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卿：告别《焦点访谈》我创业了，临了有些真话想说

殷玉鑫

下周一，我的辞职手续将全部办完。从5月7号提出辞职到现在，4个月。从2002年10月28日进台至今，13年。这一刻终将要来，交记者证、进台证。末了，对着台东门鞠个躬：结束了，调查记者生涯。再见，方楼、卫兵、猫台、同事、老友，老东家。
辞职不谈和东家有关的事，要讲只讲好话，是聪明的，睿智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四个月来我筹备创业公司，天天消耗得多、睡得少，累得厉害，聪明没了，智慧没了，还多少有点缺心眼——每天早上五点半把我叫醒的，不是梦想，而是心中的一个声音：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不努力，中午会脑残。少壮不努力，老大会脑残。残到极致，竟然要发“辞职告白”主谈前东家。
毕竟曾是职业新闻记者，我想用尽可能朴素、准确的语言，忠实记录曾经的人和事，不回避，不粉饰，为铭心刻骨的十三年，郑重打个结儿。至于怎么解读，是读者诸君的事了。文章写出来有它的命运，俺不问了。
一、央视十三年，为什么要走？
（一）《公益行动》
2002年10月，在一个助老活动中做义工时，我意外得知央视十套有档名为《公益行动》的纪录片栏目，上网一查其资料，怦然心动。这个栏目当时走现场报道路线，欢迎有主持人经历的人，我一打招呼，制片人就同意了。10月28号，我从BTV辞职，正式加盟。
《公益行动》汇聚了一帮善良有激情的青年，气氛温暖舒服。在这儿，我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如鱼得水、充分释放的滋味：洞庭湖上乙肝病人聚居的村落没人愿拍，我拍；和艾滋病人深度接触的“安全套推广”“美沙酮替换”选题没人接，我接——在栏目关注弱势者生存状态的框架内，我更多报道处于患难中的人，比如唇腭裂儿童、白血病儿童、艾滋病人、尿毒症患者、被强暴的幼女、骨癌患者、贫困大学生、山区教师等。
我是大陆地区第一个进入河南双庙村拍摄艾滋孤儿的电视记者，在被柘城县政府非法关押七小时后，台保卫处费了半天劲协调河南省政府，我和摄像老秦才得以脱身。那之后我们又多次潜回双庙，明察加暗访，先后制作了三部共90分钟纪录片《艾滋孤儿跟我回家》。报道推出后，连着一周，办公室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原来中国还有那么一些孩子，他们中的许多人直接把捐给孩子们的大袋衣服、食物送进了我们办公室。此后，国内外二三十家媒体跟踪报道，一些国外的公益组织也赶到那里，对孩子们进行捐助。孤儿们，最终得到了妥善安置。我第一次受到台里、台外较大范围的关注，就在那年——2003年。
什么叫对的事？就是喜欢、擅长、顺应本性、贴钱都愿意干的事。那时，我经常在办公室住，一熬几天几夜，一个女孩子家连个澡也洗不上。我的工作量，几乎年年第一。感恩那四年访贫问苦的经历，它使我以记者和志愿者双重身份走了许多穷乡僻壤，也使我利用职务作品和社会资源帮许多人达成了心愿。我在精神上特别舒展。
（二）《新闻调查》、《焦点访谈》
不过，一个技术活儿不断重复做，人会觉得没有乐趣。那么有没有可能，咱不做“扬善”节目，做点“惩恶”的中不？琢磨了一年，渐渐心有所属。四年后的2006年秋天，我找到范铭、柴静，请她们牵线认识了时任新闻评论部《新闻调查》制片人的张洁。8月28日，我如愿加盟新闻评论部《调查》。
新闻评论部——这是一个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部门：这里曾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精英；许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被它吸引，像当年的热血青年奔赴延安一样，想尽办法要来加盟；还有许多优秀人才，被从这里输送到央视其它部门担任要职。而《新闻调查》，一度是中国电视新闻界最具深度、最专业、最权威的栏目，几乎没有第二。
