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级硕士刘诗扬学术日志

刘海明

0317

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第十三章。本章总结了日本文化的特点和影响。作者通过对日本文化中“菊”与“刀”双重性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日本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和变革能力。同时，作者也指出，日本文化中的矛盾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对日本文化的全面剖析，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日本的视角。

通过阅读《菊与刀》，我对日本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揭示了日本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这种文化在日本社会中的深远影响。依然有一些观点是值得进一步探究和商榷的，但是大致能让人理解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些特质。而且，在其中我依稀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菊与刀这本书是一篇关于日本人的报告，但这里并不想讨论日本的民族性和国民性问题，本文更愿意把目光投向本尼迪克特分析日本民族的方法。本尼迪克特从没未去过日本，也不懂日语，更没有接触过正常生活状态下的日本人。她只凭借去过日本的美国人写的游记﹑日本自己的文学作品和电影还有缴获的日军士兵日记进行研究。这些都是二手资料。但她的研究又绝不是仅仅是归纳和整理，不是简单的泛泛而论，而是试图深入日本民族精神深处。《菊与刀》一书并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也没缺乏严密的论证和翔实的事实作为支持。《菊与刀》以及本尼迪克特更有名的著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934)最重要的问题是过于简单化。它们是把一个预先设定的观念（耻感文化，罪感文化，酒神文化，太阳神文化等等）套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具体现实之上。无论是从研究范式上还是从后来的实证研究中，都可以证明“本尼迪克特研究法”对具体文化现实的解释力是非常弱的。这种文化模式和韦伯式的理想型(ideal type)有着根本的不同：理想型并不对应具体的现实，其解释力体现在它与现实的张力和距离之中，类似于绝对零度、坐标原点这样的概念，而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是封闭的，历史缺席的，它设想一种文化就象一个永生的“正常人”那样，有着统一固定可以预测的人格特征。如果试着把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扩张到其他方面就立即会碰壁。比如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耻文化”的形成原因的解释是日本没有像西方基督教文明那样的一元性的神的存在，日本的神道是一种多元神的宗教。但是这种解释就无法应用于阿拉伯世界。如同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教是一个一元神的宗教，只有安拉这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而穆罕默德也只是安拉唯一的使者，但人们在研究阿拉伯世界时发现其实阿拉伯世界比任何世界都更加注重世俗的目光。比如阿拉伯世界对于女性的社会进出的顾虑，与其说是出于《古兰经》的教诲，不如说是害怕世俗的目光。

综上，想像式的研究方法，（对实证问题运用）先验的方法论逻辑，封闭的研究模型。可以说《菊与刀》一书并不是十分合格的学术著作，只是一份典型的美国式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研究报告，带有一种西方的甚至可以说种族的色彩。我们现在理当看得更远，不要把注意力聚焦在文化一个因素上，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素可以决定的。而是很多因素缠绕着决定的。记得休谟有一句名言：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0318

当一场具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时，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揭开了序幕，挖掘出了深埋于中国官僚政治外衣下的“歇斯底里”。这场妖术清剿“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映出来”。

首个涉及的便是普通大众。他们在妖术事件中虽然地位最低，却人数最多，扮演着事件基础的作用。在文化愚昧政策下的他们具有易轻信的特质，更别提其最大的弱点愚昧无知了；与此同时，普通百姓在上苍与实际政治之间起着一种调停连接的作用，这也就无可避免民间闹剧的出现。

其次是各级官僚，正是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卑劣的腐败现象相结合，酿成了司法上的一桩大错。于官员来说，这是一场举步维艰、进退两难的战争：国家本就一直通过宫廷星象家从事着解读天象的活动，很难全盘否认人与神灵之间存在着联系的现象。除此以外，若官员们裁决民众，阻止其为对付妖术而大动干戈，需要付出极大代价，如被指责为“同罪恶站到一起去了”而无法维护政府公众形象。而皇帝过于不近人情，对官员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办案速度与力度层层加码，加上其自相矛盾的指示，让官员难以贯彻落实。战争已经打响，他们也只能抱团，以人数打赌保持官僚集团的稳定性。

