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读《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成为了一种趋势，有钱人选择奢侈游，穷学生和苦白领选择穷游。旅游到底是什么？阿兰认为是“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显然这很高深，一时半会儿无法理解，而这本书的作者看来，旅行就是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这是一本文配图的书，我觉得它既不单纯像一本游记，也不是旅游工具书，它更像是一本人文作品，带着你品味人生、异国风情。这是一本作者的诚意之作。 书中有段话是这么写的：“旅行，总归是为了吹牛……吹牛是除了挣钱以外推动这个世界前进的唯一理由。”没错，人们旅游归来后，拿着拍摄的照片给亲朋好友看，这是吹牛；把买回来的纪念品送给他人，也是吹牛。无论用语言、用物品，只要是在描述旅行过程就是吹牛。可书中还有一句话：“现在，旅行的吹法比以前更酷，人们不是炫耀去过了哪里，而是更愿意讲述在哪里做了什么……”确实，如果你还在炫耀自己这趟旅行花了多少人民币，还在展示买来的贵重物品，如果你还在比“V”手型拍照和写到此一游，那你肯定会遭人鄙视。付钱的炫富时代已过，俗称的文艺时代以来，人们到某处旅游更重视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背景，人们正在追逐精神上的旅行，这也是徒步旅行和单车骑游兴起的原因吧。 在这本书中你不会看到绚丽、壮美的风景名胜，你看到的只是旅行当中各种的人、事和作者的思考。行走、观察、思考这三件事，就是作者在旅行中所做的。 全书作者写了很多地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缅甸·蒲甘。作者是这样形容蒲甘的：“旅程的劲头，应该是一片能够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净土，如果你仍然相信纷繁嘈杂的世界有这样的角落”，这个角落就是蒲甘，蒲甘远离现代，远离灯红酒绿，远离浮躁肮脏。这里有的只是一座座寺庙，和一群平和、顺命、懂得等待的人。我喜欢安静的地方，所以我喜欢蒲甘，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蒲甘人忠于等待的态度。我们每天都在不停的奔走，上班、下班，地铁、公路人满为患，尽管步履紧张、快速，都快跟不上，但没人愿意停下来等待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翻了又翻，忠于实现了前人希望的发展，高铁速度也提了又提，快了又快。各种数据高速我们跑得有多快，可我们的大脑又真的跟得上脚步吗？人们的精神世界浮躁，近乎疯狂地追求金钱物质，我们每天笑谈我们的信仰：金钱，我们就如此放纵自己的精神。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事件和那一个个失去的生命提醒着我们应该停下脚步，看看自己。 生命不长不短，刚好用来好好看看世界。而旅行，能让我们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 2读《我所理解的生活》 读这本书完全是冲着韩寒去的。想着他写的东西，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这也可以从一方面说明，那么多人想先要名气再推出作品也许真的无可厚非。 “三十岁的韩寒，第一次自我剖析”“韩寒所有作品中，删减幅度最小”，这样的噱头，也是吸引我拿起它的重要原因。但其实我也知道，这本书里很多文章在就是他的博文。 不管怎么样，冲着这个“臭公知”，我看了看他所理解的生活。 整本书给我的感觉，和很多人一样，韩寒没有以前那么锋利了。但有的人觉得这是他的退步，或是说明他正在成为一个中年俗男的道路上行进着，我不敢苟同。 我并不算他的铁杆粉丝，只是看过他一些文章一些言论，最喜欢他的一点是坦诚。在我看来，现在的他依然有着这样的优点。只是人总是会变化，随着环境、经历或是自己本身的一些感悟，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和以前有所不同。而韩寒的变化，并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不可免俗的“沦落”，而是成熟。 钱钟书说，二十岁不狂是没有志气，三十岁尤狂是没有头脑。我觉得这句话用来描述而立之年的韩寒完全妥帖。那些年少时写下的字句当然也是一腔热血的肺腑之言，只是而今下笔，一定会少一些逞一时口舌之快的冲动，多一份深思熟虑的周全，这样的周全，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而是为了负责。毕竟文人以笔为刀，滥杀无辜不好。 对于生活其实不用说太多，就像书里写的，“不是每件事都能给人生带来什么，人生的时光，总需要去度过。我选择这样度过。”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失败了就承认自己不行，成功了就和朋友分享喜悦，不要求失败的自己被豁免嘲笑，只希望自己能够认真体验。