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级肖淑娟新闻日志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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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级肖淑娟新闻日志专区

肖淑娟

                                        神坛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不可不直视的里程碑，鲁迅一直是我们在回顾民国至今的历史时无法回避的一个人。同任何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一样，有人爱他有人恨他，有人拥戴他亦有人唾弃他。今天去蹭了一节现代文学鉴赏课，意料之外的，也引发了我对于鲁迅的思考。

众所周知，鲁迅是以一名战士的形象出现在国民面前的，他以笔为枪，直击走狗和国民内心的麻木与愚昧，以思想之光指引出一个方向。多年来，作为人们口中称颂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地位一直是光芒万丈不可侵犯的，而到了如今，在国民们的思想越来越开放的今天，这位曾被政府和人民都无限推崇以致踏上神坛的“神人”，似乎正在被一步步赶下神坛。

我不是学者专家,因此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鲁迅的文章是否精辟，是否是能够唤醒国民内心的号角或是拯救所谓黑暗社会的良药，我只能够以一名普通读者的身份，以我有限的人生经历，凭借兴趣去读一读那些曾被奉为经典而现在又备受“是否删改教科书中的鲁迅文章”的争议的文章们。我的读后感没有长篇大论，只是觉得他的文章吸引我去读，向我展现了当时社会一角的现象。

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教科书一直是个不单纯的话题，它不仅仅关联着教育，更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由它代替统治阶级向国民灌输一系列“有助于安定团结”的思想，这样的教育灌输，自然要从娃娃抓起。由此看来，当年的日本对中国被占领地区的奴化教育还真是有先见之明。而近年来在日本、香港、台湾等地频频爆出的有关教科书修改的新闻着实令人瞩目,足见教科书在统治链条中的重要性。从小到大，在我们的教科书上，登的都是专家学者们精挑细选的名家名作，向祖国的花朵们展现的大都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见长安花”的温暖惬意繁荣的景象，如果要说最“阴暗”的作者，也许当属鲁迅了吧。他笔下的人物可算是“素颜登场”的，就算是给自己亲手创造的这些人物擦了粉画了眉，“孩子们”可能也没指望这“亲爹”把自己往好看了拾掇。吐血的绝症病人、刑场上的围观者、孤坟旁的眼泪、精神胜利法的挫败……他以这些面带灰暗的小人物的生活为元素，为人们描绘出从前社会中令人心痛的一面。无形之中，我们把书中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对比了，于是我们觉得现在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比以往进步和文明了许多许多步的社会中。于是，社会安定了，人们心中的不满平复了，我们常常在现在与过去的对比之中寻求到一丝莫名其妙的安慰，然后，继续我们的生活。

那么，曾带给我们无限宽慰的大师，如今又为何遭遇可能被群众“抛弃”的命运呢？是我们已经幸福到不需要通过与前人的对比来证明自己的超越，还是我们的心理已经坚挺到如传说中的人民币一样了？说幸福，不只是飞涨的物价和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在叫嚣，就连专家都不同意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才刚完成了62%，GDP等各种P还没达到完全理想的状态，媒体也报道了人民关于不幸福的说法：“排队买票，接受你采访，然后被插队了。”说心理的坚挺，近年爆出的自杀的低龄化现象和频繁的社会治安事件似乎在说明我们仍然是脆弱而需要保护的。既然如此，大师为何好像不再为人的精神所需要了?也许不是读者想还是不想的问题,面对那个供奉着无数大师的神坛,普通大众们能做的也只是仰望而已。而那座众人仰望的神坛并不是大众建造的，是统治阶级。

我不知道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但我明白人性中必定有一种自私的为我的基因，把这种基因从个人放大到阶级应该也同样存在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将某人某事推向金碧辉煌的神坛，同样为了维护自身以往所维护起来的统治秩序，神坛的建造者们把亲自请来的大师名家们赶走了，因为他们存在的意义已经从维护统治变为了影响统治。

一直在争论鲁迅是否应该从教科书中消失的人们，当他们还讨论得热火朝天如火如荼时，建造神坛的人们也许已经在寻觅着下一个可以暂时坐上神坛的最佳人选了。

神坛并不神，它的背后是人，踏上神坛和走下神坛都只能由掌握它的人来决定；它又必须带着神秘的色彩，如此，才能引得万千人为它聚焦，引来万千声音为它争论声讨。

不论鲁迅最终是否被赶下神坛，神坛都将始终存在，稳坐江山。

肖淑娟

我究竟能给父母什么

晚上回到宿舍，想到自从假期返校后还没给家里打过电话，想家的情绪突然就出来了，于是决定打个电话。

电话是打给爸爸的。上次十一假期回到家，有一天我正在准备出门和同学聚会，爸爸突然问我：“你怎么总给你妈打电话不给我打啊？”我愣了一瞬，解释说害怕打电话时他在开车。然后就看见爸爸脸上似乎有一种释然的表情，他用带着一半高兴一半理解的口气说：“我想应该也是因为这个。”听到爸爸这样的问话，我心里五味陈杂。以前他总说孩子总要长大去看看外面的社会是怎样的，可原来他也在牵挂着在外的我，也希望有一天能接到我的电话，说说学习和生活。

