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级1班2014年春季新闻评论课作业

刘海明

本学期80篇评论作业,报刊发表2篇.

李潇雄

1     兰州政府的“慢动作”
   
　　兰州自来水笨超标事件“元凶”浮出水面：又是石化巨头，又是被称为地下“定时炸弹”的石化管网惹祸。有关部门披露，系中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一条管道发生原油泄漏，污染了供水企业的自流沟所致。（《东方早报》4月13日报道）
　　回顾一下兰州政府到底有多慢：该管道早在十年前被认定超出使用极限；前年已经媒体报道兰州石化油污干管超期服役，是兰州城下的“定时炸弹”；这次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十八小时后才公布。颇为讽刺的是，当地曾在三月辟谣水污染，四月却成真。
　　一个人的动作慢，大致有两种原因：年老力衰的迟缓，或体态肥胖的迟钝。兰州政府的“慢动作”更像后者，缘于“肥胖”。它的“胖”，对经济的无原则追求所导致的，被各种利益捆绑成了一个动作迟钝的“胖子”。好食者会对美食无节制。对兰州政府来说，石化企业就是“美食”，定会带来经济数据的饱感。
　　如此说来，不难理解兰州政府的慢动作。打个比方，就像是一个好食者为保护自己的美食，而刻意采取的慢动作。
　　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标签有很多和“快”相关，如“快餐时代”、“快节奏社会”、“追求高效”……可在自来水危机事件中，兰州政府采取行动的“慢动作”显然与时代的主旋律不服。借用一句时髦的网友语：如此之慢，不止是拖了时代的后腿，简直是拖到了时代的大腿根部。
　　自来水危机爆发于兰州，但类似的隐患却各地可见。“征地拆迁用截拳道，保护环境却玩太极”的地方政府不在少数，他们深谙升官发财之道，行政效率能快能慢，收放自如。倒不是说这样的地方政府缺乏能力，而是目中无百姓。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提效是重要的一章。像兰州这样，习惯“慢动作”行政的地方政府，真该检讨反思。首先得反思清楚的是，政府是用来维护企业利益还是人民利益？养活政府的是大企业还是千万老百姓？可当心，弄颠倒了，小心没饭可吃。
　　兰州自来水危机应当由相关企业、政府监管部门共同担责，在后续的危机处理中还应加大对兰州政府的舆论关注，看看他们是否还在玩“慢动作”，倒逼相关部门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按下“快进键”。
　　
2、  PX重塑形象，别只是一次“整容”

　　近日，中国石化界联合中国科协，举行“中国PX发展论坛”，普及PX科普知识，讨论应对机制，欲重塑PX形象。会议上有院士表示，PX恐惧症已成为中国PX发展最大阻力，遭民众非理性抵制。（据《新京报》4月11日报道）
　　坊间常有这样事：女子因外貌不佳，而选择整容，靠外貌的重塑，最终嫁给如意郎，攀上富贵枝。易容不难，可内涵性情的改变可不是手术刀能办到的。PX项目的形象的确很糟糕，臭名远扬，但如果所谓的重塑形象只是一次面子上的“整容”，并没有里子的改变，估计民众依然不会接受“整容”后的PX。
　　如院士所言，民众患上了PX恐惧症。那么该做的是寻找病因，然后对症下药。因为民众反感PX，所以要美化、重塑它的形象，试图让大家包容接纳。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顶多缓解病痛，无法根治。首先，得弄明白PX恐惧症的病根在哪儿？
　　民众对PX的愤怒情绪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等，民众对其认知不足。估计所了解的一点知识大部分也来自于项目宣传，但民众需要的是全面、准确、权威的第三方信息发布。民众对其信息的渴求，并不是几位“动机不明”的专家能满足的。他们有权知道国际学术界对PX项目的相关争议，也有权了解我国PX项目的真实技术水平，而非宣传口径，一家之言。可这些应得到保障的权利却成为了他们的疑虑。既然是重塑形象，能否重塑一个保障民众知情权的形象。这是最基本的。
　　人天生会对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惧，民众对于PX恐惧同样不例外。没有人知道PX会带来怎样的危险，也没有人懂得如何防范和应对可能存在的危险，更没有人敢保障它绝对安全，不会有危险。想要化解这样的恐惧，不是宣传说辞能做到的，只能下真功夫。如果技术足够先进，又有可靠的危机应对预案，自然会有人敢站出来保证它的安全性。别无他法，只有加快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才能增添民众信任的筹码。所以，PX形象的重塑，还得从内在技术着手。
　　“趋利”是人的本性，“避害”亦然。不过，后者才是前提。
　　人们对于PX的情绪是复杂而沉重的，无论宣传家们如何粉饰，都难以抵消民众的疑虑和恐惧。民众想看到的远不止PX项目的形象重塑，更期待的是石化业能早日进行技术革新，促成PX项目的重生，使其能在真正安全无害的前提下，带动经济的发展。
   
