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玉：如何找到好的论文选题？

刘海明

【案例】

李良玉：如何找到好的论文选题？

讲座的主题是“选题”,我准备讲四个问题：（1）选题是一个学科化、批量化知识生产的概念；（2）我对选题重要性的理解；（3）衡量选题价值的四个指标；（4）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好选题。

01

目前，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选题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在完成学位论文的问题上，几乎人人无法回避。老师碰到学生会问，你的选题定了没有？你做什么选题？同学之间也会互相问。“选题”是什么意思呢？选题的基本含义就是论文的主题。

目前和选题意思相近或者用法相近的词有这样几个，即“题目”“课题”和“项目”。题目是指文章的篇目，或者说书和文章的标题。查一本书要查书名，查论文要查篇目。现在网上查资料，可以先输入关键词，再挑书籍、论文。在图书馆借阅，要先把书目调出来。文章的题目，是文章内容的概括。同样的文章，同样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不一样的题目。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原来这篇文章写什么、怎么写有一个想法，写成了也符合原先的想法，但是题目不太好定。题目和文章的内容是一致的，但不是机械一致。一个好的题目，会把文章的内容表达得非常形象。当然，现在为了吸引读者，流行一种标题党的做法，把题目弄得耸人听闻，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在提炼题目方面，不少人存在短板。常常看到有些文章立意好，内容也好，但题目不够好。原因是推敲不够。前两年，我曾在某大学做过一次关于旅游学的报告，后来把录音整理成文。推敲题目的时候，拟了几个都不满意。作报告的题目是《旅游与文化》，形成文章自然要换。反复考虑，最后定的是“文化认知视角下的旅游”。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它告诉我们，同样一篇文章，题目就像人们穿的衣服一样，衣服漂亮，人也精神。所以，不仅要把文章写好，题目还要起好，才能准确、生动地反映内容，吸引读者注意。

“课题”的本义，是要研究的问题，或者是要解决的事项。比如说，做一篇好的论文，尽快答辩获得学位，是摆在每个研究生面前的重要课题。这就是要完成的任务。研究人员所讲的课题，通常是指要研究什么问题。

项目本来的含义，是把某一个任务，分解成几个子项来处理。比如一个大的工程，常常分别由几个项目部门负责不同的子工程。而在社科规划界是指你报了一个课题，被批准立项了，成了被认可的能够获得资助的研究任务。实际上，它就是课题申报者经过若干程序，所报的课题被管理部门批准以后，成了科研体制内的研究计划。或者，也可以理解为研究人员通过申报程序，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了科研规划作品。

选题这个词，过去用得多的是出版社，或者杂志社。每个月、每个季度或者年终，他们都要讨论选题。准备出什么书、发表什么文章，提前讨论选题计划。出版社也会给读者选题说明书，把要出的书，书名是什么，内容是什么，作者有几位，写在说明书上提交讨论和报批。选题也可以理解为写文章的题材，现在和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结合在一起，几乎变成了一个流行词。

选题这个词在大学里流行起来，不超过40年，其中最重要的是最近20年。过去大学里没有这方面的明显概念，因为申报社科项目经常要用这个词，慢慢地，它就流行起来了。现在，这个词基本上起三个作用：一是各个学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确定学位论文主题的时候要用。二是各个领域的专家申报社科项目的时候要用。同时流行的还有“课题”，课题申报书实际上就是选题申报书。三是出版部门、杂志社讨论出版计划的时候要用。

为什么说选题是一个学科化、批量化知识生产的概念呢？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语言学的问题，很值得研究。历史学作为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的一个学科，一般说来，是在近代产生的。古人没有历史学的专门教育。科举时代读四书五经。先秦时期，孔子讲“六艺”，不专门讲史学。孔子是历史学的鼻祖，但孔子培养的学生似乎没有历史学家。司马迁是史圣，但是司马迁好像也没有办学校，培养学生成为历史学家。当然，不排除那些时代人们对历史感兴趣，少数知识分子有很好的史学素养。

