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中国传播学

杨静芝

2016-01-01 李彬 全球传媒学刊
【小编说】日历已经翻到2016年1月1日，小编首先祝愿各位老师、同学新年快乐，万事顺遂，文献积累越读越厚，核心期刊越发越多。新年伊始，学刊将推出“2016重磅”栏目，为大家精选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界著名学者的作品，以期引起学子们对新闻传播整个学科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本期为大家推送的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老师的《重思中国传播学》。

本学期一开学，研究生院让先报一个讲座题目。当时想来想去，总也找不到如意的。正好刚看了一篇文章，也是自己多年关注的话题，题为“重构中国传播学”。于是，一冲动，就将此题报上去了，后来有点后悔，因为，太大太新，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我的本意重在反思，题目改为“重思”或更恰当。通过重思中国传播学，想来也能同理地重思其他学科。由于能力所限，对这个题目，我只能当作一种尝试，一种初步的探索，但愿多少有助于大家拓展思路，激发一点求学问道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何谓传播学？按大道至简的理解或定义，传播学是探讨人类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不言而喻，人类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传播，少不了传播，曾子“一日三省”，属于发生在自身的传播。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对话。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是人际间的交往。至于现代传播活动，更是触目皆是，举世滔滔，看看“低头一族”就可想而知了。

传播活动，古今皆然。而研究传播成为一门学问与学科，则是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张，全球拓展，导致人类信息空前涌流，促使社会交往空前活跃，形成《共产党宣言》论述的世界历史图景，用鲁迅的话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于是，针对信息、传播与交往的探讨，也就自然形成了。特别是二战前后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现代传播更如大江东来，汹涌澎湃，新闻报道、广播电视、竞选演讲、商业广告、战争宣传、危机公关等，日益广泛地影响人类世界与社会生活。为此，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尤其高度关注，纷纷展开研究，从而相互交叉，不断融汇，最终在美国形成一种专门的学科——传播学（communication）。

传播学及其兴起除了传播科技的直接作用，更值得关注的还在于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里等背景。一个直接而明显的事实是，美国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主要问题与学术关切等，无不契合二战前后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演化脉络。201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二战期间，美国就有一大批政治学者、社会学者、心理学者投身宣传研究，许多成果为战后传播学在美国的形成奠定基础。再如，二战后的冷战更是极大推动了美国传播学进程，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参与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就是冷战的产物。所谓四种理论，其实只是两种，也隐含着两大阵营的对峙，一种是“自由主义理论”，一种是“极权主义理论”。当然，传播学也不乏契合传播规律的科学内容，如议程设置、意见领袖等传播学概念如今都融入人们的日常用语。

上面讲的多是美国的情况，难道传播学只是美国的学问吗？当然不是。除了国际学界占据主导与主流的美国传播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欧洲批判传播学也颇有声势。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异化问题的文化反思，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福柯的话语权力思想、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一批法国思想学说，以及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阐发等，这些学术理论无不对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对人类传播理论的贡献不在美国实用实证的研究之下。

不过，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又不能不说是一门美国的学问，或源于美国的学问。虽然一般不这么明说，也不这么理解，而是将美国传播学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科学。所谓“国际接轨”，无非就是按照美国的理论、方法、思路等研究传播，发表成果。比如，中国的新闻传播院系有个习见现象，研究生的论文开题与答辩往往会问到：你的研究用了什么理论？而这里说的理论，实际上是美国某家某派的学说、观点等。假如你的研究没有以这样那样的美国传播学理论为依据，那么无论选题再有价值，也无论思路再有新意，研究再有水平，都好像不入流，甚至不合格。相反，如果照猫画虎、移花接木地与所谓国际接轨，即便是用众所不知的语言讲众所周知的常识，也是一等一的学问。这一状况与趋势，姑且称之为“趋美国化”。