深度调查报道节目，对记者编导知识结构、调查研究能力、逻辑能力、影像表达能力的要求很高，我这个中文出身、感情丰富、偶尔写诗、偶尔滥情的文科女，初去时适应得很痛苦。减肥的基础，就是在那时打下的——一个110斤的小胖，瘦到90来斤，后来没胖回去过。后来每每在台里碰到走路喘气的胖子时我就会想：真该把这大胖家伙，放到《新闻调查》干干编导去。几年过去回头一看，特别感恩这份工作的滋养：理性、平衡、客观，深入、准确、逻辑—深度调查报道对记者、编导的要求，不知不觉中已经内化成人性格特质的一部分。
2009，人员结构向来稳固如铁板一块的《调查》出现了些许变动：张洁离开，升职当了部门副主任；柴静离开，调往《24小时》和邱启明搭伴儿播新闻。我呢，和策划部的同仁吃了聚头饭，一心要去新成立的策划部大干一场。时任评论部一把手的关海鹰主任通过张洁递话儿，说别走，评论部栏目随你挑。我“觊觎”《焦点访谈》已久，心里暗爽，赶紧答应了：我要去《焦点访谈》！
做过《调查》再做《访谈》，无论精神还是体力，都轻松很多。前者45分钟，要求编导、记者俯下身子做研究，一期节目一个领域，琢磨通透深入浅出；后者多为单纯的事件，裸片才十几分钟，一期一个子弹、盯一个“焦点”。我敬重《调查》，但爱《访谈》。《焦点访谈》像是隐藏在摩天大厦楼顶的一架超级望远镜，借着它，你既能遍观八方形成对社会的系统认识，又能洞察入微窥视到对面窗户甚至人心里的一切。目光渐渐锐利，世界和人心渐渐看得清晰。我还不知道，中国再有哪个电视栏目，能给记者这种职业快感？
在“焦点”做的第一期节目叫《黑诊所缘何屡禁不绝》。为了寻觅黑诊所，我和摄像张玉虎乔装改扮穿得破破烂烂，在京郊跑了近半个月；为了拍到内幕、拿到证据，我伸出胳膊在某个阴暗的黑诊所，打了十几分钟吊针—并不是不懂这种做法可能面临的风险、付出的代价，只是事情到了那一步，非做不可，这也没啥崇高或者悲壮的，这对我们稀松平常，很多《焦点》记者都这样。
摄像老吕胳膊上有块疤，我问咋回事儿？这人轻描淡写说，某次拍片儿出车祸留下的。对于一个调查记者来说，这样冒险的事有多少？谁还记这个呢。老吕和老范、老法、老刘、老周墨、老林、老翟、老达达这些老家伙进“访谈”时，我也就刚上初中，他们的经历和作品一样，都是传奇。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把这些老哥老姐的故事写出来？谁知道。那些年私底下常聚，有时叫上静静、小叶，吃饭、唱歌，磨叽，酣畅。似乎好久没见了—我越来越忙，你们见谅。牵挂着呢。我得多没出息，才会在此刻想要流泪。好在，在你们跟前裸露自己的不舍和真情，也没啥好难为情的。
对09年才进《访谈》的我来说，付出也有收获，“黑诊所”节目得到了中央高层、部门和栏目的一致好评，时任制片人的翟树杰在组会上宣布消息时，我觉得倍受鼓舞。
那之后，我是真的喜欢了调查报道：忽悠蒜农的电子交易市场，虚假炒股网站，盗挖黑泥的商贩，将尘肺病人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的政府部门，面对露天焚烧长期不作为的城管和环保部门，富士康学工事件调查，危险的网络游戏，被当成敛财工具的民办学校，缩水的廉租房，不靠谱的网络投票选举—
舆论监督节目，每期都有风险，能否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顺利拍完、平安播出，真不好说。有时你刚到一个地方暗访，就被对方盯上了。四年前在某省，我们打的出租车被当地某部门追得满街跑，差点出了车祸。有时拍到一半，就会被告之，别拍了，回去吧。有时，花数月起早贪黑拍成了，片子合成审过了，但可能会在播出前几小时被拿下—
这是每一个新闻记者都可能有的遭遇——作为电视调查记者面对这些，没啥特别。也因为这个，我一直在接受、承受，偶尔要忍受。但是，内心渐渐有了空洞。
（三）内心的空洞越来越大
生产力、创造力不能充分释放的压抑感，离地三尺找不到着落的空洞感，从2010年就开始有了。虽然五六年来都在和这种感觉朝夕相处，但我并没束手就擒。我开始做新节目新栏目模式的研发，看书、看片，有了灵感就写方案，给外面，也给台里。2011年台里举行节目创意大赛，我独立研发的《电视微博》，是五百个方案中唯一的新媒体节目方案，它在众多方案中一路向前，最终获得银奖；此外，我又在职读了几个专业，法学、MBA—还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做联合发起人、推广大使，或者募集善款救助患病儿童——也四处主持节目、活动，学术界、互联网界、公益圈——