3、     禁烟为何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日前，世卫组织敦促中国在烟盒上使用大幅图形健康警示，称我国“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在烟草广告和烟盒上很不起眼，未起到警示作用，而在烟盒上印制图形警示才是鼓励吸烟者戒烟的有效方式。（新华网4月8日报道）
　　禁烟不易，中国不但有着庞大的烟民数量，还有着很深的吸烟情结，“熟人见面递支烟，逢年过节包条烟，托人办事送好烟。”长久以来烟草已成为了人情往来的重要载体，“一刀切”的禁烟方式固然不可取，而国外在烟盒上印制图形警示的方式是经过研究并实践有效的方法。令人疑惑的是，为何不是我们主动引进这一方法，而是受敦促、被要求，搞成“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现状？
　　完成一件事情需要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能不能”的问题，另一个是“想不想”的问题。那我国禁烟工作的进展缓慢，是不能还是不想？
　　我国禁烟也曾有过大动作，2011年国家卫生部发布通知，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与之配套的是各地相继出台的《禁烟条例》和抢占荧幕的禁烟广告。这套组合拳的效果不错，“公共场合禁止吸烟”成为了全民共识，为下一步禁烟工作打下了基础。可遗憾的是未趁热打铁，禁烟工作没有了然后。如今，“病情”反弹，烟民数量和吸烟情况都未得到实质性的控制，甚至禁烟工作也需要世卫组织敦促才能启动，可见相关工作的被动。如此可知，我国禁烟并非是能力问题，而是意愿和态度的问题。
　　俗语说“身在利益场，哪有正直身”，用在烟草行业也并不违和。中国的烟草税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也矛盾地存在着三亿多烟民。提高烟草税从政策的顶层设计看来似乎是为利用市场价格来达到控烟的目的，而从实际效果来看无非只是抬高了烟草价格，增加了烟民的支出负担而已，至于控烟的作用甚微。当然，高烟草税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作用，为GDP做贡献。
　　放眼世界，不少国家的禁烟工作都走在了中国的前面。难道是国民的体质差异，国人比外国人更容易对烟草产生生理依赖？说到底，是中国烟草背后有太多的牛鬼蛇神和盘根错乱的利益链。若斩断不了这背后的烟草利益，那挂在墙上的禁烟标志永远也只是虚伪的形式，而非真诚的警示。
　　由于经济利益的捆绑和要挟，禁烟工作的迟缓也不难理解。但如今受到国际组织的敦促，已是丢了“国脸”，应当警醒。烟草不仅仅是和经济利益相关，更是关系到国民的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力士断腕的决心去推行禁烟工作。

4、
                        书吧经营难，是欠缺了氛围
     山东人常常会以“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而自豪，可颇为讽刺的是偌大的省城却难觅书吧影踪。报道称，济南的书吧不景气，大多处于亏损，以致于市民想边休闲边充电竟没地儿可去。（据《齐鲁晚报》4月8日报道）
　　书吧为书店和咖啡店的结合产物，除形式上的结合之外，更重要是精神氛围的契合。书店拥有阅读学习的氛围，而咖啡店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氛围。泉城在学习外地经营书吧时，并非装修几间像模像样的房子就行，得更注重书吧的理念和精神。
　　书吧的经营困难并非商业模式不成熟，也不是政府对新产业的照顾不到位，而是书吧的“装修”尚未竣工，对书吧而言，氛围的建设远比粉刷墙面重要。外地的很多书吧除了日常经营外，还会有不定期的读书沙龙、名人演讲等等“附加商品”，让客人觉得物超所值。作为经营者，真不应该抱怨客人不喜欢自己提供的商品，多想想怎么吸引客人吧。
　　如今这个时代，人们更多是在追求感觉而消费。聚集于书吧而言，店里的装修风格、饮品的味道，甚至是店员的热情是否适度都会影响顾客消费感受。针对于消费者的复杂要求，就更需要店老板和店小二投入更多的情商来营造出一种舒适的氛围。如此才能让客人口口相传，相约而来。
　　已经倒闭的几家书吧就权当做泉城书吧兴起的“启蒙运动”吧，对于未来的发展前景，一方面得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另一方面得抓紧学习一些新理念，在氛围建设上多下功夫。


5、     回望汉唐的赋税制度

    日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说，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长的两倍，现在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和发达国家基本持平。2013年全国政府纯税收收入已达11.05万亿元，这意味着每个中国人的人均纳税已经超过8153元。 （据《南方都市报》4月6日报道）
　　不知道“税负挤进发达国家之列”算不算世界强国的一项指标，不过这肯定会是如今国富民贫的真实写照。赋税看起来只是一根经济杠杆，调剂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行，而它更为强大的作用是，它能够支配国民的幸福感。如何更好地使用这根“神奇”的杠杆？不妨回望一下汉唐两种不同的赋税思维。
　　孟子曾说，“什一而税”是王者之政。可汉代税额规定为十五税一。而税额的执行实际上只纳一半，三十税一。因为疆土广，户籍盛，赋税尽轻，供养一个政府仍用不完，文帝曾全部免收田租，十一年之久。这些做法均体现了汉代“轻徭薄赋”的赋税思想。武帝征讨匈奴时，开创盐铁政策，这是“节制资本”的做法，不让民间过于富有。对底层“轻徭薄赋”，对上层加以限制。看起来，颇有几分缩小贫富差距的意味。
　　唐代实行“租庸调制”及后来的“两税法”，其税制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更侧重在为民制产。初唐商业尽自由，不收税。而对穷人政府会设法授田，使其可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与汉代不同，唐代政府可以允许你过得很富，但不能让你过得很穷。用现代话来说，唐代有着不错的社会福利机制保障底层民众的生活。
　　“税收尽轻”和“高社会福利”两种汉、唐采用的赋税思维在如今的发达国家仍然流行。如美国、新加坡等，实行着轻税收的赋税制度，以相对稳定的物价和充裕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来保障国民的幸福感。又如瑞典、比利时等，他们的税收并不轻，但与高收税匹配的是高社会福利，包括政府负担儿童养育支出、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等。
　　我国现行财税制度的执行上存在不少问题，不少地方政府工作报告里把当年的财税增长目标当做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各级财税部门间层层加码，把税收多少视为自己的工作成就。汇集到一起，促成了全国税收增长的不断攀高。一方面是不断奔跑走高的税负，另一方面是发育不良的社会福利。这便是我们如今税收的尴尬所在。难怪网友戏言，所谓“双轨制”：收入与非洲接轨，税负与国际接轨！