同时，古代的历史学家基本都是个体户。比如：孔子、司马迁，都是单干；班固可以说是家庭作坊。他们都是自己写书，没有通过学校培养一批人研究历史。大约从唐宋起，开始组班子写作史书了。魏征主编《隋书》有不少人参与。后唐时期编《旧唐书》，也是有班子的。北宋编《新唐书》《资治通鉴》，都不是单干。《资治通鉴》是三个人分工编写，由司马光统稿。专家说，现在国家图书馆里还保存了一张司马光修改稿件的原件。据称司马光统稿的稿纸堆满了两个房间，但后来慢慢散失了，只剩下了这张纸。总之，那个时代没有历史学的科班教育。

从学术研究成果的角度分析，传统时代的史学著作有多种形式。比如，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系统的史书、史学理论著述、专门研究著作、政论文，等等。

所谓系统的史书，不仅有二十四史，其他各种公私历史著述当然也包括在内，例如地方志，等等。二十四史的很多方面，体现了作者的编撰思想。其中的点评文字，比如《史记》里面的“太史公曰”，《三国志》里面的“评曰”，等等，直接体现了作者的看法，值得仔细研究。

举一个《史记·吕太后本纪》的例子。这篇本纪的“太史公曰”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司马迁肯定了吕后执政时期，不折腾百姓，社会宽松，农业发展，人民生活安定。这个评价是对的，为后来《汉书》照录。但是，通观这篇本纪，司马迁的笔下，吕后把持权力、刻薄阴险、手段残忍，几乎毁了汉初的政统，造成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由于周勃、陈平等人在吕后死后马上采取措施，发动宫廷政变，这才稳定了政权。把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和《吕太后本纪》对照起来读，就可以发现司马迁笔法的深刻。汉惠帝是刘邦死后马上登位的，但司马迁没有为他写本纪，而是违反常规地写了吕后本纪，只在其中附带记录了惠帝的事迹（《汉书》做了弥补，增加了惠帝的“本纪”，但内容干瘪，几不成篇）。对吕后这样的太后兼元老级人物的恶行的记载，事实上是有损于汉初王朝的政治形象的。另一方面，以周勃、陈平为主的元老集团铲除诸吕甚至连带几个刘氏宗室成员，其宫廷政变的方式，恐怕也不会为汉代统治者所喜闻乐见。周勃后来一再遭遇政治危机，差点被以谋反罪清除，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周勃、陈平等人的果断措施，刘氏集团、元老集团和吕氏集团之间势必火并，天下必然大乱。不如实交代这段事实，文景时代的政治合法性都不存在。司马迁的记载当然更符合历史的大势。这样的史学价值及其所体现的社会规律，不是狭隘的汉代统治者能够认识的。

史学理论方面最主要的代表作是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它们是传统时代史学理论的精华。历史学家的读史心得，比如王夫之的书，是很有名的著作。古人常常穷其一生精力研究某个问题。比如，清代学者顾祖禹，只活了62岁，却花30多年撰写《读史方舆纪要》130卷，死后才出版。古代政论文通常归类在文学作品中，但它们不仅有文学性，也有史学性，而且风格上和现代史学论文比较接近。当然，古人写政论文和现在写史学论文不一样。比如，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写过一篇《管仲论》，全文只有约850字。今天要是拿来申报职称也许都不具备资格，因为太短了。他说，管仲临死的时候，齐桓公去探视，问以后事。管仲提醒说，有三个小人你要注意。苏洵说，管仲作为一个政治家，临死应该为国家物色优秀的人接班。可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死了，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恐其身之死，而忧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苏洵的讨论有“论从史出”的影子，所以说，这种政论文和今天的史学论文有某种相近的地方。当然，古人有许多专题性的史学研究，多半是书籍，应该把它们看作专著。

使选题这个词在历史学界流行起来的有哪些因素呢？

第一，近代教育的转型。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体制化的背景。近代新式大学建立以后，历史学正式成为一个学科，负有专门培养史学人才的使命。历史学科班化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对学生读历史、写论文的专门训练，使解读历史的方法可复制地造就学生。

在近代中国大学的开创时期，有三所大学比较值得注意：一是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二是北洋大学，也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三是山西大学。北洋大学是一所工科学校，跟历史学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另外两所。山西大学据说1902年就开了西洋史和中国古代史的课程，北京大学据说是1903年设立了中国史学门和外国史学门。我们南京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筹办于1902年，开学于1903年，有材料说开学伊始就有历史学科。当然，有的校史著作的记录必须仔细推敲。

