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不堪回首的大学生涯 （1962—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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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g1945 于 2011-1-10 14:14:4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简介：本文记述了笔者1962至1968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时代。本科六年时间经历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去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的诸多阶段。完成了从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到五七战士多重角色的切换,全程参与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各项政治运动。其间，坎坷复杂，一波三折，血泪伤痛,千言难尽，决非今天大学生所能想象。…

目录

前言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2北京印象

3校园生活

4课堂教学

二，社教运动

1远赴湖南

2以社会为课堂

3运动之激烈

三，教学改革

1实践教学

2左倾错误的逼近

四，文化大革命

1风潮初起

（1）
大字报

（2）
新市委

2“二月兵变”

（1）
郭影秋

（2）
大辩论

3红卫兵

（1）
风云突变

（2）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3）
恐怖的“红八月”

（4）
“联动”的结局

4大串联

（1）倾巢而出
（2）回家的路

5两派对立

(1)
简要分析

(2)
分庭抗礼

(3)
“孤岛”时期

6反帝反修

（1）
苏联大使馆

（2）
火烧英国代办处

（3）日共代表

7逝者血泪

(1) 孙泱之死

(2) 孙维世之死

（3）胡锡奎之死

(4) 阚玉瑶之死

8血腥武斗

(1)
攻打红楼

(2)
武装对峙

(3)
血染操场

(4)
勿忘前事

9文革感受

五．黯然离校

1离校之前

2工宣队

3毕业分配

4步出校门

六．部队农场

1“五七道路”

2艰苦生活

3沉重压力

结束语
1回望母校
2难以忘怀
3以史为鉴
4面向未来

(附:介绍《革命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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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了解我们在冬天的泥沼里跋涉得有多艰难，

你就能理解我们对春天的追求有多热切。

*

前言

*

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各不相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生，但我的小学是个弄堂小学，教室散布在居民楼里，非常简陋，不具备办学条件。被撤消，是应当的。

我的中学，在四平路头道桥，是建国后新建的。教室里是木地板，课桌是苏联式翻盖的，与靠背椅连在一起，用的是很粗壮的木头。尤其是教学楼的后面有个200米跑道的操场，这在上海市区里的中学是很少有的。但就是这个操场，二十年前，被区教育局看上，要盖家属楼。校长对此提出异议。结果，校长被免，学校被撤，家属楼盖了起来，前面的部分变成了虹口体校（真不理解，没了操场，怎么反倒成了体校）。这是我在九十年代从《报刊文摘》上看到的。有网友告诉，现在广中路水电路附近有个红旗中学。但那个与我已经没有更多的关系了。

至于人民大学的撤消，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称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坎坷复杂，一言难尽。我的本科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文革又延长一年。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它的后续，就能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1961、1962、1963级的文科生，才有这个“幸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

在这儿，我之所以想讲几句关于我的母校、关于我的大学时代，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另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作品《革命四十年》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点击量在二百万以上。本文是这部小说的附录，用谷歌或百度搜索书名，即可进入。这本书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大学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阶段、文化大革命，另外顺便再讲下农场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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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教学阶段



1．     录取通知

我参加高考是在1962年夏，那年十七岁。知道录取消息，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正光着膀子坐在我老家上海弄堂里石库门的家门口。那时上海人住得很挤，夏天天热时，晚上家家户户都拿着板凳、椅子出来，在弄堂里、马路边乘凉。两位高中老同学兴冲冲地跑来，说：考上了，你也考上了。这是班主任最先知道消息，叫他们过来喊我上他那儿去。我抓起背心还没穿，就跟他们走了。因为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还不到10%。尤其是1962年还是困难时期，不少高校缩小规模，甚至停办，能考上挺不容易。我知道，要是我考不上的话，等待我的将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甚或是更遥远的黑龙江和新疆那些地方去生产建设兵团或插队落户了。之前，我甚至还上西藏路的青年宫看过有关“江西共大”的展览。所以知道了这消息，是分外地高兴。

说起来，我们高三（1）班在全校是最好的。从高一起，就常听老师们夸奖说：“高一（1）班不错”。这句话也在我们班成了流行的口头禅。至今我们班同学之间联系还挺密切。后来知道，我们班也就考上了十几个。当然再后来的后来，我们考上学的也不见得是好事。至少我们这十几个，大学毕业后很少有在上海的。

