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闻天动态 | 新闻所40周年学术交流活动首场圆满举行

新闻所40周年学术交流活动首场圆满举行：魏永征老师作“新闻传播法”专题报告

2025年3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隆重举行40周年系列学术交流活动首场报告会。本期活动特邀新闻研究所荣休研究员、著名新闻传播法专家魏永征作专题报告，主题为《漫谈新闻传播法》。

主讲人：魏永征

魏永征研究员1941年出生，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87年至1997年兼任新闻记者杂志社（原属新闻研究所主办）常务副主编、主编、法人代表，2001年荣休。退休后受聘担任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及研究机构学术顾问。其代表作《新闻传播法教程》自2002年首版以来，已于2022年更新至第七版，在学界和业界具有广泛影响。作为新闻研究所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魏老师首先回顾了与新闻所的不解之缘。他详细介绍了新闻所成立的背景和使命，对新闻所四十年的丰硕成果表示由衷感到欣慰。随后，魏老师以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术积淀，系统阐述了新闻传播法的历史沿革、发展脉络与构成要素。他从当前新闻传播法的国内外历史概况入手，重点剖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新闻传播法的构成要素。魏老师以“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移动互联网”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线索，深入梳理了新闻传播法的演进过程。结合当前的媒体生态，魏老师特别强调了平台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在商业平台日益壮大的背景下，主流媒体应该积极作为，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在人工智能时代，魏老师认为应当科学定位新闻业对人工智能的应用，着力提升主流媒体报道的时效性和影响力。报告会现场，方师师、王蔚等中青年学者与魏老师就平台治理等热点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活动最后，魏永征老师向新闻所捐赠了珍贵的历史文献——1986年建所初期第一任所长宋军同志主持起草的《上海市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原稿，以及有关部门领导批示的影印件。这份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见证了新闻所的开创与发展历程。

戴丽娜副所长代表新闻所接受捐赠，并对魏老师的慷慨之举表示衷心感谢。戴所长表示，新闻所将妥善保存这份珍贵史料，并将其作为传承新闻所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激励新一代新闻研究工作者继往开来，再创佳绩。

来源：闻天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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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梅镕缨

【案例】大跃进时期的报纸













来源：尘封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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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

【案例】
浙江一环卫阿姨清理垃圾时，意外发现一份1980年的报纸，打开后却吓得直接报了警
浙江嘉兴夏大妈是一位年逾六旬的环卫工人，她出身贫寒却凭借不懈努力，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女孩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护士。退休后的她本可以安享晚年，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穿上环卫服继续为社会贡献余热。在她看来，这份工作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为邻里街坊带来一份清洁与美好。夏大妈担住环卫工人已有数月，4:43她的细心与敬业赢得了街坊们的广泛赞誉，无论是被遗弃的细小物件还是隐藏在垃圾堆中的“宝藏”，都难逃她那双敏锐的眼睛。曾有一次，小区内一位年轻女子的求婚戒指不慎被当作垃圾丢弃，正是夏大妈慧眼识珠，从一堆杂物中找回了这枚珍贵的戒指，让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传为佳话。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夏大妈像往常一样，推着手推车来到海曙路88号附近的垃圾桶旁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忙碌的身影上，为这份平凡的工作增添了几分温馨与神圣。夏大妈熟练地翻动着垃圾桶内的垃圾，突然一个精致的红木小箱子映入眼帘，它镶嵌着繁复的花边图案，仿佛是一件被时光遗忘的艺术品。夏大妈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兴奋，这样精美的小箱子被丢弃，实在是可惜。她决定将其捡回家作为收藏品用来存放一些心爱的小物件，然而当她轻轻打开箱子，眼前的景象却让她大吃一惊，箱内整齐叠放着几件老式衣物，看似平常。但当夏大妈掀开这些衣物时，一个灰蒙蒙的塑料袋显露了出来，里面紧紧包裹着一张泛黄的报纸，报纸的右上角“1980年”几个大字赫然在目，仿佛是一扇通往过去的时光之门。夏大妈心中充满了好奇与敬畏，她小心翼翼地展开报纸，期待着能发现些什么。然而 当她完全揭开报纸的那一刻，一整排11发子弹静静地躺在那里，夏大妈一辈子都没见过真枪实弹，只在电视剧里见过它们的模样，此刻，这些子弹仿佛带着某种不可言喻的力量，她深知私藏弹药是违法的，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即拿起手机颤抖着手指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几分钟后，两名身着警服的巡警迅速赶到现场，他们神情严肃 戴着口罩，全副武装，夏大妈将红木小箱递给他们，巡警们打开箱子一看，也被里面的子弹吓了一跳，他们迅速判断这批子弹很可能是真货，必须立即收缴带走进行鉴定，在巡警的询问下，夏大妈详细描述了捡到红木小箱的经过，巡警们让她先回家休息，承诺会尽快派人来做笔录。随后，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红木小箱带走，带回派出所进行进一步检验，经过专业鉴定这批子弹被确认为20世纪80年代产的某型号手枪子弹，虽然因年代久远已无法再使用，但私藏弹药仍然是违法的行为，派出所立即对小区进行了走访调查，很快锁定了丢弃这批子弹的户主--吴先生，吴先生得知此事后 一脸愕然，吴先生的父亲是一位参加过边境作战的老兵，退伍时偷偷留存了一些子弹作为纪念，去年 吴先生的父亲去世后，他在清理遗物时，没有意识到这些子弹的严重性，便随手将其丢弃了，吴先生对自己的疏忽表示歉意在警方的规劝下，他写下了一份保证书，最终派出所决定对吴先生从轻处理，为了表彰夏大妈的见义勇为行为，派出所特地给她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高度评价了夏大妈在发现违禁品时的冷静与果敢，以及她为维护社会治安所做出的贡献。她表示将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也呼吁大家要增强法律意识，注意处理遗物的合法性，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青灯 90年代，河南新乡日报创办《道德周刊》，当时许多人觉得没必要，现在看看，理念蛮超前

