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照片背后无处安放的媒体责任
文/李旭
9月2日,一张被称为“最让人揪心的照片”传遍了整个欧洲。照片的主人公是叙利亚的3岁男童艾兰•库尔迪,在与亲人从战乱的叙利亚偷渡欧洲的过程中不幸溺亡,他的遗体被海水冲刷上海滩。而更为不幸的是,艾兰的母亲和哥哥也在这场偷渡中死亡,只有父亲侥幸存活。
在德米尔拍摄完艾兰后,更多的灾难报道纷纷涌入媒体平台,无论是照片上还是文字上都大量运用了难民的逃难形象,直观地传达逃亡难民的艰苦与辛酸,一张张痛苦扭曲的脸展现在大众面前。
该不该将这些照片公之于众?
艾兰的死亡照片很快占领了欧洲舆论场:大众对艾兰的痛惜、欧盟对难民问题也投下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也有专业人士提出了对这张照片的新闻伦理问题的质疑:该不该拍摄这种照片?是不是消费了难民们的苦难?是不是利用了受众的同情?是不是客观的媒体披上了煽情的外衣?
1993年新闻界也曾因为一张令人揪心的照片引发了争议。摄影师凯文•卡特拍下了《饥饿的苏丹》,照片中一个苏丹女孩饿得跪倒在地,而身后有只兀鹰正在虎视眈眈等待捕食女孩。这张照片使得摄影师获得了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实际上也使得各国对待饥荒难民的态度,拯救了更多濒临饿死的人的性命。但这张照片因直面人性的罪恶,他的作品招致议论:“只想着获奖,多么自私!”,最后凯文不堪舆论压力而自杀。
而这次面对非议,拍下艾兰的摄影师德米尔对CNN 表示,拍下这一幕是作为摄影师的本能,工作职责不能允许她犹豫:“我很庆幸这终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我希望我的照片能改变大家对欧洲移民的看法,希望再也没有人死在逃离战火的路上。如果这张照片能让欧洲改变它对难民的态度,那刊登出来就是正确的做法。”此言一出,《华尔街日报》等报刊纷纷刊文对德米尔表示支持。
而对将大众视点引向难民问题的媒体,荷兰在线特约专栏曾如此批道:所有的人道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站在抽象的第一人称“我们”的位置上发言。当问题涉及到观看他人痛苦时,任何“我们”也不应该视为理所当然。事实上,那些大肆挥霍同情的泪水的媒体恰恰是往日以民族主义的敌意反对接纳难民的媒体。
针对拍摄下叙利亚小难民的照片的行为是否恰当,新闻摄影师傅拥军则表示:“这幅新闻照片不存在新闻伦理问题,而难民照片大量在媒体出现,是一些人借此炒作吧。”
《济宁晚报》评论员宋延坤同样也认为这些难民照片并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渲染新闻效果的最佳途径,而最后的实际影响就是判断是否应该将照片公之于众的标准。”
“从震撼效果和实际影响这个角度来讲,这张新闻照片是成功的,但是欧洲接待难民无疑是给自己的国家增添了负担,从国家利益出发,媒体是否应该大肆报道难民而逼自己的国家当个好心的‘施舍家’是更应该讨论的问题。”宋延坤说道。
人道主义呼声高涨背后的危机
大多数中国网友纷纷表达了对小艾兰的同情与痛惜之情,名为@鉴湖风的网友表示:“呼吁欧洲能像自己宣称的那样坚持人道主义和人权价值观。”当然,国际上呼吁欧洲国家接待难民的声音也高涨起来。
而从实际意义上看,难民照片的确让欧盟行动起来了:欧洲对待难民的态度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欧盟正在推动各国接纳难民,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欧洲各国应该共同成立一个强制机制,让各国分担难民责任。德国预计到今年年底将会接收超过80万难民。英国也公开发表了电视讲话,表示将进一步接受叙利亚难民,再拿出数千万英镑的人道主义援助金。至此,英国的人道主义援助金额已经达到9.2亿英镑,成为欧洲第一。
可事实上,欧洲难民危机已经使得主要难民接收国不堪重负,希腊和意大利表示接待和此服务设施远远不能满足迅速增多的难民的需要。而近几年向欧洲申请庇护的数量在迅速增长。
面对不断涌来的难民潮,欧洲应对失措,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给出的评价是“失败”。眼下的欧洲,不仅引以为傲的人道主义和价值观已被难民危机冲得七零八落,而且实际处置上亦不断面临新的挫折,难民问题正在给欧洲制造新的撕裂、对立。
相比之下,由于远隔重洋不受难民潮干扰,负有更大历史责任的美国却当起了“甩手掌柜”,悄无踪影。据联合国数字,美国只接纳了约1500名叙利亚难民。
“伦理也是相对的,难民虽然值得同情,但是,有很大一部分难民并不具备‘难民’的属性,很多人并不是因为战争、政治等原因离开母国的,他们投奔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就是看中了欧洲国家的的福利待遇和保障低收入群体上的投入足够大。人道主义使用的对象是特定的,如果提倡一味接纳难民的呼声占很大的优势,那么也是欠考虑的。”网友@杀破狼表示:“真正的难民仍然在战争地受苦,因为要偷渡还需要花钱,他们根本没有资本投奔欧洲,而那些赶着难民船而来的‘难民们’,并不一定值得同情,而有证据指明,小艾兰的父亲就是偷渡船上的蛇头。”
危机浪潮中媒体责任何去何从
在难民危机中,媒体责任显得尤为重要。
《纽约时报》发文告知大众全球媒体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报道了小男孩不幸身亡的事件,随后,大家愤怒的焦点一下子对准了那些消极救援的国家。
“欧洲如今大肆同情欧洲难民的媒体们,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媒体发出反对难民的声音非常正确,难民的进入,必将在客观程度上消减接收国民众的福利,影响到本国人的利益,媒体反对难民,恰恰就是维护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体现。本来欧洲国家现在是自顾不暇,那些一心忽悠民众和国家接收难民的媒体,我只能说他们是别有用心。”宋延坤如此评价:“在新闻相对自由的西方国家,同样倡导着新闻的社会责任。难民的悲惨处境的确值得引起大众的同情,但是一味的煽情将会使得大众只接收了感官上的触动,而对事情背后深层的原因缺乏理性的认识。而缺乏理性的思考会使得大众的思考方向发生偏差,媒体的作用不容小觑。”
在中国对东莞扫黄运动中,有些媒体进行了舆论反弹:他们反而去同情那些涉黄的人员,把本来是该收到谴责的人拿出来演绎了一段凄惨的故事,使得大众对涉黄人员产生了同情,而在脑海中弱化了他们违背法律的事实。钟新文曾在《人民日报》中谈到:“面对观点百舸争流、表达千帆竞发,媒体更应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做法律底线的守护者、主流价值的弘扬者、社会共识的缔结者,传播事实真相,而不是夸张炒作。”
新闻学理论中的社会责任论列举了现代社会对于大众传媒的五项具体要求中提出:对事情做真实、正确而完整的报道并赋予其意义,不但对事实报道,真理背景也是很重要的。
纽约资深摄影师Mary panzer表示:“一味的使用“震撼”照片,只会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悲伤情绪,而让我们丧失了思辨的能力。”
宋延坤评论员认为,媒体最需要的是理性,“就如同这次的难民照片引发的呼吁人道主义潮流,同情过后我们该如何看待难民危机问题?难民危机的根源在哪?到底应该谁来为难民的流离失所买单?而不是让群众沉浸在被煽情后的同情情绪里久久无法回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