到了班主任那儿。我们的班主任顾乃武老师，抗战时曾去过缅甸战场。很长时间里，我对此感到很好奇。但那时的资料极其匮乏，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也就打探不出究竟。这是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的初始。班主任向我们报告了好消息。但他以为我是考上了复旦，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历史地理专业）。第二天上学校拿到正式通知，才知道是人民大学。那是我的最后一个志愿：人民大学统计专业。原是想报个冷门，在填报技巧上作最后一博。没想到，还真是它。随通知单，还有几张大大的行李签。上面印着鲜红的“人民大学”的字样。这几个字，在我的印象中竟比那录取通知书还深。后来有一张贴在了我唯一的一个箱子，那是我姐姐用过的一只兰色帆布箱，特地拿过来给了我。因为舍不得那标签，那旧箱子也一直随我到现在。

上大学是个大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好准备。8月末，就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兴奋，竟直到火车启动了，我才从月台跳上了车厢门口的踏板，隔着车窗摇手向送我的三哥和几位高中同学告别。心里想，我离开中学时代了，离开上海了。但决没意识到，这就真的离开上海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再有做上海人的资格了。虽然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慢车。那时的票价很低，到北京19元8角。加上是学生票半价，才花了9元9角。但要和那时的收入比，也不能说便宜。正因为是趟慢车，所以开几分钟就停一停。到北京，走了三十多个小时。沿途有印象的是，摆渡过长江，江中静静地竖着几个停了工的大桥的桥墩。过江后，看淮河平原上的农舍，全是茅屋泥房。所谓的窗户，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也就是个泥窟窿，就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第一次为中国农村的落后所震撼。过黄河时，已是半夜，虽是一夜未眠，也没看见。

在黑夜中摇晃的列车座位上，想着将要去的新的大学，也想着曾经的中学。有一点挺奇怪的，后来在大学，对大学的校长，比如吴玉章、郭影秋、孙泱，印象都很深，尽管作为学生并没有和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对于中学，对校长反倒印象不深，而对一些任课老师，其印象却终身难忘。除了班主任顾老师，我至今不能忘的，有：语文老师贾同文、物理老师刘乾复、化学老师杨碧兰等等。

贾老师对我的鼓励、帮助，使我对文学的热望持续升温。刘老师是我初中、高中连续四年的物理老师，是我认为讲课最生动、最成功的一位老师。化学，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初二时，我就开始自己看初三才上的化学书。在这过程中，杨老师功不可没。记得有一次小测验，有道题有误。下课铃响了，其他同学都没交卷，而我交的卷子上指出了这道题的不当之处。结果杨老师不但不隐讳自己的失误，反而破例给了我110分，大加鼓励。我至今不能排解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去考化学专业。

天亮了，古老的城墙映入眼帘，北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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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印象

到了北京，坦率地讲，有几许的新鲜，也有几许的失望。头一眼觉得整个北京城非常的简朴，除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之外，整个城市显得很陈旧。主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这些，还赶不上上海家门口的四川北路。当然，北京有别的地方无可比拟之处，那就是皇家建筑。故宫就不用说了，就讲颐和园吧。它离人大不远，来回两角钱的车票、一角钱的门票，是我比较常去的地方。尤其是下雨的天气，诺大的园林几乎空无一人。漫步在长廊里，凝视佛香阁，远望昆明湖，细雨迷蒙，宛若仙境，真的是叫人陶醉、忘了自我。

对北京城印象最深的倒是，北京的社会风气也很质朴，很文明。等公交车，哪怕是两个人，也都是自觉排队。打那以后再没见过。

*

再讲人民大学。1961年之前，人大主要招收调干生，被称之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对于应届高中生来说，有点神秘感。

一到学校，第一印象也是十分的简朴。无论是校舍，还是教工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整个校园里几乎都是灰砖灰瓦的平房，和相当于二个平房摞起来的二层楼房，最高的主楼也不过三、四层。我们统计系，就在学校最里面西北角的北五楼。据说这些都是刚解放时抢修的，原想在十年大庆时再建一个相当于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宏伟建筑。无奈困难时期来了，也就作罢。只有厕所间上挂着的俄语标牌，还在诉说解放初中苏友好和大批苏联专家来校指导的往日情景。