最后则是专制君主弘历。可以从弘历本人的朱批中考证，叫魂以“偷剪发辫”的表现形态出现时，引来了弘历几近病态的关注：偷剪发辫作为政治意象的出现，着实触碰到了满族统治者敏感的神经。而官员轻蔑于大众无知，欺上瞒下的做法更是给了弘历狠狠一击，他猜测这其中一定有着惊天阴谋，他统治的帝国中存在着他看不见的势力在密谋推翻他的统治。出于他的好大喜功、敏感多疑以及对于满族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急切证明，他迫切希望加强对臣民的控制，以防再现嘲弄帝王权力的情况。然而他缺乏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自我尊严，也无军事威胁带来促人清醒的挑战，以至于没有东西可以支撑自己作为征服民族的骄傲，这使他产生更大的焦虑。权力下的种族问题是弘历恐惧的根源：乾隆既以中国的礼仪方式担当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征服者集团的首领。他号称众生平等，但其实这样做既是对汉人长期以来划分社会等级的做法的一种嘲弄，又表达了征服者的某种仁慈，从而使得满清政权能够更好的高踞于相对来说已无显著差异的芸芸众生之上，给予平民以形式上的平等。他对汉文化的崇拜又暗示着他的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叫魂危机无疑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而这使弘历将眼光转至江南。江南这个问题关键，在弘历看来：“是汉族官僚文化的罪恶渊薮，腐败顽固、朋党比肩、懦弱虚伪。”危险来自富庶文明的长江三角洲，并沿着运河两岸向北蔓延着官场中的腐败习气和社会上的妖术阴影。对于他来说，术士们窃取人的灵魂，腐败的汉文化则窃取满洲的品德。但若是没有汉化，满清政权将永远是一个合法性严重缺失的外来政权；若是全盘汉化，满人又会面临着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由它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来统治的合法性挑战。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弘历治下可称为镀金时代。我们一直说“康乾盛世”，但“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经济的勃勃生机很大程度上“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不断上涨的米价、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与1870年后的通货膨胀、白银灾难性外流，迎来了全国性的心理沮丧，整个中国急切需要转移这种沮丧，便统一的将眼光投向了乞丐和和尚。对国家而言，“一来和尚和道士这种民间宗教礼仪人员其实是在和国家抢夺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解释权和使用权，国家对其素无好感，二来他们是社会流民，无家无业，本身确实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对平民而言，这源于在社会符号的领域里对陌生人的恐惧。文中更是以《纽约人因街头有太多乞丐而愤怒》这篇文章佐证下层阶级正越来越侵入社区生活，而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甚至具有了排外情绪。观念先行，这种“盛世”不过是民众意识中的“盛世”，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做的挣扎奋斗。就类比于当今的现代社会，我们貌似生活在一个公平、繁荣、先进的社会，但房、车的贷款重重压在我们的背上，一个个成了房奴、车奴，至今甚至有些成年人连孩子都养不起了。社会繁荣，但人口压力激增，内卷严重，一切都挤压着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妖术既是一种权利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因此，在这个权力对普通人来说可望而不可即的古代社会里，以“叫魂”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一种突然可得的自有漂浮的社会权力，而这种权力的攥取无疑带来了平日不敢妄想的、不可多得的好处。

无论这场妖术恐惧背后是否是谋反的烟幕，在皇帝看来都严重危及了王朝制度。而在这场妖术恐惧背后暴露出的还有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间的相互消长排斥。掌权者一方面努力做到理性化，不断制定规则，另一方面又不断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规则的扩展会限制他的权力，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的权利。”官僚其实也是如此，他们受到规则的制约，一旦违反，就会受到弹劾、罚俸、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但同样也是这些繁琐的规章制度为他们的职责划定界限，提供保护。总而言之，规则也限制了运用规则的人们的自由，对平等有极大意义。

