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了我们交流的方式？
图像加注文字，算法如何影响和塑造我们的言论？Article information

• Author,尼古拉斯·巴拉特（Nicholas Barrett）
• Role,科技记者
• 2024年10月13日
  

人们所熟知的社交媒体算法已经存在 15 年了。

2009年，随着脸书（Facebook）推出排名式个性化新闻推送，算法应运而生，并改变了我们在线互动的方式。

和许多青少年一样，算法对希望控制他们过度行为的成年人也构成了挑战。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此无所事事。仅今年一年，世界各国政府就试图限制有害内容和虚假信息对社交媒体的影响，而这些内容的影响都被算法放大了。

在巴西，当局近期曾短暂禁用原名Twitter的X，直到该网站同意在该国任命一名法定代表人并屏蔽一份黑名单上的账户，当局指控这些账户质疑该国上次选举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欧盟出台了新规则，威胁称，如果科技公司不能防止平台干预选举，就要对它们处以营业额6%的罚款，并暂停其服务。

在英国，一项新的网络安全法案旨在迫使社交媒体网站加强内容审核。

在美国，一项拟议的法律正要出炉，该国表示，如果中国母公司不抛售TikTok，美国用户将失去这个软件。

各国政府面临限制言论自由和干涉互联网早期制定的原则的批评。

美国诗人兼牧场主约翰·佩里·巴洛 (John Perry Barlow) 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辩称：“工业世界的政府，你们是令人厌倦的血肉和钢铁巨人，我来自网络空间，这是思想的新家园。代表未来，我请求你们这些过去的人们不要打扰我们。你们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亚当·坎德布 (Adam Candeub) 是一名法学教授，曾担任特朗普总统的顾问，他自称是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

他告诉BBC，社交媒体“两极分化、争执不休、粗鲁无礼、毫无升华，由此，我认为这是进行公共讨论的糟糕方式。但同时，起码在我看来，很多政府都在推动将其作为社会和政治控制的工具，这更糟。”

坎德布教授认为，除非内容“当下存在明显的危险”，否则“最好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思想集市，对不同观点持开放态度。”

数字城镇广场的局限性

“思想集市”这一理念体现了这样一种观点：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所有人的声音都能被平等地听到。2022 年，埃隆·马斯克接管X时表示，他将该平台视为一个“数字城镇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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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马斯克接手X时认为这个平台是一个数字城镇市场。

但这是否没有考虑到算法的作用？

美国律师兼耶鲁大学全球事务讲师阿莎·兰加帕 (Asha Rangappa) 表示，马斯克“忽略了传统城镇广场和在线城镇广场之间的一些重要区别：在不考虑这些差异的情况下取消所有内容限制将损害民主辩论，而不是帮助它。”

兰加帕认为：“思想集市”这一概念是在 20 世纪初最高法院的一个案件中提出的，“其前提是思想应该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相互竞争”。她还补充说明“问题在于，像 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与真正的公共广场完全不同。”

她认为，“社交媒体平台的功能从一开始就不允许思想自由和公平地竞争……社交媒体上思想的‘价值’并不反映它有多好，而是平台算法的产物。”

算法的演变

算法可以观察我们的行为，并决定数百万人登录时看到的内容——对于某些人来说，正是算法破坏了互联网最初创建时可能存在的思想自由交流。

“在早期，社交媒体确实发挥着一种数字公共领域的作用，言论自由流动，”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凯·里默（Kai Riemer）和桑德拉·彼得（Sandra Peter）告诉 BBC。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算法从根本上重塑了言论自由的本质，不一定是通过限制可以说的内容，而是通过决定谁可以看到什么内容”，里默和彼得教授这样认为。他们的研究探讨了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

“算法不是让思想自由竞争，而是放大或抑制信息的传播范围……引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干扰了思想的自由交流，而这种形式往往被忽视。”

脸书是社交媒体推荐算法的先驱之一。作为一个坐拥30亿用户的巨大平台，它的首页推荐功能可以说是代表作之一。

15年前，当该平台推出基于用户数据的排名算法时，人们看到的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帖子，而是脸书希望他们看到的内容。

脸书平台还根据每条内容的讨论情况、优先显示有争议的话题的帖子，因为这些帖子获得了最多的参与度。

图像加注文字，社交媒体奖励更有争议性的言论。塑造我们的言论

由于有争议的帖子更有可能得到算法的奖励，因此出位的政治观点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被过度放大。批评者认为，社交媒体不是自由开放的公共论坛，而是提供一面扭曲和耸人听闻的公众情绪镜像，夸大了分歧，压制了大多数人的观点。

因此，虽然社交媒体平台指责政府威胁言论自由，但他们自己的算法是否也可能无意中构成同样威胁？

“推荐引擎不会屏蔽内容——相反，社区准则会根据平台的偏好限制言论自由，”TikTok前公共政策副总裁西奥·伯特伦（Theo Bertram）告诉 BBC。

“推荐引擎对我们看到的内容有很大影响吗？ 绝对是的。但你在注意力经济中成功还是失败，与你是否拥有言论自由是两回事。”

然而，“言论自由”仅仅是指说话的权利，还是也指被倾听的权利？

正如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阿尔温德·纳拉亚南（Arvind Narayanan）所说：“当我们在网上说话时——当我们分享想法、写文章、发布照片或视频时——谁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算法。”