6    信息堵塞是平度纵火案的“助燃剂”
　　昨晚，平度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度公安”称，经公安机关工作，3月21日发生于平度市凤台街杜家疃村的纵火案已告破。系村主任及承建商指使他人实施犯罪，7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京华时报》3月26日报道）
　　真不知平度纵火案的背后，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征地申报材料造假”、“伪造村民签名卖地”、“领导称不配合就下台”。反观案件发展的路径，政务信息下达和民意的上传时所出现的问题，成为了纵火案的“助燃剂”。征地冲突并非平度的“特产”，相反这些问题正是目前我国所普遍存在的问题。
　　处在互联网时代和全媒体时代，政务信息传达还是靠文件下发的单一形式未免有些落伍。在基层里，村干部成为了政策文件的传达者和解读者。稍有利益的诱惑，难保政策文件的解读不走样。“政务信息公开透明”这句话，沦为了村干部的口号和农民的奢求。
　　除了信息传达渠道单一之外，也存在着官员“自动屏蔽”民意的行为。如果不是媒体的长枪短炮，恐怕杜家疃村的村民至今不知道卖地补偿款是多少。这些与农民切实利益相关的信息为何没有及时公布，让村民知情？在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前，为何不核实一下申报材料和民意？村民长期以来对这些信息的诉求为何难以实现，不难猜到某些官员的“良苦用心”。
　　征地冲突往往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等，官商一方面向农民隐瞒补偿款和政策等信息，另一方面又向上级虚构民意、少批多征等等。一头是民不知，另一个是官不察，在这个信息两头被堵塞的渠道里，滋生着腐败和巨额利润的灰色生意。
　　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曾引用过这样一段话：“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大胆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平度纵火案中的官商勾结正是这一理论的例证。可想而知，这染血的土地上有多大的利益诉求。这地上可以长庄稼，可以变成高楼大厦，结出经济的硕果。但我们必须警惕，若这硕果是压榨农民、欺骗上级的恶果，还不如让它长出老老实实的庄稼。
　　试想一下，如果所有农民在明确知晓补偿款的情况而自愿卖地，征地工程中还会出现这么多且严重的冲突吗？若不早日疏通官民信息的流通渠道，小心民怨被堵成“堰塞湖”。

7、

             狭隘的民族主义应该被抛弃

4月13日，六名北京大学的日本留学生组成“中日友好抱抱团”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内征集拥抱，他们以这种方式呼吁中日两国民众能够友好往来。（网易新闻4月14日报道）

拥抱是一种美妙的肢体语言，表示宽容、信任、友好。我们应该认识到六位留学生的行为是友善的，而非敌意。所以，我们出于礼节也应该表现出尊重和宽容的高姿态予以回应。

可近年来，在涉及中日的问题上，总有少部分国人拿不出气节，辱骂邻邦，叫嚣“抵制日货”，甚至上街游行打砸抢。这不但给在华的日本友人增添了不安全感，更是极度损伤了我们的民族形象。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应该被抛弃，因为它是野蛮而愚昧的，更与时代的主题不符。

中国已“入世”十余年，地球村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共识。况且从地理位置而言，中日两国属唇齿相依。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家天天和邻居兼生意伙伴吵架斗嘴，日子还有法过吗？或是受到历史教育的影响，亦或是收到抗日剧的影响，虽然中日战争已过去半个世纪，可仇恨却延续至今，如鬼魅般干扰着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何不能让历史成为单纯的历史，和现在划清界限？

仇恨，是一种值得我们警惕的危险情绪，它会腐蚀人的理智，使文明人堕落成暴徒。如果一个民族被仇恨所左右，那真是世界的灾难。一个大国的国民应该是独立、自由的，而不是轻易被仇恨而煽动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包袱，这包袱里的东西不少，可我们需要及时清理，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扔掉那些仇恨。伴着仇恨入眠，中国梦容易做成噩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说明了爱国是奋斗的动力。可同样，爱国也是少部分人发泄暴徒情绪的道德挡箭牌。我们应该为爱国情绪找到正当合理的表达方式，比如拥抱。爱国是爱这里的土地和人民，同时也应该善待邻里，和睦共处。给他们一个拥抱吧，放下仇恨，让宽容和理解跨出国门。

8、

为政府放弃“限价”点个赞

    4月15日，国家卫计委等八部委联合发文，宣布建立我国常用低价药生产及供应保障机制。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明确取消低价药的最高零售限价。（《新京报》4月16日报道）

不少人知道一个用药常识：高档药用多了，再使用低档药时会削弱其疗效，长期如此还会降低免疫力，危害身体。但是，低价药利润薄，很难受到医院和生产商的青睐，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过度治疗、高价药泛滥的医疗问题。政府收回“看得见的手”，放弃对低价药的价格控制，是尊重且信任市场的聪明举动。

政府在某些情况下采取合理的限价应该得到认可，但这种手段的效果如何？在种类繁多的“限价令”中，“房产限价”是民众较为熟知的，其效果如何，不必多言。究其缘由，是因为价格不仅仅是数字那么简单，其运行的复杂程度和重要作用恐怕是被我们低估了。

价格是一套巧妙的表现机制，所表现的实质，是那些纷繁复杂而晦涩难懂的市场经济信息的综合。对一个菜农而言，他既清楚市场供求关系，也不懂相关政策，那么他如何决定今年是种玉米还是种大豆更划算？很简单，他只需要去了解一下谁的价格高就行了。这就是价格机制所带来的便捷，将复杂的市场信息整合成一个数字标签。由此可见，是经济市场的规律决定了价格的变动。所谓的控制价格，只能控制住价格标签上的数字，没有太大意义。躲在价格背后的实质，即复杂的市场信息，是无法被控制的。