中国全面引进与推进传播学或美国传播学研究，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距今已经三十多年。尽管冷战正热的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已将《报刊的四种理论》翻译出来，供内部批判，而八十年代大规模展开的恰恰是施拉姆一路的冷战传播学，与此同时，欧洲传统的批判研究则门前冷落车马稀。其间，一个看似矛盾的情况是，美国传播学被视为客观普适的科学，而欧洲批判理论如传播政治经济学，则由于同马克思主义道统关联密切被视为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状况与趋势，就是常说的“去政治化”。去政治化有两类，一是不讲政治，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一是去掉一种政治，再讲一种政治，即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八十年代以降的思想文化气候，既可见日渐远离政治的趋势，蔓延至今遂有小清新、小确幸一路政治冷漠，又不乏种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而无论如何，结果是趋美国化与去政治化在此汇流，渐渐构成今日传播学的总体格局，中国如此，他国亦然。

我们需要重新反思的，就是这种总体格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日的中国与世界既不同于三十年前，更迥异于六十年前。天翻地覆慨而慷，人间正道是沧桑。一方面，当初适用自身需要的美国社会科学包括传播学，由于陷入自娱自乐的内卷化，越来越失去思想的活力与学术的敏锐，就像华裔美国学者黄宗智批评的：“今日美国一般的社会学、政治学系，对学生们要求的是首先建立所谓‘理论’或模式，然后才做经验研究，这种认识方法的结果之一是模式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十分庸俗。”留美传播学者李金铨在2014 年的一篇专业文章中的看法所见略同：

一九七○年代，我初入研究院就读时，新闻系内部密集出现以下的“理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 、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 、认知共同适应(co-orientation)、第三者效果(third-person effect)、涵化(cultivation)、框架和铺垫(framing, priming)、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等等。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不等，有的一开始就有气无力，有的刚提出时颇有新意，但因为长期孤立使用，过劳而透支，很快呈现疲态。几十年后，我都快退休了，看过各种走马灯似的流行，抓住几个老题目不断再生产，固然资料累积很多，但见解增加几许？何况连这类“内部理论”也长久不见有人提出，而整个学科生态又满于划地自限，不作兴跨学科互动，其理论贫瘠的尴尬境况可想而知。坦白说，今天在美国有些大学博士课程，可以狭窄到从上述的“理论”选择一个题目，写一篇不痛不痒的论文，就可以拿到学位了。

另一方面，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样一路传播学在整体思路上是否束缚了我们的学术想象力与创造力，对迅速发展、急剧变化的中国来说，其核心概念与基本理论是否足以有效地解释现实，更不用说有益地改变现实了。正如不止一位学者指出的，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中国传播学已经无法与当代中国及其传播实践展开生机勃勃的对话。那么，原因何在呢？除了美国传播学自身的生命力萎缩，解释力下降等，关键恐怕还在于这套学术话语的理论预设与核心关切即使不说与中国社会大相径庭，至少也是颇异其趣。如前所述，美国传播学源于二战前后自身的一系列社会历史语境，由于尊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自由至上美国梦等，更由于世界霸主的野心与地位，而形成一路特色鲜明的学术旨趣以及研究内容。如果说美国经济学的理论预设是利益最大化，政治学的核心关切是分权制衡，那么传播学的理论预设与学术关怀可否归结为实用主义的观念形塑呢？如政治传播的形象塑造、商业传播的品牌营销、文化传播的价值推广等，说到底都致力于实用哲学基础上对人的观念的影响与塑造，如同基督教传教追求的目标，极而言之就成为“洗脑”（brainwashing），美国人发明洗脑一词看来并非偶然。

既然如此，那么假如超越这一理论预设与核心关怀，以开放的学术视野、鲜活的问题意识审视中国社会及其传播，是不是能够发现全新的、被遮蔽的核心问题呢。如果说经济学的中国血统是经世济民，政治学是小康大同，文艺学是气韵意境，那么传播学的关键词可否归结为理想主义的世道人心呢。具体说来，自古及今，中国人的传播行为及其观念在个人层面讲求正心诚意，在社会层面讲求将心比心，在天下层面讲求心心相印，这一切无不关乎人心或世道人心。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嬿如有部著作《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心传”一语颇为传神地触及中国传播的核心旨趣。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比中国人更在乎人心了，仅看流传不息的民谚俗语就可略知一二：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众心成城，众口铄金；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从世道人心的视角入手，也许更能深切洞明地切入中国社会及其传播肌理，从而把握人间正道与传播正道。你看，飞将军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总理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说到底无不在于正心诚意，他们的美名天下扬，并不是源于刻意的传播，而是来自心悦诚服的倾心。自然的倾心与人为的洗脑，不说大相径庭，也是颇异其趣的。立足观念形塑的美国传播学面对难以形塑的对象如穆斯林时，充其量只能设身处地的“理解”，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的表达权利”，就像赵汀阳挑明的，无非是温和的原教旨主义而已。而立足世道人心的中国传播与传播学，则在“礼不往教”之际，更着眼于心有戚戚焉的“接纳”，由此形成一种由近及远和而不同的传播生态，如心平气和、政通人和、天下大同——显然比观念形塑的传播与传播学包含远为丰富的人文社会历史蕴含。

