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过去后，中国的深度报道何处去？

殷玉鑫

3月31日，南方都市报宣布又一次改版，作为同城报纸主要竞争者中的一员，本号当然要密切予以关注。

看南都的报道，这次改版的重点在新媒体方面，比如重点比如把原来的“读者”改变称呼为“用户”，“用户”不仅能在报纸上看到更多特色版面，更可以通过各种移动互联网产品读取南都、分享服务。

而改版的背后，是南都整体架构的调整和扁平化的管理，新闻生产、传播形态和运营模式的全面转型正式开启。

南都的报道说，随着这次改版，奥一网也会与南都同步改版，实现生产和运营的全面融合。

根据多介质传播需求，对人员和内容版块进行优化调整，保证队伍精干，产品新锐。本号特意查看了一下这几天的奥一网，确实有不小的变化，能够直观看到的一点是，“南都网”不再独立存在了，搜索南都网或者输入www.nandu.com，直接跳入的不再是南都网而是奥一网，在奥一网首页，标明两个地位，第一是“广东首席城市生活社区”，第二个是“南方都市报官方网站”。

直觉告诉我，这个变化是南都这次改版的重点之一，那么“生产和运营”的全面融合是什么意思？

本号最近写过多篇文章，阐述目前报纸新媒体转型的“第二条道路”，就是建设和运营“和报纸浑然一体的新媒体终端”，而不是报纸和新媒体终端各自独立运，各自考核。这就需要传统报纸和新媒体终端一体化运行，不仅是新闻生产，更重要的是经营也要一体化运行。这一次，奥一网和南都网的合并，我猜测基本的思路也是如此，让我们拭目以待，继续观察。

但今天，本号写作此文的重点还不是探讨新媒体的转型，而主要想说说在深度报道操作上的一些看法。由头也是南都的这次改版，南都宣称，以后在报纸上会增加一些特色版面，并恢复“深度”版，因为深度版发布独家调查报道，代表了南都最高原创水平，要求实现深入和深度的新闻呈现、精致而细腻的文本表达。

南都这次恢复深度版的消息让我印象异常深刻。为什么？因为从2005年6月到2011年11月长达六年半的时间里，我担任广州日报机动记者部的主要负责人，专门操作深度新闻，和南方都市报深度部是直接竞争对手，当然也是同一条战壕里面的战友。

我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对于南都在2009年7月1日取消日常的“深度版”而代之以每周三出版一个“深度周刊”的做法深表疑惑，从那以后，南都深度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对广日的威胁也大大萎缩。

如今，时隔5年之后，南都宣布“恢复深度版”，相应地也就取消了“深度周刊”。在我看来，这对南都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举措。只是世易时移，新媒体飞速发展，管制环境也有了很大变化，这个举动能否让南都的这个招牌版面重放异彩，仍然有待观察，我个人则是非常“有所保留”。

下面，我们先看看南都“深度”版面高峰时期的一些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版面曾经达到的高度。

2003年3月，南都深度、对话组成立，最初只有7个记者。2003年4月2日，深度版发出创立后的第一篇作品，名叫《地震废墟上的村庄》。2003年4月25日，深度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发表。2 0 04年11月5日A 14-17版，发表《深圳妞妞案调查》，2 0 0 4年12月2 1日A 15-17版，发表《霍英东 梁柏楠，南沙恩怨再调查》。2 0 0 5年1月2 0日A 16 -18版，刊发《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2 0 0 5年7月13日A 13 -15版，刊发《阿星不归路》。

2 0 0 6年10月19日A 16 -17版，刊发《重庆彭水诗案》。2 0 0 7年3月2 3日A 0 6 -0 7版，刊发《最牛钉子户”是怎样炼成的》。 2 0 0 8年2月2 6日A 14-17版，刊发《南街真相》。2 0 0 9年5月2 0日A 12 -13版，《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也就是邓玉娇案。

这些报道在当时都引发了很强烈的社会反响，《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还直接废除了当时的收容制度。这些报道有下面几个鲜明特征。第一，篇幅长，平均6000字以上，一做就是两个版或者三个版，版面编排很有气势。第二，选题集中在时政和社会领域，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监督报道。第三，地域上，以广东以外为主，个别选题是本土的。

那个时候，我在广州日报负责深度报道，大家知道，广州日报是一份市委机关报，和南都的都市报定位截然不同，采编方针也不同，选题方向和操作手法都有明显区别，我们也生产了大量优秀深度作品。

但是，毕竟都是做深度报道的，又都在一个城市里面，面向的读者群重合度很高，看到以上这些同行做得很好的报道的时候，心里不免要进行比较。说实话，那个时候，南都的“深度”版给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但是不知道是处于何种考虑，2009年7月1日，南都突然在深度新闻生产上“变脸”，把“深度版”改成了“深度周刊”，好像是每周三出，一次出8个版，每次做三个左右的选题。

