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红网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决赛榜单揭晓

由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决赛评选结果正式出炉。

中国人民大学林希腾，凭借文评《“防疫错过女儿生日”惹群嘲，脱离人民群众是根源》，以80分的总成绩摘得本届“评论之星”；山西大学韩羽儿、南京师范大学於璐，分别凭借漫评《够了，该让“卫生巾羞耻”灰飞烟灭了》和文评《雇轿子上山遭网暴，莫让道德审判断了他人生计》，以79.8分和79.2分的总成绩，分获亚、季军。

林希腾夺冠  人大学子三度摘“星”

《“防疫错过女儿生日”惹群嘲，脱离人民群众是根源》一文，聚焦于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一则热点新闻：去年11月6日晚，郑州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该市中原区桐柏路街道平安街社区书记刘红英发言称，“前几天是我女儿的18岁生日，然而我却缺席了她的这场成人礼”。虽然本意是希望公众理解基层工作人员的辛苦，但这番话的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引发了舆论广泛热议与批评。在不少网友看来，疫情之下，相较于很多人所经历的遗憾与苦难，缺席女儿成人礼显得过于“单薄”。

作者林希腾认为，即使是宣传活动也应当做到人民至上、以人为本，如此才能引发大家共情，“刘红英的讲述无法打动人心，不仅仅是因为事情太小、不够有料，更是因为她的讲述更像是一种脱离人民群众后、单一叙事逻辑下的流水线产物”。他指出，“只有走出自己所在的圈子，走进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才能避免‘写尽天下太平事，不肯俯首看苍生’，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对于本文，9位评委中有4位给出了9分以上的高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祝华新点评道：“评论合为时而作，评论与民生民瘼息息相通。”中国青年报编委、高级编辑曹林点赞：“说到了要害，贴近舆论水温。”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博导肖燕雄认为，该评论“将一个看起来没有多少新意和深意的选题讨论得有一定的意味，层层深入，表达也好”。

据悉，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学子第三次斩获“评论之星”。在此前举办的第四届、第六届大赛中，人大学子陈舒睿、岳永婕，先后以优异的成绩登顶摘冠。

“漫评”强势跟随  “青椒”跻身前列

继上届大赛新增“视评”赛道后，本届“评论之星”又为漫画评论打开竞赛大门。并且，按照新的大赛评选规则，无论是文字、视频还是漫画评论，均有资格争夺“评论之星”，竞逐万元大奖。

来自山西大学的“漫评”选手韩羽儿，在此前的月赛中两摘“月度之星”，决赛阶段再度强势突围，斩获亚军，与第一名仅存0.2分之差。其获奖作品《够了，该让“卫生巾羞耻”灰飞烟灭了》，对“高铁售卖卫生巾遭部分网友反对”一事作出回应，指出“这是女性诉求遭受社会漠视的现实缩影”，呼吁“让女性当前面临的问题被社会所看到”。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吴飞点评道，“选题有社会价值，案例多，整体输出比较丰满”。评委祝华新则表示，该作品“色彩的运用尤其有感染力”。

南京师范大学於璐的文字评论《雇轿子上山遭网暴，莫让道德审判断了他人生计》，原系2022红网“青椒计划”优胜作品，按规则直接晋级“评论之星”决赛后，历经初评、复评，最终以79.2分的总成绩名列第三。这篇“青椒计划”作品，对“游客在重庆武隆天坑游玩时雇人抬轿上山却遭网暴”进行了分析。作者於璐指出，网友的大肆批判，满足的是自身的道德优越感，结果却是砸了别人的饭碗，“真正的道德感是促使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而非假借‘善良’外衣，行伤人作恶之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院长张涛甫点评道“逻辑性与思想性较强”；评委祝华新则点赞“立论精当”。

按照评选规则与总分排名，本次大赛还评出了20个佳作奖以及20个优秀奖。山东大学王致远、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何添娇、黑龙江大学杨然馨、北京大学康芮菡、华中科技大学潘天行等20人（组）获佳作奖；苏州大学蒋乐希、湖南师范大学吴雨林、郑州大学熊晨靓、重庆大学麦璐璐、西安交通大学陈奇菲等20人（组）获优秀奖。

重庆大学８人上榜  10所高校获组织奖

红网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旨在为大学生提供展示自我、表达己见、发出最强音的平台，引导大学生关注社会，学会独立思考，配合高校的新闻评论教学工作，使大学生新闻评论写作水准更上一层楼。

本届“评论之星”大赛为第八届。数据显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等近300所高校、5000多位学子，共计投来文评、视评、漫评近万件。

在前一阶段（2022年10月~12月）的月赛环节中，重庆大学林诗堙、山东大学宋宵佳、宁夏大学王晖琳、山西财经大学张靖悦、长安大学庞佩羽、山西大学韩羽儿、西安交通大学杨璐晨、淮阴师范学院吴小蝶、郑州大学张喆、湖南大众传媒职业学院刘依萍等27位（组）选手先声夺人，摘得“月度之星”。

决赛环节于今年3月启动。包括“月度之星”在内，月赛排名前50名的文字评论、排名前5的视频评论和漫画评论，以及2022年度红网“青椒计划”月度优胜作品，“会师”决赛。依据1人不超过2篇的规则，经工作人员筛选后，本届大赛最终筛选产生232件决赛参评作品。后经9位决赛初评、复评，最终选出43件获奖作品。

据统计，重庆大学8人夺奖，数量遥遥领先。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大学，各占据4个获奖席位。四川外国语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各有２人上榜。北京大学、常州大学、黑龙江大学、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洛阳师范学院、苏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长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重庆医科大学，也均有学子进入获奖大名单。

为感谢各高校的大力支持，红网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组委会，特向组织积极、成绩优异的高校授予“组织奖”，它们分别是：重庆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长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苏州大学、广西大学、淮阴师范学院、华中科技大学。

来源：红辣椒评论（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WGoLFygQzWlHZL8iecGZg

编辑：程博

【案例】

标题的拟法——业务讨论

编辑：刘诗扬

【案例】

首都青记协评论专业委员会成立

为了进一步推动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11月16日，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第十八届主流媒体评论研讨会暨评论专业委员会年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现场）

来自中央和地方的40余家主流媒体评论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围绕“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中新闻评论表达的融合创新”、“如何适应全媒体传播要求”、“如何既有观点含金量又有大流量”等议题展开讨论。知名评论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曹林，腾讯新闻副总编辑杨瑞春和羊城晚报评论部主任温建敏分别以《评论的“根系”与“花式”》、《视频评论要勇于“向前一步”》、《从广东主流媒体视频评论看评论视频化导向》为题进行现场分享。参会人员就相关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次会议还成立了首都青记协评论专业委员会。据首都青记协副会长、评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爱军介绍，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实现历史性变革的背景下，评论专业委员会将广泛联络来自主流媒体的优秀评论员，更好推动业界、学界和互联网新闻平台的信息交流，不定期组织学术研讨，开办公号进行优秀评论作品推介，为媒体融合发展和新闻评论的创新提质贡献力量。会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来源：首都青年记协媒体短视频观察

链接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y7twKUabttJke02niAbxhg

编辑：刘诗扬

【案例】

本科2022级杂文集

眼泪有毒

杨璧如

太过偏僻的深山是没人住的。

听闻这乌江左畔的树林里总有些窸窸窣窣的声音，看网图里生活过的痕迹应该不是什么非人的危险物种。但山旁垄滩镇的叔叔嬢嬢也都表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作为猎奇博主里的领军人物，这究竟必须要我亲身来探一下。

经过几天几夜的坚持蹲点，终于是在一座没人的小土房里寻见了一个影儿。但那影儿神出鬼没，绝大多数时间出现在深夜，所以比“犹抱琵琶半遮面”难看清多了——根本看不到面。每次回头都在露出一点马脚之前快速闪回，一丝不挂地收起全部线索。

尽管那物种分不清雌雄、看不清样貌，但直立行走的，应该是个人。

是人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我尝试着接近他。

他的生活规律很简单，只不过是白天黑夜颠倒过来，只在晚上出门。但据我观察，白天小土房里也有动静，看来白天他也不是完全在睡觉。

我决定某一天的清晨趁他还没休息，上门拜访一下。

“谁在那？”“走走走！”

信任哪能那么快建立起来？

但我是堂堂千万粉丝级博主，视频都发了，不出后续恐怕会严重掉粉。

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一天，一周，一个月...

...

那人眉头紧锁，把这几年的经历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股脑地全部秃噜出来。如此伤痛的记忆让我这个五大三粗的钢铁直男都为之动容，但他好像已经看破红尘，一点悲伤的表情都没出现。

“想哭就哭出来吧。”

“我不能哭，”“眼泪有毒。”

“眼泪有毒？”

“我的眼泪见不得光。它会灼伤我的皮肤。”

“从前的居住环境海拔太高，热量和热度偏偏成了正比，靠近太阳绝不是什么好事。我们这类人的眼泪天生不能暴露在光明下，可这个世界的闪光太多了，流泪呵，奢侈罢了。”

“可流泪只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啊。”

“不，当黑暗想要吞噬光明时，它可以一步步挪进，但当光明想要反噬黑暗时，黑暗必须全部毁灭。”

因为他是被闪光灯毁掉的弱势群体。

他只能住在偏僻的深山。

狗日的公鸡

王嘉林

在历史的长河中，公鸡曾以其独特的嗓音和形象，被赋予了诸多象征意义。从“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豪迈诗句，到《韩诗外传》中“鸡有五德”的赞誉，公鸡似乎成了勇敢、智慧、仁爱和信义的化身。然而，在这些光鲜亮丽的赞誉背后，却隐藏着公鸡被人为扭曲的天性和命运。

在自然的天地里，原鸡和野鸡的生活充满了竞争与挑战。雌雄比例基本平衡，雄性需要通过智慧和活力来赢得雌性的青睐。这种自然的竞争法则确保了物种的优胜劣汰，也塑造了野鸡们自然、真诚的生活态度。然而，当人类将鸡驯化为家禽后，这一切开始发生改变。

公鸡的德行，在人类的经济利益驱动下，逐渐被惯出了腐败、虚伪的习性。人类为了获得更多的鸡蛋和鸡肉，开始强化公鸡的性别优势，使其原有的天性被扭曲变形。在人为的干预下，公鸡的智力无法理解其被控制的命运，反而因特权和享受而陶醉其中。它们的精神世界因过度受用而扭曲，君临天下的“雄样”背后，是严重退化了的孬种形象。

更为可悲的是，这种被人为制造的习性和感觉，还被当作一种原本固有的生物性天性来宣扬。人们常说：“这东西，天生就这样！”却忽略了背后人为干预的痕迹。这种对自然天性的误解和扭曲，不仅体现在公鸡身上，也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无知与傲慢。

黎明公权批评家曾以犀利的笔触，直指身边的腐败恶势力，其中包括那些被人为扭曲的公鸡形象。他揭示了公鸡在人为控制下的悲惨命运，以及这种扭曲对自然天性的破坏。他的声音，是对人类无知和傲慢的警示，也是对自然和生命尊重的呼唤。

在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我们应该更加珍视自然和生命的价值。尊重每一个生命体的天性和权利，避免人为的扭曲和破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世界，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在自然的怀抱中自由生长、自由歌唱。

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观念，是否也在无形中扭曲了自然和生命的本真。只有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傲慢时，才能开始走向真正的智慧和善良。让我们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拥抱这个多彩的世界，去珍视每一个生命的存在和价值。

金鱼

李怡 20222159

周末偶得一闲心在花鸟市场闲逛，一家豪华的金鱼店铺映入眼帘，我走进去一探究竟，不由得被水缸中的金鱼吸引得停住了脚步——它们一旦受了惊扰便四处乱窜，掀起阵阵水花，似乎充满了激情和勇气。然而，那水花散去后，它们又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中，悠然自得地摆尾巡游，仿佛一切从未发生。它们的记忆只有几秒钟长，每一次的“抗议”都只不过是一场瞬间热闹。浮夸的水花再怎么腾起，也只是短暂的喧嚣，真正改变不了什么。

这些鱼儿们游来游去，偶尔吐出一串气泡，仿佛每一个气泡都带着宣言。可它们并不明白自己在追逐什么，只是浮于水面，对那水缸外的真正风浪不闻不问。它们的世界里，没有真正的问题，也不需要真正的答案。金鱼们只需要些外界的激励，好让自己偶尔兴奋地游动几圈，假装参与了某种“潮流”，假装自己成了主角。