第二，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恢复。改革开放后这个制度的恢复，使得史学论文的生产不仅逐步提高质量，而且逐步体制化。研究生教育起源于民国时期。北京大学1918年开始，清华大学1925年开始，中央大学1934年开始。新中国1952年开始招研究生，全国只招了214人。1955年决定培养副博士，1956年全国第一批招了1 015人。改革开放后，1981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但规模很小。1987年全国招收博士生4 000人，当年共有3 800位导师。1998年以后逐步增加，现在规模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南京大学1994年招了170名博士，到2003年，每年招800人，之后逐步增加。为了列举我们历史学院的数据，我昨晚对《桃李芬芳——南京大学历史系110周年庆典》（南京大学历史系2012年5月编印）公布的名录进行了统计。中央大学历史系1941年、1947年、1948年三年共招了硕士研究生10人；南京大学历史系1962—1966年只招了3名研究生；1978—2008年的30年间，招收了1455名硕士生；1981到2008年的28年间，招收了795名博士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使得论文的生产具有批量化的性质，而选题自然也成了一个经常性的问题。我的第一批博士生2001年入学，到2012年，一共招了46人；1992到2011年，一共招了26个硕士生。硕士论文的选题稍微好办一点，压力不是很大；压力大的是博士论文选题。

第三，强势流行的规划科研。现在，在所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项目申报已经成了中心工作之一。对所有教师、研究人员来说，项目关系切身利益。以上三个因素中，硕、博研究生教育和课题申报的需要，是造成“选题”这个词广泛流行的最主要因素。

我认为，可以把选题这个词固定下来，作为指代学位论文主题的一个概念。我最早在正规场合使用选题这个词，是在1999年5月。当时准备申请博士生导师资格。申请表有一项是被批准后的工作打算。我写了五项，它们体现了后来的工作思路。其中第三项是：“在学位论文的选题方面，加强选题论证，选择国内外最前沿的课题。”2000年9月，我写过一篇文章，即《提高博士论文质量应当注意的几个要点》。这时我准备招生了，开始考虑博士生的培养有哪些环节，应该如何提高论文质量。文章就是为此而写，其中用的是“课题”这个词。经过2001—2005年的实践和总结，觉得还是“选题”这个词好。当年内部开会专门讨论选题，我在会上的发言被整理成文，在《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题目就是《关于博士论文的选题问题》。选题这个词和课题比，课题指既定的主题；选题不仅表示是个选项，而且隐含有一个选择的过程。

02

我接触选题问题，是在我自己招收研究生之前。这里要谈到我的导师蔡少卿教授。他1984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9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他早期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一些事情，蔡老师命我帮他处理。这是蔡老师对我的提携和教育。我记得，有一位同学自己定的博士论文题目，蔡老师不满意。后来他对那位同学讲，你去跟李老师谈谈吧。同学来我家说：“李老师，蔡老师交给您一个任务。我定了三个题目，蔡老师都不满意。现在请您帮忙。”我说：“你不要假传圣旨啊。”他说，我哪敢瞎讲。我当场打电话请示蔡老师，蔡老师说，是的，是我让他找你的，你帮他弄一弄吧。于是我就和他聊了半个小时，给他出了一个题。他很开心，回去报告蔡老师。蔡老师说，很好，就做这个题。结果这个题做出来很成功。为什么选题很重要，道理就在这里。

以下几点，可以代表我对选题重要性的认识：

第一，在实践中有意识地培养选题意识。2005年，我们曾经内部讨论选题，在校硕士生、博士生一起讨论选题怎么找，什么样的选题是好选题，怎样才能把定好的选题做好。这里有一系列技术性的问题。我们的同学都非常自觉，他们互相之间就有讨论选题、找好选题的风气。有些选题是在同学互相讨论中形成的。有几次同学跑过来说：“李老师，我跟同学商量了一下，想做某个题。”我说肯定可以啊。所以，同学之间相互讨论非常重要。我招收了46个博士生，每个人都必须做开题报告。所有人的选题都必须经过我点头，否则不能做。一定要优中选优，好中选好。任玲玲书记的博士论文研究浩然。“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就是浩然。她通过政治化写作的视角分析浩然，选题就非常好，好像还没有注意到有同类的著作。书出版了，也没有什么异议。