这就是韩寒的态度。而关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其实他一直在写一直在说，但有一点让我深有同感的是，“对于政府，有人爱，有人恨，有人抱有希望，有人一直绝望，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依然不善于良性讨论和互相妥协，依然执着于党同伐异和批倒批臭，以至于很多人都进入了疲劳期。人们对政府疲劳，对反政府也疲劳。在这个社会里，用阴谋论和动机论就能解释和打倒一切。”这段话让我想起很多人对于“在网络上没法讲道理”和“罗辑思维”里所说的互联网受众的女性心理特征。人们似乎觉得一旦妥协，就是输了。我想这也是中国作为一个人的整体，行为方式忽左忽右、大起大落的原因之一。 3
读《坐天下很累》历史，不都是改朝换代，不都是学术论文，更不都是冷冰冰的名字。白岩松说的这句话，我是在张宏杰的笔下亲身体会到的。在政治面前，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历史就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接受了十几年的历史教科书的教育，历史在很长时间里对于我来说，大部分都是一连串的时间、地点、人物、影响等种种刻板的条目。虽然在课堂上，老师会在闲谈中聊到一些历史人物的传闻逸事，但对于浩瀚的历史来说，那些不过是冰山一角。读张宏杰的这本书，历史不再像以往一样晦涩乏味、高高在上甚至被断章取义，在当时万人之上不可侵犯的封建权威的最大代表，被作者以普通人看待、解剖，呈现出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性情的“人”。所谓的天子，说到底也不过是人。有喜有怒有悲有欢，会犹豫，会骄纵，会辗转难眠，会坐立难安。作者没有以政治的眼光看待那些皇帝，而是从平等的人性出发，“以一颗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书中所讲的九个皇帝，放在今天来看，大概都会被认为心理有或多或少的问题。但在当时，他们却都是九五之尊，“上天之子”，就因为这样，传统的“帝王教育”才会败坏了一个又一个在深宫之中经由妇人之手长大的孩子。而当整个社会的运转都由一个人来决定时，危机的出现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如此，古代中国社会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王朝兴衰更迭，一直循环了几千年。就拿光绪来说，表面温和有礼谦恭胆小的他，实际却因为小时候在王府中的娇生惯养和后来在皇宫中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脾气骄纵、易怒、毫无耐心、缺乏毅力。这样的性格，不能不说是导致后来众所周知的戊戌变法的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是谁让他坐上龙椅？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对他寄予了怎样宏大的希望？是谁让本该是一个逍遥公子的他从小就必须察言观色小心谨慎？不能说是慈禧一个人的错，这一切，同书中其他八个皇帝一样，都是整个封建社会的误解造成的。古代中国信仰孔孟之道，主张灭人欲，行天理，并且相信“天子”能够成为心中的圣贤之人，带领天下百姓走向大同走向富足。这样的一厢情愿，遇上合适的人选当时再好不过，但人无完人，当被选出来继承大统的人有着与这项工作截然不符的秉性，无疑是心存希望的天下人的一场灾难。并且，欲望的火焰极有可能燃烧人的理智，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后人所看到的，一场场血雨腥风的改朝换代和政治斗争。而那些天子们，无疑是可怜的牺牲品。书中所讲的皇帝，在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中，所占不足百分之一，但是作者的思考，却不仅仅是在那九个人身上。当一个人身上所系是天下苍生和国家社稷这样的重大命题，他早已不能只代表自己。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病，有些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以史为镜，看看现在的社会和民族，我想这是张宏杰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收获。4