如果我们将制定价格比作穿衣服，那么影响我们穿多少衣服的是外在天气情况，试图通过加减自己身上的衣服来控制外在天气是滑稽可笑的，在夏天穿个棉袄就能跳跃到冬天吗？同理，试图通过控制价格来达到控制市场的目的未免有些天真。“看得见的手”应该放回宏观的位置，伸得太长会影响市场经济本身的生态平衡。

纵观历史，能够整合社会的力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一种是以自由为前提的市场。历史发展的轨迹是，权力的影响越来越小，而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然而，政府试图掌控价格是从权力时代带来的妄念。如今，政府逐渐取消部分商品的限价，让价格回归市场是意识和行动上的一个进步，应该点个赞。

9、

                   谷歌眼镜执法难让城管获得民众认可

    近日，城管队员微博晒取证“神器”谷歌眼镜引关注，称拍摄隐蔽不易引起冲突，执法同时也愿让群众拍照监督。（《新京报》4月22日报道）

除了如今的“谷歌眼镜执法”，城管队伍尝试过不少新潮的执法手段：卖萌执法、献花执法、沉默注视执法……这些办法的噱头十足，但效果不佳。一副谷歌眼镜也许可以让取证更和谐，但谁能保证取证之外的执法环节不会引发冲突呢？城管与民众之间有太深的误解，城管工作几乎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如此看来，一副谷歌眼镜未免太过单薄易碎了。

诸多因城管执法所引发的冲突事件，给民众留下了刻板印象。在民众看来，斯文守法的城管都是例外，即使他们就是执法者。这种刻板印象与平日对“衙门”的怨气产生共振，致使冲突事件迅速升级。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再新潮的执法手段都难让城管工作获得民众的理解、认可。

城市管理者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无法避免与商贩们的摩擦磕碰，因此，城管站在了官民矛盾的前哨。民众对城管的不信任，甚至是愤怒，也是对政府不满情绪的一个缩影。要填补官民之间的鸿沟，不但需要科技进步带来行政手段的更新，更为关键的是行政思路的升级。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政府职能要转向服务型政府，那么，能否让城市管理者转变为城市服务者，这将是城管工作能够获得民众认可的关键。

卢梭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政府的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通过频频上演的城管冲突事件，以及民众对城管的诸多意见，我们可以看到民众与城管之间的契约关系已经遭到破坏。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修补，甚至是重新构建一个基于公共意志的契约关系。民众需要一个怎样的城管队伍？他们是了解民众需求，且真心为民众服务的公仆，还是一群狐假虎威的官老爷？

如果城管的存在不是以管理城市为目的，而在与服务商贩，为民众意愿所工作，我想城管与民众的关系会有所好转。一个行政思维的转变也许会引发蝴蝶效应，对整个社会生态产生影响。

　　10、

       宽容女童便溺，何尝不是一种文明？

    4月22日，一对内地夫妻在香港街头让小孩在路边小便，引来一名香港男子不满，举机拍摄，引发双方推撞冲突。事件在内地和香港引发争论。（《泉州晚报》4月23日报道）

孩童因生理发育不成熟，大小便失禁时有发生，这应该被理解宽容。其父母已说清了缘由，且采取了用尿不湿接尿的尴尬做法。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男子以“不文明”为由的拍摄未免显得有些“道德洁癖”。

监督他人不文明的行为固然是一种文明，但应该有一个限度。小孩当街便溺实属不雅，但男子拍摄女童隐私的行为能算文明吗？用不文明的方式去监督别人已是越界。对文明的理解应该是多元的，理解宽容尊重又何尝不是一种文明？难道偌大的香港竟容不下一位孩童便溺？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古贤人早告诉我们，道德文明源于自我约束，对他人应当宽容。一方面，大陆游客应该尊重当地人的法律和风俗；另一方面，港人也不应该拿着放大镜来检视大陆游客的行为。这种“歧视”或是香港与大陆多次冲突的缘由。两地居民都以文明在自我标榜，既然都是文明人，为何不能在互相尊重、理解、宽容的前提下进行文明沟通？

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对立统一的，需一分为二地看待。同样，将“道德”剖开来看待，其利不必赘述，其弊在于为别有用心者提供了道德的袈裟，掩盖其罪恶。比如，那些高呼着爱国，去街上打砸日货店的人，不就是披上了这样的道德外衣吗？想必，这位香港男子也是自以为站在了道德的高点，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模样。极具煽动性的道德激情是一种危险的情绪，稍不慎，就转变成了不良情绪。

半个世纪前，日本同样标榜着建立“大东亚共同繁荣圈”的口号，用所谓的道德假面粉饰野蛮的侵略行径。历史告诉我们，应该警惕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道德文明口号。同时，也应该明白，我们并不会因为指出了别人过错而显得自己更加文明，因为尊重、理解、宽容就是一种文明。大陆游客与港人冲突频频，或许正是缺少了这种文明。

11、

水厂检测现状太过“骨感”

近年来，国内平均要发生1700多起水污染事件。人们不禁要问：检测机构是如何把关水质的？然而现实却是，我国2/3水厂无日检能力，近半水厂无任何监测手段。（4月2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政府制定了不少与城市供水相关的标准、政策，其中包括前年颁布执行的“自来水新国标”。应该承认，政府对此有着美好的预期和规划。可无奈，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企业标准执行不力，相关部分监管缺失，导致水污染事件频频上演，人心惶惶。试问，无日检能力的水厂如何保障人们的用水安全？无任何监测手段的水厂是如何获得运营资格？相关部门的监督是否仅限于形式？