电话通了，爸爸的声音听起来像刚醒。“女子？啥子事，爸爸在睡觉。”原来一会儿爸爸又有事要去成都了。我一看时间，快要十点了。不想打扰爸爸，我让妈妈来接电话。

电话里说的话其实没什么特别，无非是让我远程地撒撒娇，把在外的辛酸和不适抱怨给妈妈听，妈妈在电话那头只是笑，然后叮嘱我晚上早点睡。我想着爸爸，让妈妈一定监督他让他别抽烟了。最后因为手机快没电了才挂了电话。

其实想想，做父母真的没什么可得的。他们刚20出头就结婚生下了我，两人都还是刚进社会不久的年轻人，就让我加入了他们的人生。从那一年起，他们的人生不再仅仅是自己的，我的每一桶奶粉，每一件衣服，每一次玩乐，都要从他们的工资里分一杯羹；双人床中间多了一个我，他们连觉也睡不安稳了;害怕我学坏，担心我的安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他们的人生最大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变化的原因，都是他们的身份又多了一重：父母。从为人子女到为人父母，转变的绝不只是多了一个称谓那么简单。在他们的庇护下，我安安稳稳度过了十几年，而扪心自问，我又能带给他们什么呢？尽管我知道，为人父母的从来就不求任何回报。

爸爸妈妈老了，真的老了。斑斑白发和点点皱纹都在提醒着我这个事实。我明白我大概是不能和他们一起度过一生的，所以才更觉得时光很难珍惜。在外求学的我，除了打打电话，偶尔视频，还能做什么更多的呢？有位老师说，上了大学，我们只会离我们的家越来越远，不可能比以前更近了。这话让我很心痛，也很不服。既然在生死面前，我们常常可以抛却名利虚无，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抓住那很难得的一份实实在在的牵挂呢？不论走多远，我都会想要回到生我养我教我的人身边。也许这是我唯一能带给他们的一点宽慰了吧——到他们身边去。

肖淑娟

当公务员变成“史上最苦金饭碗”

在中国，“官本位”思想由来已久，士农工商的等级排位在今天虽然明面上已不成立，但多年来的公务员考试热潮未见消退迹象，清闲、体面、保障被视为公务员工作的标签，“国考”所受的关注和追捧年年高涨。但当这种“一杯清茶一包烟，一份报纸坐半天”的“金饭碗”工作需要常年出差、晚上值班、节假日加班等额外工作时，很多原本打算报考2013年公务员考试的考生叫苦称其为“史上最苦金饭碗”。

很多人对于公务员这一职务的定位是偏离本意的。我们一直宣称的“为人民服务”的人即是公务员，而社会中大多数人报考却只是将其作为升官发财掌权的一块跳板，也有人只是为了过上稳定清闲的悠闲日子，有事上班，没事儿走人。喝喝茶，打打牌，上上网，办公室里空调吹着，电脑开着，有人来办事还得求着，现实中的多数人活生生把公仆做成了大爷。带着这样的期望和憧憬，却面对着备注上的那些苦差事，现实和理想的落差也许着实让人心酸和茫然吧。可是，看看社会上从事其他职业的其他人，哪一个不是辛辛苦苦用付出换收获？就算是风光无限的明星，也还不是必须时刻马不停蹄赶来赶去不歇脚？凭什么公务员就不能做那些诸如加班、出差、值班之类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做的额外工作呢？“史上最苦金饭碗”的抱怨是不是显得太矫情了？

这种矫情的产生绝对不是偶然。以往多年来公务员们给人们的印象即是轻松稳定自由，而人们追求的也不过如此吧。在为自己的子女相亲时，听到对方是公务员，父母们对对方的印象分便蹭蹭上涨。社会的风气和舆论的导向作用十分明显，这样一个“铁饭碗”，谁不想拥有？但想一想，在我们的理想还单纯不被污染时，我们的人生字典里怕是还没有“公务员”这种事物吧。可如今，不要说为了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就连为了施展才能和抱负而报考公务员的人也是屈指可数了。社会的可悲由此可见一斑。

