世后，来自美国的两位外科医生在第一时间向其体内注射抗凝剂、抗菌药物、抗血栓药物，以防止血液凝固，并用特制设备按压心脏，保证血液继续循环。
杜虹遗体在完成“保鲜”之后一个小时，进入灌流环节，这个环节超过四个小时。在这个环节中，必须保持遗体处于低温状态。据Alcor负责人Ben Best在网站上介绍，当病人体温在10℃以下时，就可以注入防冻液替换人体细胞外液，因为此时人体新陈代谢较慢，不需要消耗太多的氧气，而当温度更低时，血液将难以流动而阻碍血液循环。
由于人体细胞中含有大量水分，冷冻后的冰晶很有可能刺破细胞。所以冰冻技术要求将体内液体替换成冰点更低、不容易结晶的保护液，达到脱水的效果。
之后，杜虹的遗体在0摄氏度的环境下被运往美国，她的遗体头部被分离并保存在-196℃的液氮环境特殊容器中。工作人员将为杜虹的遗体头部按期添加液氧，使杜虹头部长期保存。
Alcor在说明书中表示，他们不能保证50年后一定能实现复活，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期待。Best在网站上也没有提及如何升温解冻的问题。
神经外科专家、北京空军总医院副院长顾建文认为：低温冷冻状态下的头部，复苏时会发生膨胀，膨胀后使得表面已经非常脆弱，复苏的时候就会内部结构破碎。对于这个问题，Alcor希望借助于纳米技术来解决。
在冷冻之前，遗体可能受到的最大伤害在于置换防冻液环节对于血管的伤害。所以，Best称血液置换的过程必须在18个小时之内完成。有人称冷冻时的迅速降温所产生的温差可能导致大脑的裂纹，Best回应道迅速降温是为了使冷冻液不经过结晶的过程，直接形成玻璃形态的固体。
对于用户所提出的潜在意外，Alcor回应道：基金会的贮存地点建在远离地震带又远离大海的内陆地区，最大程度地避免出现事故，甚至是恐怖袭击、战争等。低温贮藏时遇到停电的情况，他们的答复是液氮蒸发维持低温时，并不需要时刻保持供电状态。
《三体》作者刘慈欣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我不是生物学家或者医学家，但是以我的知识，我认为，这个冷冻手术未来能将人‘复活’，存在着巨大的技术障碍。但是不管怎样，我对杜虹女士敢于这样选择，我是充满敬意的。”同时，刘慈欣提醒其他绝症患者不要盲从，要明白‘复活’的风险性。”
美国堪萨斯大学医学中心李本义博士表示：目前美国医学界和民众对冷冻复活技术的关注甚少，因为没有价值。

宗教给予生死的答案
科学的发展诠释了另一种生死，给生死问题注入了另一股想象的活力。而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时代，宗教是解释生死问题的绝对权威。在今天，宗教对生死的解释权也依然处于不可撼动的地位。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就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强调长生不老，幻化成仙。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将佛教的无生无死说混合，更有甚者将长生说抛弃，彻底接受佛教的无生无死说。宋元明清时期，道教由肉体不死变为追求精神不死。明朝嘉靖皇帝崇山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在他在位的45年间，有20年不理朝政，到处搜罗方士、秘术，希望能修炼成仙。
在东方文化里极有影响力的佛教认为：人死后进入六道轮回，根据此人的“业”（行为、意志等身心活动），或者转生为人，或者转生为畜类，或者进入地狱。佛教基本理论四谛的第一谛是苦谛，指人生皆苦。于是他们用一种超然的态度来看待人生，正如六祖慧能所做的著名的禅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耶鲁大学教授在他的公开课《死亡》里谈到：我们认为失去生命是件坏事，但只有你认为它很可怕的时候，才是件坏事。死亡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剥夺了我们本来应该有的东西。而从佛家的角度来看，死亡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而在西方，基督教认为人死后灵魂存在，等待上帝的末日审判。《圣经》《诗篇》103:4里写道：“上帝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基督教从来不避讳死亡的话题，正如《希伯来书》中写道：“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

个人对生死的思考
在宗教之外，个人对生死的思考也有着不同的个体差异。
波兰著名画家、摄影师济斯瓦夫•贝克辛斯基的所有作品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作品编号：死后的世界。他的绘画作品描述了一种末世的恐惧与黑暗，他油画的主题主要描绘了地狱。
德国古典浪漫派诗歌先驱荷尔德林认为，人要实现永生可以依靠另一种形式，即让自己的作品替代自己活下去。他在《致命运三女神》中写道：“……深藏在我心中的诗歌得以完成/那么/冥府的沉寂/欢迎你来吧……如果有一天让我像神一样活着/我就别无他求。”
Shelly  Kagan认为荷尔德林之所以期待他所认为的最好的生活，是因为他的诗作产生的持久影响。当他们完成有极具影响力的工作时，他们可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永生。他们靠他们的作品活着，这样的永生或许能给人一种心理安慰。但是也有人把这种行为成为“准永生”或者“伪永生”。美国电影导演、喜剧演员伍迪•艾伦就曾说过：“我不想通过我的作品活着，我想通过不死活着。”
叔本华认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会让人感到安慰。例如男性的某些基因会通过生育一直传承下去。这是另外一种“准永生”。叔本华说道：“看似不起眼的尘土、灰尘，溶于水就会结晶，它将像金属般闪耀，发射出电子火花，它会自己选择成为植物或者动物，在它神秘的子宫中，孕育出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