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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职业伦理、社会伦理、全球伦理与技术伦理——百年新闻伦理研究的不同视域及其超越
新闻伦理研究已经百年，本文以学术史视角，呈现百年新闻伦理研究的四个视域，即职业伦理、社会伦理、全球伦理与技术伦理。通过挖掘不同研究视域的源起、对象、内容以及价值立场，揭示百年新闻伦理研究实现的理论超越 。全球学者正在努力超越西方学术界对于新闻伦理研究的主导，未来的新闻伦理研究需要世界各地学者立足本土、平等对话，实现文明互鉴。
20世纪20年代，新闻与新闻业作为一种现象被社会学纳入研究视野成就了新闻学，但很快新闻学就在20世纪40年代被外延更大的传播学收编（Zelizer，2004：47-48）。新闻伦理研究也在这一过程中，从围绕着新闻与新闻业的新闻伦理研究，走向包含广告、电影、纪录片、公共关系等各类公共传播业在内的传媒伦理研究。新闻的特殊性，让新闻伦理研究始终保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在传媒伦理研究中独树一帜。不同于聚焦各种戒律与道德体系的“道德”，“伦理”是建立在某些得到普遍接受的准则上的理性过程（展江，2014），这个理性的过程便是伦理学研究。伦理学是关于“我们应该做什么”的研究，与责任相关（Merill，1999）；而新闻伦理学则是以新闻与新闻业的伦理责任为核心问题的研究。
19世纪50年代，“伦理（Ethics）”一词才偶尔出现在欧美新闻业的讨论中。第一篇在标题中使用Ethics一词的是英国天主教作家威廉·塞缪尔·利利1889年撰写的《新闻业的伦理》（The Ethics of Journalism）（Ferré，2020）。1904年，普利策在《北美评论》上发表《新闻学院》一文，点明新闻伦理在新闻教育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高标准的道德理想，便不可能成为受人尊重的记者（Pulitzer，1904）。1924年出版的《新闻伦理学》是第一本明确并完整提出新闻媒介伦理的著作（克里斯琴斯，2016/2018；Ferré，2020），也是20世纪新闻学在美国形成体系时较早的学科代表作（陈力丹，2018）。这本书开启新闻伦理系统性研究的第一波热潮（Christians，1977），迄今为止，新闻伦理研已百年。
本文回溯百年新闻伦理学术史，以核心研究问题的转变而带来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尤其是价值立场所塑造的特定的研究风格为分类标准，总结百年来新闻伦理研究形成的四个主要研究视域：职业伦理、社会伦理、全球伦理、技术伦理。职业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新闻如何对读者负责。社会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新闻如何对建构理想社会负责，通过定义理想社会，重新定义有价值的新闻，即新闻应该承担的社会伦理价值。全球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新闻如何对全球秩序负责，探讨新闻业在建构公正、公平的全球传播环境中应该承担的全球责任。技术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破除工具主义的技术观，在意识到新闻要对技术的使用负责的同时，强调新闻捍卫“人类的共同利益”应该承担的技术责任。并基于此探讨这些研究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理性伦理学范式、人本位伦理学等预设立场的超越，以期为我国新闻伦理研究拓宽思路。
1新闻伦理研究的四种视域
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美国新闻学术教育的兴起，新闻伦理研究掀起第一波热潮至今已经百年。新闻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从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扩展至新闻业的社会责任、全球责任，人工智能技术给新闻业带来的伦理挑战等。不断丰富的研究内容推动新闻伦理研究领域的扩展。
（一）职业伦理：服务公众的职业行为规范
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报刊日趋大众化。1883年普利策《纽约世界报》的创办标志着廉价报纸取代政党报纸，美国新闻业进入“新式新闻事业”阶段。廉价报纸为追求商业利益迎合受众，面临着来自社会日益尖锐的指责，包括制造虚假新闻、中伤他人的诽谤与诋毁、不公正的新闻筛选、煽情新闻、热衷追逐丑闻等。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闻教育兴起，从技能教育转向技能与学术教育并重（林牧茵，2013：49）。在此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出现了新闻伦理研究的第一波热潮，第一批新闻伦理学专著面世。
这些专著回应公众对于新闻业的批评，强调新闻从业者应该遵循职业行为规范，以兑现新闻业“服务于公众”的承诺。《新闻伦理学》针对虚假新闻、新闻压制、新闻倾向性等问题，指出客观传播事实是新闻的首要任务。新闻筛选不应受个人利益与编辑喜恶的影响，应拒绝煽情主义，并谨慎对待社论（克劳福德，1924/2018）。《办报的道德》（The Morals of Newspaper Making）分析商业主义给新闻带来的问题，认为美国新闻界存在不愿正视错误、总是倾向于为同行辩护、记者待遇差、从业人员素质低以及被商业化侵蚀等问题，主张新闻教育需要重视文化与道德（Lahey，1924）。《报纸的良知》结合具体案例讨论新闻应当如何做到真实、独立、客观与公正，如何处理反社会行为等具体问题（弗林特，1932/2005）。总之，新闻业具有公共性，是为了服务公共利益而存在的。新闻业“作为一种职业，正处于年轻时期，自然会犯下那个不负责任的阶段所有的错误”（Lahey，1924：145）。通过制定职业行为规范，发展新闻教育，在一定范围内诉诸法律措施等，可以让新闻业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