这场盛世妖术背后的权力欲望其实是朝廷和人民间的某种共谋，是谋反恐惧的最佳陪衬。孔飞力老先生认为我们无法改变过去，更没有办法预示未来。但无可否认的是，在我们身边一切的点线面都可能是构成未来的因果，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破碎，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归根结底，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是令人生畏的。”

刘海明

0319

今日阅读《什么在决定新闻》，对新闻生产背后的复杂机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书中指出，经济与政治上的强势者能够轻易接近新闻从业者，成为记者搜寻的对象。甘斯认为，新闻内容的生产受到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但他并未明确回答“什么在决定新闻”，而是列举了多重影响因素。后续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信源的权利、受众的力量以及效率是“为什么新闻被如此这般呈现”的主要因素。他们与甘斯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承认新闻被现实世界重构，最终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强权者”。对比其与塔奇曼的《做新闻》。塔奇曼从社会学视角重新审查新闻生产过程背后的“规则”，指出新闻生产是一种“制作新闻”的过程，新闻是一种知识、社会资源、意识形态和社会行动者的参考。甘斯则更多地通过总结观察的方式，深入新闻机构内部，剖析美国权威新闻机构的生产现象。甘斯认为，新闻工作者的思考始于新闻发布之前，包括取舍素材、发行时间、曝光预算等，这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新闻创作的成分。新闻内容在发布前已进入国家和社会的运作机制，承载着信息源的约束和新闻机构的生存需求。
0320
继续研读《什么在决定新闻》，我开始深入思考新闻客观性的本质。甘斯指出，新闻的客观性只能作为长远的追求，而非已被广泛运用的行业规范。客观性压制和主观性判断侵占了发布新闻前的思考程序，最终的成品可以被视为经过一系列商品式生产的产品。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面临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无形压制，这种压制由内而外，最终服务于政治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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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困境之一：“新闻框架”下的罪恶。来自社会政治权力机构的消息来源更容易占据头版头条，因为这些选择符合“新闻框架”。新闻工作者的自由发挥空间极小，他们往往只能进行机械的筛选工作，而非理想中的“人民的喉舌”。这种现象导致强权者占据更多社会资源，而社会底层的声音被忽视。新闻报道中对“反社会人格”人物的详细身世阐释，往往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激发了对这些人物的批判，进一步淡化了社会底层的存在感。
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困境之二：流水线型就业压力。新闻工作者不仅面对公众，还有同行业的竞争者，竞争标准是时效性。为了争夺时效性，新闻工作者会不择手段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导致“新闻抢跑”现象。传统媒体如果不转型为融媒体，将面临裁员和停工的风险。新闻工作者自身承载了太多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无形压制，当他们想要表达时，往往会考虑到内容的后果和影响，从而选择沉默。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困境之三：如何进行合理的自我审查。自我审查可以分为无意识自我审查和合理自我审查。新闻工作者在面临广告商、政府机构、附属电视台的压力时，往往选择自愿剔除或改变故事，自我审查无意识地产生。这种自我审查更多是一种新闻选择，而非新闻判断。新闻工作者需要培养共情能力，这是一种平视所有人的能力，是同情苦难、敬畏生命、包容过失的能力。运用好这项能力，可以做到合理的自我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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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新闻工作者在面对诸多困境时的应对策略。最重要的是明辨事实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认真研究新闻作为一门知识所代表的意义和本质。新闻框架是对每天发生的事情的重建，而不是简单的镜子。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是维系政治体系，而非单纯追求真理。这种理解需要抛开“新闻是对真理的追寻”的传统认知，做好无疾而终的准备。
总而言之，甘斯指出，新闻业在国家与社会中的角色及其其面临的压迫。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在于决定什么新闻进入符号场域，即公共舞台。新闻对政治界高层的关注虽然赋予了他们更多话语权，但也形成了社会全景式监督，提高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政府机构会考虑到新闻机构的容忍限度，要求机构在合理限度内剔除和添加部分内容，防止新闻机构因过度压力而被激怒。这种监督的真实性和力量提醒公众行使好手中的权利，建构起一个全方位被审视的国家。
反思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合法性”与伦理困境。甘斯通过亲身观察，穿透了新闻选择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将新闻生产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新闻工作者虽然掌握着话筒，但却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在公众眼中最自由的舞台上跳着最沉重的舞蹈。新闻伦理和法规的繁复冗杂，使得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坚守岗位的新闻工作者，大概出于真正的热爱和勇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刘海明

