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老课本为何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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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5日07:31东方网顾文豪



顾文豪 上海青年学者

因着辛亥百年热的推助，诸如《开明国语课本》、《商务国语教科书》、《大东书局新生活国语教科书》、《商务共和国教科书》等一大批民国国语老课本恰如还魂重生，再版重印大受欢迎，几有脱销之势。鉴于这些课本往往文字清朗精纯，易于成诵，有学校以此作为课外辅助读物，看惯电视、摸惯苹果的学生亦普遍反映良好。不少成人亦颇中意此，意谓当年未及读到此等有趣有益的好课本，如今读来，既是重温儿时快乐时光，也是给自己日益荒疏的国文补补课。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这些多年来沉埋难处几成故纸的老课本，一日间名列畅销书榜——我们原是与好中文久违了。

虽说是老课本，然则若置于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情境，其实颇为新潮的。早自1904年，商务印书馆即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一套比较成熟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以两年时间将小学初小、高小的各门学科出齐。日后随着满清垮台，民国肇建，各出版社皆大费心力编制旨在养成新国民的新式教科书。恰如1912年成立的中华书局之《中华书局宣言书》所言：“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是故当时诸如胡适、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等一大批知识精英皆热诚投入普通教科书的编制出版工作，因民国的真正建立与成长实仰赖国民的养成与壮大，优质教科书的尽快编订出版尤为关键。前贤之努力亦颇见效果，即如1922年胡适等人参与编写、1924年出版的《新学制教科书》，不惟名家集结，复影响深远，确立了今天尚在沿用的“六三三学制”，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就内容方面，几套课本虽已时隔近百年，今人展阅之际仍为溢出笔墨的情意美与文字美深深感动，这或正是老课本畅销的深在原因吧。

学校所习的课业，除几门切实有用的课程外，唯有国文毕业后大概还使用着。此固因其在生活中的运用更广阔些，亦因在国文中多少能找到一点生活情意的发现。换言之，国文课不止培养儿童识字书写的能力，在生活情意上，更负有重大的开发责任。国文教科书最大最易犯之弊病，即易成为廉价政治道德的规训读本，学生于此只是不停接受类似训导主任的训教，或盲从社会一般媒体似是而非的宣传，自身失却了对生活情意发现、感知与体味的能力和兴头。若此，则日后出了学校，为着生活的艰困与茫然，发现早年充溢于耳的道德训教和规则到社会上少有用处，亦无抉发生活情意的心力，便找一点低级趣味的读物来看，遂致社会一般的文化日趋低落尘俗。

正因敏于此，这些老课本力求在内容选材上加大日常生活的比例。即以庄俞先生编著之《商务国语教科书》为例，开篇即将“惜物”、“惜时”、“爱亲”、“友爱”、“睦邻”、“储蓄”、“合群”、“济贫”等传统道德观念融贯其中，语言无说教训导气，恍如长辈谆谆启蒙，最是亲切有味。同时，又加入“燕子”、“蝙蝠”、“樱桃”、“采桑”、“蟋蟀”等博物知识，截取物事最鲜明之特征，不作赘言，以开启少儿对外部客观世界的好奇敏感，为日后再作了解打基础。因此，在初始，民国教科书即注意到国文与生活情意的深密联系。教科书并非简单将生活完全呈示出来，而是成为一则背景、一个生活的统率，把各种智识集结起来。

老课本在文字的运用上亦足可称赏。如开明课本篇目《太阳》：“太阳，太阳，你起来得早。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觉？”《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明朗易记，形象直接，稍涉抽象的知识即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物象，且多有回味，以期学生自觉思考，不欲直接给出答案。如此反映出编写者的心态，是引领而非指导，是启发而非植入，是在一旁的扶持而非居高临下的督责。

或以为，老课本相较今日的教材，更多强调人人习知的常识。确实，作为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本就该将各门功课的程度限到常识的领域。但常识不完全等同于知识。老课本在常识学习中自有一整全的系统，以国文为底，无论哪一门学问都受国文的沾溉，将各种生活的技能和各种智识彼此勾连，从散漫的各点上求出一个整然的生命，这才是国文应有的本质，也是唯有国文能愉快胜任的工作。

因此，单纯对于老课本的叫好或应改为对今日国文教材的改进。暂且不说脱离考试指挥棒之类说也无用的废话，只希望学校在正常教学之余多多补充国文的阅读。多引导同学阅读文艺作品，因这最切合学生的脾胃，文艺能将学习得来的各种智识情意化，且贯通各科智识，如墨润纸，渗入同学的生活。这样得来的知识，才不是硬凑的，经得起日后社会的风雨，不论生活得怎样，都不致失去对生活的情意。我想，这应该也是当年老课本的编写者所欲达成的一个目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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