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新中国文化的历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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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演讲全文：新中国的文化历史空间

（十）

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文学作品，它反映的是那个时候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心情。人民跟旧社会比，他就是觉得到了天堂了。旧社会吃不上喝不上孩子经常会饿死，大人也会饿死。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了，粮食够吃。你不能拿五六十年代跟今天比啊，说他家里没电视所以算穷人，你不能这么比。你得跟旧社会比。这个时候的文学状况给人的感觉是，你读了刚才我说的那些作品，看了那个时候的电影，你觉得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站立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影片都是在国际上获奖的。这个国家蒸蒸日上。当然，有痛苦有曲折有斗争，但是人民艺术被确立起来了。五六十年代的空间里，有一个大写的“人”字——人民。你看鲁迅先生的作品，当然伟大，但他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伟大。看鲁迅的作品，怎么看都是一个痛苦的战士不被理解，一个人顽强地战斗。又反左又反右，枪林弹雨。作为他个人，肯定是英雄。但是，这样的英雄存在的时代，肯定不是一个好时代，我们不希望一个时代有这么多的英雄，我们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我们宁肯文学作品中没有塑造出那么多成功的形象，什么祥林嫂、孔乙己，我们希望这些形象少一点，我们要劳动人民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好。当61个阶级弟兄食物中毒的时候，党中央派飞机翻山越岭去抢救61个民工。什么叫人权，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权，最伟大的人道主义！我们现在能做的到吗？

我不知道现在的语文老师是怎么讲这些课文的，怎么讲《为了61个阶级弟兄》，怎么讲《一次大型的泥石流》，怎么讲《包身工》。如果不联系我们国家这一部文化空间的演变史，学生怎么能不讨厌语文课！学生为什么讨厌语文课？就是因为有些语文老师把语文跟人民的生活割裂开来。你以为蒋家沟泥石流讲的是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吗？你把这一层讲破了，语文自然就讲活了。而且学生的高考成绩差不了，他会玩命地自己去学语文。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人民的小说、戏剧、诗歌建立起来，最后的结果是文学、文化、艺术，包括美术、建筑不再是少数艺术家垄断的。小说不再是作家的。日常生活中到处是艺术。工人、农民都在写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那么多的人下班之后写文章、写诗歌投稿。每个编辑部都收到大量的、充满了错别字的来稿。我们很多作品就是工人作家写的。那个时候的编辑真是负责任。现在的编辑负责造谣，那个时候的编辑就是负责给工人农民改错别字。说这个故事讲得非常好，但是文化水平不高，我得帮他改，这一段放在前面是不是好，这一段多余是不是删掉。那个时候很多好作品真是编辑帮着改出来的，你现在看很多老编辑都有这样的回忆。我们很多工农作家是编辑部把他培养起来的，就是从工农兵中培养作家。所以整个社会是充满了文艺气氛的。就我的父母那一代人文艺细胞都比我们这一代人要高，我们现在这个文艺细胞越来越差，因为自己不去参与艺术创作，傻乎乎的看着一个没文化的歌星在上面乱跳。人的观赏层次已经退回到原始社会了。

这些作品一方面是通俗的，一方面它的主题又非常严肃，雅俗结合。比如你说《青春之歌》这样的小说，它是雅的是俗的？你要看它的结构，它是一个很俗的结构，多角恋爱嘛。一个女孩子，一个漂亮的、有文化的女孩子跟几个男人的关系。这个结构是俗的。你要说反三俗反它也能找到借口，俗嘛，资产阶级谈恋爱，多角恋爱，俗。但是，它讲的是一个严肃的人生选择问题。这个女孩子选择的是几个不同类型的男人。地主老财要占有她，这肯定她要反对，她找到了一个北大的学生，在海边救了她的余永泽，这个学生是胡适的弟子，好好做学问，去听胡适先生讲座等等，我们后来把这种人叫白专道路。其实他既不白也不专，他就是一个懦弱男人。因为他吃醋导致一个共产党员被捕。林道静后来就抛弃了余永泽，选择了共产党员卢嘉川, 卢嘉川后来牺牲了，又选择了江华。就是通过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人生选择，对男性的选择，最后肯定了一条人生的光明大道，就是肯定了革命。《青春之歌》是当年最畅销的书。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市场经济这样的提法，但是那个时候优秀作品的市场都绝对的好。为了市场而创作，市场反而不一定好。我们七八十年代有很多电影，它的票房价值是以亿来计算的。你想这是什么概念。电影票只有一毛钱两毛钱，票房价值一个亿两个亿，这叫什么概念。我们今天投入8千万，收回2.5亿，这还值得一吹？什么叫文化繁荣，不是看一组数字就能体现出来的。

