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授的出版量
作者: 白谦慎
2009-12-16 21:28:32

学术著作，应注重“质”而不是“量”
这里说的出版量，有两层意思。其一，当一个教授被评终身职时，所在学校对出版量的期待。其二，终身教授们的出版量。
美国的大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教学为主，那些只招本科生、学制为4年的学校，都是教学型的学院（teaching colege）。有些综合性大学，也以教学为主。这类学校也要求教授们发表著作，但通常量不会很多。另一类是研究型的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对出版量的要求比教学型的学校要多。由于性质有所不同，两类学校在教学量上也有所区别。一级研究型大学，一个教授通常每学期教2门课，一年教4门课。在以教学为主的学校，通常每学期要教3门课，甚至更多。有些教学型的学校，财政情况很好，也减少教授的教学量，鼓励他们多研究发表。总之，教学和研究的比例都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
艺术史在美国是一个相当大的人文学科。在那些以教学为主的学校，一位艺术史教授如果能在好的学术刊物发表2-4篇论文，就能达到取得终身教职所需出版量的要求了。这个量，谈不上很大。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学校工作的教授的研究能力就一定比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差。波士顿地区有一个威斯利学院，是美国最好的女子学院（冰心和宋美龄毕业于此），虽是一个只有本科生的学院，但该院的艺术史研究很有传统，在领域内有很好的口碑。
我所任教的波士顿大学是研究型大学，一位资浅的艺术史教授要获得终身教职，需要在6年内完成一本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书、教科书、博物馆展览图录不算）和发表2-4篇的论文，这只是最低的量的要求。达到这个要求，并不见得就能得到终身职，还要取决于外校教授对著作的评价。这本书通常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发表的论文，也可以和在博士阶段做的研究相关。如果说，博士论文的准备和写作需要4年的话，那么加上任教的6年，一共10年，如果还做过1-2年的博士后的话，加起来就是在11-12年内出1本书和2-3篇论文。对学校来说，定出这个标准，当然是认为一个教授应该在这段时间内完成这个数量。但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因为在美国发表著作，不但审核严，出版周期也相当长。有时，初审不能顺利过关，被退稿，修改后重新送审，或是投其他出版社和刊物，几个来回，一两年就过去了。
那么，终身教授们的出版量又如何呢?因人而异。我所在的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有10个终身教授。如果一位终身教授平均每年能发表一篇论文，就算不错了，超过这个量，大概就能算是多产的了。总之，以中国大陆的标准而论，美国的艺术史教授们的出版量是不大的。我想，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也基本如此。
教授如此，遑论研究生。近年来，作为本系的研究生录取委员会的成员，我每年春季要审阅200份左右申请到我系读博士或硕士的材料。申请人的简历告诉我，90%以上的申请人是没有任何出版物的。上了研究生后，系里对他们也没有发表的要求。这和国内的情况大不一样。罗志田先生曾撰文呼吁“救救博士生”（见7月16日南方周末自由谈版面），对此我深表同意。我把美国大学教授的出版量拿来说事，当然是希望管理教育的部门和人士，在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定时，注重学术著作的质而不是量。
（作者为艺术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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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夷所思的自主招生
作者: 郑也夫
2010-02-10 13:39:02