0324

今日梳理了义务论的知识点。义务论是一种规范伦理学理论，主张行为的道德价值取决于是否符合道德规则，而非行为的后果。更多考虑其动机的纯粹性，要以道德律令为内在驱动力，而非利益或者外部压力。在康德是义务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绝对命令”，认为行为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法则，即行为准则能否普遍化。且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内在价值，不能将人仅仅作为手段，即“人是目的”。义务论强调道德行为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例如说真话、遵守承诺等行为，即使可能带来不良后果，也应被视为道德的。然而，义务论也存在局限性，如忽视行为后果，以及在道德规则冲突时难以抉择。与功利主义和德性伦理学相比，义务论更关注行为本身的道德性。叔本华就曾批评康德忽视情感，主张道德应基于同情。通过梳理，我对其理论框架、应用场景及局限性有了更系统、清晰的认识，也体会到它在伦理决策中的独特价值。

0325

今日与同门再次商讨了义务论在传媒领域的案例，并完成了PPT的最终版。我们聚焦于“隐性采访手段”和“媒介逼视”等典型问题。从义务论视角来看，隐性采访是指记者在不公开身份或不表明采访目的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或伪装身份等方式获取新闻素材。这种采访方式在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引发了诸多道德和法律争议。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隐性采访涉及欺骗行为，违背了康德“绝对命令”中对普遍道德法则的尊重。然而，当隐性采访用于揭露重大公共利益问题时，如食品安全、高考替考等，其行为的正当性又值得探讨。讨论中，我们明确了隐性采访的合法性边界：记者不能冒充公务人员、不能设置陷阱诱导犯罪、必须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在“媒介逼视”现象中，记者虽有揭露真相的义务，但过度报道私人信息会伤害当事人，这反映出义务论在实际应用中的困境。通过讨论，我们认识到，传媒行业应坚守道德自律，平衡好职业义务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0326

今天，非常有幸聆听了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钟布教授的讲座《无声的挣扎：非社会性、心理健康和人工智能身份》。

钟布教授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潮头，为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勾勒出了一幅清晰而深远的学术蓝图。他以高瞻远瞩的视角，指出 Persuasive Technology（说服技术）在当下有着绝佳的发展前景，这一观点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在专业探索道路上的迷茫。

讲座中，钟布教授结合最新研究进展和丰富实践经验，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下的 Digital Order（数字秩序）与青年人的 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这两个关键课题展开深入探讨。他以 AI 的历史发展路径类比人类的思想史，深刻指出每一步科技的变革都是人类认知的生动展现。在人工智能时代，AI 不仅能够影响人们的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和决策（Decision-Making），甚至还能重塑人们的认知与行为（Cognition and behavior）。在此过程中，钟布教授巧妙地延伸了 In-Group Identification（群体内识别）概念，即通过一个人的语言、行为方式等细节，精准识别其所属群体。这一概念的拓展，让我深刻认识到人的认知与行为在重构人们认同与归属感方面的重要作用。

以人工智能时代浪潮为背景，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使用对青年的情绪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引发了抑郁症等一系列心理问题。其中，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这一现象令人揪心。钟布教授深入剖析了抑郁症 的三个确定路径与机制：1.undersociality（社交回避，包括回避社交场合、害羞、缺乏兴趣）；2.social withdraw（社交退缩，表现为社交孤立、孤独感）；3. mental issues（心理问题，如抑郁、自杀倾向）。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判断是否 undersociality 的四个衡量因素：回避社交场合、难以主动接触他人、害怕被评判以及对他人评价的恐惧。在这一基础上，钟布教授提出了 Designing Communication Interventions（设计沟通干预措施），包含三种干预措施（prosocial behaviors，亲社会行为）：Performing Acts of Kindness（践行善举）、Placing Trust in Others（信任他人）以及 Practicing the “Joy Pie” Strategies（践行“快乐馅饼”策略，即延迟担忧）。最后，他还提出了四种实验条件：1. offer kindness（提供善意）；2. offer no kindness（不提供善意）；3. control group（对照组，不进行任何处理）；4. anticipations（预期组，仅进行想象，方差较大）。能够学习到该研究方案，让我大开眼界，但仍然不太了解预期组的操作模式与目的。