那个时候的文学作品，给人提供了一个天马行空的心理空间。我们今天的文艺评论、文学理论很时髦讲“空间”这个词。唐朝为什么伟大，唐朝的疆域面积肯定没有清朝大，清朝肯定比唐朝大，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清朝人活得比较憋屈？唐朝人怎么就大呢？心理空间大。你读了李白的诗、杜甫的诗、白居易的诗，你觉得人的这个世界是无限的，我可以一马一剑走天下，无数的功名等着我去建立。仰天大笑出门去，这是唐朝的文化空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是紧挨着，怎么一到了五十年代这个国家空间就大了？就是中国人在国际上扬眉吐气了。那个时候我们站在文化的制高点上。

现在美帝国主义天天骂中国人权不好，当然我们人权是不好，可是毛泽东时代是我们天天骂他们人权不好。这完全颠倒一个个儿了！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们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我们天天谴责他们黑暗的人权状况，然后美国天天辩解：其实我们人权也不错啊（众人笑）。现在形势完全颠倒过来了，他天天指着鼻子骂我们，我们自己来解释。就是《过秦论》里说的，“攻守之势异也”，攻守之势完全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空间越来越小。

那个时候，人们在那样的空间里，你看：火热的生活、斗争、青春、艺术，那种朝气蓬勃。你要说物质生活，的确没什么富裕的，就是个温饱。但是他也不需要有更多的追求，因为你有安全感，你不需要住很大的房子，你相信你家里生了孩子，单位会给你解决他睡觉的一张床的。就是没有过多的考虑，没有说我选择上什么大学啊，我将来找什么工作……不需要考虑。甚至那个时候的人都不一定要想上大学。

我举著名评书演员单田芳的例子，单田芳年轻的时候本来他也想上大学，后来他家里人跟他说，你上什么大学，上大学之后当个技术员，一个月工资就56块，其实56块已经很多了，那个时候56块可以养活五六个人，56块钱是非常高的工资。但是家里人觉得56块钱太少，说你不要上大学了，还是说书吧。单田芳就说了评书，然后他迅速成名。你知道在五六十年代单田芳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吗？两千多块，天文数字。单田芳已经狂得不知道怎么花了。单田芳自己在电视上讲的，他家的小院里，摆着一排全是进口自行车，英国的、德国的、匈牙利的。家里好几身貂皮大衣，过年的时候，初一穿一件，初二穿一件，初三穿一件。天天早上饺子，晚上包子。这不知道怎么活好了，所以他文革的时候倒霉了，那些嫉妒他的人就批斗他。文革时候很多受迫害、批斗，是平时得罪人了人家嫉妒他斗他，并不是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他说评书的肯定也是歌颂社会主义的，也是讲历史、讲民族英雄的。主要是平时，用我们东北话叫得瑟，完全是自己在那得瑟。那个时候他活得是非常好，他说他在鞍山讲评书，工人夹着饭盒听了一中午，下午忘记上班了。当然现在他又活下来了。那时候创造的空间使人们感到昂扬。就包括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到底饿死多少人咱不知道，汉奸们是越讲越玄，现在已经讲到八千万了。中国一共六亿人口死了八千万，这挺绝的，这想象力。但是不管死多少人都是错误的。死了一个人，有关领导该负责任的负责任，因为我们党对这件事情解释的不清楚，所以造成汉奸不断加码，不断说死的人多。但是这个困难时期，你看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从文化中体现出的精神风貌。那个时候出现了一大批作品，是讲人要有风格，不怕困难，比如陶铸写的《松树的风格》，还有冰心的《小橘灯》，讲人情的温暖。其实冰心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可是汉奸们连冰心老人都不放过，还要批评冰心老人，说你看，在共产党那么坏的时候，饿死那么多人的时候，冰心却写了小橘灯，完全是暴政的帮凶。汉奸是完全没有人情味的，汉奸就是一根筋，把一切事情都扯到阶级斗争上。到61年之后，中国经济迅速恢复，进入“调巩充提”阶段，调整、巩固、充实、提高，62年以后中国经济是一年比一年好，农业连年丰收，工厂只在66、67、68这三年，因为武斗，社会混乱，产值降低过。文革期间的工农业生产增长10%以上，大大超过改革开放。可以说没有文革期间，今天我们的这一切都没有。我们八十年代为什么生活得比较好，都是文革种下的树。八十年代农业怎么增产的，之前的大型水利、种子改良、土壤改良，一百多个化肥厂，所以我们八十年代才过得比较好。但是八十年代我们把这个消耗之后，九十年代农业就破产了。今天，毛主席时代修的水利工程全部崩溃。今年2010年全国的水灾主要都不是发生在干流上，都是支流。全国各地有28个省遭灾，三亿多人民陷入汪洋。为什么，就是把毛主席的水库都给毁了。毛主席的抽水机都给卖了，什么都没有了。人民毫无遮拦。每次发水灾后就派武警官兵解放军战士拿血肉之躯去堵。拿战士的生命不当生命。少数官僚趁机作秀，明星趁机作秀。用人民的生命铺平自己前进的道路。（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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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演讲全文：新中国的文化历史空间

