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讨论：政治传播的核心议题

殷玉鑫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60周年院庆系列论坛——新闻传播史论教学研究部学术论坛

圆桌讨论：政治传播的核心议题

主持人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讨论嘉宾
黄旦（复旦大学教授）
李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施惠玲（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郭小安（重庆大学教授）
何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白红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袁光锋（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
苏颖（中国传媒大学讲师）
易妍（华东师范大学讲师）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各位好。今天我们用圆桌互动的方式来探讨中国政治传播的问题。中国政治传播这几年发展非常迅猛，但也面临很大问题，可能还不是局部的方法或理论的问题，而是中国的政治传播我们应该研究什么、怎么研究？

西方政治传播的几大议题都是围绕着选举、民意、媒体和政府间的关系等等展开，但我们知道上述很多条件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

可能也以另外一种形式显现出来。我们研究政治传播的学者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尴尬，当核心内容缺失的时候，我们还剩什么议题可以研究？所以今天的圆桌就我们就这个议题进行讨论。

我们先从教学开始，政治传播课讲什么、怎么讲？在座的大部分老师都在讲授或研究政治传播。我之前为这个圆桌邀请了几个我知道开设这个课程的老师，比如浙江大学李红涛老师，复旦大学的沈国麟老师，中山大学的张宁老师、传媒大学的荆学民老师，他们一开始都答应参加，有的连车票都买了，可惜临时有事无法参加。今天来的老师中，传媒大学的李智老师，北京交通大学的施惠玲老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何晶老师、南京大学的袁光锋老师据我所知也在讲政治传播课。从教学开始谈到研究，以这样的思路来展开我们今天下午的圆桌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刘海龙教授主持圆桌讨论

李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有没有政治传播？这个定义是西方人提出来的，定义和经验间有矛盾的时候，我们到底遵循谁？我记得你上午的时候提选举、民意调查是政治传播核心议题，如果说没有这个核心议题，这门学科研究的东西一下没有了，政治传播这门学科不成立了，你把选举和民意调查作为核心议题，如果它们存在了，那么政治传播自然存在。我们从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关系来看，概念是固定的，但经验在不断变化中，如果某些概念无法覆盖关键议题，那就意味着它的覆盖面要改变，覆盖面改变意味着外延改变了，外延改变了是不是这个问题的内涵也改变了？

第二个问题，政治传播与其他类型传播的关系问题。为什么大家这么热烈地讨论政治传播，而其他传播不会，为什么唯独政治传播随时提随时用？到底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像我们说传播文化、传播政治。这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别的传播类型不会成为问题？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施惠玲（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智老师讲到的第一个问题，政治传播在本土的过程中是不是要赋予新的内涵？那么我个人认为政治传播既然已经我们介入到中国当下的语境之中，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一些特色，尤其是政治体系的特点，来赋予它一些内容，所以我认为政治传播中最重要的内容和意识形态有关系，我的子课题研究也就是政治传播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我提出两个观点。我想纯粹做一个理论性的论证，所以我首先认为政治传播在中国当下要研究，那么从功能主义来讲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内容，从我们今天刚才上半场九位老师的发言当中，实际上每个人都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那是不是政治传播就研究意识形态，没有别的呢？我觉得不是，政治传播内容当中是要区分的，在中国当下这一点特别重要，首先要区分意识形态的内容，我把它称之为政治话语，还有一个是政治信息。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一个是兼顾西方语境中的政治传播，同时我们把意识形态提出来，切合中国当下的语境。
政治传播作为政治话语的时候，它是借着什么转变成这个东西？我在论证的时候借鉴了语言分析哲学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尤其是汤普森的观点，他讲的是80年代在大众传播媒介条件下，意识形态不再像过去所理解的理论体系，它已经转化成象征形式，所谓象征就是一种意义，也是一种话语，从这个意义讲，我首先认为政治传播它的内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从功能主义讲，意识形态是贯穿整个的政治传播的过程当中，比如从政治传播的主体，刚才讲新媒体、大众报刊等等，还有受众。我认为各个环节都有意识形态的痕迹，我想论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意识形态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我借用一个外化概念，就是我认为通过政治传播这样一个过程，意识形态成功的转变成一种我们说社会控制的手段也好或者是价值观，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原来作为一种纯粹的思想观念体系，它转化成一种形态的东西，或者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在政治传播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说政党，是不是政治传播主体？它的政治色彩很浓厚，它的传播当中就是要传播这样一套理论等等。所以我把它分为比如说政党、政府、公共组织、个体。
我们很多都是传播学院或者新闻学的朋友，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学校也是很重要的媒介，每个大学都有个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这些课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呢？我写了一篇文章，我把它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在政治传播当中的样态， 用一句话来讲即政治传播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在当下，在互联网或者是传播技术发展到今天的一个重要的外化的途径，它已经具有时代性或者物质化的特征。谢谢！

