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新闻不会死,会死的是不生产新闻的媒体 新闻实战讲堂,在这里继续 经常听到各种人说“新闻已死”,让我这个在新闻一线曾做了十七年新闻的前媒体人莫名惊诧:新闻怎么可能会死呢? 新闻,经常被学界业界狭隘地定义为被媒体报道出来的那些信息。经过近四十多年、几代媒体人的新闻实践,新闻早就应该被重新定义了:新闻不仅仅是指被媒体报道出来的信息,也泛指所有具备新闻传播价值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有些被媒体报道出来了,有些没有被报道出来。被报道出来的,是新闻,没有被报道出来而具备传播价值的,也是新闻。 在新闻传播平台集体没落的当下,重新定义新闻显得尤为必要。 2006年年底,我决心离开工作的第一家媒体的动因,就与一则新闻有关。 当时,我在报社的教卫新闻部分管高校和医疗两条战线,部门主任当时辞职,我与另外一位副主任轮值负责部门的业务。 有一天,跑医疗线的记者得到一个线索:某初中的孩子集中到武汉市儿童医院测智商,有一些孩子的分数明明比较高,但家长要求打低分。医生不解,问原因,家长说,孩子成绩不好,老师觉得孩子拖了班级后腿,会影响班级名次进而影响到老师的奖金,如果孩子能在医院开出一个弱智证明,那就可以不纳入考核。 什么是新闻,这就是新闻,不管有没有被记者写出来,也不管有没有被媒体报道出来,这件事客观存在了,这个新闻就发生了。 我当时情绪高昂,立即策划准备做连续报道,将跑教育和医疗的记者动员起来,还带着他们一起去医院采访。结果,报道居然在我轮休不值班的时候被叫停了。 上班后的第一个编前会上,我问叫停报道的副总编辑:什么叫新闻,这就是新闻,我们不做这样的报道做什么样的报道? 在我的坚持下,报道勉强刊发了头几篇,最终烂尾。这事给我极大的冲击,也让我动了辞职的念头。这样的新闻都不好好做,还叫报社吗?我只想好好做个记者写新闻,而那里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写作空间了。 从进入媒体的那一天起,在我这个新闻科班出身、希望一直能在新闻一线实战的传统新闻人眼中,新闻就不仅仅是指那些被媒体报道出来的,也包括那些具备传播价值、已经发生但并未被记者写出来、未被媒体公开报道出来的事情。 2024年,新京报报道了一些企业的油罐车刚运完煤油后根本不清洗油罐直接运食用油,这个消息一经发布举国震惊。在我看来,这件事不管有没有被写出来被报道出来,一旦发生存在,这个新闻就已经形成。有没有记者写出来、有没有媒体报道出来,都不影响这件事是一个新闻。 再看2024年湖南华容县洞庭湖大堤溃口的事情,大坝一旦溃口,不管当地是否允许媒体采访、是否允许当地的公职人员接受媒体采访,也不管当地人是否被允许自由发布信息,新闻已经出现并存在了。 这些新闻事件已经发生存在,媒体记者要做的是弄清楚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部分媒体记者还会研判新闻发展的趋势和影响。记者是否采访是否写作是否发表有关这个新闻的文字、视频、音频,都丝毫不影响“刚装了柴油或者汽油的油罐车装食用油”、“洞庭湖大坝溃口”这些新闻本身的存在。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叫新闻,但在专业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一个事情发生后只要具备传播价值,新闻就已经存在了,后期媒体记者的采访写作刊发都只是把新闻呈现出来了,而不是制造了新闻。 只有假新闻,是媒体记者制造出来的。假新闻,意味着没有真实发生某件事,是被人杜撰编造出来的,真新闻不是杜撰捏造出来的,是自然发生客观存在的,媒体与记者只是发现者和呈现者,我有时候也将其称为“生产者”,但此处的生产并非无中生有。 新闻生产者也是匠人,但与一般生产物品的生产者和匠人又大不同,新闻生产者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采访和写作技巧将已经真实发生的事情精准、立体地呈现出来,一般的匠人则是从无到有制造出一个物件。 这里有一个新闻学的概念也有必要厘清一下,那就是所谓的策划新闻是不是杜撰假新闻。 专业的新闻策划,绝不是凭空杜撰捏造出一个不存在的新闻事件,而仅仅是指在如何采访、如何写作、如何有步骤有策略地刊发新闻、如何将消息与通讯、评论等有效结合起来等技术层面进行人为的设计与安排,包括等待新闻刊发的时机、根据新闻事件的进展随时更新报道策略形式等等。简而言之,一个新闻发生后,正常的新闻策划是组织布局试图将新闻从不同角度、不同的层面更丰富全面立体地呈现出来,而不是无中生有捏造和杜撰。 当然,我也见过一些所谓的新闻策划,这种策划,几乎就是无中生有制造假新闻,假新闻所有的技术操作都是不光彩的策划。 弄清楚什么是新闻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讨论有关新闻的其他概念。 什么是新闻发现?