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南方精神”举旗者范以锦荣休 范以锦 暨南大学新传学院名誉院长、南方日报社原社长 范以锦,广东省大埔县茶阳镇西湖村人,1946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49年随父母回国。1969年,毕业于暨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70年进入南方日报社,先后任记者、记者站站长、政科文部主任,南方日报社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高级记者,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董事长;第六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第八届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等。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领头人之一,提出将品牌理念引入报业,被人称为“中国报业品牌第一人”。 2006年年底,从南方报业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受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报界到学界数十年来哺育了几代传媒人。2008年,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等颁发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60名社会人物”奖。2009年,获中国新闻史学会和中国传媒大会专家评审委员会授予“共和国60年传媒影响力人物”荣誉。2012年获广东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2017年获第五届范敬宜新闻教育良师奖。2020年,改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名誉院长。 据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消息,2025年1月10日下午,学院在石牌校区第二文科楼郁文报告厅举行了2024年度总结大会暨荣休仪式。 会议的第三项内容显示,学院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范以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原院长杨兴锋举行了正式荣休仪式。 范以锦院长在荣休仪式上,回顾了自2006年底来到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十八年历程。 他坦言,这十八年里,见证了学院的飞速发展和取得的诸多成就,能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与学院同行,抓住机遇、与学院共同成长,感到非常幸运。他表示,若将进入新闻行业看作是自己人生中新闻事业的“春天”,那么进入学界的历程则成为了他作为一位“老报人”的第二个春天。这个新起点让他在教学和科研的领域,重新燃起了对新闻事业的热情与执着。 除了向学校和学院的领导、同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外,范老还表示,虽然即将退休,但自己依然会持续关注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并在未来力所能及地继续为学院贡献自己的力量。 杨兴锋 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名誉院长、南方日报社原社长 杨兴锋,1952年4月生,海南海口人。1968年11月参加工作,1982年暨南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毕业后进入南方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部副主任、记者站站长、部主任、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南方日报社社长、党委书记,高级编辑,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管委会主任;全国新闻工作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等。其专著《高度决定影响力》被称为“报业改革必读书”,成为多家高校新闻学院的教学用书。 杨兴锋院长在荣休仪式上,分享了自己三次走进暨大的故事。他深情回忆,26岁那年从海南考入暨南大学,是暨大圆了他的大学梦,也让他真正成为了一名“新闻人”。2006年值暨大百年校庆之际,他怀着感恩之情,带领当时报社的同事们为学校推出了暨南百年特刊,这份特刊成为了中国高校校庆报道的典范。2013年又如愿以偿,加入了暨大工作。多年来,暨大带给他无数难忘的回忆。他引用了一句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表达了自己对学院深深的热爱和祝福。他表示,尽管自己即将退休,但依然会继续关注暨大,祝愿学院蓬勃发展,也希望每一位在这里求学的新闻学子,都能在这里收获属于自己的春天。 在此,作为曾经的“老南孩”,献上祝福! 广州大道中289号 南方报业大院 南方报人的“南方精神” 对于中国传媒业来说,优质新闻人才聚集的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报业大院——就像硅谷之于科技产业一样,很多年以来是个传奇。 