来源：靴子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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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正元

【案例】

44年前的今天，南振中与我的报道点燃中国舆论界农村改革燎原之火

44年前的今天，我们的报道点燃中国舆论界农村改革燎原之火   

    今天晚上，魏忠富传来大众日报的“历史上的今天”。1981年1月12日，大众日报转载人民日报1月11日的报道。这是南振中与我的报道。以人民日报为准，应该纪念的是今天。

    一晃44年了。想起当年改革的艰难与突破的喜悦，我心情不能平静。马上找出当年的照片与回忆。在特殊时刻，我们的报道，在首都舆论界起了解冻作用。

    我在2018年写157万字的回忆录。这部书《家国70年》，共分《 苦读记》《调研经》《悟道录》三卷。这一节内容在第一卷《 苦读记》的第十二章《历史转折的实现》（1981年）

（转载）  第二节  舆论界的“解冻”

一、《人民日报》的转变

   我从聊城回到济南与南振中会合后，二人继续前往菏泽、德州、惠民等地分头调查，面更宽一点，以掌握足够的发言权。

        1980 年 12 月 28 日，我和南振中往北京处理稿件。在新华社发稿的同时，主要是给《人民日报》发专稿。到北京新华社六号楼住下后便直奔《人民日报》农村部送稿。当时新华社分社与《人民日报》记者站是一家，分社记者同时也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稿。在北京的 10 多天，我感觉《人民日报》有些领导对“包产到户”所持保留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使人听到上层“解冻”的声音。

   到报社去，编辑也比较热情，我们便向李克林、季音、安子贞、袁定乾汇报鲁西北农村变化的情况。我们把农村情况向李克林“李老太”（新华社的农村记者都这么称呼她）汇报。她是《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对农村改革情况很关心，也很支持。我把《十二老汉舞龙灯》等故事一个个讲出来，讲得生动感人，最后南振中再加以归纳。

   李老太听了介绍，非常高兴，说振奋人心！季音还特地把全国 60 个农民人均分配在 50 元以下的县的名单找来，发现 19 个集中在鲁西北平原上，我们报道中提及的东明、定陶、茌平、高唐、夏津、商河都被列入全国最为贫困的县，他把南振中写的通讯《多年愁容变笑颜》和我拍的《鲁西北农民翻身纪实》一组照片留下。晚上，季音通电话时说，李庄已看了通讯，说是一篇大好稿，照片拍得也不错，准备先用照片，照片在农村版发个通栏，5 张。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感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觉得把鲁西北农村的变化能较充分地报道出去，对那里的干部和群众的实践是一种支持。

   可是过了两天，报社又通知，暂时不用了，以后陆续再用。到了报社，季音说很可惜，版都划好了，5 张照片，一大片。我们了解到报社有关同志对山东省委某些领导思想不够解放有看法，对“包产到户”的实际情况也还了解不够。后来南振中了解到，原因在于一位副总编说了句“不能给白如冰涂脂抹粉”。

   白如冰是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对农村改革持观望态度，属于思想不够解放的领导。“文革”结束后仍在省委书记位置的只有他与河北的刘子厚。我一时性子上来，就与李老太说“农村改革是老百姓干出来的，同白如冰没有多大关系呀”。李老太笑着说，“我与你看法一样呀，小李”。当时南振中的心情更沉重，他写的长篇通讯《多年愁容换笑颜》还没有出手，也被压了下来。

   到了 1981 年 1 月 8 日，山东分社社长宫敬之传来消息，称四川省委书记在进京上任路上到了山东菏泽，肯定了一年大翻身的变化，在同菏泽地区干部交谈时说： “包产到户”，堵是堵不住的，只能导，不能堵，群众要求政策三年不变，我们就按群众意见办，在这些地方“包产到户”的办法要稳定一个时期。

南振中与我拿着电话记录，当晚又跑到了《人民日报》。李老太看后心里有了数，与总编辑沟通一下，当即让南振中代《人民日报》写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们回到新华社六号楼，两个人对面坐着。议论一番，南振中很快就写出来了。

两天后，《人民日报》刊发了南振中的通讯与我拍的照片。还配发了我在临清县八岔路公社拍的题为“座座银山平地起”的照片。在这一个月，《人民日报》就 5 次发表我拍摄的反映鲁西北地区推行责任制带来巨大变化的新闻照片。自这组报道起，坚冰被打破，《人民日报》开始大规模公开报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

   在这一个月，《人民日报》就 5 次发表我拍摄的反映鲁西北地区推行责任制带来巨大变化的新闻照片。这是商河县张坊公社农民存钱的场面。

   在新闻宣传界，1981 年也进入高潮的一年，《人民日报》的舆论“解冻”， 是从南振中与我的报道开始的。实际是刚上任的总理讲话开始的。

   新总理路过山东回到北京后，他的讲话精神很快传到各新闻单位。实际上，这时候党中央主要领导的变动已在酝酿，当时华国锋已经提出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请求，对重大问题已经不再表态。邓小平、胡耀邦与其它领导到主要领导岗位任职的势态已经明显，他们对农村改革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为积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大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组织保证，也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从 1981 年 1 月上旬开始，《人民日报》领导同志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开始转变，人们也可以开始觉察出这种变化。