新闻发现指是一个新闻发生后被一个记者注意到了,然后经过采访、写作及报道出来;什么是新闻敏感?新闻敏感是指一个新闻发生后,一个记者察觉到了它独有的新闻传播价值、知道它是一个新闻。如果新闻只能是被写出来并被报道出来的消息,那新闻发现和新闻敏感就很难定义。 正是基于上述对新闻的理解,我近些年一直在说“报纸将死,新闻长存”或者“报纸已死,新闻长存”。这两个题目,是我近些年经常在大学和媒体讲座的题目,也是我重新定义新闻的一个业务实践。 说“报纸将死”或“报纸已死”,也并不仅仅是指报纸,而是指所有的新闻传播平台,报纸、电视、电台、杂志、网络等等传播渠道,只要标榜自己是新闻媒体而不生产真正的新闻,都将死或者是已死。这样的所谓媒体,死掉也毫不可惜。 新闻从来没有死,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当下正是一个盛产新闻的年代,只不过被写出来被报道出来的少了。新闻与新闻业,也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新闻客观存在,新闻业能不能将新闻呈现出来都不能否认新闻的存在。 正是因为新闻没死且长存着,只是不生产新闻的媒体死了或者是暂时死了,所以一旦有媒体短暂复活或回光返照一下,就会有新闻被呈现出来。如果新闻都已经死了,那媒体也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所谓的“新闻已死”,多半是指“新闻业已死”或者“媒体已死”,而不能真指“新闻已死”,外行说一下就算了,业内人士不应该跟着外行这么说。“新闻已死”的谬论,可休矣。 褚朝新 2024年7月9日 来源:衣者朝新(公众号) 编辑:李佳 |
【案例】 数字端任意改动,动的是媒体公信力的奶酪 【编者按】本文是深圳报业集团旗下《新传播》杂志的专栏文章,发在今年第5期(10月),现予转发,标题略有改动。刚获悉,经版署批准,该刊将从2025年第1期起由双月刊变更为月刊,刊名也改为《融媒前沿》。深圳终于有了定期出版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月刊了,热烈祝贺! 2013年9月8日凌晨,两央媒在报道刚刚揭晓的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竞争结果时,因抢发消息又翻译失误,双双犯了个乌龙错误:将获得主办权的日本东京说成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其中的央视属B2C媒体,直接面对普通观众,但好在大清早看电视的人不多,影响还不是灾难性的。新华社是B2B媒体,主要客户是中央及各地大众传媒,一则“新华快讯”以讹传讹,影响就大了。 例如以报道“昨夜今晨”消息为优势的晚报就惨了。长沙某晚报在当天报纸头条位置以四栏大字标题宣布《伊斯坦布尔获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后发现错误,将数十万报纸紧急追回销毁,更正后重新印刷发行。气得该报副总编在新浪微博公开抱怨,要新华社给客户一个说法。与此同时,该报的数字版迅疾改正,了无痕迹。 无独有偶,多年前深圳某日报A8版头条标题因漏了两字出现误导性错误:《XX将建职务犯罪成果展览馆》,其中“将建”后面漏了“查处”二字,意思正好相反。因是一般性消息,又发在内页,该报不事声张,悄悄将数字版标题改正了事,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报人们突然快乐地发现,数字版以及几乎所有新媒体形态的一大好处,就是修改容易。加上印刷版报纸的发行量日益减少,即便偶有错误也不会有啥大动静,于是数字端的改动渐渐率性。不仅出现错误可以随时修改,有时甚至某篇文章或某个提法招致上面不满,也可依令改动,哪还需要大费周章地“回收销毁”啊。但这样一来,报纸的历史真实价值乃至公信力也就可能大打折扣了。今日新闻是明日历史,今日发生的一切,如果记录者可以随时修改,明日之“历史”不就真的成为“可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了吗?说好的“数字留痕”呢?随时修改而不留痕,那么今天我们在互联网上保留的讯息,还有啥价值可言?等到某日纸媒真的消失、一切都数字化了时,哪还有什么“档案记录”可言? 每天出版的报纸及其数字端,是时政变化、社会民情的即时记录者,其历史价值是一般史书所不可替代的。正因此,有“档案纪录报纸”美称的《纽约时报》一直是美国各大公共图书馆必订报纸,20多年前其制作的自创刊以来的报纸数字光盘价格上万美元,也被各图书馆纷纷收藏备查。 报纸如此每天数十万字地记载悠悠万事,出现错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半个世纪前,该报总编辑罗森塔尔就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有可能不犯错误,就是他不办报纸。