何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我觉得这次会议特别及时，过去讲课虽然有教学参考书，现在国内国外都有教材，但是有一些问题， 例如对宣传的探讨，对政党的政治动员、政治传播等，在教材当中比较缺乏。所以在教学过程当中，从教材的选择，到课程的设置比较困难，有时候自己都觉得有冲突。
我今天的交流从教学入手，所以直接把我课程带来了。我这课是八个专题，基本上先从背景性的东西入手，后面从操作性入手，讲政治传播的实践层面。前四讲从政治学的角度介绍对于政治的基本理解，和从政治学的角度如何解读政治传播。这部分课程我请政治学的老师讲的，内容包括政治传播的历史、研究范式，关于政治传播的基础，舆论和民意跟媒体间的关系等。接下来是三个实践层面，政治修辞、政治宣传和广告。最后一部分， 在台湾也特别提到这点，政治传播范式的转化，延续到美国经验学那块，在最后主要介绍一下批判式政治传播研究。具体讲的过程当中从介绍西方的基础理论入手，同时结合中国实践当中的现象来展开，比如说在宣传部分，《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那本书也是我们重要的参考书。这个课程的基本内容是这样安排。在教学过程中，明显觉得上课的内容还不足以覆盖政治传播丰富的面向，我觉得这个领域内容太多了，从学术研究角度讲也需要我们能够对这个方面有一个比较全面把握。简单地以传播的基本要素来探讨，一些内容明显缺乏。一是政治传播的传播者、主体的部分，刚才谈到它的传播者非常丰富，比如说政府政党的传播，尤其是宣传在内，研究得非常多，成果也多。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忽略了其它的点，比如政治领袖个人的政治传播，他们在沟通实践当中所采取的理念、策略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从草根层面上，这些年政治抗争这块的研究挺多，但是明显觉得有关政治NGO的探讨偏少。二是传播内容，感觉其实对于政治传播真正有深度的内容分析，尤其是具有批判色彩的研究还是缺乏的，这也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空白。三是从政治传播具体的手段上来说，研究宣传、舆论、政府形象的多，其它的相对少一些。包括讲到美国结构当中，谈到比较多的是选举和政治营销，实际上在国内也有，但不多，我觉得它有个发展趋势，比如说政治公关和政治广告这块，这些年来也在逐渐增多，并被大众所认可。所以我觉得这块研究也可以去做，而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目前看到的很少。四是效果研究，真正的比较扎实的，尤其是针对政治传播效果的研究就更少了。我感觉从这几个基本的面向来看，都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做的丰富的选题。从我个人讲，我过去一直做社会阶层和大众传播的研究，我觉得目前在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中，人们一直比较关注从政府和政党出发的自上而下的宣传，但是对基于沟通层面的对话的探讨少一些，那我觉得阶层分析是不是可以接入一些？谢谢。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最简单说，从一门课程或者一本教材中应该看到整个领域或者说学科内在逻辑是什么。之前我们见到中国传播学研究中，曾出现大量缺乏内在逻辑的“XX传播学”，政治传播是这一系列中的一个还是有自身的逻辑？如果只是把我们把西方的议题拿过来，几个东西拼在一起，就构成一个政治传播的话，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尤其作为中国的研究者，我们自己的议题是什么？刚才施老师谈到教育和文化，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文化研究也在讲政治，大量研究在讨论意识形态，是不是这些文化研究都是政治传播研究？接下来是苏颖老师发言。苏颖（中国传媒大学讲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门课，是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由教师主导的授课部分，第二部分是由学生主导的研讨部分。
我分别介绍一下我们讲的八个专题，第一讲是整体的介绍，政治传播的概念、脉络、框架、当前的一些热点议题。第二讲是媒介权力，这里我们主要梳理的是媒体与政治影响力之间的三种模式。第三讲是政治营销，简单讲就是当我们用市场的方式运作政治传播是怎么样的。 第四讲我们讲的是一个新的议题，就是政治品牌，它是营销这个领域细分出来的一个更专业的领域，我们讨论将品牌管理的方式应用到政治传播是什么样的。第五节课我们讨论的是政治传播的美国化，因为我们发现各国政治传播越来越相似，而且几乎所有的技术和方法都始于美国，我们讨论这个趋势，它怎么样发生，或者说讨论这个说法在什么条件下正确的。第六，在竞选预测领域已经有很多研究，尤其在大数据的助推下，这种竞选的预测已经非常精准，那么在我们提前知道竞选的结果的情况下，耗费人力、财力、物质去竞选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话题挺有趣。第七讲是数字时代传播竞选与新媒体，影响到底有哪些方面，学界怎么看待它们的关系。第八个是公共外交，国际经济场上的政治传播。