针对上述疑问，有关方面真该反省。是标准太过超前，企业无法实现？可要知道，2012年开始执行的“新国标”仅仅意味着国标与世界标准基本接轨。放置于世界，这仍是一套相对宽松的标准，并不超前。新国标已执行近两年，并且在执行之前已经预留了足够的时间，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有能力达到标准。而今看来，水厂预警机制依旧不完善，水质无从保障，令人心寒。

我国一百多年前开始使用自来水，如今的城市供水行业是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民众对自来水的信任与政府的信誉相捆绑。供水企业的失职，也是相关监督部门失信于民。政府固然有其经济职能，但为公共服务，保障基本生活资源的安全也是其义务。政府对城市供水行业的监管不能是制定标准即完事儿，更为关键的是如何有效落实标准。

有两大绊脚石阻碍着标准的落实：技术和资金。企业为何不愿意使用更好的预警机制和检测设备？并非他们对自己的水质处理能力有十足的信心，而是因为设备太贵，难以承担。一方面，政府应该严格把关，淘汰落后产能，促进整个行业的进步。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帮助企业，共同寻求办法。或是加强科研，降低技术投入的成本。或是共同出资，完善城市供水系统的监测预警机制。总归来说，政府的工作不能止步于标准制定和罚款。

环境问题一直是民众关注的热点，无论是治理空气污染还是治理水污染，政府总是乐于制定标准，却乏于标准落实。我国不缺乏“看上去很美好”的标准，需要的是实现这些标准的智慧和手段。

12、

    超生落户与罚款脱钩，别是看上去很美

山东省和江西省南昌市的户籍管理部门决定，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落户，与征收社会抚养费（相当于罚款）实行“脱钩”。（《现代快报》4月28日报道）

超生落户与罚款“脱钩”的政策值得肯定和推广，但要真正实现超生儿的落户，不仅仅要与罚款脱掉明钩，还得脱掉暗钩。在此之前，超生儿落户需要出示两种证明，一是社会抚养费缴纳证明，二是医院出示的出生证明。但如果没有准生证，医院是不会开出生证明的。然而要在计生委拿到准生证，还得先缴罚款。绕了一圈，罚款仍旧牵制着超生儿落户。

超生与落户挂钩，是地方政府执行计划生育所采取的“土政策”，由于罚款落实难，所以落户成为了“筹码”。这给不少超生的孩子带来了一生的严重影响。计划生育政策是国策，但在国策之下应该给予孩子宽容，而非歧视。非法的是父母，板子不应该打在孩子身上。国家给孩子一个合法的身份，是基本的人道关怀。

孩子是国家的财富，这应该是普世的价值观。超生儿与普通孩子无异，上天赋予他们同等的权利。法律也承认他们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利。中国无任何法律条文表明，超生儿是我国的二等公民。所以，地方政府在超生儿落户问题上，以罚款设置明钩暗钩的做法着实值得商榷。如今，既然明面上决定了罚款与落户“脱钩”，就得实实在在地做到，拆掉暗钩，千万别说一套做一套，欺骗民众的感情。

当下，不少政策沦为了“观赏性”政策，仅是看上去很美好，却迟迟得到不实惠。“单独二胎”政策放开近半年，各地进展不同，部分地方政府迟迟没动静，政策实行细则不见影踪。政府拖沓的行政效率可让这些符合条件、想生二胎的民众苦等了。一方面，希望超生落户与罚款脱钩的政策别成为此类仅供“观赏”的政策；另一方面，祈祷政府尽快落实这些“观赏性”政策，早日将其转变为实用的政策。

对民众而言，判断政府的政策好坏，不是看起来不错听起来还行，而是“用户体验”如何——亲生体会到其中的利弊。政府的政策应该重视老百姓的“用户体验”，那些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好处的政策才值得大家为它“点赞”。而那些仅仅是看起来很美的政策，还得保持谨慎的观望态度。

13、

福建血案之后，我们该如何反思？

4月28日上午11时许，福建闽侯县一男子因婚姻问题情绪失控，驾车行凶，造成7死12伤。行凶时系学校放学时间，4死者系儿童。（《新京报》4月29日报道）

愤怒，是大多数人看到此事后的情绪反应。网络舆论上不乏对暴徒言辞激烈的讨伐。这样一个凶手，你尽可说他是病态的杀人恶魔，丧尽天良。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冷静分析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寻求治本之方，防范悲剧的重演。

如报道所言，此次血案中的疑犯性格暴戾，婚姻问题成为了导火索。他并没有智力、认知上的缺陷，情绪不稳定致使他做出了有悖常理的事，暴力成为了情绪发泄的渠道。卢梭曾言：人本身就是社会的产品，不管愿意不愿意，人只能是他们所在的社会使他们变成的那个样子。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为何他会选择滥杀无辜来发泄自我？是否存在一套合理有效的机制化解他们的仇恨？是否能给他们套上一个道德底线，在他们趋于极端之际帮助他们刹车？

近年来，此类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暴徒的攻击目标不确定，往往是随机选择，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其恶劣程度无异于恐怖主义。然而，政府的应对却显得被动，往往在事件之后加强治安管理，用警力来防堵。但是，警察不可能全城遍布，即使做到了，武力能解决家庭纠纷、心理失衡、道德崩溃等社会深层问题吗？如网友所言：“一个国家的真正屏障不在于暴力机构，而在于合理的制度和优良的治理之道。”

事件中的疑犯常怀疑妻子有外遇，经常翻看其手机。这一细节突显他安全感的缺失。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安全感需求属于人的底层需求。安全需求的崩塌极易导致心理失衡。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信号，当下，安全感的缺乏是不少人的通“病”。倒不是说缺乏安全的人是潜在的施暴者，但是，这样的社会现状需要得到反思和改善。