第二，在所有社科评奖，或者项目评审过程中，都把选题放在第一位。衡量一份作品，哪怕写得再好，如果选题不行，我肯定不会给差评，但也不会给高分。假如衡量作品的总分是10分的话，我主张选题这一项应该占5分。也就是说，在评价指数中占50%。2014年4月9日，我受邀参加国家社科项目通讯评审。评审指标是三个：选题3分；论证5分；基础研究2分。我在评审表上写了以下建议：“建议规划办改变评审表中三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可考虑提高选题的权重，将其提高到5，将论证的权重降低为3，因为选题是关键。”同年9月25日，上海市社科规划办来宁征求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奖办法的意见（会议在华东饭店召开，我记得参加者还有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的王珏教授等人）。我同样建议他们修改评价指标。他们原先有七个指标：理论方法和叙事的创新性占3.5分，论证的严谨性占1.5分，阐述的系统性占1分，引证的规范性占0.5分，研究的难度占1分，资料的来源占1分，学术评价占1.5分。我建议把七项改为五项，分值也调整，选题这一项改为5分（这些建议他们是否采纳不清楚）。按照我的标准，有作品拿来评奖，选题不好，扣掉2分，就只剩了3分。其他四个指标里面，稍微再扣掉一点，评奖就很难了。这就是选题决定（这里只根据指标做抽象讨论，不涉及具体评奖，因为评奖的实际操作非常复杂）。现在，有大量的重复作品，大量的炒冷饭作品。重复是重复别人，炒冷饭是炒自己。平常在审稿中，也经常发现这样的文章，都是许多年之前有人写过的选题，甚至写得很多的。我公开质疑过，许多名人，例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鲁迅、李大钊、胡适等，有多少硕士生、博士生做过论文？大家可以查一下，光研究孙中山一个人就写过多少篇博士论文？我非常推崇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功绩，赞扬他对中国历史的崇高贡献。我专门写过讴歌辛亥革命、赞美孙中山的论文，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但做博士论文是不能这样的。因为历史太丰富了，可以研究的题目太多了，不需要大家一窝蜂地奔着少数名人而去。有许多文章，甲讲了七分，乙讲了八分，丙讲了九分。就九分的文章来说，前面的八分可能都是重复其他人的意见，作者自己的发明只有一分。这种文章写了干什么呢？我跟年轻人说过，如果写一篇文章，这个问题上的知识空间是10分，至少要把十分之八占掉。别人想天大的办法，绞尽脑汁，最多只能占2分。相比之下，你有十分之八，他有十分之二，还是没有超过你。你在先，他在后，你不可能抄袭他，他有抄袭你的危险。我坚决反对同一个选题写几篇文章。现在不少人因为急功近利，要凑论文数，于是不惜零打碎敲，把一个选题拆成几篇文章写。这是眼前看到的有利益的事情。但是从个人学术成长的长远眼光看，得不偿失，不应提倡。

第三，在一应杂志审稿，博士论文答辩，博士论文评审、盲审、复检，项目立项评审、结项评审，博士论文后期资助评审等活动中，都把选题放在第一位，炒冷饭的题一律不给高分。

第四，在和年轻学者——包括我的学生、其他老师的学生、外校学生，甚至外地、外省学生讨论文章、交流经验的时候，都建议他们把抓选题放在首要位置。有时候，有年轻朋友拿来一篇文章，想修改一下去投稿，要求讨论一下。我的办法是首先看选题怎么样，或者说，看从材料中提炼出来的主题好不好。一般说来，评价文章有四个指标，即选题、结构、观点、文字。掌握了这四个指标，写文章不难，评论文章也不难。别人拿文章来和你讨论，按照这四条去分析，大体上不会错。其中，选题排在首位。选题不对，后面三条就不用讨论了。

03

衡量选题价值有四个指标，也就是四个性：即问题性、时代性、标志性、可操作性。现在，就来解释一下。

第一，问题性。这是说选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真问题，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不是一个伪命题。经常有人把文章写得很长，但讨论的却可能是一个伪命题。这是学术研究特别要注意避免的。有些讨论没有什么意义，这类没有价值的文章写了干嘛？文章写出来是给人读的，如果别人读的兴趣都没有，你的工作价值在哪里？