   当时，全国农业丰收的喜讯频传，确实振奋人心。1980 年在中国不算个好年头，遭受几十年少有的南涝北旱，但是由于贯彻了党的农村政策，特别是采用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取得较好的收成。粮食产量 3.2 亿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粮食高产年。棉花产量比上年增加 50 万吨；油料 769 万吨，比上年增加 126 万吨，均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农民收入有了明显增长，一些长期贫穷落后的地区扭转了“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状况。特别是一些实行责任制较早、推行速度较快、推广面积较大的地区，农村面貌变化更大，比较突出的是安徽、山东、河南、贵州、云南、甘肃等省。

   更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各媒体给人的感觉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报道场面壮观，很短时间内形成声势。不少编辑部改变以往的消极、被动状态，积极支持和引导群众建立和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特别是《人民日报》在短期内连续在显著位置以较大篇幅发出报道各地农村形势的稿件。从《人民日报》当时刊出的一些篇目，可见当时宣传生产责任制的规模与声势。

    1月22 日、23 日，刊载了吴象、李千锋、张广友的长篇报道《历史性的转折》《巨大的吸引力》，以 6 个地区 12 个县增产的事实，反映农业生产责任制给皖、鲁、豫地区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2月 15 日，陕西省汉中地委组织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取得发言权， 指导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责任制的进行。

    3月 2 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春节前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明确宣布， 生产队和社员有权选择一种或几种生产责任制，只要群众同意就可以一定几年不变。

     3 月5 日，四川省委在地市、州委书记会上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 因地制宜指导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在稳定的基础上帮助解决有碍生产发展的具体问题。

     3 月19 日，河南省开封地委制定《包产到劳责任制试行办法》，印发各社队， 指导推行生产责任制。

    3月 23 日，福建省委密切联系实际，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把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一项中心任务来抓。

    4月 1 日，河南省委和各地、县委认真总结经验，积极解决新问题，使适合当地情况的责任制稳定、完善和健康发展。

     4 月 2 日，辽宁省推行各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大灾之年夺得农业大丰收后，认真总结经验，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现在搞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已由1980 年占全省生产队的 40% 扩大到 60%。

     4 月 12 日，贵州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规定，稳定完善责任制，共产党员对“包产到户”不应有任何怀疑和动摇，更不应同群众对立。

   当时的《解放军报》也在第四版发出大量反映全国各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新闻报道。在 1980 年 10 月后的 3 个月，就 10 多次刊发反映我反映鲁西北农村变化的图片。

   在 1981 年春天，山东省委有两个重要举动。一是通知山东各新闻单位立即组织对鲁西北地区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宣传；二是山东省委 4 月份召开农业生产责任制座谈会。会议强调山东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中央 75 号文件下发后，发展更为迅速。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达 1/4，农业生产出现少有的好形势。会议强调，专业承包、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形式都要稳定下来，并不断提高和完善。山东省委随后批转下发了座谈会纪要。

   在 1981 年春节后，中央及山东新闻单位的记者纷纷到鲁西北采访，仅高唐县冒尖户王本跃与临清县万元户赵汝兰就接待了 300 多名记者。鲁西北农民的探索终于获得了肯定和赞扬。

   （转载自《家国70年》《苦读记》（第一卷）第十二章《历史转折的实现》（1981年）

来源：李锦解读国资政策与新闻（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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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晨雅

【案例】

收购海外电视台强化中国话语权

编辑：刘诗扬

【案例】

大跃进时期的报纸

来源：神州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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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诗扬

【案例】

马克思致信恩格斯：圣诞到了，给我寄点过节费

人们常常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是“伟大的友谊”。到底有多伟大呢？圣诞节看得最清楚。因为一到圣诞节，恩格斯就会在经济上支援马克思！页底，我会给你计算，到底恩格斯给的钱在19世纪相当于什么样的生活水平！以下摘自《马恩全集》的书信卷。

书信原文

1853年：马克思致恩格斯

你愿不愿意到这里来过圣诞节，并住在我这里？我现在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房间。

1868年：马克思致恩格斯

你如能寄给我几英镑供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周之用，我将非常欢迎。

1866年：燕妮（马克思的夫人）致恩格斯

筐子刚送到，酒瓶摆得整整齐齐，摆在前面的是莱茵酒！对您的友谊我们多么感激啊！星期六寄来的十英镑使我们能够经受住圣诞节的猛烈冲击，并且愉快地度过圣诞节的前夕。

1868年：恩格斯致燕妮

我很久没有回您的信，请原谅。圣诞节是一年中除了办事处之外，使我感到我的一只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唯一时间。

1868年：马克思致恩格斯

我只是告诉你一下，你的最好的圣诞节礼物收到了。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全家是多么欢欣。

1869年：恩格斯致马克思

随信附上你所急需的支票。这次我能够开出一张一百英镑的，因为在最后的收支平衡表上发现一小笔少算给我的款子，高弗莱先生［注：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必须补付给我，到圣诞节的时候正用得着。

1873年：恩格斯致马克思

我现在能够付给你一百英镑，供圣诞节开支。是把它全部给你夫人，还是只给一部分，而剩下的等你回来后给你？此外，由于你们要呆三个星期，你是否还需要钱？如果需要，请说明多少，打得宽裕点。