职业伦理研究积极回应新闻业面临的现实指责，致力于通过制定职业行为规范，倡导美德来培养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精神，直接推动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李青藜，展江，2005）。职业伦理研究以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协调新闻从业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充分关注道德美德，如客观、准确、得体、公正、责任、诚实和真实，这些都是义务论伦理规范的核心特征（Al-Zo’by，2021）。有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现实案例作为研究对象，职业伦理在新闻伦理研究领域始终占据重要位置。
（二）社会伦理：新闻应该对建构理想社会负责
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发现美国新闻界在公共服务方面表现得非常糟糕，如在社会重大议题中缺位、对于第三世界的悲惨漠不关心、高质量内容贫乏等（Bertrand，1993：v）。新闻界内部关于新闻伦理的讨论重心也日益偏移，未对新闻业没能承担社会责任这一更为严重的制度性失败引起足够重视（Iggers，1999：1-2）。新闻伦理的社会伦理研究应时而生。社会伦理研究不再关注具体的职业行为，而是将新闻业整体还原到社会环境中，思考新闻业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
1993年，有“媒介伦理学之父”之称的克里斯琴斯（Clifford G.Christians）与另外两位学者合著的《好新闻：社会伦理与新闻业》（Good News：Social Ethics and the Press）出版，首次提出籍由社会伦理学建设新闻伦理的主张。社会伦理认为新闻伦理问题是更广大的社会哲学的一个子集，新闻伦理应该从社会伦理的整体范式出发，关注伦理学的实质性问题，如新闻业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新闻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分配正义的关系等（Christians，Ferré & Fackler，1993：47-49）。克里斯琴斯等引入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提出社群主义的新闻伦理。社群主义主张：共同体在价值论和本体论上优先于个人（Christians，Ferré & Fackler，1993：13-14），共同利益应当取代个人权利成为第一原则（克里斯琴斯，1999/2009）。因此，与社群主义社会伦理相匹配的新闻伦理应当以推动公民转型作为新闻业的职业规范，赋予公民以推动社会转型的权力（Christians，Ferré & Fackler，1993：91）。
1999年，杰里米·伊格斯（Jeremy Iggers）出版《好新闻，坏新闻：新闻伦理与公共利益》（Good News，Bad News：Journalism Ethics and Public Interest），提出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实用主义伦理理论。他认同杜威民主理论中传播的核心地位，“传播本身就能创造一个伟大的共同体”（杜威，1926/2018：261）。新闻媒体就是为了把共同体打造为民主决策的环境而存在的（Iggers，1999：137），新闻应该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
2001年，约翰·梅里尔（J. C. Merrill）等著《新闻自由的黄昏，人民新闻的崛起》（Twilight of Press Freedom， the Rise of People’s Journalism）关注在社会范式转变的宏观影响下所进行的公共新闻运动。梅里尔等人指出：新的社会范式即强调有序、和谐与安全的社群主义范式，正在取代旧的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范式。新的新闻伦理价值更加强调秩序、和谐、共同体的团结、有节制的自由等（Merrill，Blevens & Gade，2001：XV，23）。公共新闻实践的首倡者罗森·杰伊（Rosen Jay）与梅里特·戴维斯（Merritt Davis）重新整理新闻、公众与民主的关系，将振兴公共生活作为新闻业的社会责任目标（Merritt，1995：5-6）。传统新闻学认为人们需要先获得新闻才能参与公共对话，但公共新闻学认为必须鼓励人们参与公共生活，才能激发他们对于新闻的需求；由公众与新闻界共同参与的公共新闻业才能重新定义新闻业，挖掘新闻业的潜力，重新找回新闻业在民主与公众身边的宝贵位置（Rosen，1996：83-85）。新闻业应该让公众感受到共同体的凝聚与团结。与社群主义的社会伦理相一致，公共新闻运动在新的新闻伦理价值的指引下开展新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设共同体（Christians，1999）。