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无法填补内心的空洞，它反而越来越大。这是要待一辈子的地方吗？我到底爱新闻吗？那是一个迷惑、不安的时期，我甚至跟人说：我不爱新闻，我特么压根就没爱过！
发泄归发泄，可是脚一直实实踏在地上。2014年3月，我开始调查北京四环之外的露天焚烧垃圾事件。因为自己也是类似现象的受害者，我对这个片子分外上心。在摄像敏哥用大机器拍空镜、用小机器拍了部分采访前后，我独自一人拿着小相机，清晨拍，深夜拍，断断续续偷拍了一个来月。家里的阿姨说，卿卿你要注意，你住在附近，别被人盯上，我嘻嘻哈哈笑着：我办事，你放心。
片子终于成了，首次审片就顺利通过。但是，就在播出当天上午，它被通知：不能播出。得知消息，我坐在家里沙发上哭了，一种巨大的委屈和幻灭感袭来。文雁和雪松打来电话劝，他们越劝我越伤心。这是我两年来被拿下的第六个监督报道。每个节目，都是花时间和心血做的，时间是生命，节目是一段生命的结晶。绳命啊—
那一个来月的忙碌，笛总都看在眼里。见我飙泪，他也默默无言。不过还是觉得有点稀奇：一个老记者，干起活来疯狂泼辣，不像个女人。片子又不是第一次被灭，就这点事儿，哭了？按说也是，调查报道不景气，全中国哪都一样。别人都能忍，就你不行？
真的不行。我是个还有赤诚之心的“一根筋”，总想把自己的生命深入交托于一个地方，一心一意干一个事。对这个事，是有要求的；我是手工制品，不是模具制品，有点各色、奇怪、与众不同，对很多事的判断和处理方式跟人不一样；对我来说，做调查记者真不是为了谋生——作为女人我庆幸自己不用考虑生存。我是想，在《焦点访谈》这样的平台，总归还是能干些事的吧——辞职谈情怀，不怕被人扁么？怕。但总不能因为怕“被人”这样那样，就扭曲了自己。我就是有梦想，有情怀，有社会理想，我过往的人生一直被情怀和梦想驱动。真话，怎么着吧？
央视，是给过我磨练、温暖、荣誉的地方，于我而言，也是真心交付一段生命的地方。打来到这世上，有一少半光阴，竟在央视度过。我多想把所有梦想，都在这里安放。但是在为被灭的片子流泪时，我觉得心痛。
乐于以真实本性示人的伙计，往往不愿给心多做防护，痛感自然大于常人。那之后，我的倔劲儿上来了，开始闭门不出，待在家里大量看书、写东西、研究新媒体。就在安静中探索方向吧。
（四）祸事
2014年6月16号，清晨七点，我起床、阅读、写作。此前我已经静坐写了整两天。大概一个小时后，我觉得有些疲惫，就起身到客厅给手机充电。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抬了下头，忽然觉得眼睛发黑、耳朵发沉，然后啥也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枕着左胳膊，躺在地上。小时候多次梦到自己昏倒，然后有英俊的王子，骑着白马哒哒赶来相救。可真正意识到自己直挺挺昏倒时，忍不住哭了——心疼。
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压抑，没有因未来图景不清晰导致的焦灼，以及过分的专注和玩命，没有这事。这种摔法儿，有摔断脖子的，有摔坏背的，有脑震荡的。而我，一个本就有伤的旧“尾巴”摔断了，一个新生的完美的又长出来，除了虚弱，没有任何别的毛病。呀，这是只多么幸运的小壁虎啊。
是谁说的，不历生死、不懂人生？我在床上趴着痛苦地躺了七八天，思前想后：生命就那么一小段，还随时可能失去。哪些东西应该放弃，哪些应该好好珍惜？我按照毕淑敏书里教的方法，在纸上写了十个名词，划掉一个难受一次。最终剩下的，一是健康，二是亲人，三是梦想。
如果没有梦想，生活和心灵，将是多么宁静。梦想带来的是永不停歇的奔波、忙碌、不自由，甚至还有痛苦，封闭——专注于一条路，就无法再上另一条路。不过，够了！梦想不是负面词汇，它是早期阅读、父母教育、祖先基因或偶然际遇，在人心灵深处置入的奔腾的芯，它的属性就是“奔腾”。如果没有梦想，还是自己么？只有认真活过，才能当下安然，随时可死。我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着这样的话：因为梦想，她刷新了个体生命的成长极限，许多人的命运因她的努力而改变。