此外，钟布教授还深刻指出，AI 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格局。AI 不仅能够深入个人的内心世界，还能重塑世界的秩序。曾经的两极世界（Bipolar World）正在向具有新数据秩序（New Digital Order）的新世界转变，这一转变的有力佐证便是世界格局的重塑。在这一发展阶段中，世界的决定因素从原有的 Nature（基因影响）和 Nurture（外部环境），加入了第三元素——Algorithm（算法），从而彻底重塑了世界格局。

在讲座的问答环节，我对 positive solitude（积极的独处）这一概念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的独处是否因手机、平板、音乐、读书软件、微信、微博等新介质的加入而发生了变化？不同的独处方式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人们只是减少高质量的外界交流，转而投身于微博、小红书、微信等表面的浅层交流，是否会引发群体性孤独，甚至产生因社交比较而带来的负面情绪？如果在独处时使用 AI 聊天工具、电子宠物、电子伴侣等 APP，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而如果使用阅读、音乐类 APP，这种独处是否是积极且高质量的，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呢？

感想：

钟布教授的这场讲座从一开始就极大地提升了我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认同感。一直以来，我对于本专业学科的边界感问题一直感到十分尴尬与不自信，外界的怀疑与新闻社会热点频发的冲击，都使我越来越不信任自己曾经的初心与选择。

然而，钟老师这次的讲座宛如一场及时的心理疏导。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切似乎都被重塑，我是否也因为社交平台上“键盘侠”们、所谓的“意见领袖”们对新闻业前景的悲观预测而陷入了焦虑与压力之中？扪心自问，我是否也被牵着鼻子走了呢？当我也陷入这个传播的怪圈，不自觉将自己的心房关闭，不再愿意对自己的未来付出，甚至不愿意为自己当初信誓旦旦所选择的心爱专业再努力时，我的内心并不快乐。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再次使我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疑惑与退却。AI是否能够代替人类，每个人都在诉说着文科的不易时。我闭上了耳朵，选择了摆烂。我知道，我最后肯定能找到一份工作，大几率只可能是一份底薪的文字类工作。我知道，就算我没能找到一份工作，我的家庭会为我兜底。这种想法让我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失去了对生活的激情。我又能有理由摆烂了。毕竟也烂不到哪儿去，我好像失去了一切野心，所有校园活动我都不再主动参加，所有学习我只是表面参加，再也不复习、拓展……但我其实一直都清楚，我只是不敢再努力，好像我不努力，跌倒得会更优雅一些。

但钟布教授在讲座中提到的三个 interventions（亲社会行为）中的第三个——Practicing the “Joy Pie” Strategies（践行“快乐馅饼”策略），让我深受触动。他告诫我们要 delay the worry（延迟担忧），“到晚上六点再开始焦虑”。我到底在焦虑什么呢？也许到了 60 岁，我就会发现，我焦虑的那些事情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可能是一节课我没听懂，但过了 50 年，我早已经忘了，那节课主讲的老师是谁？我身旁座位上的同学又是谁？我需要记得什么知识点？好像越长大，越害怕失败，越失去了激情与热爱。从今天开始，到晚上六点再焦虑吧。

