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面临重新洗牌 应如何谋出路？

殷玉鑫

　　中国重点大学的产生逻辑正在悄然改变：正在由“分封逻辑”转向“竞争逻辑”。大学面临重新洗牌，对大学来说，应做好自我规划，找到通往卓越之路，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千年历史看百年
　　我们知道，世界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从1088年到现在将近有一千年历史。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公认为是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到现在大概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要从全球千年的大学史来关照中国大学百年的发展和变革。西方年鉴学派（法国史学流派）有一个观点，要想把现在的问题分析清楚，就要从长时段的历史来审视这个问题。
　　首先来看最近五百年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现象。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的一位学者和中国的一位学者几乎同时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最近五百年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是周期性转移的。衡量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标准是，一个国家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在同时代的占比超过25%。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第一个科学活动中心是意大利，时间大概是16世纪到17世纪，然后依次转移到英国、法国、德国，大概在上个世纪20年代转移到美国，现在美国依然是世界科学活动的中心。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五次转移：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至今)。每一个国家的科学兴盛期为80年左右(浅盏光朝，1962；赵红洲，1971)。
　　第二个现象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也呈现出周期性转移的规律。以色列学者本·代维(音)在其《学术中心的转移》一书中写道:“寻求先进知识的研究者和学生，是跟着成为‘中心’的国家的大学转移的。他们学成归国以后，还将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大学理想化，并以之为模板来设计革新落后的本国大学。”学术中心的转移与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都是从英国到法国，再到德国，最终到美国。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先成为学术(高等教育)中心，然后才成为科学活动中心，一个国家先失去了学术中心的地位，然后才失去了科学中心的定位。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学术中心，就看这个国家能不能吸引全球一流的学者到该国的大学工作，能不能吸引优秀的留学生到该国的大学来留学，这是学术中心的标志。
　　大概在2006年前后，中国在校大学生规模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高等教育体，这说明中国已经是高等教育大国。但中国不是高等教育强国，由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应该是中国的战略选择。应该说，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按照《泰晤士报》的统计，在15年前，中国大学很少有专业排在世界前100位，但是，在2014年中国有100多个专业位列世界百强，其数量仅次于美国。可见，中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强国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世界两大高教体系的竞争和融合
　　世界高等教育分为两大体系，一为欧洲大陆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一为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欧洲大陆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高等教育属于国家体制。也就是说，高等院校受到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严格控制。 在欧洲大陆的高等教育体系里，哪所大学是卓越大学，是由政府指定的。
　　第二个特点：政治系统与学术系统不分。在这些国家，公办大学实际上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公办大学的教师往往具有公务员的身份，国家对大学进行具体的监管管理，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政府可以绕开学校，直接任命讲座教授。在这种体系里，大学校长没有什么权力，基本上被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架空了。
　　第三个特点：实行教育国家主义政策。大学被视为致力于国家福利事业的单位。大学的办学定位是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崇尚的是专业教育与精英教育的结合。
　　这种体系代表性的国家就是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像意大利、瑞典、法国、德国、俄罗斯，由于中国曾经全面学苏，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具有浓厚的欧洲大陆体系色彩。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有一个观点，她认为，所谓欧洲大陆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实际上源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科举制度就是学术系统和政治系统合二为一，也就是读书人一旦通过科举之后，立即可以当官。这种制度在17世纪传入欧洲，欧洲人认为十分先进，进而学习模仿。正因为如此，中国接受这种模式可谓轻车熟路。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即英语国家的大学体系北美高等教育体系，它有如下特点。
　　第一个特点：与欧洲大陆的国家体制不同，它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松散的，没有统一的目标。他们认为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是非政府型、非控制型，所有高等院校受市场体制所驱动。因此他们的卓越大学不是由政府指定，而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哪些学校采取了正确战略，走对了路，就成为卓越大学，没有走对路的大学可能就死掉了。
