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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阅读心理学家荣格的书籍，里面有句话说到「每个阴影中都藏着一个拒绝认错的固执灵魂」。 说得一点也不错。 毕竟智人更擅长自我辩护而非认错。 就比如那张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力最大的造假照片《欢悦在早稻卫星上》，作者至今不认为自己有问题。 图片上，四位孩童站在生长着的早稻上嬉戏打闹，就像站在沙发上一样，宛如AI合成般不可思议的照片却是1950年代的照片。
记者声称，他不知道这些高产田是假的，就像他不知道这密密层层的稻穗下藏着各种不能被孩子们知晓的罪恶和不堪。 「被蒙蔽」的年轻记者 1958年3月，复旦新闻系毕业的于澄建在国社总社工作了两年后，被二次分配到湖北分社工作。 「没有接触过实际工作，特别对农村情况一点都不了解」，这是他一生的辩词。但真实的原因可能是，那时下放了大批年轻干部到基层。 1958年，正是「敢想敢干」的「大跃进」年代，最先「赶英超美」的是各地的粮食产量。 负责经济工作的老革命李先念，曾长期在老家鄂豫根据地工作。这里地处两省交界、大别山下，素来贫困。 但恰恰是这个地方，所辖的麻城县建国第一农业社，在县委领导的点名鼓励之下，向省委发射了一颗亩产超过30000斤的「卫星」！ 我曾经写过一位革命老区麻城籍领导的家传，讲起幼时的读书经历，他整整痛哭了三个多小时。 在这样的地方亩产三万斤，凭常识就不可能。 省委组织派出了验收团，领队是当时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张体学，于澄建随行摄影。 在这次验收中，于澄建拍下了这张孩子们在稻穗上跳动的照片，「证实」了当地稻田的「高产」。 同年8月15日，最高党报一版首次刊登了这张照片。 奇迹是「打包」出来的 「亩产三万六千斤」的惊人数据，令建国一社成为了所谓的「天下第一田」。后来有人向毛主席报告，「麻城县的亩产36957.5斤是假典型、假报告」。 事情被揭穿后，于澄建站出来说，自己是事后才知道真相。 但那时，所有打造早稻高产神话的流程都是公开见报的。深耕、肥足、密植，虽然农户也曾提出违背常识，但既然连钱学森都论证能做到，也「只能跟着人云亦云，听从组织的安排」。
根据当时的报道，建国一社先是将试验田深翻了1尺5寸，施以大量的底肥，再是移栽了8亩稻田的禾苗。为了不让密度太大的禾苗沤烂，他们还从县城借来一台鼓风机，日夜不停地给禾苗鼓风。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看到麻城县这边有三万斤亩产的卫星，那边广西环江县便放言要放一颗亩产超10万斤的。且操作方法极其简单，只需在过秤现场，让农户一次又一次地将谷子重复上称，便可得到了亩产13万斤的「高产神话」。 于澄建的照片鼓励了全国的摄影师，随后，类似的照片陆续出现在各种报纸版面上，有的是姑娘坐到麦穗上面，有的是拿着尺子丈量接近成人高度的禾苗。 然而，惊人的粮食产量带来的还有天文数字一般的征购粮任务。那些亩产上万斤的村子很快就需要面临无粮可吃的后果。1959年开始，建国一社的社员们开始以草籽树皮为食；广西环江县在1959到1962年三年间，人口锐减了四万多。 当年带队验收建国一社亩产三万斤的副书记张体学，在1961年时公开检讨粮食减产，实际产量比1958年虚报数少62%。 实际上可能远远不止。 不认，再犯 于澄建拍摄的那张照片曾有无数的模仿者和跟风者。事实上，时至今日，新闻造假的绝非他一个，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人。 但成为这一时代标签的唯独只他一人。 1980年代，于澄建曾撰文称当时自己不调查、不研究、不懂农业生产，加上大脑发热，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报，因而才产生这样浮夸失实、误国害民的报道。 2004年，在媒体采访中，他又强调只是抓拍了小孩在上面玩的画面，并非专门导演。 事实上，在「反右倾」「拔白旗」的压力下，即便是最高党报也要注重发挥宣传作用，毕竟「高产试验是新生事物，记者应为新生事物呼喊」。 从普通农民到各级领导，没人敢戳破这个谎言，于澄建也不敢。这本在情理之中，不必苛求。 但作品与人，你选哪个？ 如果大方承认，所有照片将面临自证清白的窘境。 但与做人清白相比，我宁愿选择讲出真相。 于澄建生于1934年，如果还在世的话，该有91岁了，留给他说最后的真话的机会不多了。 我写了那么家传，很多传主大方承认当年做的糗事。 试问在官场或职场上，谁没说过一句半句假话或者违心的话？尤其在权力面前，不敢说真话，并不可耻。只有找借口为自己辩护的，才是真的羞耻。 毕竟，我们都是历史的「共谋者」。
来源：华人家传俱乐部（公众号）
编辑：张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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