年份不详：恩格斯致马克思

2月初我将给你寄五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即使我因此到新的决算年时负一身债，也没有关系。可惜的只是你没有早两个星期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拨给了我一笔钱买马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因为看到一匹好马，上星期已经买下了。如果我早知道你的事情，我会等几个月再买并省下饲养马的费用。不过不要紧，钱现在不付也可以。但是我非常难过的是，我在这里得养一匹马，而你们一家人却在伦敦受穷受苦。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五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要钱，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我本来就必须开始新的生活——近来我太闲散了。

恩格斯的资助：19世纪的经济背景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恩格斯资助马克思的那点钱，真的够花吗？能支撑怎样的生活水平？从恩格斯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主要资助形式：一是月度支付：恩格斯说每月给马克思5英镑。二是一次性支付：恩格斯一次性给马克思10英磅甚至100英磅。

如果我们想知道这些钱能支撑怎样的生活，就得放到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看。这也涉及到经济社会史上的一个经典话题——18至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水平辩论：普通工人到底吃得怎么样、收入如何、衣食住行又是怎样的？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英国现代史教授Emma Griffin在《人民的工业革命史》（Liberty's Daw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中，从家庭账本和回忆录等资料出发，详细探讨了当时普通家庭的生活状况。以下是她的一部分数据：

（注：根据19世纪的货币换算，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因此1英镑相当于240便士。）

第一，家庭收入与支出。在19世纪30至40年代（马克思到英国的时期），英国工人家庭约60%的收入用于购买食物，其中36%用于购买面包。

第二，工人工资水平。同一时期，工厂男性工人平均周薪为18先令6便士，约合每月75先令。如果按整个家庭算，在制造业工厂工作的家庭平均周收入为33先令。这多出来的工资是哪来的呢？主要是童工。在工业区，儿童从六七岁就开始工作，并在家中工作到结婚为止。童工的收入往往占家庭收入的40%。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才会痛批当时的童工问题。

第三，饥饿与贫困问题。根据1750年至1850年间的自传资料，大约30%的工人家庭提到过饥饿的记忆。这是因为，当一个家庭的大部分收入都用来购买食物时，只要经济稍有波动，比如失业或工资减少，就意味着家里要有人挨饿了。

由此可以看到，恩格斯给马克思经济支援，似乎是采用如下策略：固定资助解决马克思日常开支，特殊情况下给予大额支持。

一方面，恩格斯每月给马克思5英镑，相当于100先令，超过一个男性工人的月均工资（75先令左右）。

另一方面，遇到圣诞节等特殊情况，恩格斯会给出10英镑或更高的一次性资助。10英镑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月的收入，而其中有一次给了100英镑则相当于工人两年的工资！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时间点只能粗略对应。例如，Emma Griffin的数据是到1850年，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件时间更晚20年左右。补充一下，另一份188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上面书信之后的年份），非熟练工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为每周26先令6便士。相比之下，Emma的周薪数据会低一些，但当时恩格斯的月度资助仍然可以覆盖马克思家庭的日常开支了。

来源：社会学理论大缸（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LOKFZvyYa5lU18P7CWLpA

编辑：徐思凡

【案例】

钱江：人民日报代总编唐平铸和《毛主席语录》编印发行（上）

唐平铸之所以接替吴冷西成为人民日报代总编辑，除了资历、长期主持军报的办报业务能力，包括参与起草一系列重要中央文件的经历等等原因，还包括他前期主持《毛主席语录》的编辑事务，包括为总政治部起草“前言”，和以林彪名义起草《再版前言》等等事功。后者也是值得详加论述的。对此，人们的知晓尚不广泛。

在军报期间，唐平铸自始至终主持了对毛主席语录的收集，筛选和编辑事务，最终编成和出版了发行量居于世界前茅的《毛主席语录》。这本“小红书”或谓语“红宝书”，亦是世界出版史和宣传史上一个奇观。  

20世纪60-70年代前期出版发行的《毛主席语录》，达到数十亿本，在世界出版史上蔚为奇观，有“小红书”“红宝书”之称。

1、林彪给予“语录”最初的大推力

编辑发行这本“语录”，是林彪1959年就任国防部长后，在他的大力推崇之下完成的，他给出了最初的巨大推力。短短几年间，加上种种合力，这本“语录”在世界上出版史已有登峰造极之势。

1960年9月和10月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说，“要背一点东西”，是指要背诵毛泽东著作中的警句。这次会议提出，要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唐平铸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是起草军委决议的执笔人之一。这个决议得到了毛泽东赞赏，他亲自主持加以修改，并且批转全国。

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林彪准备讲话和起草文件时喜欢“拉条子”。这个“拉条子”的做法，就是收集用得上的各种“语录”和事例，在当时，“语录”的比重更大。

  2.，唐平铸亲赴天津取经编“语录”，归后在军报落实

要说到印成书本样式的毛主席语录，是唐平铸带领军报编辑学习《天津日报》的结果。

1960年，唐平铸带领军报部分人员到天津日报参观学习。看到天津日报资料室从《毛泽东选集》挑选出语录做成卡片，分门别类，查阅起来方便迅捷。这对唐平铸很有启发。

很快，林彪关于“背一点东西”的指示就下来了。如果说要背诵什么的话，那么背一段语录是最为便捷的。

  

唐平铸指示军报资料室马上派人去天津日报社“抄作业”，结果派出4人去抄了一个星期。卡片抄回来后，由女编辑田晓光负责整理，设专题重新排列，并把军报以前积累的卡片也充实进去，然后再作校订。

田晓光当时在资料室负责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卡片资料。从天津“取经”以后，她在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心，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此项工作后来又有多人参与。