可是事实显露得越来越清楚明白：央视，不是你安放梦想的地方。也许，我要走了。
（五）像锥子一样努力努力穿透
那之后不久的2014年9月，数年没联系的袁正明副台长给我打了个电话：“听说你研究新媒体，咱俩聊聊吧。”这是我很尊敬的一位领导，审过《焦点访谈》的片。
那是我昏倒三个月后，第一次离家超过两公里。晕晕乎乎进了老台，在办公室和领导聊了两个多小时。离开时，看着熟悉的方楼、办公室、机房、草坪、花坛，发现自己有点伤感。我没回家，在台附近找了个馆子，一个人坐到夕阳西下。
如果说央视能迎来新的变革，能有合理使用、利用哪怕是“压榨”我的地方，当然要留下来。多年来，我内心的声音不就是“求使用求压榨”吗？一向“贱”气如虹。
2015年十月，在骨伤未愈的情况下，我用近两个月时间，研究加请教专家——做了一份名为《央视转型方略》的研究报告，并把这份报告的精华约三四千字，呈送给了袁台。写作这份报告的过程十分痛苦，因为尾椎有伤不能久坐，我一会坐，一会站，一会撅着屁股写。（专家：郭全中魏鹏举段永朝潘峙钢方兴东谢振鸿）
提交报告后，台里半晌无动静。对于一家电视台来说，转型是个大事，急不得；但是对于一个等待多年的老记者来说，分秒都显得珍贵。我不想放弃，想再主动出击搏一下。《央视转型方略》只是一个战略设计，需要有具体的项目来做抓手。为此，我又用了三个月时间，研究在线教育，做出一个名为“央视创业慕课”的项目策划，希望推动内部创业。内部创业?疯了吧，央视从来没有过。是的，我想推动内部创业。
“创业慕课”的创意，我和节目研发部的克宇主任汇报过，他听了眼睛一亮，建议我尽早提交给领导。彼时，这个项目已有投资人表示很感兴趣。为了让项目策划更加稳妥，我加入了多个在线教育群，并通过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的朋友，找到了《慕课革命》的作者、国务院参事汤敏先生，来做顾问。2015年3月，我和分管新媒体的袁正明台长约了时间，要去汇报。但是此后台里在新媒体方面的事情忽多起来，袁台一直在忙，我等了三个礼拜都没有见到他。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死心眼儿姑娘？“缺心眼”是假的，“死心眼”是真的。我从不轻易放弃一个地方，一个伙伴，除非我该做的事，已经做到极致，而你还没给我回应。
（六）离开，创业
冬去春来，去意已绝。
某次我跟一个已经离职的前同事说，崔老师，这次我真辞了，努力到极致没啥后悔的，折腾不动了。他说，你跟我一样啊，我当初也是，找这个找那个，找不动了。
下周一，办完最后一道辞职手续，我已不再是央视人。实实在在说，我对央视没有任何可抱怨的，有感恩，更多是痛惜。
我真心感谢许多人，感谢我在十套工作时的部门主任熊文平、王新中、李虹——他们多年未联，只有远在异国的新中主任每年春节来往一条短信；感谢在《新闻调查》工作时的领导张洁，同事柴静、范铭。感谢评论部曾经的主任梁建增、关海鹰，如今的副主任孙杰，以及我在《焦点访谈》工作时的几任制片人翟树杰、刘年、刘雪松。感谢所有合作过的同事和帮助过我的闺蜜、好友。感谢袁正明台长和我们曾经的中心主任梁晓涛。愿所有留下的，心里平安，已经走的，一帆风顺。
好比一段恋爱结束，只有当你真正放下先头那人时，才能认真打量身边别的追求者。当我拿定主意要离开时，才真正开始认真琢磨过去一年出现的种种机遇。
过去那八个月，我见了十四五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他们来找我做合伙人。这个过程既有趣又熬人，有趣的是，可以接触不同领域的人，商学院、投资基金、社交应用、在线教育、互联网金融等等。煎熬之处在于，你可能会在花费许多时间后发现，有的项目喜欢但不擅长，有的项目擅长但不喜欢。我老跟笛总嘀咕：这就跟“相亲”似的，不大好受啊，今天不想出门！笛总的一句话支撑我坚持了好久，他说：这个阶段，你得多换脑子多见人。
终究还是没有发现一个心甘情愿想把事业生命完全交托出去的项目——即便是好友、正和岛岛亲的金融项目，也始终不能痛下决心。不能轻诺轻托。2015年4月中旬，我做了“最终决定”：去某家境外媒体公司做高管，直奔百万年薪而去，缓冲几年独立创业，5月上班。对于一个一年播不了几期节目的女调查记者来说，百万年薪诱惑而又新鲜，那是个什么滋味？好歹咱也尝尝。