（十一）

文艺在新中国这个空间里，和国家的经济形势发展，是相配合的。我们今天一提大跃进就是个贬义词，那你忘了大跃进曾经是褒义词了。难道说大跃进是褒义词的那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今天一说起大跃进，就想起大炼钢铁，炼了很多废钢，那我问你，你有没有统计过炼了多少好钢，你怎么专门说炼了些废钢。是炼了些废钢，就好像我们大人包饺子，拿面让小孩玩，我们能不说大人包的饺子，光说小孩包的破面吗？主要成就还是大人包的这些饺子。我们国家的钢产量主要是在大跃进期间突飞猛进的。大跃进的成就，大家看看样板戏海港，《海港》里那个退休工人马洪亮师傅有一段唱：“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大跃进把码头的面貌改，看得我热泪盈眶心花开。”我们国家的大型项目都有赖于大跃进。大跃进虽然没有做到15年超英赶美，15年超英赶美是一个过于浪漫的或者说左倾的目标。但是目标定的高，可以使成就更高呀。古人不是说，做事要求其上才能得其中吗？求其上得其中是一种极左思想吗？人的目标就是要定的高。你只有争取考上北大，你才有可能考上人大，这是一个起码的道理吧。你目标就定在考人大，那你只能上鬼大。这不是左，这怎么是左，这恰恰是中庸之道。

今天我们回忆起新中国的文艺作品都觉得十七年是好的。十七年的作品是政治、理想和人情味结合的非常到位的文学作品。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渡江侦察记》，孙道临演的。渡江侦察记的结尾，战斗获得了胜利，解放军又要进军了，恋恋不舍地跟女游击队长告别。其实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若隐若现的感情。这个解放军说，我们还会胜利归来的，女游击队长深情地看着他，我们等着你。多余的台词没有。如果现在把它改成电视连续剧，加入很多戏，加入很多戏之后恰恰就把这艺术给毁了。艺术就在于要留有空间，就像我们中国的山水画一样。在山水之间加上一两个人，一个小茅屋，别的地方是空白，留下想象力的空间大于这个画。你都把它填满了，这个空间就小了。恰恰是这样一个结尾，引人无限遐思。我们会想，这个解放军会不会回来，他回来之后是不是升官了，现在是连长，回来之后会不会是团长了，或者这个游击队长是不是已经当了县委书记了，是不是他已经结婚了，就会想很多很多，就是革命与爱情这个复杂的关系都在这里，大我跟小我是结合得很好。

但是到了文革阶段——空间不是凝固的，在不断改变。文革阶段中国的文化发展到一个极端，这个极端要从两个方面来评价，就是从好和坏两个方面来评价。一方面它是人民文化走向光辉的一个顶峰，沿着五十年代所开辟的道路，人民性越来越强，人民的声音越来越大，同时，也是一个物极必反的转折点。首先我们说文革的文化、文学、艺术是繁荣的，不是今天汉奸卖国贼所污蔑的是贫乏的。这有实实在在的数据在。有人说文革有什么，文革就是八个样板戏加一个浩然。这是胡说八道，这样说的人肯定是没文化，说明他自己就没读过书。这样的人你问他八个样板戏是哪八个他肯定说不出来。你一句话就可以问倒他，你问他知道八个样板戏是哪八个吗？肯定说不出来，你不要怕他。我问过很多教授，中文系的教授，说不出八个样板戏是哪八个。在座各位你自己回去查查是哪八个，然后你见了教授就问他，可以获得文化自信。

文革，要比单纯的出版数量，确实没今天多。今天每年出版多少长篇小说，那确实没法比，因为今天出版的大多数都是垃圾。今天我们印刷业发达了，砍倒了成片的森林，变成纸，印上这个乱七八糟的字，就变成长篇小说，我说这不叫书。文革要出版你起码得达到艺术标准才能出版。从数量上说，文革的文化艺术是繁荣的。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些出版演出数据，更重要的是到了文革阶段，人人都参加文艺活动，包括农民。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都有文艺演出活动。中国今天最可悲的还不是农村破产，背井离乡去打工，留下妇女在家里喝农药，不是这个，是农村一片萧条，农村没有歌舞之声。为什么每年有一百多万妇女喝农药呢。丈夫背井离乡在城里打工，家里田地荒芜，晚上留守妇女围着电视，现在不是村村有电视了吗，一看电视，呀，这电视里的女的都这样的，我丈夫在城里头是跟这些女的在一起。她心里就很郁闷。电视里演的东西不是赞美人民的，也不是帮助人民进步的，是给人民添堵的，而且这种艺术是人民参与不了的。我们小时候，人人都演过节目或者是写节目，规定你们班出什么节目你们班出几个，人人都参与过，不是当看客。我们今天是把人都组织起来当看客。（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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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文革的时候，是一个普及大众文化的时代，我们有那么多的例子，工厂里的工人能够读黑格尔，这是哪个国家能做到的事情？工厂里的工人读资本论，其中有一部分继续当工人，有一部分考上大学当教授了。今天很多教授学者都是文革时候的普通工人啊，包括今天有几个著名的汉奸学者，他们都忘本了，他自己的学问是哪儿来的，是文革的时候读马列读来的，那是他自己忘本。