《明代北京的瘟疫》历史往往和其他很多方面的知识和背景联系在一起。这是我听完邱仲麟先生关于明代北京瘟疫的讲座录音的第一个感受。讲座是以明朝北京的瘟疫情况为主线进行的。北京作为一个帝国的首都，代表着当时这个国家最好的状态，选北京来讲，正如邱先生所说，的确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者治学的严谨可见一斑。既然是讲瘟疫，自然不免涉及到医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还都不是普通的伤风感冒之类的常识。在讲座中，邱先生讲到的诸如鼠疫、羊毛瘟、疙瘩瘟等瘟疫，有的是我听过但了解仅限于一个名字的，有的甚至闻所未闻。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想必邱先生一定广泛涉猎了这方面的知识。其实在听这个讲座之前，我设想讲座的内容，也许就是按照时间顺序讲讲明代的北京发生了哪些瘟疫，并且着重讲讲几场大的瘟疫。我没有想过，瘟疫会和明朝的灭亡联系起来。看来，一些关于“瘟疫是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论断也不是信口胡掐的。明代瘟疫多发生在后期，在1540至1560年代发生的频率高数量多。但是邱先生也说，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实际上相当稀少和零星，几乎都是几个字一笔带过，并且有的记载有夸张的嫌疑，是否相信，我们还要持保留态度。由此看来，记载的功能对于后世的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古人关于羊毛瘟的记载，令我最感到新奇。记载称，如果人们吃的食物中有羊毛，吃了之后就会因为染上羊毛瘟而死亡，得这种病的人，身上会长瘤，瘤中也有羊毛。这种论断我其实将信将疑。那些羊毛是哪里来的？会不会其实只是一种看起来是羊毛的物质？后来邱先生也说到，这些被叫做“羊毛”的东西很可能是人身上的毛细血管。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对医学一窍不通的人来说，我的抑或是无法自己亲自去考证的。看来，广泛涉猎知识很重要。古人有的想法在我现在看来真的很奇怪，却又可以理解。比如邱先生讲到的天花。虽然现在天花已经绝种了，但在古代是人们很恐惧的一种瘟疫。它最常发生在10岁以前的小孩子身上。小孩子抵抗力低下，古时医疗技术和设备手段等都不先进，死亡率自然很高。如果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得了天花，家人会在他还未死时尽量给他买好吃好玩的，算是生前对他好一点；但如果是穷人家的小孩染上天花，家里的人就会在他死后将其尸体丢在城外，让动物吃尽他的尸体。如果动物把小孩的尸体吃干净了，就代表着这个孩子可以重新投胎了。还有江苏盐城的一种风俗，是要将染上天花死亡的小孩的脚砍掉，这样一来他就不会走回来把病传染给其他人了。这算不算是一种古老愚昧的预防办法呢？看看前人，看看现在，历史其实是“人”的故事，不学究，不枯燥。5
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读《月亮和六便士》“圆孔里插了个方塞子”，毛姆这样形容在英国和法国时的斯特里克兰德。在英国，他每天早上出门去交易所上班，完成反复枯燥的工作，下班回家后吃晚饭。尽管妻子热衷于结交文艺圈的人，他却是个不爱说话，也不善言辞的人。存在感低，对于除了妻儿意外的任何人来说都像个路人。和他一样或许沉闷但平常的人其实很多，也许是沉默寡言的巴士司机，也许就是邻居那个只喜欢养花的老头。但有一天，他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了。“我不会来了。我的决定不能更改了。”留下一封短信，他从已经过了四十七年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带走他的不是“把他抓在手掌里”的哪个女人，而是画画。毛姆对于女人的嘲讽虽然剑客，但却使人不得不认同。“要是一个女人爱上了你，除非连你的灵魂也叫她占有了，她是不会感到满足的。因为女人是软弱的，所以她们具有非常强烈的统治欲，不把你完全控制在手就不甘心。女人心胸狭窄，对那些她理解不了的抽象东西非常反感。她们满脑子想到都是物质的东西，所以对于精神和理想非常妒忌。男人的灵魂在宇宙的最遥远的地方遨游，女人却想把它禁锢在家庭收支的账簿里。”这样说来，对于“追求命运”的斯特里克兰德来说，家庭除了带来禁锢之外别无它用。于是他首先挣脱了妻儿，远走他乡。从一方面来说，他确实可能因为这样的一次“冲动”就失去了享受所谓“天伦之乐”的机会，至少他的妻子和家人是这么认为的。但对他来讲，这是走向自由的必须的第一步。在这之后，他一步步让自己“失去”工作、食物、衣服，直到最后，赤身死在自己画满壁画的小屋里。他的唯一遗愿是烧毁那间小屋，他自己的杰作。四十七岁之后，他一直在追赶着的，也许正是那最后一刻。他完全不关心生活上的安乐舒适，一旦得到一点钱就全拿去买画布和油彩，他率直尖刻到粗鲁的地步。他的确是个怪人，但也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天才。他一路狂奔向终于可以对自己的作品满意的那一天，在这途中，他不断抛弃其他的一切，最终死于麻风病。“他并没有像俗话所说的‘找到自己’，而是寻找到一个新的灵魂，一个具有意料不到的巨大力量的灵魂。”很多“心灵鸡汤”都告诉人们，我们的生活需要做“减法”，他们所说的额减，减去的多是皮毛，几遍如此这样做的人都能感受到多一点的愉悦。可以猜想，斯特里克兰德所得到的的该是多么崭新的自己和灵魂。当他失去一切，也就得到了最大的自由。6