反思中国传播学也好，重构中国传播学也罢，归根结底无不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逻辑，正如美国传播学无不基于自身历史传统与文化逻辑而繁衍生息。因此，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中国，才能明白传播何为，学问所在。那么，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是否了解中国或者说自己了解的是怎样的中国呢？历史的中国？现实的中国？发展的中国？问题的中国？城市的中国？乡村的中国？内地的中国？边疆的中国？影像的中国？想象的中国？宝马香车，夜夜笙歌，还是热血、辛劳、眼泪、汗水的中国？诸如此类，纷繁错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清华国学院2014 年编辑出版了一本演讲录，包括五位国学院导师的学术报告，总题为《全球史中的中国文化》，从各自专业角度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如果说《全球史中的中国文化》着眼于历史中国与文化中国的解读，那么今年“中国好书奖”获奖图书《中国为什么能》，则可谓对现实中国与政经中国的剖析，汇聚了十五位具有战略思维的专家学者的访谈，如曹锦清、史天健、王绍光、张文木、金一南、林毅夫、胡鞍钢、潘维……这些剖析解读虽然各抱地势，取舍万殊，但都有一个大写的中国，借用许纪霖的话说：“什么是现代中国，这一被认为是过于宏观和空疏的大问题，需要再次提出来引起我们的思考，因为任何一个微观的研究，都要借助某种宏观的知识背景，即使不研究宏观问题，也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于某一个或几个理论预设或者框架背景；而任何一个微观领域的研究，其真实的意义也只能放在宏观的知识背景里面才能获得理解。”（《何谓现代，谁之中国？——现代中国的再阐释》）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内涵丰富的国家。怎么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把握中国，人们往往也像盲人摸象各执一端。对此，毛泽东的一篇经典文章《论十大关系》，提供了一种哲学认识论的思路与方法。也就是说认识中国特别是现代中国，离不开十个相反相成的关系或相辅相成的矛盾，中国特别是现代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就取决于这十大关系或矛盾，原文的表述是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虽然十大关系及其表述如今不见得一一适用，正如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具体提法如今不见得一一恰切，但十大关系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却依然是理解现代中国的“要领”。按照十大关系的思路与方法，重思中国传播学有四组关系尤为突出，构成不可或缺的思想维度：一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一是内地与边疆的关系，一是古代与现代的关系，一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习近平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提到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重思中国传播学是不是也有四个命运攸关的思想维度，四维不张，学乃灭亡。

先看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在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中华文明的乡土色彩最为鲜明，先秦的耕战、千百年来的耕读传家与游牧经济、现代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等，都可谓这一中华文明的突出表征。即使汉唐盛世、宋元明清出现了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国际大都市，长安、洛阳、汴梁、临安、金陵、北京等，也同样与乡土中国水乳交融，城乡始终存在一种有机互补的结构，就像《水浒》《金瓶梅》《红楼梦》以及“三言二拍”等明清小说中的生活图景。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宋人张俞这首《蚕妇》，是孩童都熟悉的作品。且不论作品主题，仅看进城出城，家常便饭，就反映了一种自如的城乡关系。随着近代列强入侵，出现了一批半殖民地的条约口岸城市，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城乡格局，一种新的城市文明不仅带来现代的一整套生活方式，而且由于这种新型城市更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相关联，即《共产党宣言》所言，“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从而同乡土中国的农耕游牧传统渐行渐远，中华文明由此遭遇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如“乡巴佬”等流行语，就是这一新型城乡关系习焉不察的例子。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与当下新三农问题——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也无不源于这一城乡结构引发的千年变局与百年动荡。从现代文学中，更可以直观地感受这一巨变：鲁迅的《故乡》，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边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刘亮程的《凿空》……北京大学青年学者贺桂梅在一篇近作中，论述赵树理的“乡村乌托邦”时更是尖锐指出：