不但学校简朴，人大的学生也很简朴。人大虽说是以培养国家干部为主，但那时机关干部也未见有多吃香，加上录取时有一定的政治审查，所以学生多是工农家庭出身，尤以农村家庭居多，因而生活也都很俭朴。我从城市来，尽管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也轮不上助学金。入学后，直到1966年大串联前，才回家过一次。不像现在连国庆假期，也有学生坐飞机回家。1963年暑假，是唯一回家的一次。返校时，正值海河洪水泛滥，津浦铁路运行中断。我坐的这趟车是最后一班。远望铁路两侧全是滔滔洪水，一直到天边。水中只露出了点点的房顶、树梢，看得直叫人心疼。水都漫到了路基的石子上，火车只得慢慢地开着，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水中开行似的。其余的假期里，大都参加勤工俭学。夏日里整修操场，冬天在图书馆里整理和装帧，用汗水换来很少许的一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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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也还没走出困难时期的阴影。大家穿得都很朴素。不但学生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教商业经济的老师很坦诚地说道：“别看这样，这还是好的。等到了澡堂里，外面的衣服一脱，里面的都是补丁落补丁，连教授也都是这样。”是啊，那时一年才三、五尺的布票，买块抹布也得掂量再三啊，只能顾最外面的了。当下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知是否也源于此。

吃的就差得更多了。粮食定量还不到三十斤，后来增加了点。这些粮，放到现在是足够了。可那时别的副食很少，往往顶不到下一顿就饿了。而且细粮只有10%，也就是说一天还吃不上一个二两的白面馒头，其余则是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窝窝头。如果上午第四节没课的话，食堂门口一定是聚了很多人，在那儿敲着碗急切地等着饭吃。这对于从南方城市来的我，确实很不适应，而且事先也没这个思想准备。当然想到，在全国人民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还要培养大学生（那年人大招了400名本科生），也是不容易的，内心还是满怀感激。

我的哥哥在西北某高校，1960、61年时，低年级各自回家，高年级由老师带队去甘南山区度荒。老师在山坡上给学生上课，不是讲机器怎么造、怎么开，而是教这种野菜可以吃、那种野菜不能吃。结果还为挖野菜，与当地藏民发生冲突，有两个学生被杀。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经有过的一页。

学校的生活艰苦，社会上的生活更艰苦。很多同学来校时，体质并不好。我们已经开始上课有一两个星期了，体检报告出来，我们班有两位同学因健康原因被休学一年。这两位，还都是我的上海老乡。第二年，又体检。一位男同学留到下一级，一位女同学还是没通过，被取消了入学资格。真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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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京，也有感到激动的事，那就是从1962年到1965年每年作为仪仗队参加国庆游行，就排在最前面的第二方阵。第一方阵是北师大女生的花篮方阵，比较小，后面就是我们人大学生肩扛国徽和高举红旗的方阵了。国庆那天，面对宽阔的长安街，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响起，跨出那整齐有力的整个游行队伍的第一步，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心里不由十分地豪迈。当然训练是很艰苦的，每年5月份就开始了，到了9月，每天都要训2个小时以上。每年的国庆，都是最忙碌的一天。凌晨一两点就起床，集合，上车，在长安街上列队。游行完毕，往往是步行走回学校吃点晚饭，便很快又要出发。晚上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看着广场上欢快的人群翩翩起舞，一朵朵在半空绽放的礼花，耳边是轰隆轰隆的炮声，四周华灯齐放，这时最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安康，真的想衷心祝愿祖国好。回到学校，总得下两点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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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高中班级考上北京的有五个，两个清华，一个石油学院，一个铁道学院。国庆后不久，我们就在颐和园聚了次会。看到曾经都在熟悉的教室里的熟悉的脸庞，如今忽然换了个亮丽的皇家园林的背景，真觉得命运的神奇。大家都很高兴，以后也是常见面。铁道学院的，是位女同学，我们高中班的团支书。她工作积极，做事认真负责。我们高中班在毕业后有过一份油印的小刊物“团结”，还印过好几期呢。文革前，还说过这期由我们北京的几个来搞。我已经写了篇关于参加社教运动的稿子。她都已经准备好了钢板、腊纸，说这些都由她来刻。不久，轰然来到的文革，冲走了这一切。