经常听到或者看到有人提“问题意识”，那么，问题意识究竟指什么？我认为，它是一种研究人员的一种思维习惯，也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法论。所谓提出问题是多方面的。比如：读一篇论文，能不能看出其中论证逻辑上的矛盾？讨论一个选题，能不能指出必须从哪几个方面解释它？读一堆资料，能不能把其中所包含的需要揭示的问题提炼出来？一般说来，这是“问题意识”最本质的意义。所谓“把死的材料做成活的文章”，就是把材料所反映的社会实际情况和问题归纳出来，加以说明，从而获得某种历史真相和演变规律。根据这个意思，也可以说，选题就是课题，课题就是问题。

对于博士论文应该讨论的问题，我曾经说过：所谓博士论文，就是提出问题并给了充分说明的专题性研究论文，或者说专题性学术著作。这里说到“提出问题”，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博士论文应该讨论的呢？我以为有四条标准：一、是一个学术问题；二、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三、是一个过去甚少讨论甚至未曾被注意的问题；四、是一个能够找到丰富材料进行论证的问题。凡不合乎这四项标准的问题，都不应该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项。或者说，所有讨论不合乎这四项标准的问题的论文，都不合乎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平。

这个看法，应该是对的，供大家参考。

第二，时代性。我们这里讲的时代，不是大的政治时代。做学术研究跟大的时代有关联，但这里讲的时代性不是这个含义，而是从学术思潮的角度讲的。那么，学术思潮意义上的时代是什么含义呢？我认为，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常常是这个时代学人最敏感的心理渴望，是他们的思维逻辑和学术良知在知识价值上的体现。他们的知识追求常常会在某些学术问题上心灵感应一样地触发出来，而且会很快引起共鸣。这就是我们要抓的学术思潮的时代。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有它构成的原理，其中最重要的原理就是知识逻辑和不同价值的碰撞。

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时间。下面举三个古人的例子。

一个是贾谊。他写过一篇《过秦论》。“过”，就是批判，这是他对秦王朝的批评。他说秦始皇统一国家以后：“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秦始皇这么厉害，秦王朝却二世而亡。这是为什么？原因在哪里？他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一个是柳宗元。他写过一篇《封建论》。柳宗元批评秦王朝：“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什么意思呢？秦王朝花了那么大的精力统一了国家，但是动不动就驱使上万民夫，实行残暴的酷刑统治，耗干了人民的血汗。因此，像陈胜、吴广那样的造反之人，一呼而百应。他认为，秦王朝的灭亡，咎在“人怨”而已，不在于秦王朝的实行的郡县制。

一个是杜牧。他写过一篇《阿房宫赋》。肯定有不少同学读过，杜牧写这篇文章的时候23岁。文章开门见山：“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非常简洁地把三百里阿房宫的气势交代出来。他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根源：“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非天下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贾谊是公元前200年出生的，杜牧大约是公元852年去世的。上述三篇文章大约相隔1000年。这些文章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高度的民本主义思想。在皇权时代，相对于皇权主义和官本位思想，民本主义是相对优良的政治哲学。至少，可以在政治价值上构成某种制约。过去讲汉武帝独尊儒术。这可能有争议。到底汉武帝有没有马上实现独尊儒术，可以不去讨论，而只把它当作一个标志。贾谊是汉文帝时代的人，《过秦论》的思想，应该是汉代的统治思想从黄老之术向独尊儒术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批评秦王朝“仁义不施”“暴其刑威”，主张“爱人”和“仁政”，张扬了进步的历史观。从国家政治制度的观念上来看，它们同样是非常卓越的。唐代从唐玄宗开始，就基本上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安史之乱是第一个大爆发，从此以后中央政权的能力急剧下降，整个唐王朝处在衰败的过程之中。藩镇割据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最后唐王朝也灭亡于藩镇割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柳宗元指出秦王朝的灭亡跟郡县制没有关系，跟中央集权没有关系。他对封建制的批评与藩镇割据的现实针锋相对。他对一些政治偏见的驳斥，闪耀着灿烂的思想光芒。这就是从学术思潮上把握文章的时代价值。