新世纪中国的最大变化在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国家”。这个剧烈的城市化过程，是以乡村社会的停滞、破坏乃至崩解为前提的，因此世纪之交提出的“三农”问题才格外严峻。在新的城乡关系结构中，如何修复乡村社会并在传统社区基础上重建“公共性”，成为重要议题（黄平、温铁军等）。

对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如今上上下下越来越意识到其民族存亡、文明永续的意义。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到十八大以来着力推进的美丽中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从习近平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他强调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着自己的手中，都表明一种日渐明确的忧患意识，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性、宿命性地取决于城市与乡村的有机关连。2015 年中共中央第22 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城乡关系，习近平主持学习时说：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与此相应，近年来，一批传播研究成果，也在城市与乡村的维度上纷纷展开，有些博士论文作出颇富新意的探讨。不过，传播学总体上还延续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的思想逻辑，这套逻辑在八十年代末的电视政论片《河殇》里得到集中展现，虽然片中用了不少诗意化的煽情句子，呼唤国人告别黄皮肤、黄土地的黄河文明，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明，而核心意思无非一句话——全盘西化。与此同时，广大山乡也被当作愚昧、落后、封建、保守的东西遭到排斥和放逐，告别乡村，走向城市，告别中国，走向世界（西方），成为现代性的集体无意识。受制这套逻辑的中国传播学，正如赵月枝教授在《重构中国传播学》一文中的批评，不仅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而且也是城市中心主义的。2015 年两会期间有部环保纪录片，一度引起网民热议，这部涉及雾霾的作品为赵月枝教授的判断提供了传播实践领域的一个最新佐证。破土网上有篇文章分析得不无道理：

雾霾的危害并不仅仅面向中产阶级，但它却是中产阶级最为关切的污染。城市对空间的特有配置，让城市居民与土壤和河流隔离开来，因此土壤和水污染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具有切身的意义。只有城市上空的大气，无视城市对空间的安排，同样笼罩在所有阶层的头顶。因此，大气污染是中产阶级最为可见的污染，他们比所有人都更需要蓝天。然而，对于身处农村空间中的穷人而言，土壤和水就是直接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相比于蓝天，干净的土壤和水对他们更有用处，因此他们也是土壤污染和水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

农村的污染程度远大于城市地区，农村居民为此承受的健康损失也远大于城市。然而，底层民众因此承受的环境苦难，与公共舆论对它们的关注程度并不匹配。这部分是因为……对舆论报道的压制，但在更大程度上，还与农村居民缺乏公共舆论的话语权有关。于是，那些比雾霾要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看不见也触不到，它们不被表征，而仅仅以一种高风险、不确定、无边界的形态，与千千万万底层民众的生活缠绕在一起，成为他们的梦魇。