虽然我们是介绍西方，但在课堂上，中西政治传播的对比几乎是每一次课堂上引起最热烈讨论的部分，所以我们讲的是西方的经验，但它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理解西方政治传播，它更是一个参照物，让我们弄清我们中国自己的政治传播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这种比较的方法还挺有意义，所以在课程的第二部分——学生主导的研讨当中，我们也将这种比较的研究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我们每次课由一个同学来介绍某一个国家的政治传播，国家可以任选。
这里是上个学期所有同学做过的报告（现场PPT演示）。我觉得这个研讨还是非常成功的，虽然它不是那么学术化，但是它可以让同学更好理解政治传播微观层面什么样，另外从差异方面进行类型化的总结，可以看到一些全球的政治传播的趋势，比如说个人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我相信与美国的逐渐模式化的政治传播相比，俄罗斯的、新加坡的或者意大利的政治传播会对我们有更多的启迪，会产生很多有意思的点。
以上就是我对我们政治传播研究专题的简单介绍。我们介绍的是西方经验，但是当我们把比较的方法引进来之后，它也是关注中国现实的。这只是我们现在做的第一步，因为我们研究所承担一个政治传播教材编写的任务，所以我们会对这样一个教学框架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和调整，我们希望结合中国现实够找一个政治传播教学框架，可是到底怎么做，我希望能够聆听各位专家学者的看法，谢谢大家！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联想到上午胡翼青发言中讲到的一个议题， “大众传播”这个概念本身是有意识形态的，我个人觉得 “政治传播”这个概念可能也存在类似情况。我们传播学里叫 “政治传播”，政治学界叫 “政治沟通”。为什么政治能传播？“传播”或者说“沟通”一个前提就是平等的主体，有反馈，存在角色的互换。但如果是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体制，还能不能传播或沟通？
包括刚才苏颖老师列的题目里面，大部分是西方的议题，是基于“政治传播” 和 “政治沟通”的内容，我想待会儿我们还可以再讨论。下面请南京大学的袁光锋老师谈谈他的理解。
袁光锋（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因为我自己是政治学博士毕业，很容易被贴上“政治传播”的标签，但是我自己没有很明确的以政治传播这个方向来作为我自己的一个方向。去年我们说要开一个班，找到我，说你是政治学出来的，来接这个课。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情，不能带着他们过多做研究，只能传授一些基础性的知识。我做了一些梳理，与学生做了一些研究，在这里做个汇报。我觉得在政治传播起点上，中西方不太一样， 古希腊时期对语言的理解，和我们中国政治传播所使用的新式语言可能有偏差，所以我把政治传播的思想史再加进去。
我没有以政治传播作为我自己的导向，我是比较偏向于问题导向。我会先关注问题，然后再来谈对象，再寻找方法怎么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些比较的研究。因为前面有姜华老师谈到民粹主义，我觉得很有意思。各个地方有自己的民粹，民粹的不同形态在政治传播里面怎么表现的？哪怕同样一个国家，中国，各个媒体上的民粹主义也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需要在国内之间或者国家和国家之内做一个比较的研究。
郭小安（重庆大学教授）：我是政治学出身，政治传播概念我们用得特别少，在我读研究生、读博士的时候我们用的是“政治沟通”，当然还有系统分析，政治系统和外界环境怎样交换，这样的概念用得多。还有一个最常见的是政治社会化，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政治传播的议题。我们有个分支学科，教科书政治学， 就是研究教科书里怎么体现政治意识。
我们刚才讲到中国到底是政治宣传还是政治传播，我自己觉得我们应该把西方概念本土化。我们既不是西方的政治宣传，也不是西方的政治传播，我们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从上至下的传播更强势，我们从下至上的传播也很多，但可能比较杂乱，还有一些体制外的表达，这也是一种政治输入。所以其实可以研究非对称性结构之下，政府怎么把它的意志传播给公众，公众又怎么通过制度外或者制度内的途径把他的意志传播给政府。