公务员变成“史上最苦金饭碗”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件好事。让那些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的人明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绝对是颠仆不变的真理，这世界绝不可能有免费的午餐。当然更希望他们能够醒悟，真正做一个为自己和社会的自由和进步而工作的人，不要将后人带入对这一工作更大的误区。“生活要有态度，考公务员也要有态度，要是为了一个‘铁饭碗’，还是罢了吧。”

肖淑娟

在莫言获得诺奖后

莫言，一个曾经绝对没有如今这样高的知名度的名字，在一夜之间侵占了各大媒体头条，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最热谈资，因为他是新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样的定义中，不论哪一个字，在中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也许已经有好多年了吧，中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阅读热。莫言的作品在各大城市变得紧俏起来，人们争相一睹诺奖获得者的作品，急切地想要快速地汲取大量养分。可能在一部分人的心里，觉得没有读过别国的诺奖作品也就罢了，如果连自己国家的诺奖作品都没读过，那怎是一个惭愧了得！这样的心理，说白了就是面子思想。正如购买奢侈品，用其来暗示自己的身家一样，大多数跟风购买莫言作品的人，都是为了在别人谈论起最近的风云人物莫言时，能够貌似不经意地说一句：“莫言啊，我刚读了他的那本XXXX，我觉得他的作品其实bla bla bla……”以此显示自己的高端文学素养和不凡之见。这样的人的所作所为，和那些用编织袋装一口袋钱到香港排队买奢侈品的暴发户又有什么两样？

这样功利的变化还在扩展，在莫言获奖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也将因此改写。国内高校文学史教材第一主编朱栋霖称，明年年初，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都将出版 《现代文学史》的修订本，他会将莫言的介绍、评价立为专章。“在文学史教材中，目前只有曹禺、巴金、老舍和鲁迅是专章介绍，现在加入了莫言，他代表了我国现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到底是什么样的标准，使得莫言“代表了我国现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我不敢对莫言及其作品妄加评论，但那位第一主编又有何依据呢？莫言并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作家，他的作品也不是只有即将入选教材的那几部，为什么一得诺奖，教材主编们就来凑热闹了？早先他们干什么去了？再者，我们的课本中并不乏大家作品，可有多少人是在教材中得到大师们对我们的人生启迪的？按照披着素质教育的皮的应试教育的教学方法，莫言的作品非但不能给学生带来震撼和洗礼，还可能毁了那些获奖作品。

诺贝尔奖固然可以作为读者选择作品的标准之一，但文学是一门艺术，如果只以得奖与否来武断地给作品和作者下定义，对于作者是不公平的，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是一剂毒药。文学应该得到尊重，不应该充满对名利的欲望，迎合多数人和国际奖项口味而产生的文学，注定是失败的文学。

肖淑娟

丢脸请慎重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在中国人首次获奖后，马悦然与其妻子的抵华的确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在上海“心有灵犀—中国小诗的发展和特翁的俳句”的讲座现场，马悦然对记者表示觉得莫言是一个“很会讲故事，并且对文字的掌握能力非常出色”的作家，而且强调中国不乏优秀的作家：“有的还是超过世界水平”。

与这样的褒奖带来的自豪相比而令国人感到在世界面前蒙羞的是，马老在采访中还表示：“有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半年之前给我寄了很多画、古书，还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我都退回去了。后来发现，他开始给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小组主席写信了。”

这可真是把中国人的脸丢到世界面前了。我不知道这位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脸丢到大洋彼岸的官员是谁，也许我也不屑于去知道了，因为类似的行为在国内绝对不在少数。在这样一个“拼爹”的时代，“潜规则”早已经大行其道，为了当官掌权而去巴结贿赂的明里暗里数都数不过来，时间一长，人们似乎已经将这种风气看作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了，连孩子读个幼儿园父母也要求爹爹告奶奶，拿着攒了几年的工资想要把心肝宝贝分到一个“好班”。比起那些直接用money作为敲门砖的普通公民们，这位山东官员的档次显然高得多了。可档次再高也遮掩不了行贿的本质，结果是费尽心思，光没为祖国争了，脸倒是给祖国母亲丢大发了。

中国是否不乏优秀的作家，我没有资格判定，但作为国民，我为那些名画古书感到扼腕。谁知道那些珍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真的渴望那样的荣誉，为什么连自己手上的藏品都不知道要珍惜呢？这样的人，配吗？当然，也许那位官员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以藏品和奖金换奖，再以诺奖作为垫脚石进一步晋升。若是这样的逻辑，我倒表示深深的理解了，官场嘛，就该这样，不知那位文化官员是否认同我的谬论？