将一套考题变为两套，一次考试变为两次，丝毫无改单纯依赖试卷的思路。不仅是叠床架屋，多此一举，而且增加了学生的负担
某电视台的谈话节目请我去聊聊大学自主招生。主持人一上来就要我评价自主招生中的某个考题。我拒绝，理由是我一张口就误导了观众。我若说这题目出得好，观众会以为我赞同自主招生；我若说这题目出得不好，观众会以为我反对自主招生。但其实二者没有关系，题目出得坏可以改进，有出题的好点子也可以贡献给高考出题组，而非独享和自主。
关键是自主招生的思路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猜想目的之一是怀疑高考，想另辟蹊径。不错，我也不觉得高考忠实地反映了学生的能力。但我仍然不能认同现在的自主招生。其一，术有专攻，难道在出题上高考出题组还不如初学乍练的几个大学教师？一所高校在考题上充其量有一得之见，所以他们的自主招生断然不敢不要高考成绩。其二，高考的问题说到底不在于考题本身，而在于评判和筛选学生单纯依赖试卷。将一套考题变为两套，一次考试变为两次，丝毫无改单纯依赖试卷的思路。不仅是叠床架屋，多此一举，而且增加了学生的负担。
国外的高校大多是自主招生。但是人家的自主招生，不增加学生的考试负担，没有任何科目的考试是重复进行的。美国大学都是自主招生，但是大学不单独设立考试。考生参加全国统一的SAT考试，那考试随时举行，考生可以参加多次，选取成绩最好的一次，但是这成绩来自第几次考试是记录在案的，校方对复考的成绩会打点折扣。俄罗斯也实行自主招生，全国统一的高考只有两门课程，各大学自设一些笔试，但与统一高考科目上无重合，不增加学生负担。美国大学的录取要比照三项指标：其一，刚刚提到的SAT考试；其二，中学的成绩单和推荐信；其三，面谈，这是名校不可或缺的。以耶鲁为例，校方派出一名长者和考生谈话，起码一小时，多的能谈到三小时。你想，一个长者和17岁孩子谈上一小时，还能拎不清他的斤两？换言之，面试必须是有深度的，其基础是时间的长度。而时间和交通的成本都是高昂的，耶鲁的办法是请各地的校友以志愿者的方式为母校代劳。校方综合上述三者，做出筛选。
反观我们的自主招生，也搞面试。但因为我们的考生太多，我们不可能在考场上为每个考生留出一小时的时间。托付给校友们，以中国现今的道德水准，是难于保证处以公心的，更难于被社会认可。中学的推荐信同样存疑。
我们所谓的自主招生倚重的还是笔试独木桥，不过是走两次。因此它与国外行之有效的自主招生貌合神离。
我们的自主招生还有一个目的，为本校开拓优秀生源。对某校自主招生过程中胜出的考生，该校在高考成绩录取线上为该考生降低20分，但前提是他必须第一志愿报考这所大学。吸引优秀考生无可非议，这是任何一个优秀教师、一所优秀院校当然的追求。但是我们不可以限制了考生的选择空间，这样的制度是自私和双输的——学生不用说了，顶级大学因此丢失了不敢报名者，次好的大学因此得不到顶级大学的落榜者。美国大学一直是自主招生，很多优秀的中学生，同时被多所著名高校录取，选择权完全在学生手中。美国高校从来没有我们自主招生中的这种诱惑配枷锁。我们的统一高考制度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考生报名面临极大风险，我不觉得这是技术上不可解决的难题。我们尝试中的自主招生，依然不想解决这一问题。
国外的高校大多自主招生，中国1949年以前的高校也行自主招生。统一招生从来不是主流。但是尝试改革的前提是认识自身此前的问题，为着解决那些难题而踏上新路。我们时下的自主招生是匪夷所思的，因为老问题它一点都不触及。这也可以叫作改革？
（作者为社会学教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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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靠教育部门自己完成改革，不可能！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印青
2010-03-10 16:28:06

在我看来，不仅仅是要改革高校体制、中小学体制，更重要的是要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居于上位的政府首先要放权

关系中国教育未来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已于日前公布。

本刊特此专访了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他认为《纲要》在教育去行政化、选拔人才、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很多颇为重要的改革目标，但还缺乏具体的实施路径。

1 此次《纲要》有哪些调整？

杨东平：《纲要》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2012年要达到GDP的4%；针对高校行政化严重的现象，明确指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对于高考改革问题，提出要向招生选拔多元化方向发展。

2 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能实现吗？

杨东平：我认为完成这个目标没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其实集中在2020年，因为《纲要》需要回答到2020年的教育问题。大多数教育界人士主张2020年教育经费应占到GDP的5%，但财政部、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不切实际。

3 他们如何解释“不切实际”？

杨东平：按照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的说法，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还取决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国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4%，低于各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这制约了教育经费比例的提高，不能用西方标准衡量我国的情况。

4 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杨东平：这就是我们需要跟政府部门讨论的。一方面，经济学者指出，国家公布的财政收入是指计划内的收入，但政府还有相当大比例的计划外收入，如果通过财政体制改革把计划外收入纳入公共财政，财政收入就会大幅度提高。

另一方面，西方高福利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较高；政府财政支出项目又比中国多，公民社保也放在政府支出里面，而中国还不是这样。所以问题并不像他们解释的那样简单。