社会伦理强调作为社会机构的新闻业，因此新闻伦理研究应当与社会伦理的整体范式保持一致。“公众大部分认为媒体是无用的”（凯里，1999/2009），为了回应公众对于新闻业存在价值的质疑，社会伦理研究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作为理论源头，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群主义与审议民主理论作为直接的理论依据（展江、李洋，2009），重写新闻伦理规范。在这套新闻的社会伦理规范中，新闻业的伦理价值在于与公众和公共生活相关联（Carey，1987），新闻业应当鼓励并联手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实现珍视公共利益的理想（Christians et al.，2016）。2001年首次出版被奉为美国新闻工作者必读“圣经”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在2007年再版时添加了第11条原则：公民对新闻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新的原则邀请、鼓励公民参与新闻生产，主张公民有义务成为优质新闻的促进力量；与此同时，新闻业则应助力公民增强改变社会的能力（科瓦奇，罗森斯蒂尔，2007/2011：221-223）。由此可见，强调新闻业的社会伦理责任的社会伦理研究对于新闻从业人员价值观念的方向性影响。
当然，社会伦理的出现并没有宣告职业伦理的消失。随着新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职业伦理的研究对象也不断扩充。最初的职业伦理研究仅针对印刷报纸的记者、编辑。新闻摄影师几乎不能被视为记者，也并不需要接受记者、编辑等撰稿人所接受的伦理教育（Henning，1932：61-62）。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摄影、摄像技术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大规模应用，视觉新闻也被纳入职业伦理研究视域之中。1987年专注新闻伦理研究的学术期刊《大众传媒伦理》（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出版针对新闻摄影伦理的特刊。1991年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的学者保罗·莱斯特（Paul Lester）看到新闻摄影伦理研究的匮乏，出版《新闻摄影：一种伦理的路径》（Photojournalism ：an Ethical Approach）。作为职业伦理研究的一部分，视觉新闻伦理尊重同样的义务论美德：真实、客观、公正，并就是否刊发暴力、悲剧画面，新闻图像的隐私问题，禁止摆拍、图片处理等职业行为进行针对性的研究（Lester，1991：1-5）。
（三）全球伦理：新闻应该对全球秩序负责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技术乃至政治的全球化发展，人类的共同生活领域延伸、扩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也是全球共同的问题（高扬先，1998）。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普遍伦理作为回应现代人类道德危机和现代伦理学理论危机的一种选择，成为全球突出的伦理学主题（万俊人，1998）。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刻嵌入全球化的格局与进程，与全球化相互作用。全球化的新闻媒体面对全球受众，关注气候、国际安全、移民等全球议题，因此必须树立全球意识（Ward，2005）。因此，学界呼吁制订一套普遍的伦理价值观来指导媒体从业者，在寻求普遍伦理的基础上实现新闻伦理的全球化。2003年初，《大众传媒伦理》出版“传媒的全球伦理”特刊，将新闻业的全球伦理研究提上议程。2011年，新闻学研究的国际权威期刊《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出版“全球传媒伦理的探索”特刊，标志着全球新闻伦理作为研究领域的相对成熟。
全球新闻伦理研究需要在哲学层面论证普遍伦理的合法性。克里斯琴斯植根于人类的存在，将“人类生命的普遍神圣性”（Christians，1997）发展为全新的普遍价值，超越国家、种族、性别等差异，解决全球伦理在哲学上的合法性危机。作为智人，全球人类拥有共同的生物身份，为全球新闻伦理提供对话基础。因此，全球新闻伦理可将道德放置在生物性之中去寻找新的普遍价值（Christians，2021）。“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作为世界性的原始规范（protonorm），可以发展出新闻实践的指导原则：真理（truth）、人类尊严（human dignity）与非暴力（non-violence），构成全球正义伦理（Christians，2019：30）。
全球新闻伦理的另一理论探讨重点是其建构路径。加拿大学者沃德（Stephen J. A.Ward）是全球新闻伦理的有力倡导者，他认为新闻业在狭隘价值观以及社会压力的影响下，会对紧密联系的世界造成破坏（Ward，2005）。因为全球化的新闻媒体拥有全球影响力，所以应当承担面向全人类的责任，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沃德引入罗尔斯、斯坎伦的契约主义作为建构全球新闻伦理的方法。契约主义主张“道德是维护利益的契约”（甘绍平，2010），全球新闻伦理就是新闻业服务于人类所缔结的契约，要求新闻记者忠于全体人类的道德共同体。具体到实践，新闻记者应当成为全球代理人、为世界公民服务，促进全球范围内非狭隘的理解（Ward，2005）。
面对全球西方学者对于全球新闻伦理建构的尝试，南非学者沃瑟曼（Herman Wasserman）与印度学者拉奥（Shakuntala Rao）提出使用后殖民主义的方法，从全球边缘的视角建构全球新闻伦理。后殖民主义主张要实现新闻伦理的全球化首先应当承认殖民的历史，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权力的现实差异，强调本土文化对于建构全球新闻伦理的重要性，主张在全球边缘与中心形成一种批判性的辩证关系，西方学者提出的真理、人类尊严、不伤害无辜者、赋权等伦理价值应当根据本土文化被重新解释（Rao & Wasserman，2007）。拉奥还引入“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作为一个包容性的理论框架，认为全球与地方的关系是互相构造、互相补充、互相竞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替代关系。全球新闻伦理没有能力消灭地方新闻文化和实践，地方新闻伦理与实践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会以多种方式适应并融合全球新闻伦理（Rao，2011）。中国学者单波与叶琼提出使用“文化间性”建构全球新闻伦理，“文化间性”可以让每一种文化形成互惠的结构，也赋予每一种文化超越自我，与其他文化互动的能力，如此基于动态的全球对话可以建构互动和融合的全球新闻伦理（Shan & Ye，2021）。