文革文艺首先是繁荣。第二个特点是精品化、综合化，因为有了前面的艺术经验积累，国家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知识分子待遇也越来越好。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就出现了一大批精品。精品中的精品就是样板戏。前后三批十几部样板戏为代表，概括的说，样板戏是综合了人类所有文化艺术精华的产物，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同时是极先锋极现代的。这几年有大量的学生论文在研究样板戏，以前都不让研究，说这是四人帮的文艺，现在经过大量的研究，有很多论文，论样板戏在艺术上的先锋性。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成为红色经典。几十年过去了，颠扑不破。几十年过去了，你看看当代文艺，什么能够代表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到国外演出，你演什么能让国外佩服，只有《红色娘子军》。你《天鹅湖》跳得再好，那是人家的，是俄罗斯的，你跳《天鹅湖》、《吉赛尔》那是你的东西吗，你跳《睡美人》那是你的吗，美人是给你这么睡的吗。只有跳《红色娘子军》，不但达到世界水平，而且耳目一新。我前一段刚在国家大剧院讲过《红色娘子军》，网上能找到影像。这一批作品才是真正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合乎毛泽东文艺讲话精神。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要求或者说希望文化将来发展的方向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要求，我们拿这三个要求去衡量郭德纲，不符合吗？当然符合，不符合的是郭德纲的敌人。既不民族、又不科学、又不大众，恰恰是迫害郭德纲的人。有人指责文革文学这个缺点那个缺点，有几个主要的指责都是不对的。比如说文革艺术就是高、大、全，你看这人物形象那么高大那么光辉，这是违反人性的。那么我们要质问，高大全怎么就不人性了？且不说是不是真正的百分之百高大全，高大全就不人性吗？古代作品有没有高大全，诸葛亮不是高大全吗？武松不是高大全吗？这都是人类文学经典形象啊。外国文学作品没有高大全吗？好莱坞不天天都在制造高大全吗？高大全是文艺创作方法之一种，而且是颠扑不破的成功艺术经验之一种，越是经典的东西它就越要有高大全。荷马史诗里不都是高大全吗？文艺作品就是要集中讲人的一个特性，不是把人每天的事都讲。讲一个战士主要讲他在战场上战斗，他回家擤鼻涕咳嗽你非得讲干什么呢，没有讲不代表他不咳嗽不擤鼻涕，而是那个东西不需要讲，跟别人一样的地方不需要讲。没有说他不食人间烟火，是没有把他的吃喝拉撒睡都展示出来，我们展示诸葛亮的智慧就行了，他回家怎么跟他太太上床何必要写呢，和别人一样就行了。或者写，“此处，一夜无话”，就完了。我们古代的作家就是这么处理的。另外呢，样板戏是“高大全”吗？这还要分析。样板戏就没有人情味儿吗？我上学期在北大的研究生课讲戏剧，有一节讲的是样板戏，你仔细看，有很浓的人情味儿。关键是什么叫人情，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你干嘛认为只有那一欲才是人情呢？今天那些高举着人性的家伙，他认为人性只有一条，就是兽性。只有一夜情才是人性，别的都不是。按照他们的口味儿，样板戏就不符合艺术，就没有人性。按照他们的口味儿，只写武松打虎不行，还要写武松跟潘金莲怎么私通的，因为这才是人性，只有卑劣的阴暗的人性才是人性。这是他们的人性论。所以武松打老虎，记者要采访他，“是不是你嫂子让你打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狗仔队，他们是这样理解人性的。

这些红色经典，经过几十年之后，颠扑不破，人们不但要怀念他，今天的坏人还要花样翻新、还要改变它，自己为了赚钱，都离不开红色经典。你有本事自己拍啊，自己拍不出来就糟蹋红色经典。红色经典被改编的，我们不能说绝对没有成功的，多数都是糟蹋的，多数都是乱来，一定要给杨子荣加上私生子、情人，即使出发点好，结果也不好。你把改编的东西和原来一比你就知道了。你看《沙家浜》、《红色娘子军》也被改成色情小说了。你看《红色娘子军》这个描写，两个人进去拥抱的时候写那个生理反应，特别恶心，如果写别的还可以看看，但他写的东西不符合事实。

文革的文化有没有缺点呢？当然有缺点，这个缺点和那个时代的缺点是一样的。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说高大全没错，但是高大全作品或者高大全倾向的作品过多，这是一个问题。那就造成对人物要求过高，对文艺作品中人的思想境界要求过高，随之导致的是对日常生活中人的道德品质要求过高，要求过高有个什么结果呢，就使大多数人民觉得自己活得不合格。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让大多数人觉得自己活得不合格，这个感觉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的媒体天天在制造成功人士。媒体随便卖一种东西，，卖一个破洗发水，他得是国际影星，人都得那样，都得不穿衣服躺在浴缸里用这种洗发水。你好不容易说我赶时髦我也用这种洗发水，明天一看，他又使另一种洗发水了。你老是不合格，你老觉得自己活得不对，你老觉得自己是三等公民。人家那才活的是一等公民，你看人家开那样的车、拿那样的手机。