遥想那些真正在暗流中游动的巨鱼，确实会掀起滔天的水浪，那些强壮的鱼鳍划过腐朽之物，是真正在劈开那深厚的障碍，捍卫自己与同类生存的权力，仿若是自我与良知的觉醒。而眼前这些金鱼呢？不过是对着模糊的影子乱扑腾几下，就好像完成了什么壮举；一面吐着反抗的气泡，一面满足于水缸里短暂的掌声。它们错把水缸当作大海，把随波逐流当作自我主张。

水花的腾起看似动人，可这水缸终究浅薄，无法容下真正的波涛。浮在缸中的鱼们，嘴里虽满是“反抗”的气泡，然而当大浪真正拍岸而来，水缸破裂时，它们的泡沫随即消散，只剩下迷茫地四处逃窜。

用好嗅觉

徐珺琢

狗的鼻子向来以敏锐著称，狗鼻子”也不算是骂人的话。你看，警犬不就是凭借卓越的嗅觉搜查毒品屡屡立功，哪怕是编制外最不起眼的看家犬，不也是靠着嗅觉向主人报信，赶走“危险分子”。这种天赋若用的好，那可真不得了。

但总有一些狗，别人给了一点肉，就摇着尾巴紧随其后等，怎么甩都甩不到。早上看看你起床没，中午闻闻你煮了什么好吃的，晚上又等着你出门遛弯，等着再给他施舍一点“料“，寸步不离地盯着你家门口，外面的大事却毫不关心。这样一看，蹲点的“狗仔记者”说法再形象不过。

既然拥有如此敏锐的嗅觉，何不将其用于探寻深藏于地底的真相？而非被眼前的蝇头小利所迷惑。

冬天的雾

徐致贤

小时候去乡上上学，每天都要特早起床。在冬天的时候，天亮得晚，雾还特别大。同学们到了教室，都喜欢谈论些在路上看到的恐怖怪像。

那雾可真是个混蛋玩意儿，就像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它仗着自己有本事把世界变得模糊不清，就肆意地捣乱。你瞧，它把路边那棵老槐树变成了张牙舞爪的怪物，树杈在雾里就像是怪物的爪子，准备随时把人抓走。其实那不过是棵天天路过的再熟悉不过的树，可这雾就爱干这种歪曲事实的勾当。

这雾还像个虚荣的表演者，拼命展示自己的威力。它大摇大摆地铺满整个道路，让我们这些赶路的学生分不清东南西北，好像在炫耀它能掌控我们的恐惧。它把早起劳作的农民伯伯的身影变得阴森恐怖，那缓慢移动的轮廓在雾里成了鬼鬼祟祟的模样，可人家只是在辛勤干活儿呢。这雾就像专门来破坏我们心中美好的景象，把温馨的乡村早晨变成了它表演恐怖剧的舞台，让我们这些孩子幼小的心灵无端承受它带来的惊吓，真是个该死的家伙。

伪装的墨鱼

成慧

墨鱼、章鱼、鱿鱼一类大家应该都比较熟知，无论是被送上我们餐桌的，还是看动物世界了解到的，它们的伪装性和模仿能力都很强。这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小知识：当雄性墨鱼求偶遇到竞争对手时，它会游到求偶对象和竞争者之间，向雌性发出求偶信号的同时伪装成雌性墨鱼的体态，让竞争者放下戒备，从而增加自己的求偶机会。

作为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应该深有感触，必要的工作量或业务目标摆在眼前，实际上反而写不出什么东西。有谓之“灵感”一词，是对于原创性作者而言的。对于“信息的搬运工”，他们要容易些，依赖于现实具体的事件。今天有新鲜猎奇的大一点的事件发生，便采来写；倘若今天没有，亦可以拓展其他栏目如评论、讣告、随笔等，征集来自四面八方的稿件，再不济可以插入更多的广告来“霸屏”。实在没办法了，各地的媒体单位就如相互竞争求偶的墨鱼一样，为了争夺吸引雌性“群众”的眼球，自身能力不突出又恰不逢好的时机时，便不得已伪装创造一个“新的相貌”。然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性——惰性，竞争雄性着急求偶往往会为之迷惑，雌性就更不用说啦，况且种群数量庞大，跟风、盲从已是司空见惯，伪装者的成功率也会大大提升。

这种行为算不上多高明的手段，不过是故作小聪明罢了，然则懒得思考的墨鱼更容易为之魅惑。为了正常的繁衍生息，请伪装的墨鱼做回真实的自己。

贪婪灼烧灵魂

陈佳佳

明暗交织，总有那一抹光照亮我们来时路，可如今那光却也变得荆棘丛生罢了。原是以为蜡烛那微弱温暖的光，会抚平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伤，在最无助的时候指明我们前进的方向，可现在那蜡烛也变得破碎不堪，烫得人生疼。

说是那蜡烛奉献自己，照亮他人，追得是社会的理想，是全人类的未来。可在无数贪婪的吞噬下，也只剩个残光掠影，再也照不亮黑暗的未来，灼烧着自己的灵魂。金钱、欲望，一个又一个加持着蜡烛的残影，使它驶向无知、破碎的未来。

从前的蜡烛，敢于发声，敢于做事，只是向上走。做人民所希冀的事，发人民所希冀的声。而如今的蜡烛何呵，喉咙被紧紧扼住，再也发不出任何声响！手亦被紧紧捆住，再写不出任何东西！

物欲横流的社会呵！你究竟要如何才能留住蜡烛的正义，燃烧属于他的光明。

眼盲耳塞的蜡烛呵！你究竟要怎样的烛火？是光明？正义？还是贪婪、堕落呵！

自欺欺人的只有你自己罢了，贪婪只会将你推入深渊。援手？你的正义原心罢了。

爱吃肉的和尚

李万里

  一开始，小和尚为了追求自己心中的信仰，恪守清规戒律，守身如玉。觉得在寺庙里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开心快乐的，这里与世隔绝，能够全身心的追求理想。念经打坐是小和尚每天最喜欢的活动，并且乐此不疲。

  小和尚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直到一天，小和尚被叫去帮忙寺庙采购食物。从没有出去过的小和尚，感觉非常紧张，局促不安同时又非常好奇。小和尚随着采购队伍一同进入了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品让小和尚不知所以。在这里，小和尚发现了一种在寺庙里从来没见过的食物——肉。这种食物一下就吸引了小和尚，但在他询问过后，才知道出家人是万万碰不得这种东西的。小和尚失望的随着队伍返回了寺庙。

  回到寺庙后的小和尚每天魂不守舍，心里总是念着肉。面对这样规律的生活，想吃肉的想法很快在小和尚心中长成了苍天大树。经过了几个月的心理斗争，小和尚最终还是选择下山，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初品尝肉之美，便使小和尚流连忘返，沉迷其中。这虽违背道德，违背信仰，但这样的诱惑在小和尚心里远远大于心目中所谓的信仰。

  有了第一次，就有无数次，小和尚变得很爱吃肉。他并不是一个好的出家人……

“网红”之思

翁源俪

当下，网红之风盛行。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人们捧着手机刷着各类网红的视频。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不计其数，吸引了广泛的受众观众。

网红们或靠颜值，或凭才艺，亦或是凭借一些奇葩言行博眼球。诚然，有些网红确实传播了正能量，如科普知识、展现传统技艺等，值得点赞。但也不乏一些为了流量毫无底线之人，虚假炒作、低俗恶搞，带坏了社会风气。

大众似乎也陷入一种怪圈，盲目追捧那些无营养的网红，浪费了大把时间。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网红只是网络时代的一种现象，切不可让其主宰我们的生活与价值观。要学会甄别，从那些优质网红身上汲取积极的东西，摒弃低俗无聊的内容，让网络世界能多些真正有意义的存在，而非被乌烟瘴气的不良网红充斥。

扫帚与面子

杨子贤

倘若有人问及，扫帚与面子，究竟哪个是更重要的存在？

想必绝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高声呼喊：那还用说，当然是面子！扫帚？哼，那不过是个卑微到尘埃里的玩意儿，随处可见，与污秽为伍，不仅外表丑陋不堪，还总爱给人添堵，让人一身狼狈。反观面子，那可是金光闪闪、万众瞩目的焦点，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无尽的财富，“赏个面子”“这面子可真不小”，人们在各种场合争相炫耀，仿佛拥有了面子，便拥有了全世界。

面子啊面子，你是何等的“高贵”！你让人们在虚荣的海洋中沉沦，却忘了何为真实与质朴。而那些扫帚，他们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默默承受着世人的冷眼与忽视。他们似乎只是为了衬托出那些“有面子”之人的光鲜亮丽，真是“可歌可泣”的“壮举”。

然而，让我们来好好审视一下这“尊贵”的面子吧。它不过是一层薄薄的、脆弱的纸老虎，一旦撕去，便只剩下空洞与虚伪。那些面子，真的有那些扫帚厚重吗？当垃圾四散时，扫帚可以收拾，还一个干净的环境，而面子能做什么呢？当就业困难时，扫帚可以赋予使用者清洁工的岗位，而面子能做什么呢？

所以，这个社会，面子和扫帚，究竟哪个更重要？

一株毒草

秋竹

有偿新闻，犹如新闻界的一株毒草，悄无声息地在信息的田野上蔓延。它是权利和金钱进行的一场非法交易，正侵害着新闻的真实与公正。

在这片本应充满真实与客观的土壤中，这株毒草内含的毒素无声蔓延着，毒害着公众的信任与媒体的良知。它让新闻成了金钱的附庸，让新闻不再是揭示真相的明灯，而成了掩盖事实的阴霾。

这株毒草的存在，不仅污染了新闻的环境，更让人们对媒体产生了怀疑与不信任。长期如此，新闻将失去其力量与价值，表面看着华丽，但内在实则虚伪。

必须坚决铲除这株毒草，让新闻回归其真实与公正的本质。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这片信息的田野上，收获真正有价值的新闻，让公众在真相的照耀下前行。

象牙塔在天上，流量战在地下

邢宇鑫

新闻学学者们向来乐于创造理论：“媒介素养”“新媒体转型”“新闻伦理”之类的新概念一波接一波。开个研讨会，写几篇论文，然后静待期刊发表，便是学术生活的日常。至于这些理论对新闻实践究竟有何指导意义？那倒不重要，毕竟学术界自有学术界的考核体系，“引领”新闻行业倒成了次要问题。著名的论文量产机喻国明教授笔下每三天全球就会爆发一次颠覆性AI革命，每五天传播学就会定期嬗变，2024年，截至11月他就已发表了44篇学术论文，而这些论文起到的实际价值到底有没有厕纸大，仍是一个尚待讨论的严肃问题。

所以学界在高谈“社会责任”“公民新闻”，却不见几个人走进报社，了解新闻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学术研究堂而皇之地抛出概念，但连业界人自己都未必理解这些“天书”。学者们的象牙塔越建越高，与业界的沟通反而越发遥远。至于他们的理论是不是能给新闻界带来什么启发？这好像成了纸上的风景，风一吹就散。

有趣的是，新闻业界也从不是什么无辜绵羊，它的日常，不过是每天盯着点击数，追着流量跑。为了抢热点，标题要火、要炸，内容可以拼凑，可以夸张，真相远没有先抓住眼球来得重要。这些“用新闻换点击”的方式，早已成了行规，而所谓的“伦理”，也不过是从业标准上的一行字罢了。有时候，为了流量，什么都可以成为“新闻”：明星绯闻要做，八卦小道要赶，“网红闹剧”要报，甚至流血现场也敢拿来直播——一切不过是为了让流量曲线再高一点。新闻人被裹挟在这场流量战争里，也乐得不去多想什么“新闻的责任”，毕竟生存更重要。有的记者甚至成为标题党、炒作先锋，仿佛点击量多才是真新闻。

天上的“新闻学”与地上的“新闻业”，好像谈的是同一个“新闻”，其实不过是各自心中装着自己的算盘。学者们可以在学术论文中高谈“赋权”与“社会责任”，觉得自己是在为“新闻理想”奔走呼号。而现实中的新闻人呢？他们不再讲“理想”，只认“数据”。读者的情绪、偏见，都是数据里能看得见的“指引”，管它真相如何，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再说——真相再重要，自己也是要养家糊口的嘛。学者们一厢情愿地以为，业界的记者们会从他们的理论中汲取智慧，会有一天摆脱流量和热点的漩涡。但他们忘了，那些在一线拼命的新闻人也有“生存的智慧”，谁会为了遥远的“理想”放弃自己手里的饭碗？