只是还是俗话说得好：“家丑不可外扬。”尽管我们绝不想和你被称作一家人，但看在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黄种人，您丢脸的时候还请慎重。

肖淑娟

由一道试题想到的

     

将1到10按“1，3，7，8；2，4，6；5，9；10”分成4组，请问是按什么方式分的？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个令人抓耳挠腮的问题,竟然是一道“幼升小”的题目。在对这样的题目表示“雷到了”的不可思议之后，我想知道的是，那些还没正式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孩子们，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又有多少孩子会答出“按声调分类”呢？

     且不说答案是否绝对唯一，光是这样的题目就已经令人咋舌。再看看多年来一直持续升温的“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等热潮，家长们为了孩子能上一个 “牛小”、“牛中”殚精竭虑鞍前马后，从半年一年前就开始为孩子攒下一笔丰厚的“择校费”，一切的一切只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再看每到开学报名时，交通各种拥堵，气氛各种火热，小学门口挤满带着孩子和一颗渴望踏进校门的家长。他们的手里拿着各种精心挑选和准备的奖状、个人简介、 特长介绍，指望着那厚厚一摞纸能作为孩子入学的敲门砖，由此完成一件大事。很多家长早上五六点就把孩子从床上硬拉起来，花几个小时转几趟车只为到几个区之 外的“好学校”谋得一个座位。这样的情形，人们多年来似已司空见惯。不读本区就近的学校，却要奔波劳顿到另一所就读，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固然是一个客观原 因，毕竟每一位家长都想要自己的孩子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但这真是孩子需要的吗？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人们还是带着应付应试教育的心态接受教育，在很多 人眼里，“素质教育”意味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外语奥数门门掌握。带着在这样功利的心态去教人和受教，素质教育不过是批了一层皮罢了。

     听过很多人抱怨我们的教育和考试制度这不好那不好，可那些抱怨的人，也正是参与其中的人，正是每个挤破了头都想进名校、悬梁刺股誓做“学霸”的人在其中推 波助澜，应试教育才会一直气焰嚣张。但这并不是教育制度不做出改革的借口，只有改革，才能改变，就算举步维艰甚至在一开始南辕北辙，也要改革。我们也愿意 相信会等到素质教育真正变成素质教育的那一天。到那时候，希望我们所受过的教育的苦能变成孩子们真正渴望的知识的甜美,让教育少一些不堪和争夺，多一些愉 悦。

肖淑娟

要做八戒还是悟空

小时候看《西游记》，最羡慕那只猴子上蹿下跳的功夫，一个筋斗就能去到十万八千里之外，一根金箍棒下去妖精全都死光光，师徒四人中，就数他本领最高。猴哥当选“童年最受欢迎影视人物”绝对是众望所归。

我曾经问过我妈，如果让她选择，她愿意成为师徒四人中的哪一个。我妈当机立断选了猴哥口中的那个呆子。一直对大师兄心存无限敬仰的我十分疑惑，而老妈的解释可谓集各种懒人大智慧于一体：“因为猪八戒可以好吃懒做，最后还能成仙成佛。”

现在看来，我妈绝对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讲效率的的时代，是“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最真实的写照，而若是能够过着八戒一样的生活，得到唐僧一样的结果，那必是极好的。谁还会愿意拼死拼活地做悟空呢？唐僧太过迂腐，受清规戒律束缚太多；沙僧太过老实，不会占便宜只会苦搬砖；猴子本领固然强，但不论师傅、二师兄和沙师弟谁被抓走了，都要他亲力亲为去解救，着实累人。综上所述，还是做个“呆子”好。

也许很多人不曾想过自己会成为那个什么也不想做，只想着分行李回高老庄的八戒，但随着自己一年年长大，在看过这个社会之后，也许是心有所向，也许是潜移默化地，他们（也许也包括今后的我们）逐渐心向八戒了。可能他们依然还是羡慕着那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可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既然没有大师兄的才，又何苦要挑大师兄的担呢？

但是，要做八戒还是悟空，最终还是归结于自己。不管社会怎样的让我们失望，我们心中总会有一只猴子在时不时的活蹦乱跳一番吧。也许选择做悟空不做八戒，不是因为本领高强，也不是因为最夺人眼球，更不是因为会成为“斗战胜佛”，只是想做一个曾经渴望成为的那样一个人，主持自己心中的正义。