电视里每天都告诉你，你不是人，你永远没有成功的一天。你要是有成功的一天，资本家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了。资本家为了要拓展他的市场，让他东西卖出去，就必须天天给你一个感觉，你活得还不够格，还不行，你得像我这样的才行。其实资本家自己未必是那么过的，但是他要塑造那样的形象。

文革是从另一个方向，是从人的道德角度，它让你觉得自己老得斗私批修。你看人家那个形象多好啊，人家捡了一分钱给警察，有的人捡了五分钱自己买冰棍了。就这样一个小缺点不被允许。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刚建立了十几年，不到二十年，就是一代人还没有完成，你要求人有这么高的道德品质修养，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做不到。大多数人民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你得承认这个事实。我们的父母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很多思想也会影响孩子，你让我们完全做到大公无私，就是我这个长在红旗下的红小兵也做不到。即使我能做到，我班里的同学都做不到。我捡了一分钱交给老师了，老师表扬我是好孩子。另外一个小孩他一看，这事儿有利可图啊，他从自己兜里掏了一分钱说，老师我也捡了一分钱，老师也表扬他，助长弄虚作假。当人民的道德水平没那么高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古代的圣人说得对，你推行一个道德的时候要合乎实际，要合乎这个社会实际发展水平。你过多地铲除人的私心就容易造成水至清则无鱼。四人帮讲的那些话对不对？讲的那些话从理论上都是对的。但人民真的不喜欢四人帮，为什么人民不喜欢四人帮，就是他们讲的东西过高，人民跟不上。那个时候只允许小孩有缺点，大人只要有了缺点就要批评，就小孩有缺点。（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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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演讲全文：新中国的文化历史空间

文革中有一批以小孩为题材的作品特别成功、特别受欢迎。最受欢迎的就是一部电影叫《闪闪的红星》。因为小孩可以有缺点，小孩思想还没发展到那个程度。《闪闪的红星》是1976年的电影，今天看来可以说是文革的一个警示，因为《闪闪的红星》通篇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还乡团就要回来了。我经常想起胡汉三的台词，“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所以说文学是非常玄妙的。你当时不知道这部电影的伟大意义，你光觉得好。《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拍得确实好，没看过的同学可以找来看看。里面诗情画意、非常优美啊，李双江唱的那个“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江青同志看了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江青一拍桌子：谁说我们无产阶级不会抒情啊，你看我们无产阶级多会抒情啊。她也是满腔悲愤，恨那些人污蔑劳动人民不会抒情。但更大的意义，中国人讲谶纬，这个谶纬就是预言，《闪闪的红星》是个预言。潘冬子还没来得及长大，胡汉三就回来了。

而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都没有警惕性，没有这个警觉，就沉浸在诗情画意里了。我这个人其实骨子里是很懒惰的，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比如社会上对我的评价，赞扬也好，批判也好，都不是我主动做的。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做好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准备。我小时候就沉浸在闪闪红星这种氛围里，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可做——很遗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我们打下了红色江山，农民种着地我吃着粮食，工人给我生产工业产品，解放军叔叔保卫着边疆，我还有什么可干的呢？觉得特失望，决定这辈子就混过去了。后来80年代也觉得挺好的，80年代我还上大学了，工作也挺好，个人生活也不错。就养成一种懒惰的习性，到现在谁问我，我的真心话都是，我想当一个苏东坡那样的知识分子。没事三五好友在窗底下喝点茶喝点酒说点闲话开开玩笑猜猜谜语，我就愿过这样的生活。是有一种势力不让我过这样的生活，我与世无争都不行，他逼到你鼻子和门槛儿来，非得让你同意他，非得让你站队不可。我没有办法，我愤然而起。是这样的社会把我这样的人逼得愤怒了，把我这样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说成左派，可见这个社会已经堕落无耻到何等地步。

文革作品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总体来看，模式比较单一。如果想深入探讨的话，我推荐大家看北大洪子诚教授写的当代文学史。洪老师是非常客观的，他把四人帮这些人叫文化激进派，讲的比较客观。文化激进派呢，理想过高，对文艺作品的要求过高，就造成了大家小心谨慎，创作的模式就比较单一了。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是简单图解政治观念，比如说这个作品中，一个书记一个队长，犯错误的总是这个队长，对的总是那书记，大家发现这个东西了吧。一个团长一个政委，团长老是犯错误的，政委总是正确的。这个模式一直影响到现在。你看《亮剑》，犯错误的是李云龙，赵刚总比他高一点。你这么说也有道理，说政委应该站得高一点，可实际生活中不都是这样呀。实际生活中肯定有司令员或者团长更高的，也有政委犯错误的。毛主席派林彪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不给他派政委，“林彪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兼书记”，党的领导特事特办。刘伯承打仗，那就不放心，必须派一个邓小平当政委，让老邓看着他。得分情况来看，林彪这样的人就不需要政委。政委或者书记永远高，这样的作品一多呢，老百姓就反感了，老百姓提前就知道了，一看队长出来了准得犯什么错误，这样就失去悬念了。刚才我们看《原形毕露》，好就好在你事先猜不到结尾，它不是那么僵化的。