一个高谈理想、一个屈从现实。象牙塔中的学者们构建出崇高的新闻乌托邦，新闻业界的记者们则在为流量大开杀戒。学界说的是“赋权”，业界做的是“割韭菜”。双方究竟能不能再靠近一点，或许永远是个疑问。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不重要，大家都是普通人，混混日子养家糊口就已十分艰难，那些大道理横竖不会影响手里的饭碗，倒不如相信后人的智慧来得方便。

一群狗拿着一群人的笔

胡涵柯

他以为新闻评论是针砭时弊的、是表达观点的、是抒发不满的，实则不然，一只名为“KPI”的狗、另一只名为“利益”的狗在追着他跑。追着他追热点、追流量，追着他放下了思考，追着他丢下了初心。他成功后，“他”变成了“他们”，于是一群人被狗追，变成了一群狗。一群狗拿着一群人的笔，活是“活”着了，这写出的评论却也“死”了。

一群狗为了一天中那屈指可数的“肥肉”，比谁跑得快，比谁套路高、比谁道路奇。这群文明的狗从不相互撕咬，只暗暗较劲儿，体能好的狗儿冲在第一咬下了“肥肉”的一大半，脑袋好的狗儿抄近路又咬下了三成，剩下的狗儿挑挑拣拣剩下的残渣，又懊悔又不满的，怪主人给的肉太少，自己只能饿着肚子，甚至被另外的“狗”追上。

一群狗是知道勤加训练的，为了“活”着嘛！强身健体、目光敏捷、另辟蹊径、拉帮结派，总有些不为人知的办法。文明的狗群里仍然是弱肉强食的，只是一个超过一个，另一个又超过了那一个。

一群狗“汪汪汪”地叫着，展现着自己的“腿子”、“脑子”、“路子”，让主人多留些肉，让竞争者望而生畏。可惜有“腿子”的没“脑子”，有“脑子”的缺“脑子”，有“路子”的，更不必多说。它们以为拿着一群人的笔就能写出的“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之类的良言，但不过是把这评论越写越“死”罢了！

一群狗听不懂人言，却拿着人的笔，评述人的事儿，还要给人看，渴望得到人的认可，实在荒谬。等到ChatGPT、文心一言之类的“翻译器”出世，机器和牲畜们的生产出“作品”便占据了这评论的半壁江山。

他一时分不清自己是一群狗里的那个，是即将变成一群狗里的那个，还是看着一群狗渴望变成一群狗的领头的那个。反正不管是狗还是人。都得被一只名为“KPI”的狗、另一只名为“利益”的狗追着跑，狗儿毕竟体能够好，约束还更少，只要能生产让自己“活”着的新闻评论，谁在意拿着笔的是什么东西呢？

白白赴审

杨皓迪

大约在油锅里炸过七七四十九天之后，阎王终于肯点名见我了。那时我虽然名誉不保，起码还剩一层酥烂的骨头。恍惚间我被一张抹布包住身子，生生从热油里捞出来。两个鬼差都对我嘻嘻地笑，嘴里却不停嚷着“抱歉抱歉”。

到了殿上，或许是眼睛早被煮烂了，我看不清阎王的脸，只听见有文书翻阅的声音，仿佛细数我过去的罪过。他座下的钱币倒都映着绿光，这是不用看也明白的。我心想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连一个伸冤的机会都没有？我想是生前在街上抢钱那一次……只是那也并非是抢，那钱本就是我的，是佣人饿了我的儿子，把钱都拿去销金窟了。只是大家也都不清楚情形……我相信这也不是阎王大人的错，于是也不敢伸冤；何况伸冤又有人看么？冥界里靠的是判官写信传遍四方，我一具骷髅也要到处叫唤么？

大人终于发话了。他说希望我谅解，这里说到底也是有指标要完成的。这冥间难道只有一家阎王殿么？却也不是，也许还有二王殿、三王殿……他不抓住机会先审了我，这业绩就要让别的大人们抓了去；他不抓住机会揭发我，到时候先让别人找到我这样一个“败类”，送到玉帝那去看，最后不成了他的失职么？

我想这也是有理的，心里突然对阎王也有不少同情。好不容易成了玉帝下头的大官，却还要和一群杂七杂八的小厮抢生意，连派牛头马面仔细调查的时间都不愿等——想来也是俸禄给的不够吧？唉唉，说起来那些小厮也真不要脸，将我们大人逼得这样紧。只恨印刷术发明得太早，人人都能出书了……

我的腰杆也被什么东西顶直了。我当然明白：我一人的清白，与世俗的批驳相比，确实不算什么大事。如今仿佛沉冤得雪，我也终于有机会到奈何桥喝上一碗。到了桥头，我将为我昭雪的文书交在鬼差手里，人家却不愿接：每天的“罪人”有那么多，哪有人得空管了我呢？

这一下我的怒气又来了。可是转念一想，这阎王殿到奈何桥也有好几里路，我本就是市井小民，再坐不起那马车喽……干脆还是早点了却这桩事好。我和前面的人骨头碰着骨头，咯吱咯吱地响，直到有一碗汤递到我手里。我捧着这样一碗汤，倒是颇有些沉重的；终于鼓起勇气要喝，才想起喉咙早就不在了。

“催熟”的橘子

曹文馨

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很“聪明”，与你相隔十万八千里，却能像“读心”一样窥探你的想法；他们很“养眼”，只是坐在那里，就有无数人为其“神魂颠倒”；他们很“忙碌”，嘴里念叨着什么，手在空中比划飞舞，有时还会带来一段精彩的才艺表演。

这些人游走在互联网中，动不动就坐拥着十万、百万甚至千万的粉丝，而你若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着他们”，那些“死忠粉”绝对会给你列举一大堆理由，什么“特殊”“好看”“提供情绪价值”或者说“我愿意，你管得着吗！”就是没有人能说出一个真正让人信服的理由。这些人巧舌如簧，能把平淡无奇的事物吹嘘得天花乱坠，添油加醋地编造，误导大众，在他们的一声声“号召”下，真假难辨，虚实难分，为了更多的流量和曝光度，他们不择手段，最后伤害的，只有这些被蒙骗的“粉丝们”，他们所追捧的网红们，光鲜亮丽的外表背后，可能是空洞的灵魂和虚假的人设。

好像每年都会出现，在街上用蓝色小车拉着的，那些还没入冬就拉出来售卖的被“催熟”的橘子，外表圆滚滚、亮堂堂，看着非常喜人，人们争先恐后购买，回到家一拆开，呵，全是坏果！这被“催熟”的橘子，终究是会被人扔到垃圾桶里。

树懒行者

卢阳雨佳

阳光穿透树叶，斑驳地洒在湿润的地面上，每一阵风都携带着故事的碎片。在这片生机勃勃的森林中，有一种生物以其特有的方式存在着——它们被称为“树懒行者”。

树懒行者们从不急于在这片茂密的森林中留下它们的足迹，它们更愿意蜷缩在高高的枝头，以一种近乎慵懒的姿态，偶尔伸出那似乎永远伸不直的臂膀，摘取几片近在咫尺的树叶，然后以一种慢条斯理的方式咀嚼，仿佛这狭小的世界便是它们的全部宇宙。它们对探索未知毫无兴趣，更不屑于涉足那些需要付出丝毫努力才能触及的领域。

一棵巨大的老树下，聚集了一群树懒行者。它们或坐，或躺，有的正对着手中的“通讯石”低语，有的则闭目养神，正在聆听着从石头中传来的声音。每当有“新叶子”飘入它们的视线，它们便匆匆地记录下来，然后迫不及待地通过喇叭分享给整个森林。

这些“新叶子”，有的来自遥远的山谷，有的则近在咫尺，但树懒行者们从未想过要亲自去验证它们的来源。它们只是盲目地相信，这些飘来的“新叶子”，从“通讯石”中传来的信息，就是世界的全部真相。于是，它们开始用各自的方式，将这些未经核实的“新叶子”编织成一篇篇“新闻”，传播给森林中的每一个生物。

然而，在这些“叶子”中，充满了夸大其词的渲染，还有无中生有的谣言。但树懒行者们却从不在意，因为它们只关心能否快速地获取并分享这些信息，以便有更多的“新叶子”成为它们的养分，至于真相，似乎与它们无关。

狐假who威

李嘉诚

在一片热闹的丛林之中，动物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其中有一只狡猾的狐狸，它善于利用各种技巧，甚至编造故事来吸引其他动物的注意力。有一天，狐狸决定通过创办属于自己的新闻专栏《丛林新闻》它想要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想借此控制丛林舆论，成为真正的“丛林大王”。

狐狸的第一个“丛林新闻”是关于大象族长的谣言。它宣称大象族长在夜间变成了一只会飞的兔子，这让整个丛林陷入了震惊。这个故事迅速通过猴子的树枝通讯和松鼠的树洞广播传遍了每个角落。尽管大象族长对此感到非常困惑，但许多动物却信以为真，开始对大象族长产生怀疑。

接着，狐狸又发布了一条关于狮子王的“假新闻”，说它不再是丛林的霸主，而是被一只小小的田鼠打败。这个消息就像一阵飓风，席卷了整个丛林，狮子王的威望一落千丈，动物们开始质疑它的领导能力。尽管狮子王竭力澄清，但这则假新闻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让真相变得无关紧要。

狐狸的假新闻犹如丛林中的瘟疫，感染了每一个听众，动物们的情绪被它操控，道德与理智在假新闻面前变得脆弱。《丛林新闻》的每一次传播，都像一只无形的爪子，撕扯着丛林的和谐与平衡。

“太好了，是狐狸先生最新报道的新闻，我就知道平时表面斯斯文文的羚羊王子背地里不简单，没想到他私下玩的这么花……”一只松鼠迫不及待地朝她的闺蜜喊道。

“学新闻学的”

周子涵

在很久之前，原始人只能和身边的人说话，听见周围的声音。那他们如何了解这个世界呢？有一些原始人自愿经历种种磨难，化身为鸟，凭借着可以自由飞翔的特点，去看不同的风景和故事，并转告给其他人。这些鸟们需要接受专业的飞行技巧训练，还要锻炼出一副火眼金睛，这样在遇到大雾弥漫时，才能清楚地看见到底发生什么了。它们有时还需要在火海里穿梭，忍受瓢泼的大雨，甚至还要躲避不怀好意的暗箭，但它们始终在飞翔，在寻找，在坚持。正是因为有了这群可爱的鸟们，原始人知道了地球是个圆的，海洋一望无际，草原上还栖息着各类其他的生物，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些鸟儿，给这些勇敢的鸟儿带上桂冠。

但是有些人嫉妒这些鸟儿能享受这么多的尊敬，所以它们收集鸟儿掉落的羽毛，制成一件羽毛衣，穿上之后便能冒充鸟儿了。它们为了让人们信服，还会编造假故事，让人们相信它的见识。比如七彩花可以治百病，跳进海里会自动漂回岸边，吹口哨就不会被狮子攻击。有些人听信了这些“假鸟”的话，吃了七彩花却中毒了，跳进海里就不见了，吹着口哨吸引了狮子。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假鸟”的“假话”受伤害，所以他们不再相信鸟儿了。假鸟羡慕鸟的名声，试图冒充它，但是鸟的声望却因为这些冒充者而变得一塌涂地，最终人们听到假消息，便只会说一句，“鸟儿说的吧”。

新叶公好龙

刘效国

中国历史上有个非常著名的成语：叶公好龙。这成语出自西汉刘向的《新序·杂事五》：“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故事里的叶公向大家宣扬自己喜欢龙，在自己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效法龙。可是有一天真龙在他面前显现的时候，他却吓得面如土色、不省人事。这个故事历代以来广为流传，主角叶公历来为人不齿、受到大家的耻笑。

但是，自西汉以来，已经有两千年过去了，叶公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生活中绝迹了么？我看未必。倒不如说，两千年后的今天，叶公反而随处可见。

就说说我的一位老师吧。这位“人民教师”当真是位胸怀天下、包藏宇宙的“真豪杰”。每次上课，这位老师都要“怒斥”现在的学生，脱离社会、脱离群众，不能体察底层人民的“痛点”、“难点”，没有人文关怀。每每听到这番高谈阔论、肺腑之言，我们都以为，这位老师果真是一位心系社会、关心群众的好老师。