所以他力排众议,坚持每天在报纸第二版显眼位置开辟宽达数栏的《更正专栏》,以知错纠错赢取公信力。 到了数字时代,在数字版纠错易如反掌的情况下,该报的《更正》专栏仍保留至今,包括其数字版。且为保持公信力,对数字版内容从不直接改正,而宁肯留待后来“更正”。就像该专栏编辑罗金·杰奎特前年在一则说明里所表示的,“即便我们在报纸出版或数字版发布后仅几秒钟就发现错误,我们仍承认错误的发生,这里不存在‘5秒钟法则’。我们的更正随后会出现在包括印刷版和数字版在内的所有版本或平台(包括推特和脸书等)。” 回想当年杜鲁门当选总统时,《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凭借之前的猜测于头版头条通栏标题宣布杜威击败杜鲁门当选总统,弄出惊天大笑话,但随后也没有“回收销毁”一说。 这是对公共记录和媒体公信力的一种态度。 来源:进观传媒(公众号) 编辑:李佳 |
传统媒体如何向TikTok学习,提升对Z世代的影响力 为什么Z世代更喜欢有关联的新闻主持人?TikTok是如何引领这一潮流的? 随着新闻消费继续向数字平台发展,TikTok(抖音))在Z世纪中间已经成为了他们获取新闻的佼佼者,或者首选平台之一,重塑了年轻受众与信息互动的方式。凭借其独特的短形式、动态视频的融合,TikTok已经转变为新闻的首选来源,用户在这里寻求的不仅仅是最新消息——他们寻求的是相关性和真实性。该平台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在18岁至24岁的人群中,标志着一个转变,传统新闻编辑部如果想保持与年轻受众的相关性,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TikTok作为新闻平台的崛起 根据2024年路透社研究所数字新闻报告,TikTok对年轻用户新闻消费的重要性正在飙升。该报告强调,23%的18-24岁用户现在经常使用TikTok获取新闻,这是美国整体平均水平9%的两倍多。这种增长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更为明显,在这些地区,TikTok正在成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新闻平台,在泰国等国家,多达39%的用户每周使用TikTok获取新闻。 但是,是什么让TikTok与众不同呢?与围绕社交图谱构建的传统社交媒体平台不同,TikTok的优势在于其算法驱动的内容。它专注于感觉个性化的、未经过滤的视频内容,通常由有影响力的人或内容创作者通过相关的、真实的故事讲述与观众建立联系。 这些内容与传统新闻主播的专业素养相去甚远;相反,它感觉就像一个熟悉的人——一个“真实的”人——直接和你说话。TikTok上娱乐和新闻内容的无缝融合引起了Z世代的共鸣,使他们能够以简单、吸引人的形式消费信息。 除了动态视频之外,另一种在Z世代中引起共鸣的流行形式是易于理解的每日或每周简报。这些简洁的更新提供了一种快速了解当前事件的方法,而不会让观众(及其注意力持续时间)被过多的信息淹没。通过以简洁、易于消费、易于消化的形式呈现最重要的新闻故事,简报确保年轻受众与新闻保持联系,同时尊重他们对精简、高效内容的偏好。 真实性和相关性:抓住Z世代的关键 Z世代偏爱令人产生共鸣的主持人传递的新闻,源于他们对真实性的更深层渴望。研究强调,这一代人被那些以真实的方式呈现新闻的创作者所吸引。无论是通过个人见解,对时事的公开讨论,甚至是承认错误,这些创作者都与观众建立了情感联系。在一个对主流媒体持怀疑态度的时代,对真实性的感知至关重要。 随着TikTok等平台在这种动态中蓬勃发展,创作者们正在将个人经历与新闻报道相结合。例如,一些tiktok用户将热门新闻话题的报道与对他们日常生活或观点的洞察结合起来。这种方法提供了传统媒体经常缺乏的透明度,在传统媒体中,记者被视为是遥远的、触及不到的人群。对于Z世代来说,一个愿意分享幕后时刻或公开承认错误的记者会让他们更有亲和力,因此也更值得信赖。 此外,TikTok的短形式、快节奏的特点符合Z世代的消费习惯。他们更喜欢以易于理解的片段来消费信息,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没有冗长文章或广播片段筛选的负担的情况下保持信息灵通。这也使即时参与,轻松分享,以及在新闻和娱乐之间无缝转换成为了可能。 为什么新闻编辑部需要把记者放在(垂直)屏幕上 随着TikTok成为越来越多的新闻来源,传统新闻编辑部的角色必须发生变化。一个关键的调整包括赋予记者权力,让他们成为自己品牌的代言人,走进聚光灯下,以年轻受众喜欢的方式与他们互动。以下是为什么这么做是必要的: 1、 人性化的记者:Z世代不希望没有面孔的媒体公司发布新闻。他们想要的是能与他们产生共鸣的人——那些让人觉得平易近人、真实的人。鼓励记者把自己放在镜头前,分享他们的想法,并与观众直接互动,可以帮助打破新闻机构和观众之间经常存在的障碍。像TikTok这样的平台在这种个人联系上蓬勃发展,记者必须接受这种转变,摆脱传统媒体经常依赖的非个人、疏远的语气。 