然而4月29日，一个陌生的投资人找到了我。他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表示要投的，竟然是我念念不忘四五年一直想做的事！
感谢如今已是我第一个投资人的X老师，他是投资人，也是创业者，读书人，思想者，是战略高手，他比我更勇于乐于谈情怀、梦想。从见到他的那刻起，我离地三尺忽忽悠悠六七年的心，掉在地上了，我知道，这次对了。这是命运，不得不顺从。真实的生活，远比虚构的故事离奇。八天后的5月7号，我提出了辞职。
2015年6月，我创办奇霖传媒。8月，有了心仪的合伙人。9月，公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四个月来，我已初尝创业之味，有苦有难有泪有抱怨，但没有一次真正的退缩。
我终于可以淋漓尽致、旁若无人、不急不缓地做事，像在淋浴器底下洗澡脱个精光一样，彻底裸露自己的善良、真诚、光亮、力量，以本性和血肉之躯撞墙。我想看看，如果足够努力，一个普通的灵魂到底可以走多远？
二、央视大转型
离开，不是为了更好地回来。离开，就是离开。但我想，每个离开的人，都无法不对这个地方继续保持关注。对我来说，会继续关注央视的转型。呈给袁台的“央视转型”研究报告，我也曾给一百来位央视好友私下分享过。他们看完这篇文章后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卿啊，你还那么理想主义，这怎么可能？死心吧。一种反应是：这真是太棒了，赶紧呈送台长！
大家都渴盼变革。也因此，我想分享其中的一部分观点。你说画蛇添足也罢，说不合时宜、痴人说梦、一厢情愿也行。
如果不说，怕是再没有心情和机会说了。
（一）让集聚在员工心底的创新火焰，像岩浆一样喷发
1、尊重、信赖、依靠底层员工。
以我所见，央视集聚有大量优秀的人才，他们是无需质疑的最专业的视频内容生产者，是能在浮躁时代不慌不忙、平心静气干活的人。他们不甘、不该也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只需一点制度推动。什么是最好的商业模式？最好的商业模式，就是让人的生产力、创造力释放的模式。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是尊严之战，也是生存之战。
2、让局部地区保持失控、不均衡——越失控越动态，越能创新。制造变化、不确定性
马化腾允许内部放手做微信，就是个例子。微信和QQ在腾讯内部共存，就是一种失控和“不均衡”。王冠雄在名为《从柳传志约架看企业转型》的文章说：当社群规模超过领导人传统智慧的临界点后，社群本身便进入自组织自运行的动态失控中。失控越动态，越有价值。内部消耗就是内部进化。译言网CEO赵嘉敏在谈起“均衡即死亡”时说，“当企业效益最大化时，就在顶峰，很难适应新的变化。”失控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失控的目的，还是“控”。
3、平等开放，鼓励创新。
有人用八个短语形容硅谷文化，也把这几个词送给前东家：繁荣学术、不断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讲究合作，以人为本。某日下午阅读《三位一体：英特尔传奇》，看到石强写的一段推荐语，他说：英特尔能够创造历史，并在四十多年间始终保持对全球数字领域的决定性影响，原因就在于，它永远走在前面。科技是伟大的，更伟大的是人，是那些用创新不断创造和重新定义未来的人们。
（二）央视转型的几个抓手
1、制度抓手——启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开启内部创业。
让员工自己报项目方案（含电视节目和新媒体项目），对于成熟项目，给予品牌授权、资金支持，甚至是股权激励。这是释放人才生产力、创造力并激发活力的好方法。