再看内地与边疆的关系。
关于这对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段话说得好，“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如果说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虽说恍恍惚惚，但还在视野之中，那么内地与边疆的维度则日渐从人们意识中消弭殆尽了，只剩下类似萨义德揭示的“东方学”图景——遥远的、神秘的、传奇浪漫的、异域风情的。比如，无论新闻传播学，还是新闻传播业，不难觉察一种潜在的社会心理，在记者、学者、学生看来，中国差不多就等于内地，中华民族基本上就等于汉族，中文更是等于汉语，对毛泽东念兹在兹的问题要么浑然不觉，要么以高高在上的心态遥望辽远边疆，中央民族大学青年学者关凯称之为“挟现代性以自重”的优越感。近年来由于边疆问题凸显，又形成一种西方式的“恐怖主义”想象，自觉不自觉将少数民族与恐怖分子联想起来。某江浙名校的青年学者甚至觉得西部又穷又破又乱，索性丢弃算了。尽管这只是个别极端例子，但令人深思的是，对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对赵汀阳阐发的“天下”以及“中华大家庭”，有多少人具有“了解之同情”（陈寅恪）、“温情与敬意”（钱穆）呢？又有多少人不把多民族当“包袱”，不把民族问题当“麻烦”，不把少数民族当“外人”呢（郝时远）？诗人沈苇在人文百科全书似的《新疆词典》中，讲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有位少数民族兄弟去北京旅游，回家后邻居问观感，他回答道：北京不错，就是太偏远了。听了这个故事，有些人会发笑，殊不知可笑的可能是自己。按照今天世界地图，上边是北半球，下边是南半球，“南北对话”“南南合作”都是基于这一地理认识。而在古代阿拉伯的世界地图上，现在的南半球却在上边，而北半球在下边。猛一看以为阿拉伯人幼稚可笑，而稍一琢磨就明白真正幼稚可笑的是我们自己呀。与之相似，边疆与内地的维度也是同样道理。

清华大学国学院姚大力教授，在《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疆》演讲中，以超越现代性的宏阔历史视野，揭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前世今生，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中国国家建构的漫长过程中提炼了三个主题词：由南到北、由北到南、由东到西。所谓由南到北，是指史前人类从南方进入中国境内，在寻求生活资源的艰苦迁徙中不断分化、不断融合的历程：“他们在全国各地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史前文化遗迹，创造出一幅中国史前文化多头起源、多元发展，并在早期人类拓宽自身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互相发生交互影响的灿烂画面。” 这一历史进程约在公元前两千年，随着夏商周三代在华北的兴起而结束，中华文明也由此出现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时代”以及文明的突破，有了定居农业，有了牲畜养殖，有了文字，有了城郭，有了诸子百家。公元后第一个一千年，华北或中原又成中国历史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历史变迁的空间节奏开始从“由南向北”转为“由北向南”，如南北朝的人口大规模南迁，宋元时代的南渡与江南地区的开发。

不管是由南到北，还是由北到南，都是雨养农耕文明的拓展，主要分布于有名的胡焕庸线以东。胡焕庸线是以历史地理学家胡焕庸命名的，他从东北鸡冠上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画出一条直线，中华版图由此分为东西两大板块。这条线与300 至400 毫米的年降雨量分界线走向一致，此线以东，年降雨量在300 至400毫米以上，以西在300 至400 毫米以下。胡焕庸线又称黑河-腾冲线，也是农业与游牧经济的分界线，汉族农耕文明及其传播停在这条线不是偶然的：“把这根线叠加到中国各民族分布图上，就不难看出，在它以东，除去朝鲜族、壮族、侗族、傣族等其他几个农耕民族外，占绝大部分是汉族人口。在它以西，则是广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所以它也可以被大致看作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分布区之间的划分线。”而将胡焕庸线东西两大板块融合起来，逐渐形成浑然有机的文明共同体，这一丰功伟业就不能不提到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自古以来各少数民族王朝对中华历史文化与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性贡献了。按照姚大力教授分析，这就是公元第二个一千年间由东到西的历史过程：

把幅员广大的西部非汉人区域巩固地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也就是历史中国的国家建构从东到西覆盖到今天的全部中国版图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诸如元、清这样的少数民族王朝的肩上。

把过去几千年内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理解为仅仅由内儒外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一种模式之起源、发展和演变所支配的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它实际上是由内儒外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和以辽、金、元、清等政权为代表的内亚“边疆”帝国体制这样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反复地相互撞击与整合的过程。

如果没有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民族对创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贡献，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版图规模的现代中国。

由于两种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相互整合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形成才可能与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现代国家不同，不是诞生于旧式帝国的瓦解和分裂之中，而能够基本完整地将帝国时代的国家版图转换为现代中国的疆域。