通过确定每篇发布内容的受众，平台“切断了演讲者和受众之间的直接关系”，里默和彼得教授认为。“言论不再取决于演讲者和受众组织，而是由算法决定。”

他们声称，这一点并未被纳入当前关于言论自由的辩论中，因为目前辩论的焦点是“发声的一方”。他们认为，算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扰了言论自由。”

算法社会

我们的时代被称为“算法社会”。可以说，在这个社会中，社交媒体平台和搜索引擎与国家管理言论的方式相同。

这意味着，根据耶鲁大学的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的说法，美国宪法中对言论自由的直接保障仅限如此：“通常理解的第一修正案不足以保护的言论实践”。

里默和彼得教授同意法律需要迎头赶上。 “平台在塑造言论方面发挥的作用比法律目前承认的要积极得多。”

他们声称，监控有害帖子的方式也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扩展对言论自由监管的看法。当前围绕内容审核的辩论忽视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平台的商业模式如何激励它们通过算法塑造言论。”

虽然坎德布教授是“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但他也对平台集权持谨慎态度，这些权力可以通过计算机代码成为言论的守门人。“我认为我们最好将这些算法公开，否则我们就只是被操纵了。”

然而，算法不会消失。正如伯特伦所说，“城镇广场和社交媒体的区别在于，社交媒体上有几十亿人。人们有权在网上享有言论自由，但每个人却没有权利平等地被倾听：我们不可能看每一个TikTok视频或阅读每一条推文。”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对算法进行适度调整能否培养出更具包容性的对话，更接近我们面对面的对话？

像蓝天（Bluesky）这样的新微博平台正试图让用户控制显示内容的算法，并恢复旧有的时间顺序显示逻辑，它们相信这种时间顺序可以提供更少中介的体验。

脸书的吹哨人弗朗西丝·豪根（Frances Haugen）在2021年向参议院作证时说：“我强烈支持按时间顺序排序……因为我们不希望计算机决定我们关注什么，我们应该拥有人性化的软件，或者人类一起对话，而不是计算机来决定我们听到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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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纳拉亚南教授指出的那样，“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信息并不中立：它们还受到富人越来越富效应、人口偏见和病毒式传播不可预测性的影响。不幸的是，没有中立的方式来设计社交媒体。”

平台确实提供了一些算法的替代方案，X上的用户只能从他们关注的人中选择提要。通过过滤大量内容，“推荐引擎提供了比仅仅关注我们已经认识的人更大的多样性和发现”，伯特伦认为。“这感觉就像是言论自由限制的反面——它是一种发现机制。”

图像加注文字，社交媒体成为一种发现机制
第三种方式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说法，“无论是平台自我监管，还是未来的国家监管形式”都无法解决“网络言论自由问题”。相反，他提出了第三种方式。

“中间件”可以让社交媒体用户更好地控制他们看到的内容，独立服务商提供一种与平台内置内容不同的内容展示形式。福山写道，“一个由中间件提供商组成的竞争生态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个人偏好过滤平台内容”，而不是根据平台的内部算法提供内容。”

“中间件将把选择自由交回到个人用户手中，他们的代理权将使互联网恢复到1990年代所渴望的那种多元化、多平台系统。”

在没有中间件的情况下，我们目前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提高与算法交互时的代理意识。“普通 TikTok 用户通常对算法非常在意——在发现新事物的过程中向算法发出鼓励或阻止推荐引擎的信号，”伯特伦说。

“他们认为自己是算法的主人。我认为这是以这种方式思考挑战是有益方的——不是我们是否需要关闭算法，而是我们如何确保用户拥有被代理权、控制权和选择权，以便算法为他们服务。”

当然，即使我们自己制定算法，也存在着危险，我们仍然可能落入社交媒体的回音室。算法可能不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BBC的一项调查发现，当一名年轻男子试图使用Instagram和TikTok上的工具说他对暴力或厌恶女性的内容不感兴趣时​​，他的首页推荐流里依然会出现相关内容。

尽管如此，有迹象表明，随着社交媒体算法走向成熟，它们的未来可能不掌握在大型科技公司或政客手中，而是掌握在人民手中。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最近的一项调查，只有2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喜欢在网上公开记录自己的生活，低于2020年的40%。人们反而更喜欢与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亲戚进行封闭的群聊。这种空间更强调对言论负责，对耸人听闻和挑衅的奖励更少。

Meta公司表示，现在直接消息中发送的照片数量超过了分享给所有人看的照片数量。

正如巴洛在1996年的文章中告诉政府“网络空间不欢迎他们”一样，一些网络用户可能也对社交媒体算法抱有类似的期望。目前，对于如何应对互联网上任性青少年，仍然存在着极有争议的讨论。

来源：bbc中文网

链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indepth-69413121

编辑：程正元

【案例】

国际新闻界换头像啦！

《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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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读者作者

一直以来的关心和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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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新闻界（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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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晨雅

【案例】

传播学家张国良教授荣获国际传播学会（ICA）费雪导师奖

【北美瞭望】孙瑞祥Jack Sun 报道  2024年6月22日，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举行的第74届国际传播学会（ICA）年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张国良获颁B. 奥布里·费雪导师奖（B. Aubrey Fisher Mentorship Award），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二位华人学者，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内地学者。