1961年４月，林彪又到部队视察，明确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根据林彪指示，1961年5月1日，军报开始在第1版右上方“报眼”位置开设毛主席语录专栏，根据当天的版面内容，选登相应的语录。

   

1961年5月1日起，《解放军报》开始在1版报眼位置设专栏连续登载毛主席语录。

“语录体”文字，言简意赅，多有警句，在中国古典传承著述中有着重要地位。《论语》就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平日对话的一部书，亦即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汇集了孔子在教育思想、人伦理念、治国宗旨等方面的言论，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经典之一，甚至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重要经典。

《论语》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对此后两千多年的皇权专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孔夫子声望日隆，《论语》的名头越来越大，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是启蒙学子必须学习的内容。考察唐平铸的少年时代教育，《论语》是他在学童启蒙时的必修课，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言而喻，他对经典文史著述中的“语录体”文章文字应是相当熟悉的。   

一段时间之后，军报资料室对毛主席语录的积累渐成规模，专题逐渐细化，田晓光认为，军报已经具备编辑一本有一定内容覆盖面的“语录”，她向主管领导唐平铸提出了这个意见。

唐平铸听了以后，先是开玩笑地说：“你们胆子不小啊！敢提出给毛主席编书。”随后又认真地说：“这是一个好建议，但事关重大，我们报社定不了，要向上面请示以后再说。”（（韦梅雅《 <毛主席语录>出版揭秘》，见《党史博览》2004年第7期）

3.1963年全军政工会议决定编印《毛主席语录》      

两年以后的1963年12月20日，总政治部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唐平铸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上正式提议出编印《毛主席语录》向全军发行，得到一致赞同。

然而在当时，对于编辑毛泽东著作，设有专门的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军队高层人员对领袖之间已经有意见分歧或许有所察觉，对于是否报送编辑《毛主席语录》的方案或有所踌躇，怕有不周之处。

反复讨论之后，总参谋长罗瑞聊等人认为，由军队编辑《毛主席语录》也未尝不可，因此最后决定由军报编一本语录，署总政治部名义，先印出一部分征求意见。（见唐炎明、唐亚明的《毛主席语录的诞生及其他——唐平铸文革实录》第8一9页）   

唐平铸负责这项工作，马上打电话给军报资料室，要求在一周之内就把“语录”编辑出来，并且印出一部分，送到还在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们手里征求意见。

唐平铸亲自和军报资料室的编辑们一起拟定若干专题。

语录和已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不同之处，除了不辑选整篇文章外，不依据年代和时间顺序确定目录，而是根据论述主题辑录相关的简短凝练的片段文稿。

进入1964年1月，军报资料室如期完成唐平铸交下来的任务，编辑了《毛主席语录》（试行本），为16开本，分23个专题，收录200条毛主席语录。因此当时的书名也叫做《毛主席语录200条》。

这个“语录”如期送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手中，激起强烈反响，一致认为“太好了”，可以向全军发行。但是，又觉得内容还不够，还可以增补编印后正式发向全军。会议还报请批准，将《毛主席语录》的编印单位改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

根据总政领导的意见，吸取全军政工会议代表的建议，军报又在唐平铸主持下，对原版本进行编辑、增补，于1964年5月1日编印发行了《毛主席语录》，共分30个专题，366条语录。

这本《毛主席语录》送总政、军委审查。林彪批示：“很好，可以印。”

总政领导据此决定，这本《毛主席语录》迅即在部队发行，干部每人１本，战士每班１本。  

   1964年5月1日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名义编印的《毛主席语录》。这个版本为纸质封面，长18.5厘米，宽13厘米。共186页。

4.林彪为新编“语录”题词”

既然是军委批准，报社编辑部建议请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并且拟好底稿：“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件事也由唐平铸负责落实。

林彪很快书写了题词，题词时兴之所至，在简体的“听”字上多点出一点。

林彪为1964年5月1日编印的《毛主席语录》题词，其中的“听”字多出一点。到来年8月印刷出版的版本中，去掉了多出来的一点。

当时林彪声望正炽，题词发到军报编辑部引起欢声。但是田晓光发现林彪只写了前三句，最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有写。她马上找军报办公室秘书，请他给林办打电话询问。   

电话是林彪夫人叶群接的，回答说：“林总写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没吭气，想必他有他的考虑，不必再问他了，就用三句话好了。”

田晓光拿着题词请示唐平铸。唐平铸说：“就这样制版算了！”（韦梅雅《 <毛主席语录>出版揭秘》，见《党史博览》2004年第7期）

唐平铸为这个版本的“语录”主持撰写了《前言》，以“总政治部”署名，在《前言》中写明：

林彪同志指示：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甚至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并且指示在《解放军报》上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干部战士学习。

    （本文征得《党史博览》杂志编辑部同意，部分内容摘引自韦梅雅的文章《 <毛主席语录>出版揭秘》，见《党史博览》2004年第7期。特此说明）

（上篇结束，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scpShSxHXxIfnUtTvBk_

编辑：徐思凡

【案例】

马少华：人大新闻系初办那些年

我在前几天写完了《我读人大新闻学院的“编年纪事”》之后，早晚继续翻阅《木铎日新——人大新闻学院纪事（1955-2010）》——主要关注人大新闻系创办初年那些事。

人大新闻系创办于1955年。

中国人民大学则创办于1950年，早于前者5年。

《中国人民大学大事记（1937年7月-1992年2月）》是作为校庆55周年的献礼而在原《中国人民大学大事年表》的基础上“补充、修订和改写”的。（本文以下简称为《人民大学大事记》）