然而，当我们讨论到当今严峻的就业形势、被困在算法里的外卖骑手、年轻人背负沉重的房贷等等底层群众的困难，这位老师却瞪大了眼睛，“还有这样的事情么？”“并没有这样吧？”“我身边的人都有两三套房子。”原来这位经常嘴上说着要关心社会底层的老师，自己却根本不了解所谓“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

像这样叶公好龙式的“关心群众”，能够实在地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么？我想是存疑的。

点击潮过后

刘恋

网上一向有点击潮。爱点击的都知道，在网上看新闻就像吃精心包装的糖果，有的“点击新闻”外表光鲜诱人，点进去却空洞无物，挂羊头卖狗肉，甚至藏着有害的添加剂。

做标题党有门道。既要加粗加大字体去挥舞着夸张与虚假的旗帜，还要时时刻刻盯着网上的风向，也算是“弄潮儿”了。事件再怎么反转，他们也自有说辞，管你是什么姜萍蒜萍，拿了奖那就是“天才少女”，挨了批那就是“资本傀儡”，论证、来源一概不知，只管打哑谜就点击量大增。

在标题党好兄弟的掩护下，虚假新闻这不速之客也登堂入室。只需跟着潮头，再扯件“真相”的外衣，就能收获无数点击。这个公众人物爆了什么丑闻、惹了观众的不快，遑论什么同行评价，就是犄角旮旯的远亲、同学，说的话也是值得写上一写、播上一播的。“假作真时真亦假”，中华文字，博大精深呀。

只是信息虽泛滥，却也有法律完善的大风大浪，不知道没有求真的帆，“弄潮儿”们会不会阴沟里翻船呢？

猫鼠同眠

吴怀钰

所有在日常生活中常出现的动物里，我最讨厌的就是猫和老鼠。猫的眼睛泛着绿光，老鼠永远在阴沟里。

猫站在离黑暗最近处，耳朵竖得老高，做贼似的绿眼睛直直地盯着更暗处，一动不动，终于让它等到“猎物”。好几只老鼠斜眼瞅着外面，以为“安全无恙”，大摇大摆地走出来。狭路相逢，谁也不惯着谁。猫双脚往后一蹬，做蓄势待发状，眼看着祸到临头，领头的老鼠眼睛呲溜溜地转，心下有了主意，昂首阔步到猫旁，示意猫把头低下来。

这可真是个稀奇事，居然有老鼠不怕猫？猫有点好奇，面上却不显，高傲地把耳朵侧下来，老鼠只留下来一句“跟我来”。小老鼠就什么可怕，在它的地盘上，没有什么东西能逃过它的五指山，猫跟着老鼠走了。到老鼠洞前，猫看到了老鼠收刮到的各种“粮食”，老鼠给了猫很多“粮食”，并承诺给它也建一个洞来安置。

“就算我吃了这一只老鼠，可难保我下次还能抓到，这些东西确实也稀有，倒不如就这样罢。”狡猾的眼睛转了转，猫接受了老鼠的“馈赠”，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着。

独家秘诀

张培钰

于狭径偶逢两位名记，其交谈之音不慎飘入耳畔，竟意外拾得报道独家新闻之秘法。

“‘读’人‘家’的东西写出来的‘新闻’，自称是独家新闻，聪明！”

“好说！哪有你‘独’自在‘家’写的‘新闻’棒，标准的名副其实。”

好一个独家新闻！不似记者，简直是一位善于“借鉴”的学者，不，甚至可比拟为医术高超的回春圣手。只需一番拼接改装，便能将陈词滥调化为炙手可热之作，再冠以“独家”之名，便能令其起死回生，重获新生。真乃相互成就之美事，令人叹为观止！

好一个独家新闻！另一位更是技艺超群，犹如一位隐居山林却洞悉天下的工匠，颇有诸葛卧龙之风范。独守自家一亩三分地，却能描绘天下大事，其技艺之精湛，当代毕加索也难形容其高超笔触！

如此看来，新闻创新之路，真可谓是康庄大道，充满了无限可能啊！

此一遭，真是让我这个刚入行的小记者得了道！

牵线红娘

魏子怡

现在讲究一个自由恋爱，“媒婆”出现得少了，但也还是有。以前人们管两个互不熟悉的人从认识到结亲叫“相亲”，牵线的就是媒婆，也叫红娘。

怎么让两个不认识的人看对眼呢？除了他俩自己原本从亲朋好友那儿得知的碎片消息以外，负责的媒婆得完全熟悉双方的家庭情况、性格性情，于介绍之时，犹如丹青妙手，既要勾勒对方的闪光点，扬长避短，得讲些“好话”，毕竟人都喜欢靠近完美的；又需轻描淡写地点染几点“微瑕”，毕竟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真实才是情感最坚实的基础。说完这些，媒婆这“牵线”任务也完成一大半儿了。

也有些媒婆很特别，尽挑些自己觉得男男女女会喜欢、会想知道的，但深究起来却没啥意思，只会让在场人尴尬的问题去调侃，这技术就不行了。偶尔一次犯傻可能还不会坏自己的招牌，次数多了，也就干不了这一行了，还会落下个“没职业道德”的臭名。

在这个快节奏时代里，真正的牵线艺术，不是挖掘多少奇闻异事，而是如何让两颗心产生真正的共鸣，仅仅是尴尬的问答，绝非“艺术”。

（注：反例媒婆指代爱问不合适、没水平问题的记者。）

编辑：李佳

【案例】

新时代杂文要有“三气”

读者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主题馆内阅读。许建梅摄/新华社发

进入新时代，文学作为一种反映时代声音的重要方式，尤其是杂文这一简洁、犀利的体裁，更应当肩负起揭示问题本质、反映社会现实的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杂文也需要具备新的“气质”，以充分发挥新时代杂文的社会价值和艺术魅力。

首先，新时代杂文要有“烟火气”。“烟火气”是指杂文作品内容接地气。杂文作者要深入日常生活，关注百姓的喜怒哀乐，用真实细腻的笔触反映民生百态，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共鸣，感受到文字的温度。杂文作品有烟火气，也才会更有生命力。

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说：假如你的文学作品没有为社会的底层疾苦流过泪，没有给社会的不公不义几个响亮的耳光，没有为追求广大民众的福祉呐喊，那么你的作品再好，也只是一记横在时代中的疤痕！以当前社会存在的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为例，杂文作品应直面现实，通过生动的案例和深入的分析，揭示问题，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思考，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共鸣。

其次，新时代杂文要有“英雄气”。“英雄气”是指杂文应具备批判的勇气和正义的力量，敢于揭露落后，针砭时弊。正如一把投枪或匕首，用锋利的笔尖挑战社会乱象，捍卫公平正义。

比如，面对某些企业为追逐利润而出现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杂文作品可以不留情面地揭露其行为，呼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最后，新时代杂文要有“少年气”。“少年气”是指杂文要敢于说真话，保持纯真，不圆滑世故，不瞻前顾后。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速度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但信息的海量和快速更迭往往让人无法深入思考，杂文作者应勇于表达真实的思考和见解。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一书中写道：“少年就是少年，他们看春风不喜，看夏蝉不烦，看秋风不悲，看冬雪不叹；看满身富贵懒察觉，看不公不允敢面对，只因他们是少年。”“少年气”必须有“纵有狂风拔地起，我亦乘风破万里”的无畏无惧。在面对社会热点事件时，杂文作者不能受外界压力的影响，坚持事实和真理，向读者展示事情的本质。这种敢言的“少年气”，不仅能够让杂文作品充满真诚和力量，还能鼓励公众勇于面对真相，进行深度思考。

“烟火气”让杂文贴近生活，“英雄气”使其敢于担当，“少年气”则让作品保持真实与纯粹。新时代赋予了杂文新的使命和责任，杂文也必将以其独特的“气质”，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杂文作者更应认真锤炼基本功，努力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作品，为新时代的杂文写作注入新的活力。

——原载第385期《重庆杂文》

责编：秤砣

校对：观海

审核：思随流水

主编：雷太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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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重庆市杂文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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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

【案例】

10月月赛视频参评作品-第十届评论之星

一

视频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7t1liOYdVNasVU81ybEnXA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PLZrjtuGKGQXy_K9F1m8A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BvnOhBD5IKd5vxFziuIA

来源：红辣椒评论（公众号）

编辑：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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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骗子的告白

刘海明

（刊载于《北京日报》-2001年3月25日-第六版北京杂文专刊）

      这年头，世上最难干的行业恐怕就数诈骗了。 你想呀，要赤手空拳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危险系数大不说，关键还需要足够的知识和智谋！ 现在不是到处都在嚷嚷“知识经济”嘛，不就是凭脑瓜子活挣钱靠脑里的墨汁生财吗？ 搞行骗这一行不容易，如果选不对具体的“工种”，最容易栽跟头。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虽然读过几年书，写过一点东西，终究也没混出个名堂。 后来，下过海，差点没淹死；当过兼职记者，也没捞到什么油水。 后来，心一横，到一座中小城市安营扎寨，靠过去在京城巴结过的八杆子打不着的所谓“关系”，在这个内陆小城注册了个“××媒体××发展中心”。反正外人也辨不出个好歹，还以为是中央媒体驻外机构呢。 所谓的业务，其实就是专找企业，哪些头头们急于抛头露面，我就先打电话套他们的话，看准后马上过去面谈。 在这种人跟前得拍胸脯，保证能在北京的媒体上让你头版头条见报……至于费用嘛，我是分文不取，什么钱不钱的，多俗呀！ 不过，北京那边，总得打点打点，此外，我还得亲自去京催促一下……明眼人点到为止， 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借”到２—６万元差旅费。 一旦事情（稿件）办妥，找几张票糊弄一下还不简单？ 偶尔真有办不成的， 扣下个一两万元也在“情理之中”。 发一篇稿子，既捞名，又赚稿费，还能捞外快，一箭多雕，爽！ 这一切，都归功于我给自己封了个“记者”（注意：是中央级媒体！ ）的头衔，再在自己的汽车挡风玻璃左下角摆弄个“中国××报”的牌子，谁敢不信？ 不是吹牛，连交警们见了我也格外客气，哪个敢拦住我查验证件？ （其实，要查我还真冒虚汗）根据我的体会，公家的钱最好骗，只是“弹丸之地”，加上这几年企业效益滑坡，要想“发展”也得多种经营。 于是，我就像苍蝇专门盯有缝的鸡蛋那样，唯恐小城不乱，哪里有什么事故、民告官、气死人之类的新闻，只要猎奇，我准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 只要你举着个相机，拿个笔记本，肯定有人围着你转。再报上你的“工作单位”，咱就成了“香饽饽”，火了！ 老百姓围你个水泄不通，当官的私下请你买他的账。 这年头，再没有比假记者更荣耀的职业了！
      唉，让人闹心的消息也有。去年，河南许昌市抓了一个在该市行骗的假记者。 也真是，那位“同行”怎么就粗枝大叶翻了船呢？ 年前，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一件事，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两个年轻人，扛着摄像机，冒充山西电视台的记者，去某企业敲竹杠，结果露了馅。跨入２１世纪，当我雄心勃勃，决定继续大展“宏图”时，又传来一则让人非常伤感的消息：一名叫袁丽君的女士，以“北京光耀神州文化交流中心”做幌子，盗用新华社的名义，向全国征订《“两会”特刊》，近日被北京警方侦破，估计她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了。
      看来，以后再想用假记者的身份行骗，还真的得留个心眼。不过，袁丽君也忒逞能，难道你不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 北京那地方，也是你首选的诈骗场所？ 像“两会”这么敏感的事，你敢出什么《“两会”特刊》，这不是明摆着太张狂？ 这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好大喜功，结果惹出麻烦，谁也救不了你呀！以上是我的一些肺腑之言，愿与诸位“同行”交流。只是千万别往外乱传，免得“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砸了咱们的饭碗”哟！

编辑：李佳

【案例】


《纽约时报》刊登社论
请用你的选票，结束川普时代。阐述川普的无能和对美国的伤害，证明川普不能胜任总统职位。

编辑：李佳

【案例】

胡乔木与《解放日报》

作者：程中原  来源：《晋阳学刊》2013年第3期

    一、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

    胡乔木同《解放日报》的关系，是从1941年3月开始密切起来的。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其中一项是扩大《解放》杂志的编委会。新的编委会由张闻天、博古、吴亮平、陈伯达、杨松、康一民、蒋南翔和胡乔木等组成，仍由张闻天负总责，吴亮平为编辑主任。另一项重要决定，是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出版，确定博古担任社长兼主笔。5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毛泽东起草的通知：5月16日起，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当时《解放日报》为四开两版。博古学习联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做法，每天发表社论。毛泽东经常被约请写社论。有的社论，毛泽东嘱咐胡乔木完成。同时，由于胡乔木的特殊位置和写作才能，也是博古经常约写社论的对象。