颁奖会上，主办方国际传播学会负责人隆重介绍了张国良教授的主要成就（见视频），随后张教授走上主席台领奖，感谢主办方颁赠的这一殊荣。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国际同行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费雪导师奖（B. Audrey Fisher Mentorship Award）由国际传播学会（ICA）于1988年设立，旨在表彰在学术、教学和指导学生方面表现卓越、堪为楷模，并对传播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杰出学者、教师和顾问。更重要的是，该奖项的获得者通过其学生对这一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学生本身也是传播学领域的重要人物。

该奖项每年全球只评选一位获奖者，难度很高，令人瞩目。评审非常严格，宁缺毋滥，1990年、2000年空缺了两次。据统计，迄今有35位得奖者，张教授是第35位。其中，美国以外高校学者只有4位，包括加拿大1位，新西兰1位，中国香港1位，中国内地1位就是张国良教授，即华人仅有2位获奖者。国际同行公认，能荣获该奖项实属不易。

多年来，张国良教授与“国际传播学会”（ICA）紧密合作，为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走出去”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学术界首次在国际传播学界的顶级平台上发声，并成功举办了多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活动。

学界认为，张国良教授的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认可和赞誉，也为未来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悉，张国良教授学术自传《我心依旧》，2024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传播学界少有的学贯中西的资深学者”“中国传播学国际化的开拓者”，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耕耘最久、收获最丰、影响最大的传播学领军人物”，张教授的学术自传以其丰富的史料和精彩的故事从一个侧面清晰呈现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轨迹，堪称一部难得的研究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的经典教科书。

张国良教授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1973-1976年、1985-1991年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与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1981-1982年作为中国新闻学科最早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之一，到日本东京大学访学。1998-2003年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2000-2006年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2006年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至今，2006-2013年任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长年致力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在国内外出版著作50多本，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150多人。1998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02年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提名）导师奖、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奖导师奖、范敬宜新闻传播教育良师奖、台湾星云新闻传播教育杰出贡献奖、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等荣誉。

2022年张国良教授入选上海交通大学佳和优秀导师奖。在教书育人方面，他培养的多名博士生、博士后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中坚力量，其中，有25名教授，4名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1名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主任，5名学院院长。

来源：北美瞭望

链接：http://www.52hrtt.com/ar/n/w/info/fifm202406251145271875202

编辑：王晨雅

【案例】

著名传播学家张国良教授学术自传《我心依旧》出版 受到海内外学界高度赞誉

（张国良教授即将告别讲坛）

（孙瑞祥Jack Sun 报道）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传播学家张国良教授学术自传《我心依旧》，2024年 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传播学界少有的学贯中西的资深学者”“中国传播学国际化的开拓者”，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耕耘最久、收获最丰、影响最大的传播学领军人物”，张教授的学术自传以其丰富的史料和精彩的故事从一个侧面清晰呈现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轨迹，堪称一部难得的研究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的经典教科书。

（1981年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

（1988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作为中国传播学兴起的亲历者、见证人和学科带头人，张国良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起，大力推动传播学在中国的健全发展，通过建设国家传播学重点研究基地、创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传播学学术团体、举办中国第一个在世界顶级学术平台上召开的专题论坛和区域性大会、倡导并身体力行地推广实证研究方法、培养和训练出中国第一批传播学博士等努力，促进了中国传播学的茁壮成长，造福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和人民。

张国良教授学术自传《我心依旧》的出版，引发海内外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兹引述部分知名学者的评价如下。

蔡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国良教授的学术自传，以简洁朴素的文字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感悟，其勤勉治学、无私育人、领军学界、创办新院的诸多生动的故事，说明并印证了传播学从西方引入中国后逐步发展，并在国际合作交流中走向繁荣的这段重要历史。这部自传不仅是宝贵的学术史料，更是对后来者的治学、为师、做人深有启迪作用。

黄瑚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中国境内传播学研究的出现与发展，始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在这一中国传播学的发源地，张国良教授是继建有举旗之功的郑北渭教授之后，耕耘最久、收获最丰、影响最大的传播学领军人物。他不仅创建了第一个以传播学为研究方向的国家级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还创立了中国另一个传播学研究重镇-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张国良教授在传播学领域的重大建树，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喜读《我心依旧一张国良学术自传》，欣欣然献语如是。

罗文辉教授（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原院长、中国香港《传播与社会学刊》原主编）：

张国良教授治学严谨，教学研究经验丰富，是顶尖的华人传播学者。这本书描述张教授的求学、教学与研究过程，全书文字精简流畅，内容充实，许多章节发人深省，值得对传播学感兴趣的读者细读。

李少南教授（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国良教授的学术自传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它不单只反映一个学者在终身志业上的奋斗，也投影了他身处的时代和社会。不论你是否学界中人，是否对传播学有认识或感兴趣，看完这部传播学术领袖的自述，定必让你对做人、做事、做学问及造福社会，有所启发和反思。诚意推荐这部传记给大家。

郝晓鸣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原副院长）：

国良教授是中国传播学界少有的学贯中西的资深学者。作为中国传播学国际化的开拓者，他勤奋、刻苦、敬业，几十年的精心耕耘，不但使其成为国际知名学者，也影响了一代中国传播学人。他对自己学术生涯的回忆，必定会为读者带来思考与启迪。

（与星云法师在佛光山上）

《我心依旧》全书27万余字，叙事朴实，娓娓道来，文笔清新，可读性强。正如学者皇甫晓涛评论所言：“《我心依旧》就像一瓶淡淡的陈年老酒，初看起来似乎如此平凡，喝起来也没那么浓烈，但是细细品味，方可领略其香悠远。”这种淳朴文风从目录设计即可见一斑，目录如下。