这里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部,《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这些声名远扬的媒体都诞生自此。 一代代南方报人坚守“南方精神”。“我们‘南方’,是一个精神概念,是一个文化概念。” 被业界誉为 “报业品牌第一人”、“媒体多品牌战略” “媒体跨区域经营战略”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南方报业前掌舵人范以锦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提出“南方报系”的理念,以南方报业为基地先后创建了“南周报系” “南都报系” “21世纪报系”三大报系组织运营结构,探索出了 “龙生龙、凤生凤”的系列报刊滚动发展路径。 业内有个公认的评价,南方报业是中国传媒的“黄埔军校”。他回应说,中国传媒的黄埔军校称不上,但是 “南方报人最看重的回报,是尊重他们的存在和承认他们存在的价值。” 这里,举例说三件往事—— 第一件事,南方周末曾经最艰难的时候,他亲自下场给员工们打气讲话,就开宗明义地说:“我当老总,是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的,随时准备被摘掉。我不在乎自己的乌纱帽,我在乎南方周末的安全,不改革发展会死亡,不考虑国情,盲目往前冲也有危险。” 第二件事,在对待年轻人“犯错误”这件事上,他可谓用了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尽了最大的可能保护充满理想和才华“却常常失之莽撞”的年轻人。 “我知道有一种人,上面要求处理谁就处理谁,要求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甚至还要加一码,这我做不到。该向上反映的要反映,让上头更全面了解情况。事实上我的不少意见得到了采纳。” 他对年轻人,也是一如既往的勉励:“年轻人还得有上进心、有事业心……辉煌与痛苦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想辉煌一些,就得痛苦一些。” 第三件事,2006年岁末短短的“离任感言”,8次为自发的掌声打断。有人当场流下了泪水。“报社领导岗位是光荣神圣的岗位,而在这个岗位上又会碰到陷阱,如履薄冰。我自1983年进入报社领导班子的23年间,从不敢懈怠,尤其是担任总编辑、社长之后,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报社的事业中。我企望进入花甲之年之后能给我留点‘自己能支配自己’的空间。我依时从集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于公于私都有利。从今天开始,我那根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所以,今天我要说——不做‘新闻官’的感觉真好!” 可以说,他一直做着“承担痛苦的表率”。 “南方精神”,培育了一大批具有责任、担当、勇气和创新理念的南方报人。媒体盛赞:范社长,是这一精神的举旗者。后为“范院长”,言传身教影响着新一代学子,一批批优秀的应用型新闻人才,让“南方”报人之魂薪火相传。 跨区域创办《新京报》 2003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两家报业集团联合创办都市类报纸《新京报》,开创了我国跨地域办报的先河,开创了中央级媒体与地方媒体联合创立新报纸的先例。 时任南方日报社社长范以锦与时任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袁志发签订了共同创办《新京报》的战略合作协议。范以锦社长出席成立大会时表示,希望《新京报》弘扬老一代报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办报传统,依托光明、南方两大报业集团的资源优势,不断创新,为做大做强党报集团探索出一条新路。 往事并不如烟…… 19年后,2022年7月22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名誉院长范以锦在 《中国报业》发表的《传统强势媒体南方报业生存发展新路径:“新闻+政务服务商务”》一文中写道—— 创办都市类报纸,组建报业集团,实施媒体多品牌战略。与企业一样,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报业竞争也变得异常激烈。当时,南方日报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大都市的市场竞争,面对有强劲实力的羊城晚报社和广州日报社,《南方日报》在广州乃至珠三角的报摊市场不断萎缩,在大都市影响力下降。 面对这一困境,南方日报社一方面继续推动机关报改革创新,并实施珠三角战略,力保《南方日报》在广州乃至整个珠三角的地位。另一方面,创办市场化程度较强的《南方都市报》。1995年先创办了每周出一期的内刊版《南方都市报》。1997年拿到刊号后,《南方都市报》创刊,并迅速占领市场。几年之后,《南方都市报》发行量突破百万,大面积覆盖报摊市场,年广告实收额突破10亿元。 2003年,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签约,在北京共同创办都市类报纸《新京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派出的团队就来自《南方都市报》,从领导层、编辑部、发行部、广告部等共抽调了200多人赴京。 新京报社长由光明日报委派,总编辑、总经理由南方都市报委派,既发挥光明日报权威性和导向管理方面的优势,又引入南方都市报办报理念和经营创新的能力。