我们常将这类事件归为“报复社会”，但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往往忽视了政府的角色和责任。政府是社会的主事者，很多公共事件，政府应该承担责任，有时还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在恶性公共事件中，政府既是反思的对象，也是反思的主体。同时，它还应该是行动者，通过善治来改变社会。

14、

救灾物资霉变，是糟蹋爱心

四川绵阳一乡镇办事处院内，存储6年的汶川地震救灾物资霉烂发臭。被村民发现后，当地干部疑为掩盖事实连夜清理。当地纪委已介入调查。（《北京青年报》4月30日报道）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是在一借一还的过程中建立起了良好的互信关系。汶川地震时，全国捐献爱心、支援灾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可如今，各地汇集到灾区的爱心却被封存在阴暗的房间里发霉发臭。这无疑是对灾区人民的漠视，对爱心的糟蹋。

想必发霉发臭的不止时隔六年之久的救灾物资，还有当地权利熏心的官僚。为何当初物资没有下发？既然如此，那当年公布的善款物资数据又有无造假？相对物资而言，善款的去向更为隐蔽，那善款有无问题？对待这样的官员，不仅得查，还得一查到底。汶川地震前夕，我国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得益于此，地震相关信息能够被迅速披露传播。大地震牵动着全国，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心。在举世瞩目之下，当地官员还敢发国难财。如此胆量，不得不佩服。

针对救灾物资的管理，政府部门也出台了不少“救灾物资管理办法”。在眼下的事实面前，这些办法已沦为了空口号，仅仅是给民众喂下了一颗“定心丸”，而实际的效用不敢恭维。故，霉变的还不止物资和官员，还有相应配套实施的监督管理体系。这都得“开窗通风”散一散霉味儿，还得让民众透过“窗”看一看这些物资、干部、监督体系“霉变”到了何种程度。千万别关上门窗调查，要知道霉变可是会传染的，得放到阳光下晒一晒。

近年来，慈善行业已饱受质疑。由于慈善过程相对缺乏监管、信息公开困难，即使公开也难核实。民众担心有人借慈善之名而中饱私囊。但如今，这一事件确恰好证实了民众的担忧。固然不可以偏概全，认为所有慈善行为都是披着羊皮的狼，但这无疑给欲行善事的人心中添了堵。有关部门如何处理此事，想必也影响着善者往后的决策。

慈善行为是基于信任，是善者对整个慈善渠道畅通磊落的相信。建立两方的信任不易，摧毁它却是轻而易举，若是要重建，恐怕是难上加难。当爱心被如此糟蹋，我们很难再放心地捐献。若是那样，我们岂不是成了腐败的帮凶。就此事而言，我们期待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对灾民和善者基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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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掩面而泣，颇有“公仆范”

近日，陕西省商南县人民广场举行“广场问政”，县疾控中心因私设小金库，中心主任当场被免职，下台后掩面而泣。这一幕迅速成为舆论焦点。（《新京报》5月1日报道）

网络舆论中不乏对“广场问政”的质疑，有人质疑这是作秀，有人质疑仅是“苍蝇”落马。但是，官员逼哭百姓并不罕见，百姓逼哭官员倒是稀罕，一定程度上而言，掩面而泣的落马官员是群众监督的成果。民众有权、有途径摘掉他们的乌纱帽，这才体现了“主仆”关系。

惩罚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问政中多名官员落马是效果之一，更大的效果在于杀鸡儆猴，警告其他潜伏的问题官员悬崖勒马。长久以来，受权力意识的影响，官员习惯了下级对上级负责的思维，却不大习惯公仆对民众负责的关系。从网络问政、电视问政，到如今的广场问政，都有益于官员加强公仆意识，弱化“官本位”意识。从这点而言，新潮的、民众参与度高的问政手段值得我们“点赞”。

在民智进步的时代，公民意识深入人心，然而，公民的监督权却难以实现。公民该享受的权利得不到满足，易积累成严重的社会矛盾。这种新颖的监督方式能使得民众权利由理论转变为现实，虽然效果尚浅，但毕竟是迈出了一步。当下，不少监督部门演变成了权力部门，依靠权力监督权力很难让民众放心。把监督权还回民众，民众才能看到“权力被关进笼子”的曙光。

官员落马而哭是个人的悲剧，但这一哭，却是民众的喜事。他的哭，引起了当地公务系统的警觉，使公务系统的工作面貌有了好的转变：上下班准时了；办事态度认真了；语气更客气了等等，即使如此的改变只是一场作秀，我们也期待将这样的作秀常态化。倒不是说，我们喜欢看官员作秀，而是希望看到公务系统里“老爷气派”的人少一点，公仆范的人多一点。

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是重要的篇章。民众希望看到的是，政府的实际动作，而非空口允诺。反腐倡廉也好，各地新颖的问政方式也好，政府工作面貌的内在改变也好……政府须采取行动来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可千万别让民众的心愿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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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乘客该来支“镇静剂”

近日，贵阳202路大巴上，一男子因坐过站与司机发生冲突，上演惊魂6分钟，车在路上“开横起来”。（贵阳新闻网 5月4日报道）

为了“一脚刹车”而选择危害公共安全的过激行为，无疑是违法的、疯狂的。这时，应该给这位疯狂的乘客注射一支道德和法律的双料“镇静剂”，让他好好冷静反思，并给予相应的惩罚。

坊间有语：男子汉须有担当。这位男子或是上错了车，或是坐过了站，总归说来，错在自身而非司机。勇于承担错误的结果，便是一种担当。如果连“一站路”的结果都不愿承担，便和懦夫无异。大胆揣测一下，与司机发生冲突，莫非是为了掩饰自己坐过站的尴尬？若是，以这种危害他人安全的方式，真是太过幼稚。