文革这个模式一直影响到现在的反腐败作品。现在那些反腐败作品，总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省委第一书记不在，省委第一书记到北京开会去了，党校学习呢。然后省长在家里胡作非为，最后省委书记从党校带着党中央的精神回来了，收拾了贪官，前景又是一片光明。其实这个模式还是受文革的影响。

我们看文革，它一方面把一种艺术推到极端，另一方面它有自己的缺陷，时间长了造成人民倦怠。这个空间是很大的，空间很大但是人民在里面有点无所事事。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人民普遍进入一种文化倦怠状态，觉得什么都没劲儿。其实生活是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好，文化生活也很丰富，但他就觉得没劲儿。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老百姓觉得这政治没什么意思，看那林副统帅都是坏人，要谋害毛主席。林彪死了，就把林彪骂得一钱不值。这是我们的一个很不好的习惯，谁犯了错误，就把他的一切都否定了。连林彪打的仗都否定了，说辽沈战役都是毛主席指挥的，林彪光犯错误，而且林彪不是从这时候开始犯错误，从井冈山就犯错误，说林彪一直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林彪就没好事！而且不管谁犯了错误呢，他的夫人一下就变成了“老婆”，这很有意思。这人没犯错误的时候，就介绍某某啊，他的夫人怎么怎么样；这人一被打倒，就是他和他的“老婆”。这个风气特别不好，我说这就是三俗，这就是那个时候的三俗，落井下石，趋炎附势。

经过文革到了新时期的时候，新时期一开始的文学叫做伤痕文学，大家可能都记得。伤痕文学对以前的文学，对文革的文化起到一个瓦解和破坏的作用，大家知道卢新华写的《伤痕》，刘心武写的《班主任》等作品，这些作品本身的价值非常的低。刘心武就说，别提我那些个作品，现在没法看，他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都是小学生作文水平的，里边还有各种硬伤，这不用说了。但是通过伤痕文学再到改革文学等等，它有一个这样的功能：作为个体的“个人”开始重新得到关注。文革它是关注整体的人民，每个人都和整体的人民，和一个集体连在一起，比如潘冬子一个小孩，他也跟中国革命连在一起，潘冬子在米店老板的店里，半夜里望着月亮他想：延安是什么样子的？他跟全中国连在一起。而新时期这个时候，个人变成了独立的孤独的原子，跟集体切断关系，使人感到一种新鲜感，第一次看这样的作品很好玩呀，就讲一个人的事，跟谁都没关系。像《小街》，郭凯敏跟张瑜演的《小街》,它就切断了。

这个时候是在某种程度上向“十七年”回归。也是在这时候，就在七六年以后，七七、七八、七九这几年，很多老电影开始重放，很多五六十年代的电影我是这个时候看的。我是在文革之后看了大量的五六十年代的电影，而且我看这些电影也是为了批判四人帮，因为四人帮否定“十七年”，我一看这个，我很痛恨四人帮，我说四人帮这么坏呢！这些电影都挺好的，怎么说它们不好呢？这个时候回归“十七年”，经过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八十年代过来的朋友会记得这些名目，今天早就烟消云散了。不是研究文学的都不知道这些名词，什么先锋文学等等。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你今天如果问一个从五十年代一路走过来的人，我想多数人会对八十年代打最高分。我在文章里讲，我个人也是给八十年代打最高分。我认为八十年代是不左不右的。它既保持着革命的理想主义惯性，同时又很关注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情感又是健康的情感。而且它仍然是以革命为基调，但是它这个空间是最广大的，外延特别大。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自由，但它给你犯错误的地域是非常小的。八十年代仍然可以说文学是整个文化的火车头。也正是这个原因，八十年代高考，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文学专业，不像今天。比如说我考北大中文系，那是非常难的，跟陈景润那活儿一样难，因为在我们省只有两个名额。就是各个学校学习最好的人，才敢有这个梦想。

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就改变了，九十年代之后分数越来越低，曾经有好几年招不到状元。有一年我们的书记见到我很高兴，“喂，老孔，咱们今年招了一个状元。”我问哪个省的？“西藏的！”（哈哈哈……）曾经有过这么惨的时候。这几年又恢复了，这几年大家可能看到还是学传统的专业比较好，不论是从个人修养，还是找工作都比较好。我们这几年招到的状元和分数又开始回升。今年就招到好几个状元，包括北京市的状元，都在我们这里。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那个时侯以学文学为荣。