一、学乎?术乎?
(一)少年梦想
(二)农场岁月
(三)大学光阴

二、路在何方?
(一)亦喜亦忧
(二)东渡留学
(三)跨界深造

三、师恩难忘
(一)恩师印象
(二)译事甘苦
(三)二度赴日

四、初入门径
(一)出版专著
(二)晋升教授
(三)转变方法

五、身不由己
(一)学习管理
(二)执掌基地
(三)光大学科

六、师生互动
(一)扩招浪潮
(二)教学相长
(三)两岸情谊

七、峰回路转
(一)疾风劲草
(二)香江情缘
(三)告别复旦

八、大道至简
(一)文治教化
(二)乘风破浪
(三)我心依旧

附录1 著述要目
附录2 报道选萃
附录3演讲辑录

张国良教授1954年出生，2024年《我心依旧》的出版正值他七秩华诞，也是他的荣休元年。张教授197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并留校任教，迄今在新闻学、传播学教育与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四十八载，桃李满天下。从1993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算起，已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共计159名。截至2023年，张教授出版专著、编著32部；译著3部；合著（含论文集）18部，其中中文10部，外文8部；发表论文108篇，其中英文11篇，中文97篇。中国知网数据显示，其论著被引率列于全国传播学界同行的前10位。

（主持第二届全球传播论坛开幕式）

张国良教授是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历史学博士，历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育部文科(传播学)重点研究基地首任主任、中国传播学会创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院长、《传播与社会学刊》编委等职务。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评审组专家、上海市信息委专家。获评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获范敬宜新闻传播教育奖“良师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导师奖、台湾星云新闻传播教育突出贡献奖等。

（2011年春在芝加哥与ICA首脑商谈合作事宜）

（主持2013年国际传播学会区域性大会）

（第八届全球传播论坛全体代表合影）

张国良教授部分著作

来源：传奇文化（网站）

链接：https://thelegendsmedia.com/zhu-ming-chuan-bo-xue-jia-zhang-guo-liang-jiao-shou-xue-shu-zi-zhuan-wo-xin-yi-jiu-chu-ban-shou-dao-hai-nei-wai-xue-jie-gao-du-zan-yu/

编辑：徐思凡

【案例】

大要饭的丁胖子讲师爆火，是旧时代记者编辑们的葬礼

丁胖子金牌讲师在美国要饭爆火这事，意义可能比许多人想的都要大。

因为从传播学角度看，我认为他比各种媒体小编都先进，他才是更接近新时代的媒介，

如果说基辛格代表着20世纪密室化的精英政治，那丁胖子金牌讲师这些人则代表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彻底去魅化的大众舆论。

丁胖子本身是走线润去美国的，找不到工作后靠要饭领救济粮度日，视频内容都是教你在哪个地方排队领救济粮好领，哪里要饭容易成功，哪里的救济炸鸡比较好吃，结果视频内容爆火。

很多人说丁胖子金牌讲师的内容扯掉了美国底裤，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的内容其实非常直观的展现了美国对于底层强大的兜底能力。哪怕是没有任何工作收入的流浪汉，也能靠各种救济面包救济汉堡救济炸鸡活下去，今天这里要饭，明天那里要饭，你别说还都要到了，甚至可以说他活的挺滋润。

你觉得惨，那是因为你是中国人，中国治安良好大众衣食无忧，哪怕是农村都有水电，所以你看丁胖子讲师的直播觉得美国也不过如此。

但问题在于，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地区，

巴勒斯坦这些正被轰炸的不说了

你把非洲那些粮食危机饭吃不饱的拿掉

再把中东非洲一堆没水没电的去了

再把医院学校没普及的拉出来算一下

你会发现，符合你印象中“不过如此”条件的国家，可能并没你想象的多。

很多人从来没有意识到，没有战乱粮食充足水电齐全，这已经超过很大一部分国家了，我甚至可以断定，光是农村家家户户有自来水有电力这一条，能把60%国家筛了。如果再有一定的医院学校覆盖率，简直可以说是地球优等生。

而这，是美国底层流浪汉都能有的，某种意义来说，美国还真是灯塔。

你没感觉，因为你恰好在中国，你觉得农村家家户户有自来水有电线有网络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把你放非洲，吃不饱穿不暖连干净淡水都没有，你在短视频里看到美国流浪汉能领免费汉堡，你什么感受？

换句话来说，就底层保障这块，美国都能和最看重大众利益的中国比了，除了治安都不差多少了，这还不能叫灯塔吗？

那为什么丁胖子金牌讲师还会被认为是扯掉美国底裤，一堆高华公知气冲冲的跑去举报认为他丑化美国形象呢？

——因为过去公知把美国吹的实在太狠了，狠到超级大国都不够看，必须得去对标地上天国了。

丁胖子讲师实际拍摄的是，美国连底层的流浪汉都能领到救济汉堡救济炸鸡，美国还不够强大吗？

但公知们讲述中的那个美国是，美国就没有流浪汉！天堂里人人都住别墅当经理吃大牛排

一个觉得穷人能领汉堡是先进，一个觉得天堂里就没穷人，核心问题就在这里。

丁胖子讲师用直播短视频最真实最直观的拍摄出了美国底层景象，也确实体现了不少美国强大的地方，

但完全跟不上当年公知们吹的那个地上天国。

这就是新一代传播媒介对于旧时代传播的改变，渠道下沉人人都能拍短视频，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地上天国神话不可能像当年那样容易蒙到人。甚至别说编一个神话了，哪怕报道偏差一点，都容易被看出来。