20世纪90年代普遍伦理是全球最重要的伦理学主题，其任务是努力实现更公正和公平的全球传播环境（Wasserman，2019：xii），最终目标是打造全球民主结构、实现全球人类的繁荣（Ward，2015：197）。全球伦理的愿景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许多记者参与新闻中心、非营利性协会的工作，组建新闻记者的全球网络；新闻学院也增设全球媒体的课程，学生们被鼓励报道全球性的问题（Ward，2016）。
同时期，职业伦理、社会伦理与全球伦理多线并行前进。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用户生成内容（UGC）打破了职业新闻人对“新闻”的垄断，各类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替代性媒体冲击着新闻专业机构在新闻传播中的主导地位。尽管新闻行业并不情愿，但技术赋权的用户迫使媒体文化的变革（Romano，2010）。为适应数字时代带来的挑战，学者们提出推动职业伦理从面向新闻从业者的封闭伦理，转为面向专业记者、博客用户、公民记者和社交媒体用户等所有传播者的开放伦理（Ward & Wasserman，2010）。
全球各国学者也跟进社会伦理的研究思路，结合本土的具体情况，开展针对本土新闻业的社会伦理研究。南非学者指出在面对存在巨大物质不平等的南非社会，“监督模式”并不适用。南非的新闻媒体应该积极倾听来自“较少被看到、被边缘化、底层”的人们的声音；建构一种关怀伦理，与人民建立联系，找到治愈创伤、实现社会正义的方法（Wasserman，2015）。阿联酋学者指出西方的新闻实践与中东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中东地区的新闻伦理应当满足其社会成员的要求，中东文化强调共同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的文化责任、尊重权威也高于西方所提倡的“公众知情权”与信息的商品化（Berenger & Taha，2013）。据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对于印度哲学思想Nyaya（正义）的阐述，认为印度新闻媒体应当关注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非正义”，将以贫困和阶级为典型表现的社会问题作为“对正义的剥夺”，以“减少对正义的剥夺”作为印度新闻伦理的一个普遍原则。印度的新闻媒体应该为因收入差异造成的不平等阶级，以及因为遭受剥削而无法自由发展的人们提供平等对话的空间（Rao，2013）。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伦理研究与新闻改革结合最紧密的美国，随着公共生活与新闻项目（the Project of Public Life and the Press，PPLP）与皮尤公民新闻中心（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PCCJ）的关停，曾经热衷公共新闻事业改革的公司，如奈特·里德公司（Knight-Ridder）也将战略重心转移到提供数字内容，公共新闻的话语正在消失（Friedland & Willey，2003：129-133）。由此可见，要消除古典自由主义价值的深刻影响，为新闻业实现社会伦理责任的重新定向，推动持续的改革，无论是对学界还是业界，对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四）技术伦理：新闻要对媒介技术的使用负责，更应该对“人类”负责
互联网技术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新闻业是最积极使用技术、适应技术社会的行业之一。革命性的技术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伦理研究还没有对此进行深思熟虑。于是，学者们陷入由技术发展与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技术伦理研究与技术哲学研究混杂在一起（吴国盛，2008），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新闻伦理研究领域，前者回应媒介技术在新闻业的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后者则主张重新认识“什么是技术”。
个性化算法分发、自动化生产重构了新闻生产流程，技术对新闻生产的渗透自然引发了质疑：技术是否能承担新闻的伦理责任？算法新闻凭什么值得被信任？技术在新闻业的使用，让新闻伦理的“老问题”呈现出“新形态”。新闻之所以值得信任是因为中立、客观、公正，新闻透明度允许所有人监督、检查、批评甚至干预新闻报道过程（Deuze，2005），是保障新闻客观公正的新方法。但数字技术在新闻业中的使用，使得新闻生产、新闻分发都隐藏在算法黑箱之中，新闻生产难以接受监督，成为新闻客观面临的新问题（Diakopoulos & Koliska，2017）。