2、 通过真实性建立信任:在一个错误信息普遍存在的时代,对媒体的信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Z世代并不只是在寻找优秀的新闻播音员;他们想要的是那些看起来对他们报道的故事真正投入的记者。新闻编辑部必须鼓励员工在报道过程中表现出脆弱性并保持透明度。通过允许记者分享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对新闻的反应,媒体机构可以与观众建立更牢固、更真实的关系。 3、 利用内容创作者提高新闻可信度:与已经在年轻受众中拥有内在可信度的内容创作者合作,可以帮助新闻机构扩大其影响力。内容创作者通常被认为更有相关性和值得信赖,因为,他们在新闻中分享他们的个人故事。与这些数字原生创作者合作,可以让传统媒体利用现有的信任网络,提高新闻的可信度。 4、 多样化的新闻格式:TikTok专注于简短、动态的内容,这意味着新闻机构应该考虑扩展其格式。通过将直播与主持人、问答或幕后内容结合起来,新闻编辑部可以提供更具互动性和对话性的内容,这正是Z世代所看重的。这些形式还为记者提供了更多与受众直接接触的机会,培养了一种社区意识和联系感。 新闻编辑部和传统媒体应该如何适应 为了与Z世代和其他更年轻的人群保持联系,传统的新闻编辑部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并接受由社交媒体驱动的新闻消费现实。他们可以这样做: 1、 优先考虑短形式、视频为主的内容:Z世代期待快速、吸引人、容易分享的新闻。新闻机构应该专注于制作符合TikTok审美的简短、活泼的视频内容。记者需要尝试快速,清晰的更新,视觉上吸引人的图形和不那么正式的语气。 2、 投资荧幕上的人物:记者只待在幕后已经不够了。新闻机构必须投资培训记者,让他们在(小)镜头前表现出色。通过成为荧幕上让人产生共鸣的人物,记者可以与观众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帮助重建对传统媒体的信任。 3、 与社交媒体创作者合作:与流行的社交媒体创作者合作是传统媒体利用现有受众的绝佳方式。这些创作者已经知道如何吸引Z世代,所以,他们可以作为传统新闻格式与年轻一代所期望的数字优先、社会参与方式之间的桥梁。 4、 鼓励报道的真实性:允许记者在适当的时候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个性和观点。让记者更灵活地分享幕后时刻、承认错误或对新闻报道做出反应,可以让新闻感觉更人性化,而不像一个遥远的、没有人情味的过程。 随着TikTok在年轻受众中巩固自己作为主要新闻平台的地位,新闻编辑部必须适应,把记者放在前台和中心位置。对真实性和相关性的需求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趋势,而是Z世代与信息互动的一个核心方面。拥抱这一变化的新闻机构——通过让他们的记者成为屏幕上的人物,促进与内容创作者的合作,以及接受短形式、视频优先的内容——将更好地吸引这一关键人群,并确保他们的平台在快速变化的媒体生态中能够长寿。 来源: 媒变前沿MediaChange(公众号) 编辑:徐思凡 |
【案例】 贝佐斯 | 残酷的真相:美国人不相信新闻媒体 按:《华盛顿邮报》是美国自由派的旗帜性报刊。10月25日,《华邮》首席执行官William Lewis宣布,《华邮》将不再为总统候选人背书。因为临近大选,这一决定引来众多非议。一时间,有内部员工辞职表达不满,民主党的众多支持者扬言取消订阅《华邮》。本文是10月28日《华邮》老板贝佐斯为这一决定所做的辩护。信息量较大,颇值一读。英文标题:“The hard truth: Americans don’t trust the news media”,原文链接附在文末。 在关于信任和信誉的年度公众调查中,记者和媒体的排名经常接近垫底,通常仅高于国会。但今年的盖洛普民调显示,我们的排名不及国会,沦为倒数第一。我们的职业现在尤其不为人信任。我们做的一些事显然没有奏效。 https://news.gallup.com/poll/651977/americans-trust-media-remains-trend-low.aspx让我打个比方。投票机必须满足两个要求。首先它们必须能够准确地计票,其次,人们必须相信它们计票准确。第二个要求不同于第一个要求,但同样重要。报纸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准确,而且,我们必须被人相信是准确的。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我们没有满足第二个要求。大多数人认为媒体有偏见。任何无视这一点的人都缺乏现实感,而那些抗拒现实的人会失败。现实是不可击败的。将我们信誉的长期持续性下滑(从而导致影响力的下降)归咎于他人不难,但受害者心态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抱怨不是办法。