大学毕业后，大概各人的境遇都不理想，相互很少有联系了，有的都不知道去向。我知道，她去了安徽蚌埠。很多年之后，我去过蚌埠，还想过去找她，但没有合适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去世了。这使我再次深感人世的沧桑。让我向她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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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园生活

人大的日常生活管理，十分强调自律。刚去时，连辅导员也没有，一年以后才根据上级要求配备的。班里面各项工作都靠自己，靠学生干部。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人大的男女同学是住在同一楼舍内的，全国高校独此一家。我们系同年级的两个班，八间宿舍，女同学在中间两个，两边各三个宿舍是我们两个班的男生。男女同学共用一个盥洗室，早晨一起洗脸刷牙，傍晚一起洗脚洗衣服，真的是朝夕相处。夏天，甚至一边是有的男同学光膀子冲澡，一声喊“闪开点啊！”一盆凉水就从头上浇下，旁边洗衣服的女同学便“哇”地一声跳开。大家相处都很好，也很少有谈恋爱的，而且几乎没听说有什么“绯闻”。

有网友想叫我谈谈那时大学生的恋情，我想了想，真是没有更多的好说。我们男女同学之间，那么地熟悉，熟悉到已经没有更多的其他想法。熟悉到，有次，一位女同学还喊我：“今天下午没事，我们去洗澡吧。”于是，两人回宿舍（也就是隔了两个门）拿着脸盆，放上毛巾肥皂，就一起往澡堂走去了。这事放到今天，一定匪夷所思。但在那时，却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平常，无论是自己、是对方、还是别人，都不会有其他的想法。那时的环境，就没有这个气氛。讲句笑话，那时可还没有如今的“把妹达人”那些玩艺。或许还有个原因，可能是我的年龄在班里最小，没想过这些。

1965年，社教回来，搬进了东风三楼。虽然是楼房，可还是男女同学在一个楼。法律系男生在一楼，我们计统系（计划统计系的简称）男生在三、四楼，两个系的女生在二楼。我们楼层里的最西侧，还有几个空房间。

这年的9月，来了一大批冒着轰炸、昼伏夜行、历经生死、从血与火的前线下来的越南女留学生，就和我们住在同一楼层，而且还是隔壁房间，还是共用同一个盥洗室。这些越南女孩比中国女孩更能闹，满楼道里都是她们的欢声笑语。不多时间，我们有的同学还跟她们学了几句越南话。1966年夏，由于国内文革的开展，她们只能撤回本国。听到这个决定，刚才还在学着斗走资派的模样、装鬼脸、嘻笑着的她们，刹时就变了脸色。临行时，她们的哭泣与不舍，依然历历在目。

据说直到八十年代初，高校重新招生后，人大依然是男女生同一楼舍。是在教育部的再三要求之下，才与其它高校一样实行男女生宿舍分开。人大之所以有这个习惯，可能是与以前招收的都是三十往上的调干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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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食堂的打饭是这样的:每顿就一个菜。饭票上，没有金额，只标明日期和早中晚。上午没课的班级，轮流去食堂帮橱，干些捡菜、洗菜之类的活，而且提前吃饭。开饭时，还要给来就餐的同学们打菜。为了显示公平，打菜时不能抬头看人，以防别人说你打得有多有少。队伍又长得很，所以就只管低头接碗，飞快地往里舀上等量的一碗，再接下一个碗，都练出这本领了。

菜是等量的，可饭量有大小。不过，只听说不够吃的，几乎没听说吃不了的。

饭碗由各人自备。吃完饭，食堂的自来水龙头前就排起了长队。这时，前面如果有熟悉的女同学，你就可以把碗递给她，说声：“帮我洗一下吧。”甚至连“不好意思”都不一定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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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活动虽然不多，但比起中学那还是完全不一样。我的体质不算强，所以常跑个步活动一下。往往是拿出星期日的半天，向南跑到白石桥、紫竹园一带，再跑回来。而南方没有的滑冰，是我的最爱。一到冬天，就盼着在北五楼旁边的人工湖上滑冰，至今也没滑够。