可惜好景不长，八九年一阵急促的枪响，打碎了人民的美梦。全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都受到严重的挫伤，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八九、九零、九一、九二这几年，用“万马齐喑”这个词一点都不错。各界都无声了，没什么可说的了，不用说话了。可以从反面去想鲁迅的那句话，“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大炮一响孙传芳就跑了”。到九二年之后，这个国家突然加速。在刺刀保护下强行进入野蛮资本主义，这是九二年以后的整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但是我们媒体不是这样讲的，媒体讲得很好，媒体讲的是“春天的故事……”，一个老人划了一个圈，使今天迎来了好日子，这就是我们主流媒体讲的，主流三雅媒体这么讲的。但是我们看到，从1992年之后，中国文化界进入了一个颓废的、怨恨的、偏执的、狂躁的时代，它的标志是1993年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叫《白鹿原》、一部叫《废都》。1993年诞生的这两部争议非常大的长篇小说，影响非常大。影响非常大不是说他里面的色情描写，这个我并不怎么看重，很多媒体炒作这个，比如，说贾平凹《废都》一下删去三百五十四字等等。这都是噱头，这个不要紧，没有这个也可以，关键是他整个作品的思想基调。这里边的人已经没有主心骨了，这里边如果用金日成同志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主体思想”。从这儿开始，中国人、中国文学里的人，是断了脊梁的的癞皮狗，就是说没有脊梁骨了（鼓掌）！就是人怎么活着都可以了。

八十年代我们的思想是很开放的。开放什么？就是人不一定跟你的太太过一辈子，人可以离婚，人可以有婚外情。只要你跟他有感情，你俩可以好，你俩怎么着都行。但是到九十年代，就变成了你可以跟任何一个人好，只要是一男一女就行，现在好像是也可以不限制这个了，连这个都没有，任何人都行。可能是我们这代人还不能进化到这个程度，还理解不了。当时觉得我们够先锋的了，怎么这个世界还能往前发展呀！真的没有想到。九三年开始，这种思想就大行其道。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俗的人，后来发现很多教授、学者用堂而皇之的理论在每天给人们灌输。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人怎么着都行！

我们无数的人民，一说不好，好像指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包括很多我同龄的人，陷入迷茫、偏激，无道德、无责任、无追求。原来可能不是这样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曾经好过，但是由于周围丧失了这个大环境。明明我们活在一个很好的空间，却看不到，自己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空间，当你认为它不是一个好空间的时候，你就不珍惜它，最后就真会把一个好空间给摧毁。

明明我们国家二十年前还是山清水秀，现在已经变得乌烟瘴气。我就开玩笑，我这人有不正经的一面，我就说我已走过全国大多数省区，“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锦绣河山更加壮丽；孔和尚走遍祖国大地，祖国大地乌烟瘴气。”真是这样的，我走到很多地方，看到环境破坏大于环境保护。走到很多地方看了之后都心疼。我问一问真正有独立思考的，问一问我的同事，北大教授，我说小时候你家怎么样?他说我小时候上学，放学都不敢一个人走，因为路上有狼。一个地方环境好到什么程度，狼是一个标志（哈哈哈……）。你想，有狼就肯定有大批其它动物，肯定有大批的狼的食物，狼的食物还需要食物，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

《原形毕露》为代表的这种社会主义文学，它在描写坏人坏事的时候，它不是淋漓尽致地去展示他怎么坏。点到为止。把本质点出来为止，不去刺激人们的感官。比如说这个女特务，她有没有男女生活，肯定有，但是这不重要，影片不去展示，点到为止。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里面，比如革命烈士被抓去严刑拷打，并不展示拷打的血淋淋的场面，让你知道这个革命者在受苦就行了。你看墙上的影子，一个皮鞭啪就挥过去了，配个声音你就知道了。不去展示血淋淋的细节。烙铁烙到肉，刺啦就冒烟了，我们现在很多影视都是这么展示的，就是为了刺激人的感官。电视剧《林海雪原》开头拍的土匪来杀人，打得血肉横飞。这是展示坏人的凶残吗？这就是在简单的刺激。它的结果是不好的，这才是真正要反的三俗。

真正的正义的声音，为人民服务的声音，反而成了地下党。我们共产党在很多领域现在都成了地下党。你看哪个老师敢在课堂上公然宣传马克思主义，它成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了。讲马克思主义成了见不得人的事情，讲共产党好成了见不得人的事情，都要被人嘲笑，说你有病！我们的文学作品都以抹黑共产党为荣，都要讲讲共产党哪个领导的坏事。我们党的很多领导，都缩着脖子做人，自己对这个党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说得过分一点，出了中南海，在很多地方，我们的党都成了在野党，这怎么能行？实际上你就成了在野党，在很多单位里都不是党的声音说了算，而是利益集团的声音说了算，利益集团控制了我们的方方面面。