    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论是《救救大后方的青年》[1]。这不单是因为胡乔木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对青年情况熟悉，还因为他当时参加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6月8日发表的这篇社论，正是配合中央青年工作决议发表的。社论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青年“在物质上生活上受着煎逼，同时在精神上思想上更受着苛刻的压制”，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痛心和悲叹。社论呼吁在重重压力下的大后方青年，第一，对抗战的前途须有透彻认识和信心；第二，必须自强不息，自觉地担负自己应尽的责任；第三，必须善于识别各种危害青年者的面目。

    由此开始，胡乔木在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繁重工作之余，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社论和文章。他那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才思，优美的文采，也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

     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社论指出：“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延安的古城上高竖起了崭新的光芒四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萃聚了不少优秀的科学艺术人才，从事着启蒙的研究和实际建设的工作。”社论表示“虔诚欢迎一切科学艺术人才来边区，虔诚地愿意领受他们的教益”[1]5、7。

    6月17日，胡乔木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国民党缺少什么》的社论中，严厉批评国民党最缺少的是民族的信心，呼吁国民党“坚决提高民族信心，坚决贯彻民族独立战争”[1]11。

    6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这一天，也是苏德战争爆发一星期的日子。《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社论《苏必胜，德必败》，影响很大。社论指出：苏德战争“必然达到一种结论：苏必胜，德必败”。为什么呢？“第一，德国师出无名，无法进行精神动员”；“第二，德国实力，在量上是有限的，在质上是已暴露的”；“第三，德国对苏作战还要不可免地遇到许多重大的技术上的困难，德国对苏似乎是外线作战，其实德国的四面，都在敌人的包围攻击中间”；“第四，德国内不稳而外孤立，苏联内坚强而外多助，这乃是决定这次战争胜败的关键。”[1]12－14在苏德战争刚刚爆发之时，对战争前途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分析，增强了人们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信心。

    此后，胡乔木或按毛泽东的要求，或应《解放日报》的邀约，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很多社论，其主题都是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和策略。

    1941年7月8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国际的团结与国内的团结》，提出“加强民族团结，是目前的急务”[1]17。

    7月27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出路和迷路》，指出：“中国的出路何在”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中国共产党在7月7日发表的宣言里已经提出，这就是联合英美苏联，加强国内团结，改良政治，积极反攻，以求彻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路。可惜极少数民族败类，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亲德分子，故意要把国家拖到迷路上去。这就是全国分裂，反共反蒋、反苏反英美，投降日寇和国际法西斯阵线，使中国亡国灭种的路。社论说：“选择第一条路就是保存全中国而牺牲何应钦，选择第二条路就是保存何应钦而牺牲全中国。二者究竟孰吉孰凶，何去何从呢？”社论运用严谨的逻辑，十分有力地回答了中国的出路问题[1]23－24。

     8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闻捷》，祝贺在敌后艰苦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始反攻的时候取得的很多胜利，论述反攻胜利的意义，“希望这些胜利能够促成全国的反攻，尤其是促成反攻胜利的各种必要前提的实现。”[1]25

    8月26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强调“今天的世界乃是民主的世界，无论国际局势的演变如何波谲云诡，未来的胜利者必属于民主的势力，必属于民众”[1]29。

    9月11日，《解放日报》又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打碎旧的一套》，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思想“翻译成真正中国的言语”，并运用其精神，“打碎旧的一套，彻底地改进我们的全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在职教育”，“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1]34,35

    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按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决定扩大为四版。当天，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长篇社论：《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①。这篇重要社论，是胡乔木深刻领会8月1日中央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九月会议作出的反对主观主义决定而写成的。

    在谈到反对主观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时，社论强调：“最近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时解放日报也接连发表了两篇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教条主义教育的社论，一个新的战争正在开头——这个战争是和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自由的战争同时进行的，它的意义比那个战争也至少是不相上下。这是思想上两个基本营垒——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战争，这个战争的胜败将决定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胜败。”

    在谈到共产党的性质和主观主义的关系时，社论说：“按照它的名称，按照它所一贯的理论基础的性质，共产党应该是唯物主义的，这就是说，应该是反对主观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始终信守不渝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政纲，它在民国十二年至十六年所采取的与国民党成立革命联盟的方针，在以后八年内所采取的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必需坚持革命运动的方针，八一宣言以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各项政策，这些也都是适合各个历史阶段的国情，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唯物主义的。”但同时又指出：“决不应该否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也曾经产生过严重的影响，妨碍过这些方针的实现，而大革命失败后的某些时期内表现为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主观主义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尤其可怕。”并进而指明现在仍然存在的问题：“这个主观主义的错误在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上虽然已经根本纠正，但在思想方面的余毒却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直到现在，我们的思想界还没有集中火力来研究中国当前的客观实际问题，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其他各个文化部门的理论，或则强不知以为知，满口‘夸夸其谈’，或者与以盲目搬运欧美资产阶级文化为职业的留学生同流，一味无目的地宣传马克思、列宁的个别结论，风气所及，以至延安高级学校的某些学生和教师，对于今天的中国竟连常识都很缺乏！马克思列宁的个别结论无论在当时当地如何正确，却决不是可以祖传或出口的，硬拿到今天的中国来宣传，就必然造成教条的崇拜，就必然把最好的唯物主义变成最坏的主观主义——它是最坏的，因为它常比许多由于夸张了中国实际之某些片面而产生的主观主义还更脱离实际，还更使人迷惑麻醉，难于解脱。虽然今天党的政治已经不受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和‘理论家’的指导，因而这种‘理论’和‘理论家’在理论的世界中，还只处于与政治相中立的状态，但是这个中立显然是不稳定的，它必然要发展到实际的世界中去而造成对于政治的损害——在党的许多工作部门中，这样的损害已经是到处看得见了。”

    在谈到如何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开展斗争时，社论强调：“反对主观主义需要一个坚决无情的斗争，这个斗争决不是一篇文章一篇讲演所能够解决的。”社论追溯历史，从“早在民国十八年，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直到“九年以后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严肃地指出：“这些宝贵的指示，却至今没有被全党所真正接受。因此直到党的第二十周年党中央还必须领导一个全面的斗争来彻底扫除党内的主观主义问题。”

    社论阐明了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这个斗争首先是共产党的任务，因为共产党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政党，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最后驱逐主观主义，则全党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党员也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斗争同时又是全国人民和全国思想界的任务，因为全国人民如果不能知己知彼，脚踏实地，破除妄想，提倡科学，则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完成中国革命，便将成为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

    胡乔木撰写的这篇社论，从党的历史到党所面临的现实，全面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延安整风做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文中多处引用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的讲话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把它们作为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经典之作加以宣传，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二、参与《解放日报》的改版

    《解放日报》自1941年5月出版以后，方向是正确的，成绩不小，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1942年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工作。毛泽东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提议，要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博古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良。此外，会议还同意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并决定编印两种研究参考材料：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白区工作重要历史文献[2]363。3月8日，毛主席专门给《解放日报》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大字。3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2]368会议决定组织党报委员会，胡乔木为委员之一②。

    1943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等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1943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今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在三月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改造草案之前，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胡乔木依据毛泽东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精神，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

    胡乔木首先谈教条主义的两种典型方式：“一个方法是：把适用于一种条件的真理，硬帮帮地搬到另一种条件下面来”，“没有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了行动的公式”；“另一个方法是：把适用于一般条件的真理，原封不动地放到特殊条件下面来”，“没有把理论当做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空话的指南”[1]47。社论接着列举教条主义在延安的种种表现，强调实际解决教条主义的紧迫性。

    胡乔木把摆脱教条主义形象地比作“脱裤子”，他说：“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今天的关键，正在这里。”“我们自动地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是基本上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的缺点，而且这些缺点是会很快清除的”[1]47,48,50。

     《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后的第5天，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阴风，在我们党内作怪了多年，它给与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以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1]54整顿它需要正确地进行斗争。正确的方法有几种：一是“对事的态度，正确的斗争方法，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二是“对人也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三是“不但要与别人的错误作斗争，而且还要深刻地检讨自己”；四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整顿三风”，“是我党思想上的革命，这是极细腻的思想斗争，决非轻浮草率所能了事。”[1]55－56

    紧接着，4月6日，胡乔木又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批评从何着手》的社论。指出：“自我批评对于整个共产党或每个共产党员的重要，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尽管常识人人都有，我们的自我批评却还是很少。这是怪事，这是必须赶快消灭的怪事。”“党中央去年七八月关于增强党性和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最近关于整顿三风的演说，乃是全党范围的自我批评。”社论强调，要克服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就需要在党的每个部分和每个党员中间”，“进行自我批评，并且按照自我批评实行有效的改正。”社论认为，“尽管‘脱裤子’的声浪，近来确也甚嚣尘上，但是直到今天真正严肃地周密地检查了自己的，究竟有几个？”社论批评那些把批评的“雨点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向着别人的”现象，是“一面镜子照来照去总是照不见小我，照见的大我又是望文生义，残缺不全”。他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实质，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的准备”。社论表示，“我们不但希望全党成为一个充满自我批评的机器，而且希望能有更多的为原则而战斗的自我批评家出现”[1]58－60。

    胡乔木撰写的这几篇社论，充分体现了“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改版宗旨。

    除此而外，胡乔木这一段时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文章还有《宣传唯物论》、《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请重庆看罗马》，《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再论精兵简政》、《贯彻精兵简政》，《为什么在职干部教育摆在第一位？》、《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边区政府准备热烈庆祝国庆节》、《此次文教大会的意义何在？》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可见，胡乔木是围绕《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简称“五一施政纲领”)，配合边区政府的主要工作撰写社论的。

    从《解放日报》改版以后，胡乔木同报纸的关系更加密切。《解放日报》等新闻媒体的发展和党的新闻干部队伍的建设，成为胡乔木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他在这方面也写了不少社论。

    1942年7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胡乔木根据中央宣传部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和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的精神，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报纸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方面的不足，和报纸宣传中不灵活、不具体、不生动的缺点。希望新闻工作者“用新的对报纸的观念来代替那些旧的观念”，少做“官样文章”，少登“政治的空谈”，多一些“好的论文”，特别是“好的新闻和通讯”，“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更好些”[1]76－79。

    8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报纸和新的文风》的社论，提出：“建立新的文风，是整顿三风中的一件大事，同时又是报纸、和报纸有关的一切工作者应当首先来倡导的事情”；“报纸不仅是报道消息，而且要作为建设国家、建设党、改造工作、改造生活的锐利武器。要把我们这伟大时代中各方面各角落沸腾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来。”社论提出“如何来建立新鲜活泼生动有趣的文风”的问题。要求“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不公式化”，“少点‘八股’气”；“内容要有新的东西”，要寻找新的材料，同时又要写得“具体细致”、“亲切有味”、“深刻精到”。社论指出：“要充实报纸的内容，要把文字写好，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写什么材料，一是用什么语言来写。”“建立新的文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这是长期学习和工作的过程。”社论谆谆告诫说：“废除党八股，建立新文风，只有在不断的刻苦的努力中才能达到。”[1]80－84

    1943年1月26日，胡乔木又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报纸是教科书》的文章。指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报纸要“能够表现人民的感情和意志”，“对于我们，没有比人民的要求更神圣的标准了”。“一定要熟悉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心，要熟悉党的方向，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要跟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要绝对忠实于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他还提出报纸的文章要“又短，又新，又具体”的要求[1]303,304,305。

    此后，胡乔木对《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和文风，又提出重要的具体建议。1946年9月1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人人学会写新闻》的文章。9月27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短些，再短些》的著名评论。在这篇对新闻工作有深远影响的千字文中，胡乔木向《解放日报》编辑提出具体建议：新闻、通讯和副刊稿件要五分之四是一百字到四百字的，研究论文、专文等等五分之四四百字到两千字。他对《解放日报》的副刊提出这样的希望：“让我们有这样的副刊吧，它没有太多的可有可无的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列宁所谓‘知识分子的议论’，可是每天万把字的版面上挤满各种作者读者各种内容形式的几十篇稿件信件，切实而紧凑地传达着生活和战斗的各个侧面，传达着群众的嘈杂，好比生意旺盛的花园一般！”[1]310,311