（这一本我是多年前在旧书店买到的。）

而《木铎日新——人大新闻学院纪事（1955-2010》则是为纪念新闻学院（原新闻系）创办55周年而编写的。（本文以下简称为《新闻学院纪事》）

我手里只有这两本编年体例的非正式出版物，信息并不丰富。但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人大新闻系最初那些年的一些办学特点。

我取两书时间和记事重合的部分，相互参照，也对它们的编写水平略作评价。

虽然人大新闻系创办于1955年，但《人民大学大事记》在1955年并无一语写到新闻系的创建。首次提到“新闻系”，是在1958年10月12日：“新闻系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合办《汉语拼音报》创刊。”

——这个信息也见于《新闻学院纪事》，内容更详。在“大跃进”的高潮中，那一年新闻系创办了好几份报纸。

但《人民大学大事记》总体上构成理解人大新闻系最初那些年的背景。

《人民大学大事记》并没有对创办之初的学科体系做专门的介绍。人大最早设立的系仅从1950年的一些动态信息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系、财政信用系、工厂管理系、合作系、贸易系，等等。

“合作系”是学什么的？从1954年5月18日全国高等院系调整一则通知中可以看到：

中国人民大学增设农业经济。合作系取消，其供销与消费合作社专业设在贸易经济系内。

显然，“供销与消费合作社专业”及原来所属的“合作系”都是划分得很细，差不多与一线机构“直接对口”的。

1953年10月4日，在建校3周年庆祝大会条下写道：

当时，我校本科有经济计划、财政、贸易、合作社、统计、外交、法律、俄文、工业经济9个系。（121页）

而根据高教部颁发的《1954年院系调整后全国高等财经院系专业设置概况》，

中国人民大学设置：经济计划系，其专业为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工业经济系，其专业为工业经济、工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经济系，其专业为农业经济；统计系，其专业为统计学；财政信用系，其专业为财政学、货币与信贷；贸易经济系，其专业为贸易经济、供销与消费合作社。（125页）

“农业经济系”在1960年改为“人民公社经济系”。

由此可见，创办之初的人民大学，在学科设置上直接服务生产和经济的倾向比较明显。这其实是当年计划经济体制在高校的投影。

这也许可以解释人大创办之初为什么没有新闻系。因为后者对于建国初年紧迫的建设需求来说似是“不急之务”。

另外，当时北京的北京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都已经有新闻专业和新闻系了。中央党校还有一个新闻班。胡乔木给那个班讲过社论写作。

1955年人大开设新闻系的时候，调动的师资力量，就有北大和复旦这两个来源。而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和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后）人大新闻系成建制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可以在上述背景中理解。

此外，“文学、汉语和外语三个教研室划归新闻系”——《新闻学院纪事》1955年综述中这一句话有点令人费解。这三个在一般综合大学往往单独成系或作为专业的学科只作为人大新闻系下的教研室，可能同样反映了人民大学创建初年倾向于经济建设实务的特点。因为文学、汉语和外语至少在人大设置的学科体系中是比“新闻”距离生产建设更远的学科。尽管人大在创办之初就有俄文系。

【少华按：《人民大学大事记》1950年1月记“1949年12月由华北大学转入的俄文专修班改成俄文系”。而在1953年10月又记“成立 直属俄文教研室”。两者似乎矛盾。或是考订之疏。】

据《新闻学院纪事》中的“院史概述”：

1960年，文学、汉语、外语教研室脱离新闻系，文学与汉语教研室组建成立了语言文学系，外语教研室成立了外语系。（4页）

【少华按：“俄文”是一种外语。“俄文系”或者“俄文教研室”竟在“外语教研室”之外，这一点也令人费解。】

再看新闻系创办之初的师资来源和培养目标。

1955年，在从中央党校、《人民日报》、辽宁省委宣传部、《河北日报》及人大外交系调入人大新闻系筹备外的师资之外，暑假里还有北大新闻专业的几位毕业生被分配到人大新闻系。

1956年的综述中写道：

本年，蓝鸿文、玛希、王肖山由新闻系学生抽调为教员；余致浚、华青禾从中央党校新闻班调入……胡文龙、徐国兴、汤世恩、王泰玄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20页）

其中，蓝鸿文、胡文龙、王泰玄三位老师，是我有幸亲眼见到并且相识的最早的新闻系前辈。

关于蓝鸿文老师，我在前一篇《我读人大新闻学院的“编年纪事”》中讲过，他是在《新闻学院纪事》中被冠名为“新闻教育家”的。上文说他“由新闻系学生抽调为教员”，可能让人有点疑惑。其实，他早在建国前就曾读过重庆南泉新闻专科学校，并且留校任教。后来还做过《新华日报》和《西康日报》记者。他其实是以《西康日报》记者身份来人大新闻系带薪深造。所以刚当了一个月“学生”，就成了老师。戏剧性地反映了人大新闻系初创时的师资特点。

胡文龙老师是我入职试讲时在教室考察我的老师之一，也讲评论课，在我入职两年前的1999年退休。至于王泰玄老师，我还真和他在一个办公室休息过。二十多年前的新闻学院，每个教研室或者相近教研室的老师共用一个办公室。王泰玄老师虽已经退休，但仍然带一门课。中午休息时就拿一件衣物垫着头，躺在办公室桌上。

《新闻学院纪事》在1955年的本年综述中写道：

本年度，按照高教部和学校对教学的统一要求和规定，借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教学计划和苏联的新闻教学模式，新闻系制定了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确立了“既懂马列主义和人类知识的精华，又有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掌握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要学习大学所需要的各种课程，又要突出新闻的重点突出新闻的多面手”的新闻教育思想。（18页）