报纸很快在北京市场形成影响力,并取得了良好效益。资金方面,按光明日报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51∶49”的比例投入,南方日报社投入900万元,光明日报投入1100万元,后来资金不够又由南方日报社借出1000万元,光明日报以物业投入,新京报在创建3年后实现盈利,最高年利润达到7000万元。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打破市场壁垒,跨区域办报所取得的良好成果。 “报格与人格是紧密相关的” 2014年,范院长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我是报人,报格不可丢》,文中写道—— 我是什么,我便拥有什么样的时代。 …… 现在都在讲“转型”、“突围”,“转、突”中,不是以牺牲报纸的格调、牺牲良好的报业文化为代价。无论怎么转,报还在,纸媒不可能都消失,即便转型后的电子报,也依然需要良好的媒介素养去支撑。一份报要打造成品牌,并在转型中往延伸出去的平台上继续收获品牌价值,首先是要打造好报格。有什么样的报格,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品质和品牌价值。 报格与人格是紧密相关的。 我手头上保留了一份朱光1964年3月8日写给杨奇的信。信中的第一句就是“别后甚念!”然后对杨奇“仍操旧业,长期专攻一行”表示赞赏。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好像有深交,但很难想到杨奇曾以极大勇气在报上批评朱光主导的一个重大项目。那是1951年6月,时任南方日报社副社长兼《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杨奇,从通讯员那里了解到广州有机肥料厂建厂工作发生许多错误,经调查核实写成了两千多字的批评稿发往《人民日报》。他原本就认识拍板上这个肥料厂项目的广州副市长朱光,于是明确告知:“朱市长,我要在报上批评你。”朱光未求情,事后也未找人疏通。果然,8月1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位置刊出了这篇批评报道。后来,朱光写了一篇检讨刊发在《南方日报》上。一个有批评的勇气,一个有坦诚面对批评的胸怀,他们还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朱光调离广东北上后常念及杨奇,因此就有了前面说到的充满深情厚谊的通信。朱光已仙逝,杨奇过了九十仍健在。他常和我谈起文人办报、报人风骨、舆论监督等问题。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但愿广东新闻传媒共同努力,贯彻执行党中央有关指示的精神,坚持弘扬舆论监督的优良传统,国家甚幸!人民甚幸!” “我这一辈子,就是为新闻而生” 范老有句公开的口头禅,“我生是新闻人,死是新闻鬼,这辈子都离不开新闻了。” 据说,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是范老思考、写作的时候,“看看报纸、看看书,把自己的思考写下来。” 他教诲后辈们,“干媒体这一行,都要参与到各类媒体的交流和分享中。” 再看看范老的“时髦”程度,“直播我也会去看,还会和一些‘网红’打打交道。” “得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玩新媒体、他们在想什么,才能更好地洞悉新媒体的发展趋势。” 范老还出版过专著《老范看传媒》三部曲。以一位“老媒体人”的视角,聚焦中国传媒转型与发展,对主流媒体转型发展、全媒体体系建设等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老范不是书斋里的学究学霸学阀,‘老范看传媒’更多地可看成是与传媒业界同呼吸、共命运,能够成为对策式的参考和辅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文本实验室主任曹轲(《南方都市报》原总编辑、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原副总编辑 )在序言中写道。 延伸阅读《曹轲|文本的无穷力量》 范老说,“不管我走到哪里,当不当院长,当不当教授,当不当博导,我始终关注新闻传媒事业,这是我一辈子的事业。” 深度报道仍然是媒体的重要品质 现在的年轻人很聪明,因为信息获取更容易了。但也不能否认现在年轻人也分为几种,有的比较浮躁,不像以前老媒体人那样去深度采访。以前的老记者反复调查、反复打磨,现在是网上能拿到就网上拿,要不就是打个电话,一切都以最快拿到信息为主。 但也有一批年轻人很厉害,他们擅长做深度和调查报道,甚至非虚构写作他们也在尝试,这个群体据我所知,也大有人在。 范老说,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如何用好互联网上的信息是一种生存方式。比如什么新闻要抢时效,什么新闻值得花时间慢慢琢磨,必须到第一线去深入调查,就需要好好衡量。 精心经营好优质内容,始终是新闻人应该坚持的硬道理。今日之“内容”,除了新闻内容,还包括服务性内容,也就是“泛内容”,很多媒体投身智库建设,提供新闻内容的同时,也给社会各界提供创意强的内容产品。 范老同时强调,媒体不能放弃做新闻内容的主业,“主流媒体的重要职能,就是做新闻,这是国家赋予我们的神圣的使命。”在内容碎片化的信息洪流中,他认为主流媒体需要下功夫做好政策解读性新闻,坚持做好调查性、解析性的深度报道,强化舆论引导功能。 来源:静録书院(公众号) 编辑:王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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