5 高校行政化有哪些不利影响？

杨东平：高校行政化是高校现存问题的主要源头，像教育质量低下、缺乏活力、效率不高、教育腐败，是影响高校学术水平、教学质量的一个主要因素。

6 此次《纲要》开始触及到高校的“去行政化”问题，您怎么看？

杨东平：作为中央纲领性的文件，这还是第一次提出“去行政化”，过去对此一直回避。在经济领域，我们的体制改革在大踏步地往前走，但在教育领域，我们还没动。

7 为什么一直没有根本改变？

杨东平：有关方面一直只在教学层面上谈改革，不谈体制问题，而中国教育的主要弊端就是计划体制。在我看来，不仅仅是要改革高校体制、中小学体制，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居于上位的政府首先要放权。

8 我国现存的教育行政状态是怎样的？

杨东平：公众现在的说法就是“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是“教育部办学”，或者是“教育局办学”，而不是“教育家办学”。大学全部归教育部直接发号施令，大学的整个发展、规划、考绩、评价，全都是教育部说了算；中小学的校长由教育局委派，校长只要照章办事就可以了。这就是行政化，校长就成为一个没有头脑、上通下达的行政官员，他当然就不可能成为教育家，不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9 要教育部门对自己改革，不容易呢。

杨东平：所以我们强调教育行政改革，强调问责制。不建立健全的问责制和社会参与的制度，只靠教育职能部门自己完成这项变革，不可能，也不现实。

10 您对《纲要》整体作何评价？

杨东平：一个是有改革色彩，改革性比之前的版本有所增强；再就是覆盖面比较广，学前教育、民族教育都有所涉及。能将 “去行政化”写入文本中，是一个进步。但对于建立问责制，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可操作性。我们希望能制定一个时间表， 3年、5年、8年、10年，分别要达到什么程度？必须是可以考核、评价及问责的。

丑陋的大学债务
作者: 郑也夫
2010-03-24 22:59:25
大学不该重物轻人。我不在乎桌椅板凳的质量，在乎的是不愿和平庸者共事
很多高校负巨额债务，有破产之虞，正在出卖自己的地皮来还债——这是时下的新闻。
破产我不相信，有政府保驾和背书呢。卖地皮我持异议，你没这个权利，这是违法。不是很多公司通过倒卖地皮来发财吗？那不是学校该做的勾当，也不是一件事情做的人多了就变得正当了。学校不该有多余的地皮，除了极少数的老牌大学。多数大学现在的地皮是地方政府近期批给的。如果你今天能卖地皮，说明昨天的规划做大了，校方有欺诈之嫌，审批方有渎职之过。卖地皮还债是最聪明、最狡诈、皆大欢喜的手法，此前的双方勾当和失误都洗刷得一干二净，黑道上最简捷的洗钱莫过于此。不卖地皮，还不起债怎么办？很简单，注销，只好如此，只能如此。但是银行的贷款员和主管经理将因此背负不良贷款记录，是要降职、离职的。非如此不能杜绝今后面向大学的胡乱贷款。
大学不是钱财大进大出的公司、工厂，它怎么就欠下巨额债务？这绝对是中国特色。财政不透明，是中国各部门通病，大学岂能豁免。此症须从各级人大那里开始治疗，那里解决了，大学焉敢例外。这病此处不论。
大学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借这么多款？
六年前北大改革，电视台配合一台节目。到场的统统是北大领导和教授，除了南开的校长和鄙人（当时我还是人大教师）受电视台特邀。当时一名北大教授发牢骚说北大教师的办公条件太差，改善乃当务之急。我听后愤然反驳说：“物质条件实在无所谓，我在人大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和学生谈话经常在户外石凳上，不耽误什么，且并无不快。我不在乎桌椅板凳的质量，在乎的是不愿和平庸者共事。”一个月内我调到北大，时间的巧合令一些人大同仁对号入座，认为我说他们平庸。这里正言：我说的平庸不能说人大豁免，但绝非特指人大。我工作过多个研究所、大学，所到之处平庸者都非一两人，此系制度和领导使然。我发此言，意在强调，大学不该重物轻人。继我发言的是林毅夫，他认同我且含蓄指责前面的发言人：“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啊，穷些是不该发牢骚的。”
不幸六年来中国大学的历程，是循着那位牢骚者的愿望发展的。我听到传达校方的建设目标是：几年后保证每个教师有多么大 （我没记住，因为不介意）的单独的办公室。我们现在的办公楼临近奥运的乒乓球馆，为了观瞻，奥运前就搞了一次外装修。现在又要装修，原因是年底剩余了一笔资金，不花白不花。我对扩大办公条件的宏愿大不以为然，对突击花钱的做法嗤之以鼻。多数教师每星期滞留办公室不过两次，增加一个办公室要多少投资，有多大收益？两三人合用一个办公室，空间冲突极少，见面其实还促进交流。我校的情况绝对是中国高校的常态。高校欠款的主因是大兴土木。
大兴土木的一个更大的缘由是高校一窝蜂地建设新校区。万幸的是，北大、清华、人大免于此举。清华得天独厚，不需如此。北大和人大校园不大，但都做出了明智的抉择，完整一体的校园文化得以延续。我看到无数大学在兴建新校区，从此学校分成两个校园。新校园多在市郊，宽阔、铺张、豪华，如不告知，很难想象那是校园。那里必然花费了天文巨资。但是师生都颇有怨言。教师不满：家在市里，校在郊区，往返耗时太多。学生愤怒：与教师的接触少了，校区分割导致校园文化衰落。世间的事情真是吊诡：非但不是有钱就能办好事，有时甚至有了钱方可坏事。巨资修建新校区是此命题最生动、最出色、最鲜活的例证。我不知道遭到分裂的这些大学何年何月方能恢复昔日的元气。
其实大学从内部开拓空间并非无术，建几座高大楼房，不惜重金购置校园周边的住房，将住在校内的教师置换出去——人民大学堪称这一模式之典范。这些都不成，还可以恪守“小的是美好的”之信条（鬼才舒马赫的招牌语）。但我一点都不奇怪新校区工程蜂拥而上之必然。原因之二是它不需要广大教授点头；原因之一则是工程的后面总是有无数的人头，无穷的动力，要推动此举。因为有大订单、大利益、大勾当。金钱是极其可怕的，如果没了制衡。
（作者为社会学教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2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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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高峰，教授的低谷
作者: 牟群
2010-04-28 20:59:39 来源:南方周末