我的体会是，一定要把政治传播放在具体的政治语境之下。刚才开场讲中国有政治传播吗？这其实是从西方民主语境出发的，事实上，中西方学者对民主的理解不一样，既有有自由民主的方式，还有威权主义的方式。自由民主语境下大家认为竞争性选举就等于民主，但中国没有西方式竞选，所以民主表达[size=1em]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

[size=1em]政治传播应围绕这四权展开。

这样的话，如果划分中国的体系，我就这样划分，在竞选民主形式之下，政府应该怎么展开他们的政治传播，比如政治营销、广告、辩论都可以纳入研究体系？在威权主义阵营之下，则是非对称性的政治传播，我们把聚焦点放在四权上，从公民主体角度来讲，他们怎样进行抗争，获得知情权？从政府主体角度来说，如何进行主体形象的传播、修复和危机管理？这是我的想法。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方政治传播跟中国的政治传播在诉求上存在很大的不同。按照西方政治系统理论，政治传播是政治决策前后信息输入和信息输出的部分，因此主要是做功能研究。它对政治传播的意义关注并不多。到了中国之后加入了更多历史层面、思想史层面的内容，不同制度下政治传播内容的差异也被凸显出来，政治传播本身得到更多关注，这个也蛮有意思。接下来请白红义老师发言。白红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我也不太清楚政治传播在做什么。我在复旦政治系读了三年硕士和三年博士后，就我的观察来看， 我感觉中国主流政治学不太关心这个问题，主要还是传播学界在讨论政治传播，但实际上政治学研究的很多东西涉及到政治传播。从我个人研究经验看，我现在研究抗争和媒体，但是我也关心群体性事件、社会运动，我把它放在一个大的社会抗争和媒体关系互动来讨论。从我个人研究的体会来看，现在主要还在做个案，我想下一步做一些比较研究的题目。因为就像胡翼青老师批评的，一个案例很特殊，对我们的研究有什么推进？我现在第一步是把一个案例做到极致，展示清楚；第二步是我要做一些不同的个案比较，比如环境运用之间，媒体方面一不一样？各个地方间有不同的权利关系、媒体结构生态，它呈现出的形态也不一样，这是接下来要做的东西。

从我个人理解来看，因为政治传播是政治学和传播学的交叉，政治学的核心是什么议题？我觉得是权力。传播学更多的关注的是信息。 这两个交叉后会产生很多可以研究的领域，这样就不用把我们的政治传播要研究的东西局限在某几个分析，一定是要选举或者怎么样。

郭小安（重庆大学教授）：我理解政治学为什么不太重高政治传播， 是因为政治学关注的问题太多，好多都是相当重要的大问题，对他们来说传播的话题太小了。不过现在大家也在反思，也在把西方的行为主义引进来，沟通方面慢慢有人在做了。