做出这样的变阵，我自己考虑应该是想更加集中火力，把以前散见于每天的报道集中在一天里出，声势更大，效果更突出。

这样的做法，有一定的成效，也做出了不少好作品，比如2 0 0 9年8月19日深度周刊0 1-0 3版刊发的《远华烟云，赖昌星家族十年命运图谱》，2 0 10年9月1日深度周刊0 1-0 3版刊发的《紫金梦魇》等，都是用心之作，选题好，采访也扎实。

但是，恕我直言，深度版改深度周刊后，同样的作品却不再有原来的出版效果，南都深度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以至于2009年7月以后，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不再用紧盯南都的深度新闻操作了，原来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就没有了。

南都自己或许也认识到了深度周刊的不足，2009年7月1日之后，有几个重磅深度稿件还是发在了比较随机的“深度”版上，而不是发在每周出一次的“深度周刊”上，也就是说不定期地还会出几次“深度版”。

比如，2 0 10年5月2 1日A 2 2 -2 3版刊发《山木王朝》，2 0 10年9月1日A 18-19版刊发《渭南“书案”调查》，2 0 10年9月2 4日A 18-2 1版刊发《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

有数据显示，2008 年之前，“南都深度”一年的深度报道的生产量不到 100 篇，到了 2009 年之后，也就是成立《深度周刊》以后，南都深度一年的深度报道生产量接近 300 篇。在人员规模上，也膨胀到了原来的一倍以上。  但是，事倍功半的是，南都深度的影响力却成反比直线下降，产生比较好影响力的几篇，比如山木王朝、安元鼎等几篇还不是在《深度周刊》上发表的。

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不外乎两个“技术上”原因。

其一，时效。日报做深度报道，相比于《南方周末》这样的周报和《财经》这样的杂志，最具有竞争力的一点本来就是时效，每天都可以发，周末和杂志每周最多出版一次，杂志甚至要十天或半个月才能出版一次，当下好的选题，一周之后可能就是垃圾了。

其二，版位。《深度周刊》看似版面多了，但是因为单独一叠，在整张报纸里面的位置其实很靠后。相反，原来的“深度版面”却都是在A1叠，A15、A16左右的版位，非常靠前，很容易被读者看到，与此同时，《深度周刊》要想看到，必须专门去找，要从体育娱乐、经济等很多叠里面去找出来。这样专门去看深度新闻的读者，现在还有吗？有是有，但肯定不多。

这里，就有一个日报做深度新闻和周报做深度新闻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周报做深度新闻，比如南方周末的新闻，读者买一份报纸来看，就是奔着里面的深度报道去的，因为这份报纸是全部做深度的，打开南方周末的时候，读者的阅读心情就会放慢，就会比较认真地去看每一篇文章。但是日报不同，日报里的大部分内容是快餐式的，读者买一份南都，读的时候就是快速地“翻阅”，翻到感兴趣的文章时才会停下来。

这就是说，读者读日报里的深度新闻不是因为看到这个版面叫“深度”或者“深度周刊”才去阅读的，而是因为这篇报道的内容本身很吸引人。很多读者对南都的这些报道印象深刻，但却不知道刊发这些报道的版面叫做“深度”或“深度周刊”。

这个情况，在广州日报里面也同样存在，广日当时刊发深度报道的版面叫做“新闻蓝页”，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名字”，也刊发了大量优秀报道，但是读者调查发现，这个版面上刊发的许多报道，读者是知道的，但是并不知道这个版面的名字。

南都2009年把“深度版”改成了“深度周刊”，我暗自揣测，应该是认为自己的“深度报道”已经做出了很好的名堂，很多读者会去追着《深度周刊》看，哪怕版位靠后一点。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高估自己的品牌效应了，也太高估自己读者的忠诚度了。作为同业竞争的一员，我和我的同事应该算是比较忠诚的读者了吧，但自从改成周刊后，我就没有再去追着读这些报道了。

关于这些问题，我在拙著《市场化党报的深度新闻生产》（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广州学而优书店有售）里有比较具体的分析。无独有偶，今天下午，我上网看资料，南都深度当时的负责人陆晖也看到了这一点。

陆晖在写于2007的一篇文章中说到，目前（2007年前后）在国内，做深度报道正在成为市场化日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由于市场化日报在全国报业市场越来越主流的地位，这一股浪潮，将给原有的深度报道以周报、杂志为主的格局以巨大冲击，使得中国的深度报道获得更大的，甚至是全新的空间，从而提升中国报业的整体新闻报道专业水准。

陆晖认为，日报深度报道操作的一大优势是有“弹性”。比如发表的时机，我们不仅可以比周报更快，我们也还可以比周报更慢。做周报的，常常苦于报纸的发行周期，时限到了，即使采访尚不充分，写作还显粗糙，也必须得硬着头皮上。