自由派是这样，建制派也是如此。

之前很多人吐槽美国底层难，现在一看，难确实是难，遍地流浪汉，但距离非洲那堆饭都吃不上的确实也还好，至少都能吃上饭对吧。

而公知那边为什么破防？因为这种时候过去谁吹的狠谁破防。公知吹太狠了圆不回来了。

这个趋势其实在去年走线大潮时就出现了。

为什么去年走线润人这些词火了？是去年才有人从美墨边境走线吗？

NO，是从去年开始，走线短视频大量出现在网上。

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视频拍摄提供了硬件基础，短视频软件又补上了软件空缺，结果就是任何一个人哪怕只有小学学历都能轻松用手机拍走线视频。

过去你想看到走线的报道，首先要有记者观察到这件事，然后还要实地拍摄，最后再经过制作修改才能刊登。

一线记者的学历研究生起步，摄影师编辑基本也本科毕业，所以一篇看似简单的走线报道，背后需要一个全员本科的采访团队外加主编校对等后台人员一起合作才能完成，成本其实非常高。

而传播媒介的限制，又导致了过去编辑们希望将单篇报道浓缩进几千字的文章或一小时内的纪录片里。

高额的制作团队，极高的制作成本，所有内容得浓缩进一小时纪录片内，这些条件放到一起，最终结果就是过去走线报道往往会从难民话题，宏观经济等很高很大的切入点展开。对实地细节的描述基本不占篇幅。

不论是制作成本还是篇幅比例，都决定了你不太可能让一堆记者给你实地直播走线一族每天吃了几个汉堡住了什么帐篷，更不可能一小时纪录片里放半小时直播片段。大道理都来不及说呢，你给我放直播流水账？考虑到有时候主观上的选择性报道，一线细节就更少了。

但到了大红鹰他们这一批人时代就不一样了，所有人都有手机，所有人都有短视频，哪怕你什么都不懂也可以开启短视频唠嗑。

制作方这边制作门槛制作成本被大大降低了。

观众那边也高度细化了，有的人爱看宏观经济，有的人就有时间看你几小时的走线直播。

最终结果就是走线视频大量冒头，各种一线镜头彻底打破过去印象。

其实那时候稍微留意一点就能看到，走线沿途大量流浪汉和帐篷了。

这些每天看几小时走线直播的大众，很可能比许多不看一线报告的编辑都更直观理解美国。

丁胖子大红鹰们是旧传播时代的葬礼，从他们出现开始，从实打实镜头对着底层流浪汉开始，

过去精英编辑们在书房里靠一知半解脑补中日夏令营神话，德国下水道油纸包，美国人人大豪斯等神话的时代，彻底落幕了。

来源： 诗翰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0PD6YAAKSNwK84Uusw92Q

编辑：秦克峰

【案例】

编辑：吴漫

【案例】

在社交媒体上，记者们的自我呈现是怎样的？

“记者”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有记者在郑州街头询问人们对记者的看法，得到的答案是：记者就是一群体力超强，随时准备抢C位，抗风抗雪抗晒抗风沙，并且随时随地能搭讪，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写文案的一个物种。从“C位”“文案”等表述可见，这其实是一种很“互联网”的回答。相比来看，20年前的人们如果被问及这个问题，可能首要考虑的是自治权、即时性、新闻伦理、客观性和公共服务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

研究表明，记者这样的专业性职业受情境、历史的约束，并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在传统媒体的背景下，新闻记者的自我呈现由特定新闻编辑室决策、新闻报道风格、所处的媒体体制，及人们对记者专业性认知等因素共同决定，因而相关研究也主要聚焦于记者在新闻机构范围内的行动之上。而在社交媒体空间中，新闻记者不再完全从属于某一特定机构。记者的个人兴趣被赋予了更高的优先级，其社交媒体形象可能与在传统媒体中扮演的形象有所冲突。换言之，在新的技术背景下，新闻实践的结构和逻辑发生了较大变化，记者们也在无形之中改换上了新的面孔。

举个例子，在传统媒体中，报道“国家颁布三胎政策”事件的记者应该扮演一名公正的观察者角色，给予不偏不倚的事实性报道。但在社交媒体上，他们可以表达观点，甚至可以通过连珠妙语把自身打造成一个热门话题。

根据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人们无时不刻不在前台、后台穿梭，致力于把“最好的表演”传达给“最对的人”。在传统媒体时代，记者可以轻易地区隔刻板的前台表演和后台情境；但在社交媒体时代，记者的自我呈现呈现出更复杂的层次。记者们一面策划要与观众分享的内容，一面通过前台和后台的表演来为自己搏取地位、资历、声誉和文化资本。

那么，我们该如何分析社交媒体上的记者形象？这篇文章做得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化的工作，通过整合相关研究、分析量化数据，作者提出了组成“社交媒体新闻自我（ego）”的三个职业角色维度：推广者、名人和小丑（见下图）。同时，作者还提供了具体的衡量指标，以便后来的研究者能够在此基础上做更具可比性的跨文化研究。