有一点困惑，政治学有些成果完全可能进入到传播学，但是传播学者关注得不够，我举个例子，在威权国家，媒介动员到底有哪些形式？ 不同的体系里可能还可以进行比较研究。

易妍（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我从传播学毕业，到政治学系任教。我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政治学系，是觉得在哪个学科、哪个山头没有关系，我关心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现象，你叫政府公关也好、政府传播也好，叫它走向公众也好，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下面，对这些现象进行深挖，搞清它们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块可能是效果研究这一块，到现在还是政治传播的一个领域，那它们向功能主义这样的视角去挖掘效果。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一块进行批判，我们知道功能主义最大问题是由结果推原因和发展， 缺乏很多内在文化的因素的解释。
第二块，因为在美国方面政治传播跟竞选有很大勾连，大家问中国有没有政治传播，我觉得有。中国可能没有政治广告和政治营销，因为政治广告和政治营销跟竞选有直接关系。但是现在农村基层也有类似形式。也不能说国家层面没有，地方其实是有。这一部分以投票倾向方面的研究为主，我们也会对投票倾向研究进行一个批判。同样， 它只是一个整体的舆论的呈现，但是没有上升到每一个人到底对议题怎么看。
所以第三种研究，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政治传播研究，关心的是到底是怎么样特定的心理、文化，这样的因素导致对不同情况的不同看法。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当然可以研究政治传播，但问题是很多政治决策的过程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个黑箱，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接下来请刚刚从社科院赶来的黄老师发言。黄旦（复旦大学教授）：谢谢邀请。我也算是人大校友，所以一定要参加这个会议。
其实我没有专门研究政治传播，也没有上这个课，但是我都明白大家的苦衷。我有个问题：开政治传播课想达到什么目的？准备教学生什么？或者说学生学了能用来干什么？
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做政治传播，我们跟政治学坐在一起，它们是什么关系？我们一起讨论一个题目，我们能给它贡献什么？我们认为它是什么？政治学你跟它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它到底是一门课还是一个领域？如果是一个领域，它是什么？如果是一门课，我请政治学的老师讲行不行？
当然不是说政治传播行不通。从我理解来讲，为什么不可以把政治传播理解成传播视野当中的政治，或者传播视野当中的政治现象？比如说网络政治跟印刷政治能一样吗？网络政治来看政治，跟印刷政治完全不一样，政治形态、表现和政治交往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但是政治学不研究这个，对它来讲就是信息输入输出的问题。
再一个，刚才施老师讲的政治哲学的角度，比如说亚里士多德讲“人是政治的动物”，你觉得是传播学的命题还是政治学的命题？我觉得完全可以看成传播学的，这个“政治的动物”就是公民参与的问题。 再提一个，有一本书叫做《大众媒介与现代性》，它讲电视，它批评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讲的人和人的接触放在还没有媒介的时候，从这里来讨论大众时代转型问题，公共领域问题。但《大众媒介与现代性》认为是错了，他说不能再以那个方式，电视过来的时候恰恰转变了公众性，它的视觉型转变了，可见性改变了，改变以后再也不是哈维马斯讲的面对面交流讨论，而是电视出现以后你可以不在场了，但依旧能接触，这是不是传播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不关注的话，我们永远只能在政治学的输入输出来看这个问题。
从我的想象来讲，如果我们大家不是从美国那个政治传播来理解我们的政治传播，也不是从政治学来理解政治传播。而是从我们自己放开，从传播视野来看政治，也就是说传播是一个方式，来衡量你这个政治，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天地是非常之大的，甚至可以在政治学里面进行很多的对话。
比如说从传播视野来看政治运动的问题，媒介制度的确立的问题，包括刚才讲的领导人形象跟政治修辞的问题，这都是传播问题的。就是说有媒介的政治交往，媒介进来以后怎么改变了政治？跟政治是个什么关系？这些都可以纳入进去。
从本科层面讲，了解传播与政治的意义，学生将来出去会了解中国传播眼里的政治是怎么构成？你将来出去要到宣传部去，你知道怎么来做。从研究生来讲，我们开辟我们的领域，确立我们的问题。
有本书讲社会学是个寄生性学科，社会学恰恰是为其他学科忽视的东西，提供个平台来讨论，它没有自己的，都是别人的东西。但它提出了社会问题，恰恰把其他学科不接触的东西，提供一个平台来讨论。 我们从传播视野来看政治，还不仅仅是学科问题，雷蒙·威廉斯讲很多人把社会看成一个政治构成，同时很多人看成是经济构成，但是他说社会恰恰是传播构成。他认为社会的支撑是这三个柱子，至少三分天下有我们之一。
我还想补充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除政治、经济之外，传播可能还是基础性的力量。比如说现在讲互联网金融，这是我传播的问题。比如说互联网资本主义，跟过去资本主义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有人讲过去的理论基本上都是要推翻，这是媒介给你推翻的。从这个意义讲，可以把传播看成构建社会的基础性要素，我们这个要素重要得不得了， 可以作为其他问题的基础。我们谈政治，可以在传播的基础上再来谈输入输出。

