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改革：谁在冰面溜冰？【配珍贵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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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杆猛拍春梦惊

                                                                  绝版恭亲王》自序

                       文/雪珥
体制内的改革者，一面要和光同尘，一面要负重前进，艰难而孤独。掌声难得，嘘声易起，本想“左右逢源”，却往往是“左右为难”，上下不讨好，里外不是人。





七月的鹅毛大雪，飞飞扬扬地飘落在澳大利亚的阿尔卑斯山(Australian Alps)上。套在厚厚的雪橇鞋里，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行路难。只有踏上雪橇板，才能从滑行的轻快中，体会到减少摩擦所带来的快感。

        这种快感，应该是大家都喜欢的，至少光绪皇帝也喜欢。

        这张发表于英国《图片报》（The Graphic）的版画，描绘的是光绪皇帝在北海冰冻的湖面上，乘坐着奥地利赠送的雪橇。拉雪橇的，是极具大清特色的“驯鹿”-八名太监，他们熟练地踩着同样是舶来品的冰刀鞋，带着帝国的最高元首，在冰面上滑行。


       夜晚，守着熊熊燃烧的壁炉，孩子们熟睡的呼吸在屋子里轻轻回荡。看着手中发黄的老报纸，1895年1月19日的出版日期清晰地标注在报头边上。百年的历史，与窗外那银妆素裹的无尽山河相比，无非是弹指一挥间。一个帝国，就如同雪橇急速而过留下的雪痕，随即被时光的严寒封上，镜也似地光亮得几乎不留痕迹，岁月无情。


       雪峰上的天空无比澄澈，南十字星闪烁，北斗星已无处可循。即便斗转星移，却总是有颗星在指引着暗夜的方向，令你无法质疑造物主的神奇。

   
   半年前，我也是在漫天的风雪中，第一次走进了后海边的恭王府。


        游人如织，都是来参观“和珅他家”的。中国人实在太渴望成功了，对于成功的路径并不在意，走正途也好，捞偏门也罢，只要能成功，哪怕如同流星般地划过长空，也能成为万人仰慕的榜样。

        在一道道流星的灿烂光芒下，那些恒星倒是显得晦暗、无趣。

        恭亲王就是这样的一颗恒星。


        作为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划圈者，他不仅将那个被后世描绘为“腐朽、没落、反动”的大清王朝延长了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并且在历经千年的自大后，第一次将中央帝国请下了神龛，主动平视而非俯视、亦非被人打翻在地后被迫仰视整个世界。


        作为一个被革命者痛斥为“鞑虏”的少数民族政权，清帝国以自己近三百年的历史，打破了“胡人无百年运”的宿命咒语，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拷问着无数后人：走了那么久，我们究竟离起点有多远？离终点又有多远呢？无数的大王旗换了又换，无数的海誓山盟说了又说，仿佛戏台上的斑斓戏袍和假声念白，曲终人散，如果失去了戏台，我们还能找到自己真正的角色吗？


        这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在主流话语体系对清王朝的普遍贬低和诅咒中，清王朝留下来的各种遗产，尤其是前三十年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和后十年政治改革（“清末新政”）的经验教训，却成为后世自觉不自觉的效仿对象。历史的传承，其实并不是人力所能切断的。


        作为大国的“总理”、血统最为高贵的皇族、同时代人中难得的清醒者，恭亲王实在是太低调了，他的光芒被掩盖在太后们那巨大的宝座阴影下和那些充满八股陈词的公文之中。


        后人刻薄地说他“一生为奴”，却不知这并非个性的选择，而是中国特色的权力运作的定位结果。作为接近最高权力的“老二”，如果不甘寂寞，就只有两种结局：成为老大，或者成为零，all or nothing。这种胜者通吃的零和游戏，注定了中国的舞台上只能上演独角戏，梁启超称之为“一人为刚万夫柔”。于是，恭亲王便只能“柔”，在政治精神层面上自我阉割，以便在权力这一强效的春药面前，令人放心。


        恭亲王故后，这座豪宅很少有人关注，除了后世那位赢得万千民心的周恩来。不知未来的史家们，该如何解读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何以会无数次地、低调地来到这里，并将尽早开放恭王府作为其政治遗嘱之一？


        恭亲王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悬念。


        他曾经写过一首七律，怀念他曾经的助手宝鋆：


   只将茶蕣代云觥，竹坞无尘水槛清


   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


   因逢淑景开佳宴，自趁新年贺太平。


   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


       这本是一杯盛满了牢骚的女儿红，却在“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句中，露出了烧刀子般的峥嵘烈度。


        拍栏杆”这种方式，最早是一位名叫刘孟节的宋人记录的，刘诗人常感怀才不遇，写下了“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干拍”。到了辛弃疾那里，就不仅“栏杆拍遍”，还要“把吴勾看了”，一手拿着刀剑，一手猛拍栏杆，这就不只是抑郁，而且十分愤懑了。恭亲王为何而抑郁呢？又为何而愤懑呢？


        更为吊诡的是，他后来又把“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句删除，改成了“吟寄短篇追往事”，拿刀子改成了拿笔杆子，拍栏杆改成了写作文，硬生生地将一盘重辣重麻的川菜，改成了温润甜腻的苏点。


        或许，逝者如斯，恭亲王想不豁达都难，牢骚太盛防肠断呀……


   《绝版恭亲王》这个系列在报纸上连载时，一些读者悄然而热烈地反馈：这是一本中国官场的教科书。


         我不禁愕然。


        在我想来，这本该是中国改革史的另类记录和解读。我曾经认真地回头检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有心所栽的花成了无意所插的柳，却随即释然。原来，中国式的花、柳竟是如此难分难解，权谋几乎无时无刻不是生活中的主旋律。无怪乎我的上本改革史小书《国运1909》，被一些朋友当做了“官场导读”，相互推荐，居然多次登上排行榜。


        这种特殊的市场“被定位”，导致我的读者大多是沉默的一群。他们在看，他们也在思考，但他们不说。不说，不是因为不会说，而是因为不便说，也不想说。我曾经的师长、红墙内的一位显宦，据说看了我的专栏彻夜难眠，长叹一声后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难呐！




    我似乎恍然大悟：他们并非喜欢我的文字，而是与文中的主人公产生了共鸣。体制内的改革者，一面要和光同尘，一面要负重前进，艰难而孤独。掌声难得，嘘声易起，本想“左右逢源”，却往往是“左右为难”，上下不讨好，里外不是人。这种“势禁形格”下的痛楚，但凡是想有所作为的当家人，都能感同身受。


       如果这本小书果能令“当家人”们产生小小共鸣，就算被人称作“官场教科书”，又如何呢？


       又开始下雪了，真正的六月雪，万里外的故国想必早已一片火热。


        明天不知道是否还能登顶，去拍拍那被冰雪包裹着的栏杆？





                              （2010年7月6日记于澳洲阿尔卑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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