丑陋的大学债务 大学债务全社会承担，凭什么？ 周其凤：大学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 “化解高校债务”首入教育部年度工作要点

前些天我所在的四川美术学院做东，召开艺术高校校长高峰会议，各大校长光临，不是春光，胜似春光。跟东道主一样，这些校长们都在中国艺术高校的神速扩建中身负数亿人民币银行债务，竞相扩建校园。
东道主新校园，占地1076亩，为全球最大面积艺术院校，巨木成荫，鲜花盛开，校舍宽阔，这些巨树每株数万元，一夜之间，平地拔起，形成人造森林，学校绿化花费数千万元，该校建设贷款3亿多人民币，每年需偿还银行利息两千多万，与该校年利润相当，钱都盖了楼种了树，真正用在教学上便捉襟见肘。利息将子子孙孙还下去，本金恐永难偿还，这种“百年大计”的扩建如在股份制大学绝难想象，充分体现出国营大学体制的“优越性”。
校长们身负永难偿还的巨额债务，不仅无责可咎，还可正大光明地花国家的钱，显摆风光于高峰会晤，无论峰会的内容和口号如何光鲜振奋，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不过给校长忽悠贴金而已。
高峰只属于校长，跟教授学生们并无关系，因为这些校长并非按师生们的意愿民选而任，他们的作为，自然也多与权力、官场业绩相关，与师生利益没啥关系，今年人大会议，总理动议大学校长应实行民选，但愿付诸实践，以绝弊端。
在中国艺术院校的鼎盛时代，学院的主体是教授，而非校长，学生们冲着有学问的教授而投考，而校长们考虑的是聘任大师而非盖楼种树。
在这所东道主学院，与校长的高峰相反，教授们正处于低谷。这所闻名海内外的艺术学府，尚有54名已具晋升教授资格而未获晋升的副教授，其中有35位77、78级的资深艺术家、教育家（众所周知77、78级人才的学术含金量），其中不乏当代艺术巨匠，这些艺术教育工作者是学院的教育主体、学术核心，他们才是真正的学术大树，而学院对他们的重视，哪怕只有对那些万元一株巨木的一半，则这所学院便可凝聚人心，真正雄起。
中国的艺术院校，其真正的振兴之路，乃在于削减校长的高峰，填平教授的低谷。
（作者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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