无规则不成方圆，一个文明社会的秩序依赖于道德、法律下的条框。逾越社会规则，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是无法被法律所认可的。在我国，危害公共安全罪当属《刑法》中普通刑事犯罪中最为严重的一类。万幸，这次意外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幸运的结果无法掩饰其行为的疯狂和野蛮，也无法掩饰当事人法律意识的薄弱。

追溯起来，我国的公交车史已有百年，在其发展中约定俗称了一套乘车礼仪，不少人耳熟能详，不再赘述。然而，不能危害公共安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对乘客和司机都具有束缚作用：禁止司机打电话、聊天；禁止乘客携带危险物品上车。这位疯狂的乘客应该从这些规则当中学会对生命的尊重，“课外”还应该温故一个小学生成语词汇：文明礼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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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林考试”是对谁的不信任？

　　近日，网友爆料荆州一中学将期中考试的考场设定在室外树林，每张桌子之间间距大，避免了考试作弊等行为的发生。（《宁波晚报》5月5日报道）

校方将考场放进树林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说是让学生晒不到太阳——难道教室的遮阴效果不如树林？难不成教室是露天的？说是环境好，更有利于学生发挥——难道老师不知道树林多蚊虫？空间大，防止作弊——此地无银三百两，校方采用如此严厉的防作弊手段，是否意味着之前该校考风问题的严峻？校方没有从学生作弊的缘由入手解决问题，却从作弊的现象出发一味禁止，如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效果能好吗？

老师们防止学生作弊的手段愈来愈丰富。可学生是学校的“产品”，老师对学生考试诚信的不信任，又何尝不是对自身教育的不信任？试问，我们的教育难道仅仅是分数高低？教育内容难道没有包括“诚信”这一章？考试不仅仅是对文化成绩的检测，也同时是对个人品德的检测。既然如此，对学生的作弊行为又何必严防死守，让考试检测出学生的道德问题，教育才能对症下药。“树林考试”的动机未免有些滑稽。

教的目的在于不教。教育的过程不是不让学生犯错误，相反应该是努力发现学生错误，帮助他们改正。若是用强制措施让每个孩子都变成表面上的“乖孩子”，只会暂时地捂住孩子的问题，更无益于成长问题的解决。在教育这条流水线上，学校的角色应该是生产商，而非销售商，何必“护短”，千方百计将学生包装得完美无缺。校方应该致力于学生各方面素质的提高，而非采取高压手段让学生们看起来素质很高。

当下，我们的教育体制仍旧没能彻底摆脱应试教育的漩涡，老师教育和学生学习的目标高度一致：为了高考。与目标相匹配的教育思维和教育手段都没有达到素质教育所要求的高度。在分数第一位的前提下，严肃考场纪律只能使分数相对公平，突显出课本知识的缺漏，却无情扼杀了学生暴露其他问题的机会。如此考试方式是牺牲了学生素质教育的机会，而保障应试能力的发挥，换言之，是拿学生素质提高的机会换分数，这对高考也许有利，然而放眼学生的整个人生道路，未免有些本末倒置。

李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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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放弃“限价”点个赞

    4月15日，国家卫计委等八部委联合发文，宣布建立我国常用低价药生产及供应保障机制。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明确取消低价药的最高零售限价。（《新京报》4月16日报道）

不少人知道一个用药常识：高档药用多了，再使用低档药时会削弱其疗效，长期如此还会降低免疫力，危害身体。但是，低价药利润薄，很难受到医院和生产商的青睐，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过度治疗、高价药泛滥的医疗问题。政府收回“看得见的手”，放弃对低价药的价格控制，是尊重且信任市场的聪明举动。

政府在某些情况下采取合理的限价应该得到认可，但这种手段的效果如何？在种类繁多的“限价令”中，“房产限价”是民众较为熟知的，其效果如何，不必多言。究其缘由，是因为价格不仅仅是数字那么简单，其运行的复杂程度和重要作用恐怕是被我们低估了。

价格是一套巧妙的表现机制，所表现的实质，是那些纷繁复杂而晦涩难懂的市场经济信息的综合。对一个菜农而言，他既清楚市场供求关系，也不懂相关政策，那么他如何决定今年是种玉米还是种大豆更划算？很简单，他只需要去了解一下谁的价格高就行了。这就是价格机制所带来的便捷，将复杂的市场信息整合成一个数字标签。由此可见，是经济市场的规律决定了价格的变动。所谓的控制价格，只能控制住价格标签上的数字，没有太大意义。躲在价格背后的实质，即复杂的市场信息，是无法被控制的。

如果我们将制定价格比作穿衣服，那么影响我们穿多少衣服的是外在天气情况，试图通过加减自己身上的衣服来控制外在天气是滑稽可笑的，在夏天穿个棉袄就能跳跃到冬天吗？同理，试图通过控制价格来达到控制市场的目的未免有些天真。“看得见的手”应该放回宏观的位置，伸得太长会影响市场经济本身的生态平衡。

纵观历史，能够整合社会的力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一种是以自由为前提的市场。历史发展的轨迹是，权力的影响越来越小，而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然而，政府试图掌控价格是从权力时代带来的妄念。如今，政府逐渐取消部分商品的限价，让价格回归市场是意识和行动上的一个进步，应该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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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狭隘的民族主义应该被抛弃

4月13日，六名北京大学的日本留学生组成“中日友好抱抱团”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内征集拥抱，他们以这种方式呼吁中日两国民众能够友好往来。（网易新闻4月14日报道）