面对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学者们提出新闻伦理责任的分散与转移。技术带来的新闻伦理问题，责任主体不应该只是新闻记者。信息技术专家、项目经理、信息架构师、产品开发人员，编程技术人员以及系统设计师已经是新闻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应该成为新闻伦理的责任主体，因为他们的技术决策不应该与新闻伦理价值相悖（Dörr，2019）。算法设计师应该与新闻记者之间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解和互动，以缓解由于算法介入新闻生产、分发与消费过程所带来的对记者自主权的侵蚀，以及分发权力对于编辑权力的内在转移（Moller，2022）。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将原本由新闻从业者承担的职业伦理责任，即真实、客观、公正与负责，直接映射在新闻业对于媒介技术的使用。新闻伦理一直以来通过强调新闻与新闻业的责任，面向受众的责任、面向社会的责任、面向全球的责任，规范新闻从业者的行为、承诺新闻业的理想目标，来获取公众的信任。在技术时代，新闻的伦理责任有了新形态，即新闻媒体如何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工具（Porlezza，2023）。
但技术深度参与新闻生产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技术的功能、技术创作的内容是否符合职业要求，而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相较于以往的技术发生了质变。在算法新闻中，人类不再是唯一的道德主体，人工智能赋予算法以道德代理权（Dörr & Hollnbuchner，2017）。长久以来新闻伦理研究中“技术”始终作为“工具”而存在，“人”是新闻伦理研究的唯一责任主体。这一认识随着算法、人工智能与新闻写作软件等新闻自动化技术的出现彻底改变。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技术的本质，重新理解人与机器、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面对这一新问题，作为哲学研究子领域的新闻伦理学与探索“技术本质”的技术哲学交汇，开拓出以技术哲学为指导，重新思考“技术的本质”，强调新闻对人类负责的全新视域，即技术伦理研究。
2019年，新闻学国际权威期刊《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Media Quarterly）邀请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四位学者回答“应该如何看待技术”这一问题，强调技术哲学对于新闻学、传播学的重要性。技术的前进是不可避免的，但技术发明者并不总能完全预测他们开发的技术将如何被应用。技术哲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要让技术使用者们意识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深层影响”，这些影响与其表面的功能、生产的内容无关。在技术社会中，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技术哲学的指导下，帮助政治和商业领袖意识到数字技术对民主社会构成的危险（Swartz et al.，2019）。同年，克里斯琴斯出版专著《数字时代的媒介伦理与全球正义》（Media Ethics and Global Justice in the Digital Age），将人本主义的技术哲学（Human-Centere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引入新闻伦理研究，在人类与技术的共存中，重要的不是技术秩序所追求的效率，而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如此，人本主义的技术哲学便与“人类生命的神圣性”的普遍价值相嵌合，不仅为新闻伦理研究提供一种人文的视角，而且为新闻伦理奠定基础、廓清边界，确保在数字时代新闻伦理研究具备现实意义（Christians，2019）。
由此，新闻自动生产技术的能动性改变了以往新闻伦理的基础，新闻伦理研究关注的问题从技术及其结果转移到技术的“存在”，正视作为传播主体的技术，并在这个新的维度重新制定新闻伦理规范与标准（Guzman，2021）。当下，算法技术深度嵌入新闻生产，已经成为具有能动性的“新闻业行动者”，因此算法技术同样有维护新闻道德原则的义务。一套适应算法时代的新闻伦理应该是一种分配式责任模式，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级别的新闻编辑室、人类培训的新闻行动者、算法新闻行动者各自的资源有用性、优势、劣势，为他们分别制定不同的问责标准（Paik，2023）。技术在新闻业中的深度使用，带来了新闻的公共价值与商业价值斗争的新形态（Peña-Fernández et al.，2023）。如何克服市场逻辑与技术秩序的收编，需要新闻从业者保持警醒，坚守“新闻服务于公众”的伦理责任，捍卫新闻的基因（Bastian，Helberger & Makhortykh，2021），立足新闻业对“人类”负责。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在技术社会中，固守工具主义的传统技术观会带来危机。现代人的心灵状态被技术价值支配，现代人被纳入技术过程中，并在本质上被改造了（埃吕尔，1983/2008）。效率和程序重塑了文化和社会，技术的律令成为人类的律令，人类生活“去道德化”，更遑论伦理学的繁荣（甘丽华，克里斯琴斯，2015）。技术社会对于技术的迷恋，导致作为手段的技术遮蔽了作为目的的人。人工智能将无处不在，人类新闻从业者需要坚定地捍卫新闻价值；没有记者，就没有新闻；没有新闻，就没有民主（Peña-Fernández et al.，2023）。技术哲学指导下的技术伦理研究，通过正视“技术的存在”以正视“人类的存在”。技术伦理强调“新闻应该对人类负责”决定着新闻伦理研究的现实意义。携手科学与技术研究（STS）、人工智能、人机交流（HMC）、科技伦理与技术哲学等多个学科，将技术伦理有机地融入新闻伦理研究，可以有效推动新闻伦理学的发展。