当年9月：

“人大新闻系招收100名四年制新闻专业调干生。他们均是各省级媒体以上的编辑记者和区级媒体组长级别的编辑记者，在新闻出版领域工作3年以上，经学校考试合格后录取。这批学生分四个班，毕业后回原单位。”

1956年：

上半年，中宣部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开设出版专业，学制3年，学生由各社保送报考。报考条件是：从事出版工作3年以上的党团员，有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年龄在35岁以下。报名后参加考试 （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4不请自来）。学习期间带职带薪，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18~19页）

6月下旬，新闻系面向全国扩大招生，除继续招收200名三年制新闻单位调干生外，还面向社会招收了四年制非新闻单位在职干部本科生，共385人，三年制的均是在职干部，入校后分5个班，其中有一个广播班；四年制部分学生进入 国际新闻不请自来学习，是国家培养的对外宣传方面的人才。（19页）

这种在职培训性质的学生来源，也是当时人大在整个教育体系内的独特功能决定的。

就在人大新闻系创办前一年的1954年，《人民大学大事记》该年5月28日载：

高等教育部为了进一步发挥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工农干部的作用，决定除俄文系、外交系参加全国统一招生招收一部分高中毕业生外，本科其他各他均完全招收在职干部及产业工人，并决定由学校自行办理招生事宜。（125页）

这实际上确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整体教育架构中的“培训”功能。这是因为当年的在职教育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尽管人大本身从1951年起就开始试办函授专修班。

而工农速成中学也在1952年移归人大管理。这个工农速成中学在1959年5月改为人大的预科，1960年改为人大附属中学。这就是现在北京市高考中名列前茅的人大附中的源头。

显然，人大此后几十年的发展，其实是逐渐脱离这种承担工农培训的国家定位。

此前的1953年4月5日记述：

  为开辟培养新型工农知识分子的道路，有效地贯彻彻底招待我校的方针与任务，经中国人民大学党组讨论，拟采取下列措施：适当缩小专修科，各专业班并入各有关系，在各系设立专修班；本科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比例适当加大，但必须挑选高中毕业生中的优秀分子；产业工人与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干部，在本科学生中要保持应有的比例；工人、干部中文化程度低者，先入预科补习文化，专修班轮训企业部门科长以上的在职干部。（119 页）

  从这一段记述来看，人大在保障中央确定的培训优秀工农和干部功能的同时，自身也有逐渐使教学体系贴近普通大学的倾向。

当年9月条下：

30日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始，就遵照中央指示，尽量吸收产业工人入校学习。1950年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业务部门的帮助下，招收了近300名产业工人入学。今年本科经济计划、统计、工业经济、贸易、合作等系的440名毕业生中，有50余人是工人，占全部毕业生人数的12%。（120页）

从写作的角度来说，这两本“大事记”都是比较干枯的文本，也就是简单事实的罗列。因为这毕竟比包含具体描写和审慎评价的“校史”“院史”更容易成书。而《人民大学大事记》好像比《新闻学院纪事》更干枯。

《人民大学大事记》优于《新闻学院纪事》的地方在于，它是系事于日的，至少时间信息更为具体，便于查阅一些文件发布的具体日期。也明显有档案文献作依据。后者是系事于月的。

我对于《人民大学大事记》所记具体信息最深的一条是1950年10月的一条：

31日 铁师子胡同一号校舍连接两楼之间的天桥倾塌，摔伤同学30余名。（105页）

囧事不隐，值得称赞。这一条其实反映了人大创办之初的“因陋就简”。尽管“铁狮子胡同一号其实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新闻系创办之初那些年，则在东城海运仓胡同，与我工作过的中国青年报居然在同一个胡同。我也是在《新闻学院纪事》中才知道。

《新闻学院纪事》优于《人民大学大事记》的地方，在于有脚注——标明正文所引文献的来源。《人民大学大事记》全书无一脚注。

在简单罗列事实之间，两书也偶有少数综述性文字。这些综述性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不同时代编者的认识水平。

比如1957年“反右”，是上世纪中期中国对于知识界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在《人民大学大事记》中，除了5月份有传达北京市委“整风决定”，“召开党外教授座谈会，座谈校内矛盾”，以及校领导向全校作整风运动报告、动员报告和整风情况的报告的五条信息之外，在6月6日条下有这样一段综述：

“在整风过程中，我校极少数右派分子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呼应，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我校广大群众对这种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反击。”（140页）

这一段话没有反映出“反右”中绝大多数右派均属错划，以及中央后来大范围平反的整体评价。

其实，对于“反右”运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981年6月27日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基本的、权威的依据。抄录如下：

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人民大学大事记》中“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一句，是从中央决议中直接抄出来的。但却恰恰漏掉了《决议》中“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一“但书”（意义重要的转折）。这种疏漏对于那些在这场运动中无辜蒙冤的师生显然是不公正的。

中国新闻网“影响中国之60大事件”曾对“反右运动”有比较完整的概述，前面基本照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结论，而后半段对错划和平反有更详的信息，更明确的评价：

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从1959年到1964年，党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大事记》都付诸阙如。

而《新闻学院纪事》则在1957年条下最后的综述中写道：

本年度，受上半年的“整风鸣放”影响，在学校统一领导下，新闻系掀起了“整风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大讨论、大字报泛滥，“鸣放”热烈，一些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正常的新闻教学秩序被打乱。下半年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影响干涉了新闻系正常的教育秩序。（22页）