　　第二个特点：它的政治系统和学术是分离的，大学一般具有法人地位。他们普遍认同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价值观，这种信念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政府都不好意思向大学提要求，认为如果向大学提太多的要求，就有干预学术自由的嫌疑，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他们认为教育不是为了训练人力资源，而应该是培养人，教育应该指向人的精神和灵魂。这种体系崇尚为教育而教育，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代表性国家有英国、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起源于15世纪英国的牛津大学。牛津大学大概在15世纪左右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两种制度，一种是住宿学院制度，一种是导师制度。
　　世界两大高等教育体系在很长的时间内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任何一方都希望取得优势地位，但到目前为止，似乎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以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为例，前100位的大学，大概90%属于盎格鲁-北美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大陆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在转型，实际上在向盎格鲁-北美体系学习，比如大学应该自主，应该实行大学法人化改革。例如2004年日本就进行了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
　　中国大学具有浓厚的欧洲大陆体系的色彩，我们改革的基标究竟在北美还是欧洲？许美德曾经写了一本书，这是一本美国畅销书，叫作《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他说，中国最早的大学是模仿日本东京大学的，而日本的东京大学是学习法国和德国大学，应该说属于欧洲大陆体系，但是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接受了美国模式，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又接受了苏联模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开始学习美国，而且现在学美国学得特别厉害。但是前两年教育部又提出部分地方本科院校要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所以一百多年来中国时而学习欧洲大陆体系，时而学习北美体系，没有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们改革的基标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从“指定”到“竞争”
　　我们首先来看中国重点大学的历史清单。大概是1954年，中央政府开始指定部分大学为重点大学，这是受到欧洲大陆传统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中央政府最早指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北大、清华、北京农业大学（后来为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北京医学院（后来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哈尔滨工业大学六所学校为全国重点，自此拉开了中国重点大学建设的序幕。到1963年，有63所大学被指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有好处大家都抢着要，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激励着更多的大学想跻身重点大学的行列，到1978年中国有了88所全国重点大学。重点太多，实际上等于没有重点。从1986到1995年这十年期间，中国政府确立了重点建设15所大学的战略。1993年开始启动“211工程”，从1995年第一批“211工程”大学入选，到现在有112所大学成为“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1999年我们再次启动新的重点大学建设项目，这就是著名的“985工程”，中国先后有39所大学进入了这个顶级的重点大学行列。
　　由此可见，在60年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先后有100多所大学被指定为全国重点大学，被指定的重点大学包括山西农大、江西农大等省属大学，这些学校的实力实际上已经有所衰落。中国的“985工程”，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受中国的刺激，德国、俄罗斯、韩国和日本也分别启动了类似的重点建设工程。美国实际上也受到中国“985工程”的影响。北美一流大学的招生官的手上都有一份中国“985”大学的名单，作为优先录取中国留学生的重要参考。
　　正因为“985工程”对世界高等教育界的影响很大，因此也有一些国外的学者来华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到北京来调研中国的“985”大学是如何选出来的，得到的答复是“没有标准”。正是因为它没有标准，至少没有能拿到台面上来说的标准，所以遭到猛烈的抨击。前不久去世的华中科技大学的老校长朱九思曾经给温家宝总理写信，信中提到，大学是“办”出来的，不是“封”出来的。我们知道欧洲大陆的大学都是“封”出来的，不是“办”出来的，而美国的一流大学是“办”出来的。在这种背景下，这种不公平的政策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年，很多的学者、管理者都纷纷批评“985工程”，希望取消它。所以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趋势是淡化“985”工程。
　　据说，国家将以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取代现在的“985工程”，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启动的标志就是“2011计划”（协同创新计划），大家知道“2011计划”跟“985工程”的逻辑是不一样的，“2011计划”是让大学先做出来，再来申报。所以第一批“2011计划”的14所学校中就有河南农业大学，它既不是“211工程”大学也不是“985工程”大学，但是它进入了“2011计划”，这就说明我国国家重点大学的产生逻辑已经在悄然改变，已经开始由“分封逻辑”转向“竞争逻辑”。高校面临重新洗牌，对大学来说，就是要做好自我规划，找到通往卓越之路，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大学要好好掌握这个历史机会，规划自己的未来。
　　本文节选、整理自周光礼教授讲座《通往卓越之路——中国大学的战略与规划》。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改革与发展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秘书长。

来源：搜狐教育

http://learning.sohu.com/20150906/n42050199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