这里，边疆帝国模式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国家建构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也就是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民族国家伪装下的文明国家；而且在于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政治理念，如清帝国对满洲实行八旗制度，对蒙古实行盟旗制度，对中原实行行省制度，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度，对西北回疆实行伯克制度，对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是谓一国多制。可想而知，在这一系列因地制宜的治理模式中，蕴含着对不同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发自内心的尊重”。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处理港澳台问题的一国两制，追根溯源也都源于这一伟大的文明传统。这种传统既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根基，又与内地汉文化的精神气质若合一契，正如在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的王蒙所言：“祖国各地，包括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文化上有着相当接近的追求与走向。其传统文化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比如敬天积善、古道热肠；尊老宗贤、崇文尚礼；忠厚仁义、和谐太平；勤俭重农、乐生进取等。”

上述两个思想维度，对重思中国传播学有什么意义呢？简言之，如果缺乏城市与乡村、内地与边疆的思想维度，那么，就难免出现台湾新儒家徐复观当年反思国民党组织机构的致命缺陷时揭示的问题：“横向不到边，纵向不到底。”所谓横向不到边、纵向不到底，是指这套西方中心主义与城市中心主义的传播与传播学即使适用，也多限于东部地区，更关注“北上广”发达状况，包括网民、中产阶级、消费主义、商业文化、个人自由，甚至拜金主义、“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迷思，而在广大的基层乡村与西部边疆则往往圆凿方枘，甚至格格不入。比如，香港的回归说到底是人心的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团结、和谐、友爱归根结底也在于人心政治，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同样离不开人与人的相亲、心与心的相通，这一切都无法指望去政治化的美国传播学理论提供灵丹妙药，更无法指望一些虚情假意、雕虫小技的传播技巧，而需要立足于中华文明的传播传统——正心诚意、将心比心、心心相印。

以上重点谈了四维中的两维，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内地与边疆的关系。下面再简单说说其他两个同样关系重大的维度——古代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如果说城市与乡村、内地与边疆更体现了内生性关系，那么古代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则更蕴含着外在性制约。由于这两个关系维度及其相关问题有点老生常谈了，这里只需有针对性地提示一二。

古代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古今中西四个字，重思中国传播学也落在古今中西的坐标系，相信其他学科也不例外。关于古今中西，有一点需要特别关注。如今说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么祖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要么心仪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各方人士乐观预期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愿景，而对辉煌的古代如何崛起为当下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换言之，我们对伟大的古代越来越感到豪情万丈，对崛起的当下越来越觉得理直气壮，而对由古变今的转化过程，具体说对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共产党诞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意味则好像越来越恍恍惚惚语焉不详。而恰恰这一点构成古今中西的命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群山万壑赴荆门，这就是现代中国的“荆门”，没有这一点，群山万壑就像群龙无首了。对此，宪法党章故然有明确表述，一系列重要文献也有权威论述，习近平两个三十年的思想更是直指要害，然而，时下精英知识界及其影响的舆论场却日益弥漫着五光十色、乱花迷人的历史虚无主义。这里的虚无主要针对的，就是伟大的古代与崛起的当下之间的百年风云，特别是共产党、新中国的光荣与梦想，在此期间如果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也好像只剩下不堪回首的一系列痛苦记忆——弯路、错误、灾难、浩劫等，据说晚清与民国除外。1938 年抗日烽火中，诗人艾青写了一首诗《我们要战争——直到我们自由了》，今日重温是不是也可以多少唤醒一点渐行渐远的历史记忆呢：

让我们流着眼泪
送走古老的中国
腐朽的中国
送走那
高利贷的
包身工的
学徒的
童养媳的
一切写了卖身契的奴隶的中国

不要怜恤让我们送走那
挤满了鸦片烟鬼的
走私的、流氓的
军阀的
官僚的
汉奸的
敌探的中国

在他笔下，如同五四新青年、延安新文人共同认识的，“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不是由于祈祷获得的，而由于广大人民的鲜血，和一片被蹂躏得糜烂了的土地所换取来的。现代中国的建设的基础不是奠定在空想和梦幻的沙滩上，而是奠定在它的人民的英勇牺牲所表现出来的意志的花岗岩上的”（《诗与时代》）。另一方面，正如一位国史学者李捷颇有洞见指出的，历史虚无主义之虚无还不在于虚无历史，因为流血流汗的历史，改天换地的历史，不可能上下嘴唇轻轻一碰就真的化为一缕青烟，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虚无的还是历史中的价值，也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创立新中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古今中西的关系维度如果模糊了这一关键性的历史与价值，就无法理解伟大的古代怎么成为崛起的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真成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空中楼阁。同样，模糊了这一关系重大的历史与价值，中国传播学以及其他学科，也就难免沦为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之犬。群山万壑赴荆门，这也是中国传播学的“荆门”。