拥抱是一种美妙的肢体语言，表示宽容、信任、友好。我们应该认识到六位留学生的行为是友善的，而非敌意。所以，我们出于礼节也应该表现出尊重和宽容的高姿态予以回应。

可近年来，在涉及中日的问题上，总有少部分国人拿不出气节，辱骂邻邦，叫嚣“抵制日货”，甚至上街游行打砸抢。这不但给在华的日本友人增添了不安全感，更是极度损伤了我们的民族形象。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应该被抛弃，因为它是野蛮而愚昧的，更与时代的主题不符。

中国已“入世”十余年，地球村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共识。况且从地理位置而言，中日两国属唇齿相依。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家天天和邻居兼生意伙伴吵架斗嘴，日子还有法过吗？或是受到历史教育的影响，亦或是收到抗日剧的影响，虽然中日战争已过去半个世纪，可仇恨却延续至今，如鬼魅般干扰着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何不能让历史成为单纯的历史，和现在划清界限？

仇恨，是一种值得我们警惕的危险情绪，它会腐蚀人的理智，使文明人堕落成暴徒。如果一个民族被仇恨所左右，那真是世界的灾难。一个大国的国民应该是独立、自由的，而不是轻易被仇恨而煽动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包袱，这包袱里的东西不少，可我们需要及时清理，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扔掉那些仇恨。伴着仇恨入眠，中国梦容易做成噩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说明了爱国是奋斗的动力。可同样，爱国也是少部分人发泄暴徒情绪的道德挡箭牌。我们应该为爱国情绪找到正当合理的表达方式，比如拥抱。爱国是爱这里的土地和人民，同时也应该善待邻里，和睦共处。给他们一个拥抱吧，放下仇恨，让宽容和理解跨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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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歌眼镜执法难让城管获得民众认可

    近日，城管队员微博晒取证“神器”谷歌眼镜引关注，称拍摄隐蔽不易引起冲突，执法同时也愿让群众拍照监督。（《新京报》4月22日报道）

除了如今的“谷歌眼镜执法”，城管队伍尝试过不少新潮的执法手段：卖萌执法、献花执法、沉默注视执法……这些办法的噱头十足，但效果不佳。一副谷歌眼镜也许可以让取证更和谐，但谁能保证取证之外的执法环节不会引发冲突呢？城管与民众之间有太深的误解，城管工作几乎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如此看来，一副谷歌眼镜未免太过单薄易碎了。

诸多因城管执法所引发的冲突事件，给民众留下了刻板印象。在民众看来，斯文守法的城管都是例外，即使他们就是执法者。这种刻板印象与平日对“衙门”的怨气产生共振，致使冲突事件迅速升级。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再新潮的执法手段都难让城管工作获得民众的理解、认可。

城市管理者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无法避免与商贩们的摩擦磕碰，因此，城管站在了官民矛盾的前哨。民众对城管的不信任，甚至是愤怒，也是对政府不满情绪的一个缩影。要填补官民之间的鸿沟，不但需要科技进步带来行政手段的更新，更为关键的是行政思路的升级。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政府职能要转向服务型政府，那么，能否让城市管理者转变为城市服务者，这将是城管工作能够获得民众认可的关键。

卢梭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政府的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通过频频上演的城管冲突事件，以及民众对城管的诸多意见，我们可以看到民众与城管之间的契约关系已经遭到破坏。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修补，甚至是重新构建一个基于公共意志的契约关系。民众需要一个怎样的城管队伍？他们是了解民众需求，且真心为民众服务的公仆，还是一群狐假虎威的官老爷？

如果城管的存在不是以管理城市为目的，而在与服务商贩，为民众意愿所工作，我想城管与民众的关系会有所好转。一个行政思维的转变也许会引发蝴蝶效应，对整个社会生态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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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容女童便溺，何尝不是一种文明？

    4月22日，一对内地夫妻在香港街头让小孩在路边小便，引来一名香港男子不满，举机拍摄，引发双方推撞冲突。事件在内地和香港引发争论。（《泉州晚报》4月23日报道）

孩童因生理发育不成熟，大小便失禁时有发生，这应该被理解宽容。其父母已说清了缘由，且采取了用尿不湿接尿的尴尬做法。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男子以“不文明”为由的拍摄未免显得有些“道德洁癖”。

监督他人不文明的行为固然是一种文明，但应该有一个限度。小孩当街便溺实属不雅，但男子拍摄女童隐私的行为能算文明吗？用不文明的方式去监督别人已是越界。对文明的理解应该是多元的，理解宽容尊重又何尝不是一种文明？难道偌大的香港竟容不下一位孩童便溺？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古贤人早告诉我们，道德文明源于自我约束，对他人应当宽容。一方面，大陆游客应该尊重当地人的法律和风俗；另一方面，港人也不应该拿着放大镜来检视大陆游客的行为。这种“歧视”或是香港与大陆多次冲突的缘由。两地居民都以文明在自我标榜，既然都是文明人，为何不能在互相尊重、理解、宽容的前提下进行文明沟通？

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对立统一的，需一分为二地看待。同样，将“道德”剖开来看待，其利不必赘述，其弊在于为别有用心者提供了道德的袈裟，掩盖其罪恶。比如，那些高呼着爱国，去街上打砸日货店的人，不就是披上了这样的道德外衣吗？想必，这位香港男子也是自以为站在了道德的高点，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模样。极具煽动性的道德激情是一种危险的情绪，稍不慎，就转变成了不良情绪。

半个世纪前，日本同样标榜着建立“大东亚共同繁荣圈”的口号，用所谓的道德假面粉饰野蛮的侵略行径。历史告诉我们，应该警惕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道德文明口号。同时，也应该明白，我们并不会因为指出了别人过错而显得自己更加文明，因为尊重、理解、宽容就是一种文明。大陆游客与港人冲突频频，或许正是缺少了这种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