目前，社会伦理、全球伦理仍然吸引着更多学者进行理论探索，职业伦理作为“伦理价值-职业实践”的交点，也是这些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各地的学者积极立足本土现实，探讨新闻业的社会伦理责任。来自伊斯兰宗教背景的多国学者的联合研究显示，伊斯兰文明影响下的新闻理念。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倡导的对抗与监督新闻理念，而是主张新闻业以建设性的方式干预社会发展（Muchtar et al.，2017）。欧洲的一些学者对于西方新闻业热衷冲突与消极的负面新闻的职业实践传统进行社会伦理价值的重新评估。西班牙学者批评西方激烈的对抗性、批评性的“高射炮新闻”会助长愤世嫉俗和不信任（Goss，2017）。德国学者批评个别记者热衷丑闻的不道德行为在同行的包庇下成为新闻业的集体失败（Kepplinger & Viererbl，2021）。英国、美国与意大利学者呼吁西方新闻界应更加重视建设性新闻，降低公民的焦虑，增加幸福感与乐观情绪，提高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参与度，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Baden，McIntyre & Homberg，2019）。
各国学者还关注全球新闻伦理对新闻从业者职业行为的影响。瑞典学者指出各国的新闻实践都处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这些结构是新闻实践变革的障碍。新闻实践的全球转向不可能从新闻从业者个人的态度中产生，而需要依靠全球记者、媒体组织及其利益相关方（包括公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Lindell & Karlsson，2016）。以色列学者认同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英语栏目在2008年呼吁受众与加沙人民站在一起的道德选择，倡导在现代战争等破坏性事件中，新闻应当作为世界主义代理人，唤起基于共同人性的团结意识（Morse，2018）。
2新闻伦理研究的理论超越
上述新闻伦理研究四个视域的依次出现，都是为了回应新闻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现实挑战。这些研究视域研究对象不同、研究问题各异，新的研究视域不能取代、覆盖早期研究。四个研究视域在新闻伦理研究的学术版图中各自占据重要的位置，多线并行前进；当然，研究视域之间也并不是无交点的平行线关系，不同的研究视域可以在研究问题的统摄下同时出现，服务于具体的问题研究，并在此过程中各自取得理论发展。
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职业伦理研究以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为研究对象，主要协调新闻从业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探讨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规范；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伦理研究以新闻业的社会伦理责任为研究对象，主要协调新闻业、公民、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新闻业在建构理想社会中应当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2000年前后兴起的全球伦理研究以新闻业的全球伦理责任为研究对象，关注到在狭隘的地方主义新闻职业规范的指导下，新闻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冲突与矛盾，主要协调全球新闻业规范之间的关系，探讨将全球新闻业作为一个整体，面向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负担的普遍伦理责任；近年来的技术伦理研究以全面介入新闻生产过程的媒介技术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协调媒介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在人类与技术相互交织存在的现实社会中，重新强调追求人类幸福的重要性。
新闻伦理研究的百年学术史，不是线性的，并不意味着新的研究视域比传统研究视域更加优越。但必须承认，职业伦理关注新闻业自身，社会伦理关注新闻业之于社会，全球伦理关注新闻业之于全球，技术伦理关注数字新闻业之于人类，不断涌现的新视域，确实有着更广阔的视野，关注更宏大的问题。新视域通过挣脱传统认识的“隐含预设”（Zelizer，2004：10）实现理论超越，也推动新闻伦理研究持续前进。
（一）社会伦理超越古典自由主义
社会伦理研究超越隐含在职业伦理研究背后古典自由主义的预设，否定了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愿景，即在新闻自由的地方，一切都很安全（Christians，Ferré & Fackler，1993：30）。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批新闻伦理研究专著面世后，“伦理”一词和它的同义词在书名中消失了40年（Christians，1977），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伦理研究也不过是对第一批新闻伦理研究的复兴（Christians，Ferré & Fackler，1993：47-48）。古典自由主义价值传统根深蒂固，加之义务论道德规范的稳定性，导致新闻伦理研究的相对停滞。职业伦理研究植根于古典自由主义，默认阻碍新闻业服务公众的唯一敌人是政府的干涉，不受干涉的消极自由是职业伦理的隐含预设。在拥有不受干涉的新闻自由的前提下，只要新闻从业者的行为符合具体的职业道德规范，具备专业精神，就可以兑现新闻业“服务于公众”的承诺。社会伦理研究批判由古典自由主义和职业伦理武装的“堡垒新闻业”（Fortress Journalism），犀利地指出，对于堡垒新闻业来说，新闻业就是新闻工作者们在做的工作，而不是民主所需要的。堡垒新闻业的工作者守着专业人士的身份，认定自己所制作的就是新闻，并拒绝认真思考新闻业的使命（罗森，1999/2009）。职业伦理研究对于从业者职业行为的关注，遮蔽了新闻业在塑造公众价值观与个人身份方面的伦理重要性（Iggers，1999：8-9）。
