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一个中国人的媒体梦和一个媒体人的中国梦

杨静芝

2015年12月25日
2015-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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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

坦白说，这题目不是我拟定的，想写这题目的人叫沈颢。他说这话是在2014年的9月23日，当时他已经处在压力之下，在一次谈话中，他与我提到这个题目，他当时还乐观的相信，通过这篇文章，他的理想与苦衷会被有关部门所了解。两天后，他被公安带走，直到昨日，历经一年整三个月的羁押，也就是2015年的圣诞平安夜，有了结果，获刑4年。

至于罪名， 关心这个事件的所有人看到的就是：沈颢自己放弃了抗辩，认下了所有指控，旁人无从了解他做出这样决定的思考，但是亦可合情合理地推断：他把审判权交给了历史。

尽管也有很多说法无法求证，比如，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沈以不抗辩换来轻判，“因为，这是一个政治审判，与‘依法治国’无关。”得出这个结论却其来有自。

从去年9月初，21报系被报称涉案，到沈颢遭“带走”，一个月时间不到，事后公开的零零总总的信息证实了一些坊间耳语，官方是要把“21世纪案”办成“大案”、“铁案”，有消息就说，负责侦办此案的上海警方，为此抽调了上海经侦和刑侦在内的多部门精干力量200 余人组成专案组，据称由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陈臻亲自指挥， 公安部统一部署，历时一年，到沈在办公室遭带走， 其实是一个早已预设的结果。

所谓沈颢涉案的结局也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由官方发文做了预告。由新华社发出的没有署名的长篇述评中，重点放在了批驳“新闻圣徒”上。

熟悉南方系和沈颢个人成长的人都清楚，“新闻圣徒”说法出自沈颢最初投身媒体，追求新闻理想的表白。很多熟悉中国媒体环境的人认为，就是这四个字，刺痛了北京某些官僚的神经。

沈颢和他的媒体同仁，将近二十余年的努力，从《南方周末》起步，到创办21世纪报系，展现出的新闻专业和确立起的媒体公信力，令中国的新闻生态彰显出不同于执政当局长期推行的喉舌功能之外的“第四权”。

2001年，《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以中国加入WTO的代表性事件为契机，同步于中国经济全面接轨国际，当中国经济生活空前活跃，21世纪报系藉由此成长壮大。市场需要是基础，行政权也需要相对具有独立性的监督力量才是关键。但是，进入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权力和利益高度结合，相对独立的监督力量的存在就显得“格外醒目”。

沈颢作为一个媒体人，最大的成长动能来自追求公信力至上，赢得公信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加冕，但是，他最大的错误却是太过相信公信力的能量。在一个市场规则仍在浑沌中摸索的社会里，罪与责没有明显的区隔，度量全在行政权的拿捏当中。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不同的机构身上，结果完全不同。在21世纪案发生之前的同年6月，中央巡视组曾公布说，新华社存在利用发稿权搞“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的现象，此事最终的了结方式是，新华社终止与相关单位的“合作协议”，退款了事，无人领责。

而最初就是抱持要为中国开出另外一条媒体生存之道理想的沈颢，在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之初，甚至连中共党员都不是，有赖于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保持了适度的创新试错空间，才有了党媒与民营资本结合的先例。

这是沈颢对媒体未来在中国发展需要有市场化的补充的判断，也有他作为一个社会精英对中国社会开放格局的大趋势的判断，他甚至相信，市场化，专业化的媒体终会成为主流。

沈案宣判后，官方再次透过新华社发表长篇述评，标题是，“偶像的沉沦”。呼应沈案未审前的“新闻圣徒”一文，官方试图用身陷囹吾的沈颢作为对还抱有媒体梦的中国人的警示，就一个媒体人而言，失去行政权的庇护，你可能什么也不是，看，偶像死了。

（作者为中国资深媒体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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