不想让童年的悟空看低今天的八戒，更不想年老时为曾经的八戒而感伤，即使那时八戒已经成仙成佛。

肖淑娟

人民很受伤

作为中石化旗下效益最好的炼化企业之一，镇海炼化最近几年一直在提高产能。今年，镇海炼化又开始筹备炼化一体化项目。然而，对于这个炼化一体化项目，镇海部分居民却选择了“用脚投票”。

一体化项目中的PX工程一度被称为“断子绝孙工程”，对于这样的高污染致癌项目的危害，我相信以当地政府官员们的学识是绝对了解的，那么又为什么会拿当地群众的生命安全来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代价呢？

人是自我保护的动物，就算中国人再能忍，在安稳和生命之间也知道应该如何选择。于是，又一次“集体散步”发生了。接踵而至的是我们可以预见的悲剧：“军民鱼水情”的画面不在了，面对人民的只有全副武装的特警；官民情深的情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准唱国歌”的命令。当乌泱泱的人群在政府大楼面前聚集声讨时，我们难以想见从前的和平景象。

这无疑是第二次“什邡事件”。作为什邡人，对于此次镇海事件是心有戚戚焉。我还记得当时，在我的家乡发生了怎样的一场悲剧。政府征调了周边地区的上千特警来对付自己的人民，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官员用扩音器在大街上吼出的那句“哪个丢东西就打哪个！”，我仿佛还看得见那些热血的学生们身上的伤口，我还听见从政府大楼里扔出的催泪瓦斯发出的可怕的令人心寒的声音和烟雾。在我的家乡之后，镇海人民再一次承受了这样的心寒。

当时的我们和现在的他们被称作“暴民”，“暴民”在平时应该任劳任怨为政府的创收付出，在利益被侵犯甚至严重侵犯时就应该保持沉默听从指挥，然后继续任劳任怨。不说一个“不”字，这就是政府对我们的期望。可是我们不是沉默的羔羊，我们曾被视作你们的主人，我们不想奴役你们，更不愿被欺瞒和压榨、利用乃至于牺牲。

公仆们，你们听到了吗，人民很受伤。

肖淑娟

我不想做不高兴的年轻人

布里丹养了一头毛驴，他每天要向附近的农民买一堆草料来喂。这天，送草的农民出于对哲学家的景仰，额外多送了一堆草料放在旁边。这下子，毛驴站在两堆数 量、质量和与它的距离完全相等的干草之间，可为难坏了。它虽然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但由于两堆干草价值相等，客观上无法分辨优劣，于是它左看看，右瞅瞅， 始终无法分清究竟选择哪一堆好。于是，这头可怜的毛驴就这样站在原地，一会儿考虑数量，一会儿考虑质量，一会儿分析颜色，一会儿分析新鲜度，犹犹豫豫，来 来回回，在无所适从中活活地饿死了。

我害怕成为那头毛驴，可是我对于这一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不愿意在众多令我无所适从眼花缭乱的新鲜事物中不断徘徊徘徊最终饿死。

我还记得在来这所大学之前，我几乎每天都会有一阵在想进入大学以后的生活。爸爸告诉我绵阳是个很干净的城市，是四川第二大城市，是科技城，西科大很大，学校也不错。于是我很憧憬在这座城市这个学校的生活。我想，我要好好上课，去图书馆看很多很多感兴趣的书，我要参加活动，结识各种各样有趣的人，我要去逛逛绵阳城，去那些经典转一转玩一玩。我想得很美。

如愿以偿，我来了。读了志愿填报的第一专业。也许爸爸说的都是真的，可我到现在为止只能证实两点，西科大很大，学校也不错。其余的，不置可否。

进了学校铺天盖地而来的是学长学姐的各种推销、招新。各种组织的人好像是排着队一样在我们的宿舍里进进出出，每一张嘴都在说着各种各样的好处。开始上课以后，说课多，几乎每天都有大把时间自己支配；说课少，不上课的时间支离破碎，几乎做什么事都不够。花费十几二十分钟奔波在一点和另一点之间，要做的事情不过用了几分钟。

我很焦躁，我觉得这不是我要的大学。我是一个懒人，不希望自己像室友一样随时随地都可能被部长叫去干各种杂活。我希望自由和简单。可是我到现在为止也不能打心底里放松下来。大学好像有各种各样的证要等着我去考，我没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不知道从何入手。好像有各种琐事每天都在缠着我。好像身边的人都比我有方向有斗志。我不满意这样的生活。

我还年轻，可是我不高兴。

那不如就这样，按着课表去上课，不喜欢的事就不做，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看看别人在干什么？我想这不是我的生活范围。我只想要简单。

如果我们不能按自己所想的那样去做去生活，那为什么要活着？我不想做不高兴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