我的一位好友，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有钢琴房的钥匙。对那高级玩艺从没碰过，充满了神奇和向往。于是，我向他借了钥匙，逃课去练琴。但终因无人指点，弄了半天，只会用一个手弹。二、三个星期后，也就作罢了。直到了六旬之后，因为陪上幼儿园小班的外孙女学电子琴，结果她不愿意学，我倒学了几下。

我一直奇怪为什么高中、大学里不开设音乐、美术课。这些也都是我的喜好。在初中有这些课程时，在班里都是名列前茅的。好在现在的高校有相应的选修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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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学校里，几乎没有什么社团活动，也没有什么讲座。有的只是一些配合政治思想教育的报告。至今有印象的，有：后来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北京三建青年突击队长李瑞环，有掏粪工人时传祥，有王府井百货大楼优秀营业员张秉贵等。

李瑞环同志那时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典型。虽然是个工人，但报告非常风趣精彩。现在还能记得其中的一段：有次在公交车上，因为急刹车，他不小心碰到前面的一位妇女，那妇女用北京话生气地说：“德性！”他幽默地说：“同志，这不是德性，这是惯性。”讲得全场大笑。

时传祥是位淘粪工人，因为勤勤恳恳几十年而树为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受到刘少奇接见。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接见的照片，以显示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和国家主席都是普通劳动者，都是国家的主人。文革期间，当然也就跟着国家主席倒霉，横遭迫害，致病致残，被赶回原籍。好在还留了条命，真是不易。

张秉贵是糖果柜台的售货员，是干一行爱一行的典型，尤以“一抓准、一口清”称著。你要几斤几两，他一把就能抓出来，一口就能说得多少钱。那是多年苦练基本功的结果。

我们班在这方面也很积极，但是却没讨好。1963年春，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我们班请了位跟雷锋比较熟识、一直保持往来的雷锋的小学同学、湖南老乡，也是人大的学生，来班里讲雷锋事迹。结果他讲的跟报上宣传的不完全一样。几天之后，他就被中宣部喊去，叫他重讲了一遍，并告之，这些话到此为止，以后不许再说。不知道他们的耳朵怎么那么快。这位同学，文革时还被扣上了“反对学雷锋”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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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有一些外事活动。最常接触的，就是外国留学生。我们住的东风三楼紧靠着留学生楼，接触机会稍多一些。来人大的留学生，除了前面提到的一大批越南女留学生外，主要是亚非一些友好国家或左派组织派来的，比如喀麦隆的。此外就是参加一些迎宾活动。一些外国首脑来华访问，政府组织大批群众夹道欢迎。耳熟能详的有:恩格鲁玛、尼雷尔、西哈努克、班达拉奈克这些。当时有戏言说，我们交的尽是些穷朋友、小朋友、女朋友。这样的活动，一年往往有好多次，我们一般都是在靠近钓鱼台国宾馆的门口。头两次有点新鲜，以后也就是种负担了。装着高兴，装着欢呼，背后还有不少着装和不着装的警察来回监视，无趣得很。不像现在就在机场迎迎就行了。

还有好几次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百万人群众大会。印象中有：1964年的支持巴拿马人民、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救国斗争。总之，忙得很，事儿多得很。这时，置身于天安门广场，真是人如海，歌如潮，红旗翻卷，吼声震天，很有那种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的感受，真的就像置身于世界革命的中心。

倒是1965年9月日本青年友好代表团来华，我方在中山公园等处组织数百名中日青年联欢活动，感受较深，觉得很有必要。中日二国人民、中日二国青年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惜后来由于文革的影响，这项活动被中止了。这之前还参观过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日本商品展”。看着在展览馆前旗杆上高高飘扬的太阳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是建国以后，在大陆升起的第一面太阳旗。据说曾有些上年纪的北京市民愤恨之极，试图冲击展览、扯下日旗，当然被挡住制止了。应当说，目前有些影视剧和社会舆论，对中日关系的议论有些偏颇。中日战争，从本质上讲，不只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打仗，而是全人类和法西斯之间的较量，是整个人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胜利，不要仅仅理解成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那样的话，就小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小看了它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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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秋，还有件事：印/尼/共/产/党/发起了试图夺/取/国/家/政/权的事端，结果被苏哈托军人集团反手镇压，酿成了震惊全球的大屠杀。我们系有两位印尼华裔左派留学生，长相俊朗，跟我们班还开过一次座谈会。听说他们在那年回印尼，一下飞机就被枪杀在舷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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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堂教学