《文革的发动：1966年的中国》文革是一个敏感词。我还记得在高中历史书上，有大量篇幅来描述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是如何快速崛起快速发展，而关于那个动荡荒芜的10年，却只有一个角落有一个段落的描述，并且还是以维护、原谅的口吻。如果一个历史事件的描述结果多于细节，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对它持怀疑态度。对于我们来说，文革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明明知道它的存在和发生，脑子里除了几个人名和几个名词之外，却再也搜索不出来其他更有意义的东西。越神秘，我们对它越好奇。文革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四人帮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在这十年里做了什么？其实，听了韩钢老师的讲座录音以后，我的疑惑还是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我发现的是另外一个现象：政治是一盘很大的棋。当年全民崇拜毛泽东的景象，我实在无法想象和理解，就像当年老师跟我们讲前苏联人民都叫斯大林为“斯大林爸爸”一样感到不可思议。也许谈到抗日、革命、斗争，毛泽东的确是一把好手，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似乎还热衷于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他的危机感和忧虑感到底是从何而来的？韩钢老师说，文革的发动不是林彪不是四人帮发起的，其实是毛泽东发起的。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论断，我确实受到了冲击。而随着讲座内容越来越细越来越深入，我开始越来越觉得，政治家的手都是沾血的。每个人、每个党派、每种立场，其实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那一个位置和那一份权威。权力也许确实是会使人上瘾的吧。毛泽东号召基层的人“造反”，其实就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威。也许我的理解过于简单，但听了那些复杂的会议、决策，我觉得政治家们首先还是一个人，具有人的控制欲、自私性。当毛泽东发现高层、中层的人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自己言听计从的时候，他不高兴，他感受到了威胁，所以他要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前我们都觉得刘少奇可怜，被文革迫害至死，晚景凄凉。但韩刚老师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毛泽东路线、刘少奇路线，其实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只是针对的点和一些执行的方向不同。也许我们从来都觉得有好人有坏人，一个人不是坏人就肯定是好人，这与我们小时候受到的一些教育也许有一定关系。但是，政治很复杂，人很复杂，不是我们那么单纯理解就可以看透的。7
文官集团透射的体制悲哀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之后，对书中的一个高频词汇——文官集团，颇有感想。
在阅读《万历十五年》时，我们能洞察到这样的信息：在明朝万历年间，皇帝只是个排位，真正掌握朝政运行方向的是当时的文官集团，他们用儒家学说的道德观为旗帜来对抗朝政中一切损害他们利益的人和措施。他们有着双重性格，也就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文官集团的“阴”与“阳”——他们一方面用道德伦理来标榜自己，用道德伦理去约束皇帝和内阁大臣，去抵制一切不符合他们利益的措施，即以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另一方面，在私下里却争权夺利，唯利是图。在读本书之前，笔者一直认为封建王朝中天子权利最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本书却呈现了封建王朝不一样的一面：在王朝内部，一个组织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一种自己的组织文化，并且这种组织文化的惯性很大，个人根本不能抗拒，皇帝也不能例外。明代的文官集团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代朝政运行制度，有的学者称之为“政教合一”，而我更认同黄仁宇先生的说法：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