AI 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人类的认知也在不断拓展。而我，也应该在成长的道路上慢慢前行。也许 30 岁时我才会留下成长的痕迹，也许是 50 岁，又或许是 80 岁，但那又如何呢？又有谁记得，我是一个懦弱、胆小如鼠，还经常犯错的人类。但是现在的激情还不拾回，生活还不奋斗，我一定会记得。很流畅地写下来，也许并不专业，但还是决心留下这段不成熟的随笔，没有修改过一个标点符号，毕竟不加雕琢的才是最有passion、也最纯真的！

0327

今天，非常有幸参与了来自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王怡静副教授主讲的《推进数字化社会中的危机传播：新挑战与新领域》讲座。

王教授的研究领域是风险传播，她运用了许多荷兰的危机案例，使得这场讲座的知识输出更加通俗易懂。她解释了危机（Crisis）的产生路径：危机最初是由事件（Issue）转变而来，事件分为正向与负向两种，此时多为负向事件，它们总是伴随着不同程度的风险（Risk）。风险程度的高低以及应对主体（如政府机构或者社会组织、私营企业）的认知能力、解决策略与干预速度决定了事件是逐渐消亡，还是转变成为危机。然而，危机也分为人为与非人为、内源与外源。人为危机可预防，非人为危机多是由自然因素或技术系统故障引发的危机事件，因此难以预料。

在数字化社会中，危机也产生了新形态。而我们也面临着新挑战——如数据和隐私泄露（data breaches & privacy violation）、伦理困境（AI risks & ethical dilemma）、危机溢出（crisis spillover in the digital ecosystem）。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传播专业人士（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对其做出风险与能力的评估与应对。如王教授所说，荷兰等西方国家拥有CCO，即Chief Communication Officer（首席沟通官）职位，能够与CEO、CFO、CIO共同参与公司最终决策。这证实了西方有多么重视传播，而他们也开始运用GenAI进行评估与决策。在该阶段，人们开始传播AQ的概念，强调适应（Adapt）运用AI的能力。传播专业人士呈现了双重角色（Dural Role），一方面他们是AI使用者（AI users），另一方面他们是AI解释者（AI explainers）。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AI的思考过程与结果，甚至不了解AI思考的能力。AI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王教授用一个小人爬梯子的案例向我们解释其原因，我的确感到不可思议与后怕）。因此，我们应该要思考，什么条件下使用AI，什么条件下绝对不能使用AI（法官需要对判决结果承担法律责任，因此AI法官的存在是绝不可能的）。若是完全隔绝自己与AI，那一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瓜，毕竟AI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效率。我们可以通过欧盟设立的《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来判断自己的AI使用行为是否有问题。

最后，王教授提出了一个危机传播下的READINESS model，即多级能力（multilevel efficacy）、思维方式（mindset）、动态过程（dynamic process）。多级能力的主体不仅仅是个人，更涵括了各级组织在抗击风险过程中的能力需求。动态过程则是因为部分危机会涉及二次甚至三次灾害，如地震后的海啸。在该动态过程中，需要不断去评估、干预该危机的发展状态，以减少其伤害。

感想：

王教授对生活的观察十分细致入微，全程使用的都是他在荷兰时身边的最新案例。这些案例生动翔实，能够使我更好地融入情境，理解学术词汇。同时，王教授的介绍是我也意识到于生活的细节充满乐趣与知识。

王教授非常平易近人，更看重与同学们在交流中碰撞出新火花。在讲解过程中，她非常喜欢与提问的同学进行有来有往的交流。如对技术少数群体的关注，在她看来，要从人的需求着手，才能懂得风险/危机存在的根源。我也意识到只有有温度的学术发现才能为社会创造贡献，只有原创的、有创新性的学术发现才真的有意义。

了解了危机传播的领域后，我也意识到提前做规划、做评估的重要性，规避风险需要个人与组织具备多级能力，运用特有的思维方式，提前做好风险与危机管理，以免造成不可预估的损失。在人们广泛使用AI的大背景下，更要注重诸如数据和隐私泄露（data breaches & privacy violation）、伦理困境（AI risks & ethical dilemma）、危机溢出（crisis spillover in the digital ecosystem）等问题的披露，考虑在这些挑战与困境下如何使技术向善。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又起着什么样的角色？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