我们的主旋律，从江泽民主席到胡锦涛主席所强调的主旋律被抽空了，名字叫主旋律，里面给你放上别的东西，里面给你放上一些跟主旋律相反的东西，然后号称是主旋律。比如说《建国大业》，人家郭德纲说“嗨，听说拍了个电影，叫《见郭大爷》”，（笑）这是一流的幽默吧，他轻轻的一个调侃，就把这个电影的价值给瓦解了。好像是歌颂新中国的，但是你看看那个电影歌颂的是谁，在怎么讲历史？按照它的逻辑，新中国是民主党派建立的，这个新中国不是共产党建立的，跟劳动人民更没关系，是一群上流社会的记者、学者、律师、文化人，他们鼓捣鼓捣，建立一个新中国，还很给共产党面子。是一群牛鬼蛇神建立的！这是他们的《建国大业》，所以郭德纲给了他们一个狠狠的讽刺，这就是见郭大爷。很多人看不出郭德纲艺术后面的凛然正气来，光觉得他好像是痞子，这怎么是痞子呢？这种幽默是一般人说得出来的吗？这么极致！这是钱钟书和周树人的水平，你要不服，你弄一个我看看？所以我才说，汉奸队伍里面连半个郭德纲都没有，正因为自己无才、无德、无能，所以才会迫害人。假如他们有半个、大半个郭德纲这样的人才，自己就推出来了，也不必这么恨人家。自己的东西太差嘛。

我们这个时代，应该产生大量的好文学。文学就像森林埋在地下之后产生煤矿、产生石油一样。人民有了这么多的痛苦，兑换也应该兑换出几部好文学来吧？但是竟然没有。我们三十年代人民那么痛苦，还产生了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这些艺术家。可是今天这个文学完全是脱离人民的，有少数好作品，只有我这样的人看到。因为我每天看大量的刊物，才看到了。我推荐推荐，也没有多少人看。我们主流的台，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台，已经完全取代了缸。这个台又一次被牛鬼蛇神所霸占了。

我就想到，文革的时候为什么要大力批判牛鬼蛇神。我们好不容易把劳动人民请上了台，但是不知不觉又给排挤下去了。这其中的历史教训总结起来是非常复杂的，要改变它也是非常难的，几个人是没有用的。鲁迅这么伟大，他也不过就是呐喊呐喊。鲁迅的作用就是呐喊，唤醒了很多人，投奔延安，还得有毛泽东这样的人领着干革命。但是革命之后，革命成果又付诸东流了。昨天有一个学生又把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发给我。毛泽东说的很好，说我死之后右派要复辟，然后老百姓过得不好，老百姓还会再起来，等等等等。我想老百姓不会简单地再重复历史上的那种起来的方式，时代发展了，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斗争方式可能也需要改变。怎么样重新夺回我们的文化空间，让我们能够自由的呼吸？

鲁迅先生就感到，他被泥土压得喘不过气来，鲁迅说我写的这些作品不过是在泥土中挖一个小洞，为了给我自己喘息一下。鲁迅并没有说我要救国救民，这种胸怀他没有，他知道自己救不了国，救不了民，他说我就为了我自个儿，还不行吗？我这么一倒霉的人，“未敢翻身已碰头”。鲁迅是天天遭到围剿的，我们今天老觉得鲁迅是个文化英雄，好像他老批判别人，不是。鲁迅是天天被别人骂，鲁迅每天被各种媒体所围剿，鲁迅自己的作品，跟那些三俗作品发表在一起，我们今天看《鲁迅全集》，他的作品一篇一篇看着这么干净，当时发表在报刊上的时候，左边是明星花絮，右边是性病广告，鲁迅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战斗的。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又一次回到鲁迅时代了，很多年青的同学还不能理解，你回去翻一翻旧刊物，看看以前那个环境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比鲁迅那个时代，不敢说比那个时代更黑暗，但是更复杂是绝对的。比那个时代绝对是更复杂。（鼓掌）

我虽然搞现代文学，但我又不仅仅搞现代文学。我是从中华文明五六千年的整体来看，从整体来看，我又对中华文明充满乐观的希望，我觉得中华民族受一百二百年的苦难也可能是命里应该的，因为你当老大的时间比较长。在这个世界上当过一两千年的老大，别人都服你，现在呢，该你倒霉。这两天运气不好手气差，过二百年的苦日子也许是应该的。从这方面讲，我又有点封建迷信。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趋势，我相信中国人民还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智慧。我前几天在镇江讲鲁迅的智慧，我想不仅鲁迅有这种智慧，中华民族也一定能找到这种智慧，克服我们这几十年非左即右的偏激思维，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二元论的思维就是从左跳到右，不会享受一个大的空间，总是处在一个极端，一个边缘。我们该左的时候左，该右的时候右，才能够最好的利用老天爷赋予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这样一个空间。我希望中国——说不定十年八年还会——产生新的文化运动，只有这样一场文化运动，从党中央到各种学者、各界人士所说的文化复兴才能够真正的实现。

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鼓掌）

-----------------------孔庆东演讲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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