在这种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政治体制中，朝廷并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来主宰司法；不是通过立法的手段提供判决案件及解决争端的具体规则和法理依据,而是以四书中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本依据。这种道德的政治化和泛化必然导致社会的伦理道德全面彻底地虚伪化,形成文官们在实际生活中提倡伦理道德,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
这种政治体制催生出了文官集团，而正是这样一个组织，阻碍了明朝各个方面的发展，书写了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那个时代的种种令人心生悲哀，特别是看完整本书，书中介绍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从不同方面透射着的那个时代的悲哀，让人深思。
对于万历皇帝朱翎钧来说，他是这种体制最明显的“受害人”。文官集团把他强迫纳入他们所设置的规范，不让他的个性自由发展。首辅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本想励精图治，成为贤明君主，开创个“万历之治”。但是他和文官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文官集团对他的种种束缚让他最终磨灭了励精图治的斗志。
万历皇帝宠爱德妃郑氏，却由于文官集团的极力阻挠，导致他不能废长立幼，立郑氏的儿子常洵为太子，这也导致了其后期二三十年消极怠政，“万历之治”的宏伟蓝图也被扼杀在襁褓之中。那么文官集团为什么要百般阻挠万历皇帝立皇三子常洵为储君呢？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是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在作怪。他们明面上的理由是：以幼凌长，不符合伦常之道。这个理由貌似是为了维护国家所奉行的道德伦理，可是实际的原因是，“立储一事关系到文官们荣辱生死的现实问题：因为，凡是皇帝的继承权发生争执并通过一场残酷的冲突以后，胜利者登上皇帝的宝座，接着而来的就是指斥对方伪造先帝的旨意或者暴戾无道；因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经过一番左右舆论的工作，自己的胜利就不能名正言顺。而他手下的拥护者，也总是请求新皇帝以各种凶狠的手段加之于他们的对方，才能顺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敌则遗臭万年，各有分晓。”万历皇帝的愿望在文官们极力阻挠下最终没能实现，他内心的强烈不满演化成后期二三十年的消极怠政，这也让后世史学家多认为他是一个昏庸的君主。殊不知，他也曾想过励精图治，只是因为在那样的政治制度之下，他根本没有施展政治才能的平台。这也充分证明了在这种体制下，皇帝的权利受到了文官集团强力约束。万历皇帝的生前，许多事都不由得他自己做主，就算在他死后，在那世间惟一把他当成“人”而不是排位的女人，也在文官集团的干涉下不能如他所愿长眠在他身旁。万历皇帝悲剧性的人生，令人扼腕，更是那个时代政治上无法言说的悲伤。
上演在万历皇帝身上的悲剧，在两位首辅身上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呼应。万历年间两位著名的首辅，一位是“首揆”张居正，由于他忽略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遭致死后被清算，身败名裂；另一位是大学士申时行，他虽深知文官集团的“阴”与“阳”，却也始终没有能在政治风浪之中置身事外,多次被卷入争端，进退维谷，直到提出解呈十一次之多，才能奉准退休。仔细分析他们的经历，也不过是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在起作用。
对于张居正来说，万历幼年登基，他作为首辅既要辅助朝政，又有掌管万历教育事务的责任。一方面是万历的重臣，另一方面又是万历的严师，他会在万历功课准备充分时赞颂皇帝的圣明，同样在皇帝做错事情是也会以严师的身份加以质问。不仅如此，万历生母慈圣太后对其亦是言听计从，这种亦师亦臣的关系造成了幼年万历以及慈圣太后对张居正的倚重，“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这种完全的信任和依赖造成了张居正的大权独揽，特别是于人事任免方面，张居正几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他向皇帝提选官员，再由皇帝圈选，而皇帝的心中早已形成了“百姓安居乐业，他应当审慎的选择称职的官吏；而选择称职的官吏又必须信任张先生”的观念。张居正的人事任免大权独掌无疑损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张居正所面对的是一群受着儒家礼仪规范熏染的文官们，他们既有着坚定的道德观念，同时又有着无法克制的欲望。