    三、撰写评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界变化的社论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次讲话，在延安的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希望尽快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是文章大师，他的著作通常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写就的，但这次讲话却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就嘱咐胡乔木根据自己的笔记和速记员的记录进行整理。胡乔木的整理稿将毛泽东5月2日的讲话作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作为“结论”。后来，胡乔木又协助毛泽东对整理稿进行了仔细的推敲、斟酌和反复的修改，但并没有很快发表。

    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委召集五十多位文艺工作者开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在会上讲话，号召大家遵循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群众。延安的文艺界由此掀起了一个下乡的热潮。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经毛泽东本人同意，《解放日报》在3月13日才首次刊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部分内容。

    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7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首次发表《讲话》全文的第二天，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把《讲话》列为“整风必读的文件”，并称这个《讲话》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4月25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的社论③，评述了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个月来延安文艺界的新变化。

    社论指出：“经过了一些反省、讨论和实践尝试的过程，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归于一致。许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逐渐受到清算，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

    社论还总结了延安文艺活动中表现出的新方向的几个特点：“第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其次是文艺工作者的面向群众”；“再次，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也看出了解决的方向”。

    同时，胡乔木也指出，“这仅仅是开始，文艺与实际的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文艺工作中还有着许多缺点，而最主要的是：第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群众的语言，生活，以及民间艺术等等，还是不熟悉的，对于他们的思想意识还是不够理解的，因此在工作上就受到很多限制，许多作品，特别是有些戏剧，还不能正确反映真正群众的面目和群众的感情；第二，我们的新作品，都还只是初级的，还有大大提高的余地；例如鲁艺秧歌舞中的《兄妹开荒》，是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但同时也是比较简单的作品，表现还不够深刻，不从各方面加以发展，是不可能表现更丰富、更真实的生活内容的；第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文艺活动本身，还很狭小很肤浅，还是主要限于延安附近的活动，还是少数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活动，我们还需要把运动扩大、深化，使它普及到全边区，使它成为在工农兵群众自己内部生根和繁荣起来的东西”。胡乔木一再强调，要克服和解决这些缺点与不足，“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下更大的决心，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和工农群众中去，去熟悉他们的生活、情感和语言，去帮助他们中间的艺术活动的普遍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质量。为着达到这样的目的，文艺界的同志们的下乡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1]95－100。

    这是一篇非常值得重视的文章。因为，这篇社论发表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全文正式发表出来，这篇社论适时传达了讲话整理稿的重要内容。

    四、在延安整风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

    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不少。以下各篇，影响很大，特别值得一提。

    1942年5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社论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精神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任何事情，没有两条战线的斗争，都办不好。整顿三风，是全党思想和工作的大改造，更非贯彻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可”。这里所说的“两条战线”，就是同“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两条战线，也就是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社论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不是折衷主义的方法。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对在时间中运动着的事物规定的一个适如其分的相对的安定性，它反对过右的与过左的两种说法，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与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质相违的，都是主观主义的”。他强调，两条战线的斗争要正确进行。指出：“两条战线斗争，是不能给人乱戴帽子的。这种斗争的进行，要有最大限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提倡同志们勇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勇于怀疑和勇于批评的精神。但决不能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弄得到处都是偏向，到处都是斗争。在两条战线斗争上任何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都可打击党员群众活跃的积极的精神，对党都是不利的”。“正确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党的生活中一天不可缺少的东西。在整顿三风进行中，必须加以提倡，并且正确实行，以保证我党伟大改造运动的成功”[1]68－71。

    6月10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宣传唯物论》。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整顿三风’，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他的全部‘精神与实质’，那就是宣传唯物论。这虽然首先是对共产党内而发，但对于全民族也一样有重大的意义。”社论说：“创巨痛深的今天的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出路自然是抗战团结进步，而在思想上，他的第一等任务也就是宣传唯物论。只有一个真正清醒的严肃的民族，才能够使自己完全脱出今天的灾难”，而“唯物论是我们民族的思想上的救星”。由于国民党的反唯物论的宣传和政治上的倒退，唯物论在中国遇到了“和我们民族同等的灾难”。社论从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回顾和中国的现实出发，批判那些“唯心论宣传员们”的反唯物论宣传是“不要精神不要民族”，丧失“精神操守和民族立场”，并且明确指出，“唯物论的遭遇常是政治的准确的寒暑表”[1]72－75。

    1943年1月21日，在列宁逝世19周年之际，《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列宁活着呢》。这篇社论主要是为清除整风期间批判教条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误解而写。在整风中有些人认为“既然过去曾有人读了马列的书而不用，而乱用，而被称为教条主义者，那么最好的避免传染教条主义瘟疫的办法，就莫过于从此根本不读这些‘教条’了”，“从此根本停止和拒绝翻译、传布、解释、通俗化这些原著的工作了”。胡乔木明确指出，“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共产党的整风文件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可见这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列主义的附属物，而恰好是他的反对物。教条主义是一种对待马列主义的无的放矢或生吞活剥的错误态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提倡调查研究，提倡从实际出发，就正是提倡和实行马列主义，就是要恢复马列主义的科学面目和历史信用”。“列宁和他的前驱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方向和方法”是“永远不死的”，因此“要把我们的事情办得更好些，就得更好地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去请教永远活着的列宁”[1]90－94。

    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用他的笔，通过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对整风运动起着指导作用。

    五、重庆谈判后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

    1945年12月中旬，胡乔木从重庆返回延安，即集中精力于理论宣传工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他充分运用舆论力量，抨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团结，发动内战的阴谋。

    时局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因为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而真想停止内战。1946年到来之时，蒋介石通过元旦致辞的方式，发表长篇广播演说，将政府的政策明告全国同胞。他说：“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④十分明显，重庆谈判结束和“双十协定”签订刚两个月，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就企图在“统一”的名义下撕毁协定，发动内战了。

    重庆谈判商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原定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会议召开在即，蒋介石却发表了这样一通演说，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为揭露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确保各党派共同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如期顺利举行，保卫国内和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积极主动措施，致电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要求对国民党政府企图抵制采用党派会议或政协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做法切实加以揭露；一方面，决定在舆论上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谬论加以批判和反驳。

    1946年1月5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在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7日，《解放日报》在全文转载蒋介石演讲的同时，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的社论《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1]165－178。社论严肃指出：“今天国是的根本问题，除了停止内战以外，当然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的所谓‘训政’”，“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必须同时结束这个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就必须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并由联合政府来筹备与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实施民主宪政”。针对国民党方面在统一与民主等问题上“倒果为因”的顽固立场，社论明确指出：“民主是因，统一是果，停止内战是因，恢复交通是果，政治民主化是因，军队国家化是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因，产生真正的国民大会是果”。

    1月9日，《解放日报》又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1]。指出：在中国反动派力图把中国推入内战、独裁、分裂的黑暗深渊的时刻，“中国人民为要打破反动派的内战独裁计划，实现自己的和平民主愿望，唯有抓紧时间，十倍百倍地壮大人民自己的力量”。“首先，必须在干部中进行关于放手发动群众这一方针的思想动员”；“第二，要深刻认识大规模有领导的减租运动，是发动群众最重要的关键，是农民群众翻身的必经之途，是开展生产运动的必要前提”；“第三，在解放区的城市里，除了控诉清算运动之外，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是救济、增资与减息”；“第四，为了贯彻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自流逐一的慢性病是万万要不得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又和命令主义的急性病完全不同”；“最后，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应当切实准备今年的大生产运动”。

    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定》和《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毛泽东签署发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同日，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正式开幕。

    1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停战与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12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根据11日会议精神撰写的社论《和平实现》。[1]指出国共停战协定的签订“不但是结束了过去五个月的军事冲突，而且开始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同时，提醒人们：“和平还不巩固：因为不论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破坏和平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存在着，他们还在企图以各种阴谋的方法破坏中国的和平”，“和平的道路今后还可能有若干波折，民主的道路今后将必然有更多波折”，要求人们对此有“重大的警惕”。社论认为，“政治上的不民主，是中国过去一切内战的总根源”，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进行“彻底”、“有效的民主改革”。

    接着，胡乔木又按照中央的要求，围绕政协会议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的问题，连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主张。

    1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的社论，对国民党当局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的所谓“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案的实质加以揭露。指出，国民党的提案是“虽有迂回曲折而归根到底依然是保障个人独裁的提案”，“实质上仍然是涂脂抹粉的一党专政”，“完全是拒绝民主改革，坚持一党独裁的办法”。“今天中国的险恶的形势及内战的基本根源，是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就不可能实行迫切的民主改革；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就不可能消弭内战的祸胎；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中国就不可能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道路”。社论提出：“必须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1]189,191－192。

    1月23日，发表《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案》的社论，[34]针对国民党方面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就给你民主”的虚伪的承诺，明确指出：“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意义，是要把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而不是要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是要把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化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那么，这种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先把专制的国家变成民主的国家；必须先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政治的国家变成为一切民主分子在一切政府机构内享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国家”。明确地讲，“军队国家化的两大根本原则是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而解决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方案是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区军队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

    27日，发表《坚持和平，保护和平》的社论，对停战令公布后国民党方面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径加以抨击，并警醒国人：“为了坚持和平，保护和平，中国人民应该坚决拒绝一切内战挑拨者的挑衅，决不要落入他们的圈套，决不要因为他们的挑拨而失去镇静和远见，而动摇坚持贯彻和平的决心，而怀疑和平的现实性甚至可能性”。同时，“坚持和平决不是实行不抵抗主义，决不是纵容内战挑拨者破坏和平的横行，解放区军民应该随时准备击退任何背信弃义的袭击，但是这种抵抗必须不给内战挑拨者以任何借口，就是说，必须严格限制在防御与自卫的范围之内，决不越出自己的阵地一步”。

    同一天，周恩来等从重庆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到机场迎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周恩来关于停战、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谈判情况的汇报。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关于无条件停战、政协会议、东北问题等谈判的情况。会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商定的政协会议的各项文件，委托代表团正式签字。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中共参加政府的人员名单为：毛泽东和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范铭枢、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在中共和方方面面的共同配合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

    2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再论放手发动群众》[1]，与1月9日的社论《努力放手发动群众》相呼应，再次指出，“从全局来观，各解放区群众发动的程度——无论规模与深度，都还不够，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贯彻”。“目前发动群众的障碍，主要的还不是什么超过群众觉悟程度的急性病，而是落后于群众要求的慢性病”。“当然在用主要的力量去克服后一种偏向时，也要适当地防止前一种倾向的发生”。“应当特别指出，和平时期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发动群众的重要性，相反地，群众工作的比重更增加了”。

    25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1]。指出：“围绕东北问题的真正中心争论，就是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之争，就是东北人民应否享受和平生活与民主权利之争”。国内法西斯反动分子“是想在国际问题的幌子下面，在东北找一个打破停战命令与政协决议的缺口，藉以把东北以至全中国推入内战独裁的深渊，使中国人民永无复兴之望”。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几处修改，并加写了一个长的段落，使文章更加富有战斗性⑤。

    28日，胡乔木在《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的社论中，对国民党内法西斯分子以东北问题为借口进行反苏反共宣传的伎俩进一步地加以揭露，指出其实质：“一个是以反苏为口号，挑拨第三次世界战争，叫做‘民族主义’；又一个是以反共反一切民主派为口号，制造第二次国内长期战争，叫做‘民主主义’”[1]222。

    3月12日，以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21周年为契机，《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个道路》。回顾孙中山先生生前对国民党改组的重要贡献和成功经验，指出国民党内的改革存在两个道路和两个方向：“国民党内民主派在国民党的改革问题上，要把国民党推向前进，使国民党经过自己的民主化，并经过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策，逐步地‘与民众互相结合’(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中山先生原来规定的革命道路。按照这个道路，就必须抛弃法西斯的一切垃圾，忠实执行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法西斯派在改革国民党问题上，把国民党重新推向后退，彻底排斥国民党内外的一切民主派，阴谋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加深国民党与民众的分裂。这是十八年历史经过血腥考验的错误道路。”“我们是希望国民党按照中山先生的道路改革的”，这是“国民党进行改革的唯一的正确道路”[1]229－230。