人大的老师和员工都很认真勤勉。如果说在这之前和之后所去过的单位和学校难免都有些不够满意的人，但人大是例外，那种人至少我没有遇到过。在我离校十多年之后，也进了学校当老师，但对专业知识几乎是一张白纸。是我当年的辅导员倪加勋老师给我寄来香港版的统计学，救了我的急。而他自己也是颠沛在外，刚回人大不久。即使是在系办公室里搞行政的任主任、王秘书、翟秘书，那样地关心学生、尽职尽力，我至今印象很深。母校的老师，是种无形的巨大的召唤，使我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努力去做一个让学生满意的好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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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教学很严谨。很多课程没有教科书，老师整堂地讲，学生整堂地记。我是几乎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记下，课后再加以归纳整理，用横杠、黑点这些划出要点。学校一方面，很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去啃那些马克思的原著《资本论》；同时，课程的设置也比较多，涉及面广。比如我们统计专业，不但要学各个部门统计（工业统计、农业统计、商业统计等），在学这些之前还要先学各个部门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等），同时还要学工业技术（从金属冶炼到机械制造）、农业技术（各种作物的种植栽培）、商品学（使我知道了各种商品知识，如纺织品的分类与鉴别、不同护肤化妆品的成份与功能等）。尽管大部分课程，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后来没学成。但这样的安排，对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无疑是很有用处。现在有句话叫宽口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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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形式比较多，除了通常的闭卷笔试，还有口试、讨论式、作文式等。尤其是口试这种方式还挺新鲜。定下考试时间后，要抱上一大堆书去。而后在老师那儿抽签，签上有两道题，可仍选一题。自己翻书翻资料，准备一到两个小时，列出答题提纲。轮到自己后，到老师面前讲15分钟左右，而后老师根据答题情况进行追问。这种办法，抄袭和死背都用不上，也用不着。学生对这一问题理解的准确程度和深度，都表露无遗。对于社会学科来说，这确实是种很好的考核办法。

我当老师后也曾试用过口试，学生们很欢迎，反应很热烈。试下来之后，才知道对于教师的工作量太大，批阅个书面卷子可以一目十行地过去，而口试要一句一句地听，还要互相讨论，当场给出结论，怪不得现在都不用了。记分方式除了百分制，还有五分制、二级记分制等，后面这些，现在也都不用了。对于文科学习的考核，很多情况下，确实很难精确到1%、2%，那样反而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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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的教学，强调自学，对于自觉性比较强的同学更能发挥他的潜力。上大课，与老师接触较少，只有到考试时与老师见面，这全得靠自己自觉。上小课，老师们都挺随和，师生关系不错。我的语文老师是张小水（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儿子）。他深入浅出，语言丰富多彩，使我对文学的爱好得以延续。现在还能记得他讲的文章写作要领：凤头、猪肚、豹尾这些。联想到后来，尽管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拿过文学方面的书，但是在八十年代的某一次，我作为一个经济类的老师，居然还客串讲了遍“大学语文”，这种情况还是很少有的。到了退休后，忽然又想起写小说。恐怕是有一些潜藏的因素在起作用。高中的贾老师、大学的张老师，无疑都是重要因素。还有，经济地理老师知道我对地理很有兴趣，而且基础也较好（地理是我各门课中最强的一项，并且从地理延伸出对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形成了一套知识体系。今天对《革命四十年》的写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和这个知识体系有关），还曾为我转到经济地理专业作过努力。但我们那届没有这个专业，要转就得跳级，这尚无先例，只好作罢。但我还是挺感谢老师。

人大的学习也是很严格、很严肃的。我们的上届有个湖南籍的谢姓同学，或许是因为家庭困难、年龄偏大、身体欠佳等原因，一门主课不及格就留到了我们班上。上了一年，还是这门课，考了58分，因为同一级不能留两次级而被退学。现在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当时，我们很为他惋惜。他回去后，来了音信，说进了个挺不错的事业单位。我们又为他庆幸。其实，以后想起来，从城市来的学生，还真不如退学能回到原来的城市。当然，话再说回来，再以后的几十年的利弊、变化，谁也无法预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