下面让我们具体来看看这三个角色和相关指标：

1推广者

研究表明，由于数字世界的开放，任何人都有可能获得知名度，大批自我品牌涌现出来。从直播平台上崛起的薇娅、李佳琦，甚至近些年颇受追捧的化妆大师毛戈平都是自我品牌的典型案例。许多学者认为，推广文化和自我商品化话语是数字媒体文化发展的重要产品。

在数字新闻领域，学者们发现，社交媒体上的树立品牌行为亦不可避免。推广行为能够提高记者工作、新闻机构及其个人的知名度和声誉，并最终转化为市场价值。

五项指标可以被用于评估记者和其所属的新闻机构的关系。首先是树立专业品牌（professional branding），即记者宣传自己的新闻工作。记者可以通过在博客、个人网站、其它社交媒体账户上转发自己或别人的链接、标记新闻片段来支持所属机构的工作，此时他们作为专业的第三方出场。第二个指标是个人品牌（personal branding），即记者通过展示自己在传统新闻领域之外所参与的活动来宣传自己。例如，他们可能会强调自己是企业家、父亲、志愿者或运动员。记者通常会使用诸如转发他人的正面评论等策略来强化自己的形象。第三个指标是媒体推广（media promotion），即记者可以从事专业的推广活动，以吸引人们关注其所属媒体机构。第四个指标是产品/服务植入（product/service placement），这是一种隐性的推广形式，即记者以隐晦的方式向受众展示某产品或服务。例如，当记者谈论某话题时，他们可能会把产品放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或者穿着特定的时装品牌。与之相对应的是第五个指标，即显性的推广/背书（promotion/endorsement）。例如，有名望的记者可能会将通过赞扬某保温杯的质量，以吸引粉丝购买同款商品。

2名人

“名人”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将名誉和文化资本依附于人的话语活动。在过去，名声是获得成就的结果；而在现代社会，Gamson认为，炒作、购买声望和操纵风向等元素是名人话语的核心元素，它反映出等级制度与平等民主之间的张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变得“出名”成为更关键的问题。

在新闻业中，记者可以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的某些行为获得社会和经济资本而成为名人，也可以在无名气的状态下，表现出名人的话语特征，以获得象征权力。我们通过如下指标来衡量记者如何“做名人”：

首先是映射知名度（reflected fame），通俗的说就是“通过证明我认识周杰伦（或者周杰伦在采访时提到我）来证明我也有名气”，记者们一般通过转发、分享相关的物料来完成“自证”。第二个指标是关联知名度（fame by association）。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关联知名度：记者可以在帖子中提及或标记名人，也可以发布一张与名人互动的照片（如摆拍或集体自拍）来暗示他们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指标是不对称沟通（asymmetrical communication）。为了凸显地位，记者们不会回复普通观众的评论，而只会与其中一些人互动。第四个指标是活动曝光（event exposure）。比如，记者可能作为一个晚宴的客人在高档酒吧享受饮料。通过让观众一窥他们精心策划的私人生活，记者们营造出一种“名人感”。第五个指标是名望标志（trappings of fame）。例如，他们可能会分享自己穿着最新的设计师服装、在高级餐厅吃饭、开昂贵汽车、去异国他乡旅行的照片。第六个指标是日常生活场景（everyday life settings）。记者可以发布自己去超市或健身房、穿着休闲运动服、通勤、送孩子上学的照片，以此拉近和粉丝之间的距离，不至于让后者觉得他们难以企及。第七个指标是个人品牌标签（personal branded hashtag）。记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名字、昵称或其他特征创建自己的标签，这有助于打造个性，强化粉丝和名人之间的互惠关系和共同利益，虽然这只是一种错觉。

3小丑

幽默有许多功能。除了娱乐功能之外，它还可能促进对话、增加好感、抵御潜在伤害、促进信息披露。幽默还可以作为一种挑战权力的工具和触碰禁忌话题的方式。学者们认为，现代的“小丑”扮演的角色与中世纪传统宫廷弄臣扮演的角色相似。虽然有些人认为小丑愚蠢，但他们是作为专业表演者在游戏。小丑们取笑权威、模仿他人、陈述真相、挑战社会道德，而却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研究表明，记者们也使用社交媒体空间来表演幽默。作者提出了四个指标来衡量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小丑角色：其一，努力搞笑（trying to be funny），这是指记者通过发布一些不严肃的内容表现幽默感，比如使用表情包、动图，或通过面部表情、手势、夸张的姿势或声音元素来搞笑。其二，故意开玩笑（deliberate joke）。研究表明，大约五分之一的由记者发出的推特将笑话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关键不在于笑话好笑到什么程度，而在于有意开个玩笑。第三，嘲讽（rhetoric of ridicule）。嘲讽是深夜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常见做法，他们讽刺别人、时不时冒出俏皮话，以此获得笑声。第四，自嘲（self-deprecation）。自嘲可以被用来表达优越感和嘲笑他人或自己（laughat），也可以被用来表达积极和友好的态度（laugh with）。谁能够在合适的情境开出合适的玩笑，谁就是赢家。

综上可见，社交媒体上新闻记者的自我与传统新闻记者扮演的角色存在显著差异，破坏了传统新闻的职业规范和实践。然而，正如Tucker等人所指出的，社交媒体既不是天生的民主，也不是天生的不民主。在这一有争议的媒体空间之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记者乃至更多职业。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F4cVVzc6hQpmPVeBpQykg