我是乱说，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思路太窄，我们被人家的前提限制住了，如果我们不颠覆掉那个前提，我们政治传播永远是在所谓的几个点上打鼓，我觉得很难开辟出去。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复旦大学黄旦教授发言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各位参加讨论的老师都依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接下来是自由讨论。施惠玲（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我想简单的说一下，确实在古希腊时期对政治是那么一个理解，政治到今天也有衍变，就衍变成了权力问题。所以黄老师讲到特别重要的一个，传播当中的政治，那是把传播作为一个更为根本的东西，就是社会生活的构成性的要素。还有一种观念是政治视野当中的传播，这个怎么来理解呢？实际上有个角度的选取问题。今天政治学体系主要是采用系统论角度。刚才大家讲的都涉及到政治学问题，但是我们是从传播角度研究它。为什么要命名为政治传播？这里头涉及到特殊的语境。我认为传播和政治是相互影响的。政治视野中的传播，我想也是个特别大的课题。
黄旦（复旦大学教授）：刚才刘海龙讲的，概念限制了思维。我们可以讨论相互作用，但是如果在传播基点上来看各自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站在中间看的话，它的结果不一样。

从政治视野看传播，这是政治学的事情，所以这完全是可以，但是它会有它遮蔽的问题。但从传播看政治的话，揭示的是政治学看不到的东西，这才是我们给它的贡献。任何角度都会有自己遮蔽的东西。政治学揭示出来的东西，跟传播学揭示出来的东西，可以形成一个对话。否则的话，政治学就会觉得政治传播像搞课题一样，这个太小了，这个有什么研究的？所以这里边还有个对传播的理解问题，比如说交往的广大，不仅仅是信息传递问题，打开视野来看的话，更是一种路径。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据我有限的阅读，关于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目前高质量成果和资源还不多。有趣的是，不是政治学也不是传播学，反而是历史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比如说像《叫魂》这样的研究。目前有不少量化研究的成果，积累了一些，但是和西方相比还是太少。在政治社会化的领域里，如何将传播学中的人际传播、家庭传播、教育等角度放到政治传播的领域中去，对政治学应该是有所贡献的。研究还好说，每个人跟着自己的议题和兴趣走。但最困难的是教学、课程方面，你教给学生什么内容、目标是什么？

黄旦（复旦大学教授）：我们教学生出去，怎么做？以前的教材讲传播的5W模式，我们传播难道教这个吗？教学生出去怎么来控制别人吗？怎么去做把关人吗？不是说不能讲，我们究竟站在什么地方讲授这些知识？教学生干什么？这个很重要。

苏颖（中国传媒大学讲师）：[size=1em]我想回应三个问题，一个是刚刚刘老师您说为什么政治学不研究政治传播。因为我也是政治学出身，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像郭小安老师说的，现在中国的政治学面临的重要问题太多，相对来说，政治传播不那么重要。第二个原因在于政治学与传播学之间学科壁垒的存在。

[size=1em]第二个问题，中国是不是没有政治传播？有种观点认为西方政治传播主要应用于竞选领域，而中国没有竞争性的选举，因而没有政治传播。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即便在西方，政治传播也是渗透在日常运作当中的，而不仅仅在竞选过程中。例如在某些议会制的国家里，是否能通过民意与媒体推动某些政策在议会被通过，将对最后这个政党是否能赢得选举起到重要的作用，西方学界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永久性竞选”。而且政治传播研究也不等于竞选研究，我们研究的是竞选过程中赢得选票的方法和技术，也就是关键不在于是不是有竞选，而在其中的方法、技术、规范，而后者是可以被我们的研究借鉴的。总之，中国肯定有政治传播，只是说它是一种基于不同的传播与政治关系之下的、与西方很不一样的政治传播。