    3月17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蒋介石强调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民主的主要条件，全国军队属于国家，军令与政令统一。会议通过了主张由国民党制订宪法，行政院向总统个人负责，不制订省宪等几项决议。这都与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决议相违背。动摇了政协的五项决议。3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对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深刻的剖析，指出，“二中全会的整个过程和整个结果，表明了国民党内法西斯派的活动在二中全会中得到了优势”，“在法西斯分子的操纵之下，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最突出的结果是通过了准备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决议。政协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乃是今后中国将继续是一个独裁国家或改革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根本关键，因此是中国民主派与法西斯派政治斗争的焦点。如果这些原则被推翻，则政协会议的其他决议，政府的改组，国大的召集，乃至停战整军等等协定，都将成为空文，都将为法西斯派在独裁政府中撕得粉碎。”[1]231在19日《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社论的基础上，中央准备进一步抨击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宣言，胡乔木即循着这一思路，很快写成一篇文稿。经请示毛泽东并往返商量，胡乔木又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对抨击国民党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调整。

    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驳蒋介石》[1]。针对蒋介石4月1日在国民参政会上政治报告的内容和4月3日、4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社论要点，指出蒋介石政治报告中对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的有关决议和“东北停战协定”彻底加以否定，其实质“一是撕毁东北停战协定，重新向全国宣布大规模的内战；一是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重新向全国宣布独裁，并企图经过国民大会使这个独裁得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正告国民党方面：“中国人民已决心为反对增兵东北，为制止东北的内战和其他地方的内战，为坚持东北人民与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为结束独裁训政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坚持政协决议百分之百实现”，“准备作不屈不挠的奋斗”。这篇社论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准备进行自卫反击的檄文，立论鲜明严密，文笔尖锐泼辣，痛快淋漓，颇有毛泽东的风格。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代表团电，要求“《驳蒋介石》一文，收到后请立即在《新华日报》照样全文发表，并印单行本广为散布。”同时还电告各中央局：“《驳蒋介石》一文，除在我区发表外，沪、宁、港、粤、武、汉、平、津、青、济、云、贵、川及东北各大城市，速印单行本广为散发，不能公开者，则秘密散发之，愈多愈好。”[4]这表明，毛泽东对胡乔木写的这篇社论很满意。经过3月24日后的迅速调整，胡乔木的文章完全符合毛泽东对敌斗争的思路了。

    4月10日，胡乔木按照中央的要求，继续写了《再评破产的政治理论》的社论[1]，对国民党当局特别是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所谓“国家法统不容中断”的论调再次加以批驳。社论强调，中国人民“斗争的目标就是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废止那个祸国殃民的‘训政时期约法’，实现一个国会全权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宪政。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法统”。社论指出：“历史大势显然早已指出来了：人民民主的法统必将战胜法西斯独裁的法统”。

    此外，在此期间，胡乔木或遵毛主席指示，或应约稿，还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社论和文章：

    6月5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对最近时期美国方面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内战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

    6月25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社论。严正指出：“为了巩固中美友谊，就必须澄清中美关系，就必须停止和纠正一切支持中国独裁内战、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破坏中国和平民主、危害中国独立安全的措施，就必须停止和收回一切所谓对华军事援助，并撤退一切驻华军队。”[1]262－263

    8月1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社论。

    8月29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一年的教训》的社论。

    10月12日，胡乔木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的社论[1]中，连用五段“这有什么疑义吗？这是没有疑义的”文字，抨击了国民党方面破坏政协决议的精神和东北停战协定的行径。

    10月1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的社论，[1]表示：“一年多以来，张家口在民主政府管理下成了东方著名的模范城市，全世界由此证实了中共不但善于领导乡村，而且善于领导城市”。

    10月2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求真正的停战令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的社论。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议和“双十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先是国民党军队22万人对中原军区合围。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军区主力于1946年6月26日晚间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又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及海南岛等解放区。  

    自1946年7月至10月，解放区军民进行自卫战争予以抗击，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为挽救颓局，在政治上，蒋介石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简称“国大”)，为他的反动统治制造“宪法”依据；在军事上，蒋介石采取重点进攻战略，以山东和陕北为重点，企图突袭延安。

    面对这样的形势，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一方面，做好军事上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准备；另一方面，揭露蒋介石施放的和平烟幕和召开“国大”的独裁本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于1946年11月6日通过武装保卫延安的命令。同时，毛泽东又于8日致信刘少奇，布置事前揭发蒋介石虚伪的停战令。中共中央针对11月8日蒋介石的声明于11月9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11月11日，中央召开了保卫延安与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动员大会。

    在此紧张时刻，胡乔木在毛泽东指导下，为揭露蒋介石，为保卫延安，做舆论宣传工作。

    1946年11月11日，在中央召开保卫延安与陕甘宁边区动员大会的当天，《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按照中央要求写的社论《两个声明》。社论指出：蒋介石11月8日发表的对于时局的声明，是在“和平”字眼装潢下的“一篇最卤莽最激烈的宣战书”。与他的宣战书同时发出的所谓“停战令”，“则是最虚伪者，比如杀了一个人的头却在那人的颈项上贴一张膏药。蒋介石已将一月政协会议以来的一线希望都最后杀死了。”⑥针对国民党不顾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召开所谓“国民大会”，社论严正指出，蒋介石召开的所谓“国大”，“不但向中国共产党宣了战，而且向一切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宣了战，向全体中国人民宣了战”，“埋葬了政治妥协的最后希望”。并嘲笑道：“他一手包办的所谓‘国大’本身……这不过是蒋介石政治魔术箱里的一只用烂了的破草鞋。”其目的是“要借此篡夺国家，并使他的篡夺得到所谓‘宪法’的根据。正是这样，他就埋葬了政治妥协的最后希望。”[1]278

    社论指出：“在这种情形下面，一贯要求和平的中国共产党在11月9日的声明中坦白地揭穿这个欺骗，自然不能不令一切公平的观察家首肯。”

    通过对两个声明的对比分析，社论指明：“两个声明：一个是虚伪的，一个是坦白的；一个是破坏的，一个是建设的。虽然蒋介石以召开所谓‘国大’关闭了妥协之门，中共仍然要求蒋介石停开他的‘国大’，并撤回他的进攻军队，这显然是今天中国危局的唯一和最后的建设性的出路。中共声明贯彻着严正的立场，充满着坚定的信念，这表示蒋介石的一切进攻威吓和欺诈，现在是在一个毫不动摇的对手面前无所施其技了。”社论就蒋介石为抛弃政协决议编排的滑稽理由“此半年间一般情势已大有变迁”，充满自信地揶揄说：“不过这句话也有一面的真理：只在三四个月间，一般情势即已大有变迁，蒋介石不但在政治上已经迅速失尽人心，而且在军事上也已经迅速失掉三十五个旅的兵力。……一切迹象都表明这种消耗决不能维持多久。”并预言：“如果他仍然拒绝中共的忠告，那么，一切情势即将继续大有变迁，他不久就必然要尝到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的苦味。全世界都看得明白：这是不怪任何别人，这完全是蒋介石自己作孽，自己骑上虎背的结果。”[1]280

    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份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11月19日，中共驻南京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奉命返回延安，只留董必武等在南京继续同国民党政府接触。

    11月21日，在延安枣园，胡乔木参加了中央举行的会议，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经过。毛泽东就形势与任务发言，胡乔木做记录。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过去几个月消灭了国民党军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我们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我们就可以打出去，用三五年时间，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我们的目标是打倒蒋介石，我们按这个目标去做，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

    11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社论。

    在揭露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团结、发动内战的斗争中，胡乔木的一枝凌云健笔，的确及时地、有效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解放日报》停刊后的工作

    1947年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延安。3月底中共中央开会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由此开始转战陕北。其时，胡乔木率土改工作团在陇东搞土改。4月14日，任弼时通过习仲勋转给胡乔木一封电报，要他率土改工作团部分人员归队。4月下旬，胡乔木挎着小包，回到中央驻地靖边县王家湾(今属安塞县)。毛泽东听说乔木回来，立即出门迎接。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已经在王家湾住了半个来月了。胡乔木在王家湾，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住在贫农薛如宪的两孔半套窑里。窑洞又小又黑，毛泽东住左边。胡乔木挤在周恩来、陆定一住的过道窑里。没有桌子，就用高粱秆串成的锅盖垫在膝盖上写稿。

    胡乔木回到毛泽东身边后，又恢复了撰写社论、评论的工作。不过，进入转战陕北阶段后，《解放日报》已于3月27日停刊，《解放日报》社的全部工作人员都归入新华社的编制。其中大部分由社长廖承志率领，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太行地区重新建社。另有二十多人由范长江带领，随中央留在陕北。所以，胡乔木这时是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要求，为新华社撰写社论、评论和消息。

    胡乔木文思敏捷，下笔很快。稿子写好，经毛泽东阅改，就由新华社发出。稿子除电台播发之外，还油印散发。当时新华社有两份油印小报，一份是刊登自写稿件的《评论和电讯》，一份是刊登抄收国外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电讯的《参考消息》。

    从3月中旬以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下，遭受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接连取得重大胜利。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在一个多月内，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把胡宗南在陕北牢牢卡住。在山东，华东人民解放军继莱芜战役胜利后，5月14日晨至16日午，又在蒙阴东南的孟良崮地区，经过激战，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当场毙命。

    1947年5月19日，新华社发表《祝蒙阴大捷》的社论。这是胡乔木从陇东归队后写的第一篇社论。社论指出，蒙阴大捷是解放区全面反攻的信号，对蒋介石最精锐部队的这个打击“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相信“山东人民解放军将于不久的将来，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从而使全解放区转入全面反攻”[1]287。

    紧接着，胡乔木又为新华社写了《破车不能再开》。发表于6月4日的这一长篇社论，对国民党“一手制造的，反动分子占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所未参加的”四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及其通过的决议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猛烈的抨击。尖锐地指出这届国民参政会“狂热地拥护内战”、“坚决地反对人民的和平运动”的实质，说它“完成了角色的两位一体的任务：借外债，打内战。”毛泽东加上一句加以强调：“这次参政会一切都是假的，只有借外债，打内战两件是真的。”[1]291毛泽东还在另外五处作了增补。

    1947年6月9日晚，胡宗南部刘戡率四个半旅沿延河北上，先头部队进至距王家湾仅一山之隔的寺湾。中央机关连夜转移，于12日晨到达天赐湾。6月17日上午，胡乔木随毛泽东与中央纵队由天赐湾重返小河村，在这里停留了46天。

    这时，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一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已经严重受挫。解放军很快就要转入战略进攻了。

    在此期间，胡乔木继续撰写揭露和批驳蒋介石、国民党的评论，经毛泽东修改后播发。这些声讨蒋介石的檄文，冷嘲热讽，尖锐泼辣，从标题到内文，洋溢着胜利者的气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胡乔木在毛泽东长期熏陶之下，其文笔同毛泽东可以说到了珠联璧合的境地。胡乔木晚年有诗云：“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⑦确是转战陕北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6月20日，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时评《哀号无济于事》，针对16日蒋介石“对他的军校学生发了一篇‘训词’，要他们拿出二十三年前黄埔军校创办时的革命精神，来挽救‘国家之忧患’”一事，指出：蒋介石“隐瞒了一个主要的关节：他没有提到黄埔的革命精神是怎样来的，又是怎样去的”。“黄埔的革命精神，它是随着国共合作而来，随着人民立场而来，在国共分裂以后，在背叛人民以后，这种精神就必然从蒋介石的队伍中一去不返。好比刻舟不能求剑。”时评指出：“蒋介石的宣传近来完全乱了，其特点是向各方面乱叫救命”，“第一是向国民党乱叫救命”、“第二是向所谓公正人士乱叫救命”、“第三是向外国乱叫救命”。文章结尾说：“一切这些乱叫，到底达不到救命的目的，会有一天终不免大叫三声而亡。”毛泽东阅改时紧接着这句话增加了一段文字，使文章平添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在这段文字中，毛泽东第一次写下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的名言。