在他们眼中，内阁只是一个秘书机构，不具有决策权，它只是皇帝和百官之间联系的中枢；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尊重是必须的，可是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拥有像皇帝一样绝对的权威。因此同样对权力有欲望的文官们断然不会容忍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人对他们指手画脚，更何况是修改他们所奉行已久的道德观念。张居正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共事者们，把自己摆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去，成为他们眼中的离经叛道之人。即便是有皇帝的倚重，他也已然成为众矢之的，一旦皇帝的信任消失，那么他所有的努力也都付之东流，而他也走入了身败名裂的深渊。
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他有着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的经验。这种经验让他深知王朝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正是由于这种正确的认知，才使申时行采取温和的行事方式，最终即使不能全身而退，也不至于落得个死后身败名裂、任人诋毁的下场。两位首辅和文官集团的较量，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文官集团对朝政的主宰作用。张居正的改革或许在任人方面有不堪之处，但是从宏观上来说，他的措施无疑是能够推动王朝一定程度上向着资本主义迈进的，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却由于文官集团对他本人的否定和诋毁，导致万历皇帝对他的信任不复存在，他的改革也付之东流，最终失败，这难道不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吗？
书中谈及的其他几位主要人物和文官集团在不同方面也有一定的矛盾，因此他们同样未能实现自己促进当朝进步的理想，造成了那个时代的巨大损失与无言悲戚。
明朝奉行的是重文轻武的统治理念，这也注定了武将的地位不高。对于平定倭寇、北慑蒙古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来说，即使他恢复了数量巨大但实际不堪一击的军队的元气，独力编撰了军事操典，创制了新的战斗队形和战斗技术，享有因抗击倭寇和北方蒙古人而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功，却也最终逃不出被朝廷解职，在贫困交加中凄凉离世的命运。戚继光一生致力于改革当朝军事武备以抵抗外敌，却最终没能实现这一军事理想。究其原因，是由于本朝文官当政，而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们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戚继光所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最终被当政者罢官弃用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也造成了当朝军事上的悲哀。而这种悲哀用欧蒲台先生的话足以解释：“随着戚继光的去世，我们的帝国失去了将它的军队施予最低程度的现代化以图在新时代生存的最后一次机会”。
文官集团的杰出代表, 至今被民间传诵的海瑞,这个完全符合正统统治阶级思想的能臣, 以道德作为自己行事的最高典范, 重民本抑豪强, 重刑法惩贪官, 犯颜直谏皇帝, 因不符合文官双重性格中“阴”的办事准则,触犯了文官们的利益, 终于被当朝作为标本供了起来,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何其悲哀！
文官集团当政，所造成的悲哀，又何止印证于此四人身上？对于这种悲哀，黄仁宇先生在自序中有所阐述：“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翎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綎，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以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文官集团当政阻碍了当时的社会进步，也正是那个时代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凸显之处。本书指出，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犹不可代替法律。而那个时代单纯以道德和绝对的集权治理国家，没有硬性的法律条款来保证，仅用崇高的理想来解决一切问题，无疑造成了道德的政治化和泛化以及体制的僵化，这也无形中约束了各类寻求变革的力量, 使儒生为主的文官集团满足于在道德规范的框架内循规蹈矩, 注定了朝代衰亡的失败结局。历史表明, 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道德代替法制的社会结构已逐渐成为束缚人自由、扼杀人创造性的牢笼。因此, 打破传统政治结构,使之向民主政治发展才是必由之路, 即应由专制走向民主, 由礼治走向法治。8 心中的青瓷