编辑：陶鹏辉

【案例】

编辑：吴漫

【案例】

媒体内容越好，账号人气越高？新研究告诉你或许并非如此

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专业新闻机构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也可以收获到有价值的受众数据，包括粉丝、转发和点赞等，从这些数据能看出内容乃至账号本身的受欢迎程度。

实际上，这便是新闻媒体的注意力资源，对专业媒体扩大自身号召力和提升经济价值有很大帮助，进而影响媒体在行业生态中的位置。

比如说，随着传统广告收入下降，新闻媒体更加依赖原生广告（指一种让广告作为内容的一部分植入到实际消费场景中的广告形式）来获利。今年2月，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发文称，美国2021年的原生广告支出预计高达570亿美元。

近年来，专业媒体开始在自家渠道和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类似于新闻报道的原生广告。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例，新闻媒体的社交平台账号越受欢迎，如粉丝量越多，那么这个账号就越能吸引原生广告投放商。

由上可知，社交媒体流量对于专业新闻媒体的生存发展也至关重要。那么，什么样的新闻媒体能在社交媒体上如鱼得水呢？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通过编译Digital Journalism期刊于2022年3月发布的论文《数字平台注意力市场中的社交媒体指标：新闻资本对社交媒体资本重要吗？》，带大家了解在媒介场域中，新闻资本中的内容质量和媒体名誉能否高效转化为社交媒体资本。

（为方便阅读，本文并未编译论文全部内容，且增加了编者对于研究结论的延伸解读，原文链接请见文末）

研究有哪些新发现？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社交媒体资本”。

该论文研究中，社交媒体资本（social media capital）被定义为“新闻媒体通过运营其社交媒体账号所获取的资源”，主要表现为媒体在社交媒体的受众规模（如粉丝量）和受众参与度指标（如互动量）。

研究者选取了专业媒体在推特的社交媒体资本作为研究对象——为什么研究者会选择推特，而不是Instagram或Facebook呢？

事实上，虽然推特不是美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但很多新闻媒体会选择在推特发布新闻报道、进行品牌营销和寻找新闻资源，此外推特会评估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并收集受众的反馈。因此，跟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相比，推特的新闻属性会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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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研究者把新闻媒体在推特上的粉丝数量和转发数量，作为衡量其社交媒体资本的两大重要指标。粉丝数量体现出其受众规模，即多少人认为这个媒体值得自己的注意力投资，这是社交媒体资本的一大重要前提；转发数量则是受众参与度指标，体现出积极的受众参与行为。在社交平台，转发行为可以影响新闻的可见性，扩大新闻的传播范围。

结果显示，名誉较好的新闻媒体在社交媒体能获得更高的关注度，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内容质量却跟社交媒体资本的关系不是很显著，这与“内容为王”的固有印象存在冲突。而且研究还显示，有时质量较差的内容反而在社交媒体上更受追捧。

而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了解这篇论文的理论基础，即“场域理论”（field theory）。

场域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社会学理论，“场域”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具体可分为政治场域、经济场域、媒介场域等。

场域内部存在力量和竞争，而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而且还是竞争手段。场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资本，布尔迪厄强调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重要性。

经济资本能直接转化成经济收益，而文化资本是非物质资源，如知识和技能。在媒介场域，经济资本以发行量、广告收入、收视率等形式呈现，而文化资本表现为深度报道、有见地的评论和其他典型的新闻实践。

每个媒体的资本构成大不相同，有的是文化资本丰厚但经济资本薄弱，有的恰好相反。而两种资本都充足的媒体，如《纽约时报》，就能够在媒介场域占领高地，获得很大的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资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新闻媒体内部，经济资本可以转化成文化资本，表现为媒体有经济实力雇佣知名记者和调查性新闻团队，从而产出优质新闻报道；文化资本也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即新闻媒体凭借优质内容获得经济收益。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那么，前面所说的“社交媒体资本”属于什么类型的资本呢？社交媒体资本是特殊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指新闻媒体通过运营其社交媒体账号所获取的资源。

研究者指出，目前很少有经验式研究关注什么类型的新闻媒体最能获取社交媒体资本，或者其他类型的文化资本是如何转化为社交媒体资本的。因此，在这篇论文，研究者重点关注了内容质量和媒体名誉这两种文化资本跟社交媒体资本的关系。

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根据AllSides网站的数据，共有312个新闻媒体被列入研究范畴名单。尽管这份名单不能涵盖所有媒体，但已经包括大大小小的新闻机构，涵盖纸质媒体、广播媒体和数字媒体。研究者于2019年7月在推特收集这些媒体账号的相关数据，如账号开通时间、发帖数量、粉丝数量等。

至于用户数据，研究者除了收集全球推特用户的总数据外，还专门研究了一小部分美国推特用户。研究者从调查中获取了558名推特用户的数据，请受访者提供了自己的推特用户名（以便于收集发帖数量、关注账号等社交媒体数据）。

内容质量跟账号人气关系不大？

研究者用专门评估新闻媒体内容质量的NewsGuard网站基于九个方面给内容打分，最低是0分，最高是100分。评分标准包括事实准确、信息来源可信、区分事实和意见、不使用诈骗性标题等。

他们发现，新闻媒体的内容质量跟其社交媒体资本的关系不大。具体来说，内容质量跟受众规模（如推特账号粉丝数量）没什么关系，并且在一些情况下，质量跟转发数量有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推特上，低质量的新闻内容有时候会比高质量内容获得更高的转发量。