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控制我们可控的,以提升我们的信誉。 为总统候选人背书不会改变选举的天平。没有一个犹豫不决的宾州选民会说,“我支持某位候选人,是因为A报纸的背书。”一个都没有。实际上,为总统候选人背书会制造出一种拉偏架的感觉。一种不独立的感觉。(《华盛顿邮报》)不再为总统候选人背书,是一个有原则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决定。Eugene Meyer——1933年至1946年担任《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而且他是对的。就其本身而言,拒绝为总统候选人背书不足以快速提升我们的信任度,但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我希望我们本该早点做出这一改变,本该在一个远离大选以及围绕大选产生情绪的时刻。这是一个准备不足的计划,而非某种有意为之的策略。 我还想澄清一点,我们所做的这一决定,不是为了获取某种交换条件。在做出这一决定时,我们没有在任何层面或以任何方式咨询或告知(两党的)竞选团队和总统候选人。它完全是自主决策的产物。Dave Limp——本人的公司之一“蓝色起源”的首席执行官——在我们宣布决定的当天会见了前总统特朗普。当发现到这一点时,我长叹了一口气,因为我知道这将为那些试图否认这一原则性决定的人提供弹药。事实上,我事先并不知道这次会议。就连Limp事先也不知道;那天早上的会面安排得很快。这和我们关于不为总统候选人背书的决定没有任何联系,任何其他暗示都是假的。 说到冲突的表象,我不是《华盛顿邮报》的理想所有者。每一天,在某个地方,一些亚马逊的高管、蓝色起源的高管,或者来自我拥有或投资的其他慈善机构和公司的高管,都在与政府官员会面。我曾经写道,《华盛顿邮报》对我来说是一个“麻烦”(complexifier)。的确如此,但事实证明,我也是《华盛顿邮报》的“麻烦”。 你可以把我的财富和商业利益看作是抵御恐吓的堡垒,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张利益冲突的网。只有在原则的驱使下,我才会打破两者之间的平衡。我向你们保证,我在这里的观点实际上是有原则的,我相信我自2013年以来担任《华盛顿邮报》所有者的记录也支持这一点。你当然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我敢打赌在这11年里,你找不到一个例子,证明我曾说服过《华盛顿邮报》的任何人支持我自己的利益。没有这种事。 可信度不足,并非《华盛顿邮报》一家独有的问题。我们的报业同行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不仅是媒体的问题,也是整个国家的问题。许多人转向即兴的播客、不准确的社交媒体帖子和其他未经证实的新闻来源,这些渠道可能会迅速传播错误信息,加深分歧。《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赢了很多奖项,但我们愈发只与某些精英对话。我们愈发自言自语。(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邮报》在华盛顿都市区的家庭普及率达到过80%。) 尽管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利用《华邮》)推动我的私人利益,但我也不会允许这家报刊随波逐流,逐渐变得无关紧要——被未经证实的播客和社交媒体的讽刺所取代,对我来说,拱手相让是办不到的。它太重要了。赌注太高昂了。现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可信的、可信赖的、独立的声音,还有什么地方比世界上最重要国家的首都更适合发出这种声音呢?为了赢得这场战斗,我们必须厉兵秣马。有些变化将会是重回老传统,有些变化将会是推出新发明。当然,批评是任何新事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就是世界的规律。这一切都不容易,但都是值得的。我很感激能成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你能在任何地方找到的许多最优秀的记者都在《华邮》工作,他们每天都在为获得真相而辛勤工作。他们值得信任。(译者注:原文如此) 来源:保守主义评论(公众号) 编辑:王晨雅 |
【案例】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程正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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