第三，标志性。可能大家感到很为难，一个年轻的博士生或者硕士生，他的论文有没有可能达到标志性的程度？这似乎值得怀疑。同学甚至会质疑我，老师的研究有标志性吗？同学有权这样质疑。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标志性弄成一个绝对的条件。可以把它分解一下，分成四个层次。其一，导师指导的同学中的代表作。导师前后招了20个同学，你的论文是上等的。其二，同时毕业的本专业的代表作。比如，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今年毕业了20位同学，你的论文是其中比较好的。其三，同时代这个领域的代表作。“这个领域”是限制范围。比如，在研究某个时期的土地问题的著作中，你的论文是好的；在研究某个时期的赋税问题方面，你的论文是好的；在研究某个历史人物的著作里，你的论文是好的；等等。说白了，你研究什么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你的论文是上等的。其四，一个时代的精品之作。这个要求比较高。这种论文还是有的，但是难度比较大。所谓标志性，就是这样几个目标，其中最难的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精品之作。对绝大多数同学来讲，可以争取，但很难做到。其他几条，都具有争取达到的现实性。

第四，可操作性。我们讲选题好，论文好，对于年轻的博士生来讲，也是相对的。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两个，一是要有前瞻性。不要去找那些曾经被反复讨论的问题。对下一个学术思潮、下一个人们感兴趣的领域，要有一定的超前认识。但是，又要注意学术上的过度超前有副作用。

1993年，我发表过一篇《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从十个方面考证了胡适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和观点。我想这个选题“文化大革命”时期就不用谈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认识也还达不到。1993年初发出来的时候，仍然具有前瞻性，所以有一定影响。这就是前瞻性的重要性。同时，又不能过度。年轻的同学做论文，要注意不出政治问题。这么说的本意是爱护大家。我的学生一律不允许随便乱讲，必须严格地限定在学术的范畴内，以学术的眼光讨论问题，始终坚持平实的学理性标准。我提倡安心读书，学有所成；关心政治，远离地雷。

二是有资料基础，可操作性主要就是有资料。举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最近有一本书，叫《军机处200年》。这位专家看到了很多材料，把清代200年中军机处怎么运作的作了研究。这样的著作有意思，在思路上有启发。但是，假如给同学出一个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四十年来的会议记录研究”，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这样的题非常好，目的是赞美和理清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源流。但是不具备操作性，国家的档案制度就不允许。许多档案按法律规定都还没有解密，怎么研究？常常有许多选题想法很好，但现实却很骨感。有些历史事件需要回避，或者需要等待。哪怕研究一个历史人物，都有一些禁忌不能碰。前几年，学校和历史学院委托几个同学来做口述史资料，我跟他们谈了三次。我很认真，但是只谈到1977年。我跟他们说，1977年以后不能再讲了。谈话记录和录音都交给了档案馆。像我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都有许多不能马上谈的东西，研究历史哪里会那么简单？

04

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好的选题？我送给大家四句话：第一，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第二，“晴川历历汉阳树”；第三，“书山有路勤为径”；第四，“识时务者为俊杰”。

会哭的孩子多吃奶。这是过去时代留下来的谚语。那时候一个家庭好几个孩子，肯定是谁哭得凶谁多吃几口。用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选题问题上，乃至于在整个读博士的过程中，都要跟导师沟通好。有些同学读到一半读不下去了，甚至在第八年给清退掉。原因很复杂，但和导师沟通不够，肯定是其中之一。我过去说过，学生要善于利用老师。这么讲疑似有点庸俗，怎么能利用老师呢？实际的意思是，要主动借助于老师。你解决不了的问题，老师也许能解决。

现在，大学里的师生关系好像是个敏感问题，时不时会有一些负面的消息传出来。前几天，网上报道某大学处理某硕士的论文涉嫌抄袭问题。结果是查实无误，该同学硕士学位被撤销，导师的指导教师资格也被撤销。这类事肯定会影响社会对大学老师的心理预期。但是，我要借这个场合声明，在今天的大学里，绝大多数老师是负责的，并且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指导同学。我尤其要声明，历史学院所有在职老师都是非常出色的，他们比我强十倍。希望大家充分信任老师，同时，也要理解导师。导师带一批同学，要帮大家找到合适的选题，也要殚精竭虑。因此，要提倡师生合作，共同把事情做好。