《青瓷》是一本描写现代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小说，描写了以拍卖公司老板张仲平为中心的关系网，它蔓延至官场、情场、商场。在小说中，张仲平如一只老谋深算的蝉，千方百计地结出了纵横交错的茧，以为能凭借自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洞悉游刃于茧的各个狭缝口，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那个看似开放性的结局实则暗示了读者，他最终作茧自缚。
关于张仲平这个人，说不上好，也不算太坏。事业上，他善于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着手去经营3D公司，获得了一些成绩，算得上大众口中的“成功人士”；生活中，在一个接一个的情人和家庭之间游刃有余，既想满足自己婚姻之外的欲望，又不想伤害妻子和女儿。自信的他认为“鱼和熊掌可兼得”，但是他忘了一句古训：纸始终包不住火。就算是“包住火”的灯笼，也有引火烧身的可能。一切游离于正常道德之外的行为总有一天会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黑暗掩盖下那些见不得人的欲望最终会使一个人走向万劫不复。
张仲平只是普通人中的一个平凡的个体，他的经历却影射了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当官的致力于官位越爬越高，以小说中丛林和刘健为典型；经商的谋划着金钱越积越多，以张仲平与徐艺为代表。中国是个封建气质与现代节奏并存的社会，封建气质是指找衙门办事需要有关系、有财力，现代节奏是指当官的往上爬需要土豪为其砸金进行GDP为标准的政绩堆积。在这样一个关系社会里，官商勾结的温床应运而生。张仲平在竞争香水河法人股的拍卖代理权过程中，以执行局局长侯昌平的儿子为突破口逐渐与其建立盟友关系，以青瓷为幌子给省高院人名法院执行局局长刘永健拿回扣，使尽浑身解数将该打通的并且能打通的关节一一打通。在整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无形并且脆弱的关系网，这个网将有关的每个人都牵连其中，虽然不是一环扣一环，但也是一棋走错，满盘皆输的结构。最后的结局也应证了这一点，刘永健包养情人、受贿腐败被双规的变故，致使张仲平“偷鸡不成倒蚀把米”，赔上了一大半自己辛苦几十年挣来的身家财产。
俗话说“赌场失意，情场得意”。也就是说上天给你关了一扇门，也会给你开一扇窗。但是对于张仲平来说，这句俗语在他身上一点都没应验。他在香水河法人股这个赌注上下了巨额赌资，不幸赌输了。祸不单行，苦心经营的情感上“鱼和熊掌兼得”的局面也紧接着土崩瓦解，为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小说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从这本现实性的小说反观我们的社会，似乎能找到一些让我们反思的地方。
在这个土豪金泛滥、拼爹盛行的时代，似乎钱成了衡量许多东西的唯一标准，许多人的价值观在社会大环境的潜移默化下变得扭曲。许多人殚精竭虑利用各种关系想往上爬，戴上面具，不断谋划，唯利是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又一边得到，一边失去。实现一个阶段的目标的过程中，可能会失去尊严，失去原则，失去爱人、家庭等许多原本在我们生命中十分珍贵的东西。但这只是一个阶段，之后还有许多这样的向上爬的阶段，而这个过程中，失去的将会越来越多。在小说中，对刘健来说，失去的是光明的未来；对张仲平来说，失去的是奋斗的成果和完整的家庭。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代化社会，停下快节奏前行的脚步，问一问自己，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在追求些什么？
张仲平的关系世界只是我们的关系社会的一个投射，一个缩影。社会制度或许会有缺陷，我们可能没法改变；可是我们能改变自己的心和方向。
| 
发表于 2013-12-13 21:04:41
QQ好友和群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收藏
支持
反对
发表于 2014-1-4 14:2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