第三个问题， 在中国教授和研究政治传播有没有意义？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我们的政治传播教学引入了比较的方法，因而也就强调了各国政治传播的个性。政治传播首先是有国别差异的，例如即便是被视为“主流的英美政治传播模式”，英国是议会制里的政治传播，美国是总统制里的政治传播，仔细比较也是不同的。与之同理，中国的政治传播也有其独特性，我们要研究出自己的东西。研究中国的政治传播首先要注意这一点。

第二，除了“个性”，各国的政治传播现在呈现出许多“共性”的东西，比如政党和意识形态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下降，政治传播中“个人化”倾向增强等。这些“共性”实际上在中国也出现了，我们可以借鉴大家共同的做法和经验。

第三，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们研究政治传播讲了“个性”，但是“特殊国情”这个词并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我希望能做那种“面向未来的政治传播”，或者用我的博士论文的副标题，叫做“政治发展路径下的探讨”，政治传播应该为我们的政治发展做些什么，而不是简单维护既存的政治现状。那么这就要求我们：一是推进政治传播的专业化，学习西方政治传播中的技术、方法、规范。比如说我们课堂教授的品牌方法，是不是可以引入到中国的实践当中，怎样让中国共产党政治品牌获得更多的正面认同？刚刚黄老师问以后我们学生干什么？我特别希望他们干这一行，虽然我做不到，但是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做到。二是合法性谋求途径的调整，即在政治发展的路径之下，中国的合法性谋求途径从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执政绩效传播转移到与现代精神相匹配的“程序”“法理”的传播上来。而后面这个问题与政治相关，而不仅仅是我们政治传播的问题。可以说，政治问题不解决，这一进程很难去推进。

白文刚（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我学历史学的，刚才黄老师讲语境的问题。从历史角度讲，我看了一下我们国内学者讲政治传播，在引进定义的时候都出现一个问题，没有考虑西方学者提出政治传播的时候的语境。

我了解政治学者，我们在界定政治传播的时候，有没有理解人家西方要表达的政治语境？如果弄到中国来，仅仅讲选举或者竞选，我们没有，好象中国不能研究。为什么我们能研究呢？因为选举和竞选同样有政治问题，这里面我同意郭教授在不同的政治系统下来讲，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比较中讲？要告诉学生政治含义是什么，暗含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中国是什么？包括发展方向问题，这一定矛盾吗？矛盾可以一起发展啊。我觉得有机会可以梳理一下西方政治传播概念，回归到他们的语境里面。

圆桌讨论现场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因为时间关系，讨论不得不告一段落。我提的这个问题：中国有没有政治传播？我个人的回答当然是有的，不然就不必开这个会了。
我个人反而觉得在威权体制下，政治传播要比西方的传播威力更大， 否则“中国梦”、“一带一路”这些政治话语的影响力会为什么这么大，一段时间内铺天盖地？这些政治概念在西方未必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和动员能力。再比如最高领导人在微博或微信上跟公众的互动，其影响力和关注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总统。我反而觉得在中国，政治传播或者说传播在政治中的意义要远远大于民主国家，当然它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产生作用，而不是说在选举层面上。象征符号或话语政治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在言语行为的意义上去理解中国的政治传播。
今天我们的圆桌讨论圆满结束，但这个话题只是开了个头，希望有机会咱们再深入讨论这个问题，谢谢大家参与！

来源：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史论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MzNjc1Ng==&mid=219924549&idx=1&sn=cac700b9f235210b1e0457212304b2b3&scene=1&srcid=1006ekSvziXQDNrhUuSxLLut&key=2877d24f51fa5384006c1eabcb894427950a278285a5db0184fc9fa3571ad72c336b099d093262c667fd1ae3c85fe451&ascene=1&uin=MjcxMTMwMDEyMA%3D%3D&devicetype=Windows+7&version=6102002a&pass_ticket=NVJzRfD%2FHmBT8ubUPS61VDJ8BWNLM3J830C4UxgzAd68WbctD3u0iRnDJul6Mk%2BO[size=2.7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