    7月初，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七七’抗战十周年纪念日发布的对时局的口号”。毛泽东稍作修改后，以“新华社陕北七日电”的形式发表。全部口号共16条。7日，胡乔木又起草“新华社陕北一日电”，评南京国民党政府6月29日对毛泽东下的所谓“通缉令”，毛泽东作了重要修改。电文说：“南京蒋介石政府已对中国人民领袖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主席实行所谓‘下令通缉’”。“蒋介石采取此项步骤，正是在全国人民起来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时候。”“蒋介石的所谓通缉令在人民解放军胜利反攻的浪潮中特别显得滑稽。此间观察家认为，在蒋军到处失败，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蒋介石此举是企图挽救蒋军将士与国民党官员普遍绝望情绪之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毛泽东在最后加了一段话，说一年来蒋介石采取的许多步骤，“其目的都是为着打击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的威信，并将他们孤立起来。但其结果却是完全相反，致命地打击了蒋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残存的一点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蒋介石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⑧这段话既是对一年斗争历程的总结，又是对未来局势的预言。

    7月13日，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的长篇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正是以毛泽东上述论断为纲要写就的。社论全面批判7月4日蒋介石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几个方面回顾了一年来蒋介石的所谓“总动员”不断失败的情形，指出蒋介石的“总动员救不了总崩溃”。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小河会议”)。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赓、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等出席。胡乔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的问题。小河会议前后，刘伯承、邓小平所部人民解放军取得鲁西大捷。胡乔木为新华社写评论《祝鲁西大捷》，经毛泽东阅改后于7月30日发表。评论指出：我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所部的人民解放军，自6月30日夜在鲁西渡黄河南下以后，7月8日收复郓城至28日收复金乡以北羊山集，前后二十天中间，连战连捷，除较小战果不计外，歼敌四个师部、九个半旅，俘毙敌据初步统计达五万八千余人。“这个伟大胜利，足与今年二月华东人民解放军在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中歼敌四个师部十二个整旅的记录及今年五六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中长路吉沈路等处歼敌八万的记录相比美。进一步表明了我军愈战愈强和敌军愈战愈弱的真理，奠定了我军在今后一年中争取超过过去一年战绩的信心。”评论通过具体分析热情赞扬这一伟大胜利的意义：“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总动员令”，“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黄河阴谋”，“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无耻和造谣”。指出战争发展的前途：“鲁西的胜利，为攻坚战树立了光荣的模范，并展开了南线反攻的伟大远景。”[1]305－308

    小河会议后，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社论《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7月31日发表)，回顾二十年来人民军队奋斗和发展的历程，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二十年历史包含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一个最基本的和最需要反复说明的经验，这就是：一个革命的力量只要是真正依靠群众，就永远不会被敌人压倒，因此永远不应该被敌人吓倒。”社论批评革命营垒里的“不坚定分子”和一些所谓的“民主分子”，面对“前进中的困难”，“不敢于胜利”、“以为蒋介石和人民的斗争的结果会是谁也消灭不了谁”。社论指出，“这些人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善于冷静地全面地分析情况；就是不善于区别什么要素只是暂时起作用，而什么却是经常起作用的；就是不善于区别什么力量即使暂时似乎还很强大，却已经开始衰亡，而什么力量即使暂时似乎还很弱小，却是正在向前发展的东西。天上的乌云，反动派的优势，革命运动的错误和挫折，这些是暂时起作用的，而太阳的光明，反动派与人民的矛盾和由此而来的反动派的不可解救的危机，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力量，革命真理的力量，这些是经常起作用的。”“人民解放军二十年历史的最基本经验就是必须把上述的真理经常教育人民，经常教育自己的队伍中的每一个战士和干部，使全军全民经常认识历史的真实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有充分的信念，以便克服一切可能的困难，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1]

    1947年8月1日，胡乔木跟随毛泽东一行离开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转移，第二次到达靖边县青阳岔。以后每天转移，4日，到达子洲县巡检寺。利用在这里短暂停留的几天，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蒋介石的秘密演讲录》⑨。文章用大量事实，以冷嘲热讽的文笔，揭露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秘密讲演录中所暴露出来的无能和委罪于人的手法[1]315－319。

    8月10日，胡乔木随毛泽东到达绥德县黄家沟。13日，毛泽东一行渡过无定河，14日下午到达米脂县城郊井家坪。15日傍晚到达米脂、佳县交界的陈家岔。16日上午，从陈家岔出发，夜晚转移到佳县以西十五公里的曹家庄。17日黎明离开曹家庄，中午到达佳县白龙庙村。短暂休息后，继续行军。18日，冒雨抢渡五女河，傍晚到达佳县杨家园则为山洪所阻，即在此宿营。19日上午离开，中午到达佳县梁家岔。8月23日上午，毛泽东等到达西北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佳县前东原村。在这里，胡乔木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参加由彭德怀主持的旅以上干部庆祝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下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离开梁家岔。8月24日，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行到达佳县朱官寨扎营，结束了转战陕北最艰苦的一段行程。

    在这段行程中，胡乔木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常常利用行军休息的间歇写稿。有时一无依傍，就俯身马鞍，挥笔成文。

    胡乔木跟随毛泽东在佳县朱官寨住了29天，直到9月21日离开。这29天，生活非常艰苦，因缺粮，经常吃野菜、黑豆充饥。胡乔木仍然挥笔不辍，写出了指导全军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文章。9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四十条”的命令；11日，为新华社撰写新闻稿《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17日，为新华社起草“陕北十八日电”《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在远东人民中扩大》；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16周年，撰写新华社社论《救国必先灭蒋》。

    1947年9月21日，胡乔木随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从朱官寨出发，到达佳县张家崖，23日到达神泉堡。在神泉堡住下后，工作相对不那么紧张。胡乔木还是发挥他的笔杆子的作用。

    10月6日，胡乔木遵毛泽东嘱咐，起草毛泽东、朱德致斯大林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贺电。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两个重要文告，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统一规定。训令是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

     10月30日，新华社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中国和亚洲——美国人民的朋友，美国反动派的仇敌》。11月5日，新华社又发表胡乔木写的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揭露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并对该盟人员进行迫害的行径。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四处重要修改。在文章最后增加了一段对民盟说的话：“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1]332

    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长篇社论，毛泽东加上正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于11月7日发表。文章指出，“在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时候，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和一切觉悟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怀抱更光明更热烈的希望，对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战斗意志，和对于人类解放事业必然胜利的更伟大的信心。”“十月革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打开了帝国主义统治的第一个缺口，树立了社会主义乐园的第一座灯塔”，“资本主义的旧秩序已经丧失生命力和希望，已经一天比一天破碎和糜烂了”，“只有十月革命所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一个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才能够帮助各国人民得到解放和正义，才能够抵抗资本主义旧世界的腐化和反动，才能够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的光明前途”。“十月革命是科学的胜利，这个科学的名字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以来三十年各国人民斗争的历史，从一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对于反动势力的纸老虎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特别是在社论最后，增加了一段联系中国革命现实、坚信必将打倒一切敌人建立新中国的话：

    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当此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年的日子，中国人民应当相信，我们苦难的日子是完全能够度过的，什么困难也能克服，获有美国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我们完全有把握将其彻底打倒。我们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中华民族是一个能战斗的民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伟绩，中国人亦能创造出来。今后数年的时间必能证明这一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1]337－338。

    1947年11月20日，胡乔木随毛泽东离开阎家峁，到达佳县乌龙铺。后经米脂县申家硷，于22日下午到达米脂县杨家沟。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即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十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毅、陆定一、习仲勋、马明芳、李井泉、李维汉、李克农、李涛。胡乔木也正式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毛主席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他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十二月会议一结束，29日，胡乔木就为中央起草了致中央工委、各局、各分局、各兵团首长等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扩大会议简报》，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十二月会议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十二月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经过新华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后，在解放区和国统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蒋介石阵营内部引起了极度的恐慌和不安。

     1947年即将过去，毛泽东召集随他一起转战陕北的几个大队负责人辞旧迎新，他高兴地对大家说：“1947年是胜利年，也是辛苦的一年，大家要好好地过个年。”1948年元旦这一天，胡乔木和周恩来、彭德怀、叶子龙等一起吃饺子，共享新年到来和革命不断胜利的喜悦。

    1948年3月21日，胡乔木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离开杨家沟，向东转移。3月23日，从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的临县三交镇(与中央后委会合)、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和岢岚、五寨、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于4月13日到达晋察冀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中央机关4月13日到达城南庄后，稍事休整，胡乔木即随周恩来、任弼时于4月23日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他们一行65人分乘八辆汽车，于第二天凌晨到达。受到先期到达那里的中央工委领导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的热情欢迎。

    从1947年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解放日报》停刊以后，新华社就成为兼具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和广播电台三项职能的中央新闻机构。1948年4月到西柏坡后，党中央任命胡乔木担任新华社总编辑。5月9日，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正式宣布合并，又任命胡乔木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从此，胡乔木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①此文刊登于第三版。本文引述据此。

    ②党级委员会由王稼祥、博古、凯丰、余光生和胡乔木组成。

    ③这篇社论收入《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④蒋介石广播演说，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附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版。

    ⑤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毛泽东加写一段话指出：“人们只要注视到这样一点，就可一眼看穿中国法西斯分子们的阴谋之所在：从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切言论行动中，他们总是小心保护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汉奸伪军，不愿丝毫触犯他们。至于对真正援助中国独立解放的盟邦苏联，却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放在必须‘打倒’之列。同样，他们对日寇汉奸略无仇恨，对于中共则恨之入骨髓，必欲消灭之而后快。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法西斯分子，和国外法西斯分子一样，将一切仇恨集中于苏联与共产党及一切真正民主人士，企图把人民的胜利加以推翻。”

    ⑥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 278、279。胡乔木在编自己的文集时，凡毛泽东阅改时所加的文字，都用黑体字标明。本书此处及以下引文均照录。

    ⑦七律·有思(作于1982年6月)，见《胡乔木诗词集》，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98页。

    ⑧据档案。

    ⑨见《胡乔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1－312页。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秘密讲演录是人民解放军在“鲁西大捷”中缴获的。

    【参考文献】  

    [1]胡乔木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63.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02.

    [4]毛泽东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5.

本文转自近代中国研究网

来源：清华大学校史馆（公众号）

链接：https://xsg.tsinghua.edu.cn/info/1004/1604.htm

编辑：王晨雅

网络评论方法论·青年谈丨做一个“大胆”又“小心”的评论者

[size=20.976px]胡思琦（重庆大学）

主动接触新闻评论，是我整个大学生涯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之一。上大二时，苦感自己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稍显逊色。于是，在同学的启发下，我开始写作新闻评论。很幸运，当时写作的第一篇作品便被红辣椒评论公众号发了出来，还是作为头条，这给足了我自信，也给了我后来坚持写作的源动力。

尝到甜头后，我又再接再厉投稿了第二篇、第三篇……但除了前两篇，后面的几篇作品几乎全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在第六还是第七次被拒稿后，我开始停下脚步思考：到底什么是新闻评论？新闻评论之于我，又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新闻评论？这个问题对当时的我而言，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直到看了许多篇优秀评论者的文章后，这个影子才在我心中落地成型。恰如张季鸾所言，“客观记载，欲求其祥；主观论断，更期其勇”，新闻的事实可以是“死”的，是“客观记载”的，而新闻评论则必须是“活”的，要凝结作者的观点和思考。当然，新闻评论也需要一点勇气，一点敢于“大胆假设”和愿意“小心求证”的勇气。秉持着这一理念，我开始形成自己固定的写作步骤：在落笔之前，我会记录下自己的所有想法并据此查找相关资料形成逻辑链。新闻事件下的评论留言也是我尤为关注的地方。比如，我在写《高分复读成“生意经”，百害而无一利》时，查找了部分地方教育与当地政绩挂钩的事实；在写《“钱景无限”的核子基因，没有未来》时，我通过评论区和部分媒体所公开的信息，初步判断认为，这可能存在第三方在人民与政府之间谋利搅局的结论。于是，“大胆”与“小心”，这成为我评论写作中的两条准则。

新闻评论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最开始接触新闻评论，我是为了“我”，是为了自我能力的提升。而现在，我想将评论作为愿意毕生为之坚持和奋斗的事业，为新闻中的人与物、情与理去发声、去书写。相信不少新闻学子在面对那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时，都曾热血澎湃、激情满怀。评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评论事业为我们的新闻理想托底。

各位朋友，如果你也有一颗渴望表达的心，不妨大胆拿起笔，勇敢迈出第一步，写你所想，抒你所思。如今“好评中国”大赛正在进行中，这也正好给我们广大青年作者，提供出了一个难得的评论实践平台。我们相信，在日复一日的输入与输出中终将收获“蝶变”。

来源：红网

作者：胡思琦

编辑：陈晓丹



来源：红网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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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梦瑶