这是创业的好时代。抛开“时代”不论，我想每个人心底都有个声音：做自己，为自己而活。不能提供土壤让员工“做自己、为自己而活”甚至利益均沾的企业，不是大格局的企业。方兴东在《阿里巴巴正传》中说：马云目前只持有阿里巴巴不到百分之十的股份，“股权越小，格局越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能走多远，主要看格局。
“创业”之于央视，不陌生，也不遥远。十三年前央视吸引我的，就是它内部的创业氛围——那种创业的热火和对社会的冷静凝视所交织而成的魅力之于我，就如同延安之于当年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革命小青年。创业没有失败。创业者永远不死，理想永不凋零。
2、产品抓手——逐步压缩传统内容产品比重，打造全新的互联网产品
未来十年，是移动互联网的大航海时代。按照互联网女皇米克尔的《2014互联网趋势报告》，未来移动互联网或出现百亿以上用户规模。在中国，无论高端人群还是中低端人群（原谅我这么分高低），使用手机上网越来越普遍。手机，将是攫取注意力资源的主要端口。
面对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机遇，央视定会有所作为：年轻的有影响力的用户在哪里，央视就去哪里。移动端，也许应成为主要抓手和突破点。照此推理，这意味着将会有一部分员工要把精力，从旧有内容（包括各电视频道）转移到新型内容上来。为互联网上的用户，做新的互联网产品，为电视观众继续做电视内容，这会否成为央视的新常态？期待。
央视已有新闻客户端，做得很成功。也许在未来，央视的所有电视频道都可以转变为视频APP，以用户为中心，不断迭代、完善，提供好的体验，积聚大量用户群。想象一下，未来在你的手机桌面上会有：央视的新闻视频APP,专业财经视频APP,娱乐视频APP,体育视频APP、教育视频app，甚至其它。不同APP的用户群特征不同，可以做针对该细分人群的社群运营，一个APP一个社群，每个社群还可再做社交。运营产品，运营用户，然后再运营商业。
3、生产方式抓手：
（1）发动草根行动，让草根参与共建视频内容。MH370事件期间，我做了一个新新闻实验，我带着一台摄像机、一台单反相机、一部4G手机、一部3G手机、一个ipad外加一个小米移动电源，跟着游行的家属从丽都酒店步行进入使馆区。一个多小时内，我充分使用各种工具边采边拍、边写边传。部分内容经慎重考虑，发于个人微视帐号，效果非常不错。短短一个小时里，转发量低的三百五百，高的六万、七万。这次实验给我的启示是：职业新闻记者单兵作战己成可能，技术越进步他们越轻松。电视、广播、纸媒、网络的平台界限会越来越模糊，记者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未来会趋于一致，世界上只存在一样的新闻平台，一样的全能记者，而没有电视记者、电台记者、文字记者之分。4G技术驱动下，我曾经的‘草根记者狂欢”设想实操指日可待，且可做到收控自如；新闻报道主体必须有草根的位子，这是挡不住的潮。对专业新闻机构而言，这种勇敢的改变带来的产能，将是不可估量的。
（2）做大数据节目
每一个重大技术发明，都会引起文化形态的改变，信息革命也将改变传统的线性播出的电视节目形态。在大数据的支撑下，视频节目的形态会有很大变化。据CNNIC数据，2014年3月20日，阿里云宣布打造中国最大的全媒体云计算平台，年内助力200家电视台，利用云计算实现大数据运营，意在帮助电视台在互联网时代提升竞争力。
【作者简介】武卿，奇霖传媒创始人，制作人、主持人、专栏作者，正和岛成员。曾任教师、新闻主播、财经记者。2002年进入央视，历任《公益行动》导演、外景主持、主编，《新闻调查》编导、策划，《焦点访谈》调查记者，同时为央视节目研发创意人。曾以记者、志愿者双重身份走遍全国各地，制作出《黑诊所缘何屡禁不绝》《缩水的廉租房》《黑肺》《揭密亿霖传销大案》等系列调查报道，并为艾滋孤儿、白血病患儿、胆闭宝宝、尘肺病人、乙肝病人、贫困大学生、被性侵女童等众多弱势人群利益奔走呼告。工作之余持续参与公益，为多个公益项目联合发起人、多家公益组织推广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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