社会伦理研究继承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点明新闻业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作为新闻界的免责盾牌，已经成为新闻业服务于公众的阻碍。基于此，社会伦理研究引入与古典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重新思考新闻业与社会的伦理关系，明确新闻业应当负担携手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建构共同体的社会伦理责任，为新闻伦理研究补充社会学、政治学、哲学视角，扩展了被职业伦理研究圈定的研究边界。
（二）全球伦理超越理性伦理学
全球伦理研究超越伦理学理性主义范式所隐含的道德绝对主义预设，立足人类的存在重新发现面向全人类的普遍价值。建构全球新闻伦理规范的构想一经提出就遭遇来自全球学者的质疑，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学者。亚洲和中东的新闻记者担心全球新闻伦理被西方的观点与价值观主导（Rao & Lee，2005）。这种抵制，并不是“为了反对西方主导而反对全球伦理”，而是伦理学理性主义范式的隐含预设道德绝对主义本身存在问题。
理性伦理学最早起源自启蒙运动时期的笛卡尔，康德将其发扬光大。理性伦理学认为存在道德的绝对律令，道德的绝对律令基于人类的理性，经过人类理性推演，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因此可以超越时间、空间以及具体情境，在所有国家、一切文化中都应当被认定为真（Christians，1997）。学者们批评道德绝对主义，认为这种普遍价值并不能代表普遍共识，而只能代表白人、盎格鲁-萨克逊人、新教-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共识（Nikolaev，2011）。这种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普遍价值已经失效，被视为是对不同群体进行道德指责的帝国主义遭到批判（Christians，2005）。同时，道德绝对主义的对立面，即道德相对主义也存在问题。道德相对主义强调不同文化、民族、国家等多样性带来道德价值的相对性，价值只在具体的环境中才是确定的。道德相对主义否认普遍价值的存在，必然会引起道德冲突，甚至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陷阱（Shan & Ye，2021）。全球新闻业如果秉持道德相对主义各自为政会更容易导致各种冲突与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伦理研究挣脱西方主流伦理学理性主义范式，用存在伦理学替代理性伦理学，从人类存在本身出发去思考普遍的德性原则（常江，田浩，2020）。存在主义伦理学的普遍价值作为全球伦理的哲学基础，为全球新闻业克服地方主义，服务于全球人类的共同利益，开展跨文化的对话，达成全球伦理责任的共识提供了哲学合法性。
（三）技术伦理超越人本位伦理学
技术伦理研究超越人本位伦理学（Anthropocentrism Ethics）的隐含预设，即人类是唯一的责任主体，技术只是“工具”，推动新闻伦理研究走向人机共存的现实与未来。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让普通人真实感受到了人类正在经历的第四次革命——图灵革命，技术挑战了人类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Floridi，2014：90-94）。跟在技术后面指责技术及其使用的善恶没有意义，我们要意识到技术为人类所使用，同时也成就人类（黄旦，2023）。技术的能动性、媒介技术对于新闻生产的全方位渗透，挑战了人本位传统伦理学的关键假设（Guzman，2021）。没有人对于机器的行动有足够的控制力，能够代替技术承担责任（Matthias，2004）。技术伦理研究凭借对于新闻媒介技术的关注维系在新闻伦理研究领域，但技术变革是新闻伦理研究必须面临的挑战。人本位伦理学的问题并不在于“以人类为中心”，而在于片面强调人类单方面对技术的使用，而忽略了人类的存在也会受到技术的深刻影响。在技术社会生存，人类的存在被“技术化”。在人类的生存必须与技术共存时，我们应当关注的是人类生活的质量（维贝克，2013/2022：193）。
技术伦理研究超越人本论伦理学范式，发现技术的力量，正视技术秩序对于人类道德秩序的收编，重新强调伦理学一直以来追求的作为最高善的幸福（亚里士多德，BC353-322/2003：9），从来都是“人类”的事情。只有当认可道德性已经成为人类主体和非人主体的事情，伦理学才能在技术文化时代起着有意义的作用（维贝克，2011/2016：201）。
新研究视域的出现，并不是对传统新闻伦理理论的否定，而是应对新的现实挑战，看到传统理论对于现实的无力，故而奋力挣脱其隐含预设的束缚，实现理论超越。
3去西方中心与新闻伦理研究的中国担当
回顾新闻伦理研究所形成的四个研究视域，可以发现西方学术界仍然在新闻伦理研究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通过观察侧重新闻学研究的SSCI一区四份权威学术期刊——《新闻学》（Journalism，2000年发刊）、《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2000年发刊）、《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1924年发刊）、《数字新闻》（Digital Journalism，2013年发刊）所发表的新闻伦理相关论文，可以发现2000年至2010年，美国及西方作者仍然占据绝对主体。不过，2010年后多元化的全球学者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些期刊上。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强调本土文明与现实国情，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正在努力改变以西方学术界为中心的研究格局。随着“北大西洋、家长制的伦理学框架”（Christians & Traber，1997）面对全球新闻伦理的议题失去解释力，学者们以此为契机，反思西方学术界在新闻伦理研究的主导地位。