例如，根据全球数据样本，研究者发现推特上拥有最多转发量的新闻媒体账号是“真相工程”（ProjectVeritas），研究者在论文中称其为“一个以多次发布虚假内容著称的极右翼活动组织”。研究者写道，这个账号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转发量，是因为它曾经发布过一些爆炸性帖子。自2021年2月以来，“真相工程”的账户因违反推特的服务条款而被暂停，原因是推特计划清除一些在平台上散布假消息的账号。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真相工程”介绍语。图片来源：“真相工程”官网

这表明，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内容质量要转化成社交媒体资本是不容易的。这也呼应了近来其他一些研究结果，这些研究关注了发布假新闻和政治偏见性强的新闻媒体，其中有一项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相对于真实新闻，假新闻能接触到更多受众和拥有更快的传播速度。不过这项研究在区分新闻质量时，仅仅依赖于“准确性”这一标准。

媒体名誉更受用户信赖？

为了方便评估媒体名誉，研究者以在2010-2019年间获得的普利策奖和皮博迪奖数量作为衡量媒体名誉的标准。普利策奖每年在新闻领域选出10至15名获奖作品，除了广播领域（普利策新闻奖从2020年起为广播新闻和播客开设了新的奖项）；皮博迪奖每年也是选出10至15名获奖者，不过仅局限于广播电视媒体界。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2010年-2019年，获得普利策奖和皮博迪奖最多的新闻媒体前五名。

研究结果显示，媒体名誉对新闻媒体积累社交媒体资本有积极的作用。名誉被视为媒体已经积累的文化资本，显示出媒体的卓越性。名誉跟媒体经济实力有关系，名誉好的媒体往往有更多资金投入到内容创作和推广工作，这样会吸引更多的受众注意力。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名誉好的媒体在社交媒体上有更多的粉丝数量和转发数量，进而获得更多的社交媒体资本。

如何理解研究结论？

这篇研究其实留给我们一些疑问，例如，为什么媒体名誉对其社交媒体资本的重要性会比内容质量显著？媒体名誉难道不是由内容质量决定的吗？

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新闻媒体名誉好，会在大环境中更加亮眼，进而获得更多的注意力。

前面提到，本研究判断名誉好坏的量化标准是新闻媒体所拥有的新闻奖项数量，本着优中选优的原则，这两个大奖每年只有少数媒体能够获得。

相比之下，新闻内容质量这种文化资本的获取门槛会稍微低一些（尽管创作优质内容并不容易），更均匀地分布在广大新闻媒体中。例如，在这次研究涉及到的312个新闻媒体中，NewsGuard网站给其中84个媒体都打了100分，这意味着这些媒体的内容质量都很高。

对于一部分社交媒体用户而言，一方面他们可能会认为优质内容的存在是一种理所当然；另一方面，一些严肃客观的深度内容，在与一些标题夸张、选题猎奇的网络资讯竞争时往往落入下风。

综合来看，媒体名誉和社交媒体资本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名誉好的新闻媒体更受社交媒体用户的青睐。但考虑到媒体名誉与内容质量的不可分割性，或许可以理解为，媒体的名誉会直接影响其社交媒体资本，而媒体的内容质量更多是作为一种间接力量在发挥作用。

图片来源：Pixabay

而造成这些结论的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研究者设定的社交媒体资本的直接指标，一个是粉丝数、一个是转发数。

这就意味着，内容质量的正面影响较弱，并不说明发布优质内容的媒体不受欢迎，而是说明发布优质内容这一行为，并不会显著帮助媒体在社交平台上获得粉丝关注和转发等流量资源。

与之相比，推特等社交媒体的用户往往更愿意因为一家媒体拥有足够大的名气、荣誉而去追随它。

结合我们的社交媒体使用来看，这一切似乎能够自洽。例如，情绪向内容、娱乐八卦等往往更容易获得转发，知名度高的主流媒体在社交平台开设的账号也往往更容易收获粉丝，这是网友业已形成的媒介选择习惯。

但这其实也提示了一个隐忧：如果媒体的文章质量和其社媒账号的粉丝增长、互动这些指标并不呈正相关，且有部分用户反而更愿意分享那些劣质文章，那么就可能导致一些专业媒体选择带着流量思维进入社交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迎合那些负面需求以获取更多的社交媒体资本，最终则可能导致专业主义的偶尔失范、短期弱化乃至长期离场。

而事实上，一些专业媒体在网络上的翻车现象也印证了这一点。

回到研究本身，考虑到评估新闻内容质量本身的不易，研究者认为应向受众强调新闻内容质量的评估标准。毕竟根据此前研究显示，当客观质量评估标准缺失时，质量评估会变得更加困难，内容质量和媒体地位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小。

此外是否有别的改善方法，仍需学界、业界与受众的共同实践探索。

【今日互动】

你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了哪些新闻媒体的账号？在关注这些账号时，有没有自己的筛选标准？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交流~

参考链接：

1.Shin, J., & Ognyanova, K. (2022). Social Media Metrics in the Digital Marketplace of Attention: Does Journalistic Capital Matter for Social Media Capital? Digital Journalism, 1–20.

2.https://www.niemanlab.org/2022/0 ... es-what-they-found/

3.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 ... nded-twitter-468748

来源：全媒派（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97h_D1H0gzXHGeNB4LNAlg

编辑：邓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