因为一旦错过当期，就得等上一周，那时可真是黄花菜都凉了。而日报今天不行，我可以再等一天，对于深度报道一天的时效损失还不算太严重，这样采访和写作可以更为从容。

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到当时南都对日报做深度的时效是有明确考虑的，这也更加让我对2009年南都费“深度版”该出“深度周刊”不理解。不过，或许有一个偶然的原因在起作用，就是后来陆晖离开南都去了网易，南都深度的负责人换了人。人换了，操作手法和理念跟着换，也是正常的。

以上纯属我个人的一个私人观察，而且是外部的读者视角，不一定准确。但是从南都这次改版宣布要“恢复深度版”来看，该报同仁还是看到了“深度周刊”之不足的，要不然，也没有必要重新折腾回来。

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发展如此迅速的2015年，在新闻管理环境如此不同的2015年，即使恢复了“深度版”，南都的深度新闻生产还能恢复往日的神勇吗？说实话，我对此抱有深深的怀疑。

我在《市场化党报的深度新闻生产》一书中，写到“2002至2012前后的10年间，中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岁月——有刻骨铭心的大灾难，也有激动人心的大事件。走过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建设等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潜藏暗行的社会转型；而网络媒体的空前发展，则推动全民缓慢进入一个新的话语时代。

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对作为社会触觉感知者的媒体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和冲击，也造就了一个深度新闻生产的‘小黄金年代’。”

在这个“小黄金年代”，中国社会初入网络时代，深度报道的操作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空间不仅源源不断地提供消息来源，而且也成为深度报道补充背景、寻找调查突破口的一个重要入口。

无限量的网络空间就是一个无限的资料库、数据库，为深度调查提供了很多可能性，也是纸媒记者施展空间的核心新闻区域。

在这个年代，即使如广州日报这样的党报和市委机关报，舆论“天花板”比都市报要矮很多，但是配以专业化的操作队伍和版面，也生产出了大量优秀深度报道，比如2007年做的“香港回归10周年系列报道”。同城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在那个时间段也成立了机动记者部专门操作深度新闻生产，外地的新京报、新闻晨报、大河报也都在差不多的时间段成立了专门的队伍。

但是好景不长，时间推进到2010年、2011年前后，随着网络时代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微博和微信两大社交平台的发展壮大，中国进入了“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

整个深度新闻的操作环境又一次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度报道也遇到了新的困境。这些困境并非哪一家媒体机构所独有，全国所有深度记者同行都可以很轻易地感受得到。

难度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伴随“双微”时代的到来，新闻的获取方式和原来不一样了，信息的生产量和流转速度骤然提高，人们获取信息更多更容易了，什么事打开手机都知道了，当然对报纸的阅读需求也就猛烈下降了，报纸都不看了，报纸上刊发的任何东西包括深度新闻肯定也没有原来那么急需了。

第二，在重要新闻线索的获取上，深度记者和新闻管理部门同时得到，管理更快更准，留给深度记者的操作空间和时间变得异常狭窄，让这些深度记者“有劲没处使”。比如，这一周发生的区伯的事，多好的一个深度选题啊，搁在以往，全国的深度记者都会赶到长沙去采访，而如今，就不用我说了。

用我在《开放式新闻生产》一书中的说法就是，进入网络时代以后，在“技术逻辑”和“宣传逻辑”的共同作用下，新闻生产既面临着新的机遇，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

回到南都的这次改版，从改版之日起到今天，已经推出了3次“深度版”，每次两个版，力度一如2009年以前，但效果只能算是一般。

虽然时间过去只有几天，但我现在一下子能够记起的，就是美女记者徐一斐写的那篇“二奶杀手”，是一篇人物稿，这位著名的“二奶杀手”，长年保持着斗争者的姿态。她吸引着全国有相同遭遇的女性，给予倾听、安慰，并和她们同仇敌忾，向出轨的丈夫和第三者发起攻击和责难。

即使如此，至少在理论上，深度报道依旧是传统媒体对抗网络的一个利器，就此而言，我对南都这次改版中恢复“深度版”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果连深度都不行了，那中国的报纸就真的危险了。

话说回来，如今的环境下，日报的深度报道到底怎么搞？确实值得我们去琢磨。

在我看来，大概四个方向吧。第一，时政类特别是监督类的，干脆放弃吧，这个领域大概只能靠胡舒立和她的《财新》去搞了。第二，多挖经济类题材，和读者关注度大，又没有那么敏感，比如南方周末这一期做的《百度和莆田医疗帮的对峙》就很好，这几天，其他媒体也都在跟了。第三，多挖文化类题材，理由如经济类题材，再举南方周末的例子，南周时政类的稿子我现在基本不看了，但是文化副刊类的深度稿却经常看。第四，向“人物”要生产力，同样的选题，从人物的角度切入，可读性要好很多，而且把握得好，也相对安全。

作者：窦丰昌来源：香港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