“晴川历历汉阳树”。这是从崔颢的《黄鹤楼》里来的，说的是作者登上了黄鹤楼，西边汉阳那块地上的绿树看得很清楚。什么意思呢？就是找一个好的选题，只有登高望远，才能看清目标。有四个问题要注意：一是要查一下导师过去指导的题，看看前面的同学做过什么。二是查查本专业同学过去的题，看看他们做过什么。三是查查在你的选题上，过去有没有人做过。四是综合评估一下，在你定的目标上，别人做得怎样，能不能超过他们。这一点很重要，不等于人家做过的题就不能做。一般情况下要注意回避，别人做过的，尽量不要去碰。因为容易撞车，而且超不过别人就是失败。所以，要把学术动态搞清楚，不要做无用功。

“书山有路勤为径”，是指你要去读书，特别是挖材料、读材料、盘材料。读了很多史料，加上了解了动态，就可能激发灵感。做论文，一定要大量地读书、读材料。虽然没有捷径，但是可以有灵感。同样的材料，别人从那个角度解释，我可以从这个角度解释。并不是说材料只能用一次。同样的材料，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可以做不同的文章。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材料的收集上。环境在不断变化，因此收集材料，确定选题，也要随之不断变化。近现代史的论文，要多到网上去找档案。比如，可以通过有关渠道去查国外的档案，国内档案馆很多材料网上也有，当代史的论文尤其要注意收集档案。有些问题如果缺档案，讨论起来将很困难。但是，有些不需要利用档案的问题，找起材料来就容易得多。因此，不依赖档案，转头去搜集民间资料，去泡图书馆，去找最新出版的文献，是一个好的方向。据有关专家估计，1949年之前，国内出版的期刊大约5万多种，报纸大约一万多种。晚清到民国，国内出版的图书大约60万种。许多年前，我曾在图书馆系统地读过好几份报纸，收获特别大。现在许多旧报纸有电子版，网上阅读很方便；最近香港出了一套张国焘的文集，江苏省社科院也将出一套50来卷的大运河史料；晚清有一套书叫《皇朝经世文编》，几十卷。以上种种材料，从中找选题的空间，应该很大。说得离题一点。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古代史的研究生？在保持原典的前提下，按照现代字典学的方法，组织现代版《说文解字》，我认为功德无量。同样，在保持《康熙字典》原典内容的前提下，用现代字典学的方法，编辑出版现代版的《康熙字典》，意义十分重大。这些书我也经常使用，深感有必要把它修订为现代版。当然，这是很大的文化工程，不是博士论文可以做的。传统典籍要用现代文化、现代技术的方法转化，使之成为富有现代风格的文化经典。最近上海有关单位在筹办“郑超麟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学术研讨会”，我认为很有意思。有人研究罗章龙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关系。李敖的儿子利用台湾地区的档案，写了一本关于向忠发的书（李戡《向忠发与中国共产革命》，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超过了既往的研究。所以，找材料不难，难的是转变思路。

总体上讲，硕士论文也好，博士论文也好，对年轻人来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新起点。做好论文，将是人生精彩的一笔。好的选题将使你的论文为之一亮，好的论文将使你的人生为之一亮。而好的论文，取决于好的选题。也就是说，无论硕士生、博士生，抓住好的选题都有重大意义。要记住，对于读书人来说，文章从来都是头等大事。清代有人给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写序，其中说：

读古今上下数千百年之书以成一书，兼括数千百年之上，使数千百年下之人不能不读，此其志岂文人经生所能及者哉！

这是一个多么高的尺度啊！书写出来了，千百年以后还有人读。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但眼前可以努力做得好一点。苏东坡的弟弟苏辙19岁写的文章，谈到当年到了京师，也就是今天的开封的感观。他说：“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上枢密韩太尉书》）大家想一想，把文章写好多么重要！最后，我真诚地希望，若干年后读到诸位的文章，也能由衷地感叹一句：“而后知天下之文章皆聚乎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也！”

本文为李良玉教授对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021级硕、博研究生的入学讲座。潘亚莉2021年11月14-17日根据录音整理，本人11月17-21日审定。

来源：教育文献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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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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