两相对比，编写叙事水平和政策水平高下立判。当然，两本书的编写相差18年。

而《新闻学院纪事》系于1960年4月条下关于当年4月18日到次年上半年新闻“学术批判运动”的近九百字综述，则明显凝结着一种历史反思的视角——即使不是编写者的反思，也是所引资料来源的反思，且编入后肯定得到了新闻学院官方认可。这也是《人民大学大事记》完全没有的。

我从中摘出一些句子：

在系党总支的组织下，学生被动员起来，逐个检查教师编写的课堂讲义……这项检查活动到8月结束，找出许多“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作为批判相关教师的根据。

系党总支组织三年级、四年级学生编写《中共报刊史》《新闻学基本原理》教材，捍卫“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基本观点，断章取义地摘取一些“错误观点”，内部编成《资产阶级新闻点》加以批判。

师生间的激烈辩论，后转为政治批判。在以后的运动中基本可分为两面，一面是以系党总支为中心的部分教员及学生，一面是甘惜分、张隆栋、方汉奇等教师。7月25日，新闻系召开“新闻学学术批判报告会”，会议为期三天，会议采用大鸣大放的群众运动方式。

可以看出，这些有评价倾向的叙述都是勇于面对历史的。也没有回避矛盾。

在这本书开头的“院史概述”中，从1957年“反右”扩大和化到1961年中央对“左”倾路线有所纠正的背景下，比较完整地概述“人大新闻系的“学术批判”运动”。

“概述”是弥补“编年体”不足的体例，也体现编者叙事功力。没有“校史概述”，是《中国人民大学大事记》结构上的缺陷。

而在《人民大学大事记》中，与此对应的记述是这样一句话，可以作为新闻系“新闻学学术批判”的背景：

从8月初至11月 我校检查和批判教学中的“修正主义”观点为中心的教学检查运动 ，对一些教师进行批判。（157）

《新闻学院纪事》面对历史问题的这种态度也反映在对相关人物命运的叙述上。

在1958年第一条就写到：

1月，新闻系按照学校部署，朝廷“整风反右”补课。新闻系500多师生中被错划为“右派”的43人，错划为“中右”的80多人。（22 页）

在1959年的综述中就写到：

依据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精神，高等院校也在党内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人大新闻系的罗列（新闻系副主任）、汪溪（采访与写作教研室主任）余致浚（报纸编辑教研室主任）、刘爱芝（报刊史教研室原主任，当时已调到红旗杂志社）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撤去党政领导职务下放农村。另外数名业务骨干，虽未被点名却已备案。（27~28页）

在上面这几位新闻系早年的教师中，我恰好最早听说过的是刘爱芝。那是我大学本科毕业后在《甘肃日报》工作时听说的。他曾经担任过《甘肃日报》总编辑，我去之前早就调到北京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了。对于刚刚走上新闻岗位的我来说，他只是一个传说。

那时我完全不知道他还曾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教师。也许现在新闻学院也只有方汉奇先生那一辈人记得他了。

近70年的新闻学院，人来人往，人聚人散，如川流不息。这也是我读《新闻学院纪事》常常生出的一种感慨。

除了1957年的政治运动，1957年的“下放劳动”和1958年的 “大跃进”也在人民大学和新闻系的教育史上留下了印记。

1957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求——

“不仅县、区、乡的干部，而且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

于是，在《人民大学大事记》1957年10月写道：

9日 学校召开学工人员大会，胡锡奎副校长作“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参加劳动生产”的动员报告。

16日 公布第一批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老师名单。

19、20日分别在西郊、城内举行欢迎第一批下放干部教师大会。会后，全校600多名干部教师分赴丰台、海淀4个乡劳动锻炼。（141页）

从校领导作下放报告到公布下放名单，在一周之内。从公布下放名单到欢送下放，在三四天之内。

《新闻学院纪事》1957年写道：

10月，人民大学把大批教师干部下放到丰台张郭庄乡农业社劳动锻炼一年。新闻系教师由总支部书记邓茂生带队，成员有：王肖山、杨维、王泰玄、侯君岚、张友谅、温永禄、刘瑞莲、洪有纾、胡允信、鲍慧、郑正南、谢章涛、宋兆春等，1958年10月大部分教师返校后回到原教研室。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大事记》中，1959年9月还有一句：

8日，我校第三批下放干部教师122人走上劳动岗位。（152页）

1960年8月还有一句：

第三批下放干部和教师劳动期满，本月回校；第四批下放干部和教师本月走上劳动岗位。（157页）

可见，“下放劳动”在人大和新闻系延续多年。

《新闻学院纪事》1958年：

从5月到8月，新闻系掀起三个跃进高潮：

第一，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新闻系印刷厂建成……

第二， 大办工厂、农村街道党委的基层报……

第三， 大搞科研誓师大会。

  最后一条还有一句消极评价：“精神虽可嘉，但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24页）

9月初，新闻系举办“红专跃进展览会”……

10月，全校掀起大炼钢铁热潮，新闻系师生亦投入其中。

而《人民大学大事记》则在1958年10月写到：

18日 全校为实现国家1070吨钢的指标掀起土法炼钢的群众运动，今日起在校内砌炉炼钢。（147页）

对照同一个学校不同时期的两个历史文本，我感觉到：即使是这种最简单的“年谱”，即使是局限于一个学校、一个系，也并不好写。因为它必然反映出对历史的态度，也必然反映出对于人的态度。

这正是相关读者对其寄予的期待。

原标题：人大新闻系初办那些年

来源：少华读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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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

【案例】

狠人邵飘萍

来源：乐知传播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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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