如前文所述，来自不同文明的学者强调新闻业面向本国社会环境所负担的特殊社会伦理责任，认同全球伦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同时强调普遍伦理价值在本土的适应性阐释。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自觉推动新闻伦理研究的“去西方中心”。“全球媒介伦理圆桌会议”（Roundtable on Global Media Ethics）先后在南非（2007年）、阿联酋（2010年）、印度（2011年）、中国（2014年）等国举办，邀请全球各国学者共同探讨建构全球媒介伦理理论。2021年，由沃德主编，世界几十个国家77名学者共同完成的论文集《全球媒介伦理手册》出版，成为新闻伦理研究领域的里程碑。西方学者也承认全球新闻伦理是否能为全球媒体认可，取决于这些伦理价值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弱势群体共鸣（Cooper & Christians，2020）。当然，摆脱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超越西方中心的研究格局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个需要全球学者持续跟进的任务。
从新闻伦理研究的百年前进，可以发现：
第一，新闻伦理研究从具体的规范研究走向抽象的伦理学研究，实现学术理论性的升维，趋近伦理学的哲学底色（Patching & Hirst，2022：157）。
第二，来自不同文明背景的学者们只有扎根本土文明、立足本国实际情况，才能在全球学术对话中代表本土被认真倾听。正如沃瑟曼所说：发展中国家的文明不应该作为古朴的艺术品被纳入西方学者的考察视野（Wasserman，2021）。
第三，研究者的学术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术研究的影响力。西方学者率先开展全球伦理研究，以打造“全球民主结构”为愿景，考虑新闻的全球伦理责任。尽管因为研究问题宏大，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观点的激烈交锋，但确实推动了全球学者的重视与参与。以克里斯琴斯为代表的学者所开拓的技术伦理研究，面向技术重新强调“人类的幸福”，同样具备团结全球学者的凝聚力。
为了推动新闻伦理研究中“西方中心”研究格局彻底改变，中国学者必须在全球学术对话中发出中国声音。为此，我们要客观、科学地认识长久以来主导新闻伦理研究的西方学术话语，通过回溯学术史，挖掘理论诞生的具体情境，洞悉理论背后的隐含预设，中国新闻伦理才能客观、科学地认识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进而自信地建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才能摆脱自我矮化，才能进行平等交流。全球学术对话应该是各国学者扎根本土文明，推动彼此理解，实现文明互鉴。
中国的伦理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勾勒出清晰的理想社会、理想国际关系愿景。未来中国的新闻伦理研究应当扎根中华文明，从中国现实出发，面向中国与世界发现问题。从中国伦理思想史中汲取营养，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新闻伦理理论，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学术对话，发出中国声音。
结 语
回顾新闻伦理研究百年学术史，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闻业面临不同的现实挑战。新的伦理问题涌现，推动新闻伦理研究主旨的演化，故而依次出现职业伦理、社会伦理、全球伦理、技术伦理四个研究视域。这些研究视域研究源起不同，聚焦对象不同，研究问题各异，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借用芭比·泽利泽对新闻学研究的总结：每一个视角都是一个唯一而特殊的棱镜（Zelizer，2009），这四个研究视域对于新闻伦理研究亦是如此。百年间，学者们敏锐地发现传统认知的局限，洞悉传统理论背后的隐喻，并敢于挣脱这些隐含预设的束缚，实现理论超越，开拓新的研究视域；新研究视域的补充，不断推动新闻伦理研究发展。
在百年新闻伦理研究中，西方学术界确实占据主导核心地位，导致非西方文明被动地成为适应西方伦理理论的资料库。但这一局面正在改变，全球学者都在积极参与新闻伦理研究的学术对话。新闻伦理研究以新闻和新闻业的伦理责任为核心问题，始终在探索“新闻-人类-善”之间的关系：作为读者的人类，作为特定社会成员的人类，作为世界公民的人类，作为“人类”的人类。“新闻如何服务于人类的幸福”应该由全人类共同定义，因此全球各国学者扎根本土文明，推进文明互鉴，是新闻伦理研究继续前进的题中应有之义。
（李秀云 李韩旭：《职业伦理、社会伦理、全球伦理与技术伦理——百年新闻伦理研究的不同视域及其超越 》，2024年第12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来源：新闻记者（公众号） 编辑：徐思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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