梁启超先生曾将中国分为三段论：一是中国之中国，二是亚洲之中国，三是世界之中国。从古代的“中国之中国”一步步成为如今的“世界之中国”，关键正在于鸦片战争以来“古今中西”的凤凰涅槃。换句话说，如今我们所面对、所身处的中国，已是一个在古今中西的交互作用中浴火重生的新中国，就像五四新诗人郭沫若热切向往的“凤凰涅槃”的新中国。不管我们多么热爱传统文化，弘扬国学儒学，不管怎样尊孔读经，喜爱琴棋书画，汉字书法，唐诗宋词，四大名著，四大发明，我们都不能不面对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祖先的荣光都已随风飘去，我们活生生面对的、身处的已是经过现代风雨洗礼的新中国、新文化。我们只能在历史给定的舞台上，建设新中国，发展新文化，包括新的学术思想。在这种新文化包括新的学术思想中，我们当然需要而且必须继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需要而且必须扬弃优秀的他国文化，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为了成为古人，更不是为了成为外人，而是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一句话，为了我们的新中国，为了我们的新文化。

拿传播学科来说，随着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两个一百年目标日渐逼近以及相应的文化自觉日渐凸显，如何在传播学科中体现中国人在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中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改变传播研究亦步亦趋、唯人马首是瞻的总体格局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数千年幽远的文化传统，从诸子百家的传播思想，到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等传播习俗，尤其是百年来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实践，如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深入人心、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兴衰起落、党性人民性的现代传播意识等，都在广阔领域留下丰富厚重的遗产。我们需要而且应该发掘自己的一切优秀基因，但目的在于发展繁荣现代中国的传播文化，而非陶醉于先人的荣光。同样，我们需要而且应该学习一切先进的传播理论与实践，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也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加拿大，只要有益于我们的自主创新，都只管拿来，为我所用。而这里的关键在于以我为主，也只能以我为主，不能也不可能以古人为主，以外人为主。传播学科有个说法叫本土化，对此我有点不以为然。因为，本土化预设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往往是美国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一出生就好像具有不言而喻的普适性，无可置疑的真理性，人们只需结合各自不同的本土实际，将这个居高临下的东西转换成各种各样在地的东西，这就是本土化及其实质。实际上，稍微追问一下就明白，美国传播学不是本土的吗？不是根据本土实践而生成发展的吗？离开美国本土，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黄宗智从实践角度明确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和古今皆准的绝对、普适真理。任何理论都有它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都得通过当时的环境来理解”，“意图普适的理论，其历史背景都是特殊的，与特殊理论的不同最终只在于其话语权力”，“大家千万不要迷信追求任何超越实际的全能性理论，因为它只可能是通过强权而建立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一段精彩论述，对我们理解所谓本土化问题尤有启发，他们在批评德国哲学家在搬弄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时写道：

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来。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下面再对前面的内容作个小结。中国传播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全面引进美国传播学开始建构的，在其学习阶段难免亦步亦趋，而如今无论美国传播学，还是中国传播学都面临危机，需要全面反思与重构。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与把握，特别是城市与乡村、内地与边疆、古代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维度，我们应该首先思考与明确中国传播学的理论预设与核心关切。为此，这里尝试提出世道人心的命题作为一种考虑，包括个人层面的正心诚意、社会层面的将心比心、天下层面的心心相印。这样一脉传播传统致力追求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改变观念，而是多元一体的心平气和、政通人和、和而不同。最后，请允许我用两句前辈大家的名言，作为重思中国传播学以及类似问题的基本原则，并作为本次讲座的结束语，两句话又是清华园两处景观的标志：一是陈寅恪的“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是闻一多的“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编辑：江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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